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检[1]2015年在《曹操形象文学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曹操形象沿着历史和文学两条轨迹,在相互渗透中有效传播。历史书写为曹操形象的文学传播提供素材依据,曹操诗文则为其形象注入正面传播能量。以曹操诗文主体意象作为其文学传播的出发点,意在说明在诗文成就影响下,其作家主体人格的光辉性,对后世文学作品“非曹”倾向的有力抗衡作用。各代文学作品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让曹操活跃于艺术殿堂,代表一种文化内涵。曹操形象由“雄”入“奸”的变化,是其摆脱历史文本,进入文学世界并成为艺术典型的传播过程。其中既包括作家主体的情感取舍,也包含历代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阶层读者群体对这一艺术形象的接受。曹操最终能成为一个艺术典型,既有其自身诗文塑造的因素,更重要在于后代文人乐此不疲地艺术再现这一本就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虽然有别于历史书写,但历史正统观念的强大作用力,使曹操成为《叁国演义》中“奸绝”的极致形象,这一极致的形成过程反映出曹操形象在文学系统中的曲折传播轨迹。同时,本文注重将曹操诗文作为其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缘于看重曹操引领建安文学的客观成就和开一代新风的独特功劳。这种潜在于历代文人心中的影响力,使曹操形象在自我传播和他人传播的双重途径中,接近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钱敏芳[2]2004年在《曹操诗文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主题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着眼曹操现有的作品，放眼作者生平、经历、言论和思想，在文本中发见文化和主题，在主题的建构中把握方向和线索，从而发掘创作主体的心态、人格等文本深层的内涵，试图勾画一幅有关诗人和英雄的精神图谱。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曹操生存背景的梳理和考略，描述曹操“英雄”称谓获得的文化环境，总结英雄称谓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分析界定英雄人格的涵义，引出对“英雄”这一文化和文学母题的观照。第二和第叁部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 第二部分是对曹操诗歌的解读分析。在对曹操诗歌系年进行考略的基础上，摒弃文学史对曹操诗歌个案集锦式的分析通例，将其诗歌按自然生成的状态分为四个阶段：(一)早期抒发革新理想之作：《度关山》和《对酒》，情满意浅，质朴无文，诗歌呈现出一种单纯的崇高和壮美，所谓少年失之老成，老年又失之浅露的特点。(二)仕途秉笔，“汉末实录”：《薤露行》和《蒿里行》，这两首诗集中体现了诗人的悲悯情怀和锐利眼光，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的生命意识开始深化，英雄的豪情与热情在这里以一种悲情酝酿着。(叁)征战周旋中的风力之作：《善哉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短歌行》等，此期的作品堪称“鞍马间”造就，但意象雄奇，情思饱满，理盛气偕。(四)晚年的游仙神思之作：《秋胡行》、《气出唱》、《陌上桑》和《精列》。与古直质朴的实录和鞍马间的风力之作不同，此期诗歌较多纷繁的意象和缥缈的意境，耐人寻味。列比意象，透析创作心理，发见一个异己的超越的诗人主体。 此部分分析主要采取文本解读和史料考据相结合的方法，侧重前者。试图以感性的共鸣和理性的考问，寻觅、整合出一条诗人内在的情感线索和理性之思的脉络。 第叁部分是对曹操文章的主题与技巧分析。曹操文章率多技巧而少真情，多意志决断而少表达倾诉。这和作者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有关，也是写作者风格的不自觉流露。文和诗在曹操身上可以互证，因为两者的表层主题(平治天下，建功立业)几乎一致。但又有很大的区别，文是作者御千军万马和“立君牧民”的工具，笔在此具有刀剑般的直接效力；而诗和乱世的关系则是间接的，它因为诗人非凡的“文韬武略”而显得神圣和多义。同时，文因为诗的召唤和对照，而更其通透。诗文相较，可以发现创作主体自身的矛盾和多面性。故主要采用人格分析和历史考证的方法来揭示文本以及文本系列背后的文学启示及文化含义。 第四部分是对“英雄”主题的进一步分析，选取曹操诗文中英雄母题下的相关典型主题，将其放入文学主题史的研究中进行观照和剖析，以期发现新的意义。在这部分的最后，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总结诗人的处境和英雄的特征及角色意义。以建安文学为参照，借助当代文艺理论中的“立法”和“阐释”两个概念来评判曹操这个作为英雄的诗人的立场和价值。 在汉末乱世，曹操作为社会价值的积极创造者和社会角色的大胆实践者，作为建安文坛的高标和典范，诗以自适，文以周旋;英雄的人格和气质不自觉地融入文本，融入文化，融入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重复地个案，以及一个永远传承的主题。 本文无意于照搬套用某一种西方流行理论，而是在吸收借鉴主题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等理念或方法的同时，根据古典文学文本自身的特点，既采取史料收集整理的传统研究方法之长，也吸收西方理论长于思辨、系统性强等特点，注重文献资料整理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融一己之见。旨在寻求一种比较科学可行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开掘曹操文学作品的审美深度和思想广度，突出曹操文本的本体地位和曹操文学的人文内涵，以期为曹操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视野。
