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春节鞭炮烟花供应目录公告（论文文献综述）
杨博[1]（2021）在《“拼凑应对”：村干部参与疫情防控的行动逻辑 ——基于甘肃省Y村的调查》文中提出
施悦音[2]（2018）在《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执行有效性研究 ——基于政策学习的视角》文中提出在节日庆典燃放烟花爆竹作为我国传统民俗,至今已有逾千年历史。然而,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逐步突显了烟花爆竹的负面效应,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从而进入了公共政策的视野。上海市政府于1989年首次制定发布《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后于1993年调整了禁燃范围;1994年,法制介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至2013年期间又经过多次渐进式调整;2014年,该条例入围立法修订项目,最新修订版自2016年起正式实施。纵观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近30年的执行情况,可以发现1989年和2016年是该项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相应的管理规定和管理条例正式颁布,但后续的政策执行有效性却是迥异的:1989年至1992年期间,政策形同虚设,最后只能被迫松动;而2016年的条例比之1989年的规定更为严格,限制的方面更多,执行后的实际情况却并无反弹,执行有效性非常理想。相似的城市背景,相似的政策调整,为何在1989年的节点上以政府的妥协告终,而在2016年的节点上却能大获成功?是哪些环节的改变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这些改变又是如何发生的?本研究基于政策学习的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个案扩展法等研究方法,对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的执行有效性展开研究,试图找出政策执行有效性得以提升的原因。研究假设政策学习可以促进执行有效性的提升。为验证假设,首先梳理了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执行的实践历程,包括政策的制定、调整、执行的方式以及取得的效果;其次,收集了国内外有关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政策学习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再次,分析影响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因素,探究这些因素的存在和改变与政策学习的关联;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政策建议。研究显示,影响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在于源头管控、禁疏结合、宣传教育,并且政策学习是执行有效性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进而,从政策学习的视角,对地方政府提升政策执行有效性提出建议:一是推进政策学习的常态化制度化;二是拓展学习资源和交流渠道;三是建立更有支持力的社会反馈机制;四是强化问题导向和有效经验的固化;五是倡导政策学习中的公众参与。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扬弃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政策学习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含有新见解的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将政策学习定义为一种自发主动的行为,其动力源自外界环境的刺激和政策目标的改变,具体行为包括汲取历史经验、获取最新信息、借鉴他地做法等,终极目标是实现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提升;将政策学习根据主体、对象、内容、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向上学习、水平学习和向内学习三种类型;将政策学习的影响因素从三个角度加以区分:一是外界刺激,包括上级政府压力程度、政府间竞争和社会公众意见;二是内在动力,即政策主体的思想信念;三是资源,包括可供学习的资源,以及可供调用的政策资源。
陈明强[3]（2013）在《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收集到的623份（443种）结婚证书实物为第一手图像研究材料,在田野考察、图像分析与文献理论研究的三者互动中,对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证件制式、文书格式、认证要件、版式构成、色彩特征、造型手法、图案题材和字体类型等各方面做描述和分析。第一章从婚姻、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及结婚证书的出现与发展等方面,对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梳理。第二章至第四章,将新中国结婚证图像研究分为建国初期十七年（1949-1965）、“文革”及之后的“徘徊”时期（1966-1978）和“改革开放”之后（1979-至今）三个时期。在对不同时期的结婚证书图像进行合理阐释时,将之置于恰当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社会变动中,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考察社会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图像本身的影响。从情景的表现、观念的传达、画面的组织和图像套式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寻找出图像演变的内在动力,认识结婚证图像内容和功能的变换,从中显现婚姻制度的变革,婚姻观念的变化,婚姻生活的时代风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扬策略的转变,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揭示婚姻合法性缔结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之间的关联。第五章经过对结婚证制式类型、印制工艺、文书格式、认证要件（印鉴、印花税票和照片）等多方面的分析和总结,呈现作为婚姻“被证明”的物化形式的结婚证书,如何逐步成为形式合法,要件齐全的婚姻合法性认证的法定证件。第六章至第七章,通过对版式类型、版面图像套式、版式设计特点、色彩特征、造型手法和图案元素（吉祥图案、政治符号、外来图案和美术字图案）的归纳和分析,呈现出结婚证设计者如何将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和文艺政策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图像发挥出教化、规范、维系和调节的功能。总之,结婚证的图像内容,作为一个浓缩的特殊时期的历史景观,与中国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相联系,不仅反映出不同时期婚姻管理政策,还暗含许多其他内容,如新旧文化的交融与对抗,文艺政策的转变,以及统治阶层对于现代化认识的演化过程等。结婚证图像承担着证明两性合法婚姻关系之外的功能,它反映了图像演变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联。可以说,结婚证图像的演变,呈现的是国家统治力量在各个时期,将其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巩固和加强与夫妻婚姻缔结的合法性确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
毛毅静[4]（2012）在《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1910-2010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文中研究表明教育是一个恒久长青的话题,更是我们口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国处在个制度、文化、生活方式蜕变的时代。不断变化中的社会及教育,改变着一代代人的命运和境遇。从一个别样的视角审视中国教育的问题,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中国教育发展,这是充满挑战和魅力的。本研究以影像进入教育现场,主要跨越两个主要的视角：纪录片的视角和教育的视角。透过对教育纪录片中传达的教育生活的分析,检视中国教育,主要是解放后60年间的教育变迁与发展中有意义和意味的事件。纪录影像是以镜头为工具、影像为媒介、以人性化的视角触及教育者、受教育者们的生活,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教育记录片而言,更是作为一种对事实的反映和纪录,承载着教育的理想和使命。因此,通过影像与教育的“话语”相互佐证、交叉阐述,还原一个又一个中国教育的现场。多角度、多层次地追踪并描述中国教育的问题,聚焦于教育民生和日常教育生活实践,通过镜头下的叙事“深描”关注平民的教育生活。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补遗,更在探究过去、现在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目的的同时,也给未来的教育提供样本和启迪。