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062）
摘要：文学的发展与传播密不可分，正是由于传播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使得中国古典文学沉积深厚，样式繁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海外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日韩两国自古以来与我国交流频繁，白居易作为中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所作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浅切，读之朗朗上口，对后世影响深远。因此以海外传播为切入点，关注白居易诗歌的影响，管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过程和规律，对于挖掘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传播；日韩；影响
一、白居易诗歌在中国的传播
（一）白居易诗歌概述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中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王”“诗魔”之称。他的诗歌题材广泛，语言平易通俗。留有《白氏长庆集》等3000多首诗歌传世，其中《长恨歌》、《琵琶行》更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前期以批判时事，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讽喻诗为主，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从“兼济天下”转为“独善其身”，闲适感伤诗渐多。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社会，无论是衣冠世子，还是闾阎下俚，无论在京都还是在乡下，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广泛流传。《旧唐书·元稹列传》中记载：“稹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读者称元白焉，自衣冠世子至下层百姓，悉传讽之。”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诗是多么平易通俗，深入人心。白居易也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曾在《策林》中称：“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为此创作了很多感叹时事、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他反映劳苦人民不仅苦于贫困，更苦于宫室的掠夺，如《赠友》中写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钱，农民们只有“借粜栗与麦，贱贸丝与棉”，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在他的诗歌中，还强烈反映出生活在底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如《上阳白发人》，通过描写一个老宫女，从十六岁的妙龄少女到成为六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生在皇宫中渡过了监狱般痛苦的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
（二）白居易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
白居易诗歌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在于他诗歌创作语言的通俗化，很少用艰涩的辞藻和典故。袁牧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甜，寥寥千载，此妙谁探？”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流畅自然，浑然天成。他在诗歌的选材上，不去写被称为阳春白雪的古题，而是偏偏写下里巴人的眼前事、心中情。当他看到以砍柴烧炭的老翁被强取豪夺的宫市洗劫一空，便写下了《卖炭翁》，类似的诗还有《轻肥》、《琵琶行》等。白居易在诗歌主题的表达上并不隐晦曲折，很少引经据典，堆砌辞藻。往往在诗的前面用一句话点明主题，或在诗后用“卒章显志”法来揭示主题，使人看了很容易明白诗意，容易读懂。白居易平易通俗的诗风并非摇笔就成。袁牧的《随园诗话》中写到：“香山诗以平易，观其间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子者。”白居易自己也称：“新篇日日成，不爱名声。旧句时时改，无妨说性情。”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他的诗的重要原因。
作为中唐诗歌的历史符号，从唐代开始，白居易的诗歌便开始风行，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提到了白诗的受欢迎状况：“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宫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有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到了宋代，白居易的诗歌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接收，他以悠闲的生活态度，自给洒脱的人生态度，对宋代的诗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宋初出现“白体”一说，当时文人多习之。欧阳修曾在《六一诗话》云：“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之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元明清时期文人对白居易的喜爱虽不如宋代，但地位仍处于主流。元明清编撰的众多诗歌总集，白居易的诗歌基本都有入选。
