李红政[1]2003年在《陆军新兵心理状况与生活事件相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陆军新兵不同集训阶段的心理特点，初步探讨新兵精神疾病的监测方法；编制“陆军义务兵生活事件问卷”(简称LEI-CSLA)，为义务兵心理干预、部队科学管理和军事医学心理学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测评工具；探讨新兵心理症状的影响因素及生活事件对心理症状的作用模式，为新兵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简易应付方式问卷(SCSQ)、成人艾森克个性问卷(EPQ-adults)、社会支持问卷等自评工具，对1432名新兵在集训前、集训1个月末、集训2个月末进行评定，采用线索调查和问卷筛查方法对新兵精神疾病进行监测。所有资料用SPSS10.0进行统计。 LEI-CSLA编制遵循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查阅文献、开放式问卷调查(145人)和专家评议(15人)等方法拟定预测问卷，在对356名义务兵作预测后确定实测问卷结构维度(家庭、地方社交、战勤、部队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和条目内容(93条)。问卷实测取样共1731人，对134名正常义务兵和83名义务兵精神障碍恢复期患者间隔1～2周作重测。用重测信度、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相关法对问卷作信度考验；效度考验主要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同时效度，同时效度考验以心理状况各指标为校标，并对精神障碍恢复期患者和正常人之间的生活事件差异，以及义务兵不同兵龄。年龄、文化程度和兵种间的生活事件差异作了比较。 确定LEI｛SLA有较好的信、效度之后，应用回归分析和交互作用分析，研究了新兵心理症状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路径分析初步探讨了生活事件对心理症状的作用模式。 结果：新兵集训前的焦虑、抑郁、恐怖等情绪问题和应付方式的评分最高，依次为集训第 1个月末和第 2个月末0狈．01）；躯体化症状分在集训第1个月末最高，依次为集训前和集训第2个月末 吓狈．01入 集训期间主观社会支持分的变化无明显差异u＝＝0．93人客观社会支持评分增高但支持利用度评分降低0均狈．05人 睡眠总分无明显变化o刃．76人疾病监测中发现19例应激相关障碍、5例神经症、3例轻度MR和 3例分裂症患者。 LE工CSLA编铝方面，实狈问卷共有93个条目，49（52．7％）个条目“发生情况几的流行性水平为 0．11～0．29，42（45．2％）个条目“心理影响”的流行性水平为0．11～0．29，各条目均有较好的鉴别度，t为4．26～23．11（P＜0．01）。信度考验结果表明，一般战士 LEI－CSLA总分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74，各维度为 0．62～0．71，分裂症恢复期患者总分为 0．70，各维度为 0．71～0．79；Cronbach’s a系数总分为 0．93，各维度为0．67～0．86；校正分半相关系数总分为0．87，各维度为0．58～0．78。效度考验结果表明，LE工CSLA总分与SCL－90症状指数 11 jr相关系数为0．66，除家庭维度为0．39外，其余各维度为0．56～0．58；LEI七SLA总分与流调抑郁分、Beck焦虑分、睡眠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6～0．5；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提取的二因子可解释总方差的78．97％，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AGFI、CFI、NNFI均在0．95以上；生活事件对 2年以上义务兵的心理影响大于新兵卯仍．05人但影响无年龄段差异o川．05人新兵在部队内生活事件叁个维度上的评分均存在兵种间差异u＜0．05人 生活事件在神经症类患者和对照组间均有显着差异吓狈．05人但在分裂症类患者与对照组间只有家庭、地方社交、部队人际关系叁方面存在显着差异吓狈．05人 对心理症状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神经质、生活事件、阴性应付方式、客观社会支持4个变量依次进入了以心理症状为应变量的回归方程，p绝对值为0．09～0．48，4个指标可解释心理症状总方差的64．4儿生活事件和神经质的交互作用对心理症状有直接影响，包括该交互作用在内的5个显着自变量可解释总方差的66．4儿 解释方差贡献值的变化有显着意义吓。＿二13．43，P—0．00人生活事件对心理症状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作用，间接作用的中介因素有神经质和阴性应付方式，生活事件不直接通过客观社会支制心理症状产生影响。 结论：新兵集训前的情绪问题和集训中期的躯体化症状较明显，是心理干预的主要内容；集训【过程中睡眠状况整体上无明显差别；集训后期获得的客观社会支持明显增强；集训中发现有少部分精神障碍患者，需要及时监测；线索调查法适用于新兵精神疾病监测，可在部 皿 《·队中试用。 LEI｛SLA条目有较好的区分度，条回心理影响的流行性水平均狈．7；就整体而言，问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内容上的一致性，信度指标达到了心理测验学的基本要求；因素分析表明，问卷有较好的结构
李赢[2]2007年在《集训新兵心理健康和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武警新兵集训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适应不良的相关因素，为新兵心理问题的早期干预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阶段问卷调查研究的方法(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对所有研究对象入伍2周内施测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调查表(PSSG)、普遍性适应不良量表(Gm)、自我隐瞒量表(SC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Q)、应付方式问卷(CSQ)、症状自评量表(SCL-90)以及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第二阶段：10-12周后(新兵入伍集训结束之前)对全体被试再次施测SCL-90。