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像这一媒介,刻画出在时代进程中人们对教育的理解以及教育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而且,透过纪录片还原的中国教育的样貌,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这里呈现的故事、场景、片段、人物都是鲜活的、温暖的,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更是一部别样的教育史。基于影像的教育研究也是观察近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独特的、连续的视角。这种视角是直达中国教育问题核心的有效途径之一,并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话语方式。本论文从大量原始的影像素材和资料入手,聚焦中国教育的历史现场,通过对现场的不同方式描述,试图探讨在纪录片话语中不同现场呈现和交织出的中国教育生活样貌。论文的写作思路和结构如下。第一章：分别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论文基本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主要追溯早期影像肇始,聚焦了1949年前中国教育纪录片的发展脉络。梳理早期1949年前的教育纪录片历史,尤其回顾了商务印书馆的开拓性的拍摄实践及挖掘了尘封多年,已语义不详的教育纪录片、教育电影协会的历史档案。第三章：进入国家意识的影像档案库,关注于建国后1949年-1967年间影像中的教育话语,聚焦在各种政策文本和影像素材,其中特别是“新影”素材中的教育片段。将影像的视角和教育的视角并置在一个平面上,把来源于官方的素材以镜头重叠的方式交替呈现,试图通过卷轶浩繁的《新闻简报》中的社会主义初期的宏大的教育叙事和影像简报的介绍及叙述,力求简洁地还原现场。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观看”并生成教育“见证”的功能。第四章：还原并梳理了政治年代的影像,将1966之后文革期间的教育影像做了标识。这些目前仍然被封存的纪录片影像中的教育话语,通过文本与影像的交互引证,分析了这一阶段的影像特征,并对其进行分专题式的讨论,力求还原一个沉重的历史背景下的教育现场。探究遮蔽在镜头之后的教育的核心价值、问题和意义。第五章：域外视野中的中国影像,探讨了国外导演在中国的拍摄实践,以影片为样本,比较视角差异导致不同的影像之间的中国教育的影像记忆,发掘镜头之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细节,试图探究在外国人眼中不同于《新闻简报》的影像意义。第六章：研究了转向平视的大众影像,聚焦改革开放后体制内的教育影像创作和发展。以纪录片个案的组合,通过镜头话语的交互引证、分析,透视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教育生活的一个个侧影。追问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教育事件和场景,并借助摄像机的深描,来观察、放大、研究教育现场,试图让教育的意义自然流淌。第七章：剖析了世纪之交追求独立的影像,并延续第六章讨论的大众影像,两者加以区分,重点落在体制外的独立制片。深入挖掘了体制外的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精神,同时追问了教育纪录片的创作和影像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导演作品的分析,呈现中国当下影像创作中的教育的面貌。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教育的历史,影像必须出席。直击一个个现场或许能更逼近教育的真相。提出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不仅需要挽救时代的影像,同时也要思考影像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通过镜头话语的呈现和分析,提供跨学科教育研究的一种新途径。
丁芮[5]（2011）在《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文中提出北京作为清政府的政治中心,在进入近代以后,伴随城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发展和功能的扩展,城市生活日益丰富复杂,其传统社会秩序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传统的控制方法日益显出支绌而难以应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更是直接导致了北京原有城市秩序混乱、社会失控。清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权统治,效仿西方的近代警察制度,在北京开始办理警政。袁世凯夺取政权后,非常重视北京警政的建设,在前清内、外城巡警总厅的基础上改组成立了京师警察厅,专门负责北京城郊地方警察行政事务。京师警察厅及其辖属机构经过不断地调整和充实,在职能规划、组织体制、人事制度等各方面都更适应时局的需要,在维持北京地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警政相关问题的研究,学界普遍仅仅关注警察维持社会治安的职能,但北洋政府时期警察的职能与南京政府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警察职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职能相当广泛。以北洋政府时期作为全国表率的京师警察厅为例进行分析,其职能除了负责基本的人口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危险物品管理、交通管理、社会风气管理、消防管理等治安事务外,还大量参与房地管理、税收管理、医疗行业管理和公共卫生管理等市政事务,甚至还参与了大量的贫民、妇女、儿童的救助和教养等慈善事务。概括地说,北洋政府时期的京师警察厅同时承担着三重职能:维护地方治安、进行城市管理和施行慈善救助,并且这三种职能同等重要,并没有只重视治安职能而忽视市政职能和慈善职能。对于这一时期警察职能的广泛性,只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简单提及,并没有依据史料详细论证,亦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职能的影响。本文以当时的报纸、档案、期刊为基本史料,详细考察了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的多重职能,并分析了这种职能对民众生活、城市社会以及政府统治权力的深层影响,弥补了中国近代警察史研究的部分不足,也展现出了转型阶段城市社会的复杂面相。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个案的研究显示,警察职能的广泛性,使警察的活动与市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甚至家庭内部事务和个人道德等多方面产生密切联系,使警察机构成为与社会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官方机构。警察为规范民众社会生活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对人们的行为总是有所限制,对于长期以来崇尚自我调控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些干预使他们感到诸多不便。加上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警察制度本身出现的一些问题,警察规章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遭遇不少困难,甚至有些方面还面临着民众的强烈指责和反对。但对于初步发展阶段的近代警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警察因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安全以及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得到了社会民众的基本认可,并通过不断的努力加深了民众对警察这一新生事物的认识。京师警察厅职责广泛,扮演着多种角色,承担着多种任务,这些任务在此之前由多个政府部门和一些非官方的地方组织和团体实施。警察机构成立后,这些任务综合由警察来承担。这种由警察机构包揽城市综合管理的情况并不为北京所独有,而是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城市管理的一个发展趋势。换句话说,这是当时时代所造成的特点。警察机构职能的广泛,与其说是由于在中国出现时间较短而发展不完善,不如说是适应晚清以降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综合管理的实际需要。这种多重角色容易造成权限模糊,职责不清,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警察的效率,但应认识到,警察的出现对于处在向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城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为多重管理,但至少使中国的城市有了一个专门化的管理机构,这成为一种城市管理新方法,也反映了近代化进程中城市管理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另外,由于近代警政的发展,城市大的区域被划分为单位更小的警区来进行直接管理,便产生了现代城市中“区”的概念,为后来城市引入现代化的“区”这个概念作为正式的基层行政单位奠定了基础,这也代表了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管理的发展进步。京师警察厅通过发挥多种职能,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除了全方位地影响和规范了民众社会生活外,还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警察在社会民众生活中的渗透越大,控制的社会活动范围也就越大,其社会约束力也就越强。北洋政府时期警察如此宽泛的职能,使得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的强制性社会干预合法化了。同时,警察全方位地介入民众社会生活也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控制方式,及传统控制方式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警察的出现,从城市开始,中国逐渐由一个“自助”管理式的社会转变为一个由警察控制和社会生活受到种种条文约束的社会。警察权力来源于国家权力,警察控制面的扩大和渗透也就意味着国家控制权力逐渐深入到了城市民众社会生活内部。
