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伟[1]2003年在《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创世史诗”是“史诗”的基本类型之一。它以宇宙天地之形成、人类之起源以及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的来源和某些风俗习惯之来历等为其描述的主要内容，以歌颂劳动创造、赞美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和创世立业的艰难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其反映的主题，是基本上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同时也是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继神话、古歌谣等文学样式之后最为重大的一种文学体裁。彝、纳西作为两个重要的中国南方民族，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创世史诗作品，其创世史诗作品不仅形态丰富，而且分别还在各自民族的社区生产生活过程中发挥着强劲的社会功能。开展彝、纳西创世史诗的比较研究，对进一步开展彝、纳西两民族文学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乃至是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内容，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在第一部分”史诗基本理论概述”中，作者简单描述了中外学者对“史诗”含义的不同理解、史诗的基本类型、史诗产生时期问题、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生态基础和思想根源、史诗与对人类文明的关系等内容。第二部分“创世史诗产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及其基本特点”，作者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根源、文学渊源和心理基础等几个角度论述了“创世史诗”集中出现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文化生态原因，具体分析了创世史诗的基本特点，介绍了创世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第叁部分“彝、纳西创世史诗的比较研究”，作者首先从比较文学理论基础出发，系统论述了从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开展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即阐述了“为什么要比、能不能比、怎样比”的问题；最后，从史诗的数量分布、形态和社会功能、本文、文学艺术特色四个方面对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分析阐述了彝、纳西创世史诗作品的“同”与“异”。第四部分“结语”，作者简单介绍了彝、纳西创世史诗在搜集整理、学术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危机，从民族文学文化的视角提出了关于抢救和保护两民族创世史诗的相关学术思考。 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一样，是全面反映民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语言、文学以及民俗风情等诸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对它的研究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是多棱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本文以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作为比较的实体，只是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初步的尝试性的研究。
马国伟[2]2007年在《彝、纳西创世史诗的艺术特色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创世史诗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是以天地万物的起源和人类的产生为主要内容的长篇集体文艺作品。彝族和纳西族的创世史诗因两个民族间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而在史诗的艺术形象、语言和结构、民族审美观念等艺术特色方面既有趋同性和相似性,又有民族差异性。
张绪焰[3]2008年在《纳西族《创世纪》的文化解读》文中认为一部优秀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纳西族《创世纪》正是这样一部全面反映纳西族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创世纪》跨越了巨大的时空界限,折射出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民族文化内涵。它里面蕴含了纳西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展现了纳西人的宗教观念,同时它反映出了纳西族的民俗风情和历史变迁;当然它也印记了纳西人的民族心理及生活追求。本文从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角度解读《创世纪》的文化内涵,并在论述中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同时在论文里对《创世纪》中难题型神话作了总结性的论述。特别是文章揭示了《创世纪》中所表现出的纳西先民的人本思想和自然生态观念,这对于现今人们合理地利用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共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共分四个部分、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笔者首先对本文的选题由来及研究意义、研究简况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然后,对所要论述的史诗的版本作了介绍和分析;最后,简单地叙述了所要论及的史诗的故事梗概。第二章至第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从历史文化变迁的角度研究了《创世纪》所反映的纳西族原始经济、家庭婚姻和民族发展;第叁章从早期社会文化观念的角度探究了《创世纪》所表现的纳西族先民的哲学思想和民族宗教;第四章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创世纪》与纳西族的民俗及口传文学的关系。余论部分。补充分析了《创世纪》在纳西族中的现状、地位以及意义,提出了保护、传承的措施。最后一部分为结论部分。对《创世纪》的研究作了总结,指出本文研究的特色以及对其他民族史诗的借鉴作用;同时,提出了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对史诗研究前景的展望。
