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1]2003年在《唐以前“得”字及相关“得”字句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讨论了从先秦到唐以前“得”字意义、语法功能及相关“得”字句的演变情况，并对其演变机制作出初步的阐释。“得”字第一次重要演变是先秦时期从一般动词转化为助动词；然后“得”沿着“得到”、“能够”两个方向逐步演化为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同时，相关的“得”字句也随之发生演变。研究中，我们以语法化理论为指导，尽可能做到形式和意义、静态和动态、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必要时考察“得”在汉语方言的情况，为“得”字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材料和证据。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概述“得”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主旨。第二、第叁部分是正文部分。第二部分从助动词“得”的判定、词义引申、初步语法化叁方面，讨论先秦“得”字的第一次重要演变——从实义动词到助动词。第叁部分谈汉代至魏晋南北朝“V得0”式和可能式“得”字句的发展。最后是文章的结语部分。
张展[2]2011年在《安仁话语法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安仁民俗·方言》将安仁话划分为四个区,即城关区、龙市区、渡口区、关王区,其中城关区包括城关、排山、清溪等乡镇。本文以清溪话为考察对象,利用田野实地调查所收集到的语料,结合湘赣两地方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安仁话特殊的语法现象进行描写、归类,重点描写“得”字与“得”字句式,进而挖掘出安仁话语法的类型特点。全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绪论。这一章首先介绍安仁县的人文地理、安仁话的研究现状、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及语料来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二、综述安仁话总体语法特点。这一章主要概述安仁方言语法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综述安仁方言在语法上的特点。目前安仁话的研究主要呈研究者少且研究深度不够的现状;安仁话词法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构词、构形、词类用法上,安仁话句法上在句式、语序等方面与普通话也存在差异。叁、安仁话中“得”字的用法。本章主要概括了安仁话中“得”字的用法,“得”字在安仁话中有动词、形容词、介词、助词、助动词、应诺语六种用法,通过历时考察发现,安仁话“得”字有叁条语法化路径:1.得到、获得(动词)→给予(动词)→处置→被、(被动);2.及物动词“得”→助动词“得”→助词“得”;3.及物动词“得”→形容词“得”→应诺语“得”。四、安仁话中的“得”字句。本章主要概括了安仁话中“得”字句用法,安仁话中的“得”字句式主要有双宾句、兼语句、被动句、处置句四种句式,“得”字作双宾句,宾语都有有界化的要求,否定式的双宾语句及相关句式的语序类型属于ODVOI型语序,指量成分的有定性程度要高于数量短语,严格执行“有定居首”的原则;安仁话中“得”字兼语句中N1往往是由指物名词(即V2的受事成分)充当,N2通常不能省略;“得”字被动句在安仁话中通常用于长被动句中,且口语色彩浓重;“得”字处置句常用于狭义处置句中,在时态上,不能接时态助词“过”。通过与普通话、湘赣方言的比较,我们认为安仁话语法有以下类型特点:1.安仁话语法保留了古汉语语法的某些特征,与现代汉语语法存在一定差异;2.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安仁话在语法上既融合了湘赣方言的某些特点,在具体用法上又异于这两种方言。
李伟[3]2015年在《汉语“得”的历时考察与共时研究》文中指出汉语“得”在古今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是汉语研究的重点语词之一。数千年来,“得”在汉语的历时发展中不断丰富和衍生出新的用法。它最初只是一个单纯表示动作的实义动词,而在现代汉语里边,它则成为了一个语义多样、功能复杂,值得人们关注的词语。演变过程中,它的有些用法只是兴盛一时,只能作为以往的历史现象来认识;更多的则是沿用至今,相互之间的细微差别需要人们精细分辨才能将它们厘析开来。本文从历时的角度梳理“得”的发展轨迹,探寻现代汉语中不同用法的“得”它的由来与规律。同时还在共时层面上分析其句法功能、语义、语用的不同,尽可能对现代汉语中的“得”做到比较全面详尽的描写阐释。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前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中涉及到的一些符号说明。第一部分:按照研究内容的不同分类整理归纳目前学界对汉语“得”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论文所探讨的问题。第二部分:将语法化的相关理论与汉语史方面的知识相结合,以时间顺序为轴,探讨汉语“得”的发展演变。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深入探讨不同用法的“得”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第叁部分:归结现代汉语“得”的分布情况发现“得”作为述补结构的标志是现代汉语中的主要用法,探讨不同类型的“得”字述补结构的特点及句法功能,从而较为全面深刻地了解现代汉语带“得”字的述补结构。第四部分:分别从句法位置、词义、词类、句法功能、语用、语音、语法化等角度对汉语“得”进行总结。