王荣花[6]（2011）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提出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李珊珊[7]（2010）在《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接管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步骤,是中共工作中心转移的标志。研究中共接管城市的实践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共接管武汉这一个案为研究对象,对中共接管武汉的特点,接管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接管的历史经验,历史意义以及现实启示作以实事求是地分析。本文绪论部分介绍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及文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概念,笔者研究的思路,研究的方法等。第一章介绍解放前武汉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社会的演变历程,重点介绍解放战争时期武汉的基本情况,为研究中共接管武汉作铺垫。第二章介绍中共接管武汉前的准备工作。这一部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中共中央接管武汉的准备,包括政策准备和干部的准备两方面。第二,中共武汉地下党接管武汉的准备。包括武汉市地下党在各界群众中宣传中共的城市政策及接管政策；搜集情报,开展武汉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统战、策反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领导各界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运动等四方面内容。第三,武汉解放和武汉市军管会的建立,包括武汉市解放的过程及武汉市军管会的成立过程,组织机构,人事安排,接管部署。第三章介绍中共全面接收武汉市的工作和武汉市秩序的初步恢复。这一部分共包括四个内容：第一,军管会和市政府对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的接收,包括对国民党中央在汉的政权机关,原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县政府及区政府,对原武汉司法、警察、公安以及税务、民政等部门的接收。第二,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接收。第三,军管会交通接管部对原武汉的交通系统,包括对航运、公路、铁路、邮政、电讯等行业的接收,以及武汉交通的初步恢复。第四,军管会文教接管部接收武汉市文教机构的过程,包括对原武汉公立新闻出版机构、娱乐文化机构、公共文化事业以及教育机构的接收。第四章介绍武汉市新秩序的建立。中共在接收工作完成之后,军管会对内停止工作,武汉市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交由武汉市政府来完成,这一章介绍中共在接收完成之后对城市的管理工作：第一,武汉市民主政权的建立,介绍武汉市革命民主政权建立的经过,包括武汉市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武汉市革命民主政权的建立,武汉市政协委员会的成立等三方面的内容。第二,武汉市经济的恢复,武汉市政府通过平抑物价建立了平稳的市场秩序,稳定了财政税收,通过经济改组,促进了经济的恢复,通过民众动员,恢复了武汉市的公共事业。第三,武汉市政府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事业,建立面向工农的新的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市政府对教育的改造、文艺改造以及文教工作者的改造三个方面。第四,武汉市政府对旧社会的改造,包括镇压反革命,安置流民与乞丐、救济失业人员,禁烟禁毒,关闭妓院、改革码头等五个方面。第五章是对中共接管武汉工作的评价。通过对中共接管武汉的实践的梳理,总结出接管武汉的特点,接管的成绩以及存在问题,接管武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意义。中共的接管武汉的特点：第一,在与潜伏特务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实现武汉和平接管；第二,在准备工作未就绪而仓促入城进行接管；第三,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进行接管；第四,在行政区划的改变中进行接管。中共接管武汉取得的成绩：第一,中共在接管武汉的过程中做到了“不使其凌乱”的接与对治安、交通、市场和物资的管理,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第二,在接收管理的过程中始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适时地完成了经济的改组与恢复工作。第三,建立了民选政府,推动了武汉市民主政治的发展。第四,废除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制度,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制度,从而使武汉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地恢复与发展。接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接管的仓促性,干部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二是在接管武汉尤其是管理武汉的过程中,中共是通过革命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出现了一些失误。三是在接管过程中存在着“左”或“右”两种错误倾向。四是在接管中调查研究做的不够,掌握情况不够全面。接管武汉的主要经验：第一,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是接管的中心环节。第二,建立民主政权是接管的首要任务。第三,训练有素、作风优良的干部是接管城市重要保证。第四,正确处理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是接管城市的必要保证。第五,深入地调查研究,事实求是地分析问题是接管城市必须持有的态度。第六,不断地进行政策地调整,与“左”和“右”倾错误做斗争。接管武汉的意义：一是接管工作的完成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武汉经济的顺利发展。二是接管工作的完成实现了武汉市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三是接管工作的完成为武汉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四是接管武汉的成功经验为日后管理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通过对中共接管武汉的研究,作者认为接管城市是中共执政的开始,尽管在接管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失误,但是通过接管城市,中共掌握了城市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武汉经济的顺利发展,中共接管城市的经验为日后中共管理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宋立军[8]（2010）在《超越高墙的秩序 ——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文中提出在神秘的面纱笼罩下,中国监狱秩序是何形态?许多“大墙”文学艺术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虽说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种方式来理解监狱秩序。对于监狱秩序问题的研究,以往大多数学者多持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却少兼从监狱职员与服刑者情境互动角度考察。本文作者曾在监狱工作九年余,为完成本研究又在狱中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等方法,搜集大量一手资料。本研究将主位与客位相结合,侧重倾听当事人（监狱职员及服刑者）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观点或许能印证或证伪人们对监狱秩序的某些“刻板印象”。研究的主要内容：1.监狱简况。介绍劳改队、监狱、看守所与劳教所的区别；介绍监狱的定义、特性、特征,介绍公众视角下的监狱形象；介绍中国监狱的沿革、监狱运行系统等。2.监狱秩序的主体——监狱职员和服刑者。通过对监狱职员称呼、来源、职责任务、职业危险性、工作辛苦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进行介绍,使读者对监狱职员群体有一个整体的认识；通过对服刑者称呼、构成及生存之难等方面的介绍,使读者初步了解服刑者群体的概况。3.