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挺[1]2003年在《宋代心性中和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宋代诗学中的心性中和诗学观念。本文认为要求心性中和是宋代诗学的重要特征。所谓心性中和诗学即是指由于宋代心性学渗入诗学，诗学表现出来在诗歌的本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修养与蓄积、诗歌表达方式、表达的效果及品鉴等各个方面的中和要求。 宋人早已指出《尚书·洪范》的“皇极”与《诗大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皆就“已发”而言，而子思《中庸》的“未发之中”才是儒者自有之“乐地”。宋代士人讲求心性中和更与天道的流贯结合在一起，“天命之谓性”将天道与人道打通，宋儒找到了“性与道俱”的入口。道必善，道必全，而“成之者性也”，性也就获得了“中”的本然属性。只有修得“未发之中”，才能使“已发”之情，发而皆中节，无往而不中。 中国古典诗学本有着主张诗人心志与诗歌内容的一致、诗人气质与诗歌风格的一致的传统，即如姜夔所说的“如印印泥”。宋代儒者与诗人的身份的重新合一，心性学对情性的中和要求使“诗者，吟咏情性”一变而为“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诗歌从性情的写照变成对性情之和或与性情之正的写照了。正是这具有宋代特色的心性中和精神的渗入才使宋代诗学表现出了以下一系列的中和要求。 如本旨与功用方面，诗歌作为天地之和、政教之和、性情之和的同构与写照，即源于中和之心性在诗与天、诗与政、诗与人之间的流贯，而正是这檬的同横典窝照使持歌镬得了中和的属性典壹任。 在持人修餐方面，一反六朝以来的重自然才氧，而提倡蔷氧，氧以御才、擎以餐才。要求涵餐性情，消减主艘情赌臀泄的偏激，以心性中和典封道的固守来超越人生的窜连隙遇，典道偕行的胸懊使他钠放连龄隙遇的窜通典人生的坎坷，他佣以一踵平和的心悲来颧照人生的夙雨典仕宦的沈浮。 性情典氧鬓的中和成篇宋代持歌要求中和的核心要素，但追只是具借了一侗基硬，心志典吟脉之简攀竟逻有一段不短的距雕。宋代持李不谨要求感情的“癸而皆中邹”，遗要求感情流露转持的“有筋’，，追就是表逢的平易舆含蓄。正是基龄追檬的表连输，“有箭故有除”，宋代持李追求平淡而又爵味熬穷的美攀境界。 宋代持李更将中和的原fllJ延伸到了品璧，也即是擅者封中和之爵的接受典理解。擅者患孩基放自身的中和之本性来理解持歌，以“然邪之思”擅持，甚至提“有邪”之持中擅出“然邪”之思来;典表连的平易相患，平易之爵富然磨以平易之心擅之。“置心平易始知爵”，咋宣者膺具借平易的心憨来理解爵意，而反封穿擎;典表连的含蓄有筋相磨，持歌的簇味然窜RlJ要求擅者涵泳飒捅，以求逐渐把握爵歌的然窜的簇味。 基赞以上玫虑，本文以如下携涸部分来展阴输述。 第一章，源流典羲界。中和颧念源速流畏，宋代中和颧念的褚多鲍畴也自前代袋承而来，而更多创新，必须封它们造行清理，才能更篇准榷地把握宋代中和貌念的特臀。所以第一郁封周漠以来的中和颧念遭行史的清理，力圆理清中和颧念的源颐典流燮，业注意将之典宋代中和颧念遭行比较，以圆晃出宋代中和觑念的特臀。第二箭fllJ在清理的基磺上官拭封中和觑念造行簌畴界定。亚同峙在比较的基磷的上封“中庸”、“中正”、“平和”、“平淡”、“筒易”“中颧”、“辩橙”等相容典相颊鲍嚼造行定羲。 第二章，本旨典功用。宋代持李将持歌放在宇宙、社含、人生中来玫察其本臀，而中圃傅统思维智惯以用篇艘，也即是所渭的适用角度来玫察事物的本鬓。本章主要孜察了持典天地、爵典政教、爵典心志的阴像，亚捉爵歌封赞天地、封龄政教、封龄心志的功用来榷立其本鬓，由放中和颧念忽篇宇①张载《张子全香》卷一十叁《雄爵.题解持筱》宙、社舍、人生磨孩虚放一踵普遍和揩状憨，持歌作篇追踵和抬状悲的同横典映射，也镬得了“和”的属性典竟任，而J自性的中和成焉天人相合、政教平和的基黔。 第叁章，修餐典蓄精。本章主要封毓宋代持人的修善典植累简题。宋代士人清求心性修善，故而心性修善寅焉宋代持人修餐之主要内容。他佣用梭天的修善来改造先天的才氧，通遇心性的涵善HlJ得到情性的中和。特别是宋代士人以道的固守来超越命遇的坎坷典仕宦的窜通，最篇能兑出宋代心性中和的特色。 第四章，流溢舆呈现。本章主要探封“鞍而皆中筋”在表连屠面的遍用。基龄持人的修餐舆蓄梢，宋代爵李要求表逢的自然流溢，“癸矢龄持满，流波龄既溢”，①蓄精之矍而须约而出之，其中包括表逢的筒易舆含蓄。另外登舆豹的封输又涉及到文典鬓、工典拙等一系列简题，虚理追些尚题也须以中和篇原RlJ。宋代的文鬓中和不再限砖前代的所渭内容典形式参半的修醉鬃屠面，更由赞性情中和的蓄植，而要求形式的鬓模典内容的登富。由龄追檬的具有宋代特色的文臂中和，宋代持李镖皋一踵平夷潭厚的和平之格。 第五章，解貌典涵泳。本章主要射毓品璧屠面封中和性情舆中和表逢的回磨。第一箭主要捉宋代榆“思热邪”在作者典翎者之简的贯通焉切入黯。指出宋代中和持颧不谨在作者一方要求思熬邪，更在擅者