二、白居易诗歌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诗歌在日本的传播
从现在的文献和考古的资料来看，中日交往始于公元前二三世纪。《后汉书》中有记载，早在建武中元二年（57）日本就曾向东汉政权者派遣使者，并敬献大量贡品。
日本最早记录神话和历史传说的的书面记载《古事记》卷中“应神天皇”就有中国典籍在公元前三世纪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
天皇又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迩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迩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在诗歌领域，日本一向对中国借鉴颇多。最早传入日本的诗歌总集是《诗经》，之后便是《昭明文选》与《白氏文集》。《文选》传入日本后被官方指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因此在日本文人见广为流传，为日本诗歌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收录了日本64为汉诗人120篇作品，作者多为达官显贵，内容无外乎咏物、述怀、侍宴、从驾等。十余年后，日本第一步和歌总集《万叶集》诞生，将汉字作为标音文字记录和歌，从而创立“万叶假名”。诗论方面，随着空海留唐归国后，编撰出六朝诗论集《文镜秘府论》和《文笔眼心抄》，承袭中国传统“诗主情志”的诗学思想。“汉文诗压倒一切，许多诗歌都模仿《文镜秘府论》”。特别是在平安时代初期，日本朝堂上刮起崇尚汉文化之风达到最盛。
（二）白居易诗歌传入日本
据正史记载，公元838年白居易的诗歌首次传入日本。以大宰少贰藤原岳守将从唐朝商人处得到的《元白诗笔》献给仁明天皇为始。自从白居易的诗歌开始进入日本，便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冈田正之在《日本汉文学史》中写到：“诗人文士，靡然凤向，弃齐梁文学之旧，趋清新泼刺之风。”当时日本著名诗人具平亲王曾作诗称赞：“古今词客得右多，白氏拔群足咏歌。思任天然沈极底，心从造化动同波。”可见白居易的诗在日本评价极高，同时也引起了一股学习热潮。从嵯峨天皇开始，宫廷就设置了《白氏文集》侍读官，学习白居易诗文和中国儒学经典被天皇指定为必备的修身课程。将《文集》的侍读官世代相袭，大江一族垄断着《文集》侍读的职务，《江吏部集》记载了这一情况：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故何者？延惜圣代，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在整个十世纪，自大江千古伊始，至大江匡衡止，祖孙五代，相继在宫廷向天皇讲《白氏文集》近一百年，世代相袭，绵延不断。白居易文学成了专门话知识，对他的研究，形成了家学。在皇室的倡导之下，白居易文学成了宫廷大臣必备的文化修养，吟诵白诗是当时宫廷显示高雅的一种方式，此风所及，到一般的知识分子。总之，白诗作为一种外国文化，它确实引起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整个官僚知识层面各方面人士心灵的震动，在中古文学史上，出现了一股历久不衰的“白诗热”，在日本的文学领域，也留下了深刻地痕迹。
（三）白居易诗歌在日本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歌自传人日本以来，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由宫廷到民间的风气，使白诗风靡日本。日本著名女性文学家紫式部的父亲曾谈到：“我朝慕白居易风迹者，多图屏风”。白诗以其真实质朴的语言风格，隐逸闲适的思想态度，得到了日本文人界的认可和关注，他的作品也成了日本文人心中的经典文学作品，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本朝丽藻》等集子
《本朝丽藻》的编者高阶积善是白居易的热情追随者，他喜好句题诗，把前人佳作当中的隽语秀句为题，凡是在《本朝丽藻》有出处可考证的诗句，多数都出自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如《春色无边畔》这一句题，便是取自《白氏文集》卷二十三所录《和<望晓>》一诗；《门闲无谒客》这一句题，取自《白氏文集》卷二十万所录《与僧智如夜话》一诗，《醒时心胜醉时心》这一句题取自《白氏文集》卷十五所录《仇家酒》一诗。
由藤原公任写的《和汉朗咏集》收集了587条汉诗佳句中，白居易的佳期句多达142条，居全集之首。著名的作品《源氏物语》也和白居易的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资料统计《源氏物语》全书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达到108处，除了白诗之外还涉及到中国古典名著《庄子》、《史记》、《昭明文选》等。在《源氏物语》一开始，紫式部就为我们塑造了桐壶帝这一痴情帝王的形象，在桐壶更衣不幸死去之后桐壶帝的心情和失去杨玉环的唐玄宗十分神似，虽没有“雨霖铃”般凄切寒蝉的凄苦，却也同样刻苦铭心，发出“天命如此，抱恨无穷！”的感慨，与《长恨歌》当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脉相承。在《源氏物语》中能经常感受到白诗的存在，但并不使人感到有任何的突兀，紫式部往往用白诗的字句展现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如川端康成所说：“倘若没有前一个时代早就引进唐文化，并一直延续下来，就不会产生《源氏物语》。
2、菅原道真的汉诗创作