秩序的阶序性权威。就监狱职员层面讲,“上边”与“下边”、“官”与“民”的区分观念,为权威的树立与巩固提供了观念基础；就服刑者层面讲,阶序性权威也十分显明；就监狱职员与服刑者间关系层面讲,一方面在观念上强调“警囚界限”,另一方面亦配合相当的技术,以保证权威不被动摇。4.秩序的空间规则。主要包括监狱空间物态形式、空间安排、空间感受、空间超越等项内容。5.秩序的时间规则。主要描写服刑者一日生活、一周行事规律,每月特殊日期、每年佳节、监禁生涯节点等,以此来反映由时间规则所建构的秩序。6.秩序的成文规则及分。该部分简要介绍了监狱成文规则的情况,重点介绍考核“分”的功能。7.日常交往秩序中的活规则。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服刑者的自我保护,服刑者间的互惠交换,服刑者间的交往技巧,服刑者与职员间的交往策略,服刑者作为弱者如何抗争,监狱职员作为强者如何变得温柔。我们会从中发现,“活法”乃生活的智慧之源。8.省思秩序。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如何超越高墙来理解监狱秩序问题?（2）为何要对“有序即秩序”的常识进行批判?（3）如何考察秩序?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监狱同任何社会一样,都必须有一套良性运作的秩序体系。这套秩序体系必须由上层建筑政治意识形态与各种秩序主体的情境互动共同来维持。因而,在考察监狱秩序时不可偏执于一端。本研究还认为,反思“有序即秩序”的常识将有利于认识监狱秩序的本质。本研究还表明,规则、人性与人情是传统乡土文化秩序的根基,监狱秩序也不例外。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内容上,重新将监狱纳入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扩大了秩序研究的领域；在方法论上,本研究将主位（Emic）与客位（Etic）研究相结合,弥补了以往诸多相关研究的不足；在成果撰写上,采用民族志书写方式,在国内监狱研究中尚不多见。
孟淼[9]（2008）在《我国村镇建设安全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文中认为我国村镇建设规模巨大,且持续增加,村镇建设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政府把更多的管理资源、经费和精力投到城市,而忽视了对村镇的关注。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对于村镇建设的具体规定,村镇建设所必需的手续,以及村镇建设统计、建设档案管理情况都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归纳整理。村镇建设的类型、不同类别的建设中的安全事故、安全事故的具体成因、以及建设中采用了哪些具体的防护措施等信息都没有很好的掌握,不能反映现阶段村镇建设安全的基本情况。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理论研究、事故统计分析、实地调研及典型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把握目前村镇建设的基本情况,并对村镇农房建设安全事故多发原因进行分析,主要关注法律法规对于农房建设的要求;农房建设的政府管理情况;目前农房建设的主要模式,重点放在农民自建房上面;以及我国农房建设事故频发的原因分析等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村镇建设存在的法律法规缺失、政府监管和服务不到位、村民安全意识差以及农房建设完全处于无序状态等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本文结合国外村镇建设和国内城市建设安全监管的经验并在咨询专家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我国村镇农房建设安全水平的对策建议。提出提高我国农房安全事故水平的四个方面的关键对策:首先应该尽快出台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使得有法可依;对于限额以上工程,政府履行应尽的监管职责;对于农民自建房,明确提出村镇工程中政府的定位不应只是监管者,还应是服务者,应为建房农户提供一系列的技术指导以及服务;最后针对农民长期以来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建房的错误观念,政府应当加大宣传,提高村民对于自建房的安全意识。
吴晓燕[10]（2008）在《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生长于自然经济的内在结构之中。而在当代,作为农村社会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权力和市场社会内生权力相互交汇的特定场域。本研究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采用微观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建国后的农村集市为分析对象,把乡村集市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主要内容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纵向的历史追溯,通过考察建国以后农村集市贸易发展的曲折历程,透视国家政治权力与集市兴衰的关系,探讨国家权力是如何借助集市空间渗入乡村社会的。指出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行政权力不断下沉,自然不会放弃对集市的控制,历史上的自治场市成为了国家建构的产物,服从于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市场的兴衰存废折射出农民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变迁,集市贸易史既是一部农村的社会生活史,也是一部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关系史,还是一部自然集市演化为国家控制的市场的历史。二是横向的多面相解读,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为背景,从集市规则、集市主体、集市空间三个层面展示集市活动和市场社区运行的现状,描叙多元主体的参与、利益的分割和空间的互动,既考察国家怎样以新的角色规制市场,阐释地方政府、其他市场相关主体如何参与集市规则的创制并揭示它们之间的权益博弈关系;又呈现以经济交换为基础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在从社会边缘走向市场中心后,其间的地位更迭、利益分化、力量消长、权力分割和角色转换的全息图景;还以集市公共空间为载体展现乡村场市生活的原貌,揭示话语、信息等文化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和功能整合,洞悉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互构过程中市场社区功能的变迁。本研究认为,集市作为一种以经济交换为主要活动的场所,在现代国家出现后,源自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同构造;其规则和秩序既是国家建构的,也是社会自我生成的。集市场域中各种权力的交织、运行和互动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呈现出一个集市规则和秩序的建立由一元控制为主走向多元参与的变迁过程;一个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从外部国家的单向整合走向国家整合与经济社会自我整合相互耦合的过程;一个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走向权力分散、转移即国家向市场、社会让权的过程;一个从单一直接和强制性的行政控制走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共同形塑基层市场社区秩序的过程。
二、2002年春节鞭炮烟花供应目录公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春节鞭炮烟花供应目录公告（论文提纲范文）
（2）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执行有效性研究 ——基于政策学习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可能存在的创新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综合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概念 |
| 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的概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策执行有效性理论 |
| 二、政策学习理论 |
| 第三章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变迁及执行有效性 |
| 第一节 政策变迁概览 |
| 一、1988 年至1993年,政策萌芽期 |
| 二、1994 年至2013年,政策调整期 |
| 三、2014 年至2017年,政策完善期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有效性 |
| 一、相关数据分析 |
| 二、执行有效性分析 |
| 第三节 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政策问题的因素 |
| 二、政策本身的因素 |
| 三、政策以外的因素 |
| 第四节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学习 |
| 一、学习主体 |
| 二、学习类型 |
| 三、学习效果 |
| 第四章 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中的执行非有效性 |
| 第一节 政策执行非有效性的表现 |