结果：(1)集训后SCL-90各因子分及总分均较集训前显着降低(P＜0.01)(2)独生子女新兵集训前在抑郁和焦虑因子分上显着低于非独生子女新兵；南方来源新兵集训前在躯体化因子分，集训后在强迫和其他因子分上显着高于北方来源新兵；高中组新兵集训后在躯体化、偏执、其他因子分和总分上显着高于初中组新兵，而在集训前在恐怖因子分，集训后的精神病性因子分上低于初中组新兵；年龄≤18岁组新兵集训后在恐怖因子分上显着高于年龄≥19岁组新兵；年龄与集训前后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集训前：敌对、恐怖，集训后：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偏执因子与年龄呈显着负相关；以新兵SCL-90前后测试的差值为应变量，集训前新兵SCL-90各相应总分及因子分为协变量，对各组具有不同身份的新兵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独生子女组在躯体化和其他因子上显着低于非独生子女组；年龄大于等于19岁组新兵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比年龄小于等于18岁组新兵大；学历为高中及以上的新兵在强迫、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分前后变化上显着低于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组新兵；偏执和其他因子高中及以上组显着低于初中及以下组；南方或北方组别兵源，入伍前身份，城市、县镇或农村组别来源新兵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组别新兵集训前后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的协方差分析显示，差异无显着性；有女友、有异性朋友交往一般、无异性朋友叁组新兵集训前后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有显着差异，两两之间的比较集训前后有异性朋友组SCL-90总分较有女友组和无异性朋友组低，差异有显着性。(3)普遍性适应不良，自我隐瞒，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生活事件、消极情绪体验、消极应对和应激总分与集训前后SCL-90总分及因子分呈显着正相关；社会支持，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团体用心理社会应激：积极情绪体验、积极应对与SCL-90与集训前后SCL-90总分及因子分呈显着负相关；集训前SCL-90总分高分组普遍性适应不良，团体社会心理应激：生活事件、消极情绪体验、消极应对、总应激，自我隐瞒，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量表分显着高于低分组；高分组团体社会心理应激：积极应对，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支持总分，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量表分显着低于低分组；集训后SCL-90总分高分组普遍性适应不良，团体社会心理应激：生活事件、消极情绪体验、消极应对、总应激，自我隐瞒，应付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量表分显着高于低分组；高分组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支持总分，应付方式：解决问题、求助量表分显着低于低分组(4)将新兵集训前后SCL-90量表总分作为因变量Y(1=总分＜160分，2=总分≥160分)，自我隐瞒等18个因子作为自变量，采取Backward：LR方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集训前回归方程的变量是：X1(普遍性适应不良)，X2(生活事件)，X3(自责)，X4(幻想)，方程为：Y=-6.598+0.217 X1+0.129 X2+0.137 X3+0.230 X4，卡方值为209.558，P=0.000，故logistic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总的正确预测率为86.1％；进入集训后回归方程的变量是：X1(普遍性适应不良)，X2(消极情绪体验)，X3(自责)，方程为：Y=-5.477+0.118 X1+0.123X2+0.184 X3，卡方值为63.171，P=0.000，故logistic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总的正确预测率为93.1％。结论：1．高学历、低年龄、独生子女以及南方来源新兵比低学历、高年龄、非独生子女和北方来源新兵在集训过程中表现出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适应能力。2．新兵恋爱问题需要科学引导。3．普遍性适应不良、自我隐瞒、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以及心理社会应激的水平与新兵集训过程中的适应和病理心理水平密切相关，尤其以普遍性适应不良、生活事件、不良情绪反应和负性应付方式的影响最大。
余苒[3]2014年在《中国军人生活事件特点及其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和目的有研究表明中国军人的抑郁率为18.1%，近几年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一些区域性针对特殊作业的军人抑郁调查报道中发现中国军人抑郁的发生率在25.2%-51.56%之间。生活事件（Life Events）是指来自环境或自身的引起个体生理、心理变化的各种应激源。它与抑郁发生关系紧密。研究表明，92%的抑郁症病人在抑郁发病前存在生活事件的影响。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性质决定其面临更为特殊、复杂的生活事件影响。常见的军事生活事件例如训练伤、退伍、亲属去世、家庭矛盾、经济困难等生活事件，都有可能促使军人抑郁发生。对军人生活事件特点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究生活事件在军人精神疾病中的作用，而且可以通过生活事件的探讨分析对军人心理健康、作战力生成和工作绩效的影响，从军事管理学的角度分析生活事件的表现形式及潜在危害，便于部队开展教育，加强管理，提高战斗力。社会支持在抑郁的发生、发展、转归过程中起到缓冲作用。研究表明，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的军人，即使在经历重大生活事件，抑郁发生率却处于较低水平，即社会支持可以保护和缓冲生活事件对于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研究军人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关系，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中的作用过程，为部队能够更好的为官兵提供有效的支持提供帮助。然而目前缺乏大样本研究中国军人生活事件的特点，及其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针对军事职业特点的军人生活事件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以及国际通用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全国范围内的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军人进行大规模的生活事件特点调查，旨在初步了解军人生活事件的特点，及其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关系，建立其路径模型，为军人心理健康的维护提供依据。对象与方法本次调研在全军海、陆、空、武警四个军兵种共发放问卷1.14万份，共获有效问卷10505份，有效率92%。其中陆军7634人，占72.7%；海军1443人，占13.7%；空军943人，占9%；武警485人，占4.6%；男性10397人（99%）；女性108人（1%）；平均年龄22.38±3.95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采用SPSS和AMOS，对我国军人生活事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就其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本研究首先对文献回顾，分析国内外军人生活事件特点研究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关系研究情况。