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科[1]2006年在《会计准则变迁的机理及对策》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迅猛发展，会计准则越发重要，其发展变迁也越发受到重视。这十多年，我会计准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39项会计准则，至此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基本完成。这次会计准则的发布影响是深远的，因此，熟悉会计准则变迁的路径，把握其内在机理和影响机理，研究相应的对策也就变得很重要了。会计准则变迁的路径、内在机理、影响激励、相应的对策的研究能让我们深入的理解这种变迁，在实际中更好的运用准则，在未来更好的完善准则。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准则变迁路径的分析来达到引出和把握论题的目的。这各部分又从准则会计准则的全局变迁、基本准则变迁，和重点项变迁叁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二部分论述了准则变化的内在机理，先指明会计准则的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在此基础上较为深刻的论述了我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于会计准则变迁影响的阐释。这样就达到了对于准则变迁的内在原因的把握。第叁部分在对变迁路径和变迁内因分析基础上，探讨准则变迁的影响。从对企业的影响，对抑制会计信息失真的作用，以及对财务管理方式的影响叁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研究了应对此次会计准则重大变迁的对策。基于准则变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个部分针对性的从应急措施和长效保障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应急措施先分析实施新会计准则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的分析。长效保障则是出于对准则变迁的长远把握，从准则的法律地位，基础的概念框架，制定机制和执行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佟玲[2]2014年在《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不可逆转。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明确了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会计信息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为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提供基本保障,也是经济监管的基础信息源。会计目标是通过投资人、债权人等利益集团在财务报告传递会计信息的引导下产生或改变经济决策行为,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实现的,因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供给是保障会计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构建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规则以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意义。会计规则建立在会计概念结构基础上,具有很强专业独立性和客观性,危机后的G20峰会也要求在独立的会计规则制定程序框架内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规则。随着世界和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鉴于经济监管行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监管规则对会计规则的影响程度不断提升：一方面,监管当局积极关注会计规则的发展完善并参与其中,促进提升会计规则质量,全力支持、推动会计规则实施,这是监管活动对会计规则发展完善产生的正面效应；然而,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监管部门促使会计规则片面朝着有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方向变迁,对会计规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会计规则相对独立性受损、背离会计概念框架要求,进而使得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会计目标的实现难以确保,具有负面效应,譬如,后危机时代,IASB征求采纳的“预期损失模型”就是金融监管诉求对会计规则产生不利影响的产物。因此,为了维护会计规则的相对独立性,确保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会计目标的实现并助于监管目标顺利达成,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应选择分离与协调的存在模式,以使两者能够适当分离、相对独立以实现各司其职,同时,加强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互动、有效协调两者关系,使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能够共同致力于为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转和繁荣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论文站在会计立场,基于保障会计目标实现视角,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研究。在诠释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首先揭示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现状及问题,进而分析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最后设计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实现路径。鉴于论文探讨的是一项会计管理体制问题,可以为会计规则制定部门发展完善会计规则、监管部门探求监管手段和方式变革以改进监管规则提供政策性建议,以促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提升监管的有效性。同时,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系统深入研究将为我国全面推进会计规则相对独立发展的制度实践提供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内在机理、两者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诠释可以丰富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存在模式的理论研究,具有较好的理论补充价值。本文综合运用会计学、经济学、金融学、税收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采用文献研究、归纳演绎、比较研究、历史分析、案例分析的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进行较为系统深入探究：(1)利用文献研究法对选题相关领域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与分析,以准确把握选题,拟定研究框架,全面展开研究；(2)大量运用归纳演绎分析方法,准确分析、把握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剖析监管诉求对会计规则产生的不利影响,分析论证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提出两者分离与协调的实现路径；(3)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的差异性和共性进行了具体剖析,以寻求两者发展的共同规律与特殊性,为阐释两者分离与协调的关系机理提供理论支持；(4)运用历史分析法厘清了金融工具减值、所得税会计处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会计核算、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历史演进脉络,以追根溯源,把握会计规则应受监管规则不当影响,在发展变迁中的矛盾冲突,进而找到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路径；(5)运用案例分析法支持、佐证理论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如选取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案例进行分析,为诠释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提供支撑。(6)实证研究法。