| 一、无意识的违规 |
| 二、有意识的违规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非有效性的原因 |
| 一、政策宣传覆盖率低 |
| 二、源头管控不足 |
| 三、政府公信力差 |
| 四、执法不严 |
| 第五章 提升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建议 |
| 第一节 推进政策学习的常态化和制度化 |
| 第二节 拓展学习资源和交流渠道 |
| 第三节 建立更有支持力的社会反馈机制 |
| 第四节 强化问题导向和有效经验的固化 |
| 第五节 倡导政策学习中的公众参与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过程的存在 |
| 第二节 执行有效性的提升 |
| 第三节 政策学习与执行有效性的关联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原因 |
| 第二节 关于课题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结婚证书 |
| (二) 图像 |
| (三) 意识形态 |
| (四) 政治合法性 |
| 二、研究范围 |
| (一) 考察对象的界定 |
| (二) 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基本分期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
| 一、学术研究状况 |
| 二、对研究现状的总结陈述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一) 田野考察法 |
| (二) 图像学方法 |
| (三) 文献考察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结婚证书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婚姻、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 |
| 一、婚姻 |
| 二、婚姻成立的程序与方式 |
| (一) 结婚 |
| (二) 结婚的程序与方式 |
| 1. 革命根据地与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的关系 |
| 2. 婚姻登记制度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结婚证书的出现与发展 |
| 一、媒证 |
| (一) 媒神 |
| (二) 媒人 |
| (三) 媒场 |
| (四) 媒物 |
| 二、中国传统“婚书”简述 |
| (一) 婚书的概念及其他称谓 |
| (二) 中国历代有关“婚书”的文献 |
| 三、清末民初的“官制婚书” |
| (一) 太平天国“合挥” |
| (二) 清末民初“官制婚书”推广的历史 |
| 四、“结婚证书”提法的出现 |
| 第二章 承前启后,新中国新气象——建国初期十七年(1949—1965) |
| 第一节 承前启后 |
| 一、吉祥图案的沿用 |
| 二、版面制式的借鉴 |
| 第二节 新中国新气象 |
| 一、代表“新政权”的政治符号 |
| 二、新的花卉图案和花边形式 |
| 三、新的婚姻法规 |
| 四、新的社会面貌 |
| (一) 夫妻形象 |
| (二) 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
| 第三节 新政权光芒下的婚姻缔结 |
| 一、新政权下的“洞房”,喜庆的婚姻“私生活” |
| 二、传统元素与新政权符号共生关系,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巩固 |
| 第三章 火热的“革命”气质——“文革”及之后的“徘徊”时期(1966—1978) |
| 第一节 火热的“革命”气质 |
| 一、图案元素的变更 |
| (一) 原有政治符号的变化 |
| (二) 新政治符号的出现 |
| 二、绚丽与简朴并存的版面 |
| (一) 红绿黄三色搭配的版面 |
| (二) “红光亮”色调与“节俭”风格 |
| 三、证本式制式与分段式版面 |
| 第二节 “革命”运动下的婚姻缔结 |
| 一、权力空间的营造与转变 |
| 二、领袖颂歌中的婚姻祝福 |
| (一) 权力空间的核心与政治合法性的巩固 |
| (二) 领袖注视下的规训之城 |
| 第四章 “春风”带来的“大一统”——“改革开放”之后(1979—2004) |
| 第一节 “春风”送暖——政治符号的消减,吉祥图案的回归(1979—1985) |
| 第二节 统一管理——结婚证统一制式与管理的过程(1986——2004) |
| 第三节 法律规范下的婚姻缔结 |
| 一、“奖状”变“证件”—婚姻与契约 |
| (一) “一分为二”—传统契约制式与婚书制式的关系 |
| (二) 婚姻的契约性 |
| 二、“政治干预”与“法律规范” |
| (一) 国家干预减弱,公权力对私权利把控的转变 |
| (二) 法制的规训,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
| 第五章 证书的形式要件 |
| 第一节 证书制式 |
| 一、制式类型 |
| (一) 奖状式 |
| (二) 证本式 |
| 二、包装种类及材料 |
| 三、尺寸 |
| 四、印刷工艺和印制单位 |
| 五、纸张 |
| 第二节 文书格式 |
| 一、建国前婚书的文书格式 |
| (一)、民国婚书的文书格式 |
| (二)、革命根据地结婚证的文书格式 |
| 二、新中国结婚证书的文书格式(1949—2003十种不同的文书格式) |
| 第三节 认证要件 |
| 一、印鉴(印章、指纹与签名) |
| 二、印花税票 |
| 三、夫妻照片 |
| 第六章 版式构成 |
| 第一节 版式 |
| 一、版式类型 |
| 二、版面图像套式 |
| 第二节 版式设计特点 |
| 一、对称与均衡 |
| 二、节奏与韵律 |
| 三、主观处理的比例 |
| 四、四季采花的时间观 |
| 五、多方位的空间处理 |
| 第三节 色彩运用 |
| 一、结婚证的色彩布局 |
| (一) 字体颜色 |
| (二) 内芯,封面和封底的底色 |
| (三) 边框颜色和封面封底中单独出现的图案颜色 |
| 二、色调类型 |
| 第四节 造型手法 |
| 第七章 图案 |
| 第一节 吉祥图案 |
| 一、人物神祗 |
| 二、祥禽瑞兽 |
| 三、花卉果木 |
| 四、文字符号 |
| 第二节 政治符号 |
| 一、标志类 |
| 二、人物类 |
| 三、生产生活物象 |
| 第三节 外来图案 |
| 第四节 美术字 |
| 一、美术字体类型与布局 |
| 二、美术字内容 |
| (一) 婚姻法内容 |
| (二) 政治内容 |
| 第五节 图像的功能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1910-2010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一) 透过影像中呈现的教育现场是历史的补充 |
| (二) 聚焦一个个教育现场,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话语方式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图像证史 |
| (二) 影像史学 |
| 第二节 关于教育影像的研究 |
| 一、关于教育纪录影像的研究 |
| 二、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的转向 |
| 三、图像学、传播学、视觉文化的研究取向 |
|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延展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方法与视角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过程 |
| 第四节 论文基本架构 |
| 第二章 早期影像的肇始 |
| 第一节 为教育民众而拍片的商务印书馆 |
| 第二节 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的背景下的教育纪录电影 |
| 第三章 国家意识的影像 |
| 第一节 “新影”的共和国教育影像叙事 |
| 一、《新闻简报》中的共和国教育影像 |
| (一) 建国初期教育纪录片概况 |
| (二) 教育纪录片话语 |
| 二、一脉传承的文献纪录片 |
| (一) 教育文献纪录片 |
| (二) 对影像文献的整理 |
| 第二节 回到历史的教育现场 |
| 一、历史的教育现场记录 |
| (一) 回到历史现场 |
| (二) 镜头的话语呈现 |
| 二、再现历史的教育现场 |
| 第四章 政治年代的影像 |
| 第一节 失落的一代 |
| 一、颠覆教育 |
| 二、上山下乡 |
| 三、知青生活 |
| 第二节 工农兵大学生 |
| 第三节 梦开始的地方：恢复高考 |
| 第五章 域外视野中的中国影像 |
| 第一节 历史的文本：伊文思的中国系列 |
| 第二节 时代的寓言：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
| 第三节 预言中国：米勒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
| 第四节 影像的民族志 |
| 第五节 谎言,还是蒙太奇? |
| 第六章 转向平视的大众影像 |
| 第一节 纪录片视角的转向 |
| 一、技术变革下的影像创作 |
| (一) 技术普及的影响 |
| (二) 观念改变下的影像创作 |
| 二、制度内的视角突破 |
| (一) 逐渐下移的视角 |
| (二) 平民讲述的教育故事 |
| 第二节 创作平民的影像 |
| 一、聚焦日常教育生活 |
| (一) 校园生活掠影 |
| (二) 农村教育的影像侧记 |
| (三) 拍摄海外留学生活 |
| 二、真实影像下的教育现场 |
| (一) 平凡的日常教育生活 |
| (二) 教育影像的力量 |
| 第七章 追求独立的影像 |
| 第一节 纪实的教育影像 |
| 一、新纪录片运动中的教育影像 |
| 二、独立纪录片创作与现状 |
| (一) 创作群体与交流 |
| (二) 创作风格与特征 |
| 第二节 独立制片中的教育话语 |
| 一、独立电影中的教育影像 |
| (一) 打破藩篱的影像表达 |
| (二) 关注底层边缘的教育生活 |
| 二、一种人文思考的教育影像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挽救这个时代影像的缺失 |
