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伦理调节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伦理领导,滴漏模型,关怀型伦理氛围,任务绩效
伦理调节论文文献综述
魏峰,王艺霏,李然[1]（2019）在《伦理领导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滴漏模型”——关怀型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本研究基于"滴漏效应"视角,构建一个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以探讨伦理领导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通过上海五家高新技术企业团队的222名员工及74名直接领导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层伦理领导在高层伦理领导和员工公民绩效的正向关系间起着中介作用;关怀型伦理氛围对高层伦理领导与中层伦理领导的关系以及高层伦理领导通过中层伦理领导影响员工公民绩效的间接效应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高层伦理领导提升员工任务绩效的假设未得到支持。研究结论对发挥伦理领导的积极作用、提升员工工作结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来源于《财经论丛》期刊2019年11期）
叶娜[2]（2019）在《伦理型教练对运动员运动满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在运动队这个组织中,教练员便是领导者,是这个组织的灵魂,而运动员则是被领导者。因此,教练员在运动队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恰当的教练领导行为能够提升运动队的团体凝聚力、团队成绩和满意度等。伦理型领导行为(ethical leadership)是指领导者会向下属展示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如诚实、信任、公平、关心等),并通过交流、强化和决策判断等过程促使下属也表现出这样的行为[4]。他们以身作则,在组织中树立道德榜样,建立和维护道德规范;通过双向沟通和相关奖惩办法,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绩效、助人行为和满意感。在运动队情境中,伦理型教练的相关研究较少,但是家长式教练对运动员的影响研究可以为该领域提供一定证据。已有研究发现,教练的家长式领导中的德行领导对运动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可以提升运动员的满意度、运动动机、价值观和情感承诺,增强运动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气氛,降低运动员的运动倦怠和负面评价。因此,可以推断伦理型教练行为能够提升运动员的运动满意感。体育道德(sportsmanship),是指经由体育活动和运动竞技的陶冶,培育出来的光明正大的精神情操,具体表现为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尊重权威、互助合作、礼节、友情、勇敢、热忱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等精神内涵。已有研究发现,运动员体育道德会受到教练领导行为的影响。如张海军研究发现,高校教练的家长式领导行为能够显着预测运动员精神。伦理型领导行为能够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减少偏差行为;作为运动队领导者的教练员,他们的伦理型领导行为,也会对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有促进作用。另外,道德是实现幸福的路径,幸福是道德结果,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场合中的伦理行为与工作满意感之间存在显着相关。综上推断,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与运动满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运动动机是运动员从事运动项目的驱动力,并且运动员从事体育运动的自主性不尽相同,有的运动员是出于对该项运动的热爱和认同,有的则只是迫于外界压力,甚至有的运动员都不知道自己为何从事自己的运动。运动自主性水平不同的运动员,他们对体育道德的理解深度也会不同,因此他们通过体育道德行为所获得满足感也有差异。综上推断,运动动机在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度之间能够起到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行为和运动满意感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2)运动动机自主水平能否调节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感的关系。该模型不仅可以揭示伦理型教练行为如何影响运动员的运动满意感,还能解答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效应更强或更弱。研究方法:本研究研究采用了《伦理型领导量表》、《运动领域满意感量表》、《多维体育道德取向量表》和《运动动机量表》,调查了湖北省某体育院校各运动专项的大学生运动员。运动员从事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足球、田径、赛艇、散打、跆拳道等项目。共发放问卷605份,获得有效数据578份,其中男性460人,女性118人,平均年龄20.47岁(SD=1.17),平均运动年限2.99(SD=1.99),运动等级为一级及以上的有36人、二级225人、叁级及以下317人。研究结果:研究发现,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和运动满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动机的交互项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显着,表明运动动机能够调节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感之间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当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较低时,体育道德行为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显着(β=0.18,t=3.46,P<0.001,0.07<95%CI<0.28);当运动员的运动动机处于中等水平时,伦理型教练对体育道德行为的作用显着(β=0.28,t=6.54,P<0.001,0.20<95%CI<0.37);当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较高时,伦理型教练对体育道德行为的作用仍显着(β=0.39, t=6.39, P<0.001,0.27<95%CI<0.51),但是相对于运动动机低的情况下,其预测力大大提升。可见,随着运动动机的提升,体育道德行为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逐渐增强。利用PROCESS程序做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总体的中介效应值分析表明,低运动动机下,体育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量为0.01,中介效应不显着(-0.05<95%CI<0.08);中运动动机下,体育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量为0.08,中介效应显着(0.03<95%CI<0.14);高运动动机下,体育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量为0.14,中介效应显着(0.08<95%CI<0.21)。