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卉[1]2014年在《转型期我国县域金融抑制与深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县域金融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将以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并探究县域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最终分别从县域国有金融机构、信用合作社、新型金融组织叁类金融供给主体的角度探析我国县域金融深化。本论文的正文一共分为八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包括选题的价值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论、此文的写作思路和技术路线、选取的材料和研究方法、各章节的主要内容等，以此说明此项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之处，强调此项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以及对全文的一个基本概述。第二章到第八章是全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是理论探析：县域金融抑制与深化。首先分析了我国县域金融抑制的表现。然后剖析我国县域金融抑制的原因。最后提出关于我国县域金融深化的相应策略。第叁章是实证分析：县域金融抑制现状。以江西省县域为例搜集相关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利用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初步数据分析处理，并运用岭回归分析法进行修正，进一步探讨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的相关性,由此推断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是否存在于我国县域地区。第四章是综合分析：县域金融抑制的原因。搜集江西省县域地区相关数据，分别分析县域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金融机构产生金融抑制的原因。第五章是县域金融深化之一：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明晰各国有金融主体的职能。第六章是县域金融深化之二：信用合作社改革与发展。试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两社共生发展，从而为县域金融的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与条件。第七章是县域金融深化之叁：新型金融机构发展与壮大。第八章是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哪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相对于之前的研究，本人在某些问题上作了修正、补充和发展；本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和一些未涉及的问题，并指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重点。笔者认为,本文与以往研究相比具有以下创新点:（1）论题选题角度新颖。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多是国家金融抑制与深化分析。本文从另一个角度，即对县域这样特定经济区域内的金融抑制与深化进行系统的研究。（2）分析方法独特。本研究搜集了大量资料，采用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等重要金融发展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并运用岭回归分析法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修正，实证研究了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刘奎[2]2002年在《我国金融抑制与深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深化是金融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理论不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取得蓬勃的发展，成为金融研究的主流和焦点。研究的领域逐步从发展中国家扩展到所有国家，不仅是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问题，而且要解决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如何充分深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理论的研究似乎只是两条平行直线，相互之间没有多少联系。金融改革侧重于在既有的管理框架和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变革；而我国的金融深化研究则主要是介绍西方的理论成果，简单地把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议引进到中国。那么金融深化理论到底适不适用于我国，该理论在我国的运用是否只是程度和顺序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作用机理?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是金融深化分析框架在我国的延伸，是在学习吸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金融学、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前提，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对我国金融抑制的独特机理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揭示我国金融抑制的特征与金融环境的缺陷，建立度量金融深化的指标体系，提出我国金融深化的重点、途径和方式，试图对深化金融深化理论及促进我国金融改革有所裨益。 在此之前，本文重点做了两点准备：一是对东南亚金融风暴形成的真正原因进行了分析；二是解决了“金融深化”的度量问题，提出了新的度量指标。因为不论是东南亚风暴、还是我国M2／GDP指标的矛盾，其实质都是“金融深化”的理解和度量的问题，不解决“金融深化”概念的误区，什么是抑制什么是深化无从谈起；不解决金融深化的度量问题，金融到底是走向深化还是走向抑制难以说清。论文研究的基本内容是： (1)综合阐述了金融抑制和深化的基本理论，主要评述了麦金龙的“渠道效应论”和肖的“债务媒介说”。以及1990年以后金融深化理论的新发展，在简略论述了第一代、第二代麦—肖学派的研究成果以后，论述了麦金龙的“自由化顺序假说”、赫尔曼等人的“金融约束论”，并重点分析了金融约束 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和作用机理、以及金融深化理论的理论根源和前提条件。 （2）分析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产生的深层原因，指出金融深化并不是金融风暴的真正原因，实体经济结构的缺陷和对“金融深化”理解不当而实施的表层改革措施才是罪魁祸首。通过对相关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和危机后的恢复情况分析，说明从长远来看，危机对促进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健康有效的金融体系、增强企业竞争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长期利益不容忽视。 （3）系统地分析了我国金融深化历程和当前抑制的现状，看重剖析了我国金融抑制的状况和后果，并对我国金融抑制的正负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4）在分析金融度量影响因素及传统度量指标缺陷的基础上，构造了金融对经济作用的模型，提出了新的金融深化度量指标。 （5）深入分析我国金融活动的作用机理，重点剖析我国信贷资金的租金化及其独特的作用方式，我国国有银行科层组织体系的影响，国有银行经理人行为特征和国有银行内部人控制现象。 （6）深入分析了我国金融深化的权变变量一金融脆弱性与效率的均衡；金融环境与金融作用机理的渐进发展。 （7）认为我国金融深化的前提是解决银行体系大量的坏账问题、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及与国有银行产权同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实施产权改革、完善治理结构、建立主办银行制度来优化金融运作机制，使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发挥其增加投资、筛选项目、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张朝辉[3]2016年在《金融抑制与深化逻辑下的小额贷款公司定位研究》文中提出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与发展蕴含着“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深化”循环影响的深层逻辑。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是金融深化的一种表象,对于打破金融抑制有着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变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我国民间金融活动正规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其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可以疏导民间资本流动,抑制民间高利贷行为,引导民间资本投向资金缺口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同时,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叁农群体、个体工商户以及城市低收入者的融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提高了金融体系配置资金的效率,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金融深化初级阶段的产物,小额贷款公司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抑制的反作用。如市场定位不清晰、准入门槛高、监管主体不明确、转制村镇银行受限等问题,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效用的发挥埋下了隐患。尤其是法规、监管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制度性因素对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银行体系的限制,是促使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失位”的重要原因,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作用的发挥以及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在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过渡阶段所特有的矛盾与冲突的现实背景下,对小额贷款公司再定位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合理的市场定位入手,对于公益性小贷与非公益性小贷进行区别对待,在维持前者经营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通过非公益性小额贷款公司逐级“转板”的金融顶层制度设计,可以实现金融普惠与盈利的相互融合。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探讨适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最优路径选择,并在对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情况认真考察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议,进而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指明总体方向。本文共分6章。第1章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在此基础上明确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理论基础。本章主要介绍研究的理论背景,主要包括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功能金融理论,最后对理论做总结,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3章小额贷款公司起源与国际比较。在上一章确立了理论背景基础上,本章从起源、定位和现状角度介绍小额贷款公司概况,然后比较国外小额贷款公司并总结经验启示。第4章金融抑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功能错位”。首先介绍金融抑制及其现实表现,然后从功能错位、监管错位角度分析小额贷款公司错位表象,最后分析小额贷款公司错位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并做总结。第5章金融深化背景下小额贷款公司再定位。先介绍金融深化过程中国内金融体系的新变化,再介绍金融深化背景下小额贷款公司定位的多重选择,最后对重新定位小额贷款公司提出政策建议。第6章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总结全文,提出未来展望。本文主要的创新有叁点: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论文以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为背景,以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研究对象,以金融功能观为研究视角,有别于以往其他小额贷款公司定位方面的论文。第二,在研究逻辑方面,论文遵循“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螺旋递进的深层逻辑。以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金融深化的表象,并以此为起点,研究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与发展中金融抑制的表现,最后提出在金融深化中为小额贷款公司再定位。第叁,在研究结论方面,把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前哨站和桥头堡,并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的逐级“转板”金融制度设计来实现,以求金融普惠与金融资源配置的相互融合。
李艳鑫[4]2007年在《西部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体系重构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叁农”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难题。近年来，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东、中、西部农村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趋缓。造成西部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农村的金融问题。农村金融作为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有效途径，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西部农村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这主要表现在，正式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大规模撤离农村，政策性金融经营业务狭窄，而农村信用社作为目前唯一直接面对农民的正式金融机构由于历史、产权以及内部管理等方面的原因，自身经营困难重重；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低下，农村资金大量流失；政府对利率及信贷管制扭曲，农村二元金融结构明显。要想解决上述西部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就要推进西部农村金融深化，重新思考构筑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问题。本文以“金融深化、金融抑制”理论为依据，通过对西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及资金运用状况等方面的实证分析，揭示西部农村金融抑制现状，并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促进西部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在行文的具体安排上，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回顾和梳理了有关的文献资料，着重突出西部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同时阐述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文章主要思路。