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呼唤——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伦理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漆飞[1]（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潘从义[2]（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利己主义驱使下,不少国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不顾及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当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有损于他国乃至全人类的行为。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核武器威胁、恐怖主义、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导致民族利己主义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人类在许多事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尚未形成价值共识,没有形成人类共同价值观,世界各国在价值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这其中有其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根源。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人类逐渐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但它们基本上是零散的,尚未成为完整系统的人类共同价值观。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人类事实上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顺时应势地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写入了联合国决议。这一切都表明,这一理念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有作为其内核和灵魂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基础和支撑。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根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提出了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任务。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许多探讨和讨论,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于将人类共同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完整系统研究。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尝试在对历史上中西方共同人类价值思想进行初步挖掘和梳理并利用现有价值思想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今天人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着重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有的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阐述其理论架构,最后也对它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中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是今天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第一章主要对中西方思想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提炼和归纳。西方思想家以探讨和构建“好社会”（理想社会）为中心,提出把幸福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等作为核心价值理念,这对于当前人类构建共同价值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价值观蕴涵着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理念,近现代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及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等当代主张等,都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在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要充分利用和挖掘中西方的思想资源,通过梳理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归纳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这些合理因素可以为当代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提供思想滋养和宝贵启示。第二,阐述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二章通过分析人类还未建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以及人类价值冲突和面临严重危机的现状,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从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人类整体意识不断增强、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几个方面分析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最后对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条件作了阐述,这些条件包括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国际组织、会议、赛事,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等。第三,从理论上尝试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提出初步的架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存在着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要素,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三章主要从终极价值目标、核心价值理念、基本价值原则三个层次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整体架构进行了初步的勾画,并阐述框架内各层次确立的必要性、意义、内涵及其依据。本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表达了本文的最主要观点。本文认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价值目标包括底线目标（世界永久和平）和最高目标（人类普遍幸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以及合作、共赢、和谐,而应把人类利益至上、维护基本人权、恪守和平底线和协商解决冲突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最基本原则。第四,阐述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和路径。理论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或人类共同价值观必须转化为现实,转化为世界性的制度和文化,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引领世界和人类朝着永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方向加速前进。要实现这种转化,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必须选择合适的路径。第四章在借鉴和吸取历史上国家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要坚持四条主要原则,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各国平等原则和尊重各国国情原则。这一章还把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激励各国积极参与、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建立世界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作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路径。
苗翠翠[3]（2020）在《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 ——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理术”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对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研究贯穿于生命政治学研究过程的始终。这意味着,对生命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福柯对资本主义主义治理术研究这一理论视域。但学术界却鲜有专门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角度研究生命政治学,以此视角剖析和关切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着述也相对较少。资本主义治理术这一原初起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以“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为核心论题,并对此进行分析与阐释,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隐而不现的微观权力机制对生命主体的规训与管控、形塑与生产,进一步厘清资本主义治理策略与生命主体之间的真实关系。福柯从历史谱系学的研究视域对西方资本主义权力机制进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机制的治理模式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君主权力的统治权模式相比,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就权力与身体之间的关系看,与君主权力对肉体的专断致死不同,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呈现为对身体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表现在17世纪的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规范对个体性的身体即肉体进行规训与管控,这即为规训权力;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权力治理技术从规训权力升级转型为生命权力,生命权力通过安全机制对人口进行自由放任的调节,让所有人都开心地追逐财富。它激起每个人的自由,并每时每刻生产这种自由。从规训肉体到调节人口,资本主义提高生命的策略既表明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的诞生,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对生命主体的隐性干涉和全方位管控的形成。福柯不仅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历史独特性,而且集中阐明了当代主体的生命政治学和对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福柯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我们变成现在之所是的样子?”。要有效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从某些具体实践出发,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有必要跳出生命政治学的原初框架,自觉回溯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揭示资本主义自由治理策略隐匿的逻辑前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征。