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对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以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站在会计立场,基于保障会计目标实现的全新视角,将金融监管、税收监管和企业生产监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从经济监管高度展开对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系统研究。(2)理论分析创新。①在理论层面系统分析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内在机理；②基于经济学效率视角,运用现代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交易费用理论诠释了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必要性。(3)制度设计创新。本文探讨了会计规则和生产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的实现路径,构思了安全生产监管资金投入诉求的表外披露模式,提出了制度设计方案。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会计规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客观性、专业性、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会计规则的这些特征源于会计的固有理论结构。(2)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应选择分离与协调的存在模式。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具有关联性和共同属性,应加强互动、有效协调；同时,两者之间具有差异性,源于会计与监管目标各异,为满足各自目标诉求,会计规则与监管规则需要适当分离、各司其职。(3)会计规则与监管规则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会计规则与经济监管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根源于经济监管行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会计规则与经济监管规则均作用于企业这一微观经济载体,其是两者规制作用得以同时发挥的“附着物”。(4)会计规则与经济监管规则之间异同特征明显。会计规则与监管规则的差异性根源于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存有不同,且难以取得一致；两者均属于具体制度安排,都具有政府管制属性。(5)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具有必要性。会计准则与经济监管规则的适当分离与协调遵从了会计产权的“自然优序机制”,可以有效减少监管当局公共会计产权主体诉求对个体微观会计资源的“妨害”,降低制度运行的内生交易费用,其本质是一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制度安排选择。(6)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具有有效性。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会计规则和监管规则的适当分离与协调可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进而有助于保障会计目标的实现。(7)会计信息具有“供给”边界,会计信息仅能扩张至其具有可替代性的“供给”边界点,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全部信息需要,不应混淆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
王丹舟[3]2008年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研究》文中指出2006年2月,财政部推出38项新的企业会计具体准则,其中叁份之一强涉及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有关,并要求上市公司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然而目前我国衍生金融市场尚未形成,在衍生金融市场缺失的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进行强制性的大量供给无疑凸显制度的“过剩”,供给的制度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这不仅导致行为主体间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增加,而且影响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而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和衍生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最终使经济资源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有鉴于在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中,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前景及其特有的重要性,如何改进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机制,提高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效率,就成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命题,对我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供求为理论基础,以资本市场全球化为研究背景,以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为研究核心,按照“比较借鉴-制度供给-应用状况-改革发展”的逻辑思路,尝试性地对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全文共5章,除第1章导论外,正文共分4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第2章,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研究的一般理论框架。本章从金融视角和会计视角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制度、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划分了狭义会计制度和广义会计制度,指出了本文命题的制度是基于广义会计制度的内涵基础,尝试性地提出了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的研究假设并构建了分析框架。本章的主要观点是:(1)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是约束人们在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时所涉及会计行为的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它是用来指导和约束衍生金融交易的相关人员所发生的会计行为和会计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该制度的技术规范性给定了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业务处理时所运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空间,其规范性必然降低了衍生金融交易发生时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的交易费用;其经济后果通过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会计信息影响着生产要素所有者对风险和利益的重新配置;(2)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机制研究的假设显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益主体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面对衍生金融产生的利益选择存在着有限的理性,在既定的会计制度约束下,预期通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而获取的最佳收益,并防范风险。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给应源于衍生金融市场顺向生成的土壤,衍生金融市场的需求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给是衍生金融交易中所寻求的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一旦现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对衍生金融市场信息的反映表现出不合理、不真实,或社会利益群体对未来收益信息的反映预期不合理、不真实,社会利益群体就会表现对现有会计制度的被动作为或不作为,势必导致新的会计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代替现行供给的制度,从而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利益主体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以完成“帕累托改进”的过程;(3)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的分析框架,不仅包括相对既定的宪法秩序,还包括市场规模、技术变化,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还包括了上层决策者的预期净收益及公众的态度等,作为制度供求的内生变量,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标。