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琪[1]2003年在《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从静态上看，控制权表现为控制权的结构和状态；在动态上表现为一系列控制权变更的过程和机制。控制权作为现代企业的“基因”，控制权有效配置是解决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强化控制权机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现实选择和战略趋向。本文遵循主体结构—行为—绩效的逻辑思路，以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为切入点，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问题。 本文紧紧围绕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进行研究。其内容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控制权变更的理论假说综述及其相关模型，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其主旨在于为进行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研究作好理论铺垫，并为以后章节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章简要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产权学派、超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有关公司控制权的理论源流；重点介绍了控制权变更的增效假说及其相关理论模型，为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第叁章主要从制度过渡到本文模型分析。笔者从控制权的形成和机理的角度出发，剖析了控制权变更的宏观福利效应和微观经济效率，重点是应用博弈论剖析了控制权变更过程中的收益分配模型、收益侵占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董事会独立性和总经理控制权监督的博弈模型，对控制权变更过程中各相关主体行为及其结果从理论角度求解。 第二部分为第四章，目的在于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现状进行全面了解，从实际出发把握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原因，并对控制权变更作了国际对比分析。本章在综合文献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概括和实证描述，指出了高管人员变更的公开原因，紧接着又深入分析了其他相关因素和控制权变更的相关关系，并对影响控制权变更的主要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分析，以便深层挖掘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内在根据。随后分析了美国公司并购现状和原因的分析，指出了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潜在治理冲突和未来演变趋势。 第叁部分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实证分析，包括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共四章内容，实证是该部分的最大特征，统计样本选取注重其代表性和时序发展特征，统计指标全面和多角度反映研究对象，运用统计软件和多种检验手段建立模型，以便最大限度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代表性和有效性。其中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在相关利益者的理论框架下，将控制权变更发生的上市公司的相关利益者等主体行为(大股东和相关利益者保护)、领导权结构(董事会和总经理职位设置)和董事会特性(董事构成、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行为)与控制权变更状态的相互关系和治理效率进行了深入研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理论与实证分析究;第七章和第八章是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股权结构(包括公司股权结构和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控制权变更前后企业绩效(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进行了多角度验证分析。 第四部分为结论和展望。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目标，笔者进一步分析了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因素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优化控制权变更合约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本章从控制权合约安排的不同理论视角，总结了本文的实证研究成果，并从相关利益者理论标准出发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笔者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了股权集中和股权结构对控制权变更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了法人机构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国家作为股东的低效，以及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可能产生的问题。 1.大中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改造要通过国有股权的分散、引入其他大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来实现。国家逐步卖出它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是一种帕累托进步，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2.如果所有权需要分散(多样化)，那么中国大中型企业是不是需要像英美模式那种极为分散的所有制结构呢?我们的结果似乎暗示否定的回答。实证结果显示，个人股东对公司控制权变更几乎没有任何显着影响，至少在中国的现状是这样。在许多回归等式中，个人股东所占比重的系数是显着的负数，表明市场对个人股东不看好。很明显，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免费搭车”的难题。个人股东既无激励(动力)又无能力来监督和影响企业高层经理的行为。因此，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是必要的。这似乎说明了加紧培育机构股东的重要性。比较研究表明，OECD国家中，股权和控制权也正逐渐地集中在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投资人手中。这一趋势的动力来源于所有权的集中作为公司直接控制的手段的好处。在一个国家法制不够完善，不能保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况下变更(在中国和其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也存在)，大型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股东)在控制权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3.研究结果说明股权集中与公司控制权变更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股权集中与我国?