程勇真[3]2015年在《论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意味》文中提出曹操诗文具有浓厚的死亡美学意味,这形成其作品"清峻通脱""古直悲凉"的审美风格。曹操诗文的死亡美学意味主要体现在他前期的时事诗及后期的游仙诗中。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汉末战争及瘟疫流行造成民众的大批死亡,楚地悲情之风以及汉乐府体制对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亦具有重要影响,而儒家、道家及道教死亡美学思想亦影响了曹操诗文死亡美学意味的形成。曹操在诗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死亡美学意味,不仅直接奠定了当时整个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审美基调,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学创作及中国人基本的死亡美学态度。研究曹操诗文中的死亡美学意味,具有重要意义。
宋雪玲[4]2012年在《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战争诗文蔚为大观。通过研究战争诗文,可以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特殊现象及其演进轨迹。故本文以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演进规律以及与当时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层联系,发掘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文体的发展及其所蕴涵的精神内核。本文共分七章,除绪论以外,主体内容分为战争诗研究、战争文研究两大部分。第一章绪论明确本选题的理论价值、学术依据、研究范围；分析魏晋南北朝战争诗文的繁荣及其背景；通过学术史的回顾,说明本文研究的重点和主要论题。第二章至第四章论战争诗。以时间为序,分别论述汉末叁国、两晋、南北朝战争诗。汉末叁国是战争诗繁荣期,不仅曹氏、王粲战争诗创作丰富,而且阮籍、嵇康也间有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从建安偏重于描绘乱离图景到正始偏重于关注个体生命,是这一时期战争诗发展的基本走向。而曹氏文人前期纪实、抒情并重,风格慷慨悲凉,后期发展为以抒情为主,风格壮阔飞扬；王粲也由发愀怆之词转变为写理想之歌,是这一时期不同文人诗风的发展变化。两晋时期,战争虽也连绵不断,战争诗创作却不多。西晋战争诗前期以平吴大捷为核心,以赞美王朝统一为主调；中期或抒写征人思乡,或描述军旅艰辛,或美化王朝武功,缺少刚健昂扬、慷慨任气的风骨；惟有后期刘琨战争诗慷慨悲壮,表现出对建安风骨的回归。东晋诗人虽也有“神州陆沉”之痛,由于习染玄风,较少关注现实,惟有郭璞在游仙之余间及乱离,而陶渊明则仅以动乱的背影投映于田园诗歌的背后而已。南朝的战争诗数量不少,多以拟乐府的体式,或纪实,或咏史,或以宫体入诗,追求艺术新变。但南朝诗人多无从军经历,其战争诗多是依据经籍史传创设虚拟情境,表现出比较显明的“经史化倾向”。北朝战争诗数量较少,但是成就较高,风格刚健有力,呈现尚武的地域特色,下开隋唐战争诗之先风。魏晋南北朝鼓吹曲辞,魏、晋、粱以歌颂开国君主军功为主体；宋、齐则涉及战争音乐、战场厮杀,内容有歌颂君主,亦有美赞藩臣。其功能由庙堂之乐到案头文学,从内容到功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五章至第七章论战争文。分别论述魏晋南北朝劝战止战文、檄文和武功赋。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许多劝战和止战的文章,不同时期的劝战文体现士人的不同政治诉求；而止战文往往也并不是怯懦思想的表达,而是承载着深厚的民生观、历史观、通变观、华夷观以及趋于一统的国家观念。劝战、止战文长期以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言说方式,这是传统文化沉淀于言说者内心的表现。细致考察劝战文和止战文的言说方式,有利于进一步认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战争观念和文化心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檄文的兴盛期,本文对檄文的文体功能、檄文的内容表达模式和文体结构模式、檄文的语词风格和语体效果、檄文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檄文的特殊文体体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对学界众说纷纭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讽谏主旨、文化意义和表达模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武功赋是赋体的一个题材门类,武功赋兴盛于建安,嗣响于西晋,消亡于南北朝。虽然数量不多,质量也呈现出初创期的稚拙,但是从所发生的社会环境来看,却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文人心态、文风特点和社会文化心理。而且将“武功”引入了赋作,遥接楚辞,拓展了赋的表现题材,也为唐代武功赋的繁荣提供了一些借鉴。