由此才能批判性地分析和最有力的诠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机制对主体的形塑,从而切中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境遇。为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征进行新的判定成为本文论证的关键环节。马克思赋予我们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以“资本”概念洞穿资本主义历史的深处。这昭示着我们要想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最为根本、最为彻底的方式是建立在对“资本”术语理解的基础上。其一,作为经济权力的延伸,资本权力首先表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货币购买力。其二,资本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意味着“货币占有者”对“劳动力占有者”的人身支配与管控的形成。同时,资本以财产权作为中介渗透到法律中,与法律相媾和现实地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训力。其三,资本不仅支配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以“拜物教”“物化”“合理化”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意识领域和灵魂深处。资本具有的这种“同一性”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仅遮蔽了人们的异质性、多元化,而且深层地塑造了人们的无意识。由此,论证了如下论断:在现代资本社会中,真正支配着我们的主导权力形式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权威和暴力,而是作为社会力量对每个人都形成隐性的社会强制和抽象统治的资本权力。把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权力形式判定为资本权力,资本权力及相应的权力机制对主体的形塑就构成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内涵逻辑。它集中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具体实践的维度。生产之维,不仅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规训和束缚工人的种生命和类生命,而且资本积累机制不断生产出剩余（产业后备军）、现代性废物。分配之维,工资机制调动人们“自愿”、“主动地”自我投资或自我提升,使人们为获得高工资而不断迎合高标准、高效率;社会保障机制在补偿社会最不利者的同时也标识了最不利者的身份。交换之维,人才市场机制刺激人们成为“人才资源”、“人力资本”、“理性经济人”,并对自我进行投资,实现自我的不断增殖。消费之维,日益精巧的营销机制、广告机制、信贷机制不断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制造和生产大众的消费幻象,并使人们在消费中获得自我确证。在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视域中,四个向度的主体形塑一致性地呈现出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主体去主体化的生命政治后果。资本主义的自由治理并未真实地激发人们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即使主体的能力有所提高,也迥异于资本权力的筹划、塑造与管控。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对主体的去主体化形塑,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独特的治理方式。福柯直言我们并不拒斥治理和规范本身,而是要秉持不被这样治理、不以这样的代价被治理的批判态度。这意味着治理无处不在,但我们可以探索并建构另一种类型的治理方式,它能真实地关切人们的生存境遇,并促成主体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探讨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第一,制度性建构,即“资本的私人控制”转向“资本的社会控制”。施韦卡特十分推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是“资本由社会控制”的成功典范。中国不仅避免了拥有过量资本的资本家的出现,而且能够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并竭力基建构建完善的公共性服务体系。第二,伦理性建构,即贯彻“团结”原则,构建基于“共同性”的共产主义。奈格里、哈特把“共同性”建基于意大利居于主导地位的“非物质生产”,这种模式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凸显诸如情感、符码等产品的非物质维度或关系维度,它们很难被圈定为私有或公有,并以“共有”的形式置于新的实践形式之中。第三,主体性建构,变革资本主义劳动、以人的发展逻辑为轴心建构自身。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将劳动力视为商品,其中施韦卡特考察了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并认为该公司所采取的工人自我管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劳动的西班牙模式。与资本主义企业创造剩余、创造失业不同,他们并未把劳动力当作与土地、资本等量齐观的另一种“资源”,而是以工人的发展为轴心,创造就业,并有效地应对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这样看来,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并非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模式,而是可以结合各个国家的独特的内在经验、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切实以人的发展为轴心,推进新的治理方式的诞生和主体自我建构的生成。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既熔铸对当下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机制的分析与反思,又表征对未来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探索与追求。资本主义权力机制的理性分析和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批判为切中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境遇,提供了科学的论证。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为趋向生命潜能与自由个性的价值旨趣,指明了未来的走向。
付友宣[4]（2020）在《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东尼奥·奈格里作为意大利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思想领袖,与其学生迈克尔·哈特——美国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合作,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生命政治理论。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与其所处时代密切相关。当时福特制工业生产模式危机导致的意大利持续10余年的工人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催生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促使奈格里与哈特开始关注生命政治问题,并基于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架构,在融会贯通福柯生命政治理论体系、继承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传统基础上,形成了其具有特定内容的生命政治理论。“生命政治”和“帝国”是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奈格里与哈特从“生命权力”、“帝国主义”概念分析开始,进行理论建构,认为“生命权力”是一种对生命的外部管控,而生命主体对管控的反抗性的力量就是“生命政治”;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帝国”就是“生命权力”的典范形式,是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行为体构成的、在单一的逻辑下统合形成的全新的主权形式。从理论的逻辑演进来看,奈格里与哈特改造了福柯与德勒兹共同指认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演进形态,发展了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其发展为“生命政治生产”概念。从理论的核心内容来看,奈格里与哈特将来自于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赋予“生命政治生产”的主体性形象,认为“诸众”最有可能推翻“生命权力”实现“生命政治”全面解放。从理论的实现路径来看,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必须在实践中发起社会运动才能实现其理论价值。因此,他们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希望为“生命政治”的解放提供启迪。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实现了两个结合:一是将马克思的人道与科学形象相结合;二是将社会运动实践与理论发展相结合。但是其理论也存在着不足,体现为:一是部分的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夸大或放大了“诸众”的革命能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创新性与革命性。
陈一雷[5]（2020）在《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后半叶,西方批评理论界开始了“空间转向”,学者们从地理、建筑等实体空间研究拓展至文学、艺术、社会等多个学科。人们不再停留在探讨物理空间,而是将空间与社会、政治、文化、种族、性别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空间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命题。电影作为以空间建构为重要手段来反映社会现实、建构虚拟世界的艺术形式,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对象。迄今,以空间视角切入研究电影之成果不在少数,但是,将21世纪近20年好莱坞电影作为一整体,系统、全面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为此,本论文以相关空间理论为手段,对新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题材进行一个整体观照,以期揭示其空间寓意。在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类型片的视角较为常见,因为它很好地兼顾了市场、受众、商业等因素,突出了好莱坞工业体系中的影片共性,但缺憾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类型的分法缺乏严谨逻辑、类型的内涵互有渗透、跨类型和反类型等情况带来的挑战等等。而事实上,好莱坞电影的实质是“类型其表,现实其里”的,它绝不是简单的商品和艺术品,而是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社会舆论、艺术思维的角力场。因此在本论文中,弱化类型,偏重题材,分别以“都市”、“族裔”、“战争”和“科幻”四种题材片为重点,研究好莱坞电影空间呈现方式及其背后的深刻寓意。选择这四个种类,是因为它们均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空间表现上独具特色,展现出电影创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除绪论外,论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选题缘由,研究意义进行了交代;对21世纪好莱坞四种题材电影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概述;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其优点与不足,最后交代了论文的整体架构。第一章概述交代论文的理论框架、选择四种题材片的缘由以及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首先,论文阐明了论文的总体理论框架。接着,以分析西方空间批评转向入手,指出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特征,以及本论文使用的主要理论,即: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爱德华·索亚的三元辩证法,分别从第一空间（物质的和现实的）、第二空间（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和第三空间（真实的,包容开放的）来讨论21世纪好莱坞4中题材片中的空间特征及其蕴含,同时结合电影艺术所特有的镜头空间呈现,挖掘空间艺术特色。