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1]2004年在《类型相异个体随机匹配模型在共有资源事务治理中的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考察了建立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的类型相异个体随机匹配模型之后，尝试运用类型相异个体随机匹配模型这一分析工具，简化个体在共有资源中的行为特性，借鉴已有的分类指数应用方法，以表征现实共有资源治理中的个体策略“分组”情况，在此基础上运用分组的动态演化模型研究共有资源治理形态(自发供给的可能性)。通过引入个体类型标志和识别的方法，可以用于分析共有资源治理问题，具体考察城镇住宅共有资源的实际治理过程。 由以上分析过程可知，类型标志和识别问题是个体交往过程中影响分类指数的因素之一。个体对类型标志和识别的判断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策略，从而影响整个共有资源事务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状态。
潘奇[2]2011年在《企业慈善捐赠的形成机制及其价值机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沿循文献阅读和梳理、理论推演与定量研究、结果讨论与总结的研究路线,采取规范探讨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较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试图整体性、多角度地把握并揭示企业慈善捐赠的形成机制及其价值机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响应理论,以利益相关者压力为切入点,本文推论,在慈善捐赠的形成上,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企业慈善捐赠的动力机制。不同情境条件下,鉴于企业差别化的社会响应,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会呈现一定差异。在价值机理上,以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响应的结果为分析前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互惠理论的分析与拓展,本文认为,企业慈善捐赠的价值是一种关系性价值,这种关系性价值是利益相关者互惠行为的结果,该互惠行为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评价。其中,企业慈善捐赠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匹配性,构成利益相关者评价的触发点。若两者匹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捐赠做出积极性评价。由此,以利益相关者压力为内在联结性机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逻辑一贯地阐析企业慈善捐赠的形成机制及其价值机理的目的。为检验以上分析逻辑,综合不同文献对利益相关者压力定义及使用,本文对利益相关者压力做如下界定：首先,以Charkham(1992)对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为出发点,将利益相关者压力区分为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压力以及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压力。其次,借鉴Rowley(1997)及Baron(2009)对利益相关者的满足程度与要求的分析,将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界定为因经济利益的不同满足程度而生发的由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形成的压力,将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界定为因与企业的关联性差异而带来的由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形成的压力。就慈善捐赠的形成机制而言,使用2002-200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面板数据,首先,本文检验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总体来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压力越大时企业慈善捐赠越少(负向影响),而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压力越大时企业慈善捐赠越多(正向影响)。其次,以企业社会响应为理论依据,本文进一步多角度地考察了不同情境特征下,因企业差异化社会响应引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产权特征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有差异。此外,研究结果还基本得到以下结论：企业资源越丰富、董事会治理水平越高以及大股东代理成本越大,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的负向影响越小,而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越强；市场化水平越高,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的影响越大。就企业慈善捐赠价值而言,使用2002-200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首先,本文检验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价值的调节作用。总体实证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压力越小,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明显。这表明,慈善捐赠要对企业价值有所贡献,应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相匹配,这样才能取得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评价,并获取慈善捐赠的关系性价值,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其次,考虑到企业慈善捐赠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匹配性评价在不同的情境特征有差异,随之慈善捐赠的价值就会不同,为此,本文还多角度地检验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慈善捐赠价值效应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不同产权特征以及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的调节作用有差异。同时,总体研究结果还表明,在慈善捐赠的价值效应上,企业的资源越丰富、董事会治理水平越高以及大股东代理成本越大时,企业慈善捐赠应与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相匹配的要求越低,企业慈善捐赠应与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压力相匹配的要求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企业慈善捐赠应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相匹配的要求越高。