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行文的理论基础——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本章通过对金融抑制与深化的特征、金融抑制的逻辑和金融深化的经济效应等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理论的阐述，试图从中找到能为西部农村金融发展提供借鉴意义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分析西部农村金融抑制现状及产生的原因。该章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对西部农村金融深化程度以及资金运用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揭示西部农村金融抑制的现实，最后对产生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进行阐述。第叁章针对前述的金融抑制问题，提出促进西部农村金融深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实行差别的货币政策以及加强金融监管等等。
马立珍[5]2010年在《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并没有解决好农业问题,“叁农”问题突出。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需要多方面的支持,金融支撑至关重要。金融支持不力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与长期实行重城轻乡政策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应,我国的金融领域亦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发达的、现代的城市金融和传统的、落后的农村金融同时并存。落后的农村金融无法满足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信贷需求。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出,只剩下农村信用社独力支撑局面;广大的农村几乎享受不到政策性金融服务的恩泽;信贷供求严重失衡,只有少数农户能享受到正规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信贷资源稀缺,农村信贷服务寻租现象普遍。贷款农户除了要支付贷款利息,还要额外支付一笔获得贷款的人情费、好处费。较低收益率的农业,无力承担高成本的信贷服务。正规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农民只能求贷于利率较高的民间金融,间接刺激了农村民间金融的活跃,从而导致在农村金融内部出现正规金融组织与民间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即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着“双重二元性”特征。金融约束严重地束缚着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和农业发展。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却远远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出现多次反复,城乡金融的二元性加剧。自1979年开始陆续恢复和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并进行了农村信用社和农业保险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基本上是无果而终,而且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经营亏损,难以为继。农业保险机构的商业化改革,导致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出现萎缩局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浪潮中,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防控金融风险成为整个金融改革的目标,致使1996年提出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再次被偏离。国有4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农村信用社独力支撑着农村金融局面,农村金融发展陷入困境。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一些重大的思想误区的突破,建设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尤其是日渐显现的农村金融约束问题,使得国家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步伐加快、力度加大。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展开;各地围绕新一轮金融改革的要求积极探索、创新;2006年12月,银监会印发了《关于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之后,涌现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一批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打破了农村金融市场由农村信用社独家垄断的局面,农村金融初现多元化的竞争迹象。但是,农村金融供求失衡的局面依然存在。从各地反馈出的信息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状态欠佳,存在着许多问题。村镇银行吸收存款难,小额贷款公司因不能吸收存款存在发展的持续性问题,农民参与资金互助社积极性不高。这些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还很稚嫩,无力与农村信用社及大型的商业银行抗争。另外,新型的农村金融组织除了资金互助社,都是商业性的机构,提供信贷服务的收费较高,低收益的农业难以承受。受利润驱使,这些金融机构信贷投向的非农化意识强烈。农村金融改革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市场化问题,并不是靠市场化推进,就能解决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农业生产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比城市金融具有“高成本”、“高风险”的致命弱点。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化解了农村金融的“高成本”、“高风险”难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面临的发展困境。目前从国外的基本经验看,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金融服务和发达的合作金融是发达国家成功解决农村金融支持问题的主要作法。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就像“二元”经济结构是每个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一样,金融的二元性也普遍的存在于各个国家的一定时期。经济的“二元”性必将导致金融的“二元”性,资金的逐利性驱使资本从低收益的传统部门流向高收益的现代产业。如果没有国家的必要政策干预和介入,这种金融的“二元”性不会减弱,只能增强,其结果会导致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强化经济结构的“二元”性。金融支持是发达国家支持本国农业的重要手段。农业生产的天然弱质性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基础产业地位,使各国都对本国的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了更强的协调发展能力。他们通过对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及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增强本国农业的竞争力,成功解决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发展中国家或因财力所限,或因政策不当,没有对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问题突出。