最后,还对使用“题材”而非“类型”进行了说明,对为何选择四种题材以及四个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阐释。第二章聚焦都市题材片,讨论都市空间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面貌。本章主要以《爱乐之城》《阳光小美女》《三块广告牌》《海边的曼彻斯特》《社交网络》等为研究对象,探讨都市空间中不同阶层的生活现状及其背后的现代指向。首先,论文对“景观”一词进行了界定,通过对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实质的讨论,揭示现代社会通过视、听、影像等景观集聚,建立起一整套消费信仰,深刻主导着人们的消费理念。然后,从都市空间、家庭空间与网络空间三个方面,讨论了上述影片空间呈现的内容与形式。最后,论文指出:电影通过对景观的巧妙编码,美化了“美国梦”神话;通过小镇底层人的遭遇,传递出空间正义缺失与人际关系异化的信息;通过都市知识精英的竞争,反映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作为生产力,重塑社会空间。第三章以族裔题材片为中心,讨论美国边缘群体的空间诉求。本章主要以《藩篱》《月光男孩》《绿皮书》《撞车》等代表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21世纪美国族裔题材电影中的种族、身份、文化冲突等问题。这些电影通过白人与生存状态的再现,反映了由于白人主流文化霸权,使得有色人种个人空间受到挤压,最终导致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峙与冲突。通过有色人种精神空间的再现,表达了有色人种的诉求。论文认为与历史上好莱坞种族题材电影不同的是,这些新世纪电影拓展了族裔空间,使得原先被边缘化的、甚至封闭的族群空间得以打开,传递出全球化时代,人类追求和平、公正、友好相处的积极思想,彰显了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第四章以战争题材片为对象,讨论好莱坞通过本土与异域空间的建构,以揭示电影“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后殖民思维范式,同时,分析通过战争与创伤话题的讨论,影片制作者所要表现的当下诉求。本章主要以《拆弹部队》《美国狙击手》《血战钢锯岭》《逃离德黑兰》等战争影片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这些影片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人性与道德、历史与记忆等主题。“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成为美国的中心任务。战争题材影片担负起传递美国思想、展示美国力量的任务。因而,这些影片一方面通过战场空间另类英雄形象塑形,来宣示大国力量、展示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以此来抚慰“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则通过异国与本土空间的二元架构,凸显了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折射出“西优东劣”的后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但这些作品除了表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思想之外,也反映了诸如记忆与创伤,人性与道德,杀戮与救赎等主题。第五章集中讨论科幻题材片,以揭示影片所折射出来的人与科技如何相处的思想。本章主要以《阿凡达》《降临》《水形物语》《她》等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现代科技如何重构了现实世界与个人空间,揭示出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应如何正确对待现代科技的主题。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不断挑战自然,从而改变了世界的秩序。在带给人类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科幻电影,通过狂欢化的虚拟空间建构,探讨了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地球与外星人应和谐相处的问题,同时,也警示人们在后人类时代,人类应该理性地处理好人与机器的关系,克服享乐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维模式。论文从空间视角切入,通过对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都市、族裔、战争和科幻题材电影的研究发现,上述题材的电影,空间设计独特,内蕴丰富。都市题材电影通过对都市不同景观的呈现,表达了在消费文化大潮裹挟下,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不同阶层都市人追求梦想、公平正义的美好愿望。族裔题材电影通过从对峙、敌意,走向互助、包容的族群与个人空间呈现,倡导一种理解、包容、和谐相处的积极思想。战争题材电影通过本土与异域中,“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呈现,一方面凸显美国人的英雄形象和霸主地位,抚慰了人们“9·11”事件精神上的创伤,另一方面则通过历史、记忆、创伤主题的展演,唤醒人们对人性与战争的反思。科幻片通过虚幻空间的塑形,揭示了当下现实社会,人类应该处理好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倡导人类在智能化时代理性利用科技的理念。通过对21世纪好莱坞四种题材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影研究,论文的结论是:1)这些影片讨论了20与21世纪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打上了“后”时代特征的烙印,带有“后大都市”、“后工业”、“后殖民”与“后人类”等批评理论的诸多色彩;2)这四类题材片中,空间既是讨论社会诸多问题的媒介,同时也是影片表现的对象,透过空间既可以窥见美国社会万象,也能领略新世纪好莱坞电影的艺术魅力。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原来越多的问题,战争、瘟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等等,相信本研究能为解决当今世界不同社会中的存在问题带来一定启发。21世纪以来,好莱坞优秀影片迭出,但因篇幅所限,另一些题材的优秀影片未能纳入研究,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
张燕[6]（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快速崛起为引领世界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超越公共外交”的价值理念并积极付诸实践,以实现让世界认识中国、认可中国、认同中国。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必须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念与价值创新做出理论回应,本研究提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正在孕育出新的理论体系、形态与范式,并将其作为再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公共外交发展的新趋势,进而超越传统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关照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如何走出去,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如何让世界理解与接受中国,中国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外交理路,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探索的总方向;二是中国与世界如何一起走,让中国走出去就必须与世界一起走,中国崛起与世界的发展无法割离,这是时代赋予崛起中国的历史使命。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所孕育出的理论体系与范式,其实践源于中国,又超越中国,实现了“三个目的”的统一——以中国为目的、以人类为目的与以生命为目的。本研究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什么”“来自哪里”“应用在何处”“会遇到什么”“如何应对”的逻辑思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进行了整体剖析,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在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与公众共同参与的,以国内外民众为对象的,以促进不同国家历史、制度与文化的交互式对话,实现共享发展,最终建构一个超越普世价值的、包容式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分别是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以及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研究结果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是一场公共外交实践与研究的历史性革命,一方面它超越了公共外交将实现国家利益作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导向,追求人类以及生命共同体的终极价值,跨越了国家、历史与文明;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这就意味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将促进公共外交学科的成熟与完善。
窦金启[7]（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鲁迅剑[8]（2019）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指出人类一直都处于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之中,而如何处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则是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点。如今,经济全球化正在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将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全部卷入到这一进程中,再也没有孤悬世外的存在。全球性危机的出现则让我们明白人类早已命运相连,唯有同舟共济,方能保证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为了解决全球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方案,这是对处理人与人、个体与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探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方案,为今后的构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通过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交叉研究的方法,同时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行研究。首先,全面把握构建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梳理其产生的思想渊源,挖掘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对构建的总体思路、基本内涵以及构建原则进行探赜,以人的“类主体性”、多元主体性、关系理性以及制度理性为构建的总体思路,以共生共存、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基本内涵,以正义、宽容和共享为构建原则。最后,指出构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并对构建进行未来展望。不仅有利于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而且有利于保障与促进中国、世界、全人类乃至地球生物的生存与发展。本文的新意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其一,与当前国内外学界进行类似的研究相比,本文选题角度相对新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为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入了政治哲学的思考。其二,以政治哲学为新的研究视角,在汲取中西方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探寻构建的总体思路,明晰其所具有的内涵,确立构建过程中所应坚持的政治哲学原则。其三,深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中国、世界、全人类乃至地球生物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期提高全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度。