史玉伟[2]2003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公司制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当中，管理者本身的道德风险、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利益目标上的冲突及信息不对称，使作为委托人的股东总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作为代理人管理者的经营行为施加一定影响，使其管理行为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因此，构建公司控制约束机制就成为了公司治理的必要内容，而控制权转移市场则是控制约束公司管理者的重要治理机制。 公司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是公司规范经营的保障。控制权问题是公司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微观企业治理与宏观资本市场创新的桥梁，控制权转移市场正是架设这一桥梁的重要支柱。 在西方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中，控制权转移市场是以约束公司高层经理人员的经营行为而存在的。围绕这一核心，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控制权转移市场理论。在国内，伴随着证券资本市场的兴起，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控制权转移事件也日趋活跃。然而在我国特殊的上市公司制度特征下，发生在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控制权转移事件尚不能在严格意义上称之为市场行为，这种被国内一部分学者称之为“准控制权转移市场”的机制，在表现形态及功能上均与成熟的控制权转移市场有较大差别，笔者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以形态——功能——决定因素为主线进行系统研究。 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问题的研究将涉及到公司契约主体各方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上市公司权力结构的一次重组。论文通过理论的阐述、辨析，结合实证，通过对控制权市场理论演化、作用机制、限制因素等方面的分析，试图从理论上规范地分析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控制权市场转移理论的存在形态、功效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的政策路径。 论文首先在理论上秉承了新制度学派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并在些基础上对企业控制权作以理论上的界定。控制权本身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广泛的概念，清晰的界定企业控制权的概念是整篇文章展开的前提；在对控制权概念进行界定之后，分析论述西方控制权市场转移的基础理论，结合我国实践，从而形成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机制的分析框架；在确立了研究主题的理论依据之后，依照基础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机制进行理论与实证探讨；围绕上市公司这个契约浙江大学博土学位论文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机制研究组合的制度平台，分析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制度特征与形成背景；分析董事会作为控制权转移的枢纽，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所表现出的体制特征及其在控制权内部转移中的机理；分析代表股权结构主体的股东积极行为作用机理，规范分析不同类别股东的行为表现；研究分析控制权外部转移市场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控制权外部市场转移的福利效果，并对决定控制权外部市场转移的因素进行规范与实证分析；在集中以上的分析基础上，最后提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的政策路径。 在内容安排上主要是围绕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而逐步展开并深化的，分四大部分共9章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即第1章导论；第二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主要针对控制权市场转移理论进行分析；第叁部分包括第5章、第6章、第7章、第8章，主要围绕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转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即第9章，主要针对前面的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以控制权转移市场理论为主线，经过深入系统的剖析，论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1．在系统的归纳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对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控制权的概念界定及特征，提出了企业控制权分享安排的分析框架，并以博奕理论进行了分析论证。本文认为企业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契约组合，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企业控制权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行使企业控制权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所以在对企业控制权的分享安排中，企业经营者拥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力是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企业经营者的偷懒动机和侵占所有者利益的动机在一定的博奕条件下也会得到抑制。 2．通过对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两种治理机制下控制权转移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单纯的比较两种控制机制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两种制度模式的存在都有其客观的理由，是一种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从宏观层次来说，是计划与市场的相互补充；从微观层次来说，是对企业客观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确定两种控制模式的兼容平衡点是选择控制模式的关键。 3．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制度特征及宏观背景的系统分析，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承载了国有企业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功能，因此不能称之为是完全市场经济下的产物。而我国证券市场选择的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控制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发展道路，这与我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发展规律相抵触，这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缺陷与证券市场效率不高的主要
肖斌[3]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也在逐步形成和完善。研究和分析控制权价值及其相关问题对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控制权转移效率、促进控制权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控制权价值的产生根源和存在机制、控制权转移及转移中控制权收益的度量,并进一步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第一、关于控制权价值的产生和存在现金流权和最终控制权的分离是控制权价值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其分离程度也反映了控制权价值的获取成本。本文以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控制权价值产生的理论根源,并利用“捕鱼”模型,理论上探讨了控制权价值存在和存续条件。模型表明:(1)在某一特定时刻,当私人收益侵占适当、小于公共收益的增长时,控制权价值有稳定的值;反之,当侵占过度时,控制权价值趋于0;(2)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增加其控制权价值;利益输送行为减少其控制权价值。利益侵占达到一定程度,控制权价值为0;反之,当控股股东受到控股公司的“侵占”(利益输送),达到了一定程度时,控制权价值也为0;(3)在控制权存在稳定价值时,公共收益的增长越大,越刺激侵占,控制权价值也越大;公共收益越大,控制权价值也越大;持股比例越小,侵占程度就越大;获取私人收益的成本越高,控制权价值也越小。