第3章,国内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本章对国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分析国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背景、供求动因、供求路径,以寻求国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的特点和变迁路径,尝试性地找出国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均衡有效的成功经验及其可供借鉴的规律性。同时运用比较分析法对国内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案例回放方式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诱因进行研究,通过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的收益成本进行分析,揭示我国在现阶段进行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形式供求的战略选择。本章的主要观点是:(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颁布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主要是基于市场主导下衍生金融发展的实质需求而进行的供给,源于国外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大量繁衍,外在的利润或潜在的利润促使广大的利益需求者深深感到在既定的制度范围内,人们是不可能获得这些外部利润或潜在利润,因此,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给也就成为制度安排的“发明者”首选要考虑的问题;同时,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巨大的潜在风险也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提供了制度变迁的环境,加上其他外部动因条件,这一切都为金融工具从原生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安排留下了空间和边界。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环境约束的范围内,如果制度供求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那么,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就会不断地应运而生;(2)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在我国的供求机制,实际是代表权力机构的政府为满足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满足国家战略性需求而进行会计制度系列供给的其中一项制度。政府通过趋同国际会计准则,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实现建立和谐世界的政治选择和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行为选择,尽可能减少并降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3)比较国内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分析说明两者存在的差异,可以更好地发现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有效的路径。第4章,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应用状况调查和深层分析。本章主要对政府出于战略需求而供给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在资本市场上社会利益群体对制度应用状况进行调查,通过问卷,访谈,上市公司的网上数据分析等实证研究方式,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给后的状况作一统计性描述,分析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强制性供给后存在的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不对称、不均衡,针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存在的问题,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剖析,找出问题的成因与根源。本章的主要观点是:(1)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是一场以引进为基础的制度变迁,而不是自然演化形成的,不是行动团体在衍生金融市场环境变化时,通过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理性分析,确认收益大于交易成本费用后而付诸于行动的制度创新或变迁,因此缺乏顺向生成的制度土壤。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机制是制度供给的权力机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引进,甚至“拿来”成熟市场国家的会计制度进行强制性供给,以借此优势,加快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比较国内衍生金融市场的缺失,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制度的“供过于求”;(2)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失衡最主要原因是我国衍生金融市场的缺失,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战略供给应以实际的市场发展为基础。而我国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进行制度安排时,所谓的战略供给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满足权力机构的政治需求,“拿来”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际交往间的博弈成本,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拿来的制度”是不可取的;(3)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具有强烈的“国际化路径依赖”特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导致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着预期报酬递增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过于求的事实证明:没有考虑我国的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制度供给最终将是无效制度。事实上,在正式制度安排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各级行为团队为追求制度利润及自身收益,仍会沿用过去的、目前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而并不会因“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得人们的行为立即发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得出“正式制度可能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的原因之一,也验证了诺斯“制度总是重要的,但并不总是有效的”观点;(4)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失衡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会计信息失真。由于供给主体的有限理性和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等一系列因素使制度需求主体在“消费”制度的过程中,依个体偏好对供给的制度进行“矫正”,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准则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使会计信息失真,不能如实、全面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从效率的角度来讲,也就导致了制度的低效,甚至无效。