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涛[1]2004年在《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人格特征之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运用问卷法研究了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及互联网使用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旨在突出探讨互联网使用与使用者人格特征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论文共由九部分组成。研究首先介绍了心理学关于互联网使用的研究现状，然后引出大五人格理论用以验证青少年人格特征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还探讨了互联网环境和青少年互联网行为的关系，互联网使用动机、互联网态度、使用者的社会支持、自我和谐、自尊、孤独等因素对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影响，以及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人格以及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推导出一个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人格特征及其他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模型。 研究发现：1)青少年对互联网环境的总体评价较低；在互联网中积极的行为多于消极的行为；对自我互联网行为的评价高于对他人的行为评价；常见的消极互联网行为依次是欺骗、恶作剧与冒险，且对他人构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互联网使用动机依次是在线聊天、娱乐休闲、获得信息、与亲朋好友联系和调节情绪；互联网使用只对少数青少年个体造成负面影响；2)青少年在互联网上使用最多是在线聊天，其次为娱乐、听音乐、看电影、一般的信息浏览、收发邮件和搜寻网上资源等。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在总的使用程度和网龄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在使用时间和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上存在性别差异；不同年级在总的使用程度、网龄、上网用时和具体的使用行为上均存在差异；3)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人格特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人格是影响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决定因素；4)互联网使用动机、互联网态度、使用者的社会支持、自我和谐、自尊、孤独等因素也是影响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因素，它们通过复杂的相互影响对互联网使用行为起作用；5)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受使用者人格因素的影响，也与其他因素之间关系密切。本研究结果可望对相关研究产生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可以此揭示出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的个体差异和年龄特征，并对人格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提供现实的依据。
周爱保, 茄学萍, 刘锦涛[2]2006年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与人格特征之关系研究》文中提出通过问卷研究法,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人格特征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其人格特征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与神经质存在显着正相关∮与开放性、宜人性、公正性存在负相关∮与外倾性零相关。路径模型表明在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中社会支持是一个“中介变量”,人格因子中的开放性对网络成瘾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通过社会支持而产生影响的,而神经质因子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且路径系数已达到非常显着的水平。
柳铭心[3]2006年在《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互联网使用偏好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一个吸纳、承载人类生活的平台。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已悄然成为当代人生活的一种姿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兴起与发展，国内外的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纵观相关文献，可以看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成年人，而对青少年这个特殊群体并没有给予重视。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使它的用户组成有年轻化的趋势；在研究方向上，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互联网成瘾问题，而很少对互联网提供的不同服务进行研究；这些问题的局限使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难以对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干预。 该研究使用问卷法调查了339名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与互联网服务的使用偏好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 青少年互联网服务使用偏好包含有四个因素：社交服务、信息服务、娱乐服务和交易服务，本研究只对前叁种服务使用偏好进行了分析；(2) 青少年在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上存在着显着的性别和年级差异；(3) 外向性、神经质对互联网社交服务的使用偏好有直接而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4) 外向性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地预测互联网社交服务的使用偏好；(5)青少年在互联网信息服务使用偏好上存在着显着的年级差异；(6) 开放性、社会支持的叁个方面均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使用偏好有直接而显着的影响；(7) 宜人性和外向性通过社会支持的叁个方面间接地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使用偏好产生影响；(8) 宜人性、外向性均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地影响互联网娱乐服务的使用偏好；(9) 对社会支持的利用与社交服务、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的使用偏好均有着显着的负向关系，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干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社交服务、信息服务和娱乐服务的使用。 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人格特征和社会支持状况会影响他们对不同互联网服务的使用偏好，因此，家长和教育者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指导和干预应该针对他们的个性特点进行，盲目的一刀切式的反对和禁止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只有有针对性地因势利导才有助于青少年正确对待、健康使用互联网。