张兰花[5]2012年在《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文中研究说明论文在全面统计魏、蜀、吴叁国文人资料的基础上,以曹魏疆域内的文学为统一考察对象,打通文学史中“建安”和“正始”等以历史年代为文学断限的分割习惯,以公元196年至265年的曹魏士风与文学“四期叁变”的双线演变为线索,系统梳理士风四次递嬗所导致的文学四个分期中叁次新变的关联图景,探究目前叁国文学研究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解决诸如文学体式和新文风为何只在曹魏疆域得以拓展,建安气骨苍然的文风到正始时为何突变为玄言清谈,邺下时期娱乐俳谐文学的萌兴以及鉴识人伦引入文学批评的特征,曹魏代汉前后九锡文和劝禅礼文的新创性,曹魏黄初文学与太和文学的承转图景,祥瑞颂德和庙堂文学的复兴等问题,试圆为更全面真实地再现曹魏文学发展的原生态,为全面了解叁国文学史提供动态数据依据。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分绪论和五个章节进行论述。在绪论部分界定曹魏文学、曹魏文学时间断限、叁国文人标准、士风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第一章首先按文人标准梳理出含有245位的“叁国文人基本信息数据表”,清晰测量出叁国各疆域文学发达区域的特征,提供“文在曹魏”的数据指标,并进一步分析曹魏文人的籍贯分布及群体聚合特征。在全面把握叁国文人数据的基础上,将视角锁定曹魏疆域,以曹魏政治叁次演变带动士风四次递嬗,并引发文学四期变化中文风的叁次演变为一贯线索,以此解释曹魏文学主流文风的生发和新变。即从第二章起,每章考察一个分期的士风与文学新变的呼应关系。据此理路,第二章具体考察了聚集许下的文人群体活动,并梳理了汝南月旦评及乡党鉴识人伦之风对许下文人的影响,特别是曹操和孔融的党人精神,引爆了道统坍塌下士人英雄尚义激情的进发,加之此期士人多怀匡救乱世的功业理想,故崇尚忠直和英雄文学主题开始出现,文学意识由“模糊”到“多元实用”,文学体式也由“旧”趋“新”,由此催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第叁章具体考察了曹氏集团由许下迁至邺城之后文人群体的活动,认为曹丕广求异妓促使了邺下士人崇尚通艺风尚的盛行,而他与文人频繁的游宴活动也掀起了娱乐文学和酬唱文学的新高潮,加剧了文人崇尚竞技及娱乐诗赋“欲丽”之风的繁盛,文学由前期慷慨质朴为主流的曹魏文学风尚,转向悲美嬉娱风格为主。第四章以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事件影响士人生命意识为视角,观察凸显在文学中的疫灾衷情以及与灾异概念相对立的祥瑞文化的骤兴。可见,在曹魏代汉前后,曹魏叁祖尊儒、贵学、崇文的举措和对祥瑞的奖挹,有力地拓展了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致使颂祝、劝进、专题赋讴等祥瑞文学迅速衍生。尤其是九锡文和禅代礼文的肇兴,将祥瑞由文化现象纳入纯粹“典礼”的政教行列,成为后世禅代政治的效仿模板。第五章以正始之后的名士群体学术活动为考察中心点,观察政治形势变幻下,从魏初名士浮华受黜、正始名士援道释儒的玄论,直到竹林逸士谈玄远祸等士人群体的分化特征,可见,因士风由前期依附皇权求功名而转为半疏离状态下,所导致的祥瑞颂赞之风的消歇和新兴的带玄理探讨的诗文之渐兴情景。其中何晏、王弼等儒道互释的学术论辩活动,开启了“正始之音”,使文学发生了由抒情主题风格到以思辨为主题风格的转变。代表性文人是嵇康和阮籍,他们追求老庄理想境界、追求自然之真的玄理思辨性诗歌,是后世玄言诗歌的滥觞。
温昭霞[6]2007年在《曹操诗文的个性追求》文中研究表明曹操是汉末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由于曹操诗人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他的作品中除了乐府歌辞以外还有大量的公文。本文拟从历史学、社会学入手,以主题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着眼于曹操现有的诗文作品,放眼作者生平、经历、言论和思想,在文本中发现个性精神追求,在个性追求的建构中把握方向和线索,从而发掘创作主体的心态、人格等文本深层的内涵。论文除引言外,正文分叁部分阐述,纲要如下:第一章崛起于乱世,方显英雄本色本章是对曹操生存背景的梳理和考略,描述曹操英雄本色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将其归纳为:一、生逢乱世,二、少年任侠,叁、初试锋芒,四、逐鹿中原第二章曹操诗歌的个性追求本章是对曹操诗歌的解读分析,紧扣文本,还原创作主体,注重作者的思想阐释。将曹操诗歌的个性追求归纳为:一、汉末实录的写实精神,二、大气磅礴的英雄主义,叁、责任在肩的忧患意识,四、人生苦短的生命意识。第叁章曹操公文的个性特征本章采用文本分析和历史考证的方法,将曹操公文的个性特征归纳为:一、尚用尚实、目的性强,二、诗文互现、功能重迭,叁、文笔不分、形象性强。正文之后,尚有结语,是对全文内容的简要小结,也包括对写作动机的简明申述。在汉末乱世,曹操作为社会价值的积极创造者和社会角色的大胆实践者,作为建安文坛的高标和典范,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英雄的人格和气质不自觉地融入文本,融入文化,融入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重复地个案,以及一个永远传承的主题。