同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控制权转让前叁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控股比例、现金流权与最终控制权的比值对控制权价值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控股股东越有动力去提高公共收益;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控制权私人收益越大;而转让前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越小,这主要在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一层控股,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而较大的公共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可能意味着较低的大股东侵占(私人收益),并且,控制权价值为公共收益与私人收益的综合,理论推导与实证并不直接抵触,基本相符。第二、关于控制权转移控制权价值是控制权发生转移的根本动机和原因,而控制权转移也体现和证明了控制权价值的存在,并为控制权价值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本文通过构建信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控制权转移双方的行为,结论如下:(1)如果接收者判断高质量公司发出公司为高质量的信号的概率大于某一值时,那么不论转让方是高质量公司还是低质量公司均会实现转让,达到均衡,本文称之为第一类均衡;如果接收者判断高质量公司发出公司为低质量的信号的概率小于某一个值时,那么不论转让方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公司均会实现转让,达到均衡,本文称之为第二类均衡。(2)结合控制权转移前后股权性质发生变化和未发生变化的情况来对不同法人之间股权转让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股权性质转让前后发生变化时,当国有股转让给民营企业控股的法人股时,转让的价格水平均值较低,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贱卖;在股权性质转让前后未发生变化时,法人股与法人股之间的转让溢价较低,而国有股与国有股之间的转让溢价较高,如果以市场化的法人股与法人股转让作为标准,国有股与国有股之间的转让高估了公司的真实价格水平。前一种情形类似于第二类均衡,降低了民营企业获取控制权价值的成本;后一种情形类似于第一类均衡,增加了国有资本获取控制权价值的成本。第叁、关于控制权价值的度量及影响因素本文认为控制权价值为扣除成本后的公共收益与私人收益之和,而对于控制权价值的研究,重点和难点就是控制权私人收益问题。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作为反映控制权价值的一个相对指标。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控制权价值的度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提炼,重新构建了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度量指标,并引进“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指标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水平测量,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在14%～17%之间,大约为15%。如果暂不考虑公共收益的影响(公共收益显见而易于测量),这个值就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的相对大小。从对控制权价值产生影响的因素水平检验结果分析可知,对我国控制权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公司股权性质在转让前后是否发生了变化。而反映财务状况、控制权发生转移前后控股股东比例变化、经营现金流、公司规模、转让的年份、转让前后“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比率等指标均不显着。第四、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与控制权价值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控股股东的行为和股东效用函数的影响。控股股东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从股改前的单一从控制权价值获取效用,发展为同时从外部市场获取资本利得的两种方式之间的权衡。在控股股东效用函数的构成项中,资本利得部分的出现将使控制权价值的重要性下降。本文对股权分置改革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经验数据分析,依据对价均衡的研究结果,说明了至少有一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不能使部分流通股股东得到合理的补偿,中小股东的利益未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体现了控制权价值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对股改前后的二级市场收益、财务指标及其股改限定的流通时间的统计研究表明,投资者对于全流通下的控制权及其市场有着良好预期,股改方案考虑了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遏制,而控股股东也更加关注控制权公共收益的提升。这基本符合对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探讨了控制权价值存在和灭失的模型,分析了控制权私人收益和公共收益,及控股股东的行为选择得益;首次利用信号博弈模型对控制权转让双方的策略进行了理论研究,这对指导控制权转让过程中的行为监督将起着积极的作用;首次将“现金流权/最终控制权”,即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作为影响控制权价值的一个影响指标。此外,本文也对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的控制权价值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杨非非[4]2010年在《募集资金变更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募集资金作为公司资产的一部分,其资金投向如何事关投资者的利益,近年来募集资金变更频发,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秩序和投资者的利益。本文从募集资金变更的因果链：动机-行为-结果的顺序分析募集资金变更行为机制,并分别从大股东控制权和管理者控制权对募集资金变更的不同影响途径解释了募集资金变更行为。为避免不同制度条件导致的资金效率的不同,本文选择保荐制下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募集资金变更行为。首先,本文统计分析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现状,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变更比例大、过度募集资金、变更次数比较集中、频繁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信息披露不规范等现象,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解释了募集资金变更原因；其次,采用比较分析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募集资金变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叁个阶段逐步实现,第一步横向比较未变更和变更募资投向公司业绩情况,结果表明变更之后业绩变差,第二步纵向对比变更募资投向公司的业绩,进一步说明变更之后业绩显着恶化的事实,第叁步构建募集资金使用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多变量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变更频率与业绩显着负相关、平均每次变更时间和变更周期与业绩显着正相关。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孙晓琳[5]2010年在《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Berle和Means (1932)分散的股权结构、Shleifer等(1997)集中的控股结构,发展到La Porta等(1999)更为复杂的终极股权结构。终极控股股东通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以及双重股权等方式对公司行使不对称的控制权与所有权,这种控制权的加强与两权分离使得终极股东更加具有能力和动机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由于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所形成的、对公司成长和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控制性资源,是产生控制权收益的基本来源,终极控股股东更加倾向于通过资本投资来扩大其可控制性的资源,从而形成不为中小股东所共同享有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超强控制状态,金字塔股权结构普遍存在,终极控股股东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刻地影响着有关控制权收益的财务决策行为。并且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呈现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如频繁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盲目多元化、投资效率和效益低下等。