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1)教练的伦理型领导行为能够提高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和运动满意感;(2)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与运动满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教练行为能够增加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运动满意感;(3)运动动机能够调节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感之间的关系,运动自主性越高,体育道德行为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越强。(本文来源于《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期刊2019-11-01）
赵雪,刘丽红[3]（2019）在《职场精神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二十一世纪,关注员工在工作场所的精神力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关于职场精神力和商业道德的文献中提倡,在工作场所发展精神力可以抑制不道德行为,促进组织中的道德行为。然而在公共场所发生的高调事件凸显了对不同形式的不道德行为有深入理解的必要性,例如向客户夸大产品优点、隐瞒产品不足等,研究者将这类行为称为亲组织的非伦理行为。实证研究员工的职场精神力如何与他们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和关系发生的过程仍然知之甚少。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有研究表明,组织承诺与内化道德认同、象征化道德认同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存在叁元交互的关系,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评估效果来填补职场精神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这一空白,且探讨组织承诺与道德认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500个企业员工为被试,采用职场精神力问卷、组织承诺问卷、道德认同问卷及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问卷进行测试。结果表明:(1)职场精神力、组织承诺、道德认同以及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两两之间均存在显着正相关;(2)职场精神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直接效应显着(t=3.25,p<0.01);(3)职场精神力通过组织承诺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间接效应显着,其95%的置信区间为[0.470,0.947],组织承诺在职场精神力对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中起中介作用。(4)道德认同在组织承诺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中调节作用显着,其95%的置信区间为[-0.241,-0.002]。(本文来源于《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期刊2019-10-19）
姚常房[4]（2019）在《部分电视广告播放伦理失范的动因及调节》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几年,电视广告内容低俗、误导消费者等伦理失范问题多发。其原因主要是新兴媒体的冲击、传播格局的变化动摇了传统电视广告伦理形成的基础,电视广告打擦边球的动机不断增强。对此应区分情况治理:对于能清晰界定且危害较大的问题,纳入法律法规调节范围;对于涉及导向等难以清晰界定的问题,在行业自律框架下充分讨论,构建新的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伦理观念。(本文来源于《视听》期刊2019年09期）
李志勇,吴明证,徐慧聪[5]（2019）在《家长式领导对企业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中介调节作用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采用家长式领导问卷、领导—成员交换量表、道德推脱量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问卷对303名企业员工施测,以探讨家长式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PB)的关系,以及领导—成员交换(LMX)和道德推脱在其中所起的中介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LMX调节着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与道德推脱的关系,威权领导、德行领导对UPB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较高LMX中。(2)道德推脱在威权领导与UPB关系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3)LMX调节着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与UPB的关系,而这一调节效应是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威权领导、德行领导经由道德推脱对UPB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较高LMX中,而未表现在较低LMX中。(本文来源于《中国人事科学》期刊2019年08期）
李志勇,李晓庆,徐慧聪,吴明证[6]（2019）在《家长式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采用问卷法收集有效问卷324份,探讨家长式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PB)的关系,同时检验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威权领导对UPB的预测效应显着,仁慈领导与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与威权领导的二元交互作用对UPB的预测效应显着;领导—员工交换对UPB的预测效应不显着,但是,威权领导与领导-员工交换、仁慈领导与领导—员工交换、德行领导与领导—员工交换的二元交互作用,仁慈领导、德行领导、领导—员工交换的叁元交互作用,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德行领导、领导—员工交换的四元交互作用对UPB的预测效应显着。总之,领导—成员交换在家长式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关系间发挥着调节作用。(本文来源于《心理研究》期刊2019年04期）