胡小芬[9]（2019）在《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恐惧。在全球反恐浪潮之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全面遏制。面对国际恐怖分子的猖獗肆虐,如何有效防范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切实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成为各国现实而紧迫的任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采取单边武力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预防性自卫理论和实践逐渐进入国际反恐领域。人们对预防性自卫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因能够及时制止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而获得人们的赞许,另一方面又因存在较大的滥用风险而被广泛诟病,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运用成为最受争议的国际法问题之一。国际恐怖主义既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肆意践踏。面对凶暴残忍的国际恐怖分子,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显得捉襟见肘,单纯的事后惩治模式不足以有效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有鉴于此,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甄别。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是针对国际恐怖分子紧迫的武力攻击威胁而率先使用武力的行为。在当前国际反恐大背景之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有着明显的必要性,恐怖袭击的瞬时性与毁灭性使它成为国际反恐的现实需要,它既可以弥补法律事后惩治的不足,又可以弥补国际反恐合作的局限,还可以弥补国家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局限,是一种有效的事前防御措施。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是它的实施对象。就法律正当性而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既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具备法律经济学上的正当性。从法理视角来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通过及时制止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可以有效阻止国际恐怖分子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肆意践踏,还可以有效遏制国际恐怖分子对社会秩序的蓄意破坏,因而符合法的安全价值、人权价值和秩序价值。与此同时,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也符合法的正义价值:一方面,在安全价值与平等价值相冲突时,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为保障多数人的安全而降低平等的重要性符合国家的理性选择,因为在安全与平等不可兼顾的极端情形下,先天的心理特性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氛围会使人们在两者之间更倾向于安全;另一方面,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大于其所损害的个人利益,符合利益衡量中的比例原则,是国家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后的合理选择。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预期法律收益大于预期法律成本,即其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其所造成的损害,因而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符合法的效率价值。就合法性来讲,国际习惯法为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首先,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可以证明预防性自卫在现代国际法中的合法性。1837年的“卡罗林号”事件、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15年法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轰炸等,均是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且均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其次,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际组织决议可以证实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从安理会对1967年以色列武力进攻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981年以色列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以及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所作决议来看,预防性自卫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有关行动也仅因不符合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条件而遭到拒绝。再次,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司法判例可以佐证预防性自卫的合法存在。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明确认可荷兰对日宣战是在行使预防性自卫权;1946年纽伦堡军事法庭以德国军事行动不符合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为由否认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进攻构成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并重申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要件。最后,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公法学家之学说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预防性自卫的认可。着名法学家西塞罗、格老秀斯、瓦特尔等均认为预防性自卫是合法的,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奥本海、麦克杜格尔,以及我国部分国际法学家也认为国家在面临紧迫的武力攻击威胁时有权采取预防性自卫行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有关预防性自卫的普遍实践,然而根据速成国际习惯法理论,只要国际社会就预防性自卫形成了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共同法律观念,预防性自卫就可以构成国际习惯法。然而,考虑到国际法限制国家单边使用武力的总体发展方向,必须对预防性自卫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应在一般性禁止预防性自卫的前提下,准许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合法存在。为防止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被滥用,须对其课以严格的限制条件,将其实施范围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内。国际恐怖袭击威胁构成“武力攻击”威胁、恐怖袭击威胁真实存在、恐怖袭击威胁具有紧迫性、符合相称性标准是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实质要件;及时向安理会报告则是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程序要件。另外,针对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实施的预防性自卫还必须征得所在国的同意。一般而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实施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虽然自卫国违反程序要件并不必然导致自卫行动不合法,但自卫行动的合法性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甚至有可能成为自卫行为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现实中,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案例客观存在。然而,由于预防性自卫缺乏完备的法律责任制度,受害国难以追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滥施预防性自卫的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构建预防性自卫滥用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以“必要性”和“相称性”为判定标准,由安理会作为判定机构来判断国家武力反恐行为是否构成预防性自卫的滥用,并追究滥用国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国际法律责任。滥用国承担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损失,滥用国拒不承担责任的,将面临安理会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制裁。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预防性自卫构成国际犯罪的,可以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此外,为防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逃避法律责任,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联合国改革,如采用“被动弃权”方式排除当事国的否决权,从而使所有国家和个人滥用预防性自卫的行为均受到应有的惩罚。
许婷芳[10]（2019）在《乔纳森·弗兰岑地方小说中的后工业“不适感”》文中认为地方是研究乔纳森·弗兰岑及其作品的一个关键维度。就弗兰岑的成长经历而言,他一生与诸多地方结缘:在中西部地区度过童年,在东部沿海城市生活,并在大学期间访学德国,加上他的鸟类爱好者身份,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就弗兰岑的创作生涯而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是关于故乡圣路易斯,继而拓展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圣保罗和奥克兰,甚至跨越国界到达东欧和南美。因此,从地方的角度切入该作家作品的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尝试。研究者虽已注意到弗兰岑对地方的浓厚兴趣,但并未将其小说中的地方作为主题进行历时考察。本论文将借鉴人文主义地理学中地方理论的主要观点,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地方的概念。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Relph 1976;Tuan 1977）看来,地方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其独特的地理景观,更来自于人地关系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联结和身份认同。鉴于地方内涵的复杂性和弗兰岑小说的丰富性,本论文将地方理解为一切具有人文意义的场所,既包括现实的地理景观,也包括虚拟的网络社会。在上述地方概念的引导下,本论文将弗兰岑的小说研究放置于后工业社会的视阈下,聚焦其笔下人物在后工业社会中所感受的种种“不适感”,并透过这些“不适感”剖析地方的情感内涵和文化外延,由此形成“地方—情感—文化”的三维立体化研究。具体的论证过程如下:第一章审视了弗兰岑早期的地方书写与后工业城市个体的“不适感”,呈现了弗兰岑的双重地方身份对其早期两部作品的影响。小说《第二十七大城市》中的圣路易斯作为中西部城市的代表,它在美国的现代郊区化进程中走向衰落。圣路易斯的衰落是内忧外患的结果,圣路易斯人的恐惧则是由于个体自我身份的缺失。小说《强震》中的波士顿作为东部沿海城市的代表,它的腐化象征着弗兰岑对“山巅之城”神话的质疑和解构。