事实上,由于我国衍生金融市场发展的局限性,导致我国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真正衍生产品和衍生交易的数量很少,也难以达到国际认可的水平,因此所反映的会计信息能符合国际要求的必然十分有限,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加上缺乏广泛的衍生金融市场基础和对衍生金融高难度专业技术的掌握,广大的利益群体缺乏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认知和执行的积极性,必然导致在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出现“形式重于实质”;(5)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机制,实质上是一场巨大和复杂的制度变迁,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变迁,制度供求的最大难题是存在于“制度摩擦”背后的“利益摩擦”。因此,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的正确思考,应着眼于如何妥善地解决制度变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利益矛盾,从本质上实现从制度供求非均衡到制度供求均衡的发展过程。青木昌彦(1998)指出: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形成博弈的内生规则,所有参与人按此行动,均衡就会被维持。第5章,改革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的若干建议。本章在系统总结论文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我国衍生金融市场的构建要求,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提出在我国应建立均衡和谐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以保证衍生金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以利于利益相关者作出正确有用的决策选择,切实提高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效率。主要建议观点是:(1)在我国稳步发展资本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改变管理观念,扎实推进衍生品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2)实质重于形式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机制选择;(3)积极建立市场主导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模式;(4)健全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供求机制与制度创新;(5)高质量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与人才培养。针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具体供求,提出构建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的具体供给的初步设想。
周兵[4]2009年在《政府会计管制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大量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减少投资者的信息风险并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而且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也大有裨益。Bushman(2001)指出会计信息具有巨大的经济效应,通过引导投资、强化公司治理以及降低信息不对称3种渠道,高质量的会计报告系统能够有效提升经济的运行绩效。长期以来,会计学界一直将“会计信息”看作是会计管制体系的最终输出“产品”,从技术、经济后果、制度等层面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管制体系的主要职能是提供会计信息生产与披露的标准,并防止不当会计行为的发生。会计管制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通过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以此增进企业的业绩成长或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与促进经济发展。而不适当的政府会计管制不仅无助于消除或减轻会计信息市场失灵,而且很可能会加剧这种失灵,进而会降低会计信息市场的效率,甚至于扰乱和破坏整个会计域秩序,同时也会加大公司治理主体决策的不确定性。近年来,由于会计丑闻对国际社会的巨大震动,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管制有效性的广泛质疑,从而把对会计管制(Accounting Regulation)的持续改进需求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引起了各国政府对会计管制有效性的反思。会计管制有效性已俨然成为当前国内外新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研究和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难题。由于会计信息生产与披露的非均衡性是引发委托代理冲突、契约的完备性、决策的科学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会计信息质量的降低将进一步加大公司治理中的败德行为发生的概率。鉴于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将会计管制的研究视角转入对公司治理机制作用的最终结果之上,拟从公司治理视角来审视政府会计管制有效性问题,即通过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考察会计管制的有效性。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会计管制的发展历程,在论证会计管制、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构建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会计管制理论框架,并围绕此命题以公司治理效率为标准检验会计管制的有效性,最后为提高我国会计管制的有效性进行对策分析。本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对会计管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指出了相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第叁章,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这部分主要是用国际经验的历史考察来说明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的内在联系和不可分割性。从会计管制与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不难发现,会计管制应对“会计问题”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动因则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第四章,会计管制:叁分法及逻辑框架。提出会计管制分为会计信息质量管制、会计信息披露管制、会计行为管制。在此基础上,充分论证了会计信息披露管制与市场失灵、会计信息质量管制与“功能锁定”、会计行为管制与有效市场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解释会计管制的必要性及其内在逻辑性。第五章,公司治理导向的会计管制理论框架研究。本章首先对会计信息的治理角色进行分析,然后分别对公共利益论、利益集团论、经济监管论、程序论等经典管制理论的历史贡献与缺陷进行了阐述,为对政府会计管制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启发。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司治理导向”的会计管制理念,并对公司治理导向会计管制的目标、内容、评价标准、有效管制的主要特征等方面展开研究。第六章,会计管制有效性的实证检验:研究假设与指标设计。本章从会计管制、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解析出发,阐述实证检验会计管制有效性的研究视角、替代变量的选取、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等。第七章,实证结果报告。本章给出了构建了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模型。结合我国会计改革的主要阶段,对我国A股市场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给出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次利用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模型对A股市场在2001年会计管制改革前后、2006年会计准则变革前后的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2001年会计管制改革显着提高了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而2006年会计准则变革却显着降低了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第八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实证结果显示,在2001年的会计管制改革是有效的,它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而2006年的会计准则变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较2000年、2006年显着下降。