因此,基于股权控制链的微观结构,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特征,对约束终极控股股东利益攫取、促进投资效率改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通过追溯上市公司股权控制链,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文章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法,从“问题提出→理论分析→现实背景→实证研究”四个层面逐步展开研究。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主题内涵。第2章“文献回顾与述评”和第3章“终极股东控制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勾稽出终极股东控制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构建了基于终极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公司投资理论模型,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4章“我国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与投资行为现状分析”描述了我国终极股权结构与投资的实际情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现实的制度与环境背景,使本文的研究能够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第5章“终极股东控制、内部现金流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和第6章“终极股东控制、负债融资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为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基于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5-2009年间590家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一方面以终极股权结构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敏感性的来源,投资不足抑或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从负债规模、期限结构以及来源叁个层面分别研究负债融资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检验负债代理成本与相机治理作用的存在,并进一步分析终极股东控制对负债作用机制的内在影响。文章最后是第7章“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治理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同时对本文研究中存在的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和展望。通过上述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理论模型研究表明,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侵占越严重,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终极控股股东拥有的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其利益与上市公司整体利益愈加一致,有利于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两权分离越大,控制杠杆越高,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而外部监督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2)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着上市公司,但大多数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并未发生分离,尤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终极控股股东时,这一现象尤为显着,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金字塔结构下更加倾向于通过更长的控制链控制上市公司,形成“金字塔结构”之谜。相对于国有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股东采用金字塔结构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其采用多条控制链的比例最高,并且金字塔结构下终极控股股东更加倾向于以较少现金流权的投入获取更大的控制权,控制杠杆较大。(3)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普遍存在。从整体上看,这种敏感性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也体现了终极控股股东利益趋同效应与侵占效应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且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抑制终极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4)从负债融资看,整体上负债规模与公司投资支出之间显着负相关,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负债具有抑制投资的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控制杠杆越强,两权分离度越大,这种抑制作用就越强。然而基于成长性的研究发现,负债抑制了高成长公司的正常投资,导致投资不足,但却没有约束低成长公司的过度投资,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较弱。(5)从负债期限结构看,短期负债的流动性约束比长期负债能更有效地抑制投资支出,同样,短期负债一方面加剧了高成长机会公司的投资不足,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对低成长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并且,随着终极现金流权的增加,短期负债对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而两权分离度不会对投资支出与短期负债之间的关系产生显着影响。(6)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两种不同来源的负债与上市公司投资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存在显着差异,且商业信用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更大。商业信用不仅能够抑制低成长公司的过度投资,也使高成长公司的投资不足问题更为严重。但商业信用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受终极股权结构的影响并不显着。(7)不同终极产权类型的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及其受负债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中央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不具备敏感性,表明整体上非效率投资不显着；地方政府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则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行为；而在自然人或家族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可能因终极股东的“支持”行为,使得这种正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来源表现得更加复杂。相对于自然人或家族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同质性以及预算软约束,加大了该类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弱化了负债融资对公司投资支出的抑制作用,并且,银行借款对上市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不显着。而在自然人或家族终极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银行借款对投资支出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商业信用、短期负债的抑制作用也更强一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叁方面：(1)借鉴Motta (2003)、Aggarwal和Samwick (2003)以及La Porta等(2002)的相关模型与基本思想,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比值,即控制杠杆)引入到投资模型中,构建了基于终极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公司投资理论模型。结果证实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杠杆越高,两权分离越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表明与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相联系的利益侵占效应的存在。