张晓文[2]2017年在《中和：朱熹美学、诗学范畴研究》文中提出中和范畴是古典美学与诗学中的重要范畴。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重新构建了儒家哲学,在哲学美学与诗学理论中发展了中和范畴的内涵。朱熹将中和作为美的本体的基本定位意味着中和具有先验性、超越性、形而上性和普适性,这些理论为朱熹中和范畴体系奠定了宏观的理论基础。朱熹将中和与道之本体并举,以理学家的性本体论为基础,发展了中和在形而上层面的哲理意蕴,将中和视为一种超越的先验存在,也即是美的本体;同时朱熹从中和作为哲学美学范畴的普适性出发,一方面以天命之性作为道与人联系的纽带,将中和从抽象的层面延伸到人自身,中和指向天命之性的回归与人欲之情的摒弃,朱熹的“德性之美”是儒家美善合一的审美观的流露,人在作为伦理道德主体的同时,也成为审美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和以其普适性也在形而下的层面具有广泛的意义指向,从天地万物以至人自身,及至文学艺术等人为创造之物,都体现了中和之美。中和既是一种与道共生的超越之美,也是万物育化,和实生物的天地自然之美,更是文学艺术之美的应有之义,体现了主体的人格理想与审美价值观念,也是主体审美与客体审美的统一。朱熹的中和诗学范畴建立在心性论哲学和伦理主体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温柔敦厚说。中和首先是朱熹对以雅颂为代表的特定诗歌风格的解读,同时也反映了对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朱熹将政治意义上的“克尽己私”运用到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提出了作家的个体修养理论,中和进一步抽象为厚重、严正、平和、典雅的诗学原则和标准,从而由单一的诗歌风格具有了普遍的审美意义。有赖于在哲学上对中和的理论提升和阐释,朱熹的中和诗学范畴在前人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衍生出了丰富的内涵层次,既具有儒家特色又融汇了佛老的因素,既有丰富的哲理内涵,又富有包容性,是古典美学的重要原则和标准,对后世诗学理论与实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袁辉[3]2013年在《邵雍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邵雍作为“北宋五子”之一,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起为理学在宋代的开辟与发展奠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其他四子相比,邵雍除了哲学与史学的建构外,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实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和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偏见,诗论家对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代表的理学诗的文学成就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以说理为主的“康节体”赫然与苏黄王陈等宋诗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体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也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邵雍诗歌进行的诗学化的身份确认,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日益深化,诗歌总量冠居宋儒之首的邵雍作为理学诗创作的典型个案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整体上看,对邵雍及其文学的研究尚未能彻底摆脱理学视野的观照,对于“康节体”多方面的文学化特质亦未能予以较为充分的揭示。实际上,邵雍诗歌是其哲学与文学交融渗透的集中表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是形成其诗歌风貌最为重要的质素之一,但这并不妨碍邵雍的创作具有独立的文学史价值。本文拟从邵雍具体的诗歌文本和实际的文学面貌出发,立足文学本位,探讨其与理学的互动关系,并将其放在古典诗歌流变的视域中考察其文学化的渊源与影响,以期对邵雍文学的独立价值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研究大体分为四部分进行。第一章邵雍的文学渊源讨论其从前代的诗歌遗产中所汲取的丰富营养。相对于其他理学家来说,邵雍其实是有着自觉的文学追求的,他的文学观念也极为开通。这决定了他能够结合自身特点,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走出一条理学诗发展的新路。第二章主要探讨邵雍文学创作的个性化特色。《击壤集》从表达形式上主要是以说理为主,而在内在精神上则呈现出平淡真乐的诗歌境界,二者之间具有着深刻的关联。除诗歌外,邵雍还有若干篇散文存世。虽整体成就远不及诗歌,但也具有一定的文学认识价值。第叁章主要考察邵雍的诗歌自宋代之后所产生的文学化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文学技巧层面的,但更多地体现在对于后世士人人格理想的塑造和心灵世界的安顿。第四章初步探索邵雍诗歌在域外流传的概况。《击壤集》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并且在日本和朝鲜都曾多次刊刻,现今亦有朝鲜刊本与和刻本传世。