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峰[1]2004年在《大众社会的装修文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是与建筑内部空间装修活动相关的文化现象。在大众社会的背景下,装修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与建筑文化的交集。市场经济和通俗文化将装修变成一种大众消费品,并带来生产体系,权力体系,沟通体系和价值体系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装修实践中越来越突出的折衷主义,场景思维,拼贴手法,虚拟真实和多元无序的状态。文章结合社会学理论研究建筑装修如何受到媒介技术的影响,力图涵盖传播方式,历史发展,材料加工,表现手段和空间类型等多个角度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装修文化。提出建筑是文化的媒介,装修是建筑的媒介等观点。并将媒介概括为叁个层面以针对不同的主题:传播媒介,表达媒介和再现媒介。笔者认为谁掌握媒介,谁就掌握文化的控制权。这将有助于解释装修文化中核心力量从工匠到专业精英再到大众消费者的转移过程。近些年来中国建筑装修业发展迅速,但有关室内设计的理论研究非常匮乏,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所以笔者努力避免将注意力局限于室内设计风格的演变及效果评价,而试图透析装修实践背后的各种文化因素及其关系。最后提出一种“空间—媒介”认知论替代“风格—手法”的应用型思维,来批判和指导设计实践,并以此建立起内部空间研究的理论框架。引言部分将辨析“装修”的词义来源,界定其概念范围,区分相关词汇,并引出后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及方法。第2章将从多个方面论证“装修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重要的社会现象。接下来的两章,我将分别从大众文化和建筑文化的角度剖析装修中的主要问题。第5章则运用前面总结出的“空间—媒介”认知论来批判几种大众空间类型中的装修文化。结论部分主要阐明了本文研究中有实践意义的若干方向。
华霞虹[2]2007年在《消融与转变》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将全球性的消费文化视为当代建筑发展的背景，通过剖析消费文化原理来分析建筑实践并总结其发展规律。消融与转变既是消费文化的特性，也是消费文化语境中当代建筑发展的趋向。今天，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社会区分的依据。所有的物质文化产品都转变为消费对象。文化艺术实践与经济生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融：一方面，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艺术实践中充满了资本和权力的斗争。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关于建筑的一切——建筑物、建筑师、建筑影像、建筑理论等都成为消费对象，它们遵循消费逻辑而不是自律原则。建筑成为符号资本，旨在创造财富。确定的价值体系不再有效，建筑的目的不是满足功能而是制造差异。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消融了，旧有的等级关系被颠覆，时尚更替成为新的伦理。消费文化中的建筑趋向开放、灵活、流动、短暂和多元。中国的文化和建筑状况是消费社会的特例，也是全球性消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超前性和移植性，中国当代建筑具有时空高度压缩，极为混杂、片断的特点。一方面，执着于数量、规模和速度，旨在营造一个“物质乌托邦”，另一方面是快速制造差异，追求新奇和震撼，以优势文化为导向，显示了强烈的身份焦虑。消费文化中建筑的发展契机主要在于双向的非物质化：生产方面，运用文化符号和电子影像建构空间，在扩大消费的同时减少资源耗费；消费方面，从使用转向体验，使建筑成为激发、丰富人类知觉和情感的媒介。
孙瑞祥[3]2009年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当代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流行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学、媒体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存在为核心研究内容，以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成机制、传播动力分析为研究重点。其主旨是要解读与阐释影响(推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的作用机理与动力方式。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不是一种探寻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阐释”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与论述策略。流行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相对晚出又个性鲜明的文化形态。从流行文化的创造主体与功能看，它既不同于体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为国家权力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精英文化；它既与农业社会形成的民间文化存在本质差异，也与工业社会创生的大众文化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突出特征，以娱乐为基本功能，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经营，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新型文化形态。从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看，无论何时何地，一种新的文化范式或文化精神的生成(包括演进、转型、更替与变迁)，无外乎源自两大因素——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及其两大因素之间的搏弈。