毕泗庆[4]2015年在《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仡佬族是云贵高原中部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居住在贵州省遵义市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安顺市、六盘水市等县市,其余分布在海南、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自治区。学术界一直认为,仡佬族没有体系完备的文字,关于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多数保留在民间传说和神话当中。但是两部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和《九天大濮实录》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广泛关注。这两本古籍共有400多页,4万余字。前者以仡佬族发展和重大事件为主题,记载了从传说时代到宋朝仡佬族先民部落大头人和王族的政事以及发明创造;而后者主要记载了仡佬先民的起源、建国、兴盛衰落以及仡佬族先民的丰功伟绩和卓越贡献,对仡佬族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在李庆福老师的指导下,我决定以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为研究对象,依据仡佬族主要聚居区的田野调查,结合当地文献、碑刻和民间神话传说等作为论证资料,探讨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的文化内涵、民俗事象、社会功能,以及如何传承保护《濮祖经》的问题。全文主要有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等。第一章主要探讨了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的文化内涵,包括文化创造、自然崇拜、英雄崇拜以及“和合”思想等。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的社会功能,包括民族认同功能、道德教化功能、语言文字功能与审美娱乐功能等。第叁章主要探讨了《濮祖经》的传承和保护,包括传承现状、保护的意义和保护的措施等。结语部分总结了以上章节的主要内容,得出结论。
杨道珍[5]2015年在《彝族创世史诗《梅葛》的人类学阐释》文中研究指明史诗主要内容多为民间流传的古老传说抑或是传颂英雄丰功伟绩的长篇叙事诗,流传至今的彝族史诗是彝族历史沿革及其民族精神和社会生活发展的神话式表达,创世史诗《梅葛》是彝族几部代表性史诗之一。《梅葛》被誉为彝族的大百科全书,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包括“创世”、“造物”、“婚事恋歌”、“丧葬”四部分,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和幻想。本文以昙华彝族哩颇社会的《梅葛》为研究对象,在《梅葛》生成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阐释《梅葛》的历史记忆与活态遗存、象征意义和生存空间。《梅葛》的研究价值,在于笔者在《梅葛》与读者之间担当的角色能够传达多少异于民俗民间的文化,以及叙述读者不曾熟悉的《梅葛》文化背景,年代久远的文献与异己的文化资料。
刘苒[6]2012年在《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蕴含的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玛纳斯》被誉为中国的“荷马史诗”,是一部柯尔克孜族传记性英雄史诗,也是柯尔克孜族语言、历史、民俗、宗教等方而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和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叁大英雄史诗,是一本具有极为重要研究价值的历史巨着。在学术界,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语言学、军事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玛纳斯》进行研究,本文从教育学角度对《玛纳斯》进行分析研究,发掘其中的教育思想。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法,主要依据199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着名“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演唱,刘发俊、朱玛拉依、尚锡静翻译整理的文本《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为主要文献参考资料,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并运用教育学相关原理和思想进行理论阐述。论文的第一章分析《玛纳斯》产生的历史背景、流传现状和流传方式,以及《玛纳斯》的表演艺人“玛纳斯奇”是怎样表演史诗和将史诗传承下去；第二章着重研究《玛纳斯》中的教育环境,包括家庭、战场和社会这叁个方面,论述这些教育环境是怎样影响受教育者的；第叁章主要论述《玛纳斯》的教育目的,以英雄玛纳斯为分析对象,首先,他具有英勇善战、聪明机智、宽厚仁慈、公正廉洁、忠诚守信和尊老爱幼等优秀品质；其次,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玛纳斯本身也有很多缺点,最终得出结论,史诗的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人；第四章是本论文的核心章节,主要论述《玛纳斯》的教育内容,主要从道德教育、美育、军事教育和体育等多方面解读《玛纳斯》这部历史巨着,重点分析研究史中蕴含的道德教育思想,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民族团结教育思想、宗教教育思想、礼仪教育思想和伦理教育思想等。在美育方面,主要从美育的内容和美育的方法为切入点,其中美育的内容是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外形美和心灵美,以及《玛纳斯》的悲剧美艺术效果。美育的方法主要是对比、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在军事教育方面,主要从史诗中体现的战略战术、军事管理和战争精神这叁个方面来论述;论文的第五章主要是关于《玛纳斯》的教育方法,包括说理法、榜样示范法、情感陶冶法、自我教育法和评价法等。论文的核心主要围绕一个中心观点,那就是史诗中教育是广义上的教育,史诗《玛纳斯》的教育不仅表现在史诗故事内容里,通过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起到榜样模范的作用,从而教育影响史诗中的其他人物;还表现在史诗作为一个非物质文明的载体,本身也是一个教育读本,通过史诗的流传和史诗表演艺术家“玛纳斯奇”的演唱,对于听众以及柯尔克孜族普通百姓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思想是隐性的,是蕴含在史诗内容中以及史诗表演过程中的。通过分析研究史诗《玛纳斯》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再针对当前教育现状和某些问题,本文试图发现史诗所蕴含的教育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主要从教育应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族史诗应当走进课堂这两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