本章通过朝鲜时代诗坛的邵诗接受这一侧面,揭示邵雍的道德人格和《击壤集》不仅受到理学界的推崇,同时也对域外汉诗的创作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总之,邵雍的《击壤集》虽然不是宋诗中的正格,但他却以自身的文学实绩切实地参与了宋诗精神的创建,对于宋诗风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邓莹辉[4]2006年在《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文中认为两宋理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文艺美学的思想与见解，成为中国儒家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这些散落在大量哲学着作中的零星的、片断式的美学观点归拢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系列，梳理出一条理学美学产生和发展的明晰思路，并由此建构起理学美学的完整体系，这是一个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本文正是基于此一目的，试图在尽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厘清理学美学在两宋时期孕育和形成的具体过程，并初步建构起一个相对清晰与完善的理学美学体系。 全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理学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理学美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对理学的渊源和流变进行梳理，厘清理学美学的中心和边界，辨析理学与美学、理学美学与其它美学形式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认为理学美学不仅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美学，而且是一种以道德为中心的伦理美学和以“乐”为最高审美体验的境界美学。第二章对理学美学的几个基本范畴加以讨论，以“文道合一”论题为中心，探求“道”、“气”、“文”、“乐”等范畴的基本内涵和四者之间的美学关系，认为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的逻辑结构建立起理学美学本体论模式：道(理)—气—文—道(理)。在这个结构模式中，“道”是美的逻辑本原；“气”是美的实体构成，是沟通“道”与“文”的中介因素；“文”则是“道”借助“气”构成的感性显现，是诉诸于人之感官的形象画面(即审美形态)；而“乐”正是“文道合一”境界的实现。第叁章集中探讨理学的艺术哲学，主要从艺术发生论角度分析理学美学“感物道情”的特点；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揭示其对“自然平淡”之美的追求；从审美境界的角度了解“孔颜乐处”的意义。第四章探讨两宋理学家在其美学原则指导下的具体创作、鉴赏与批评，就创作而言，选取理学代表人物的诗文进行分析，了解其作品所体现的理学精神；就鉴赏与批评来说，主要是针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进行评论，体现出强烈的以道德为中心的理学文艺批评色彩；理学家的文学价值取向在《诗经》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二程、吕祖谦、朱熹等先后着书立说，提出对《诗序》的怀疑，重新阐释《诗》的意义，为《诗》研究再次走向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 余论部分勾勒了理学美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并对文学家在理学美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简单描述。
崔淼[5]2017年在《《五灯会元》诗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诗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诗歌体裁。其产生受到印度佛典偈颂的影响。偈颂源于印度的传统诗歌体式,而在佛教经典中被大量使用。自汉代始,僧人和文人对这种独特的外来宗教诗歌由翻译、阅读走向模仿和自由创作。但是这种创作不是对佛典偈颂的单纯模仿,而是与中国悠久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汉化,成为了融宗教、诗歌、音乐等元素于一体的独特诗歌体裁——“诗偈”。成书于南宋的禅宗灯录汇编《五灯会元》中保存了近千首唐宋间的诗偈。这些诗偈呈现了中国宗教诗歌的独特文学个性歌艺术风貌,也呈现了与外来宗教诗歌、中国文人诗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地诗偈由印度佛教偈颂演化而来。印度佛教偈颂有着自身的分类、形成原因、体式特点和诗性特征。在印度佛教偈颂影响下,东晋佛理诗、南朝赞呗向唐宋诗偈逐渐演变。《五灯会元》中的诗偈便体现了汉地诗偈的体式、功用。《五灯会元》诗偈大致可分为叁种类型。一是禅言诗,主要表现禅宗理论、修行及演化过程。二是禅趣诗,主要表现禅居生活、酬唱赠答、赞颂悼亡。叁是禅境诗,主要表现禅师眼中的心境、物境、意境。《五灯会元》诗偈有着鲜明的艺术特性。偈与诗存在着表达共性,如对悟、语言局限性、空静等因素的强调。《五灯会元》诗偈的具体艺术手法包括暗示、陌生化、直觉感受和造境。形成通俗、新奇、清空和绮丽等艺术风格。诗偈与文人诗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诗偈对文人诗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文人偈颂体诗歌创作和唐宋诗具体风格、技巧的影响。文人诗对诗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偈逐渐文人化、雅化的过程中。