(2)以终极股权结构为切入点,将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作为终极控股股东与少数中小股东之间利益一致程度的代理变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来源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使用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度进行检验,较好地区分了终极股东的利益趋同效应与利益侵占效应,比以往单独使用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现金流权)能够更有效地区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种竞争性的解释。并且发现,终极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不仅需要能力与动机,还需要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的存在。(3)检验了终极股东控制下负债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不仅揭示了负债的异质性(负债期限结构及来源)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差异,而且将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和控制杠杆引入到投资检验模型中,分析终极控股股东对负债与投资之间关系影响的内在机理。由于个人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1)本文假定控股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相一致,没有考虑二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及管理层目标、自信、激励等因素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2)尚未深入研究金字塔层级与控制链个数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具体影响。(3)尚未对公司治理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实际上,终极控股股东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必将影响公司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有效性,进而影响到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行为。公司治理是否和如何在终极股东控制与上市公司投资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上述研究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正是作者以后要继续研究的方向与内容。
宋大龙[6]2007年在《管制变化对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分析了国内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实践和相关监管制度演变,提出管制变化影响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的研究方向。通过回顾控制权转移理论、管制理论和证券监管理论,总结国内外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献,本文以1999-2003年131家控制权转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中国上市公司收购重组监管制度变化对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2002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1]105号)的实施显着提高了控制权转移企业真实经营绩效,一定程度弱化了内幕信息问题;但是管制变化对控制权转移企业长期市场价值没有显着影响。本文为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收购重组监管领域转变监管理念、改变监管方式和调整监管重点提供了政策建议,同时为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具体建议。本文的研究发现将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理论,并有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收购重组领域的证券监管理论发展。
严禹[7]2008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分析》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结构是关系着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关键,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大多数的研究将这二者隔离或者只关注到不同的资本结构下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部分学者注意到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并从这一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这个角度,详细阐述和分析中国上市公司中二者的关系。本文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资本结构理论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发展加以回顾,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其次,本文通过一系列的统计数据,描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内部融资比重低、外部融资时偏好股权融资的情况,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并结合现状对存在的问题及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选定资产负债率作为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计量指标,以公司治理各方面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先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选取的变量进行降维,确定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子。再利用辨认出的独立的因子来进行回归分析。最后,本文以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如何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决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1章导论。本部分旨在说明研究的问题、背景及研究目的,介绍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思路和文章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为接下来的研究做准备。第2章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首先整理了已有的关于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理论,总结其发展脉络,而后从理论上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即既定的资本结构反映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决定公司治理结构。而企业选择的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控制权分配,拥有决策控制权的各权益主体必然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对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施加影响,进而决定不同的资本结构。为后面各部分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3章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资本结构选择的现状分析。本部分详细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发展现状,并结合现状对存在的问题及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初步分析。第4章研究假设和实证研究设计。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本文选取了30个描述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并按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分别分析其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再通过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找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公司治理结构因子及影响方式。第5章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实证分析。文章选定资产负债率作为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计量指标,以公司治理各方面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将上市公司2003-200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先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选取的变量进行降维,消除各变量间相关性对回归分析的影响,确定了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主要影响因子。