与已有研究相比较,本文对文献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利益相关者压力为切入点,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形成机制及其价值机理做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特别是通过利益相关者压力深入挖掘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形成及其价值之间内在关联性。在慈善捐赠的形成及其价值的研究仍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下,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在探寻两者的弥合点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从企业面临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出发,结合企业社会响应理论,并考虑情境特征的差异性,本文较翔实地分析并检验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地达到了打开“企业慈善捐赠如何形成的黑箱”的目的。第叁,以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性价值为突破,并以其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匹配性为落脚点,同时考虑多情境特征的差异性,本文阐明并检验了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丰富并完善了对企业慈善捐赠价值的认识与理解。第四,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捐赠形成及其价值的影响,本文较系统地提出了系列假设,以实证研究结论为依托,识别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慈善捐赠及其价值的差异化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对慈善捐赠的管理而言,这为企业开启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管理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依据。
何正强[3]2014年在《社会网络视角下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社区的概念、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以及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分别提出公共空间的概念以来，这两个被公认歧义最多的词汇成为了各路研究者口中的罗生门，一直没法取得一致的共识，原因是社区和公共空间均涉及到社会性和空间性的问题，而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永远会随着社会背景、学术视角、研究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现今的社会学正在朝整体与个体、主观与客观以及价值与工具合理性相互融合的结构性研究方向发展，而从关系的角度去进行社会研究正是这种发展方向的主流。在社会研究的方向转换影响下，对城市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改变：从对单一的物质环境研究转向物质与非物质环境（包括社会关系）的互动研究，关注空间之间、空间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是研究个体及个体之间的关系的一套理论，它的聚焦点是关系和关系模式，而不是行动者的属性，因而能成为考察当今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一种重要视角。社会网络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及其公共空间的内涵和特点受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社区不再完全是地域共同体，而是由众多的、特殊化的、以兴趣为基础的社区成员组成的共同体[1]；社区公共空间不再只是简单的物理范围，而是社区社会网络重要载体，在居民的社会公共生活中发挥交叉融合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有效性评价标准也需要作出改变：由只以数量、尺度、形态为衡量标准，转向以能否促进社会网络健康发展，包括是否具有足够的延续性和融合能力，为主要判断依据。也就是说，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并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不恰当的空间形式会对社区的关系网络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相对于具体的设计方法，建立一套以社会网络的优劣为核心的标准来判断社区公共空间是否有效更为关键，尤其对于经过改造的、社会网络较复杂的社区的公共空间。本论题首先将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包括社会网络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与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综合，形成一个全面的社会网络视角，并提出了十条关于社区社会网络的发展趋势、社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理论假设。然后以公共生活为中介，建构以公共空间（空间与空间）、公共生活（空间与人）、社会网络（人与人）叁者的互动关系为主线索的有效性分析框架，分别对置换型、局部改造型和保护型叁类具有代表性的改造社区及其公共空间进行有效性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总结和深入剖析评价结果，一方面对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另一方面梳理并归纳改造型社区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互动的规律，从而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策略，并把它进行实际应用。
宁继鸣[4]2006年在《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文中研究表明语言推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强势语言和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将为一个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多重收益，不仅是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还有经济上的巨大收益，以及国家软实力的持续增强。因此，汉语国际推广意义重大。 在中国，“向世界推广汉语”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有组织、有系统地向国外传播汉语，起始于新中国成立。“汉语国际推广”的正式确认以及被全面地采纳和实施，是在2003年《汉语桥工程》(2003-2007)颁布之后。 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汉语国际推广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框架，成为我国外交和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汉语工作的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过去单纯的对外汉语教学扩展到综合性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以国内为主调整为以面向国外为主，兼顾国内。