梁昊,李锡元,陈贝贝[7]（2019）在《伦理领导更替一定会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吗?——一个中介调节模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采用纵向追踪式配对问卷调查,在3时间点获取92个团队中409名员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多项式回归、一致性分析和不一致性分析集中探讨了伦理领导更替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伦理领导更替有四种情形,与"弱-弱"、"强-弱"、"弱-强"叁种组合相比,伦理领导在"强-强"一致时,员工伦理动机及组织公民行为最高;(2)员工伦理动机在伦理领导更替和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间起中介作用。(3)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调节了伦理领导更替与员工伦理动机之间的关系。本文深入探讨了伦理领导更替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能够为领导者有效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本文来源于《预测》期刊2019年04期）
管亚梅,陆静娇,沈黎芳[8]（2019）在《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企业环境伦理的调节与企业绿色行为的中介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当今社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有效提高绿色创新绩效便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话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本研究将江浙沪地区120家环保压力较大的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自然资源基础观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实证研究,使用SPSS、AMOS等软件来进行信效度检验、回归分析等,检验企业的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引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并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使得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理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本文来源于《财会研究》期刊2019年06期）
王晓辰,吴颖斐,应莺,李清,杨丽婷[9]（2019）在《问责能否抑制个体非伦理行为?——调节定向和自我损耗的作用机制》一文中研究指出根据以往研究,问责对于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可能产生混淆的结论,即"问责失灵"。鉴于此,本文通过实验研究来探究问责失灵的理论边界和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促进定向启动下的个体,问责对于非伦理行为有促进作用;预防定向下的个体,问责对于非伦理行为有抑制作用;(2)促进定向启动下,问责通过增加个体的自我损耗增强了其非伦理行为,即促进定向下个体的自我损耗中介了问责与非伦理行为的关系。(本文来源于《心理科学》期刊2019年03期）
高欣洁[10]（2019）在《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一个跨层的被调节中介》一文中研究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商业组织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企业道德丑闻随之屡屡曝光。关于组织中的非伦理行为,早期主流研究局限于利己型非伦理行为,譬如偷盗、拿回扣、消极怠工等,但在实际工作中,非伦理行为的动机却是更加多样与复杂。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个体会为了组织目标实施非伦理行为,而非纯粹地为了获取个人利益。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PB)作为一种非利己型的非伦理行为正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梳理现有文献后可以发现,以往研究基本着眼于UPB的影响因素,譬如,积极的互惠信念、情感承诺与变革型领导等等。但总体而言,对UPB可能结果的探讨还比较少,部分学者仅从理论视角提出了UPB的负面结果,譬如带给第叁方(利益相关者)的损害,却少有研究关注UPB在个体层面的积极效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将考察UPB对个体工作结果的积极影响,从另一角度深究个体从事UPB的内在动机。本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建构跨层次的被调节中介模型,探索UPB对个体工作结果的作用机制。首先,梳理与评述UPB、上下级关系、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与伦理型领导这五个主要变量的以往研究成果;其次,提出本研究的假设与模型;再次,对104份上下级配对的问卷数据进行跨层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统计软件为SPSS19.0,Amos17.0,HLM6.08和Mplus7.0等;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提出理论与实践启示,以及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UPB能够显着正向影响个体的工作满意度。(2)UPB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3)上下级关系在UPB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4)上下级关系在UPB和工作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5)伦理型领导调节了UPB与上下级关系之间的关系,当领导的伦理水平较低时,UPB对上下级关系的作用关系更强。(6)伦理型领导调节了上下级关系在UPB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当领导的伦理水平较低时,上下级关系对UPB——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更强。(7)伦理型领导调节了上下级关系在UPB与工作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当领导的伦理水平较低时,上下级关系对UPB——工作绩效的中介作用更强。(本文来源于《浙江工商大学》期刊2019-01-01）
伦理调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研究目的:在运动队这个组织中,教练员便是领导者,是这个组织的灵魂,而运动员则是被领导者。因此,教练员在运动队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恰当的教练领导行为能够提升运动队的团体凝聚力、团队成绩和满意度等。伦理型领导行为(ethical leadership)是指领导者会向下属展示合乎伦理规范的行为(如诚实、信任、公平、关心等),并通过交流、强化和决策判断等过程促使下属也表现出这样的行为[4]。他们以身作则,在组织中树立道德榜样,建立和维护道德规范;通过双向沟通和相关奖惩办法,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投入、绩效、助人行为和满意感。在运动队情境中,伦理型教练的相关研究较少,但是家长式教练对运动员的影响研究可以为该领域提供一定证据。已有研究发现,教练的家长式领导中的德行领导对运动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可以提升运动员的满意度、运动动机、价值观和情感承诺,增强运动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气氛,降低运动员的运动倦怠和负面评价。