余乐[4]2018年在《汉语方言处置范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处置式”作为汉语中的重要语法范畴,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过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共同语中的处置式的研究,然而处置式在汉语方言中的表现形式与普通话有极大的差异,吕叔湘先生等学者此前对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处置式各句法成分的条件限制,除了处置宾语必须有定外,在方言中皆有反例。研究汉语方言处置式基本面貌,将处置式在汉语方言中的特点与古代汉语和普通话进行对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处置式从产生走向成熟的演变规律,也有利于我们了解现代汉语方言中一些特殊现象的成因。正文部分共七个章节,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现状。汉语方言研究历史悠久,随着现当代语言学界对汉语方言研究的日益重视,方言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传统的经验式评很难再全面有效作出判断。本文借助文献量化软件对汉语方言学现状进行科学评估,最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汉语方言处置范畴比较研究。我们分别介绍了处置式的研究现状、汉语史领域对处置式的研究成果以及汉语方言处置式的研究走向。第二章我们主要讨论处置式的语法意义。首先就“把”的词性和作用,“把”字句和处置式的争论以及如何理解处置式的角度全面探讨了学界现在对于处置式的分歧。然后从语义类型上将方言处置式分为“处置、致使、遭受、对待和命名”五类。并分别探讨了各自的语义限制。最后简要介绍了学界关于处置式语用意义研究的典型成果。第叁章我们从处置标记的地域分布、语义分布、方言分布叁个方面探讨了处置式的层次类型。重点讨论了复合处置标记的构成方式和生成机制以及汉语方言的多标记现象。第四章我们将方言中无标记的处置义表达式分为受事前置型、动词谓语型、复指代词型叁类,分别考察了它们在方言中的句式结构和句法要求。并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总结了这几类句式的地理分布和分布特点。第五章我们重点讨论方言中有标记处置式的结构特点。首先就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的特点进行了考察比较,发现了汉语方言处置式在结构上异于共同语的现象。其次,从一般处置式、复指代词型处置式、“上古式”处置式以及处置式的套合分布探讨了现代汉语方言处置式的结构类型。从处置式的宾语类型和语义混合类型对汉语方言处置式进行类型学分析。最后从语用角度对不同结构类型的处置式进行了处置义强度的考察分析。第六章我们着重从历时方面探讨了方言处置式和处置标记的演化路径。首先我们探讨了学界目前关于处置式起源的争论,从汉语方言的角度例证了我们支持的“以”字式是处置式早期形式的观点。其次,我们从宾语类型、谓语成分以及“S把O”处置式的出现等方面考察了处置式的结构复杂化趋势,探讨了处置式的发展动因。分别讨论了各类处置标记语法化路径。最后就本人方言中的“给予”动词的语法化路径重点对“给帮”义处置式演变规律进行个案分析。第七章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探讨了研究过程的一些思考,遇到的困惑和不足之处。
廖常清[5]2018年在《先秦两汉“得V”结构的起源和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正逐渐消逝,但在各地方言中仍然存在的“得V”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调查统计法、文献考据法、对比分析法等语言学方法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得V”结构作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得”字及“得V”结构在历史发展演变进程中的语义引申路线作出推测和勾勒,分析“得”的“可能”义和“许可”义在“得V”结构肯定式和否定式中的分布情况及其来源。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第二章,该部分主要探析“得V”结构的起源。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几种代表性文献带“得”结构的详细调查,我们认为“得V”结构可能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来自“得N”结构,由于汉语的谓词作宾语没有任何形式变化,当“得”带上谓词性宾语的时候,形成“得V”结构;其二是来自“得+而+VP”结构,当这一结构中的“而”因为“得”与VP共宾语并省略“而”的时候,形成“得V”结构。第叁章,该部分对“得”的语义引申路线进行了勾勒和说明,对“得”的语义演变进行分析,对学界较少关注的“得以+V”格式的演变也做出了分析。第四章,该部分为结论和余论部分。主要是对全文进行总结,概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并指出本文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程丽丽[6]2012年在《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北京话被动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文艺文体中的北京话书面语文本语料为基础,运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对北京话被动式作语言学本体研究。同时,我们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语言经济原则、原型范畴理论和家族相似性理论作为语言学本体研究的理论支持。本文在收集整理近叁百年北京话被动式语料基础上,运用数据统计法从外部分析北京话五个带被动标记词的被动式的生命周期和专职化倾向,从内部分析北京话常规被动式和特殊被动式的句型分类及发展规律。