本章对实证结论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提出政府会计管制应该以公司治理为导向,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来审视政府会计管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二,本文提出会计管制“叁分法”的内容框架,指出会计管制的运作效率来自于激励与约束相对应的叁种机制:(1)会计信息质量管制;(2)会计信息披露管制;(3)会计行为管制,并分别探讨其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方面的贡献。但对于会计管制有效性而言,无论是会计信息质量管制、会计信息披露管制还是会计行为管制,都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并且都互为彼此的制度效率增进机制。第叁,通过对国内外会计管制的历史考察以及会计管制、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创建了“公司治理导向”的会计管制理论基本框架,并从目标、内容、会计管制有效性评价标准、有效管制特征等方面对公司治理导向的会计管制理论进行创新研究。第四,提出从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度这一视角着手对会计管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本文运用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模型,分别在全样本、按是否盈利分组、按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分组实证分析,通过研究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来考察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效率中的贡献程度变化趋势,籍此评价政府有关机构对我国证券市场会计管制措施(如准则变革、会计法制建设、强化监管等)的效果,为评价会计管制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支持。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分组(按是否盈利分组、按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分组)实证分析,都从统计上证实2001年会计管制改革显着地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显着提升了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程度。但未能从统计上证实2006年会计准则变革对改善会计信息质量的促进作用,反而降低了会计信息对公司治理效率的贡献程度。
刘勤[5]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股票市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可观的市场规模。但另一方面，股票市场也开始凸现出一些比较严重的深层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虚假信息披露。2001年以来，由于一些重大虚假信息披露案例的发生，中国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中的严重问题已引起市场诚信危机，也吸引了许多人关注、研究。 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流动的市场，充分、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正确决策的基础，也是资本市场“叁公”原则的具体体现，更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的基础。 要正确认识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中，用系统论的思想和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一个人造系统、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可控系统、复杂系统。它由上市公司子系统、投资者与债权人子系统、中介机构子系统、监管者子系统构成。因此系统论是分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适当工具。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的视角研究“真实世界”的各种制度，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信息披露制度也就是一个各利益集团(子系统)相互博弈的系统。证券市场信息的显着特点是信息不对称，这样会产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都会降低市场效率。 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和系统论思想有许多互补之处，本文即是以系统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理解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监管制度。 本文在以下叁个方面有创新： 一、本文用系统论来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系统，并建立四个子系统上市公司子系统、监管者子系统、投资者子系统和中介机构子系统进行系统性分析，剖析了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及运行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同时以系统论的角度对成熟市场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用系统论来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系统或制度是视角的创新。 二、本文用博弈论对子系统间如上市公司子系统和监管者子系统、上市公司子系统和投资者子系统的博弈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了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收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博弈成本与收益，并结合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变迁中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说明中国股市的现状和问题，这样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可谓是一种创新。
庞小凤[6]2015年在《我国证券监管转型背景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文中提出投资者保护是证券市场永恒的话题,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就是投资者保护的斗争史。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也是证券监管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投资者保护陷入困境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根源之一。我国证券市场作为是一个新兴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在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历史进程中,投资者保护将一直成为证券市场永恒的主题。投资者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证券市场各方面主体的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层次的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组织体系。本文在当前我国证券监管转型的背景下,围绕投资者保护研究的问题,重点讨论投资者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投资者利益受侵害的机理,对比中外投资者保护制度,分析法律保护、监管保护、信息披露对降低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效应,评价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等。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外各国投资者保护的宗旨、原则、立法理念、具体保护机制和措施等逐渐趋同,彰显监管取向明确化、监管主体专门化、国际监管合作化等诸多共性特征。但是,由于各国因经济发展特点、政治体制、法律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投资者保护制度在监管模式、监管客体、监管法规、监管环境、监管效率方面各有差异,为完善我国投资者保护制度提供有益借鉴。