赵心愚[7]2003年在《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民族志资料和笔者近年来在纳西族地区进行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纳西、藏族的族源关系和7—20世纪初的关系、相互间出现的融合、这一关系形成发展原因与性质特点及影响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与看法。本项研究不仅对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种促进，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用科学方法对纳西族及其文化等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最初的研究是偏重于语言、文字，但包括纳西族与藏族等民族的关系在内的诸多问题在研究中实际上都有涉及，因此，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一开始就是纳西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说与纳西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同步的。但是，一百多年来，这一关系的研究仍存在种种不足。从总体上讲，纳西族研究尽管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却长期未被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出，只是在探讨其他问题时才顺带涉及，与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的研究相比，这一关系的研究明显薄弱。1980年以来，尽管已有一些论文专门探讨这一关系，但明显缺乏深度，尤其对这一关系运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上去系统研究还很不够。同时，有关的研究不但存在研究的点与面相当分散的问题，也存在不少空白点需要去填补。 本文把研究对象确定为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主要有这叁方面的原因：其一，近20年来，这一关系的研究虽已有一些专题性论文发表，但多为研究这一关系的某个方面或某个时段，运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时为经以各方面关系为纬的系统研究仍相当少。因此，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希望能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弥补不足的作用。其二，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具有少数民族关系中的 大、小民族关系的典型意义，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丰富我们对西南地区民 族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叁，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虽为区域性民族关系， 但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可拓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加深我们对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认识。 根据本项研究的具体情况，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探讨， 即族源关系与不同历史时期关系的研究，同时又注意两个部分的联系。 本文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是对19世纪末以来国内外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 研究的状况进行评述，并简要概述了本文的立题、资料来源与难度、研究的原 则与思路及论文的结构等。在以上综述后，共安排了四章来展开课题的研究， 系统探讨纳西族、藏族的族源关系及7一20世纪初的关系。 为探讨纳西族与藏族在族源关系上的关系及特点，本文第二章“纳西族、藏族的族源关系”从“多弥羌与两族族源关系”、“猴祖传说与两族族源关系气 “从石棺葬看两族族源关系”、“从《白狼歌》看两族族源关系”、“从文化习俗看两族族源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 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充分探讨两族族源关系及特点，论证两族族源因古羌人这一联结环节而存在关系，并为之后两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 7一13世纪中期是纳西族、藏族历史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为把握这一时期两族关系全貌，分析其特点，本文第叁章心一13世纪中期的纳西族、藏族关系”从“7一13世纪中期纳西族的分布情况”、“吐蕃统治时期及吐蕃王朝崩溃后两族的政治关系”、“两族分布区域间的交通及贸易”、“藏族宗教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其中，“7一13世纪中期纳西族的分布情况”与“吐蕃统治时期及吐蕃王朝崩溃后两族的政治关系”部分，依据文献记载，对纳西族的分布情况及吐蕃的南向扩张作了必要的阐述与分析，对吐蕃王朝崩溃后两族关系也进行了探讨，明确指出由于吐蕃势力的变化，两族关系呈现出高潮与低潮。在“藏族宗教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这部分中，重点分析了本教对纳西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明确指出东巴教与纳西族象形文字的产生都与这种影响有关。 从13世纪中期开始，纳西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进入一个较为密切的时期，与藏族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探讨这一时期两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女特点，本文第四章“13世纪中期一17世纪中期的纳西族、藏族关系”从“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后期丽江木氏家族力量的发展”、“纳西族木氏土司向藏区的扩张及在藏区的统治”、“两族贸易的发展及纳西族移民在藏区的经济活动”、“藏族宗教在纳西族地区的继续传播及两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这一时期两族关系中的最大事件是木氏土司崛起及向藏区的扩张和长期统治，对这一问题本章作了深入研究，强调了明王朝对木氏土司的扶持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纳西族地区继续传播，本章通过分析提出各教派对不同地区纳西族有着不同程度影响的看法。本章通过分析还指出，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密切关系对两族关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也是两族经济文化交?