流行文化生成与繁盛的“动力源”构成复杂，有源自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驱动、源自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驱动、源自当下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文化驱动等等。流行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与繁盛绝非偶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文化环境、文化心理与社会思潮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反映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也体现了中国的现实文化诉求。中国社会发展的世俗化是流行文化生成与繁盛的政治动力；开放与自信的文化心态是其精神动力；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入场是其思想动力；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是其市场动力；城市化、城市精神与休闲是其社会环境动力；中间阶层与青年亚文化是其群体动力；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是其传播动力。站在“大众传播动力学”新视角，观照流行文化动力源，就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的社会动力系统，这一动力系统能量巨大，对流行文化的生成、繁盛与抑制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余蓉[4]2005年在《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的影响》文中认为室内设计作为现代艺术设计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变化与现时的文化背景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几年,中国室内设计风格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形式与内容日趋庞杂与多样化。本文试图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对室内设计风格进行研究,以示当代特殊社会环境下,中国室内设计发展的状况,并揭示该文化对中国室内设计风格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背后的原因。 本文结构:首先,本文从人文学角度,阐述大众文化基本概念、产生与内容。并分析了当代中国‘大众’的内涵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其次,通过(1)设计方法。即对影响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发展的几类设计学科的研究。(2)文化理论。即影响当代中国室内设计发展的几种文化理论研究。(3)文化主体。即对影响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定位的几种文化主体审美取向的研究,分析了大众文化环境下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的发展现况。最后,通过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状况的分析,归纳与总结了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并希望通过其影响的研究,找出大众文化在进入中国原有的文化类型后,给其他文化所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文化效果,希望以此提升个人与设计行业在当前社会文化状态下的文化自觉。 本文的任务不是想撰写中国室内设计风格的现代发展史或大众文化文化史。而是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内容、性质、发展、状况的分析,提出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特殊文化类型对设计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希望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探讨特定时代的文化状况是如何决定设计风格的发展与创作方向的。‘大众文化’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新名词,但到目前为止,无论大家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都是非同一般的。从文化种类、次序到文化形态与现象,大众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以惊人的包容与渗透能力席卷了整个社会以及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艺术设计领域。本文希望通过对这种文化的研究,提出现代中国新的文化状态的存在,同时通过它与设计关系的讨论,发现现今设计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并希望对今后的设计工作有所帮助与启发。