波士顿地区的强震看似是天灾,实则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阴谋论”,进而引发了人物的愤怒情感。虽然圣路易斯和波士顿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但它们共同体现了弗兰岑早期辩证主义的地方创作理念,亦即作家的中西部人和东部沿海知识分子两种地方身份的对峙与糅合。第二章探讨了弗兰岑地方理念的突破与后工业核心家庭的消费“不适感”。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社会小说创作的新背景和新需求,弗兰岑提出了“悲剧写实主义”的思想,意味着他的地方理念实现了三重突破:第一,从后现代实验派小说家的“地位模式”转向关注读者阅读感受的“契约模式”。地方的跨度更大,旨在吸收更多的读者。第二,从对话空想的主流文化转向书写自己书写的人物和场景。地方的书写更加倾向于私人领域。第三,从对科技消费主义的反对到关注其引发的人类困境。地方的书写不仅有关真实世界,而且开始步入虚拟地带。小说《纠正》代表着弗兰岑新地方理念的成功践行,展现了一个中西部核心家庭面临的消费焦虑,呈现了层次分明的地方风貌和情感风景,反映了美国传统价值观与消费文化相互“纠正”的关系。第三章考察了弗兰岑地方创作的新走向与后工业技术阶层的“不适感”。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地方性逐渐丧失。为了解决地方创作素材的缺乏,弗兰岑一方面凸显地方概念中人的情感、记忆和认知,另一方面开拓网络虚拟世界中的新地带,书写后工业技术逻辑支配下人类面临的新困境。小说《自由》和《纯洁》代表着弗兰岑地方创作的两种新走向,即地方的流动性和虚拟维度。这两部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抑郁和羞愧不再具有地方的典型性,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些“不适感”来自于科技消费主义倡导的技术逻辑对人性的摧残和压制。弗兰岑认为,人们只有重返现实,重归群体,才有可能摆脱“不适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纯洁”。换言之,弗兰岑倡导的是文化的包容性。通过上述讨论,本论文认为,弗兰岑五部小说中的地方呈现出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抽象、从真实到虚拟的发展轨迹。地方不断构建小说人物的身份认同。从城市个体到中西部核心家庭,再到中产阶级和技术阶层,这些人物在种种“不舒适地带”中先后经历了身份的迷失、找寻和确立的过程。纵观弗兰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他生动地勾勒了一幅幅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图景,出色地完成了与美国的城市文明、消费文化和技术逻辑的对话。弗兰岑不断地突破地方创作理念,逐步褪去“中西部作家”的标签,进而跻身“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之列。弗兰岑的小说创作充分诠释了地方与文学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二、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呼唤——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伦理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呼唤——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伦理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审美之维 |
| 第一节 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微观政治与生命政治 |
| 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 三、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
| 第二节 生命政治与感性共同体 |
| 一、感觉共同体的分配机制 |
| 二、感觉共同体的去身份化 |
| 三、感觉共同体的异质感知构成 |
| 第三节 作为否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感性生命的原初典范 |
| 二、例外状态与共同体的界槛 |
| 三、朝向死亡政治的生命感知形式 |
| 第四节 作为肯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 一、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生产 |
| 二、超越生命政治的免疫式共同体 |
| 三、感知潜能与人类共在的张力 |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非同一的星丛共同体 |
| 二、超越总体的绝对差异 |
| 第二节 歧感共同体与差异性感知的重组 |
| 一、重返感性经验的社会场域 |
| 二、可感性分配与审美感知的重构 |
| 三、制造差异的美学异托邦 |
| 第三节 容纳差异的多元共同体 |
| 一、超越存在的非同一共同体 |
| 二、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 |
| 三、共同性与差异的生成潜能 |
| 第三章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审美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 |
| 第一节 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 一、从先验主体到实践的主体 |
| 二、被建构的非中心化主体 |
| 三、人民作为去身份化的主体表达 |
| 第二节 生成性的诸众与艺术的生产 |
| 一、诸众与主体性的生产 |
| 二、非物质生产的感性装置 |
| 三、爱的政治与情感劳动 |
| 第三节 生命主体的感知潜能与语言经验 |
| 一、空无属性的赤裸生命 |
| 二、生命经验的纯粹表达 |
| 三、多元叠合时间中的潜能主体 |
| 第四章 边界与去边界: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形态 |
| 第一节 从实体的/边界的向非实体的/去边界的转换 |
| 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感觉的共通 |
| 二、免疫范式的边界机制 |
| 三、难民与生命政治边界 |
| 第二节 从稳定的到流动的共同体 |
| 一、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 |
| 二、流动-生成中的情感纽带 |
| 第三节 审美共同体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功能 |
| 一、审美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 |
| 二、虚拟的感知远托邦 |
| 三、包容与对话的美学世界主义 |
| 第五章 审美共同体理论的限度 |
| 第一节 难以现实化的形式共通 |
| 一、作为规范性的生命-形式 |
| 二、感知潜能的非现实性 |
| 三、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 |
| 第二节 主体性生产的转换困境 |
| 一、浪漫主义式的构成性力量 |
| 二、爱的政治是否可行? |
| 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式乌托邦 |
| 第三节 想象式的边界机制 |
| 一、边界转换的有限性 |
| 二、归属的结构性难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二、本研究的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三、本研究的主要任务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
| (二)研究的内容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
| (二)学术观点的创新 |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一章 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西方思想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 |
| (一)西方古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二)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二、中国价值观所体现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人类价值思想 |
| (二)中国近现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三)中国当代价值观中的人类共同价值思想 |
| 三、历史上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重要启示 |
| (一)追求人的幸福生活 |
| (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 |
| (三)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理想社会 |
| (四)追求公平正义、持久和平和普遍幸福的美好世界 |
| 第二章 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 |
| 一、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国际认同 |
| (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
| (三)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基调 |
| 二、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必要性 |
| (一)人类尚未建立起应有的价值体系 |
| (二)现代价值的弊端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严重生存危机 |
| (三)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给世界安全和国际秩序带来挑战 |
| (四)价值相对主义对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带来障碍 |
| 三、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可能性 |
| (一)人类具有谋求生活得更好的共同本性 |
| (二)人类的整体意识不断增强 |
| (三)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共识 |
| 四、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现实性 |
| (一)现代科技信息化和文化交流的推动 |
| (二)国际组织、会议、赛事的推动作用 |
| (三)联合国文书和国际法提供的共识 |
| (四)区域共同体和合作组织提供的经验 |
| 第三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理论架构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内涵及其架构 |
| (一)价值、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 |
| (二)价值体系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应具备的特征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终极价值目标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涵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理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原则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确立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基本内涵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基本价值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
| 第四章 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与路径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及障碍 |
| (一)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任务 |
| (二)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主要障碍 |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构建的经验教训 |
| (一)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异同 |
| (二)中西近现代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启示 |