第二章根据被动标记词的不同及其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数量,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分析北京话不同标记词被动式近叁百年兴衰发展的生命周期：“被”字绝对优势地位从未动摇,它与“给”字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迎来鼎盛期,未来发展势头强劲；“让”字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呈现出暂时下滑的态势,未来还有发展的空间；“叫”字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达到顶峰后,衰落态势明显。“教”字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发展到顶峰后迅速衰亡,只活在个别人的个别作品中。“叫”、“给”、“让”和“教”字被动式的兴衰表现出“早出现早衰亡”的发展规律。北京话不同标记词被动式也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专职化倾向,我们在第叁章从文体、语体、语义色彩和被动标记词词义的独立性角度作了分析。北京话被动式文体专职化倾向表征明显,“被”、“给”、“教”字被动式偏重文学文体,“让”字被动式倾向艺术文体,“叫”字被动式表现出艺术文体向文学文体的转向。北京话被动式语体专职化表现出典型语体表达方式对于次类语体倾向的影响力,同时,在与文体的对应中表现出语体的主导性。此外,通过对语料的整理和统计,我们发现北京话被动式不分文体和语体地以贬义语义感情色彩为主,且以受事者立场表达为主,据此,我们重新为被动式的语法意义作了规定,认为,被动式共性的句法意义是：叙事者对事件亲历者其所经历的出乎其意料的事件的主观表达；被动式的核心语法意义是叙事者站在受事者立场对其所经历的出乎其意料的不幸或不如意事件的主观表达。我们根据被动式的句式特点和语义的被动表达把北京话被动式分成两大类：常规被动式和特殊被动式。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常规被动式和特殊被动式作句型分类研究和句型发展规律的分析。常规被动式：1)以“被”字被动句型为主。2)“被”字被动式句型最为多样,“给”字被动式句型最少。3)“被”字被动式以“pm+NP”句型为主,“给”字被动式以“pm+VP”句型为主,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这种格局均受到挑战。“叫”、“教”、“让’字被动句型只有“pm+NP”句型。4)单个动词作谓语、动宾结构作谓语和动补结构作谓语的被动句型数量最多,是北京话被动式的核心被动句型,生命力远远高于其他被动句型。同一被动句型内部,以核心语法功能进入的句型分支生命力更持久。特殊被动式：1)18世纪中叶以后已衰落少见,近叁百年来尚存的特殊被动式数量很少,其中以“被”字被动式为主,“叫”字其次。2)“给”字是唯一没有特殊被动句型的被动式。3)特殊被动式在20世纪40年代后集体消亡。北京话被动句型的兴衰发展表现出以下规律：1)不同标记词的同一被动句型遵循“早出现早衰亡”的规律；2)核心句型和以核心语法功能进入的被动句型生命力更旺盛；3)核心句型出现早于非核心句型,非核心句型衰落早于核心句型,核心句型和非核心句型间体现出“晚出现早衰亡”的规律。这其中,汉语普通话规范化的影响力、语言经济原则、原型范畴理论和家族相似性起到直接的作用。
佟大群[7]2010年在《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文献辨伪学是一个学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尚未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笔者有感于此选作该题,勉力为之。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五方面内容：(1)探讨了有关辨伪学、文献辨伪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对二十世纪初年迄今,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同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理论方法等进行了简要说明。(2)回顾了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成就。文献辨伪学发端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复经隋唐、宋明数百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分析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力和环境问题。文献辨伪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所处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清代的文献辨伪学能够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是清代学术和社会对其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它们所给予的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4)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叁个阶段,系统考察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状况。笔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顾炎武以降数十名学者的文献辨伪成就进行个案分析,还专设“图书”辨伪、《古文尚书》辨伪、《周礼》辨伪、《竹书纪年》辨伪等专题,此外还对《总目提要》的辨伪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研究。(5)最后总结了清人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学科体系、辨伪学成就和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现代启示等。