蔡华[8]2003年在《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文中提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其创立时期，与巴蜀彝族先民氐羌、蜀、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论文根据汉文史籍、道藏、彝族古籍的有关记载，以及自己深入彝区对彝族宗教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了道教在其创立初期与彝族先民氐羌巫文化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相互融会，以及明清以后道教在信仰、民俗、艺术等方面对彝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对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这种在不同时期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道教的发展，而且会有益于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彝族传统文化。 本论文从叁个部分去构建： 第一部分，论证了彝族的历史。其中第一章论述了彝族先民是在我国古代西北高原上生息繁衍的一个大族群，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氐羌、古蜀、昆明、叟等，彝族与其先民氐羌、古蜀、昆明、叟等族群是有亲源关系的，即是一脉相承的。对此汉族史籍《史记》、《后汉书》、《太平御览》以及彝族史籍《爨文丛刻》、《西南彝志》等都有记载。彝族先民氐羌人，秦汉以前就生息繁衍在雅砻江流域至及川西、昆明一带，与黄帝、夏有渊源关系。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与羌族是同一族群，后来黄帝族进入中原地区。而同族羌人的一部分仍留在西北和西南，过着“迁徙往来无常”的游牧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就是彝族的祖先。在今彝族中仍然保存有许多氐羌人的遗俗，如：火葬习俗；转房习俗；父子连名习俗等。第二章论述了彝族与古蜀人的关系。对此问题许多学者，如陈英、易谋远、钱玉趾、余宏模等教授认为古蜀王“杜宇”就是彝族先民“笃慕”，据彝经《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彝族源流》、《勒俄特依》等分别记载，杜宇即笃慕是迫于洪水而迁离蜀地，分徙周边巴楚山区和云贵高原，笃慕洪泛后迁出蜀地，繁衍彝族六祖。童恩正先生认为:“在远古时代，有一支这样的氏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胡玉钮、蔡革《鱼鬼考》认为:“从关于蜀人事迹的最早的传说看，多在今氓江上游，而这些地区自古即为氏人活动地区，鱼尧联盟中的鱼部族极有可能是较早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一支”.史籍的记载和叁星堆的考古进一步发现和证明了彝族与古蜀人的渊源，如左言的习俗、纵目的习俗、火葬的习俗以及盾饰考古等。第叁章论述了彝族与昆明、史有关系。《华阳国志》对“史”、与“昆明”作了大量的记载。“史”在历史上是与“蜀”同义，“蜀”、“雯”皆为氏羌遗裔，其在汉唐以后主要流徙在巴蜀、昆明、洱海一带，“史”也被称为“昆”，是当时西南夷中势力最为强盛的一个族群。“昆明”是近代彝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尤中等学者都认为“昆明”、“史”其遗裔主要就是彝族。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彝族先民氏羌人作为巴蜀的主要民族，其丰富的宗教文化对道教初创时期的影响。第一章论证了张道陵在巴蜀创立“五斗米道”时期，即张陵所置二十四治中的鹤鸣神山太上治、平冈治、蒙秦治等都是在氏羌人居住地，可以这样认为“五斗米道”与当地的氏羌遗裔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即在“五斗米道”创教、传教过程中对彝族先民氏羌的“鬼道”不断的进行了斗争、吸收和改造，涤除了氏羌先民中“鬼道”的巫祀部分，吸收了其中的神仙思想，为道教向人为宗教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二章首先论证了原始时代甘、青羌戎的虎氏族部落首领之一的西王母与道教的渊源。