第二,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有利于降低控制权私利水平。我国证券立法水平总体上呈现逐步完善、快速推进的发展态势,随着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控制权私利水平呈现逐步降低趋势,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时期,投资者法律制度对控制权私利水平的抑制作用又存在一定差异。第叁,对投资者的监管保护对降低控制权私利有一定影响。其一,尽管公检法司和金融监管方面的财政支出逐年提升,但针对投资者保护的有效监管支出仍然相对不足,没有起到有效降低控制权私利的作用,不能很好地抑制控股股东对投资者的剥削;其二,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案率与控制权私利之间呈负向关系,且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性,说明了法院执法环境和执法活动会警示、遏制一些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对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抑制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第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降低控制权私利有显着影响。信息披露是消除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缓解代理冲突、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有效途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益保护,控制权私利水平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第五,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状况体现出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状况较差和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整体较低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年度趋势具有强波动性、行业差异特征明显、地区发展不均衡显着。本文的创新与贡献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国内外相关投资者保护的研究已不鲜见,但本文紧密结合我国政治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资本市场发展现实,基于我国证券监管改革趋势和改革经验,将投资者保护纳入证券监管理论目标体系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少见,既符合当前我国证券监管转型取向,又弥补了我国投资者保护监管不足的缺陷,具有较强的实际研究价值。第二,分析框架。本文从构建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出发,基于投资者保护制度——监管保护、市场保护、法律保护、自律保护、自我保护的分析框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通过对投资者保护在法律体系构建、监管制度运行、信息披露机制、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自身等方面的检验分析,为投资者保护制度构建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也强化了证券监管理论在投资者保护领域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为未来我国投资者保护监管研究提供一定理论支撑。第叁,实证研究。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和公司治理的本质特征,投资者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目标不一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控股股东剥削投资者利益的主要根源,本文从法律保护、监管保护、信息披露叁个方面引入解释变量,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效应;同时,利用因子分析法设计了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测量框架,对比各年度、各行业、各地区的投资者投资回报状况,得出亟需优化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机制和加强投资者自我保护的结论。总体上,实证分析从监管保护、市场保护、法律保护、自律保护和自我保护五个方面为构建投资者保护的长效机制提供一定依据。
何欣惟[7]2015年在《财务舞弊的主要手段变化研究》文中认为财务信息舞弊已成为当下经济社会与财务界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我国对此面临着重大挑战。本文以2007年1月1日实施的新准则为界,以财务信息舞弊被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深交所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各被处罚的上市公司在2002—2006年度与2007—2014年度导致财务信息舞弊的主要领域、手段和行为等进行了统计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主要集中在叁个领域,依次是披露不充分或虚假、利润虚假和资产负债表虚假;披露不充分或虚假已成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主要手段,且一家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通常不止一种,而是发生在多领域。新准则实施以前,上市公司多以虚构收入和虚减费用的手法虚增利润,以虚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手法虚假资产负债表,且虚构收入和资产均为最主要的手段,同时披露不充分或虚假也是上市公司最常采用的手段,涉及的上市公司数量也最多,以隐瞒对外担保、隐瞒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以及隐瞒其他重要事项的公司居多。随着准则的变迁,涉及财务舞弊行为的上市公司整体有所减少,新准则在一定程度遏制了一些手段的发生。如采用少转成本、少提减值准备、虚构投资收益以及采用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比重均明显下降,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披露不实、隐瞒股权或资产质押、抵押以及虚假披露对外投资的公司也有所减少,多计费用和虚构存货、无形资产、货币资金等现象也并未发现,可见准则的变迁一定程度遏制了此类行为的发生。但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新颖性的错报手段,如通过多计摊销虚增利润,采用虚减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虚减其他应收款以及虚增留存收益等行为提供虚假资产负债表,同时虚假披露相关临时信息的公司数量明显增多,虚假披露定期报告以及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公司数量也有所增加。可见这些都需要创新会计、审计准则和监管手段来加以制约。此外,本文还发现,同时采用2种以内财务舞弊手段的上市公司数量最多,新准则实施后同时采用4种及以上舞弊手段的上市公司数量相对较多,最多的同时采用了9种舞弊手段,这一定程度增加了相关部门查处的难度;多数公司财务错报行为持续一定年限,一些公司的违规行为并未及时发现,直到新准则实施以后才陆续被查处,因而2007年以后被处罚的公司中发生舞弊行为到被处罚相距7年以上的公司明显增多,最长年限高达20年。本文还对被处罚公司的数量分布情况及性质进行了统计,发现被处罚的公司数量从2002年开始整体呈下降趋势,新准则变迁后数量明显减少,且被处罚的公司中以非国有控股公司居多。最后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性的观点和建议。