本文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及社会现实均不无意义,其主要创新点可概括如下：(1)首次明确规定文献辨伪学的学科体系,确立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现代的文献辨伪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混淆文献辨伪与考订文献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关系、混淆文献真伪考辨和史料真伪甄别的关系、仅仅视文献辨伪为文献整理的方法、往往阉割文献辨伪的思想性意义,等等。这突出反映了文献辨伪学理论研究中的阙失,因此亟需对其进行完善。笔者所为,是对既有理论框架的突破,是对文献辨伪学史的重写。(2)全面清理清以前文献辨伪发展的历史,为考量清代文献辨伪成就提供合理的参照标准。清人的文献辨伪研究渊源有自,因此全面把握清以前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是正确认识清代学者文献辨伪研究状况、准确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程度、合理定位清代文献辨伪学学术成就的基础和关键。在这一点上,学界目前还作得不够。(3)系统考察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动因和外部环境,这是以往学界多忽视的问题。笔者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归纳为守卫圣经圣道、处理遗留问题等七个方面。同时也综合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探讨了文献辨伪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和原因。学界目前对文献辨伪学发展动因和环境关注的不足与对文献辨伪认识的片面之间有着因果关系。(4)整体把握清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定位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学术地位。就阶段性特征而言,清初文献辨伪气势磅礴,清中期精益求精,清后期则能推陈出新,叁者各具特色,鼎足而立。清代辨伪学家,初步统计有213人,考辨文献涉及783种。从文献辨伪学通史的角度,其巅峰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以往学界对清代文献辨伪学特征和学术地位的认识不清,且多有妄论,笔者的结论,不无意义。(5)全面分析清人文献辨伪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观念。在辨伪方法问题上,参照前代,笔者认为清人少有发明；一些学者动辄十几种、数十种的罗列办法,也非允当。在辨伪思想方面,笔者特别强调了清人文献辨伪的思想性因素,特别是对维护经学正统、治学以经世的问题阐发颇多。已有成果中多将文献辨伪视为文献整理的方法、或无视其思想性意义,笔者以为不妥。(6)驳正对清代学者文献辨伪学成就的不恰当定位。笔者通过重点考察和宏观描述相结合的方式,以重要学者的深入分析支撑起宏观描述,以宏观描述的广泛开展给个别学者的学术定位以合理的参照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驳正了已有研究成果中对个别学者过高估计或贬抑太过的问题,前者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后者如毛奇龄等。(7)订正清代史料中的记载及其解读中的错误。如《阎若璩年谱》、乾隆本《古文尚书疏证》中记载的阎若璩东归过灵璧的时间；朱彝尊等关于万斯大《周官辨非》考条数量的记载等,都是清代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如林庆彰等所谓黄宗羲在“十六字心传”问题上态度有“重大转变”问题；如司马朝军的《辨伪书目》中误收67种文献,却漏掉224种文献的问题；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考辨伪书的确切数目等,都是对清代史料的错误解读。诸如此类问题,笔者多有订正。
黄锦君[8]2002年在《二程语录语法研究》文中认为程颢、程颐是理学的创始人，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遗书》和《外书》中，《遗书》和《外书》以记录二程平日的言谈为主，所以又被统称为“二程语录”。二程语录为其门弟子所录，后经朱熹整理成书，流传至今，以往人们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去认识它、研究它，还没有人从语言的角度去对它进行全面的调查，更没有人以二程语录为基础，探索二程之前的唐五代或之后的南宋及元语言的发展变化。 本文主要分《引言》、《语法分论》、《余论》叁大部分。《引言》介绍本篇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其二程语录的体例、内容及其撰录者等等。《语法分论》作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对二程语录中的人称代词、疑问代词、动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以及“得”字结构、处置式、被动句等进行了穷尽性的搜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来源的考察和历史的比较。《余论》部分是二程语录与《祖堂集》比较等。 二程语录的语法特点是：在称代方面，叁称代词系统“我、你、他”的格局已很清晰，第一人称用“某”，第二人称用“贤”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疑问代词“那、甚、怎生”等在使用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用法，“何”等的使用仍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助词方面，探讨了“了、却、着、过、将、取”等循着“谓语→连动动词→补语→助词”这一模式完成语法化的过程。