因此,可以推断伦理型教练行为能够提升运动员的运动满意感。体育道德(sportsmanship),是指经由体育活动和运动竞技的陶冶,培育出来的光明正大的精神情操,具体表现为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尊重权威、互助合作、礼节、友情、勇敢、热忱以及胜不骄败不馁等精神内涵。已有研究发现,运动员体育道德会受到教练领导行为的影响。如张海军研究发现,高校教练的家长式领导行为能够显着预测运动员精神。伦理型领导行为能够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减少偏差行为;作为运动队领导者的教练员,他们的伦理型领导行为,也会对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有促进作用。另外,道德是实现幸福的路径,幸福是道德结果,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场合中的伦理行为与工作满意感之间存在显着相关。综上推断,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与运动满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运动动机是运动员从事运动项目的驱动力,并且运动员从事体育运动的自主性不尽相同,有的运动员是出于对该项运动的热爱和认同,有的则只是迫于外界压力,甚至有的运动员都不知道自己为何从事自己的运动。运动自主性水平不同的运动员,他们对体育道德的理解深度也会不同,因此他们通过体育道德行为所获得满足感也有差异。综上推断,运动动机在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度之间能够起到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行为和运动满意感之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2)运动动机自主水平能否调节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感的关系。该模型不仅可以揭示伦理型教练行为如何影响运动员的运动满意感,还能解答在何种情况下这种效应更强或更弱。研究方法:本研究研究采用了《伦理型领导量表》、《运动领域满意感量表》、《多维体育道德取向量表》和《运动动机量表》,调查了湖北省某体育院校各运动专项的大学生运动员。运动员从事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足球、田径、赛艇、散打、跆拳道等项目。共发放问卷605份,获得有效数据578份,其中男性460人,女性118人,平均年龄20.47岁(SD=1.17),平均运动年限2.99(SD=1.99),运动等级为一级及以上的有36人、二级225人、叁级及以下317人。研究结果:研究发现,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和运动满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动机的交互项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显着,表明运动动机能够调节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感之间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当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较低时,体育道德行为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显着(β=0.18,t=3.46,P<0.001,0.07<95%CI<0.28);当运动员的运动动机处于中等水平时,伦理型教练对体育道德行为的作用显着(β=0.28,t=6.54,P<0.001,0.20<95%CI<0.37);当运动员的运动动机较高时,伦理型教练对体育道德行为的作用仍显着(β=0.39, t=6.39, P<0.001,0.27<95%CI<0.51),但是相对于运动动机低的情况下,其预测力大大提升。可见,随着运动动机的提升,体育道德行为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逐渐增强。利用PROCESS程序做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总体的中介效应值分析表明,低运动动机下,体育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量为0.01,中介效应不显着(-0.05<95%CI<0.08);中运动动机下,体育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量为0.08,中介效应显着(0.03<95%CI<0.14);高运动动机下,体育道德行为的中介作用量为0.14,中介效应显着(0.08<95%CI<0.21)。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1)教练的伦理型领导行为能够提高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和运动满意感;(2)体育道德行为在伦理型教练与运动满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教练行为能够增加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行为,从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运动满意感;(3)运动动机能够调节体育道德行为与运动满意感之间的关系,运动自主性越高,体育道德行为对运动满意感的作用越强。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伦理调节论文参考文献
[1].魏峰,王艺霏,李然.伦理领导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滴漏模型”——关怀型伦理氛围的调节作用[J].财经论丛.2019
[2].叶娜.伦理型教练对运动员运动满意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C].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2019
[3].赵雪,刘丽红.职场精神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C].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2019
[4].姚常房.部分电视广告播放伦理失范的动因及调节[J].视听.2019
[5].李志勇,吴明证,徐慧聪.家长式领导对企业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中介调节作用分析[J].中国人事科学.2019
[6].李志勇,李晓庆,徐慧聪,吴明证.家长式领导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关系：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J].心理研究.2019
[7].梁昊,李锡元,陈贝贝.伦理领导更替一定会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吗?——一个中介调节模型[J].预测.2019
[8].管亚梅,陆静娇,沈黎芳.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绿色创新绩效——企业环境伦理的调节与企业绿色行为的中介作用[J].财会研究.2019
[9].王晓辰,吴颖斐,应莺,李清,杨丽婷.问责能否抑制个体非伦理行为?——调节定向和自我损耗的作用机制[J].心理科学.2019
[10].高欣洁.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一个跨层的被调节中介[D].浙江工商大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