李剑锋[7]2008年在《军旅生活和军事思想对曹操诗文的影响——兼论建安诗风和士风变化的军事原因》文中研究说明曹操军旅生涯对其诗文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军旅生活成为直接的抒写对象,开启了后世军旅文学的先声。二是军旅生活激发了作家的豪情壮志,促进了建安主流诗风和建安风骨的形成。叁是影响了曹操和建安文人质朴的诗风和尚武的个性。曹操严明军纪的军事思想直接影响了其散文清峻的风格,其军事思想中"任自然势"、不拘常规的军事思想影响了其文章的通脱风格和建安的通脱士风。
黄瑛[8]2009年在《儒家思想对曹操诗文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曹操诗文为研究对象,探讨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儒家经典的引用非常频繁,对儒家的圣贤人物极其敬慕。具体地包括: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仁民爱民的情感及对忠、义、礼让等道德准则的信奉几个方面。产生影响的原因有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
吕辛福[9]2017年在《魏晋文人理想人格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魏晋文人理想人格的研究,本文以接受理论视角下的人格接受史研究为主要思路,以魏晋时期主要文人对高士人物的文学接受为中心,通过对主要文人作品中高士人格形象、高士人格内涵的分析,在深入剖析个案的基础上,指出魏晋文人在理想人格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并在人格发展的纵向梳理过程中分析其中蕴涵的新变特征。本文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梳理学界有关魏晋理想人格的研究情况,重点围绕已有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学界主要从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研究魏晋理想人格,文学层面的理想人格研究,主要结合作家作品、历史背景,采取了精神史、心态史、人格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思路;哲学层面的理想人格研究,主要是对魏晋文人理想人格宗儒还是宗道的方面进行分析。二是提出了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以魏晋文人对高士人物的文学接受为中心,依据时间顺序,纵向以高士人格形象的变化、高士人格内涵的变化作为主要线索,结合横向上对主要文人社会交往关系、思想文化背景的分析,选取典型个案,勾勒魏晋文人理想人格的演进轨迹,分析其中的新变特征,加深对作家主体和作品精神的理解。第一章主要论述建安时期曹丕对高士人物的接受与贡献。在对待文人关系上,从曹操的"得而用之"到曹丕的"得而友之",虽是一字之差,反映出的却是曹丕对文人人格的尊重。在理想人格方面,曹丕彰显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品行,代表高士人格的"箕山之志"与"栾布之节"因曹丕的推崇而广为人知,曹丕在准确概括提炼高士人格内涵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第二章主要论述曹植在高士人物商山四皓接受中的作用。在历史上四皓人格形象的确立阶段,曹植《商山四皓赞》对于四皓接受主题的改变和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后世的接受基础。后世对四皓的接受最终落脚在"商山四皓",而不是"南山四皓"、"楚山四皓"、"高车山四皓",这与曹植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第叁章是本论文重点之一,分析正始时期的文人理想人格。结合对阮籍作品中高士人物形象的分析,评述阮籍在魏晋理想人格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阮籍作品中塑造了新的人格形象,承载了新的人格理想。首先从阮瑀生平经历、对高士人物的看法、人格精神的传承等方面剖析阮瑀对阮籍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阮籍笔下新高士人格形象"大人先生"的人格主张及意义。第四章也是本论文重点,主要分析嵇康在魏晋文人理想人格发展中的作用。不同于阮籍,嵇康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创作《高士传》,为历史上的高士人物巢父、许由等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格内涵,体现了嵇康"欲友其人于千古"的写作目的。文中着重分析了 "友情"和"知音"内涵如何通过嵇康的叙述呈现出来,同时结合横向上对嵇康与友人交往关系的分析,深化对嵇康人格内涵的理解。另外通过比较嵇康《高士传》与皇甫谧《高士传》创作目的的差异,指出嵇康为高士作传的目的在于"立心"而非"存史"。第五章是对西晋文人人格特征的综合分析。