潘链钰[6]2014年在《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叁: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叁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宋伟[7]2009年在《“中和为美”发微》文中研究表明源于先秦儒家诗学的“中和为美”观念,以深厚的哲学基础、热切的人文关怀及其对中华文化众多领域所产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本文认为,借鉴西方美学理论及现代心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某些基本理论对这一美学观念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以“化隐为显”,将其由潜在形态纳入现代学术体系,应是当下美学研究所关注的课题和任务之一。通过对“中和为美”这一儒家美学观进行全面考察,本文认为,它包含叁个不同层次的内涵: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儒家诗教观;二、含有丰富艺术辩证思想并体现了艺术创造一般规律的古典艺术学原则;叁、与礼乐传统和心性哲学深刻关联的中华审美文化之魂。对中和美学观的现代探讨,是一个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自我体认继而进行再理解的过程。由于中国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古代文艺理论中的范畴和命题,往往处于“隐在”形态,其价值难以为现代人所认识和理解;为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使其“化隐为显”,本文试图以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体系为参照,结合文艺创作、欣赏与批评的实际,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从哲学美学、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社会学、文化诗学等多个维度来阐释“中和为美”的丰富内涵,彰显它在当代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试图在新的学术环境下为理解“中和为美”观草创一个框架。
刘禹鹏[8]2018年在《宋代文论与书论审美范畴的融通研究》文中认为文学与书法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浓缩社会万象和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而书法则以笔墨线条,重现中国汉字形象之美并表现书家气质性情。两种艺术虽然有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但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在创作和审美、写意与达情、方法及内容等许多方面,文学与书法都存在着相互影响、互渗融通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艺“诗书一体”的鲜明特色。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诗书画等艺术活动非常繁荣,不同艺术之间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互渗融通现象也更加明显和普遍。苏轼、黄庭坚、蔡襄、米芾、欧阳修、朱熹、陆游、姜夔等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在文学和书法创作上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珍贵的艺术遗产,而且在文学理论和书法理论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审美范畴,是主体审美感受、体验、认识的理性总结和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浓缩结晶。“范畴”思维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古代文学与书法互渗融通特征和规律的有效工具。