菅原道真在日本被誉为“文学之神”，著作有诗文集《菅家文集》、《菅家文草》等。他自幼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以“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境界。他被贬时候的讽喻诗，使其诗歌创作贴近劳苦大众的生活，取得了他人无法代替的独特价值。菅原道真受到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关于菅原道真的创作与白诗的关系，当代日本学者藤原克己则指出：“道真的诗，不受白诗的影响或者与白诗没有亲缘关系的，实在不多。”道真曾两次被贬，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讽喻诗。其中《寒早十首》、《路遇白头翁》等最为著名。从内容上看，孤儿、钓鱼人等都是生活在最底层苦苦挣扎的穷苦人民，这些劳苦大众的形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白居易的《卖炭翁》和《采地黄者》。再者，道真的百韵长诗与白居易的百韵诗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总体来说，在众多日本诗人当中学白居易诗风较好的诗人之一。
三、白居易诗歌在韩国的传播
考古相关资料记载，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早于中日。在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可见中韩的文化交流还是比较早。关于白居易诗歌何时传人韩国，目前学界基本上都认同“诗入鸡林”这一学说，认为白居易在世时诗集就被韩国人所关注。韩国文人的汉诗水平普遍不错，尤其对白居易的闲逸之作、贬谪之作特别感兴趣。韩国高丽时期的散文集崔滋在其《补闲集》中强调了白居易诗歌的教化作用：“凡新学诗，欲壮其气力，虽不读可矣，若措绅先觉，闲居览阅，乐天忘忧，非白诗莫可。古人以白公为人才者，盖其辞和易，言风俗叙物理甚的于人情也。
（一）白居易诗歌对韩国汉诗的影响
韩国汉诗指的是韩国文人按照中国古代平仄、字数韵律写出的诗词。在古代韩国，皇室、朝廷士大夫阶层一直以汉子作为主要的交流方式，会写汉字、作汉诗已经成为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白居易的诗歌自传入开始对韩国汉诗的发展就起到了推动作用，表现为对其诗文予以引用、化用乃至唱和；借用相关事典等等方面。
1、诗文引用、化用乃至唱和
白居易的诗歌经常被朝鲜诗人引用、唱和，《诗话丛林》中多有印证。在《诗话丛林·白云小说》中，李奎报化用白诗例证最多。他曾过龙源寺题诗“水气凄凉袭短衫，清江一带碧于蓝”，句尾“碧于蓝”即出自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中“春来江水碧于蓝”一句。李奎报不仅化用白诗入己诗，还在诗话中多次引用白诗。《酬梦得诗》云：“昏昏布衾底，病醉睡相和。”《服云母散》诗云：“药消日宴三匙食”。引用了白居易的两首诗。《酬梦得诗》原题作《酬梦得见喜疾瘳》，全诗为：“暖卧摩棉褥，寒倾药酒螺。昏昏布裘底，病醉睡相和。末疾徒云尔，余年有几何？须知差与否，相去校无多。”《服云母散》原题作《早服云母散》，全诗为“晓服云英漱井华，寥然身若在烟霞。药销日宴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
朝鲜诗人对白诗的引用、化用，以《琵琶行》最为广泛，朝鲜汉文学鼻祖崔致远著有《琵琶行》一诗，载于《全唐诗》。此诗与白氏同题诗均已描写琵琶弹奏艺术见长，两诗在运思、意境、意象上有惊人的相似，由此可见《琵琶行》对朝鲜半岛诗人的影响。
2、白诗用典
用典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指引用古籍中为时人所知的诗句、故事表现作者的情感。在韩国使用白居易诗歌用典的事例较多。韩国诗人李齐贤诗作《沁园春·将之成都》中“休肠断，听阳关第四，倒卷金荷”之中“阳关第四”来源于白居易《对酒》诗，原句为“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白居易的生活经历也常被韩国文人拿来当作用典的素材使用。林椿在其诗歌《次韵金蕴硅题观音寺》中写道：“郡楼登眺远苍茫，恋国情深泪数行。谁识多情白司马，天涯沦落老得阳。”此时的林椿远离朝堂，被贬流放，自比被贬江州的白居易，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当时韩国文人对白居易的诗歌已经相当熟悉和了解，才可以以典故的形式进行使用。
总体来说，白居易诗歌给予韩国文人的不仅是韵律，更是在诗歌内容和情感态度上给予其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只有被白居易的诗歌所打动，才能与之产生共鸣，创造出类似的白诗。从这点不仅可以看出韩国文人对白居易诗歌的情感态度，更能看出他们对白诗的接受情况。
（二）白居易诗歌对韩国小说、散文的影响
除了汉诗之外，白居易诗歌对韩国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琵琶行》和《长恨歌》。宋代中国文人黄坚编撰的《古文真宝》在韩国十分流行一度时期成为必读书目，其中就收录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之后，这两首诗歌中的句子就多次出现在韩国的散文和小说之中，比如韩国著名的《玉楼梦》、《沈清传》等小说中，都可以见到不少《琵琶行》和《长恨歌》中的诗句，或直接引用，或化为修辞。可见白居易诗歌对韩国小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白居易诗歌作为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在日本、韩国传播上千年，它跨越了国家间的隔阂并对域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白居易诗歌在日韩的传播，对于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弘扬中华文明，提振民族自信心，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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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贺圆圆（1994.04-）女，榆林市人，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2017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