借鉴发达国家金融支持农业的成功经验,总结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叁农”问题上的重大教训,对完善我国的金融支农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极为必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叁农”问题的突显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进,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村金融空前关注,相关的研究着述甚多。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根据中国的实践素材,丰富他们的金融发展理论。国内学者跟踪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动态,即时评说,并与中国农村金融的实际相比较,介绍发达国家成功解决“叁农”问题、农村金融问题的着述较多。遗憾的是以西方经典理论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改革并不成功,西方一些着名学者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良方妙计并不灵验,一些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却难以奏效。如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村合作金融,是国际公认的解决“叁农”问题的成功经验,但不知为什么,中国的合作金融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发展不起来,已经建立的,多是有名无实,难以发挥为农民服务的效力。建立完善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是发达国家解决农业问题的成功经验。但是,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效果却难如人意。在梳理了西方经典的金融理论以及广泛涉猎了众多学者的着述后,这些困惑依然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借鉴国外经验需要坚持系统性原理,要为某些政策措施的推行创造系统性的环境条件。当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最急需的系统环境就是建立政策金融与合作金融的有机配合关系。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对农村“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时期。如何“多予”、“反哺”和“支持”?建立完善的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是切入点。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完善的农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思路是:㈠坚持正确的改革目标及原则。农村金融改革应以建立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金融为重要保障、商业金融为补充、充分发挥民间金融重要作用的多层次、不留服务空白的完善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目标。注重法律手段、鼓励金融创新、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农村金融改革应坚持的重要原则。㈡加大政策金融支农力度,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制度。㈢扶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建立多层次的合作金融体系。㈣出台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政策,促使商业金融参与农村金融服务。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应有明确的界限分工,不应让商业金融承担政策金融职能。㈤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支农的重要作用。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应坚持分类治理原则。本论文在系统地梳理了农村金融经典理论、广泛涉猎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主要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系统回顾了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历程,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农村金融改革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金融支农体系的对策建议。
赵明勋[6]2003年在《中国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理论发展和实证结论两方面就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在较长时期内采取金融抑制政策，这种政策却有着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特征和抑制程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从中国的经验用约翰逊协整检验可以说明，中国金融抑制的放松可以较强地正向促进金融深化，并以此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叁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就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抑制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金融抑制(深化)理论形成和发展叁个阶段的理论成果进行文献回顾。第二个层次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文中笔者选择了利率手段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历史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金融抑制的综合指标。之后，从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的直观比较及对二者的相关分析，得出二者正相关的结论。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又利用德米居艾兹的模型对中国金融深化、经济增长、金融抑制、实际利率等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得出金融抑制的放松可以较强地促进金融深化的结论。经验证明，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妨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第叁层次对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自由化实践进行回顾，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建议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适当的放松金融抑制将会有利于储蓄动员，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渐进自由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