中国传统文论与书论在各自的产生和发展中形成了大量专门范畴,其中有些范畴具有共通性,如气、象、形、意、神、骨、韵、逸、趣、阴阳、刚柔、虚实、形神、意象、气韵、神韵、自然,等等。这些审美范畴成为沟通文学与书法两种艺术的关枢。本研究认为,气、意、神、韵、自然等范畴是宋代文学、书法理论共同运用的典型核心范畴,这些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宋代代表性艺术家诗文书法创作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反映了他们诗书一体的审美观和美学思想。为此,本文对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分别进行了专章讨论。对每一个范畴,都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汇的视角,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梳理每一个范畴产生、衍变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然后着重考察阐释宋代代表性艺术家文论、书论范畴观点,分析理解这些范畴的内涵意蕴和审美旨趣,以揭示和把握宋代文学与书法相互影响、互通相融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本研究认为,气、意、神、韵、自然这五个范畴分别反映了宋代艺术家审美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五个维面。五个范畴虽然各有其内涵特点和不同的审美指向,但是它们并非独立的抽象范畴,而是存在着互渗融通的密切联系。这些单个核心范畴之间又由一些复合范畴如神气、气韵、意韵、神韵以及更多的相关衍生范畴构成一个意义相近的范畴群,本文把这个相互关联的范畴群,看做一个考察分析、理解诠释宋代文学与书法相通互融关系的潜在网络系统。由于这些审美范畴被宋代艺术家广泛运用于作者主体精神、作品创作、品评鉴赏等整个艺术活动中,所以由气、意、神、韵、自然范畴构成的范畴网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反映了宋代文学与书法审美范畴相融会通的共同特征及深层文化思想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命精神的发溢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万物由气化而生,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人的生命也是气化的存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深受气化哲学的影响,贯穿着气化哲学的基本精神,形成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特殊形态。诗文书法中所蕴含、呈现出来的生机和律动,无不是宇宙生命阴阳二气交摩互荡的结果和表现。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这些生命之气构成了创作主体的生命动力,气充、气盛则“发而为文”、“溢而为书”。如果说生命之气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动力源泉,展现了作品的生机活力的话,那么,意、神、韵、自然范畴则从创作主体、创作过程、作品风格、品评鉴赏等多个方面,概括反映了艺术家社会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生命感悟、生活情趣和审美体验,从精神生命的精微处体现出艺术审美需要的丰富性,表现了艺术生命精神的美妙。气、意、神、韵、自然范畴都从不同向度上体现了中国艺术活泼泼的生命精神。2.空灵的审美境界中国诗书画艺术发展至宋代更加全面和成熟,总的审美取向从对作品外在形式技巧的关注,更趋向于超越形质而对内在神韵、意境的表达,由重实象转向更重虚灵,更崇尚空灵自由的艺术境界。这种审美取向与宋代道禅思想兴盛和影响不无关系。气、意、神、韵、自然范畴从总体上体现和表达了一种虚静、空灵、悠远的审美境界。中国艺术深受老庄崇“无”思想的影响,在审美中十分重视形神、虚实关系问题。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在文学与书法中常与言、象、体、格、形、人工等范畴相对举,构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为一个可观的、可言传的艺术世界和一个只能妙悟、意会的艺术世界。对于心态内敛的宋代艺术家来说,大都更向往那个空灵虚幻的艺术境界。3.贯通整体的动态美感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观念深受古代哲学宇宙观、生命观的影响,也注重从整体的、流动的变化中去直观、感受、塑造、品评审美对象。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并非艺术家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五个独立的、局部的、静态的单一构成元素,而是每一个范畴都指向主体精神、审美取向、作品风格等方面整体的动态风貌,反映了其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有机整体的某一维面的审美特征和规律。