再利用辨认出的若干个独立的因子来回归分析,为尽量规避不同指标量度单位不一致对结果带来的影响,在多元回归分析前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回归分析时用2003-2006年的公司治理结构数据来检验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通过检验,我们得出结论:股权集中度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少数股东联盟规模因子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股权性质因子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监事会结构因子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但是其相关关系不显着;公司外部法制环境因子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资产负债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董事会活动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但是其相关关系不显着;公司控制权变更因子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但是其相关关系不显着;不领取报酬人员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管理层结构因子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第6章主要结论和政策性建议。本部分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当前正是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失效使得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表现为股权融资比重大,资产负债率偏低。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期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与高效率治理结构的协调发展机制,达到治理结构能有利于资本结构自身优化,资本结构能保障治理结构制衡机制的良好运行的目的:(1)优化股权结构;(2)强化公司治理机制;(3)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管理;(4)逐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债券市场;(5)培育有效的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加强相关法制建设,从企业外部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外部监督。
王丽娜[8]2007年在《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改革方向的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近30年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构建法人治理结构等等制度变革极大地提高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企业的绩效。但是，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权仍然由政府控制。政府选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易导致经营者官员化、经营者选择行政化等等弊端。国内学术界曾就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问题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对于政府选择国有企业经营者普遍持反对的观点，并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应该由董事会从经理市场选择。然而，董事会一定能够选择到高能力的经营者吗?什么因素影响了经营者选择的有效性?政府为什么不能选择到优秀的经营者?其制度根源是什么?最优经营者选择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变更?公司业绩、治理结构和公司控制权市场是否显着地影响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变更和经营者的来源?总之，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如何才能及时更换低能力的经营者并代之以高能力的经营者。首先，以代理理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相关文献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董事会选择经营者的有效性。董事会是否能够及时更换低能力的经营者并选择高能力的经营者取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经理市场信息的完备性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外部治理作用，经营者控制、信息不完备等等都会降低董事会选择经营者的效率。其次，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政府选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性。在国有绝对控股、董事会治理作用弱化的前提下，政府选择国有企业经营者已是应有之意。而政府多元化的目标和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决定了政府选择经营者的低效率。再次，本文以国有企业红塔集团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案例对比分析了董事会和政府选择经营者的过程和方式。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公司规模等特征决定了经营者选择方式的不同。因此，并不存在普遍通用的最优经营者选择方式。然后，本文选择199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别为国有控股的739家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在经营者继任理论文献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运用logit概率模型考察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业绩变化、公司控制权市场等等因素对总经理和董事长变更，董事长和总经理继任者来源的影响，以及经营者变更之后公司业绩的变化。其中，“经营者变更、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负相关于经营者变更的概率，即公司的业绩下滑提高了经营者被更换的可能性。而且，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往往伴随着经营者的变更。总的来说，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在经营者变更中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公司股权结构改变相比，作用还比较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董事会、独立董事制度以及股权激励等等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一些体制性的因素制约了内部治理机制的监督和约束效力。但是，控股股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营者变更。从经营者变更之后公司的业绩变化来看，无论在经营者继任之前公司的业绩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经营者更替都不能长期提高公司的业绩。短期来看，如果不考虑事前之前公司的业绩，则董事长变更可能促进业绩的上升；而如果公司的业绩下滑，则董事长变更和总经理变更都提高了公司的业绩。但长期来看，总经理和董事长的变更都不是公司业绩上升的显着的影响因素。而公司治理机制的改革尤其是增加公司中独立董事的比例、选择适度的董事会规模等等是提高公司业绩的长久之计。“继任者来源、公司治理与业绩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公司业绩、内部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变更以及公司规模等控制变量都显着地影响了总经理和董事长的继任者来源。业绩上升显着增加了总经理继任者来自公司内部的概率，降低了来自行业外非控股公司的概率。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以及总经理与公司董事分离显着降低了总经理继任者来自公司内部的概率，但增加了来自公司外部的比例。股权变更显着减少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继任者来自公司内部的概率，增加了控股公司继任的概率。第二，不同来源的继任者就职之后公司的业绩变化不仅仅取决于继任者的来源，而且经营者变更之前公司的业绩、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也显着地影响了公司业绩的变化，任何来源的继任者都不一定能够长久地提高公司的业绩，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尤其是董事会的结构等因素显着且长期地提高了公司的业绩。第叁，样本中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继任者来自公司内部和控股公司的比例明显高于公司外部的其他公司和部门。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不完善，从而导致公司董事会内部监督机制的弱化和大股东控制。而且，我国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并不成熟，从公司外部选择经营者的成本远高于公司内部选择和控股公司直接选派。因此，大多数上市公司仍倾向于从公司内部和控股公司选择经营者。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经营者选择并不是一个“由谁来选择?”或“采取何种选择程序?”的简单问题，企业是否能够选择到优秀的经营者关键取决于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市场约束机制是否健全，即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的独立性，以及外部经理市场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完善等等。因此，改革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机制必须从完善治理结构和健全市场机制入手。