姜娓娓[5]2004年在《建筑装饰与社会文化环境》文中提出在建筑的发展中,装饰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话题,并能在各种反对的呼声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建筑装饰在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又面临模糊化与暂时化的困境。孤立的、静态的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认识装饰已失去意义,而是迫切的需要从整体的、动态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建筑设计中的装饰问题。但目前有关此领域的理论研究还很苍白。第一部分是论文的基础理论。首先分析了中西方建筑装饰诸多已有概念的问题,从装饰与建筑本体的角度提出“本体性装饰”和“附加性装饰”的概念。其次,总结建筑装饰的叁层作用:实用、美化和表达意义。围绕历史上关于美与意义的争辩,从哲学的高度剖析了现代与当代建筑的装饰问题,指出美与意义并重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分析装饰在演变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和审美因素),提出装饰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观念下的一致的、互动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具体分析,以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建筑装饰为例,从时间上划分为叁个阶段,分别从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姊妹艺术叁个方面探讨它们与“本体性装饰”和“附加性装饰”的内在关联,并从历史的、综合的角度予以评价。根据不同社会状况下叁方面因素对装饰影响程度的不同,分析与评价也有所侧重。第叁部分是原则与方法。首先,从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得到启示,认为应在复杂思想的观念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一种平衡,不能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本体性装饰”和“附加性装饰”。其次,就目前多元化的局面,讨论了装饰未来的发展问题。从历时性、共时性与类比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具有装饰的建筑在多元化发展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回归理性装饰”的观点与四项原则:时代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大众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并在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扩建工程项目中应用和检验。
吴韵[6]2010年在《专业杂志对室内设计行业发展的影响》文中提出室内设计是融工学、美学、工艺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多学科于一体的交叉学科。是建筑设计在室内环境中的深入与继续。现如今随着室内设计行业的发展和兴盛,关于室内设计方面的媒体出版行业也逐渐升温,其中专业杂志可以称得上是与其结合最为紧密媒体之一,是室内设计行业市场兴盛的产物。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室内设计行业本身还是与其相关的专业杂志在这样的大形势下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本文尝试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出发,希望在室内设计与传播学之间的交叉领域中对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专业媒体进行联系与分析,从而得到对双方都得到更为深刻的认识。室内设计专业杂志作为一种传播工具,为室内设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记录、促进发展、对外展示、潮流引导的作用。从传播的角度看设计,一定程度上更加能够贴近行业的需要,拓展室内设计行业的外延,从而促进室内设计行业的发展。而专业杂志的进步,对室内设计行业也可以起到推动的作用。室内设计,除了装点人们的功能空间和视觉愉悦,也是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在物与物,人与人之间通过设计传播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审美趋向,更是当代社会的文化特征。而它承载的这些信息,最终成为了某种社会规则,建立起了一定的社会联系。杂志作为一种传播中的重要手段和室内设计的交叉范围研究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启发功能和应用价值的领域。由此可见,对于室内设计专业杂志的研究,就是室内设计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无论是对于室内设计专业本身还是对于传播学来讲都是一种突破与创新。
田园[7]2014年在《住宅室内设计的低成本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住房是人类仅次于温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种不分性别、年龄、种族、地位的需求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且不会消逝的，因此和人们接触最亲密的住宅室内空间的设计也会是一门永远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时代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以及人们心理上的变化，而这些也都要求住宅室内设计不断的随之改进。基于我国的住房现状、住宅室内设计业现状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笔者提出住宅室内设计低成本化的观点：即用更缜密的设计手法，达成一种既节约家装成本又优雅、质朴、美观、适合大众居住，还能对环境产生最低影响，且运行消耗低的住宅室内设计。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引起住宅室内设计师对低成本设计的关注和重视，树立更加环保、更加有益的设计观念，并引导消费者；其次通过兼顾节约、美观、实用和环保的设计，努力使人们接受并喜欢这种设计；最后就是希望为住宅室内设计“低成本化”操作，提供理论材料和实践经验。本文主要有叁个主体部分构成：首先用住宅室内设计中和低成本化相关的理论基础做铺垫，来阐述住宅室内设计低成本化的定义；其次详细分析住宅室内设计低成本化的具体设计要求，而后根据这个要求探索出能够实现低成本的贯彻方法；最后以时下流行的住宅室内设计案例和符合低成本化要求的案例做对比，证明本文观点的前瞻性、合理性和易实施性。虽然住宅室内设计低成本化是一个目前受关注较少的课题，但本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对比等方法研究得出：这是一个对大众、社会和环境都有积极意义且有可行性的课题，并有望成为未来住宅室内设计的发展趋势。
