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菊华[1]2014年在《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业乃民生之本。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毕业生专业结构、素质、观念与社会所需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是普遍且深层次的问题,是长期影响和制约本科毕业生就业的重要“瓶颈”。传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知识经济背景下,社会的进步和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如何突破既定教育模式的局限,培养出市场所需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新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任务。就业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载体,要能够满足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标杆”,能够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培养社会所需人才是高等教育核心且最紧迫的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随着时代的发展,受教育的个体功能要求不断的发生改变和提升,并且倾向于个体精神需求。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并朝着多元化和复合化方向发展。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维持社会稳定、适应社会变化、构建社会未来的作用,就应当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就业视野下改革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社会所需,办人民所需要的教育。人力资源理论、职业生涯理论、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理论为大学生就业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成为社会的第一资源。培育和提高人力资源能力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因此,人力资源能力培养必将成为推动新一轮社会财富增长的核心。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关乎大局,高校作为人力资源能力培养的主要机构和单位,担负着建设全社会人力资源能力的重任,并且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义务和责任。大学生人力资源的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若合理开发利用,将会发挥最大的效用。审视大学生就业难,而用人单位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这一问题,为提高大学生人力资源有效的利用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职业生涯理论是关于每个人的自身价值与成长。大学作为职业生涯发展的第二阶段,对于整个职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在大学里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如何自我评估、如何做好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都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有关。中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末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即1999年启动的以规模扩张为主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旨在适应和满足以高科技、信息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及其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高校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最重要的是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大学生就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提出大学生就业视野下进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目标和定位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问题。通过国内外人才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一定的弊病,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大学生就业。大多数高校通过合并、扩招等方式盲目扩大办学规模；过分强调普通高等教育,不重视高职教育；盲目设置专业,无视自身的办学条件和能力,求多求全,追求综合性,人才培养目标与就业脱节。当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倾向：一是高等教育的费用承担者由政府转变为受教育者；二是大学生就业不再是接受分配,而是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双向选择,变成了一种市场行为。就业市场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使得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在质量和结构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高校在人才培养的环节上并没有及时跟进,表现在专业设计、课程设计和实践教学等诸多方面。当今社会对于大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贴近职业技能,而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依然存在重视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此外,高校不注意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使得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无法在实际情境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发展。当前国内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由历史演变和现实改造相结合而成。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应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不断变化,但由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高校毕业生的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造成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失业有复杂的因素。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解决结构性失业重要途径,只有立足于就业领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有的放矢培养人才,针对社会所需,实现大学生与就业岗位的对应性,将能促进大学生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基于就业视野下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实必然选择。现代哲学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也有其外在的联系。从系统学角度看,认识和构建一个系统既要从内部视角,也要从外部视角来看,即既面向内部要素的形成,又面向系统对外功能的形成。本文从高校人才培养的内外部出发,提出改革的策略。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和专业发展而言,其基本发展方略主要是调整专业结构、适应社会需求,针对行业(职业)的需求、优化课程结构,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夯实专业条件、建立有效机制,促进专业建设。基于高等院校内部要素,本文提出构建就业视野下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内部构建模型。模型的搭建包括就业视野下的人才培养模式理念、目标、原则的重塑,以及人才培养内容的改革,其中包含专业设置的调整以及模块化课程的改革,课程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通过实证研究,提出模块化课程的可行性。就业视野下人才培养的策略和评价机制的建设也是内部构建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新视野下的功能协调一致。搭建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高等院校内部的构建,也需要外部支撑。既需要高校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加强法制约束,建立自我监督机制,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积极配合,坚持社会本位论,落实办学自主权,加强社会舆论引导,紧密市场联系,提高社会资源的作用。最后,在全部研宄的基础上得出本研究的一些初步结论、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本研究既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更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对国内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力图提出我国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对策和模型。