| 二、影像背后的文化思考 |
| 三、作为历史的影像意义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思路与资料利用 |
| 第一章 京师警察厅的设立 |
| 第一节 清末京师警察制度创建的背景 |
| 一、政治环境 |
| 二、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清末北京警察制度的创建 |
| 一、清前期京师社会治安管理 |
| 二、京师警察制度建立和初步发展 |
| 三、清末京师警察职责及其评价 |
| 第三节 京师警察厅的设立 |
| 一、背景 |
| 二、组织机构及其职权 |
| 三、人员和经费 |
| 第二章 京师警察厅的治安职能 |
| 第一节 维持社会安定 |
| 一、人口管理 |
| 二、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
| 三、危险物品管理 |
| 四、政党团体管理 |
| 五、文化教育管理 |
| 六、恶性案件管理 |
| 第二节 交通管理 |
| 一、交通车辆管理 |
| 二、交通秩序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风气管理 |
| 一、身体限制 |
| 二、取缔淫秽影剧、书画 |
| 三、社会习俗管理 |
| 四、娼妓管理 |
| 第四节 消防 |
| 一、火灾预防 |
| 二、火灾施救 |
| 第五节 协助维持商业及生活秩序 |
| 一、商业管理 |
| 二、金融秩序管理 |
| 三、粮、煤等民众基本生活品管理 |
| 第三章 京师警察厅的市政职能 |
| 第一节 路政、房地管理 |
| 一、路政管理 |
| 二、房地管理 |
| 第二节 协助捐税 |
| 一、税收概况 |
| 二、协助市政税收 |
| 第三节 医疗管理 |
| 一、医疗行业管理 |
| 二、传染病控制 |
| 第四节 卫生管理 |
| 一、环境卫生 |
| 二、饮食卫生 |
| 第四章 京师警察厅的慈善职能 |
| 第一节 衣食救助 |
| 一、施衣救助 |
| 二、食物救助 |
| 第二节 收容与教养结合 |
| 一、收容式救助 |
| 二、教养结合，以教为主 |
| 三、教育救助 |
| 第三节 妇女救助 |
| 一、娼妓救助——济良所 |
| 二、贫民妇女救助——妇女习工厂 |
| 第五章 京师警察厅在社会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警察是政府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 |
| 一、政府维持政治统治的保障 |
| 二、政府改革社会风气的实施者 |
| 三、联系政府各部门的中枢 |
| 第二节 警察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改变传统社会治安模式 |
| 二、影响城市区划 |
| 三、渗透民众生活各角落 |
| 四、救护民众 |
| 第三节 民众对警察的认识 |
| 一、民众对警察的正面评价 |
| 二、民众对警察的负面评价 |
| 三、警察自我认识 |
| 四、民众与警察的关系 |
| 第四节 制约北京警察发展的原因 |
| 一、政府本身限制 |
| 二、军队扰乱干预 |
| 三、经费严重不足 |
| 四、警察知识滞后 |
| 五、民众认识偏颇 |
| 结论 |
| 一、近代警察制度建立的必然性 |
| 二、北洋政府时期警察职能的发展及特点 |
| 三、警察对社会和民众生活的干预与服务 |
| 四、政府的社会控制通过警察得到加强 |
| 附录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6）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4.3 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5.1 文化与社会文化 |
| 1.5.2 根据地文化 |
| 1.6 太行根据地区划沿革 |
| 第2章 革命前太行山区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 |
| 2.1 乡村社会 |
| 2.1.1 自然经济状态 |
| 2.1.2 土地的占有状况 |
| 2.1.3 乡村权力空间 |
| 2.2 乡村文化生活 |
| 2.2.1 乡村娱乐 |
| 2.2.2 乡村教育 |
| 2.3 乡村妇女生活 |
| 2.4 民风民俗 |
| 2.4.1 民风民情 |
| 2.4.2 节日风俗 |
| 2.4.3 信仰风俗 |
| 2.4.4 陈规陋习 |
| 第3章 中共政策与乡村社会文化变革 |
| 3.1 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
| 3.1.1 动员农民参加抗战 |
| 3.1.2 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土改 |
| 3.1.3 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政治 |
| 3.2 农村文化教育 |
| 3.2.1 文化教育方针政策 |
| 3.2.2 农村小学教育 |
| 3.2.3 成人教育 |
| 3.3 农村文化娱乐 |
| 3.3.1 农村文化组织 |
| 3.3.2 农村文化宣传 |
| 3.3.3 农民文化生活 |
| 3.4 农村妇女的解放 |
| 3.4.1 解放妇女政策 |
| 3.4.2 妇女经济解放 |
| 3.4.3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 |
| 3.4.4 保障妇女人权 |
| 3.5 变易风俗 |
| 3.5.1 破除迷信 |
| 3.5.2 革除陈规陋习 |
| 3.5.3 禁毒禁赌 |
| 3.5.4 卫生运动 |
| 3.5.5 新农村新风尚 |
| 第4章 崭新的娱乐形式：革命话语下的民间小戏 |
| 4.1 太行山的秧歌：民间小戏的代表 |
| 4.1.1 关于民间小戏 |
| 4.1.2 秧歌与秧歌戏 |
| 4.1.3 秧歌的乡村演出 |
| 4.1.4 秧歌里的乡村抒写 |
| 4.2 “民间”的重塑：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的改造 |
| 4.2.1 建立农村剧团 |
| 4.2.2 戏剧活动 |
| 4.2.3 旧剧的改造与利用 |
| 4.2.4 左权小花戏：民间小戏改造的典范 |
| 4.3 全新的“民间”：太行山的新秧歌 |
| 4.3.1 崭新的民间形式：秧歌舞剧 |
| 4.3.2 “民间”的缔造：新秧歌剧 |
| 4.3.3 全新“民间”的展示 |
| 4.4 民间与政治的互动：民间小戏与乡村社会 |
| 4.4.1 乡村演出与民众动员 |
| 4.4.2 娱乐与教化 |
| 4.4.3 “民间”的改造与继承 |
| 第5章 婚俗新变：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透视 |
| 5.1 择偶状态 |
| 5.1.1 包办婚姻：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主要的择偶方式 |
| 5.1.2 婚姻自主：择偶方式的新选择 |
| 5.1.3 政治包办：革命话语下妇女的择偶状态 |
| 5.2 婚姻礼俗 |
| 5.2.1 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婚仪 |
| 5.2.2 婚姻程序的简化与新式婚礼 |
| 5.3 离婚自由与寡妇再婚 |
| 5.3.1 离婚风潮 |
| 5.3.2 寡妇再嫁 |
| 5.3.3 军属婚姻 |
| 5.4 革除陋婚 |
| 5.4.1 遏制早婚 |
| 5.4.2 禁止买卖婚姻 |
| 5.4.3 禁止童养媳 |
| 5.4.4 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 |
| 第6章 丧俗变革：太行山农村社会风俗的变迁 |
| 6.1 丧俗的传承与演变：抗战前及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丧葬礼俗 |
| 6.1.1 丧葬礼俗 |
| 6.1.2 丧葬中的信仰风俗 |
| 6.1.3 厚葬是丧葬的主导形式 |
| 6.1.4 祭祀风俗 |
| 6.2 烈士追悼仪式与丧俗的变化 |
| 6.2.1 烈士追悼与政治动员 |
| 6.2.2 烈士追悼与纪念 |
| 6.3 村级追悼 |
| 6.3.1 村级追悼仪式 |
| 6.3.2 村级追悼与民俗使用 |
| 6.4 民间丧俗的变迁 |
| 6.4.1 丧俗的改革与变迁 |
| 6.4.2 土地改革与根据地丧俗的转变 |
| 第7章 放足运动：太行山农村妇女形象的重塑 |
| 7.1 抗战前夕及初期太行山的缠足陋俗 |
| 7.1.1 “三寸金莲”：女性奴化的标志 |
| 7.1.2 “缠缠放放”：女性身体解放的艰难 |
| 7.1.3 小脚”犹在：抗战初期太行山区的缠脚遗风 |
| 7.2 脚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太行根据地的放足运动 |
| 7.2.1 厉行放足：太行根据地政府的放足措施 |
| 7.2.2 “脚”的解放：放足运动的开展 |
| 7.2.3 放足运动的成效与特点 |
| 7.3 妇女放足与女性形象的新塑 |
| 7.3.1 “劳动光荣”：新的劳动观念 |
| 7.3.2 “走入社会”：崭新的女性形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和原因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的相关问题说明 |
| 第一章 解放前的武汉 |
| 第一节 解放前武汉的政治 |
| 一、武汉的基本建制沿革 |
| 二、异化的市政机构和民主闹剧 |
| 三、国民党领导的军事特务机构及活动 |
| 第二节 解放前武汉的经济 |
| 一、解放前武汉的工商业 |
| 二、解放前武汉的金融业 |
| 三、解放前武汉的对外贸易 |
| 第三节 解放前武汉的交通通讯 |
| 一、解放前武汉的水上运输 |
| 二、解放前武汉的铁路公路及航空 |
| 三、解放前武汉的邮政 |
| 第四节 解放前武汉的文化教育 |
| 一、解放前武汉的文化演进 |
| 二、解放前武汉的大众传播事业 |
| 三、解放前武汉的教育事业 |
| 第五节 解放前武汉的社会 |
| 一、解放前武汉的帮会及工人中的把头制 |
| 二、解放前武汉的娼妓 |
| 三、解放前武汉的鸦片烟业 |
| 四、解放前武汉的赌场 |
| 第二章 中共接管武汉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接管武汉的准备 |