何登溢[7]2006年在《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抑制与深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先导性作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经过叁次大的变革，我国农村金融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共同发展的金融格局。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对于农村经济中已发育成熟的其它市场，农村金融市场仍处于卖方市场，存在着典型的利率管制、金融产品单一和金融垄断等金融抑制。我国农村金融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可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也可以看作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是一项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重要工作。本课题结合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紧紧围绕农村金融抑制的表现及成因，导出农村金融深化的方向和突破口，从农村市场金融深化的角度提出应转换思路，加强金融支农和金融创新，积极探索完善农业小额担保贷款机制新路子，推动农村金融组织向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向规范化发展。
赵莹[8]2008年在《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文中提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前我国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金融不仅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同时也是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农村金融改革长期以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过于注重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致使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消除农村会融抑制,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按照消除农村金融抑制,实现农村经济良性发展的基本思路,本文在农村金融基本理论、农村金融体系概况及其发展困境的基础上,找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金融体系畸形发展、金融市场残缺不全等等。在农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政策主导农村金融体制变迁、正规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收缩农村金融业务、非正规金融在监管当局的打压下畸形发展、农户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供给,最终形成了农村金融抑制的现状。文章通过对我国金融抑制的分析探寻到金融抑制存在的根源——“金融二元性”。此后从农村金融抑制需求角度和供给角度的分析,最终提出了以“需求追随”和“供给优先”混合推进模式加速我国金融深化的思路,即以金融需求为导向构建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在内的新型金融体系;引导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完善优化农村金融市场;规范政府支农职能体系;激发农户合理金融需求。论文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交代了问题研究的背景,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及基本思路。第二部分论述了农村金融理论及其发展困境,详细阐述了农村金融的重要地位、特征,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以及当前金融机构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第叁部分从中国农村金融现实情况入手,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农村金融抑制且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分析本文构建的理论基础——“金融抑制理论”的内涵及一般表现,结合我国农村金融的实际,探寻到“金融二元性”是我国金融抑制的根源,接着从“供给角度”和“需求角度”详细论述了金融抑制的产生及其发展。文章最后一部分点明:金融深化是消除农村金融抑制的路径选择。通过金融深化的理论分析加上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模式选择,最终找到了一条消除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实现农村经济大发展的道路。
王新靖[9]2013年在《中国金融抑制问题研究：成因、影响及解决途径》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抑制即政府的过度干预抑制了金融行为及金融系统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反过来又成了经济发展的障碍,结果导致金融体系落后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金融抑制现象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发生,主要表现在名义利率限制、高准备率要求、政府干预融资等几个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金融抑制特征：政府对金融体系进行高度计划控制,政府的财政收支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实践表明,这种深度金融抑制在建国初期的确促进了工业化资金的筹措,但是其功效日渐消退,导致经济增长率最终在低位徘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金融抑制问题,但是同时伴随着金融抑制程度的逐步放松,但是金融体系的“被抑制”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被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在实践中带来了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和产业结构失衡,以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之势逐渐显现。金融抑制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金融问题。对诸多学者提出的金融抑制的解决方案进行总结可以看出,金融深化,即政府放弃过度干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逐步放松对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的干预程度,让利率和汇率的实际变成为反映资本供求和货币供求的晴雨表。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动员和配置的社会资本,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增加了金融需求并刺激金融产业发展,从而形成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国金融抑制的解决也需要金融深化。但是特殊的金融发展路径和特殊的国情注定我国金融深化的特殊性。本文重在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金融抑制问题,以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从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金融抑制的经济影响、金融抑制的解决途径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证。第1章为引言,主要交代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方法等内容。第2章为文献综述,总结归纳既有研究,为后续分析提供理论参考。第3章至第5章为文章主要内容。第3章总结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首先梳理我国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现象,强调城乡金融抑制的内在关联,论证金融抑制是我国寻求“经济起飞”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相辅相成关系,从而指出以城市化大背景审视我国金融抑制问题的重要性。其次,分析我国金融体系的政府主导特征,强调政府对我国金融机构的控制能力。最后,总结现阶段我国金融抑制的主要表现：(1)利率长期受管制。同时,由于2013年7月19日央行决定放松贷款利率管制,文章基于现实金融市场所处的国民经济环境进行了讨论。分析指出,目前单方面放开贷款利率可能面临贷款成本上升和“资金转手”问题。