为了避免或减少由于政府直接出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国家利益，以非营利组织身份站在前台的推广机构。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语国际推广机构，孔子学院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汉语国际推广是一个新的事物，孔子学院的建设同样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直接效仿。论文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开始分析和研究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以及相应的孔子学院的经济学性质和运作模式。 本文力图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语言推广领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汉语推广及相关机构的建设问题，以期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实现汉语国际推广的低成本、高效率。 笔者将文化生态平衡理论视为语言推广的哲学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和解释语言的价值，以及语言推广所创造的包括经济收益在内的多重受益，为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构建了理论基础。同时，根据语言推广本身及其功能的特殊性，以公共产品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为基础搭建了分析和研究语言推广及相关机构的理论平台。 在国际上，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美国等都在积极地推广本国语言，并在实践中总结了各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语言
章平[5]2008年在《知识异质性个体间策略指导与学习行为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特定知识传统下,人们正经历从依赖科层化的垂直行政权力支配体系向市场化水平协调规则体系的社会转型,此时考察个体观念转变的知识更新过程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对南京市住宅小区的两次抽样调查(30个小区878名业主、28个小区865名业主)发现,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转型困境的实质是治理主体自身决策知识限制导致的认知不协调。政府退出供给之后,绝大多数业主的认知状态是:趋于支配共享资源决策权利、同时回避与之对应、对等的供给共享资源的责任,缺乏市场条件下自我治理的决策知识。由此引出:如何刻画知识异质性个体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互动协调、调整信念和决策规则以习得新场景下决策知识的过程?围绕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动态过程和均衡选择两种分析范式,基于个体知识习得行为考察个体间协调互动的治理模式选择问题。全文研究工作如下:(1)将知识学习行为嵌入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考察。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问题,在经典文献中属于公共物品和集体行动理论范畴。针对转型期经济的特殊性,本文率先从微观主体认知状态和学习行为角度考察这一特殊的公共物品的治理转型问题,研究个体认知状态调整、知识习得与制度转型的内在关联,强调个体信念调整、知识更新重于制度转型。整合当前个体层面的学习模型,用于探讨个体间协调互动、完成共享资源治理转型的过程。(2)系统研究重复协调博弈中的策略指导行为。将策略指导研究从两人3×3协调博弈拓展到3人3×3×3最小努力协调博弈,重点考察知识异质性与策略指导行为发生的关联,适应性学习、老练学习和策略指导行为的关系,并分析策略指导行为发生的激励和风险。(3)学习理论模型的实验表征。首次在博弈实验中引入知识异质性设置,并将参与同一博弈的同组被试双方知识状态设置差异,考察不同知识状态下的行为表现。将与被试博弈的另一方用固定选择纳什均衡行动作为策略指导的计算机代替,考察被策略指导的被试信念调整过程。将3人3×3×3最小努力协调博弈转化成形同2人3×3的记录形式,便于博弈学习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拟合效果评价。用实验记录界定了EHOS模型的叁类不同行动:往前推算一步的“Level 1”行动、往前推算两步的“Level2”行动和不做换位思考、随机决策的“Level 0”行动。实验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人3×3纯策略纳什均衡博弈、3人3×3×3博弈,均存在显着的策略指导行为。存在策略指导行为的被试组收敛可能性显着高于不存在策略指导行为的被试组。知识异质被试组发生策略指导可能性显着低于知识同质的被试组。同一组参与者规模增大,使得策略指导对博弈均衡收敛的促进作用减弱。成功的指导者得到的支付显着比未收敛者多,但显着低于追随者(适应性学习者)。(2)在知识同质(AP)、固定匹配和知识异质、固定匹配两类重复博弈实验中,EHOS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即能够同时体现具备双方决策知识(AP)的个体信念形成和决策过程中“前瞻”和“后顾”特征,且该类个体更易于成为策略指导者。与强化模型、虚拟博弈学习和γ-加权信念比较,拟合效果显着改善。在知识同质(AP)、随机匹配和知识同质(AP)、与固定行动选择的计算机匹配两类重复博弈实验中,强化学习模型的拟和效果最好,这与所面临的场景有关,前者是高度不确定性,而后者是与确定行动选择的计算机互动。(3)对应现实问题,作为住宅小区共享资源局部治理制度的微观主体,业主的知识更新是决定该项制度变迁成败的关键所在。作为住宅小区共享资源外部主体的政府,能够做的是积极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从制度上为共享资源自我治理扫清障碍,避免实施强化业主完全依赖政府的信念、阻碍学习新决策知识的政府行为。
崔茂中[6]2007年在《金融企业并购中的目标企业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企业的并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一个关键要考量的因素就是对被并购目标金融企业的选择。这既是金融企业并购的开始,又由此而自始至终地指导着整个并购过程的进行。金融企业作出并购决策的选择,是有其内外部原因的。本文构建了关于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模型,并在模型中首次引入一个新的变量,即金融发展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交互乘积项。通过对中国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论证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对金融企业并购所起的外部推动作用。在金融企业并购的内部动因分析中,我们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复合成本函数的各自优点来更准确地度量金融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本文对金融企业发展中的新设投资与外部并购进行了比较分析,以确定在何种状况下何种选择为优。当确定通过并购来实现金融企业的发展战略后,就要对被并购金融企业进行总体的选择分析。本文首先进行了并购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分析。其次就并购中目标金融企业的信息搜集,提出了信息搜集的原则和方法,并分析了信息的获取来源。