本课题包括四个研究，研究一进行了我国军人生活事件特点的调查，并分析了在年龄、性别、军种上的差异性；研究二分析了我国军人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关系；研究叁分析了我国军人生活事件与抑郁的相关关系；研究四建立了中国军人社会支持、抑郁症状与生活事件的路径模型。结果1．中国军人生活事件的发生率具有普遍性，发生一次以上生活事件占调查总数的50.3%。其中位居前叁的生活事件依次为：未来就业压力大（占18.1%）、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占17.8%）、受到批评或惩罚（占14.6%）。2．从性别差异上来看，中国男性军人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和负性事件刺激量低于女性军人，但正性生活事件刺激量显着低于女军人（3.34±0.10vs5.56±1.12，F=4.949，P <0.05）。3．不同军兵种军人的生活事件刺激量存在显着性差异。海军军人生活事件总刺激量（33.30±1.87vs25.50±0.76vs18.4±1.66vs15.1±2.19，F=14.656，P <0.0001）及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高于陆军、空军、武警（29.23±1.78vs22.1±0.71vs15.35±1.52vs12.03±2.04，F=14.681，P <0.0001）。4．不同职别军人的生活事件刺激量存在显着性差异。军官生活事件总刺激量（49.79±2.81vs30.27±1.11vs14.97±0.58，F=158.235，P <0.0001）、负性生活事件（43.77±2.68vs26.92±1.05vs12.22±0.52，F=152.044，P <0.0001）、正性生活事件刺激量（6.01±0.37vs3.35±0.16vs2.75±0.14，F=46.764，P <0.0001）均高于士官、战士，战士低于士官。5．不同年龄段军人的生活事件刺激量存在显着性差异。生活事件刺激量（80.73±7.13vs13.71±0.62vs1.45±0.79vs56.23±2.7vs49.59±17.74，F=325.134，P <0.0001）和负性事件刺激量（51.08±2.60vs11.28±0.56vs18.11±0.72vs74.12±6.88vs3.44±17.19，F=350.764，P <0.0001）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生活事件高发年龄为31~40岁，其次为26~30岁组，41岁后生活事件发生有下降趋势。6．不同社会支持状态下的军人其生活事件得分具有显着性差异。社会支持度低的的军人在生活事件总刺激量（36.77±1.66vs17.54±0.89，F=104.056，P <0.0001）和负性事件总刺激量（33.32±1.59vs14.45±0.82，F=111.360，P <0.0001）上显着高于社会支持度高的军人。7．中国军人整体抑郁发生率（18.1%，17.4%-18.8%，95%CI）低于中国常模（33.3%），抑郁的发生与生活事件存在显着相关（r=0.382，P<0.01），其中负性生活事件发生同军人抑郁水平存在显着正相关（r=0.385，P<0.01）。生活事件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8．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的发生呈显着负相关（r=-0.46，p<0.001），社会支持度越高抑郁症状越少，社会支持的缺乏增加个体患抑郁症的风险，适宜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促进抑郁症的康复。高社会支持是降低抑郁发生的缓冲、保护性因素。结论1．中国军人生活事件的发生较为普遍，并且存在着群体性的特点，其中工作与未来发展是中国军人群体中最显着的压力源。生活事件存在性别、军种、职级和年龄的差异。女性军人正性生活事件刺激量高于男性军人；海军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及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大于陆军、空军、武警；军官生活事件总量、负性事件及正性事件均高于士官和战士，而战士低于士官；生活事件高发年龄段为31~40岁，其次为26~30岁组。2.我国军人的社会支持在性别、军种、职别、年龄段均有较大的差异性，且军人社会支持与生活事件均呈显着负相关，正性事件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较弱，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程度呈负向反应。高社会支持的军人较低社会支持的军人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应对生活事件，避免了生活事件特别是负性生活事件的累积。3．中国军人抑郁发生同生活事件存在显着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发生同军人抑郁水平存在显着正相关。由于生活事件（正性或负性）引发的强烈应激条件和抑郁患者的负性认知加工偏向，正性生活事件可能无法作为抑郁发生或缓解的保护性因素。4．社会支持－抑郁症状－生活事件的路径分析显示，生活事件是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而社会支持是防治抑郁发生的缓冲、保护性因素。高社会支持可有效降低生活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抑郁的发生率。
邱蔚祺[4]2018年在《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干预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1)了解野战部队新兵入伍后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适合部队新兵心理健康服务方案提供参考;(2)应用心理学理论及方法,针对入伍新兵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制定综合心理干预方案,并验证其干预方案的有效性。研究方法:(1)现况调查: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野战部队2017年秋季入伍的新兵,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艾森克人格问卷(EPQ)进行测评与分析。(2)心理干预:筛选出有心理问题的新兵采用单盲法随机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各30例,两组均开展一般心理健康教育,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实施综合心理干预。研究结果:1.836例野战部队新兵入伍后的心理健康状况:(1)野战部队新兵SCL-90得分为(139.99±43.55)分,按SCL-90总分超过160分者为筛查阳性,阳性检出率为19.4%(162/836);(2)心理问题表现分布依次为:强迫(28.47%)、人际关系敏感(24.04%)、躯体化(14.35%)、焦虑(14.23%)、抑郁(14.11%)、偏执(11.84%)、精神病性(11.72%)、敌对(9.33%)、恐怖(7.78%)。