| 三、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原则 |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适应原则 |
| (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 |
| (三)各国平等原则 |
| (四)尊重各国国情原则 |
| 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现实构建的路径 |
| (一)广泛达成人类价值共识 |
| (二)激励各国积极参与 |
| (三)发挥国际组织作用 |
| (四)建立世界管理机构 |
| (五)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3）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 ——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研究主题:主体形塑 |
| 一、“治理术”的概念阐释与原初语境 |
| 二、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
| 三、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逻辑架构与独特价值 |
| 第一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诞生 |
| 1.1 统治权模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断致死权力 |
| 1.1.1 君主权力的独特性:刀刃的权力与司法-法律机制 |
| 1.1.2 君主权力的目标:强力塑造臣民 |
| 1.1.3 治理的实质:对领土的治理 |
| 1.2 治理术模式的转型:从君主权力转向规训权力 |
| 1.2.1 规训权力的治理工具:管治与规训机制 |
| 1.2.2 治理的目标:塑造驯顺的肉体 |
| 1.2.3 治理的实质:对身体的微观管控 |
| 1.3 治理技术的升级转型:从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 |
| 1.3.1 生命权力的治理策略:放任与安全机制 |
| 1.3.2 治理的目标:人口的利益 |
| 1.3.3 治理的实质:对人口的自由调节 |
| 第二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前提:资本权力发生机制的衍生 |
| 2.1 当代权力形式溢出传统政治权力的理解框架 |
| 2.1.1 规训社会:监狱装置与规训权力 |
| 2.1.2 主权国家:集中营结构与至高权力 |
| 2.1.3 私人政府:工厂体系与资本权力 |
| 2.2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
| 2.2.1 政治经济学脉络中“看不见的手” |
| 2.2.2 “看不见的手”的真正秘密 |
| 2.2.3 现代社会的“资本”范畴 |
| 2.3 当代权力的典型形式:资本权力 |
| 2.3.1 作为经济权力延伸的资本权力:货币购买力 |
| 2.3.2 与政治权力媾合的资本权力:资本支配力与规训力 |
| 2.3.3 具有文化权力功能的资本权力:“拜物教”与“同一性”意识形态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内容:形塑主体 |
| 3.1 生产之维:“机器附属物”和“人才储备军” |
| 3.1.1 前资本主义社会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裂变:“片面器官”的形成 |
| 3.1.2 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工人成为“机器附属物” |
| 3.1.3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机制:产业后备军的历史生成及当代的人才储备军形态 |
| 3.2 分配之维:“最不利者” |
| 3.2.1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机制:等级与特权 |
| 3.2.2 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机制:“雇佣劳动者”被塑造成“人才资源” |
| 3.2.3 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机制:“被保障者”被标识为“最不利者” |
| 3.3 交换之维:理性经济人 |
| 3.3.1 前资本主义狭小市场的独特面向: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依赖关系 |
| 3.3.2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独特性: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
| 3.3.3 劳动力市场的当代形态:“理性经济人”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自我增殖 |
| 3.4 消费之维:“消费符号” |
| 3.4.1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形式:节制消费、节俭消费 |
| 3.4.2 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意识形态机制:膨胀消费欲望 |
| 3.4.3 消费社会系列营销机制:消费幻象与符号消费 |
| 第四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批判与超越 |
| 4.1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界限 |
| 4.1.1 治理理由的界限:政治民主与经济专制并置 |
| 4.1.2 治理方式的界限:自由的伎俩 |
| 4.1.3 治理旨趣的界限:权力生产性与主体去主体化 |
| 4.2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根本症结 |
| 4.2.1 制度结构: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 |
| 4.2.2 内在逻辑:资本增殖逻辑和资本抽象统治 |
| 4.2.3 实践形式:资本主义劳动 |
| 4.3 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 |
| 4.3.1 驯服资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资本的社会控制和构建公共性服务 |
| 4.3.2 主体生产性:主体建构与人的发展逻辑 |
| 4.3.3 生命政治生产:构建基于“共同性”的共产主义 |
| 结语 资本主义治理术批判的价值旨趣:生命潜能与自由个性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 国外研究现状 |
| 2.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框架 |
| 2.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 创新之处 |
| 2. 不足之处 |
| 一、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形成 |
| （一） 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平及二人的合作关系 |
| （二）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时代背景 |
| 1. 福特制危机与意大利工人运动 |
| 2. 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新社会运动 |
| （三）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
| 1. 斯宾诺莎唯物主义的影响 |
| 2. 福柯生命政治思想的影响 |
| 3.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 |
| 二、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内容 |
| （一）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 |
| 1. “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 2.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 |
| （二）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逻辑演进 |
| 1. 生命政治的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 |
| 2. 生命政治的内在动力：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生产” |
| （三）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 |
| 1. “诸众”的基本概念：“生命政治生产”的主体性力量 |
| 2. “诸众”的首要目标：通过“出走”以推翻资本“帝国” |
| 3. “诸众”的最终目标：培育“共同性”建构“绝对民主” |
| （四）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实现路径 |
| 1. “平民”运动的现实表现与原因分析 |
| 2. “平民”运动的重要意义与发展途径 |
| 3. “平民”运动的反思与社会运动新路 |
| 三、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评析 |
| （一）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贡献 |
| 1. 将马克思的人道与科学形象相结合 |
| 2. 将社会运动实践与理论发展相结合 |
| （二） 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局限 |
| 1. 对历史唯物主义某种程度的曲解 |
| 2. 对“诸众”革命能力的夸大或放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好莱坞电影研究的空间维度 |
| 第一节 空间理论作为研究基础 |
| 一、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特征 |
| 二、空间理论与时代语境 |
| 第二节 题材选择与空间特性 |
| 一、题材:一种内部视角的考量 |
| 二、题材选定的共性与逻辑 |
| 第三节 20世纪好莱坞空间建构回顾 |
| 一、好莱坞的运作策略 |
| 二、20世纪好莱坞的空间建构特点 |
| 第二章 都市空间:景观社会中的异化 |
| 第一节 都市题材电影中的空间呈现 |
| 一、生产与消费的都市景观 |
| 二、流动与混杂的空间体验 |
| 三、破碎与疏离的家庭空间 |
| 第二节 “美国梦”的追寻与都市精神危机 |
| 一、物质都市的梦境 |
| 二、都市心态的异化 |
| 三、现代信仰的崩塌 |
| 第三章 族裔空间:主流话语边缘的呐喊 |
| 第一节 族裔题材电影中的空间呈现 |
| 一、对峙冲突的族群空间 |
| 二、自我封闭的地理空间 |
| 三、尝试融合的种族壁垒 |
| 第二节 共同体的构建与族群关系反思 |
| 一、族群话语的丧失与重构 |
| 二、族裔内部的审视与反思 |
| 三、种族关系的破冰与融合 |
| 第四章 战争空间:力量神话的宣示 |
| 第一节 战争题材电影的空间呈现 |
| 一、展示实力的战场空间 |
| 二、危机想象下的异域空间 |
| 三、充满创伤的精神空间 |
| 第二节 国家力量的宣示与反思 |
| 一、意识形态的询唤 |
| 二、空间秩序的构建 |
| 三、来自人性的叩问 |
| 第五章 科幻空间:指向未来的想象 |
| 第一节 科幻题材电影中的空间呈现 |
| 一、狂欢化的视觉空间 |
| 二、灾难想象下的生态空间 |
| 三、充满疑虑的赛博空间 |
| 第二节 视觉狂欢与后人类反思 |
| 一、景观电影的迷思 |
| 二、和谐生态的期许 |
| 三、人类主体性的追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传统公共外交研究 |
| (二)新公共外交研究 |
|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方面 |
| (二)不足方面 |
| 第一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内涵拓展 |
| 1.1 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的历史经验 |
| 1.1.1 依靠人民力量,支持世界革命(1921年——1949年) |
| 1.1.2 凸显意识色彩,提升国际地位(1949年——1978年) |
| 1.1.3 超越意识形态,促进经济发展(1978年——1989年) |
| 1.1.4 缓解冷战余波,塑造国家形象(1989年——2001年) |
| 1.1.5 提升战略高度,增强国家软实力(2001年——2012年) |
|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理论 |
| 1.2.1 公共外交的动因与制约因素 |
| 1.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内涵拓展 |
| 1.2.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概念辨析 |
| 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背景 |
| 1.3.1 中国崛起的复兴之势 |
| 1.3.2 再全球化的世界之势 |
| 1.3.3 公共外交的再造之势 |
| 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维度 |
| 1.4.1 超越理论的维度 |
| 1.4.2 超越实践的维度 |