此外，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对各种互联网服务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干预作用，所以在给予青少年各种支持时，使他们意识到这些支持、并清楚该如何使用这些社会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魏兰蕴, 刘蒙, 李松, 傅丽萍[4]2016年在《青少年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网络使用偏好的中介效应》文中研究指明以727名青少年为被试,采用《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青少年网络使用偏好量表》和《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考察青少年人格特征,其中主要考察谨慎性及情绪性2个维度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以及网络使用偏好在谨慎性/情绪性人格与网络成瘾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谨慎性、情绪性人格特征对网络使用的信息获取正向预测作用;谨慎性人格特征对网络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情绪性人格特征对网络成瘾有负向预测作用;互联网使用信息获取偏好和娱乐偏好对网络成瘾有正向预测作用;青少年网络使用偏好中信息获取使用偏好在青少年的情绪性、谨慎性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娱乐使用偏好在青少年情绪性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张洋洋[5]2012年在《青少年人格特质与同伴依恋的关系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社交”快速兴起,它已经成为一种人际交往方式,相当多的互联网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社交服务,青少年也是这种服务的热心使用者。澄清青少年使用互联网社交服务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现象,有益于教育者有重点地引导青少年的互联网社交行为,对互联网社交服务的使用能够趋利避害。已有研究证明,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少年的同伴依恋对个体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也有影响。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青少年人格特质与同伴依恋的关系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影响。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有中学生人格五因素问卷、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的同伴依恋问卷和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问卷,被试来自河南省郑州市两所中学的332名学生。根据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结论：(1)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在开放性人格维度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不同年级的青少年在外向性人格维度上存在显着性差异。(2)青少年的同伴依恋处于中等水平,总体状况良好。叁个维度中,同伴信任的得分最高,同伴疏离得分最低。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在同伴信任、同伴沟通维度及同伴依恋总分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不同年级的青少年在同伴疏离维度上存在显着性差异。(3)青少年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处于中等水平。不同性别、年级的青少年在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上存在显着性差异。(4)青少年人格特质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存在显着正相关。开放性、情绪性和外向性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有正向预测作用。(5)青少年同伴依恋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存在显着正相关。同伴沟通和同伴疏离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有正向预测作用。(6)外向性和宜人性对同伴依恋有正向预测作用；情绪性对同伴依恋有负向预测作用。(7)同伴沟通在开放性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伴沟通在外向性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伴疏离在外向性与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付志丹[6]2008年在《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与发展,网络对青少年的“双刃剑”作用日渐突出,不少青少年因整日沉迷于网络的虚拟世界而荒废学业,更有甚者患上了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心理学上称之为“网瘾综合症”,给家庭、学校、社会带来严重的创伤。因此,如何在“网络时代”加强对青少年网络使用行为和网络成瘾的心理分析和研究,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且及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的网络成瘾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问卷法考查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般状况,通过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初步探讨了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在网络服务偏好各维度中,互联网娱乐偏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正向作用,社交偏好和交易偏好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具有负向作用。(2)不同性别对病理性互联网的使用具有显着差异,男性更倾向于互联网娱乐服务,女性更倾向于互联网社交偏好。(3)网络使用时间是造成对互联网病理性使用的重要变量,研究表明,网络使用时间越长越容易造成网络成瘾。
马利艳[7]2008年在《青少年虚拟自我与人格和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文中提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青少年成为重要的互联网使用人群。由于他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我控制能力较差,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过度的和不恰当的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该研究抽取石家庄市某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学生共计400人,采用青少年虚拟自我/现实自我差异问卷、青少年真我问卷、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和中国青少年人格量表考查青少年人格、虚拟自我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研究发现:(1)青少年虚拟自我具有不同于现实自我的特点;(2)虚拟自我能够正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3)善良能够负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和虚拟自我,同时善良能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4)处世态度能够负向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和虚拟自我,同时能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5)才干能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起到抑制作用;(6)情绪性能够通过虚拟自我间接预测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起到抑制作用。