(3)单因素分析及相关分析显示:生源地(χ~2=11.02,P<0.01)、家庭子女结构(χ~2=6.30,P<0.01)、人际关系(χ~2=224.01,P<0.01)3个因素与心理症状的发生存在相关;积极应对方式(r=-0.28,P<0.01)、内外倾(r=-0.26,P<0.01)与心理症状发生呈显着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r=0.37,P<0.01)、精神质(r=0.39,P<0.01)、神经质(r=0.48,P<0.01)与心理症状发生呈显着正相关。(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消极应对方式(OR=1.54,P<0.01)、精神质(OR=1.16,P<0.01)、神经质(OR=1.38,P<0.01)是心理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人际关系良好(OR=0.44,P<0.01)、农村成长环境(OR=0.93,P<0.05)是心理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2.综合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实验组新兵干预前SCL-90得分为(245.60±46.90),干预后SCL-90得分为(147.57±1.94),总分及各因子分较干预前均有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1.86,P<0.01);相较于一般心理教育,综合心理干预对改善新兵心理健康具有较好的效果(t=9.46,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论:(1)野战部队新兵总体心理状况良好,部分新兵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新兵心理健康主要与应对方式、人格倾向、情绪波动、人际关系、成长环境等有关;(3)针对性的综合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改善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健康状况。
沈玲[5]2012年在《武警新兵心理应激及其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文中研究表明许多新兵在入伍前从未接触过军营，新入伍的青年开始在部队中生活和训练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新兵作为当代青年军人，具有的心理特征既与当代青年人相似，又不同于普通的青年人。他们在入伍后产生心理应激反应，如果不及时调整与适应则容易导致心理或行为的问题，从而影响队伍的建设。关于军人心理应激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但针对新兵心理应激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研究探讨了新兵心理应激的结构，并对其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旨在为提高青年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提供一些数据支持。本研究在分析大量的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开放式问卷的方法收集项目，编制了新兵心理应激问卷。以800名新兵为研究对象，对新兵心理应激的结构进行探索和验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新兵心理应激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研究结果如下：（1）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新兵心理应激的结构由人际关系、军事训练、职业生涯、生活环境四个因子构成，共解释新兵心理应激的总变异量为50.685%，该问卷的实证模型与理论构想拟合较好，结构清晰合理。且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性别在人际关系和军事训练维度及总分上主效应显着，在其余维度上主效应不显着，其中，在人际关系和军事训练维度及总分上，女兵的得分均显着高于男兵；独生子女以及文化程度在心理应激的各维度及总分上主效应均不显着；性别与文化程度、性别与独生子女、文化程度与独生子女以及性别、独生子女、文化程度叁者交互作用不显着。（3）新兵心理应激与积极心理资本呈显着负相关，积极心理资本的四个因子对心理应激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联合解释变异量为60.9%。
贺英[6]2013年在《野战部队新兵心理素质及适应性团体心理训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新兵是部队的新生力量，其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高低直接影响部队的安全稳定和全面建设。已有研究表明，新兵心理问题多发生于新训期间，且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适应问题。因此，关注新兵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探讨提升新兵心理素质的方法和措施，对促进新兵心理健康，增强军队战斗力，保障部队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众多研究对心理干预措施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常见的有心理健康教育、团体心理训练、小组心理干预、个别心理咨询以及其他综合心理干预措施等。以上心理干预方法均取得一定效果，但研究较为零散，系统性、针对性不强。因此，本研究旨在掌握野战部队新兵心理素质、心理健康和情绪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了解野战部队新兵的心理需求，构建新兵适应性团体心理训练方案，并对野战部队新兵进行实证研究。这对帮助新兵减轻心理压力，快速适应军营环境，维护部队的安全稳定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等均能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研究对拓展心理素质的研究领域、丰富军人心理素质研究的理论、完善心理素质训练的方法等也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参考。对象和方法首先，以某集团军5个部队2012年12月入伍的2651名新兵为研究对象，采用军人心理素质问卷（Mental Quality Questionnaire for Army men，MQQA）、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特质焦虑问卷(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Scale，SAS）为测评工具，对野战部队新兵的心理素质、心理健康和情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为构建新兵适应性团体心理训练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其次，以某野战部队2012年12月入伍新兵537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新兵心理健康需求调查表为调查工具，调查研究野战部队新兵的心理健康需求，为构建新兵适应性心理训练方案、开展新兵心理训练实践等提供依据。