曹珊[2]2014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对劳动力市场能准确预测、科学定位、灵敏适应与灵活引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培养变革有促进作用。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就业也保持良好的态势。深刻把握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规律本质对我国高校建构人才培养机制、促进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力图从高等教育和劳动经济学的双重视角对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关系进行分析、论证,归纳出二者互动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有强有力的理论作为依据。全球化理论为市场理念与“国际化”人才目标提供依据,知识经济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知识型”人才竞争优势与知识转化为资本的保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劳动力市场制度创新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依据,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均衡目标则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理论为支撑。从历史的维度看,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高等教育精英阶段二者之间联系冷漠。在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推进的过渡阶段,二者之间的联系逐渐形成。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不断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视角看,高等教育国际化使美国意识到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推行人才培养改革,这些改革对劳动力市场有深刻影响。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等教育劳动力数量增加,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带来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层次结构的变更,高层次人才专业能力提高,市场适切性增强。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转型使高层次劳动者的质量得以提升。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使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弹性、参与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结构提出新要求。高等教育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高就业率、低失业率和高工资水准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方式的“知识化”、多样化与弹性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结构变革；劳动力市场雇主录用人才的新标准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变革。为促进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美国各高校利用自身优势,建构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杜克大学利用其国际化的师资队伍与基础资源建设,配合全球性议题的课程以及多样化教学方法,培养“世界公民”。斯坦福大学在“实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利用其与硅谷毗邻的地理优势,产学研结合,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实用性人才。圣保罗学院强调市场运作的理念,根据市场状况随时更改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培养应用型人才。密歇根州立大学利用其学生来源国际化的优势,重视多元文化下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建构“临床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其共同特点是都以培养全球实用性人才为目标。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在劳动力市场的激励机制与高等教育的自我调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劳动力市场通过工资决定机制、市场半径与资源配置机制、就业保护机制、失业保险机制与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机制激励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自身规律与市场理念的博弈下,适应与引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二者的互动颇具特征并有相交重合的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劳动力市场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变革的动力源泉,现代大学制度是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变革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与高等教育自主调节机制是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助推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促进了高等院校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应,又能保持高等院校作为知识传播、创造与应用机构的特性。结合美国经验,我国应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体系；引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深层次转向：厘清激励相容问题,推动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与机制创新。
张斌[3]2003年在《新经济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人才是连接社会教育与社会实现两板块的一个核心概念。人才及其工作效率是决定社会竞争和各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力量。但我国人才培育模式是何现状?它与新经济时代的竞争需求有多大距离呢?找到这个差距并重新检查它与社会教育及实践机制的最佳连接点是国家公共政策与教育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础部分。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设是新经济将造就社会需求拉动性，社会需求决定人才培养模式。社会需求是一个变量，如何按未来人才需求模式修订我国现形人才培养与社会实现模式，并从宏观和微观建立良性互动模式是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包括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作用在于提出问题。文章从人才的概念出发，分析了人才培养所必须遵循的自然和社会规律。然后以此为线索，指出了我国当前叁大人才培养渠道即家庭、教育、社会中所存在的与人才培养规律不相符合之处，也就是我们当前人才培养的现状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展示了我国人才培养中所遇到的新挑战。时代制约人才培养，时代通过人才需求制约人才供给，这是时代影响、制约人才培养的传导机制。新经济的渗透、扩散是当前的时代特点，新经济的每一特点都是当前人才培养的时代挑战。 第叁部分主要分析新经济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及我们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走势。新经济时代是我们最大的人才培养背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制度化使人才培养表现出新的需求。本文正是以这一需求为出发点推断我国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势和特征，并以之作为全文的结论。 本文逻辑线索是检讨人才培养现状，展示新经济之时代新挑战，推断未来人才培养模式发展趋势。
张宏海[4]2015年在《高校集群促进人才培养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人才的成长需要良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育需要一定的教学基础设施与知识传授环境,而高等院校是以一个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授为纽带的整合体,大量积累性经验知识的传授,以及进行科研与学术研究是高等院校的显着特征。高校集群就是这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积累性与经验性的知识传授联盟系统。高校集群这个基于地理空间关系聚集的知识传授联盟系统对知识的传授与传播、对学术的研究与创新、以及对资源的共享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集群是在某些城市的特定区域,所形成的一些高等院校渐渐集中建设和发展的趋势及现象。高校集群是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譬如以纽约、费城、波士顿等为主的美国东海岸城市周围就几乎囊括了全美一百所最优秀大学中的叁分之一高校,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都市组成的加利福尼亚洲城市圈也集聚美国最优秀大学中的十余所。在英国的首都大伦敦市区及其周围小镇,就集聚了世界着名的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同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集群兴起成为区域经济生长发育的基石一样,世界各国的高校集群现象,以及我国高等院校在扩招后的建设发展所形成的高校集群,特别是大学城、职教城、高教园区、大学科技园区等高校集群的大学空间布局关系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区域人才培养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国高校集中的城市都是经济发达和人才聚集的地区,譬如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和广州等都是高等院校较多的城市,也是我国经济发达和人才聚集的地方。即使是深圳、东莞和佛山等新兴发达城市,也得利于高校较多的内地都市,比如武汉、西安和成都等地的大批高校毕业生南下,以及广州等周边教育发达地区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在以上教育发达都市的某些特定区域所形成的高校集群区域,更是这些城市人才集聚、技术发达和经济雄厚的地方,如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集群的北京市海淀区,就形成了中关村这个人才集聚,技术密集的大学科技园区。北京市海淀区的高校集群对北京,甚至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知识和技术支撑。高校集群是高等院校基于地理空间关系的聚集,同产业集群所产生的聚集效应一样,高校集群有利于聚集在一起的各个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共享资源、共同学习与协同创新。这些高等院校也会形成一种潜在的竞争,它们在竞争中发展,在借鉴与创新中发展,在优势和特色中互补。同产业集群兴起成为区域经济生长发育的基石一样,高等院校在扩招、扩建中发展形成的大学城、高校群、高教园区等地理空间布局所产生的人才聚集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受到了广泛关注。高校集群有叁种形成的方式或模式,即自然演进模式、政府规划建设模式,以及自然演进与政府规划调整之混合模式。第一种形成方式即自然演进模式的高校集群多成于大学建立初期,通常是建在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北京的海淀和武汉的武昌。