(2)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待遇差异导致民间金融无序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信贷约束软化问题始终存在,这必然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国企倾向”。而与此对应的是民营中小企业“信贷饥渴”和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盛行。第4章分析我国金融抑制的经济影响,并进行评价性论述。首先,金融抑制导致我国资本配置的无效率。这种无效率的突出表现是产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具体而言就是金融资本密集型的房地产业过热。当然,金融抑制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主导力量,但是重要推手。其次,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配置的同时,攫取利润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地下金融风险骤增。山东邹城和温州地下金融的典型案例恰当地诠释了这一点。第叁,金融抑制不利于我国风险型创新企业的发展。第5章提出并分析应对我国金融抑制的金融深化对策。第一,实现我国(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统合性塑造。要引导民间资本合理合法地进入金融市场,并发挥其积极作用。第二,在引导民间融资的同时,发挥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加速构建民间金融的信用保护体系。第叁,为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市场融资提供信用政策支持,并促进民营企业间金融担保机制的构建。总之,中国的金融抑制不同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抑制,有其特殊性。这中特殊性根源于中国政府与市场间的特殊关系。一方面,中国的政府发挥了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主导力量,从而必然借助它所控制的金融体系影响经济运行；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产权基础导致了金融市场上融资机会的不平等。特殊的国情和经济人的理性相互作用,导致我国金融深化的中国特色。
郭燠霖[10]2007年在《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解决思路》文中研究指明麦金农指出的“金融抑制”主要描述的是一种金融领域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小农户和小额借款人在融资上是被压制的。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行为;很明显,在我国中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土地私有化和住房商品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实施,所以,我国农户缺乏贷款的抵押工具,广大农民贷不到款,而抵押政策是国家银行体系一个防范风险的基本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政府行为的影响,从这个层面上说,我国农村存在很深程度的金融抑制。而肖指出的“金融抑制”主要论述的是一种对价格压制的政策,这种压制的政策涉及到各个领域,既包括金融领域又包括非金融领域。很明显,金融资产的价格就是利率,除民间金融外,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利率也存在政府管制,从这个层面上说,不仅仅是农村金融,我国整个金融体系都存在金融抑制。在现阶段,我国学者认为,金融抑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二元化特征。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二元化特征。所谓经济二元化就是城市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格局。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抑制特征,正是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在金融领域的体现:一方面生活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少数经济主体享受着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农业、大量的小企业和居民被排斥在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之外,它们只能靠自身的内部积累,其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2)金融市场体系的幼稚、残缺与分割。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化程度低下,导致金融市场发育幼稚,金融市场体系常常残缺不全,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是分割的。大量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企业、居民和政府机构)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所得的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政府当局不敢相信私人部门能够把握对社会有利的投资机会。于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便主动采取一系列控制价格的方法,并通过干预,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帮助某些个人和经济部门获得资金等生产要素。(3)金融体系畸形发展。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业的发展进行干预和压制,特别是对利率、贷款进行行政性质的干预,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发展缺乏竞争、活力。根据以上条件,我国农村金融明显呈现金融抑制特征。(1)我国金融城乡二元化特点非常显着,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现代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是在农村金融内部,二元特征也非常明显,一方面在农村地区,正规金融供给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农村的融资需求多通过民间金融来满足。(2)农村地区金融市场体系发育非常不健全。在上网交易风靡世界的今天,农村居民甚至连参与各种常规的金融商品如股票、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的交易的机会都难以得到,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如期货、期权交易、股票指数交易、汇率期货交易对各种货币互换交易等,有些人可能更是闻所未闻。因而,从被调查农户的投资性质和投资渠道选择结构状况分析,他们只能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储蓄之外首选的投资渠道为合伙投资(18%)和集资入股(18%)方式,风险相对较小的金融资产投资虽然是农村居民较为青睐的理想的投资选择,但是因交易条件所限而常常好梦难圆(购买国库券、金融债券、股票、企业债券分别仅占7.9%, 1.1%, 2.2%, 4.5%;其它投资占48.3%)。(3)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非常畸形:首先,商业性金融机构萎缩,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业银行经营方向的定位发生了极大改变,突出表现在农业银行的业务大量转移到城市,在农村的经营机构特别是在乡镇的营业网点几乎被撤消殆尽,其支农作用发挥大打折扣。1985年农业银行企业化改革以后,农产品收购资金短缺,“打白条”、压级压价和限收拒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加大了各级财政的负担。从1998年3月起国家对粮棉收购资金实行封闭管理以后,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就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业务极为单一,几乎丧失了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而且随着我国粮棉购销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农发行的业务还将大受影响。