对获取的信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鉴别、筛选和审核。本文给出了目标金融企业信息的搜寻步骤,而对获取和分析处理后的信息还要及时进行反馈。随后文章给出了目标金融企业信息搜寻和筛选的模型分析。对目标金融企业进行选择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传统的企业价值估价方法存在着诸多问题,不能准确地评价金融企业并购的溢价效应,为此本文引入实务期权评价方法。针对金融企业负债经营的实际状况,我们突出强调了商誉等在金融企业价值评估中的重要性。同时指出,金融企业并购的价值评估,应该是一种广义的价值评估,既包括被并购金融企业的价值评估,又包括主并购金融企业本身实体部分因为并购壮大而形成的新价值体的评估,还应该包括并购所形成的统一体的综合价值评估。基于这种视野开阔的广义价值评估理念,本文给出了一个多指标的金融企业并购综合评价体系。价值评估中的1+1＞2,在现实中并非能够轻易就得以实现。我们追求的是合并后双方金融企业的融合与壮大,而这不仅仅取决于财务价值,更多的则是取决于双方整体资源的匹配、彼此能力的转移效率,以及各种协同效应的实现。金融企业并购双方的战略匹配决定着并购价值创造的潜力,组织匹配决定着潜在价值实现的难度。金融企业的并购,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为此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动态地看待并购双方的各种资源整合。本文深入探讨了金融企业并购双方潜在协同的实现,以及不同战略资源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个并购双方资源匹配的战略分析框架。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值得并购的目标金融企业固然幸运,但能否成功并购目标金融企业,关键要看并购各方的利益能否得到协调和满足,以及相关风险因素能否被适当控制。本文分析了金融企业并购所蕴含的对主并购金融企业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可能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的提前求偿,从而威胁金融企业的正常运营,甚至带来潜在的破产可能。本文突破了基于普通价值分析基础的企业并购博弈理论,在基于风险和收益的组合基础上,详细分析了金融企业并购过程中并购各方的利益冲突、竞争与协调,分析了金融企业的同业并购和混业并购及其替代博弈,分析了目标金融企业反收购的博弈分析,以及存在潜在竞争对手时的并购博弈,还进行了政府在金融企业并购中的行为博弈分析。本文通过关注目标金融企业的选择,来深入系统地研究并购中的目标企业选择这个理论和实践中的棘手问题,以使主并金融企业能够有效避免并购陷阱,增加并购的成功率。与此同时,通过对目标金融企业的合理和有效的选择,力求降低并购对金融企业带来的风险,从而希望以此对我国金融业并购理论和并购实践提供相应的指导作用。
卢智健[7]2011年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创业投资(VC)通过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活动,从而对推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扩大,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创业投资在我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到2010年末,全国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所管理的总资产已达1500亿元,较上年增长54%,而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创业投资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由此,创业投资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成为理论研究和企业界的热点话题,然而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国外尤其是美国对创业投资的研究主要围绕创业投资的运作过程,侧重于研究其“技术”方面,如创业投资的组织架构、评估程序、契约机制、投资工具的数理分析等,对创业投资如何影响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2、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创业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大多偏重于宏观层面,在企业这个微观层面上的研究仍然较少。3、国内对创业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偏向概念性的研究,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创业投资和科技风险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企业能力理论和代理理论,围绕“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如何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这一核心问题,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了界定,进而深入剖析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信任在此作用机制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部分展开：(1)文献述评与理论发展。通过对创业投资、企业能力理论、公司治理等的详细回顾,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构成进行了辨析,形成了本文论证的基础。(2)探索性案例研究与理论模型的提出。在众多企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4家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深入访谈,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初步构建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通过公司治理和企业能力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来源于实践的构想。(3)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文献展开,确立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作用于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通过调查问卷,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和路径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确认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4)信任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与科技风险企业关系的影响。在前述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以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信任情境下创投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机制,并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验证与修正。