| 1.4.3 超越价值的维度 |
| 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结构体系 |
| 1.5.1 主体多元化 |
| 1.5.2 对象双重化 |
| 1.5.3 方式对等化 |
| 1.5.4 目标共享化 |
| 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形态 |
| 1.6.1 时空形态 |
| 1.6.2 理论形态 |
| 1.6.3 制度形态 |
| 1.6.4 价值形态 |
| 1.7 小结 |
| 第二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 |
| 2.1.1 交往的理论性 |
| 2.1.2 交往的物质性 |
| 2.1.3 交往的发展性 |
| 2.2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的核心 |
| 2.2.2 中国传统公共外交思想的超越 |
| 2.3 治理理论 |
| 2.3.1 追求全球公共利益 |
| 2.3.2 追求全球民主治理 |
| 2.3.3 追求全球公共责任 |
| 2.4 软实力理论 |
| 2.4.1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
| 2.4.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与软实力 |
| 2.5 国家形象理论 |
| 2.5.1 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路径 |
| 2.5.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 |
| 3.1 中国梦与世界梦 |
| 3.1.1 中国梦实现中国公共外交的再造 |
| 3.1.2 中国梦凝聚中国复兴的国内共识 |
| 3.1.3 中国梦凝聚中国复兴的世界共识 |
| 3.2 新型国际关系 |
| 3.2.1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 3.2.2 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 |
| 3.2.3 以正确义利观引领发展中国家关系 |
| 3.3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3.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 |
| 3.3.2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 |
| 3.3.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 |
| 3.4 “一带一路”战略 |
| 3.4.1 “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意义 |
| 3.4.2 “一带一路”战略的世界意义 |
| 3.5 生命共同体 |
| 3.5.1 生命共同体的中国超越 |
| 3.5.2 生命共同体的世界超越 |
| 3.5.3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自我超越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全球治理的“内卷化” |
| 4.1.1 传统霸权与帝国思维 |
| 4.1.2 二战后冷战思维的延续 |
| 4.1.3 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单线历史思维 |
| 4.2 新战略机遇期与结构性压力 |
| 4.2.1 自主发展的中国新战略机遇期 |
| 4.2.2 机遇背后的结构性压力 |
| 4.3 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叠加效应” |
| 4.3.1 公共外交理念对外传播的体系不健全 |
| 4.3.2 公共外交理念指导实践的能力不足 |
| 4.3.3 公共外交理念发展的服务保障不到位 |
| 4.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的“方法论”与身份悖论 |
| 4.4.1 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强国的身份悖论 |
| 4.4.2 “中国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的身份悖论 |
| 4.4.3 世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身份悖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经验与公共外交的中国策略 |
| 5.1 公共外交实践的国际经验 |
| 5.1.1 美国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1.2 日本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1.3 欧洲国家公共外交实践与经验 |
| 5.2 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策略选择 |
| 5.2.1 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 |
| 5.2.2 制度运行体系的战略建构 |
| 5.2.3 文明对话体系的共识建构 |
| 5.2.4 机制交流体系的实践建构 |
| 5.3 小结 |
| 结语 |
| 一、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中国公共外交 |
| 二、公共外交的自我超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依据 |
|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和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原则及方法 |
| 五、研究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影视“走出去”的文化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影视对外传播 |
| 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
|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
| 三、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
| 四、影视对外传播结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理论成果 |
| 第二节 影视“走出去”的特征及其影响 |
| 一、影视“走出去”的媒介特性 |
| 二、中国影视“走出去”的影响力分析 |
| 三、制约影视“走出去”影响力的因素 |
| 第三节 影视“走出去”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 一、影视艺术具有天生的文化责任 |
| 二、影视媒介影响文化认同 |
| 三、影视产品转变价值取向 |
| 第二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上) |
| 第一节 映像东方--国产电影“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利好的电影“走出去”政策 |
| 二、国产电影海外推广与传播内容 |
| 三、国产电影“走出去”的影响力及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剧领天下--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环境 |
| 二、国产电视剧海外推广与发行内容 |
| 三、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下) |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纪录片及其“走出去”环境 |
| 二、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路径及内容 |
| 三、国产纪录片“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多彩世界--国产动画片“走出去”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动画“走出去”的环境及利好政策 |
| 二、国产动画片的海外销售与发行 |
| 三、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合作分析 |
| 第四章 影视“走出去”在外交语境中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影视在欧美大国“走出去”影响力的提升 |
| 一、美国 |
| 二、法国 |
| 三、俄罗斯 |
| 第二节 中国影视在周边国家“走出去”影响力的扩大 |
| 一、越南 |
| 二、蒙古 |
| 三、印度 |
| 第三节 深耕“一带一路”的中国影视“走出去” |
| 一、匈牙利 |
| 二、泰国 |
| 三、埃及 |
| 第四节 中国影视在非洲主流国家“走出去”得到巩固和发展 |
| 一、中国影视业在非洲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优势 |
| 三、中国影视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分析 |
| 第五节 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
| 一、多途径调控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 |
| 二、主抓影视节目内容,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
| 三、多元化传播渠道,建设基础化数字平台 |
| 四、完善对外影视人才培养建构 |
| 五、建立良性的监督反馈机制 |
| 第五章 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与影视媒介 |
| 一、文化形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
| 二、西方映像中的中国形象 |
| 三、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生成 |
| 第二节 影视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规律 |
| 一、对外宣传让位于国际传播 |
| 二、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
| 三、持续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
| 四、影视创作要保持文化自觉 |
| 第三节 影视创作表达国家形象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文本创作方面,缺乏思想力量 |
| 二、作品表达方面,缺乏视觉感染力 |
| 三、推广发行方面,缺乏民族基础层面的统筹 |
| 四、学术研究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引和批评 |
| 五、文化消费方面,缺乏民族意识引导的力量 |
| 第四节 影视“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与原则 |
| 一、影视媒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优势 |
| 二、影视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 |
| 三、其他的影视文化形式与国家形象塑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 |
| 附录B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倡议书》 |
| 附录C 《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 附录D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作品目录 |
| 附录E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获奖名单一览 |
| 附录F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评优单元优胜作品 |
| 附表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对外影视节目一览 |
| 附录H 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课题的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的背景 |
| 1.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2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
| 2.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背景 |
| 2.1.1 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紧密相连 |
| 2.1.2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与发展 |
| 2.1.3 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与构建 |