高等院校在这些区域高度集中,主要有交通、资源获取优势和管理便利、以及人才集聚优势等几种原因。政府规划建设是因为自然演进的高校集群空间布局结构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政府大量财政性投资高校建设所形成的大学城、职教城、高教园区。有学者从产业集群的角度研究、分析,认为高校集群会产生外部效应、竞争效应、文化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某些大城市政府就集中调整一些高校到特定区域,如北京着重建设了昌平区的沙河高教园,广州着重建设了小谷围岛大学城,贵阳着重建设了花溪区党武大学城。自然演进与政府规划调整之混合方式是在某些城市特定区域,本来就是高校聚集区,后来规划其他高校进入。譬如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本来就有贵州大学和贵州民族大学等高校,后来又规划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先后入驻贵阳市花溪区,产生自然演进与政府规划调整之混合方式形成了贵阳市花溪高校集群区。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知识和技术,甚至观念都要不断的创新,这些都只有在高等院校通过系统性的人才培养来完成。高校集群是一个人才培养、科研和学术研究的结合体,便于知识的共享、交流与传播,也能促进人才的优化培养,促进区域人才的聚集,实现区域经济的有效增长与发展。培养创新性人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教育工程,而高校集群是由众多高智力、高体质、高素质人员所组成的集合体,有利于知识的传播、技术的创新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更容易培养有创新潜质的人才,更能创造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因此,高校集群是有助于人才聚集,有助于知识资源的共享与流动,高校集群有类似于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产业集群,以及非经济领域研究的生物集群和社会组织集群等所产生的集群效应、集体学习与创新效应、规模与激励效应。高校集群能使不同高等院校,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才得到有效的交流或培养,能够促进新知识的创造,从而产生广泛的经济效益,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这些都值得去深入的挖掘与研究,以便更好的推进我国培养创新型人才、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有效的增长与发展。
陈静[5]2013年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专业学位是现代高等教育学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日益发展起来的。当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问题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推动学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核心是提高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专业学位的种类在不断增长,培养规模日益扩大,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在外延式发展的同时,应当注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涵式的发展,这与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建立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完善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基础之上。对专业学位内涵的溯源需要对学位和学位制度进行历史追溯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学位发展至今其内涵演变经历了执教资历、科研资历和职业资历内涵的变迁和延展。通过对学位的历史演变的梳理可以对现代学位制度的内涵进行深刻的把握。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开展是在世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背景下生成的,从20世纪90年代专业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历经了发展与变革的过程,其发展与变革的趋势与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变迁趋势相一致。我国目前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的实践之路上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发展定位、结构管理、人才培养和质量保障四个方面。其中发展定位的问题属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系统,我国目前主要存在着专业学位在身份认同上遭遇“山寨学位”的尴尬。在结构管理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体系结构保障,目前存在着权力与结构失衡的现状和问题。人才培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中心领域,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过程和人才评价环节均存在相应问题。在质量监管保障上比较典型的问题在于政府、市场和高校叁者权力失衡所引发的质量危机和社会力量缺位引发的监管不力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首先从逻辑和理论层面探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然的逻辑内涵。从理论逻辑和制定原则上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理念；从教育的结构管理的普世意义出发,审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结构管理中的规范性要求；从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实施过程和结果评价的规定性要求出发,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进行反思与总结；从质量监管保障的重要性和学理性层面探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监管保障的重视与完善。专业学位在我国的发展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时间和发展程度上的较大差异。借鉴以美国和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可取经验对于我国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结合我国国情进行调整的同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国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问题上,适应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行业专业化背景下对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使专业学位从学术型学位中分离出来,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专业学位与学术型研究生学位共存的格局。结合国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先进经验,并将其应用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中,构建出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想状态。首先,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定位的考量纬度的选择上,应当强调市场驱动,关联职业需求；重视专业能力,突显职业特性；落实教育分权,发挥高校自主性。定位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石和根本出发点,在定位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方向。其次,在专业学位发展结构的问题上,应当注重学位层次建设的协调性、学科门类开设的合理性以及学位规模发展的内涵性。第叁、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核心问题,应当学习国外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人才培养途径的选取和学业成就的评价叁个方面的经验,体现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应用性高层次人才的终极目标。最后,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规范上,应当选取多维度的教育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加强专业学位质量控制与执业准入制度的衔接,实现专业认证机构的介入,保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要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长远发展目标,必须构建出合理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要从定位、立法保障、权力平衡、模式创新、结构重组五个方面入手,探索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路径。首先,应当从立法和政策保障上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政策和法律依据,不仅包括制定政策,还包括政策执行。其次,应当从定位上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定位应当是一种最高学位的职业教育。在定位上体现出职业性和知识性的价值统一,以及发展定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一致性和适度超前性。第叁,构建政府、市场和大学相互协作的运行模式,在管理体系和结构规范上实现叁者权力的协调。第四,创新教育模式,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执业准入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最后,增强社会力量在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中的地位,通过专业协会组织的专业认证的典型形式实现这一目标。