| 一、中共中央接管大城市的政策 |
| 二、中共中央和军队接管武汉的准备 |
| 第二节 中共武汉地下党接管武汉的准备 |
| 一、开展政策宣传工作 |
| 二、搜集情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
| 三、进行统战、策反工作 |
| 四、领导护厂、护校、反搬迁、反破坏的工作 |
| 第三节 武汉解放与武汉市军管会的成立 |
| 一、武汉解放 |
| 二、武汉市军管会的成立 |
| 第三章 中共对武汉三镇的全面接收与三镇秩序的初步恢复 |
| 第一节 接收国民党武汉各级政权机关 |
| 一、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汉的政权机构及军事机构 |
| 二、接收武昌市政府与汉阳县政府及三镇各区公所 |
| 三、接收武汉的司法警察公安机构 |
| 四、接收武汉财政局税务局 |
| 五、接收武汉的民政局地政局 |
| 第二节 没收官僚资本,接收社会公共事业 |
| 一、接收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县的金融机构 |
| 二、接收武汉三镇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 |
| 三、接收国民党在武汉的公共卫生事业 |
| 第三节 原武汉三镇交通系统的接收与初步恢复 |
| 一、航运系统的接收与初步复航工作 |
| 二、公路系统的接收与初步恢复工作 |
| 三、铁道系统的接收与初步恢复工作 |
| 四、邮电系统的接收与初步恢复工作 |
| 第四节 接收原国民党在武汉的文教机构 |
| 一、接收公营新闻出版机构,审查民营新闻出版机构 |
| 二、接收文化娱乐场所及公共文化机构 |
| 三、接收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县的公立教育机构 |
| 第四章 武汉市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建立 |
| 第一节 武汉民主政权的建立 |
| 一、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 |
| 二、武汉市民主政权的建立 |
| 三、武汉市政协委员会的成立 |
| 第二节 武汉市经济的恢复与生产的发展 |
| 一、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
| 二、稳定财政税收 |
| 三、武汉市经济的改组与工商业的恢复 |
| 四、武汉市对外贸易的恢复 |
| 五、武汉市公共事业的恢复与重建 |
| 第三节 改革旧的文化教育,建立面向工农的文化教育 |
| 一、改造旧的教育事业,建立新的服务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
| 二、新文艺的普及和旧戏曲的改革 |
| 三、武汉市文教界的从业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
| 第四节 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
| 一、镇压反革命,保证社会稳定 |
| 二、安置游民乞丐,救济失业人员 |
| 三、禁烟禁毒 |
| 四、关闭妓院,取缔娼妓 |
| 五、码头改革 |
| 第五章 接管武汉工作的评价 |
| 第一节 接管武汉的特点 |
| 一、在与潜伏特务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实现对武汉的和平接管 |
| 二、是在准备工作还未就绪的情况下仓促接管武汉的 |
| 三、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组织接管工作的 |
| 四、在行政区划的变动中组织接管工作 |
| 第二节 接管武汉的历史功绩及存在的问题 |
| 一、中共接管武汉的历史功绩 |
| 二、接管武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 第三节 接管武汉的经验 |
| 一、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是接管的中心环节 |
| 二、建立民主政权是接管的首要任务 |
| 三、训练有素、作风优良的干部是接管城市重要保证 |
| 四、正确处理与其他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是接管城市的必要保证 |
| 五、深入地调查研究,事实求是地分析问题是接管城市必须持有的态度 |
| 六、不断地进行政策地调整,与"左""右"倾错误做斗争 |
| 第四节 接管武汉的历史意义 |
| 一、接管工作的完成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保证了武汉经济的顺利发展 |
| 二、接管工作的完成实现了武汉市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 |
| 三、接管工作的完成为武汉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
| 四、接管武汉的成功经验为日后管理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超越高墙的秩序 ——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自序 |
| 导论 |
| 一 相关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 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六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七 资料技术处理说明 |
| 田野说明 |
| 一 我的监狱工作 |
| 二 与监狱的联系 |
| 三 到监狱去调查 |
| 四 斯波尔英监狱 |
| 第一章 监狱简况 |
| 一 劳改队、监狱、看守所与劳教所 |
| 二 监狱是什么 |
| 三 中国监狱沿革 |
| 四 行政管理体系 |
| 五 监狱组织 |
| 第二章 秩序的主体 |
| 一 监狱职员 |
| 二 服刑者 |
| 第三章 秩序的阶序性权威 |
| 一 监狱阶序概说 |
| 二 职员间"上边"与"下边" |
| 三 职员间的官与民 |
| 四 服刑者阶序关系的表象 |
| 五 服刑者阶序关系的实质 |
| 六 服刑者如何谋求较高层级 |
| 七 "警囚界限" |
| 八 原生型、次生型及隐生型权威 |
| 第四章 秩序的空间规则 |
| 一 空间的物态形式 |
| 二 空间的安排 |
| 三 "人头儿"的管理 |
| 四 空间的感受 |
| 五 空间的超越 |
| 六 理解空间 |
| 第五章 秩序的时间规则 |
| 一 听着哨声过日子 |
| 二 一周生活的规律 |
| 三 月内不可多得的时光 |
| 四 狱内度佳节 |
| 五 入监 |
| 六 下队 |
| 七 刑期变动 |
| 八 出监 |
| 九 理解时间 |
| 第六章 秩序的成文规则与"分" |
| 一 行为规范 |
| 二 计分考核 |
| 三 1分的价值 |
| 四 得分的奥秘 |
| 五 因扣分而寻死 |
| 六 分数的功能 |
| 第七章 日常交往秩序中的活规则 |
| 一 服刑者的自我保护 |
| 二 服刑者间的互惠交换 |
| 三 服刑者间的交往技巧 |
| 四 服刑者与职员交往策略 |
| 五 关于"关系户" |
| 六 抗争与温柔的变奏 |
| 七 "活法":生活的智慧之源 |
| 第八章 省思秩序 |
| 一 超越高墙的理解 |
| 二 批判"有序即秩序"的常识 |
| 三 秩序如何被发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节录) |
| 附件2:罪犯改造行为规范 |
| 附件3: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 |
| 附件4:监狱建设标准(节录) |
| 附件5:XX监狱罪犯改造计分考核及奖罚规定 |
| 附件6:XX监狱罪犯基础分考核实施细则 |
| 附件7:XX省监狱系统罪犯分级管理暂行规定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9）我国村镇建设安全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范围与基本概念 |
| 1.2.1 村镇 |
| 1.2.2 建设 |
| 1.2.3 安全 |
| 1.2.4 限额上建设和限额下建设 |
| 1.2.5 有序建设和无序建设 |
| 1.2.6 规划区内建设和规划区外建设 |
| 1.3 研究目标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案及研究过程 |
| 1.4.1 文献研究 |
| 1.4.2 实地调研 |
| 1.4.3 案例研究 |
| 1.4.4 专家访谈 |
| 第2章 国内外村镇建设的情况 |
| 2.1 国内村镇农房建设基本情况 |
| 2.1.1 农房变迁调查与分析 |
| 2.1.2 农房基本流程和工艺 |
| 2.2 国外村镇建设情况 |
| 2.2.1 韩国的新村运动 |
| 2.2.2 日本的造村运动 |
| 2.2.3 国外村镇建设经验对我国村镇建设管理的借鉴 |
| 2.3 国内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 |
| 2.4 国内建设安全生产的政府监察体系 |
| 2.4.1 政府监管部门及权责 |
| 2.4.2 事故报告与统计制度 |
| 2.4.3 安全行政许可制度 |
| 2.5 国内企业和项目层面的安全管理 |
| 2.5.1 建筑企业和项目的安全与健康管理 |
| 2.5.2 业主与设计人员参与项目安全管理 |
| 2.5.3 工程监理的安全责任 |
| 2.5.4 职业伤害保险机构与制度 |
| 2.5.5 安全中介服务机构 |
| 2.6 小结 |
| 第3章 我国村镇建设安全的法律法规与机构设置 |
| 3.1 国家上位法对村镇建设安全有所覆盖 |
| 3.2 国家上位法对村镇建设程序有所涉及 |
| 3.3 相关法规规定了村镇建设管理的内容 |
| 3.4 省市级层面的规章制度及标准初步配套 |
| 3.5 国家及省级层面的村镇建设管理机构基本完备 |
| 3.5.1 安监总局 |
| 3.5.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 3.5.3 国土资源部 |
| 3.6 县级层面的村镇建设管理机构人员编制不足 |