最后，选取180名新兵开展适应性心理训练的实证研究，采用量表评定和心理访谈等方法检验训练效果。结果1.野战部队新兵心理素质、心理健康和情绪的总体状况在2651名野战部队新兵中，中等及以上心理素质新兵占总体87.1%；新兵心理素质显着好于士兵常模（P0.01）。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6.22%，心理健康水平显着高于新兵常模（P<0.01）。特质焦虑水平显着低于士兵常模（P<0.01），SDS和SAS水平显着高于中国常模（P<0.01）。2.野战部队新兵心理素质、心理健康和情绪发展特点（1）女性心理素质忠诚维度水平显着高于男性（P<0.05），SCL-90恐怖因子水平显着高于男性（P<0.05）。（2）心理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分存在显着的年龄差异（P<0.01），得分呈现随年龄增加逐渐增高的趋势。SCL-90各因子分和TAI、SDS、SAS分呈现随年龄增加逐渐降低的趋势（P<0.01）。（3）心理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分存在显着的文化程度差异(P<0.01)，得分呈现随文化程度增高逐渐增高的趋势。SCL-90各因子分和TAI、SDS、SAS分呈现随文化程度增高逐渐降低的趋势(P<0.01)。（4）独生子女组SCL-90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因子得分和总均分显着高于非独生子女组（P<0.05）；SAS分显着高于非独生子女组（P<0.05）。双亲家庭组心理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分显着高于单亲家庭组（P<0.05）；双亲家庭组SCL-90焦虑因子分、TAI分显着低于单亲组（P<0.05）。民主型家庭新兵的心理素质总分及各维度分显着高于强制型、放任型和溺爱型家庭（P<0.05）；SCL-90各因子分、TAI分、SDS分、SAS分显着低于其他叁组（P<0.01）。3.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健康、情绪水平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心理健康组的心理素质显着高于心理不健康组（P<0.01）。高心理素质组SCL-90各因子得分显着低于低心理素质组（P<0.01）。新兵特质焦虑、焦虑、抑郁、心理健康对心理素质均有直接效应。4.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健康需求现状野战部队90.7%的新兵存在至少2项以上心理问题。新兵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有训练压力问题、情绪问题、角色转换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训练压力大、自我调节能力差和不适应部队管理是新兵心理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心理服务的需求率为80.4%，心理讲座、与专业人员进行交流、个别咨询和心理训练是最受新兵欢迎的心理服务方式。新兵最喜欢的心理训练内容有心理承受能力训练、建立信任训练、情绪与压力调控、团队精神训练、认识自我训练、挫折耐受力训练、角色适应训练、人际交往训练和军事技能训练等。5.野战部队新兵适应性团体心理训练实证研究（1）训练后，实验组新兵在忠诚、勇敢、耐挫、心理素质总分上相比对照组显着提高（P<0.05）。（2）训练后，实验组新兵在敌对、恐怖、偏执因子上相比对照组显着降低（P<0.05）。（3）训练后，实验组新兵在焦虑、抑郁、特质焦虑上相比对照组显着降低（P<0.05）。（4）训练后，实验组新兵对军营环境、人际关系和军事职业适应能力显着增高（P<0.05）。结论1.野战部队新兵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整体较好，焦虑抑郁情绪反应较一般人群高。应加强对新兵的心理干预，尤其年龄偏小、文化程度较低、单亲家庭、家庭教养方式不良的新兵，需要重点关注。2.开展新兵心理训练时要充分考虑新兵的心理发展特点，心理服务需求的差异。3.适应性团体心理训练能有效促进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健康，提升新兵心理素质，提高其部队适应性。
刘云波[7]2011年在《青年军人心理应激及其管理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经常处于特殊环境和特定事件之中,而且在平时军事生活与军事训练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应激反应。这些应激反应对官兵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阻碍了军人军事训练和军事作业的正常完成。既往以医护人员、大学生、教师及PTSD患者等群体为对象的研究较多,对军人的研究较少;且对青年军人心理应激的分析较零散,系统地对青年军人心理应激的应激源、心理应激现状水平、影响因素及注意偏向特点的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单一,以问卷调查为多见。本研究以青年军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青年军人心理应激的应激源、心理应激现状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采用视觉点探测任务、视觉点探测掩蔽任务、线索-靶子任务对高特质愤怒者注意偏向特点、前注意偏向特点和返回抑制特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研究结论如下:1.青年军人排在前五位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分别是“劳累过度”、“个人显着成就或喜庆”、“职业变化”、“经济上困境”及“事业和学业受挫”,且不同部队类别、不同级别、不同军龄军人排在前五位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有所不同。2.海军和陆军心理应激水平高于武警、军队院校和空军,一年兵和五年及以上兵心理应激水平高于二年兵、叁年兵和四年兵,一月内从事2项作业军人的心理应激水平高于从事0项、1项和3项及以上的军人,驻地农村军人心理应激水平高于驻地城市和城镇的军人。青年军人作业项数和军龄交互效应显着,部队类别和军龄交互效应显着,部队类别和作业项数交互效应显着。3.海军在消极因素上显着高于其他类别部队,军队院校在积极因素上显着高于其他类别部队。军官更易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士兵更易于感受到焦虑和抑郁等情绪但社会支持高于军官。4.人格、情绪体验、消极的应对方式和生活事件是青年军人心理应激的重要影响因素。5.军事应激条件下高应激青年军人在视觉点探测任务中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6.军事应激条件下高应激青年军人在视觉点探测掩蔽任务中表现出对威胁性刺激的前注意偏向。7.军事应激条件下高应激青年军人在线索-靶子任务中SOA为250ms时对威胁性词汇抑制不足,无返回抑制现象出现。8.应抓好重点人群的教育管理,建构合理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培养健全人格,并根据其注意偏向特点,教会合理有效的注意分配策略,改变负性认知评价,提高对应激环境或事件的耐受性,降低应激水平。