何敬[8]2010年在《审计期望差距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审计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审计环境决定了审计职能、审计目标和审计师的职责。在具体审计环境中,社会公众和审计师对审计的认识不同,对审计工作的评价不同,因此产生了审计期望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组织结构发生变革,经营形式多样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审计环境下,社会公众对审计师的要求不断提高,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审计师则在不断改进中寻求职业界和环境间的平衡。然而,正是由于存在期望差距而导致的这颗“刺”,才使得审计实务和审计准则不断做出调整,进而推动了审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因此,对审计期望差距做深入的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对于审计期望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审计期望差距、审计期望差距的成因、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的措施方面。但这些研究多为局限于审计期望差距现状的分析,缺乏对具体审计环境的综合分析以及分析的理论基础,因而造成原因分析的不深入和不全面,措施的可操作程度不强。并且,虽然学者们认同审计期望差距是一种认知差距,却鲜有学者研究社会公众和审计师的认知问题本身所导致的审计期望差距,也就无法从认知方面来着手缩小审计期望差距。为此,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审计期望差距进行探讨。在规范研究中,首先对审计期望差距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审计期望差距涉及的主体、客体和构成要素。在借鉴服务质量差距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审计期望差距的形成机理,为后面的研究搭建研究的基石。在对审计期望差距构成要素界定的基础上,运用供给和需求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心理学等理论,分别针对叁类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审计准则缺陷主要受到供给和需求关系带来的制度传导路径的影响、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审计准则制定程序、有限理性、准则制定倾向和制定时滞的影响等。审计业绩缺陷主要受到审计师执业能力,审计师选聘和付费权,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组织形式和质量控制的影响。认知差异主要受到自我关注、自我服务偏见、社会比较、态度和行为不一致、归因错误、先入为主、从众行为的影响。为了考察社会变迁中审计期望差距的变化状况,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法,把审计期望差距放在我国的制度大环境中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的战略和经济策略变化,将历史划为为5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审计期望差距状况进行分析：引入外资与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恢复(1978～1983)、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与审计服务范围的扩大(1984～1991)、国企改革、舞弊案件与审计准则的初步制定(1992～1999)、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与审计准则的修订和趋同(2000～2007)和金融危机与审计(2008以后)。阶段性审计环境的变迁,导致了阶段性审计期望差距变化,不同阶段的审计职能、审计模式、审计程序不同,审计市场也不同,采取的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的措施也不同。然后,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logit模型对2000-2005年审计环境和审计师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有了理论支撑,并通过了实践的检验,才能找到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的有效途径。为了考察我国目前的审计期望差距状况,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发现我国存在审计期望差距：(1)审计师与相关者对审计责任的认识和审计业绩的评价不同；(2)与相关者比较而言审计师高估了审计业绩；(3)存在审计业绩缺陷、审计准则缺陷和不合理期望。最后,本文针对审计期望差距的叁个构成要素,分别提出了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的治理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与国家宏观战略、基本制度和相关制度协调,政府监管的自律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在制定审计准则过程中需进行公共选择和有限理性选择以达成公意；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改进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健全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和加大监管力度；普及心理学知识、进行角色扮演、换位思考和发挥媒体作用。这些成果将会成为研究中国审计准则变迁和今后推动审计发展、改进审计准则的参考资料。
王娟[9]2011年在《基于企业自主创新的会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解决中国企业创新投入动力不足、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加快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而中国企业目前在创新人才、资金、信息等资源和能力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障碍,这严重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动力的释放和能力的发挥。会计作为影响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重要机制,就有必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因此,以充分发挥会计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功能为研究目标,本文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会计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实践,运用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制度学、系统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就会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和途径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这对于丰富和发展会计理论、完善技术创新的支持体系、指导创新管理实践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1.研究揭示了“会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和路径”。首先,从会计与社会资源配置、会计与社会资源利用、会计与宏观经济运行叁个方面对会计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其次从科技创新与会计的关系、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自主创新活动的特殊性、会计的专业特性和功能等方面论证了会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分析了会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机理和路径。支持机理为：会计→信息、控制功能→有关各方决策及决策实施→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资源利用→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自主创新活动。支持路径主要有叁条：面向企业创新内部主体的微观激励；面向创新要素主体的微观激励；面向创新制度环境的激励。2.从会计的控制维度研究了如何发挥会计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会计可以通过其控制职能,管理创新成本、降低创新风险,从而提高创新效率,激发企业及内部各部门和人员的创新动力。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企业自主创新会计控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然后采用调查研究和档案研究法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会计控制现状进行了描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构建了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相适应的会计控制理论模型,并对与其相匹配的组织、制度、人力资本、信息系统建设等保障机制进行了研究。3.从会计的信息披露维度研究了如何发挥会计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首先从理论上对信息披露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一方面,随着技术创新在企业价值创造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其相关的人力资源、技术以及客户等无形资产由于识别、确认和计量难题,使得增加创新相关信息披露成为目前解决现行财务报告无法满足外部投资者需求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创新信息披露可以通过触发声誉机制、防御性信息披露、获取“质优价廉”的要素等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人才等压力。