其次,农村合作基金和农村民间借贷被严格限制甚至取缔。第叁,至于民间借贷,早已有之,民间金融的优点毋庸质疑。起初国家放开对民间金融的控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民间金融活动逐渐活跃,民间金融的范围和内容也逐渐扩大。但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当局又对民间金融进行压抑,如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颁布了关于整治金融“叁乱”方案,又如国务院1998年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使大部分民间金融(除了部分小额借贷、不计息的亲友借贷和企业团体借贷)丧失了合法地位,从此农村民间金融要么消失,要么转入地下,严重压抑了民间大量并且多样化的资金需求。第四,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正规金融机构中几乎独断农村金融市场的,但因其产权不清、定位模糊、职能不明、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没有承担也无力承担国家赋予它的全部职责。最后,由于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机构的改革和整顿,邮政储蓄以“零风险”的优势快速增长,加剧了农村资金的逆向流动和畸形集中,抽走了农村大量资金。现在部分邮政储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农村信用社,由农村信用社“返还”给农民,不过“返还”的资金量远低于邮政储蓄存款的新增量。从实证分析来看,我国农村金融也呈现出了明显的金融抑制,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衡量金融抑制的指标,但是有很多反映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FIR就是其中一个,通过与我国整体的FIR指标、外国的FIR指标相比,我们发现我国农村金融的深化程度很低,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具有比较严重的金融抑制。当前,造成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供给不足,由此形成了“供给型金融抑制”;二是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相对有限,由此形成了“需求型金融抑制”。当前,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表现出了双重不足,结构不对称性愈加明显,从而使我国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始终未能得到缓解。所以,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解决我国农村金融供求抑制的解决办法。传统理论认为,以金融功能模式深化农村金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实际上,金融功能观的首要环节——“外部环境”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并不理想,所以,随后而来的“功能”也就无从谈起。美国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Hugh T. Patrick, 1966)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村的金融发展曾提出两种模式:一是“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模式,该模式强调通过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来带动农村金融的发展。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也就是说,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和发展。这实际上是功能模式。二是“供给优先”(supply-leading)模式,该模式强调金融服务的外在供给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即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这实际上是机构模式。帕特里克指出,这两种模式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优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层次性,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对金融商品的需求表现出较强的差别性特征。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以小农为主体的自然经济色彩仍较浓厚,不但存款需求和贷款需求规模小,而且信息离散度较高。大型商业银行进入小农和中小企业贷款市场的信息收集和信息更新的成本较高,并缺乏规模效益,在这些地区,目前还没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农村信用社虽具有先天的信息优势,但因其实现制度性绩效上的困难而缺乏持续发展的潜力。故应选择“供给优先”模式发展这些地区的农村金融,在稳定现有合作金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己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甚至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与简单地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不同的是,在其他条件不便时,金融系统向私营经济提供资金的能力同经济增长是紧密联系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合作金融组织虽然实现制度性绩效在技术上没有困难,但其经营管理上的非合作性特征却已经较为突出,可以走“需求追随”模式的发展道路,在规范现有合作金融组织,提高合作金融组织制度性绩效的同时,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规模较大的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进一步明晰产权结构,形成能够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增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实力,以巩固和强化合作绩效。而在中部农产品生产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经济所取代,“二元经济”与“混合经济”成为现实,“需求追随”模式和“供给优先”模式应该混合推进。综上说述,我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落后地区以“机构观”为导向,在东部发达地区以“功能观为导向”重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我的设想中,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应该按以下方式构建:在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包括:商业性金融体系和民间合作金融体系;中部经济中等发展地区,应该构建以民间合作金融为主,政策性金融为补充的金融体系;而在经济落后的广大西部地区,应该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合作金融为补充,并允许私人性质的民间金融存在的金融体系,以此来提高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为更为合理的金融需求的产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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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D]. 赵莹. 曲阜师范大学. 2008
[9]. 中国金融抑制问题研究：成因、影响及解决途径[D]. 王新靖. 山东大学. 2013
[10]. 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解决思路[D]. 郭燠霖.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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