这几个范畴都从作品的某一个向度体现出一种整体和谐的、流动的、朦胧的美,都具有整体关照和动感体验的审美特征。4.对待统一的审美方法华夏先民在对日月、白昼、生命等自然万物的直观经验中产生了阴阳意识,并逐渐发展成为古人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受中国传统阴阳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继承和衍生了大量两两相对的概念范畴,如阴阳、刚柔、动静、形神、虚实、意象、雅俗、清浊、巧拙,等等。这些对举范畴在相互对待中,互为体用,相反相成,彰显出某种审美旨趣、价值指向,又在互动互释的质态平衡统一中,实现整体、和谐、圆融的审美理想,体现了古人辩证思维的方法论特点。宋代艺术家在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及相关命题的理论阐释中也经常运用对待统一方法表达审美观点,如对言与意、形与神、工巧与自然等对举范畴的诠释,都体现了二元对待辩证统一的审美方法论思想。5.儒道释互融的美学思想底蕴宋代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思想文化格局。“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思潮也深深影响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艺术观。以苏轼为代表的艺术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儒道释叁家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儒道释相融互补的文艺美学观念。在对艺术美的追求上,他们大都崇尚中和之美,体现了儒家尚中致和的价值理想。而对自然、空灵、朦胧之美的追求,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家自然无为、悠游逍遥的自由精神和佛禅超脱世俗、空静妙悟的心性境界。
赵骥[9]2017年在《唐宋动物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古代,动物通常是古人感知和比附世界的媒介,同时也是抒发一己情怀的载体,古人有时以金乌指代太阳,有时呼月亮以银蟾,神话传说中女娲断鳌足以立八极,杀黑龙以济冀州,杜甫"八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动物进入文人的笔下,成为文学性的表达,也自然会带有作者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显示出时代精神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印记,这些印记是历史演进和思想发展的生动表达,从这样的印记中,能够以一种不一样的视角来观察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历史。所以,梳理唐宋两代的动物赋作,可以更细致地了解思想发展、学术演进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文学创作中对思想和学术发展的反映。绪论部分是论文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的说明,简单回顾了动物赋的起源与发展,对动物赋的意义范围进行界定,并对唐宋两代动物赋的创作情况作了简要的回顾与介绍,以及关于此类赋作的文献综述。第一章,唐宋动物赋创作情况。以鸟、兽、鳞、虫的分类方法,从《历代辞赋总汇》、《全唐赋》和《宋代辞赋全编》中分类统计动物赋的篇目,并对其创作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从体物精详到哲思充盈。在中唐时,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以及社会结构、国际形势的变化,思想的发展出现不同以往的变化,宋代理学的发生发展可以追溯到韩愈、李翱等人的议论,这一追寻世界本源的思想和追求儒家学说本体性依据的趋势对文学也造成了影响,促成动物赋中哲理性思辨思维的展开,造成了唐代动物赋情韵生动、描绘精详和宋代动物赋哲思充盈的不同特色。第叁章,从飞扬情采到内敛理性。宋朝建立之后的对外形势和文化政策,加上中唐以来思想发展的方向,使得动物赋中的情感表达从唐代的情采飞动、张扬外向转而为内敛从容,追求平淡中见山高水深。此外儒学的复兴约束了情感的飞动张扬,动物赋中的情感从而走向更合乎儒家规训的表达。第四章,主题和意境的延续与改变。唐代的动物赋中有不少篇章是直接从先秦典籍中化出形象或者意境,相比之下,宋代的动物赋中少有这种情况。在初盛唐时候,有不少借动物以歌功颂德的赋作,随着时间推移,由唐至宋,这类的动物赋也有一个从献媚到规训的转变。第五章,理学相争与文人相攻。宋代理学的发展引起了理学外人士对之的攻诘,而南宋中后期,理学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异也引起各派人士之间的相互辩难与指责,朱陆之争引起的争辩不仅在思想领域造成影响,其弟子后学们的争论指责也延伸到了文学创作当中,南宋中后期的几篇写蛙之作尤为引人注意,在借蛙来表达观点和态度时,由于文艺观点的不同以及哲学思想的差异,造成了这一时期几篇赋蛙之作的独特风貌。