闫冰洁[8]2012年在《军人人性哲学观特点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指出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类特有的内在和外在的规定性，是区别于动物的特质。人性观是对人性的基本观点、看法和所持的态度。大量研究表明，人性哲学观就是指个体对他人行为模式的看法。人性哲学观与心理健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职业军人作为从事特殊职业的人群，客观上使其具有了特殊的人性观，军人的人性哲学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官兵的心理健康程度。此外，由于军人的自身特点，官兵的人性哲学观间接反映出群体价值观和军人信念，良好的军人人性哲学观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基本要素。这就迫切需要部队心理工作者了解和掌握现代官兵基本的人性哲学观现状，以更好的促进和引导部队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权利观。本研究对官兵的人性哲学观特征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调查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了解官兵的人性哲学观现状,为有效和科学地进行心理干预和帮助部队官兵树立正确的人性哲学观起到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本研究选取南京军区所属的基层官兵1040人为研究对象。整群抽样空军地勤556人，空军飞行员142人，陆军342人。采用自编人口学变量调查表(年龄、军龄、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兵种、军衔等级)进行人口学资料收集。运用人性哲学量表(PHN)、人性哲学修订量表(RPHN)、生活事件量表(LE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艾森克个性问卷(EPQ)作为测量工具进行测查。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SPSS18.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1.军人人性哲学测评总体情况，军人PHN、RPHN测评各因子情况，各因子标准差都偏大，甚至超过平均值。2.不同军龄、文化程度、军种、军衔的军人的PHN、RPHN各因子有显着差异。3.军人的PHN和RPHN各因子与EPQ的神经质、内外向、精神质和掩饰性多数因子相关显着(r=-0.254**~0.044，P<0.05,P<0.01)；军人的PHN和RPHN各因子与LES各因子多数相关显着(r=-.170**~0.047，P<0.05,P<0.01)；军人的PHN和RPHN各因子与SCL-90各因子多数相关显着(r=-.284**~0.046，P<0.05, P<0.01)。4.以人性哲学因子为因变量，LES、EPQ、SCL-90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结果显示，上述各变量对军人人性哲学观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也分布在-0.25～0.25之间。5.军人人性哲学观的路径分析显示，生活事件、个性和心理健康部分因子对军人人性哲学观有直接的影响效应，疏离指数分布在0.72～0.91之间，此外，生活事件通过个性和心理健康对人性哲学观具有间接影响效应。通过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不同军种、不同军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军龄军人的人性哲学观有差异。2.军人人性哲学观与军人个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水平显着相关。3.军人个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水平对军人人性哲学观有显着影响。4.军队心理工作需对不同军种、不同军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军龄军人采取有差别的工作方式，此外，培养良好的军人人性哲学观可以从心理健康、个性和生活事件等变量的干预入手开展工作，相应的，对军人人性哲学观的干预也可以对后叁者有积极影响。
甘丽英[9]2013年在《中国军人抑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横断面研究》文中认为研究目的抑郁流行病学研究是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单病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因精神障碍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20%左右，而抑郁症在疾病负担谱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抑郁症的终身发病率约为5.2%~16.2%，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抑郁的流行病学和危险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医学心理研究的热点。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隔十年就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精神疾病普查。近年来，抑郁流行病学研究除了关注抑郁症患者，对象进一步扩展到了健康人群。目前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表现在叁个方面：首先调查对象趋于同质，从最初的全民普查到逐渐开始针对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群体进行研究，根据群体的整体情况针对性的调研和制定相关策略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其次诊断和分类体系日趋成熟，对抑郁的类型如抑郁情绪、抑郁症、阈下抑郁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从ICD-10、DSM-IV或CCMD-3来看对抑郁症均有严格的症状及病程描述。最后是调查工具更加完善，通过抑郁调查量表、精神障碍定式访谈结合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将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不仅促进了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推动了临床研究的深化，为抑郁的诊断、发病机制以及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军人是一个庞大的特殊职业群体。