其次,以中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统计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自主创新信息的披露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分别从改善企业自主创新信息的需求环境、增强企业自愿提供自主创新信息的动力、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信息披露的规范和引导等叁个方面就如何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信息的披露效果提出了建议与对策。4.从会计的制度建设维度研究了如何发挥会计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会计制度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包括会计制度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创新投资活动的激励以及会计制度与企业自主创新鼓励政策的协同；其次,以我国2006年发布的新会计准则为对象调查研究了其在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现状；再次,以我国技术创新税收政策为例,对新会计准则与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协同状况进行了考察；最后,针对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会计配套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我国企业自主创新会计配套制度的思路与对策,并对制度建设中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说明。
陈韶君[10]2008年在《我国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研究》文中指出当前,由财务舞弊与审计失败引发的不利经济后果,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导致财务审计舞弊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与审计师的寻租行为。我国资本市场赖以运作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导致了租金存在,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其寻租行为不仅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而且还会引起财务信息失真和审计失败。从资本市场现实角度看,如何有效进行审计和遏制审计寻租行为已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实务界乃至政界人士所关注的焦点和所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故对此展开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及其学术价值。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寻租理论为视角,运用产权理论和博弈理论,分析上市公司和审计师寻租行为产生的供需动因,并为有效控制审计寻租提出政策性建议。首先,本文运用寻租理论、产权理论与博弈论,研究了我国审计寻租的特殊产权背景与审计寻租中的非合作博弈。阐述了租金涵义演变、寻租涵义和寻租理论的主要观点,并结合现代产权理论,基于产权保护的视角分析了会计信息披露产权界定和模糊产权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以及审计师对会计信息产权进行审计界定的必要性。本文还从产权制度变迁和上市公司的产权制度安排角度,深入分析了审计寻租产生的上市公司产权界定模糊和非流通国有股比重过高这一特殊产权背景。此外,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了审计师、上市公司和监管者之间的动态寻租博弈模型,克服了仅仅从理论视角研究的片面性,为更全面理解审计寻租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的基本理论。明确界定了审计寻租内涵、审计寻租主体和客体与审计寻租成本涵义,从产权角度出发剖析了审计寻租产生的内在机理,并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由政府主导、政府管制、审计委托聘任机制和会计制度双轨制等特征,分析了审计寻租产生的外在条件,在审计寻租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阐述了审计寻租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再次,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审计寻租产生的动因。本文明确指出,我国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揭示管制主要通过会计审计准则制定管制和会计信息披露管制来实现,信息揭示管制产生了管制租金,而管制租金是审计寻租的产生诱因。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审计寻租产生的供需动因,一方面,上市公司制度性寻租、特殊产权制度安排和会计审计准则的变迁特色,构成了审计寻租形成的需求动因;另一方面,审计市场的竞争压力、法律体系缺陷和审计职业道德缺失又构成了审计寻租供给动因。最后,从审计寻租产生的需求和供给视角两方面,检验与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审计寻租产生需求动因的实证检验系分别从市场管制、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叁方面进行,结果表明,审计寻租与上市公司的会计管制具有显着相关性,上市公司作为审计寻租主体也存在着强烈的避亏、增发股票和保持上市资格的寻租动机;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控制权安排与审计寻租显着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审计寻租动机越小;由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比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受到证监会和公众监督的力度大,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寻租需求动机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审计寻租需求动机更弱。然而,检验结果未发现股权制衡度对审计寻租有显着影响,也未发现我国目前的董事会制度对审计寻租具有显着地抑制作用,故无法改变对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装饰品”的质疑。审计寻租供给动因的实证研究是从事务所规模和异常审计收费两方面进行的,结果表明,作为供给因素的事务所规模和审计收费对审计寻租有显着影响,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寻租的供给动机便越低,说明事务所规模对审计寻租起到了显着的抑制作用,异常审计收费的减少能对审计寻租起到了显着性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审计寻租行为应加强控制,控制原则是加大审计寻租成本、降低审计寻租的需求和供给。此外,本文提出了完善法律法规、民事赔偿机制、降低监管成本等以加大审计寻租成本,完善资本市场管制制度以降低审计寻租需求,形成合理的审计市场结构以减少审计寻租的供给等政策性建议,作为适度控制审计寻租的具体措施。
参考文献：
[1]. 会计准则变迁的机理及对策[D]. 袁仁科.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2]. 会计规则和经济监管规则分离与协调研究[D]. 佟玲. 天津财经大学. 2014
[3]. 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供求机制研究[D]. 王丹舟.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政府会计管制有效性研究[D]. 周兵.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5].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系统研究[D]. 刘勤. 同济大学. 2006
[6]. 我国证券监管转型背景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D]. 庞小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7]. 财务舞弊的主要手段变化研究[D]. 何欣惟. 云南财经大学. 2015
[8]. 审计期望差距研究[D]. 何敬.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9]. 基于企业自主创新的会计问题研究[D]. 王娟. 天津财经大学. 2011
[10]. 我国资本市场审计寻租研究[D]. 陈韶君. 中国矿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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