辛鹏宇[10]2017年在《唐代禅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禅宗诗歌是唐代诗歌重要且独特的组成部分,既有禅的内涵,又有诗的特点。唐代禅诗是笔丰厚的文化宝藏,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涌现了数量众多的专着和论文成果。但以往的唐代禅诗研究往往聚焦于唐代文人禅诗研究,较多地关注名人名篇的个案研究。或着眼于禅宗与诗歌的关系方面,而较少关注禅宗诗歌本身。禅诗有着不同于纯文学诗歌的特质,而当前对这种特质的研究依然不够充分。本文回归禅宗诗歌本身,在个案研究基础上从整体上把握唐代禅诗,文学与禅学并重,悟性与理性并入,从佛禅思想、佛禅譬喻、禅悟境界以及审美价值四方面对唐代禅诗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体悟禅诗的诗情与禅韵,以更全面、深入地挖掘禅诗的文学、禅学、美学价值和意义。论文绪论部分详细考察唐代禅诗研究历史及现状,阐释唐代禅诗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唐代禅诗的佛禅思想。禅宗思想影响了唐代文人的思想情感及处世态度,进而开拓了禅诗创作的思想内容,提高了禅诗的思辨性。唐代诗人主要从五个方面受到了禅宗思想的浸润:(一)禅宗继承原始佛教思想,认为“叁界唯识,万法唯心”。“心”有自性和识心两层内涵。从自性而言,“心”为各种因缘的集合体,心生事物生,心灭事物灭;从识心而言,不同的识心生出不同的世界。(二)从事物本质而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各种因缘聚合而生成的,因此本性是空的。(叁)从修行方法论而言,北宗禅推崇循序渐进的渐修法,南宗禅倡导直契人心的顿悟法。唐代诗人对禅宗打坐的体验和参悟促成了独特的宴坐诗的生成。(四)从修行层次而言,修行使人克服贪欲,破解愚痴,使人超越尘缘,挣脱束缚。禅宗教人在从安心境到空心境再到无心境的不断超越中,回归清净圆满的本心,实现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五)从修行境界而言,禅宗秉承了大乘佛教悲智双运、慈悲利生的济世精神。以上五个方面,在禅宗诗歌中都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第二章分析唐代禅诗的佛禅譬喻。佛禅譬喻生动精警,常被唐代诗人援引入诗歌创作,丰富了唐代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唐代禅诗主要有四大喻象系列,分别为:(一)佛性永恒喻象系列。以明月喻指佛性圆满光明,以宝珠喻指佛性珍贵莹澈,以旧时花红喻指佛性不生不灭。(二)诸法无常喻象系列。以落花喻指人生短暂,生死迅速;以浮萍、飞蓬,喻指人心迷失,漂泊无依;以木偶喻指命运任人摆布,不由自主。(叁)世事虚妄喻象系列。以镜花水月、空花、阳焰、金刚六如喻指一切事物是性空的,是虚妄不实的。六根接触六尘所产生的六识更是虚中之虚。人们认假成真,执幻成迷是造成种种痛苦的根源。(四)调伏妄心喻象系列。以心猿意马喻指妄心不息,以作茧自缚喻指贪欲毁人,以露地白牛喻指妄心调伏后的自在境界。第叁章论析唐代禅诗的禅悟境界。唐代禅诗以诗的语言表达独特的禅的感悟,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禅悟境界,主要体现为:(一)超越思量的直觉境。禅宗倡导用直觉观照世界,直契事物本质,不加任何理性思量,使禅诗呈现出“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界。(二)空灵寂照的现量境。一切事物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佛性,一切事物都是佛性的显现,在禅诗中呈现为黄花翠竹皆般若的现量境界。(叁)相互含摄的圆融境。禅宗认为万事万物相互影响,打破了事物的二元对立,禅诗呈现出生死圆融、出家与在家圆融、烦恼与菩提圆融、时空圆融的境界。(四)俯仰皆真的日用境。日常吃饭睡觉、扬眉瞬目的生活就是参悟禅的道场,这在禅诗中呈现为“平常心是道”的日用境界。第四章总结唐代禅诗的审美价值。禅宗拓展了唐诗的思想内容,丰富了唐诗的精神内涵,提高了唐诗的审美价值。禅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自然山水都是佛性的外化,禅与自然息息相关,所以禅诗中有大量对山林胜景的描写,诗歌呈现出宁静淡远的清幽美。禅者触处即真、随缘任运、自在洒脱的处世态度在禅诗中彰显为随缘自适、一期一会、安住当下的自在美。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为真实离名字,所以禅诗重心心相印的心灵体验,呈现出廓尔忘言、悠然神远的无言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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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代文论与书论审美范畴的融通研究[D]. 刘禹鹏. 曲阜师范大学. 2018
[9]. 唐宋动物赋研究[D]. 赵骥. 山东大学. 2017
[10]. 唐代禅诗研究[D]. 辛鹏宇.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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