| 3.7 村镇层面的建设管理机构无力监管 |
| 3.8 四级安全监管网络体系的试点 |
| 3.8.1 安委会构成 |
| 3.8.2 各级安委会的职责 |
| 3.8.3 济源安全管理网络的运作 |
| 3.8.4 四级安全监管网络体系的经验 |
| 3.9 小结 |
| 第4章 我国村镇建设安全生产的政府管理 |
| 4.1 限额以上工程未完全纳入监管 |
| 4.2 限额下工程的建设程序不完善 |
| 4.2.1 规划选址只有“一书一证” |
| 4.2.2 建房无正规设计 |
| 4.2.3 施工现场安全无人负责 |
| 4.2.4 竣工验收以及产权证处于探索阶段 |
| 4.3 各地在村镇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探索 |
| 4.3.1 河南 |
| 4.3.2 四川 |
| 4.3.3 重庆 |
| 4.3.4 湖北 |
| 4.3.5 甘肃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我国村镇建设的调研及统计分析 |
| 5.1 我国村镇建设的主要模式概述 |
| 5.2 近郊小区开发模式 |
| 5.3 新农村建设试点模式 |
| 5.4 村民自建房模式 |
| 5.4.1 农房建设量将继续加大 |
| 5.4.2 农房资金投入 |
| 5.4.3 农房结构形式 |
| 5.4.4 选址 |
| 5.4.5 设计 |
| 5.4.6 施工 |
| 5.4.7 地基和建材 |
| 5.4.8 专业情况 |
| 5.5 相关性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我国村镇建设的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
| 6.1 村镇建设安全事故的案例 |
| 6.1.1 重大事故 |
| 6.1.2 较大事故 |
| 6.1.3 一般事故 |
| 6.2 农房建设事故的管理原因分析 |
| 6.2.1 监管缺位 |
| 6.2.2 建房地点不安全 |
| 6.2.3 无设计或有设计无审批 |
| 6.2.4 施工队伍不正规 |
| 6.2.5 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有待规范 |
| 6.3 农房建设事故的技术原因分析 |
| 6.3.1 设计不合理 |
| 6.3.2 地基基础处理不当 |
| 6.3.3 主体结构问题严重 |
| 6.3.4 墙体质量问题多 |
| 6.3.5 施工操作随意化 |
| 6.3.6 建筑材料质量监控存在盲区 |
| 6.4 小结 |
| 第7章 我国村镇建设安全的问题 |
| 7.1 法规建设滞后，相关管理制度缺失 |
| 7.1.1 现有法律法规未考虑到村镇建设的特殊性 |
| 7.1.2 现有法律法规及制度适用范围过窄，存在法律真空 |
| 7.2 对村镇建筑安全认识不足，政府监管缺位 |
| 7.2.1 目前政府管理和服务无力顾及村镇建设 |
| 7.2.2 村镇建设的基层部门机构残缺，责任不清 |
| 7.2.3 地方建筑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人员数量与能力不足 |
| 7.2.4 村镇建设的现有管理部门缺乏协调 |
| 7.3 政府对村镇建设管理和服务不到位 |
| 7.3.1 政府对村镇建设的管理基本限于土地审批和设计帮扶阶段 |
| 7.3.2 村镇建设的规划编制落后，深度不足 |
| 7.3.3 政府对农房设计的服务仍需进一步细化 |
| 7.3.4 农民自建房的施工过程监管完全空白 |
| 7.4 村民建设安全意识差 |
| 7.4.1 村民自建自用思想根深蒂固，不愿接受政府监管 |
| 7.4.2 村民建房的质量安全法律意识淡薄，政府宣传存在困难 |
| 7.4.3 村民与施工队伍普遍缺乏安全知识和专业技能 |
| 7.5 村镇建设处于无序状态 |
| 7.5.1 农村建筑队伍不规范 |
| 7.5.2 劣质建筑材料流入农村市场，暗藏安全隐患 |
| 7.6 小结 |
| 第8章 提高我国村镇建设安全水平的对策 |
| 8.1 完善和细化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 |
| 8.1.1 尽快完善规划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监管盲区 |
| 8.1.2 细化设计施工技术标准，为安全建房提供技术支持 |
| 8.2 明确政府的监督与管理责任 |
| 8.2.1 组织、人员与职责 |
| 8.2.2 工匠 |
| 8.2.3 规范村镇建材市场 |
| 8.2.4 将农房建设安全事故纳入到建筑安全事故统计口径 |
| 8.3 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 |
| 8.3.1 派遣志愿者提供技术服务 |
| 8.3.2 建材检测和鉴定服务 |
| 8.3.3 设立和加强对基层人员的培训和指导 |
| 8.3.4 加强财政保障 |
| 8.4 改善农民建房的安全意识和行为方式 |
| 8.4.1 培养农民建房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
| 8.4.2 改变农民固有建房习惯 |
| 8.4.3 引导农民使用新技术、新材料 |
| 8.5 小结 |
| 第9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实地访谈提纲 |
| 附录B：调查问卷（户主） |
| 附录C：调查问卷（施工队伍） |
| 附录D：调查问卷（政府人员）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视角 |
|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核心概念与个案情况 |
| 第一章 集市兴衰:农民与国家 |
| 一、传承与恢复 |
| (一) 市场复苏 |
| (二) 国家介入 |
| (三) 场市自治 |
| 二、统购统销 |
| (一) 粮油统购统销 |
| (二) 供销社对农村市场的垄断 |
| (三) 设置食品站 |
| 三、自由市场 |
| (一) 逐步收紧 |
| (二) 时开时闭 |
| (三) 全面控束 |
| 四、"黑市" |
| (一) 不可抑制的市场 |
| (二) 生存逻辑支配的交易 |
| 五、放开搞活 |
| (一) 废除粮油统购 |
| (二) 发展个体商业 |
| (三) 恢复集市贸易 |
|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政治权力 |
| 第二章 集市规则:利益与秩序 |
| 一、大政策 |
| (一) 规划 |
| (二) 管理 |
| (三) 收费(税) |
| 二、土办法 |
| (一) 以地生财 |
| (二) 捆绑服务 |
| (三) 垄断经营 |
| 三、潜规则 |
| (一) 执照的"真"与"假" |
| (二) 税费的"讲"与"磨" |
| (三) 保障的"虚"与"实" |
|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经济权力 |
| 第三章 集市主体:更迭与纷争 |
| 一、"坐贾"与"流商" |
| (一) 领头羊 |
| (二) 挑战者 |
| (三) "爱恨交织" |
| 二、新入者与原居民 |
| (一) 新居民进入 |
| (二) 场市格局改变 |
| (三) 河水污染之争 |
| (四) 往昔只可追忆 |
| 三、"混混"与摊主 |
| (一) "不可或缺"的力量 |
| (二) "执勤"与"揩油" |
| (三) "身份转换" |
| 四、消逝者与边缘人 |
| (一) 行将失业的媒婆和传统匠人 |
| (二) "变味"的民间艺人与算命先生 |
| (三) 生意红火的砖匠和游医 |
|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社会权力 |
| 第四章 集市空间:沟通与整合 |
| 一、棚市和店铺 |
| (一) 生人交易 |
| (二) 熟人社会 |
| (三) 关系圈子 |
| 二、茶馆和饭馆 |
| (一) 今昔犹存 |
| (二) 坐茶馆 |
| (三) 进饭馆 |
| 三、街头和坝子 |
| (一) 街坝活动政治化 |
| (二) 商业和社会空间的回归 |
| (三) 街头话语的变迁 |
| 四、电话亭与网吧 |
| (一) 商情、亲情和友情的连接 |
| (二) 一线连通大千世界 |
| (三) 现代信息与权力 |
| 小结:社会交换中的文化权力 |
|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的阐释 |
| 二、集市政治:延伸的讨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2002年春节鞭炮烟花供应目录公告（论文参考文献）
- [1]“拼凑应对”：村干部参与疫情防控的行动逻辑 ——基于甘肃省Y村的调查[D]. 杨博.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政策执行有效性研究 ——基于政策学习的视角[D]. 施悦音.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3]新中国结婚证书的图像研究[D]. 陈明强. 中央美术学院, 2013(09)
- [4]影像记忆与教育变迁：1910-2010年代的中国教育生活[D]. 毛毅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5]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D]. 丁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1(09)
- [6]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12)
- [7]中国共产党对武汉市的接管（1949.5--1952.12）[D]. 李珊珊. 武汉大学, 2010(05)
- [8]超越高墙的秩序 ——记录监狱生活的民族志[D]. 宋立军.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2)
- [9]我国村镇建设安全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D]. 孟淼. 清华大学, 2008(09)
- [10]集市政治：交换中的权力与整合 ——川东圆通场的个案研究[D]. 吴晓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