西王母本是古羌昆仑神话系统中的一位主要神，早在西周前有关西王母以及昆仑的神话就逐渐东流并与中原文化发生碰撞，其结果是随着西王母神话的东移，中原文化逐渐脱离了西王母的昆仑原生形态，即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半人半兽、人兽同体的古代氏羌图腾与部族首领混合的神抵形象。经过上千年的流传，特别是被道教吸收改造后，成为道教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女仙之首。其次论证了道教与彝族咒语的渊源，主要通过对彝族巫师的咒语与道教咒语的比较，如呼唤各种神灵前来助威、呼唤鬼名以制之、强调咒语的巨大威力、强调对鬼的尸体的肢解等等可见其同出一辙的痕迹.第叁章论证了彝族先民氏羌人崇尚黑色与道教的渊源。彝族以黑色代表“大”，以黑色代表“等级”，以黑色代表“尊严”。究其来源，黑色崇拜与氏羌母系时代的母体崇拜有渊源关系，彝族先民氏羌黑色崇拜蕴涵着母体文化，即黑色代表女性，这与道家尚“玄”，高歌“玄化”所表现的对母体的崇拜以及太极图用黑色代表“阴”是有渊源关系的。第四章论证了彝族、葫芦与道教的关系。一方面彝族认为葫芦本身的自然形状即腹中多籽，结果多，象征着多子多福，象征着生命种子的绵延不绝，从而上升为母体崇拜。另一方面彝族认为葫芦生人、葫芦救人，彝族是从葫芦里出来的，人死后，魂要归葫芦，即回归到象征彝族母体崇拜和宇宙的“壶天”。正是彝族先民这种对死的理解，即人死魂归祖灵地—“壶天”，为道教仙境“壶天”、“洞天”奠定了一定的民俗基础。 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道教在彝区的?
李子贤[9]1989年在《鱼——哈尼族神话中生命、创造、再生的象征》文中研究说明鱼曾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长期存留于世界许多民族的宗教与神话之中。哈尼族神话中鱼这一文化符号,主要是性与生殖力的象征,同时又是生命与创造、生命的死亡与再生、男女同体等不同层次的象征意义的积淀,呈现出多重指向的特征。
李子贤[10]2000年在《被固定了的神话与存活着的神话──日本“记纪神话”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之比较》文中研究说明云南与日本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古文化要素及神话母题，云南少数民族至今仍存活着吟诵出来的神话史诗，与“纪记神话”有某些相似之处。二者不仅在内容上有许多共同特点，而且都具有若干活形态神话的特征。本文从神话学、原始文学、文化生态学的角度，通过比较，寻觅“纪记神话”写定之前日本古代神话的存在形态与原始面貌。
参考文献：
[1]. 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D]. 马国伟.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彝、纳西创世史诗的艺术特色比较研究[J]. 马国伟.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纳西族《创世纪》的文化解读[D]. 张绪焰. 中南民族大学. 2008
[4]. 仡佬族创世史诗《濮祖经》研究[D]. 毕泗庆. 中南民族大学. 2015
[5].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的人类学阐释[D]. 杨道珍. 云南大学. 2015
[6].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蕴含的教育思想研究[D]. 刘苒.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7].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D]. 赵心愚. 四川大学. 2003
[8]. 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研究[D]. 蔡华. 四川大学. 2003
[9]. 鱼——哈尼族神话中生命、创造、再生的象征[J]. 李子贤. 思想战线. 1989
[10]. 被固定了的神话与存活着的神话──日本“记纪神话”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之比较[J]. 李子贤.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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