基于以上的研究论证工作,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创业投资机构为了投入资本的安全,提高投资的收益率,必然会介入所投企业的管理活动,通过减少代理成本和增加企业价值的方式来提升风险企业的绩效。(2)创业投资机构活动通过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和企业能力继而作用于其企业绩效。本文在文献综述和对探索性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设计和完善了对科技风险企业的调查问卷,通过对20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后发现,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叁条路径实现的：创业投资机构的监控活动通过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间接影响绩效；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投入除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外,也通过企业能力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创业投资机构的增值活动既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同时通过影响企业能力间接影响绩效,这些路径一起构成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3)信任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由于信任水平不同,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信任作为企业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决定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是否能真正影响风险企业的绩效。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计算型信任越高,创业投资机构的监控活动对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增值活动对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就越显着,而关系型信任越高,增值活动对企业能力的提升却不显着,说明风险企业不能仅仅期望通过与创业投资机构营造良好的关系就能从中得到高含金量的增值服务,因为随着大量资本进入创投行业,创投机构的能力良莠不齐,风险企业应努力从中选择那些能真正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有帮助的创投机构。上述研究结论深化了创业投资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作用过程的理解,纵观全文,本研究在以下叁个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拓展：(1)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剖析,揭示了创业投资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本质过程。传统的研究要么是关注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么是关注创业投资对风险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有学者对创业投资机构行为、企业能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这叁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本文在探索性案例研究和文献总结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包含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公司治理、企业能力到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从而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是如何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2)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企业能力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与科技风险企业绩效正相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构建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企业能力、公司治理、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后,利用调查问卷的数据,运用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公司治理和企业能力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和科技风险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中介作用确实存在。创业投资机构的增值活动通过强化企业能力,为风险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监控活动则通过提高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了代理成本,它们都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改善。这些发现对创业投资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揭示了信任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将信任分为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探讨了在不同的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的情境下,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机制存在的差异,初步揭示了信任的调节效应,为风险企业如何有效地从创业投资机构提供的支持中获取更大的价值提供理论依据。创业投资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但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由于笔者时间、能力和精力所限,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最后一章进行了总结,并探讨了未来有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晏鹰[8]2010年在《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自发扩展制度发育及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社会系统中存在大量以习俗、惯例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由参与者的非合作博弈而自发扩展的制度。这些制度支撑着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是决定经济绩效和经济演化的重要内生变量。自发扩展的制度是一个复杂高维系统,其发育和演化受多种因素影响。能否将高维系统的制度投影到一个既反映其本质属性又具有较低维数的子空间上去,是理解制度发育演化的关键。