目前还没有全军范围的大样本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仅有一些零星的调查。在一些区域性或针对特殊作业环境军人抑郁的调查报道中发现中国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在25.2%~51.56%之间，存在较高的抑郁流行率。要深入探讨军人抑郁症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规律就必须对军人进行抑郁流行病学的群体特性研究。同时，军营存在军事环境高危险、高复杂、高恶劣；军事训练高强度；军事管理高封闭等特性，使得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性相对于普通人群增大并具有职业差异性。通过对军人抑郁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便于在军队中制定相应的抑郁防治措施，改善和减少抑郁，减少自然减员并增强战斗力。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和军人抑郁危险因素量表对全国范围内的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军人进行大规模的抑郁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调查，旨在初步掌握抑郁在军队中的发生率、分布特征及其危险因素，为军人抑郁的干预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军事实践意义。对象与方法本研究在全军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整群抽取1.14万人进行问卷调查，获有效样本10505例。取样覆盖了21省（区、直辖市）的32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上海、重庆3个直辖市，广州、成都、西安、拉萨等12个省会城市，安阳、徐州、奉化、邯郸等17个非省会城市。根据各部队组成比例按照战士：士官：军官为4.5：4.5：1的比例，男女比例为100：1的比例进行分配。在全体受试者中，陆军7634名，占72.7%；海军1443名，占13.7%；空军943名，占9%；武警485名，占4.6%。男性10397人，占99%；女性108人，占1%，年龄14~57岁，平均22.38±3.95岁。初中学历2160名，占20.6%；高中学历5772名，占54.9%；本科学历2498名，占23.8%；博士、硕士研究生75名，占0.7%。采用问卷调查法、SPSS数据分析法、AMOS路径分析法，对我国军人抑郁流行率、抑郁整体水平及危险因素进行了调研。本研究分为5个部分，第1部分为文献回顾，分析国内外、外军及我军抑郁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抑郁危险因素的研究现状。2~4部分主要由4个研究组成，研究1进行了我国军人抑郁流行率及其特征调查，研究2分析了我国军人抑郁整体水平；研究3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4建立了军人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对抑郁的影响及路径分析。结果1.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为18.1%（95%CI=17.4-18.8），相对于中国常模CES-D得分≥16分者占33.3%来说，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较低。其中轻度抑郁发生率为8.6%（95%CI=8.0-9.2）；中度抑郁发生率为4.4%（95%CI=4.0-4.8）；重度抑郁发生率为5.1%（95%CI=4.7-5.5）。2.中国男性军人抑郁发生率显着高于女性军人（18.2%vs10.2%，χ~2=6.034，P<0.05）；不同军种抑郁的发生率从高至低分别为，陆军、海军、空军、武警，军种之间差异显着（19.9%vs17.0%vs11.2%vs6.7%，χ~2=88.673，P <0.05）；不同职级抑郁的发生率差异显着从高至低分别为士官、战士、军官（19.3%vs17.5%vs15.4%，P<0.05）；大学学历军人抑郁发生率低于初、高中及硕士以上学历军人，后叁者无显着差异（16.2%vs19.8%、18.2%、18.7%，P <0.05）。3.从经济区域来看，西部边远地区军人抑郁发生率为23.9%显着高于中部内陆地区14.7%和东部沿海地区1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1.524，P<0.001）。从行政区域来看，军人抑郁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北地区25.2%、西南地区22.7%、中南地区19.6%、东北地区12.4%、华北地区11.5%、华东地区9.8%，差异显着（χ~2=215.232，P<0.001）。4.不同军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前叁位分别是第11年25.8%、第9年24.8%以及第10年24.2%；不同年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前叁位分别是：28岁27.0%、30岁25.4%以及26岁22.2%。不同军龄、年龄军人的抑郁发生率存在差异，总的构成比例存在显着性差异（χ~2=48.892，P <0.001；χ~2=46.420，P <0.001）。5.中国军人抑郁发生水平显着低于中国青年常模（10.28±7.63vs12.30±10.39；P＜0.01）。女军人CES-D均分为8.03±7.44，男军人CES-D均分为9.94±7.45两者具有显着差异（t=7.032，P＜0.01）。6.不同军兵种抑郁水平从高至低分别为：陆军10.45±6.50、海军9.76±5.30、空军8.13±6.00、武警5.67±3.9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85.578，P＜0.01）；不同职级抑郁水平：军官8.73±7.52优于士官10.43±7.61和战士9.74±7.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6.826，P＜0.01），士官和战士无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上：初中10.54±7.30，高中10.03±7.38高于大学9.18±7.64和硕士以上9.02±8.35，差异显着（F=13.986，P＜0.01）。7.不同经济区域抑郁水平比较：西部边远地区抑郁水平11.49±7.78高于东部沿海地区8.84±7.20和中部内陆地区9.11±6.89，差异性显着（F=13.986，P＜0.01），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不同行政区域抑郁水平比较：西南地区11.38±7.74和西北地区11.34±7.89最高，其次是中南地区10.50±7.38，再次是东北地区8.43±6.74和华北地区8.25±6.19，抑郁水平较低的为华东地区7.50±6.75，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F=89.431，P＜0.01）。8.不同军龄军人抑郁发生水平前叁位分别是：第11年12.04±9.17、第10年11.9±8.50以及第12年11.34±9.03；不同年龄军人抑郁发生水平前叁位分别：28岁12.21±8.87、30岁11.82±9.55以及29岁11.33±7.70。不同军龄、年龄军人的抑郁水平存在显着性差异（F=9.530，P<0.01；F=5.098，P<0.01）。