不同于正始时期文人的个性张扬,西晋文人人格体现出更多的群体性特征,本章所勾勒的西晋文人人格具有世俗、重情、自适的典型特征,论述中凸显了向秀哲学主张对西晋文人人格带来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西晋文人对主要高士人物接受态度的变化,最后对左思人格进行了单独分析,左思诗文中的独立批判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第六章主要论述东晋文人理想人格的新变特征。主要从思想领域、文艺领域以及文人社会关系交往的角度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选取的代表文人是孙绰、王羲之和陶渊明。孙绰身上体现出东晋时期佛教影响下的士人人格内涵的变化;针对王羲之,结合对其帖书内容中有关高士人物的分析,指出王羲之为人方面不曾被人重视的高远志趣,他的书法艺术风格,是其人格精神在艺术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对于陶渊明,他对理想人格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从劳动关系中发现了以往文人不曾注意到的人际关系的新内涵,他对高士人物的选择性接受,也体现出他独特的欣赏标准和价值主张。余论部分主要回顾整理了学界有关接受史研究的发展演变情况,这是本论文写作思路的宏观理论背景。主要涉及接受理论传入中国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哪些代表性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以及存在哪些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在未来如何做出改进研究等。
朱秀敏[10]2011年在《建安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重镇,关于此时的诗歌、辞赋,学界创获颇多,对建安散文致力相对较少,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学风格和表现形式,建安散文皆呈现出了新的风貌。本文以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全叁国文》中的建安单篇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本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细致、深入地梳理和探讨建安时期各体文章的创作状况,探究其中的文学思想和时代风尚,力求对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由绪论部分和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叁个问题:一是本文选题的意义及研究范围,确定了建安散文的起止年代和本文研究的文本内容。二是以时间为序,将建安散文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和反思,分为叁个阶段,着力论述第叁阶段,即50年代初至今,认为建安散文在文本整理及校注、作家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方面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建安散文的研究,或局限在叁曹、七子等代表作家作品,较少关注其他二叁流的作家作品;或从内容角度,专论某家散文抑或综论建安散文;或从文体角度,单论某种或某类文体,研究视角和方法还需进一步拓展和开掘。叁是确定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在考察建安散文的发展及特点的时候,努力遵循的几条原则。第一章介绍了建安散文的创作背景,主要分叁个方面论述:一是社会政治背景,建安时期以建安十叁年(208)赤壁之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政局动荡不安,后期“区宇方辑”,叁国分立基本形成,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二是思想文化背景,与政治形势的多变相适应,此时的思想文化也相当活跃。叁是建安士风与士人心态,在建安士人身上,既有汉末名士的风流,亦有建安时代造就的通脱。第二、叁、四章从文体角度对建安散文进行了分类论述。第二章论及两种目的性、实用性和功利性较强的文体,即下行公文诏令和上行公文奏议。建安时期的诏令风貌多样,曹操的教令清峻通脱,曹丕的诏令典雅清丽,曹睿、孔融、曹植之作也各有特色。章表奏议等文章陈言务实,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或陈政言事,或荐才论人,或劝进辞让谢恩请功,或谈论军事外交,或品文论学,是建安士人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体现。此外,建安奏议个性鲜明,理、情并胜,行文严谨,结构严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叁章论述了书牍、论说文和序体文。建安书牍情文并胜,既有很强的公文实用性的军政书牍,也有日渐兴盛的披心露性的私人书牍。从题材内容上,军政书牍可分为公务政事类、劝仕荐贤类、劝谏陈请类、外交辞令类、军事檄移类等,私人书牍可分为抒怀写志类、叙事类、品评论议类、状物描景类、戒书类、临终书信等。本文所论建安论说文有以“论”名篇的论文,有以“说”冠名的“说”文,还有以“难”、“答”、“对”名篇的对问体和以“释”、“辩”、“应”为题的设论体等问难类的文章,几乎涵盖了后世文章选集或文体学中罗列的各种论说文体。