本文依据认知制度主义的理论脉络,选取一维认知要素,将自发扩展的制度视为个体间共同认知的自我维系系统,从认知角度考察自发扩展制度的发育、均衡和演化,即：如何阐释作为复杂系统的制度的认知本质?基于个体的认知调整和策略学习,局部认知是如何通过碰撞、扩散、收敛,从而形成共同认知,进而促成制度发育的?认知调整和更新如何对制度系统的均衡及演化的方向、路径产生影响?围绕上述疑问,本文从认知制度主义的理论思路出发,以个体局部认知调整和共同知识演化为视角,构建“认知调整-行为互动-制度发生”的分析框架,运用博弈论等分析工具,探讨非合作博弈的自发扩展制度的发育及演化问题。全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第一,制度的认知基础问题。简化个体局部认知和共同认知的发生和调整过程,剖析制度的认知基础,实际上也刻画了制度的内生发育机制。个体局部认知是个体基于自身的偏好及知识结构,在识别能力、行为能力和学习能力作用下,对外界环境给予个体的信号刺激进行处理形成的。根据个体的知识传统与场景信号之间的匹配联结程度,个体启动遵循规则-模仿归纳或目标驱动-理性计算的认知规则。这两种认知规则对制度均衡、演化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在形成局部认知的基础上,个体间共同认知的产生与制度的发育实际上是同构的。个体间经过长期的互动试错、调整,形成关于环境信号的共同行为反应预期和认知联结,逐渐产生关于互动规则的共同认知,当预期与行动一致时,制度便产生了。第二,基于认知的制度均衡模型构造。依据个体认知状态的差异,构造不同决策场景下的制度认知博弈模型。在目标驱动-理性计算的认知状态下,博弈个体出于自利动机将产生对非均衡行为的可能后果的理性认知,从而形成子博弈精炼均衡制度；在遵循规则-模仿归纳的认知状态下,博弈个体出于遵循习俗的动机将产生对变异行为的可能后果的预期,从而形成演化均衡制度。在个体的策略空间固定的情况下,这两类制度具有互补性。而在个体的策略空间非固定的情况下,个体认知状态将随博弈时空条件的变换发生随机或者有意而为的调整创新,进而推动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第叁,基于认知的制度演化分析。提出制度演化的认知机制及一般分析模型,并推导不同认知状态分布下的个体群制度演化模型。依据个体群认知状态分布的演化,用复制者动态模型来考察制度的变迁过程。当系统环境变化引发了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的认知危机,各种变异性认知以一定的规模进行试验,某些认知将逐渐成为优势认知,从而回归认知和制度均衡。在同质认知个体群中,制度演化的均衡点是遵循传统的认知更新效应刚好与目标驱动的认知更新效应相抵这一状态。但从认知收益的角度看,即便遵循传统认知的收益略小于认知创新的收益,遵循传统的认知仍然可能在个体群中延续下去。如果认知更新的个体频数突破均衡界限,将导致个体群在认知创新或遵循传统处发生认知收敛。这一推导较好地解释了制度演化中非帕累托效率的传统认知或习俗仍发挥影响的路径依赖特征。在异质认知个体群中,制度的动态演化结果与个体群初始的认知分布状态有关。对个体互动的支付结构做出相应调整,能够诱导制度演化的方向,使制度朝着有利于个体群生存、发展的方向发展。第四,转型期制度多样性并存及变迁的认知解释。基于认知空间划分转型期制度类型,并依认知演化分析框架对多样性制度并存及螺旋式上升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面临市场化改革深化的社会情境,个体重新启动认知结构当中原有的以特殊“关系”圈子为交往对象的认知规则,而功利化的行为取向也使个体启动目标驱动的认知模式,采取工具理性的交往态度来应对市场体制中的资源分配格局。在规则支配与目标驱动两类认知模式的作用下,出现了从以表达为取向的普遍主义交往方式向以功利为取向的特殊主义交往方式的演变。第五,以一类共享资源合作供给制度发育演化为例的实证研究与仿真实验。认知因素对制度发育的边际影响较为显着。就群体共同认知而言,居民没有形成共享资源合作供给的共同知识；就个体认知而言,居民公共事务决策的主要认知来源于熟人社会中的社区权威,并不具备自发合作供给共享资源的信念。因此,合作供给制度的发育面临个体和群体层面的认知障碍。基于支付强化和信念学习的认知调整有助于增强供给策略对个体的吸引度,增大个体选择供给策略的概率,同时也能提高个体的平均支付和联合支付水平,基本上能够克服共享资源供给上的囚徒困境,使共享资源合作供给制度发育成为可能。
黄书亭[9]2008年在《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南北战争以降的背景下,依托管理学基本原理,在多学科的视域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以哲学、类型学、案例研究为框架,综合集成各种思想方法,以20世纪美国杰出CEO安德鲁·卡内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D·洛克菲勒、亨利·福特、艾尔弗雷德·P·斯隆、托马斯·J·沃森、小托马斯·J·沃森、李·艾柯卡、杰克·韦尔奇为线索,用比较的视角,实证的方法,述评的文体,对重大危机事件进行描述、对比、统计、总结、研究,基于案例进行推理,剖析决策过程,认识危机的发生机制与显着特征,分析危机管理策略,上升为方法论原则,回归到危机管理实践。危机的分类多种多样。危机的酝酿、发生和变化,关联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危机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管理理论逻辑展开的结果,是人格缺陷、制度缺陷、美国难题的体现,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技术失灵”的后果,是领导与管理失衡的结果,是若干周期理论的折射,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伴生现象。较为科学的危机管理策略是:诚信,务实,盈利,专注,清醒,依法经营,肩负使命,洞悉人性,妥当归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财富观,承担社会责任。真诚面对公众,善待伙伴,擅长沟通,善于管理上司,防范环境污染,提防政治风险。热爱生活,忠于家庭,积极休闲,交往慎重。面对现实,反应适度,持续改进,创新商业模式,形成核心能力,摆脱行为惯性,不苛求完美。讲究方法,规避不确定性,创新品牌,警惕多元化陷阱。重视隐性知识,注重教育训练。保持历史感,避免简单化,建立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柔性的组织结构、规范的法律机制,建立“高瞻远瞩公司”。本文提供观察美国近现代史的新颖视角:多角度勾连企业、人物、社会与历史,构成研究美国经济制度史乃至美国历史的参照系,为理解企业管理与管理思想的发展,为观察新闻史、战争史及休闲史,为评价美国文化、美国内战、工人运动、城市化、新政、美国改革、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提供新视角;本文是案例研究的积极尝试: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核心概念,选择事例,分析数据,提炼观点,审视、验证和创新传统理论,弥补理论分析的空洞、乏味,避免随机、失控现象,兼顾量的研究与质的分析,在研究和运用上开辟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方法,提供有益的建议,研究过程规范、标准;本文是学科交叉的有益探讨:涉及宽泛的时空范畴,涉猎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军事学等领域,在管理学与多学科的融合中,剖析典型人物和典型案例,阐释杰出CEO的历史地位、得失成败与现实价值,体现扎实的人文功底,有助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其研究策略、文体与叙述方式,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邓永波[10]2017年在《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制约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我国“八五”规划初期,国家就开始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九五”规划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作为我国第九个五年乃至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2015年的“十叁五”规划纲要建议指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从“经济带”到“经济轴带”,意味着这个五年我国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培育若干新的增长极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培育广阔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异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有所缩小,省际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也分别有所降低。