夏建国[6]2007年在《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以各类在校生2300万的总规模高居世界第一。然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并没有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技术型人才稀缺产生的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针对这种现状，许多本科院校，特别是一些由高职高专升格为本科的新建院校，提出要以技术性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举办本科层次技术教育，以此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这些院校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是是否需要培养本科层次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基础何在?技术本科教育的内涵与特征如何?如何按照技术教育的特点，确定相应的教育目标，培养出合格的本科技术应用型人才?发展技术本科教育需哪些保障条件等等一系列问题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系列难题。本文通过多学科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等多种形式，分别就技术本科教育发展的背景、研究的出发点、发展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探索了技术本科教育，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释：第一章，导论。在对国内外已有技术本科教育的相关资料、文献进行梳理与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厘定了技术本科教育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技术本科教育的发展问题，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基础。从“叁元论”哲学观及技术学、经济学、人才发展观和高等教育多样化等多学科角度出发，重点对技术本科教育存在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教育基础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提出发展技术本科教育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性选择。第叁章，技术本科教育的内涵及特征。提出技术本科教育是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它有别于本科层次的普通教育与工程教育，也有别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其它层次，并尝试提出技术本科教育的若干特征。第四章，技术本科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对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本科教育类型与院校进行比较研究，重点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日本技术科学大学、我国台湾应用科技大学及英国原多科技术学院等实施技术本科教育类型院校的基本情况与特征，并提出了借鉴方案。第五章，技术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对有关技术本科院校的实践和探索经验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专业设置、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及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途径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技术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第六章，发展技术本科教育的制度保障。在分析当前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基础上，重点就技术本科教育的管理制度、保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发展我国技术本科教育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李晓辉[7]2013年在《FZ职业学院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国内营销科学是近20多年才从国外引进的,发展时间较短,所以国内企业市场营销还在初级阶段。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大部分学历层次低,并且很多都是从其他行业发展过来的,甚至一些高级市场营销管理人员工作完全靠自己对销售的认识和对行业发展的理解,没有接受过先进的营销理念教育,市场营销方面的知识也不系统。这种现状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企业非常需要具备系统营销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特别是中高级市场策划人才。中组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教育培训工作的意见》提出：“我国新经济形势下缺少既懂管理、又懂技术,既熟悉国内市场、又熟悉国际市场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目前市场营销已经渗入到各行各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讲市场营销,所以企业对市场营销方面的人才需求将越来越大。市场营销总监、市场营销经理等高级营销管理人员已被纳入国家紧缺人才管理系统。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学科型”为主,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在内的院校也基本采用了这种教育模式,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轨,无法满足企业市场营销人才的需求。几十年来,虽然一些高职院校在不断的创新人才模式,联合企业办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培养目标,仍然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本文以FZ职业学院为例,分析研究国内外先进的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学院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探索,创新培养模式,并对目前北京地区市场营销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做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最后为实现培养目标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使FZ职业学院能够培养出真正适合市场需求的营销人才。未来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将更加清晰,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将明显增强。FZ职业学院经过近几年探索,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发展的思路日益清晰。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办学方针,积极推动高职教育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
孙卫军[8]2005年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承担的教育部重要研究项目“新世纪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改革和发展问题研究与实践”为背景与基础,从总结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入手,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人才的社会要求,系统地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学科人才培养的现状,就我国高校该类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利用主成分分析模型就我国经济发展对该类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综合性、学习型、开放式、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对我国高校同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其中,“开放式”的人才培养要求为作者经深入思考探索后首倡的新理念,对新时期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张慧青[9]2017年在《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对接,被视为区域职业教育形成和特色发展的标志,而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接常常转化为区域产业结构与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之间的匹配与调适。本文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出发,教育领域聚焦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经济领域聚焦中观产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视角研究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产业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就业结构又决定了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因为各个领域所需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又是通过不同的"专业"培养来实现的。而实际情况是我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已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严重影响到高职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也必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呈现了怎样的规律和特征?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如何跟随产业结构发展实现科学动态调整的?由这些追问引发出问题意识,研究者试图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和横向的国别（地区）视角,通过策略的解读,来认识、发现、反思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互动规律及国外专业结构调整路径,以便为后续专业结构调整策略的提出提供更可靠的依据。由此,论文沿着专业结构调整什么?(调整的内容)和怎么调整?(调整机制)的主线,回溯了建国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外研究则从内容和机制两大方面归纳了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并以山东省为例对山东省的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间的现状、问题及高职专业招生预测作了系统的数理统计分析和深入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双向建构的过程,实证研究范式的运用旨在通过数据分析透析事物的本质,并归纳发展的一般规律。