9.我国军人抑郁发生首要危险因素为环境因素（生活事件）OR=5.75和遗传因素OR=3.57；其次为吸烟OR=1.41、饮酒OR=1.40、运动不足OR=2.98这叁种不良行为习惯；长期服用药物OR=2.84及患有慢性疾病OR=3.22也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我军特殊作业环境：如导弹部队作业OR=2.48、炮兵部队作业OR=1.64、坦克部队作业OR=1.38、雷达部队作业OR=1.27、电子对抗与通信作业OR=2.11、防化部队作业OR=1.12；特殊自然环境如：热区环境OR=2.07、寒冷环境OR=1.82、高原低氧环境OR=2.19、坑道环境OR=1.64；训练伤OR=3.53均为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10.中国军人抑郁水平与军人生活事件（如：未来就业压力大、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别人对我不信任、失恋、本人患病或受伤等）呈显着正相关（r=0.382，P<0.01）；与社会支持呈显着负相关（r=-0.379，P<0.01）。11.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路径模型中，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均对抑郁的发生有直接的影响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58，-0.37（χ~2/df=4，P＜0.01），模型拟合良好。结论1.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及整体抑郁水平低于中国普通人群。且有性别、军种、职级、文化程度、经济文化地域、军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中女性军人优于男性军人；军种差异中，从低到高依次为武警、空军、海军、陆军；职级差异中，军官优于战士和士官；文化程度差异中，呈现随学历升高而降低的趋势；在区域差异中，中部沿海地区抑郁水平优于偏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落后地区；军龄和年龄差异中，存在9~12的抑郁高发关键军龄段和26~30岁的抑郁高发年龄段。2.中国军人抑郁发生首要危险因素为环境因素（生活事件）和遗传因素(直系亲属具有抑郁病史及自杀史)；其次为吸烟、饮酒、运动不足这叁种不良行为习惯；长期服用药物及患有慢性疾病也为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我军特殊作业环境（如导弹部队作业、炮兵部队作业、坦克部队作业、雷达部队作业、电子对抗与通信作业、防化部队作业）、特殊自然环境（热区环境、寒冷环境、高原低氧环境、坑道环境）、训练伤均为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3.军人生活事件（如：未来就业压力大、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别人对我不信任、失恋、本人患病或受伤等）使抑郁发生危险增大；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和缓冲生活事件对抑郁发生的负性影响。
贾梦楠[10]2014年在《武警新兵心理弹性与适应不良的关系及心理弹性干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武警新兵的应对方式、积极情绪在心理弹性和适应不良间的中介作用,探讨运用团体心理辅导提升心理弹性的效果,掌握心理弹性在适应部队过程中的作用规律,摸索总结一套适用于武警新兵的心理弹性改善方案。方法：被试均来自广东省某武警新兵大队。(1)使用CD-RISC量表和自编人口学资料问卷对337名新兵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假设检验、方差分析、t检验分析武警新兵心理弹性现状。(2)对337名新兵使用CD-RISC量表、军人适应不良自评量表、应对方式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进行调查,运用Pearson相关和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心理弹性与适应不良的关系。(3)随机选取实验组86人,对照组159人,实验组接受8次团体心理辅导干预,使用CD-RISC量表和团体心理辅导效果评价表考察干预效果。结果：(1)武警新兵的心理弹性水平良好(M=64.82±13.77);其中,独生子女的总分、自强因子分显着高于非独生子女；其他亲友抚养的新兵,其心理弹性总分、坚韧和自强因子分显着低于全体被试。(2)解决问题、求助、积极情绪与适应不良显着负相关,与心理弹性显着正相关(p<0.01),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与适应不良显着正相关,与心理弹性显着负相关p<0.05,p<0.01),其中,幻想、合理化与心理弹性中的乐观因子相关不显着；不成熟应对方式、成熟应对方式、积极情绪在心理弹性与适应不良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19,-0.41,-0.13。(3)干预后,实验组的心理弹性水平显着提高,对照组无显着改变；新兵对团体心理辅导效果的总体评价较高。结论：(1)武警新兵的心理弹性水平良好。(2)应对方式、积极情绪、心理弹性、适应不良的关系密切,成熟与不成熟应对方式、积极情绪是心理弹性与适应不良间的中介变量,表明面对困难时,高心理弹性个体倾向于使用成熟应对方式,而非不成熟应对方式,并能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进而使自身适应良好。(3)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有效提高武警新兵的心理弹性水平。
参考文献：
[1]. 陆军新兵心理状况与生活事件相关研究[D]. 李红政. 中南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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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军人生活事件特点及其与社会支持、抑郁的相关研究[D]. 余苒. 第叁军医大学. 2014
[4]. 野战部队新兵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干预研究[D]. 邱蔚祺. 南昌大学. 2018
[5]. 武警新兵心理应激及其与积极心理资本的关系[D]. 沈玲. 沈阳师范大学. 2012
[6]. 野战部队新兵心理素质及适应性团体心理训练研究[D]. 贺英. 第叁军医大学. 2013
[7]. 青年军人心理应激及其管理干预研究[D]. 刘云波. 第叁军医大学. 2011
[8]. 军人人性哲学观特点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D]. 闫冰洁. 第叁军医大学. 2012
[9]. 中国军人抑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横断面研究[D]. 甘丽英. 第叁军医大学. 2013
[10]. 武警新兵心理弹性与适应不良的关系及心理弹性干预研究[D]. 贾梦楠. 中南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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