雷雳, 杨洋, 柳铭心[8]2006年在《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采用问卷法,以339名中学生为被试,通过无拘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了神经质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网络成瘾(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对PIU的影响上,神经质人格与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但与互联网交易服务偏好不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1)从平均影响来看,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以及神经质人格对PIU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没有显着影响;(2)在神经质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都是最强的;在神经质低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最弱,而互联网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与PIU甚至呈现出微弱的反向关系;(3)即便是高神经质人格类型的青少年,对信息服务的偏好也不容易使其卷入PIU;而对于低神经质人格类型的青少年来说,即便是偏好社交和娱乐服务,也不容易卷入PIU。
杨洋[9]2006年在《青少年“大五”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文中认为近年来“网络成瘾”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研究中“网络成瘾”大多采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一词，主要强调对互联网的非理性或不当使用。该研究在参照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青少年的实际情况，编制出更适合我国情况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Adolescent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Scale，APIUS)的基础上通过无拘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大五”人格特征与互联网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对PIU的影响。 (1)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APIUS由六个维度构成，即突显性、耐受性、强迫性上网／戒断症状、心境改变因素、社交抚慰、消极后果．APIUS显示了良好的信、效度指标，可以作为我国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测量工具。 (2)从平均影响来看，青少年外向性、责任心、宜人性人格对PIU有显着的反向预测作用，神经质人格对PIU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开放性人格对PIU没有显着的预测作用：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交易服务偏好能够正向预测PIU，互联网信息服务偏好对PIU的预测效果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着性； (3)青少年责任心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但与互联网娱乐、信息和交易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不显着。在责任心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卷入程度是一种正向的关系，而在责任心低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卷入程度却呈现出反向的关系。 (4)青少年神经质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但与互联网交易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不显着。在神经质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都是最强的；在神经质低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最弱，而互联网娱乐和信息服务偏好与PIU甚至呈现出微弱的反向关系。 (5)青少年宜人性人格特征与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在对PIU的影响上存在显着的交互作用，但与互联网娱乐、信息和交易服务偏好的交互作用不显着。在宜人性高分组中，互联网社交服务偏好与PIU的正向关系要强于宜人性低分组。
刘芳[10]2009年在《中学生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网络成瘾群体中大部分是青少年网民。青少年网络成瘾不仅危害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成长,而且会给家庭带来痛苦,给社会造成治安隐患。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网络成瘾中学生在网瘾形成的不同阶段(正常使用阶段、网瘾渐成阶段、网络成瘾阶段)中的网络自我评价、学业自我评价及父母评价水平的变化,试图揭示自我概念在网络成瘾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特点,为网络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本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两部分。问卷调查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雷雳等编制的《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马什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中一般学校自我概念分量表,自编《网络自评问卷》以及《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中父亲、母亲分问卷中的否定和拒绝分维度。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手段进行数据处理。研究发现,随着网络成瘾中学生的网络使用程度逐渐加深,其网络自我评价水平逐渐升高,而学业自我评价与父母评价则逐渐下降;随着网络使用程度的加深,其叁种自我概念评价呈现了从平衡到失衡的变化趋势,即,中学生网络成瘾的发展过程与中学生自我概念结构的恶化过程呈同步变化的趋势,而学业自我与父母评价与网络成瘾发展趋势相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中学生网络成瘾与其网络自我、学业自我、父母评价均存在显着相关,而且网络自我、网络自评、母亲评价和学业自我对中学生网络成瘾具有显着的预测效应。
参考文献：
[1].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人格特征之关系研究[D]. 刘锦涛.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2]. 青少年网络成瘾与人格特征之关系研究[J]. 周爱保, 茄学萍, 刘锦涛. 电化教育研究. 2006
[3]. 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社会支持与互联网使用偏好的关系[D]. 柳铭心.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4]. 青少年人格特征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网络使用偏好的中介效应[J]. 魏兰蕴, 刘蒙, 李松, 傅丽萍.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5]. 青少年人格特质与同伴依恋的关系对互联网社交服务使用偏好的影响研究[D]. 张洋洋.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6]. 青少年互联网使用偏好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研究[D]. 付志丹. 吉林大学. 2008
[7]. 青少年虚拟自我与人格和互联网使用的关系[D]. 马利艳.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8]. 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J]. 雷雳, 杨洋, 柳铭心. 心理学报. 2006
[9]. 青少年“大五”人格、互联网服务偏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D]. 杨洋. 首都师范大学. 2006
[10]. 中学生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研究[D]. 刘芳. 江西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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