论文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利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的适应性做出了综合评价,并利用产业-高职偏离程度和高职-就业偏离程度两个指标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职专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结构的吻合度做了分析,进而归纳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厘清问题,旨在预测。论文采用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山东省叁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求得2016-2020年高职专业大类的招生比率预计值,从而为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提供数据支撑。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论文尽可能的避免经验主义,总结归纳出了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五大原则,从经验借鉴、科学规划、行动框架和具体措施四个层面提出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并依据统计分析数据指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上便是论文的几个主要章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境)外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教育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价""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大类招生比率预测""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原则和策略"的主要内容和行文逻辑。总体上,论文的研究过程是基于问题的不断追问,研究者的思维贯穿其中。因此,相对于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本研究也呈现了一种研究的方法论,以期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向大家提供可相互交流和启发的研究范式。
窦争妍[10]2016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文中认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新工业革命到来各国制造业实施转型升级的新战略、对制造业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和全球竞争,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同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脱胎于农耕社会的快速不平衡发展的制造业产出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高水平的需求,需要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式的增长方式转型,从产业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迎接互联网+经济的到来。结合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和对比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实践,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经济新常态发展中的紧迫问题。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备现实基础也可解发展之困境,且已经呈现良好的转型升级的趋势,当务之急是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领军型人才的积累,需要管理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更需要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积累,形成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产业大军。已有的研究更多关注创新科技人才,关注企业家才能,论文选题关注的焦点在于支撑制造大国和强国的广大的制造业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的积累。论文在运用经济增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本等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内涵、性质、分类,梳理了制造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模式、路径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符合产业演进的规律,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具有溢出效应和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不仅可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能解决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这部分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选题的视角和意义。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论文通过大量的数据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对比分析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市场模式,但在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仅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会引发社会问题。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层层递进分析了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中教育培训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积累模式和运行机制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人力资本技能不足的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分析了影响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和资源导向因素、文化和价值观因素,又有企业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本管理问题,也有教育的导向和结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演进中没有形成相匹配的数量庞大、技能结构合理的制造大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又带来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新变化,论文采用规范与实证、对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中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变化,深入分析技能高移的需求,并用灰色关联法进行测算。论文对比分析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式、路径等实践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厘清中国制造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脉络,提出加速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新路径。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通过政策、资源导向形成协同发展的校企双主体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制造业在国家的引导下准确定位,发挥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作用,开展人力资本管理,开展精造和智造；教育的变革既要考虑国家的长远的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工业化的路径,又要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探索建立与产业协同的动态调整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积累,新常态下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撑,拉动满足消费新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样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论文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以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的研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和对策,具有深刻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D]. 谭菊华. 武汉大学. 2014
[2].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关系研究[D]. 曹珊.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3]. 新经济对我国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D]. 张斌. 四川大学. 2003
[4]. 高校集群促进人才培养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张宏海. 武汉大学. 2015
[5].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问题研究[D]. 陈静. 西南大学. 2013
[6]. 技术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D]. 夏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7]. FZ职业学院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D]. 李晓辉. 昆明理工大学. 2013
[8].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孙卫军. 天津大学. 2005
[9]. 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D]. 张慧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D]. 窦争妍.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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