|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内背景 |
| 2.2.1 坚持扩大开放开启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进程 |
| 2.2.2 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推动力 |
| 2.2.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契合 |
| 2.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想渊源 |
| 2.3.1 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 |
| 2.3.2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 |
| 2.3.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总体思路 |
| 3.1.1 人的“类主体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逻辑主线 |
| 3.1.2 多元主体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合力 |
| 3.1.3 关系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性自觉 |
| 3.1.4 制度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保障 |
| 3.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内涵 |
| 3.2.1 共生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提 |
| 3.2.2 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式 |
| 3.2.3 共享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 |
| 3.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根本原则 |
| 3.3.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正义原则 |
| 3.3.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宽容原则 |
| 3.3.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共享原则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当代意义和未来展望 |
| 4.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当代理论意义 |
| 4.1.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意义 |
| 4.1.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 |
| 4.1.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中国传统“和”文化发展的意义 |
| 4.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当代现实意义 |
| 4.2.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中国发展的意义 |
| 4.2.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世界发展的意义 |
| 4.2.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全人类发展的意义 |
| 4.2.4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对地球生物生存发展的意义 |
| 4.3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未来展望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9）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基本思路、主要创新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概述 |
| 第一节 国际恐怖主义概述 |
|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
| 二、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 |
| 三、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 |
| 第二节 预防性自卫的概念及其辨析 |
| 一、预防性自卫的概念 |
| 二、预防性自卫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三节 预防性自卫的发展历程 |
| 一、20世纪之前的预防性自卫 |
| 二、20世纪至二战结束的预防性自卫 |
| 三、二战后的预防性自卫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必要性 |
| 一、国际反恐的现实需要 |
| 二、弥补法律事后惩治的不足 |
| 三、弥补国际反恐合作的局限 |
| 四、弥补国家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局限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实施对象 |
| 一、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
|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法律正当性概述 |
| 一、法律正当性的含义 |
| 二、法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争论 |
| 一、肯定说及其理由 |
| 二、否定说及其理由 |
| 第三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法理分析 |
| 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安全价值 |
| 二、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人权价值 |
| 三、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秩序价值 |
| 四、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正义价值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
| 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成本收益与法的效率价值 |
| 二、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符合法的效率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 |
| 第一节 国际法权利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
| 一、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法 |
| 二、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的效力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争论 |
| 一、学界主要观点及其理由 |
| 二、主要观点之评析 |
| 第三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条约法依据 |
| 一、多边条约的规定 |
| 二、双边条约的规定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国际习惯法依据 |
| 一、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 |
| 二、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际组织决议 |
| 三、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司法判例 |
| 四、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公法学家之学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实施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实质要件 |
| 一、国际恐怖袭击威胁构成“武力攻击”威胁 |
| 二、恐怖袭击威胁真实存在 |
| 三、恐怖袭击威胁具有紧迫性 |
| 四、符合相称性标准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程序要件 |
| 一、实施预防性自卫必须及时向安理会报告 |
|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实施预防性自卫须征得所在国同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法律责任问题 |
| 第一节 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案例 |
| 一、苏芬战争 |
| 二、美国轰炸苏丹药厂 |
| 三、伊拉克战争 |
| 第二节 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 |
| 一、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机构 |
| 二、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标准 |
| 第三节 滥用国和个人的国际法律责任 |
| 一、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 |
| 二、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可按国际法要求进行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 |
| 二、中国在预防性自卫制度构建中可作建设性贡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乔纳森·弗兰岑地方小说中的后工业“不适感”（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
| 二、乔纳森·弗兰岑小说研究综述 |
| 三、研究问题、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弗兰岑早期的地方书写与后工业城市个体的“不适感” |
| 一、弗兰岑双重地方身份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
| 二、圣路易斯人的恐惧：对中心城市衰败的反思 |
| 三、波士顿人的愤怒：“山巅之城”神话的背后 |
| 第二章 弗兰岑地方理念的突破与后工业家庭的消费“不适感” |
| 一、弗兰岑对地方主义的重新审视 |
| 二、弗兰岑地方创作理念的突破 |
| 三、圣裘德核心家庭的焦虑：消费文化的“纠正” |
| 第三章 弗兰岑地方创作新走向与后工业技术阶层的“不适感” |
| 一、弗兰岑地方书写的两种新趋势：流动性和虚拟维度 |
| 二、无名湖的抑郁：中产阶级的“自由”之路 |
| 三、“粗鄙共和国”的羞愧：技术阶层的“纯洁”之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呼唤——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伦理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2]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研究[D]. 潘从义. 湖北大学, 2020(02)
- [3]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 ——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D]. 苗翠翠. 吉林大学, 2020(08)
- [4]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D]. 付友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D]. 陈一雷.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研究[D]. 张燕. 兰州大学, 2020(01)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鲁迅剑.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2)
- [9]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D]. 胡小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乔纳森·弗兰岑地方小说中的后工业“不适感”[D]. 许婷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标签：世界政治论文; 战争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