然而,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例如,京津冀地区户籍、社保、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限制了劳动力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此外,区域倾斜性优惠政策名目繁多,使得区域政策存在碎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价格信号机制,导致市场难以真正按照效率最优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叁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首都北京,集中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导致了“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趋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上涨,社会管理困难,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过度开采,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已成为我国东部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另外,区域功能布局不合理,城市系统结构不平衡,北京和天津两极太过“肥胖”,周边中小城市太过单薄,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北京和天津的发展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明显。以上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国家层面的协调统筹,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促进北京、天津与河北叁省市整体协调发展①。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日益突出的矛盾,应对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加大等挑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大城市病”的路子;有利于完善城市群形态,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②。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探索改革路径、构建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需要。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京津冀要素流动面临显性和隐性壁垒、区域发展缺乏统筹协调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最为突出、最为复杂,关注度最高、解决最为困难。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的基础上,以区域优势互补的原则为指导,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北京、天津、河北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空间统筹规划和资源要素合理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起点,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建立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新机制,为推动全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③本文的研究是在总结国内外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实践、梳理与评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索地区间由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的路径、方式与机制。一方面为京津冀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对重大战略性与关键性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些可行的理论思路;另一方面根据分析思路提出一些有针对性与借鉴意义的政策与建议。其主要意义与价值在于,一是有助于寻求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机制;二是有助于总结与提炼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诸多实践;叁是有助于推进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四是有助于在分析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本论文研究对地区间产业分布的考察确定了两种维度,即基于产业空间集聚与分散的地区间密度差异维度,和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度量的分工结构维度。为了完整地把握这两个维度对地区间产业分布演变的影响,我们把这两个维度交互作用组成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同时上升的专业化集聚;第二种类型是专业化与集聚化都下降的多样化分散;第叁种类型是专业化上升而集聚化下降的专业化分散;第四种类型是专业化下降而集聚化上升的多样化集聚。这四种类型构成我们理解国际经验与观察京津冀实践的基本框架。在这四种类型中,每一种类型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变动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表面上看,库兹涅茨的收入不平等与发展的倒“U”型模型和威廉姆森的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模型是相关的,本论文的研究也表明,地区间产业分布不均匀与收入差距不平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随着地区间产业分布的均衡化,地区间收入差距也由扩大向收缩转变。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实践,本论文把运输成本与体制政策作为解释京津冀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的两个基本因素。