建安论说文承继两汉,在文学性和论辩技巧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它的前后相继促进了正始时期和晋代论说文的繁盛。建安序体文创作大盛,有典籍序、诗序、赋序、碑序、颂序、铭序、哀辞序、诔序、赞序、七序、俳谐文序、关于人物品评的序等十余种。建安时期序体文的大量涌现,既是文章辨体的产物,又是文学自觉意识增强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论述了碑诔哀吊、颂赞铭箴等一般以四言韵语为规范体式的文体、杂文以及其他文体。碑文在经历了桓灵之际的兴盛之后渐衰,在内容和功用上,可分为墓葬之碑和纪事铭功之碑,不管是哪一类碑文,作为一种以褒扬功能为主的饰终礼文,在文辞、句式等方面皆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学化色彩。东汉以来,私谥的盛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建安士人们开始重视诔文中个体哀情的抒发,曹植的诔文堪称其中的代表,他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私人化和抒情化的特征,亲友的密切关系和叙咏中的骋才抒情使曹植诔文成为寄托个人情感的文人之文。伤悼弱子的哀辞、品今吊古的吊文以及哀策、祭文等伤悼文体,在庄重的述德以外,也开始注重自我哀情的抒发。建安颂文在颂美传统的影响下,虽然仍是“廊庙文学”中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但也出现了一些美细物和托物言志的平民化、日常化的作品。作为一种四言为主的韵文形式,建安颂文仍有较强的拟古、崇古风尚,但其语言上的骈俪化和颂序的大量出现,体现了颂文文体的发展变化和各种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汉末至建安时期,文体的繁富和辨体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一些文体,如赞颂二体的混用。赞美或颂美是赞的后起之意,赞颂二体在形式和功用上的相近造成了它们的混同使用,但二体在文章篇幅、语言风格、内容和文体功能、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方面仍有不同之处。曹植的《画赞》是严可均《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中可见的最早的画赞作品。建安赞文在语言形式上皆为四言韵文,且一韵到底,两句为一节奏和停顿,篇幅一般较短,大多为八句,也有六句或十二句者。建安铭文沿承两汉,内容上仍以祝颂和警戒为主,既有诫谏之辞,亦有自警之言。但这一时期的铭文也发生了新变,出现了咏物铭、颂铭、碑铭等一些新的铭文形式,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有的与其他文体混合使用,不少铭文呈现出了明显的赋化特征。沿袭两汉,根据箴诫对象的不同,建安时期的箴文仍分为官箴和私箴,此外张紘作有一篇纯粹的咏物箴《瑰材枕箴》,已经完全偏离了箴体劝诫的功用。在杂文及其他文体这部分内容中,论及七体、连珠、俳谐文与“势”文等。第五章论述了建安散文的整体风貌。从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单篇文章创作日繁,无论从作者人数还是单篇作品的总数,建安文章都较两汉有了很大发展,在出现的40余种文体中,几乎每种文体都出现了较为纯熟的作者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是建安散文所体现的时代风尚,包括悲美意识、通过山水之乐传达的自然观与俳谐风尚等。叁是人的觉醒下的文的自觉。在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建安文士视野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情感体验更加细腻,文章创作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艺术技巧讲求多样化,个体抒情性逐渐增强。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建安散文中的文学思想。建安时期论文的文章已经较为繁富,虽还未出现系统性的文学评论,但以曹丕《典论·论文》为代表,同两汉相比,建安士人的品藻、评赏已是主动的互相交流、沟通,他们畅谈各体文章,在单篇文章文体大备及各体发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辨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或评论文章的功用、价值,或提出一些文学批评的原则,或品评古代及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他们将文学批评当作文学创作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生命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第七章基于前文论述,确定了建安散文的文学史地位。建安散文相对先秦两汉散文,既有承续,又有新变和发展,既“收束汉音”、“兼笼前美”,又“振发魏响”、“作范后来”,开启了魏晋六朝散文新的审美风尚。建安堪称改造文章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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