操君[9]2009年在《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公司资本结构问题是当代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自从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提出MM定理以来，西方学者对资本结构的研究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本结构理论与控制权市场理论交融在一起，并形成资本结构管理控制学派。从这以后，考虑到控制权因素的资本结构选择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渐完成，我国上市公司将进入全流通时代，控制权市场也将进一步得以完善。因此，从控制权的角度，来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优化问题具有了现实的土壤与背景。本文借鉴资本结构管理控制学派的思想，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优化资本结构、改善公司治理绩效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本文首先对控制权市场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以及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进行梳理，然后深入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控制权市场特征及其背后的制度根源。紧接着，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控制权配置状态主要取决于资本结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权配置对资本结构决策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这为理论与实证分析所证实。实证检验显示：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因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性质不同而呈现差异；管理者持股比例与负债率正相关的假设不成立；股权制衡度与负债率负相关。第二，控制权竞争、转移与资本结构决策之间存在互动机制。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情形下最优资本结构选择模型，发现当公司面临收购威胁时，最优资本结构异于不存在收购威胁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控制权转移概率的影响。具体来说，资产负债率与控制权转移负相关；公司盈利与营运能力、规模大小、成长能力与控制权转移的可能性负相关；市净率越高，越容易发生控制权转移。在论文的最后，根据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论，为充分发挥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优化资本结构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帅[10]2017年在《借壳上市、控制权变更与财务报告质量》文中指出从2012年监管部门发文对借壳上市监管要求将进一步细化,明确指出借壳上市的审查标准“趋同”IPO,到监管方于2013年颁布实施《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1))中明文表示借壳上市方式的审查标准将与直接上市方式IPO等同一致,在紧接着的2014年,史上最严厉的退市制度开始全面铺开,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借壳上市,使得借壳市场合理有序。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壳资源炒作、资本运作以及盈余操控现象的存在,严重伤害了投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本文基于借壳上市的制度背景,研究A股上市公司实现借壳上市过程中的财务报告质量问题。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借壳上市行为发生前目标公司与借壳上市行为发生后借壳公司在整个上市过程中的理论与现实行为逻辑。本文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中成功实现借壳上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借壳上市发生前与完成后的财务报告质量,并进一步将上市公司区分为完成借壳上市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有无发生变更两种情形下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在借壳上市发生之前,与控制权未发生变更相比,控制权发生变更的目标公司在董事会预案当年的财务报告质量显着低于董事会预案前一年;在借壳上市完成之后,无论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更,其在资产交割日当年的财务报告质量显着低于资产交割日后一年。围绕借壳上市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本文研究了严格规范借壳上市系列制度背景下成功完成借壳上市且公司控制权有无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在借壳发生前与完成后的财务报告质量问题。文章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与相关理论基础的剖析提出主要研究假设;在金融数据综合平台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库中搜索获取本文主要研究样本,并综合使用单因素分析与多元回归检验以验证文章主要研究假设,在单因素检验中使用ttest均值检验来判断发生控制权变更上市公司董事会预案当年与资产交割日当年的财务报告质量均值是否显着差异于董事会预案前一年与资产交割日后一年,同样通过均值检验判断未发生控制权变更上市公司在上述时间点的财务报告质量均值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利用基本多元回归进一步验证上述假设,依据假设结果得出文章结论,最后以研究结论为着力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总结归纳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与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理论与实证分析[D]. 朱琪. 浙江大学. 2003
[2].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机制研究[D]. 史玉伟. 浙江大学. 2003
[3].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价值研究[D]. 肖斌.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4]. 募集资金变更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D]. 杨非非. 中南大学. 2010
[5]. 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D]. 孙晓琳.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6]. 管制变化对控制权转移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宋大龙. 吉林大学. 2007
[7].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资本结构选择的分析[D]. 严禹. 西南大学. 2008
[8]. 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择改革方向的研究[D]. 王丽娜. 复旦大学. 2007
[9].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关系研究[D]. 操君. 厦门大学. 2009
[10]. 借壳上市、控制权变更与财务报告质量[D]. 刘帅. 安徽财经大学. 2017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公司治理结构论文; 企业控制权论文; 公司治理理论论文; 最优资本结构论文; 公司价值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经营者集中论文; 投资论文; 控股股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