由于动态助词处于发展阶段，分工还不是十分明确，这些助词有明显的混用现象。结构助词“底”、“地”的界限十分清楚，一直用得很少的“个”也有反映。最值得注意的是“的”的出现和使用，“的”的大量使用是在元代以后，二程语录中“的”的用例可能与近代汉语语音“入声清化”规律有联系。语气词方面，唐五代而来的“在、里、着、无”的用例都不多，用得最多的语气词是古汉语中通常用作表判断的“也”。句法方面，“得”字结构进一步发展，谓语动词和补语更加多样化；处置式主要以“将”字式为主，“把”字句很少；“被”字式被动句不如“为”字式的被动句多，还有一类被字句表示原因，不表示被动。 总之，二程语录不仅反映了北宋这一时期的语法面貌，也反映了自唐五代而来语法的发展，为近代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和依据。二程语录在近代汉语的研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昝圣骞[9]2014年在《近代词体声律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近代词体声律研究为考察对象,探寻其发生背景和学理基础,梳理其演进历程,概括其主要特征,总结其得失。词体声律论在近代的流行并非偶然。这一时期词坛空前繁荣,姜、张“格律派”词风盛行；词学尊体论要求词合于乐的论证,经学、音韵学、曲学的兴盛也为词体声律研究提供着助力。在唐宋词乐研究萌发,在明代词谱之学兴起,到清代前中期词体声律学体系初步显现。词体声律论在近代迅速发展的时代环境和学理基础已经具备。近代词体声律学的发展历程由两个阶段组成。前一阶段从道光元年到19世纪末。这一时期声律说风靡词坛,在词体文辞内部找到词乐的凝结是词学家的最大目标。他们力图从四声、叶韵、五音等方面找到文辞与音乐的搭配规律,以恢复词体协律合乐的属性。同时《词律》的订补和词乐的研究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即使是常州派这样通常被认为是重立意、轻声律的词派,也以自己的声音加入到了论说词体声律的大合唱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词体声律论变得愈加复杂而不切实际。词学家中彭凤高和谢元淮代表了两种倾向：前者认为古今乐可通,词乐可解,词体声律自当以音律为主导；后者则通过与乐工的合作,发现“词人之律”与“乐工之律”的分野,其实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不通音律的词家以审音辨韵来协乐的单纯想法。后一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词体声律研究建立在反思前期得失的基础上。词体声律研究的重心,从愈辨愈繁且难以实践的“音律”退回至“格律”,力求向内挖掘词体本身的内在音乐性。与之相应,词乐研究也渐渐“退烧”,不少词学家提出以口吻代替管弦,来证验词体声律之理论,“吟诵”出词体的音乐美感。作为前期热衷音律而忽视文辞的反思,也作为这一时段不讲音律的“补偿”,当时词坛视“清末四大家”律文兼美的词作为典范,严于持律的风尚流行南北。这一时期,陈锐《词比》和徐绍棨《词通》两部着作走在了时代前列。《词比》全面、系统的总结了词体句式,堪称“词体声调之学”的草创；徐绍棨在撰写《词律笺榷》、系统订正《词律》的基础上,在《词通》中提出“自然见律”的思想。
陈芳芳[10]2013年在《《红楼梦》的动态助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着之一,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时期汉语口语的面貌,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文献语料之一。在《红楼梦》中动态助词的用例相当丰富,句法结构也十分多样,足以使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动态助词在清初时期的发展情况,这对近代汉语动态助词的研究有着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本论文详细描写了《红楼梦》中“了”、“着”、“过”、“得”四个动态助词的句法格式和语义类型,并分别分析了各词的语法功能,展现了清代初期动态助词的基本状况：动态助词使用的频繁程度已接近现代,其中以“了”的使用最为普遍；各词均有复杂多样的结构形式,所表达的语义类型也十分丰富；在语法功能上,以“得”的用法为最多,但仅就助词系统而言,“得”可作动态助词和结构助词,“了”可作动态助词和事态助词,而“着”和“过”只作为动态助词使用,“着”可表完成态和持续态,“过”则表完成态和过去态。我们通过对《红楼梦》动态助词语法化等级的考察和研究,勾勒出“了”、“着”、“过”、“得”各词的语法化进程,从而揭示了动态助词演变的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1]. 唐以前“得”字及相关“得”字句的演变研究[D]. 马慧.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安仁话语法特点研究[D]. 张展. 湘潭大学. 2011
[3]. 汉语“得”的历时考察与共时研究[D]. 李伟. 河南师范大学. 2015
[4]. 汉语方言处置范畴比较研究[D]. 余乐.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5]. 先秦两汉“得V”结构的起源和发展[D]. 廖常清.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6]. 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北京话被动式研究[D]. 程丽丽. 首都师范大学. 2012
[7].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D]. 佟大群. 南开大学. 2010
[8]. 二程语录语法研究[D]. 黄锦君. 四川大学. 2002
[9]. 近代词体声律学研究[D]. 昝圣骞. 武汉大学. 2014
[10]. 《红楼梦》的动态助词研究[D]. 陈芳芳.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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