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运输成本这个因素解释地区产业分布的变化,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分布与分工变化的解释,单纯运用体制与政策因素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的变化,这两种因素中的任意一种变化都会对地区间的产业分布与分工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考察,运输成本是基础性的,体制与政策是导向性的。通过这种组合分析,可以解释京津冀地区与其他国家地区发展路径的不同之处。例如,虽然近年来地区间的运输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产业的地区分布应是趋于不均匀的,但是,分权竞争体制下制造业在各地遍地开花,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导致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严重。在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市场一体化政策的逐步推进下,以追求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收益的资源跨地区流动才大量发生,这将促进京津冀地区向专业化扩散阶段发展。论文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进行了阐述。其中包括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演变,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的演变,以及京津冀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情况,分析中还包含了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与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京津冀地区相对人均生产总值、相对平均工资和产业相似系数的变化关系等。其次是对京津冀产业分工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后,京津冀地区产业均衡发展加快,区域间产业分工程度有所提高,区域间收入差距也在下降,出现了专业化扩散的特征,其中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改善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和政府间协调合作推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这部分就对这两方面的推动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再次是对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运用前述基本模型,总结了京津冀以及京津冀地区内部各省市工业和制造业集聚和扩散所处的阶段,分析了发展趋势。同时结合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初步印证了我们关于产业集聚、分工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论假说,即专业化水平和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是可以同时实现的。结合京津冀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阶段和国家关于京津冀地区发展总体战略,因地制宜地给出相应政策建议。本论文对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大致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首先,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布与收入差距是相互对应的。地区间产业分布经历了从专业化集聚到多样化扩散,再到专业化扩散的波浪型过程。而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则呈现出一个库兹涅茨所概括的倒“U”型模式。这个过程是通过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实现的,流动促进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促进了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其次,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之间的联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根据分类,京津冀地区的发展正在由多样化扩散进入专业化扩散的阶段转变。由于工业化发展机制从行政调拨资源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市场配置又是以承认地区间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市场的区位差异为前提的,这就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发展机会各不相同,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专业化阶段也各具特征。最后,体制与政策因素对京津冀地区在阶段性发展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运输成本和体制与政策两个因素推动了地区间产业结构分布的变化。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分布变化的影响,但京津冀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运输成本明显下降,但是,地区性的产业集聚不仅没有显着地发生,却出现了多样化扩散现象。这种扩散不是资源流动的结果,而是各地方政府在本地区大力投资的结果。因此,维护统一市场、推进要素流动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就成为了加速进入专业化扩散阶段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类型相异个体随机匹配模型在共有资源事务治理中的应用[D]. 王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2]. 企业慈善捐赠的形成机制及其价值机理研究[D]. 潘奇. 浙江大学. 2011
[3]. 社会网络视角下改造型社区公共空间有效性评价研究[D]. 何正强.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4]. 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D]. 宁继鸣. 山东大学. 2006
[5]. 知识异质性个体间策略指导与学习行为的理论和实验研究[D]. 章平.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6]. 金融企业并购中的目标企业选择研究[D]. 崔茂中. 复旦大学. 2007
[7]. 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卢智健. 浙江大学. 2011
[8]. 基于个体认知调整的自发扩展制度发育及演化研究[D]. 晏鹰. 南京理工大学. 2010
[9]. 20世纪美国杰出CEO的危机管理策略研究[D]. 黄书亭. 南京理工大学. 2008
[10]. 京津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D]. 邓永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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