王文捷[8]2011年在《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文中指出政治色彩浓厚的“典型性”意义的影像文化,一度营造了中国社会“主旋律”影像文化的既成背景。不过在时代变迁中,这种“主旋律”影像艺术也逐步呈现出一些局限性与保守性。而世纪之交“非典型性”影像,则通过对不确定性、平俗化、争议性、奇幻性、另类性、游戏化、新媒体化、多元化等新兴文化症候的综合表征,形成了相异于“主旋律”意义与特色的流行影像文本。一、作为中国当代图像社会一种突出的表征形式,“无厘头”电影在文化理论上可以得到合理性阐释。在后现代观念不断渗透的状态下,“无厘头”电影非连续、非逻辑影像实践可以得到理解。基于视觉图像文化功能的认识,“无厘头”影像同样提供着一种特殊性的知性建构。这种零散性碎片化影像的文化意义,可以通过一些对应性与任意性的感知方式来阐释。周星驰等人的“无厘头”电影承续着香港喜剧文化传统,营构了一种反叛性的后现代游戏娱乐影像。无论是在主题、题材、人物与情节方面,“无厘头”电影都融合了平民世俗人性与夸张喜剧符号的意义。而更为突出的是其中人物的语言特色,即“无厘头”电影创造了一种思维跳跃、逻辑含混的幽默“大话”形式。“无厘头”电影通过更新的相对性认知方式,对人生世相的理解也体现出种种相对主义的精神症候。就其映现生活现实的方式而言,其碎片化影像符码消解了“真实”与“虚构”的差异,它通过影像蒙太奇中某些生活痕迹的延伸,含蓄性地指涉到现实事相的相关意义。而这种文化符号结构,也对历史幻像进行了浅明故意的暴露和显现,其古代文化“残片”亦言说了历史理性力量的虚无。“无厘头”言说彰显了历史话语的游戏特色。在媒介时代强大的传播力量推动下,“无厘头”文化在影视剧领域不断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对其它媒介文化影像与话语产生了广泛影响。90年代后无论在港台还是内地,不少喜剧电影、电视情景剧目都吸纳了“无厘头”的情节建构与搞笑拼贴形式。而港台、内地的电视综艺、曲艺节目,也承续或呼应了“无厘头”文化的言说意识与娱乐精神。当网络媒介新兴之后,网络写作中也形成了“无厘头”式“世说新语”潮流。充满个性的网民在自在想象与多元文化开拓之中,同样以碎片性文字对社会文化进行另类观照。这种网络文字符码以其游戏精神,同样对社会文化作出解构甚至是粗俗的戏说。其“无厘头”痴语妄言风格,使网络写作成为颇具生命力的一种特殊表达时尚。二、当下影视历史剧不但出现了繁盛的娱乐化制作态势,而其所呈现的历史情景也是题材丰富而铺张眩目。不过这种历史剧模式采用了淡化“历史真实”的表达方式,相关剧情的虚拟架构中,也忽视或模糊了一些既有的历史“通识”规范。这导致当下影视历史剧完整文化知性的缺失,并呈现出一种更新的虚拟文化幻象与景观画卷。影视历史剧创作在本质上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历史再阐释,无论“正说”还是“戏说”的历史影像文本,都是某些具有整合与调适意义的当代文化“切片”。历史剧的这种主观性虚构的更新书写,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书写中也是一种常见的传统。故而,当下影视历史剧这种“戏说”与虚构的创作本质,是可以在大众娱乐审美的游戏意义上得到确立的。作为一种影像“符号”建构的“拟像”环境,影视历史剧也是一种契合受众心理的消费文化存在。而其基于映照当代一些社会问题的历史影像符号系统,正在对当下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困惑与期求作出幻像性抚慰。其通俗化的趣味性与情感性叙事,也基本上守持着非西方化的民族传统审美意识与习惯。大部分帝王将相题材的影视历史剧,多烘托出一种缺失现代观照的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家国同构、君主民本、权力本位等传统政治文化得以映射,其浓厚封建意识的张扬则常常惹人非议。这些传统政治文化中非现代性的意识因素,需要人们进一步作出批判性考量。叁、作为一种真人参与的电视表演,“真人秀”节目在电视虚拟影像形式上强化了真实的意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不断创新、整合不同质态的“真人秀”影像节目,成为人们体验和探索新兴生活意趣与奇观的重要舞台。而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也同样在学习西方同类影像的过程中得到大致同步的发展,这些节目在融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因素后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特色。当下中国本土“真人秀”的创制实践异常繁复,各种娱乐至死的综艺“真人秀”、竞争至赢的比赛“真人秀”与体验至奇的生活“真人秀”影像,为当下中国社会大众提供了较为突出而丰厚的娱乐新体验。从文化意义上观照,这些节目作为一种真实复现社会文化景观的“镜象”,生动地表征着当下中国大众社会的平民梦想、英雄情结、草根民主、现实竞争、本真人性等各种人文想象与情态。国内“真人秀”从根本的形式建构上看,明显存在对国外节目的模仿与国内节目相互复制的现象。这种后现代消费文化影像的复制方式,自有其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艺术的特殊性意义,也包含着一种通过复制模仿而创新的另类推动因素。不过,真正“中国原创”的“真人秀”节目的稀缺,也引发了节目创制在复制问题上的文化焦虑与观念碰撞。中国电视节目追求收视率的问题逐步显现,其背后蕴含的商业经济利益成为驱动“真人秀”更新的力量。而收视率观念发散的这种张力,则促使“真人秀”必然迎合受众的欣赏旨趣与情感兴味。而此种收视语境下一些被批评的“真人秀”节目探索,显示了主流价值观念与娱乐文化真实的复杂关系。四、新兴互联网及其多媒体视频技术的发展,促发了大众“去影视化”的影像观赏模式,大量“草根”影像制作与交流方式得以出现。网络戏仿文字、诗歌、流行语营构了影像“恶搞”的背景与要素,网络大众获得一种崭新的调侃与游戏文化空间。在对影像形式的解构性探索中,种种戏谑式重新编配的搞怪视频大量充斥于网络。胡戈及其所制视频,是引发网络“恶搞”视频风尚的代表人物及作品。他创作的网络视频,在引领网络大众进行搞笑娱乐的同时,也对当下现实与文化事象作出了讽喻式批评。“恶搞”视频的风靡,意味着对合法化“正搞”方式的思考。这种“正搞”方式同样包含某些局限性,一些正统影像中的固化虚假形态也应得到反思。网络“恶搞”视频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新异潮流,渗透出对主流精英文化敏锐的叛逆性思考。不过这种亚文化中种种粗鄙化形态和方式,也明显对社会典范文化产生颠覆性的效果。故而,网络“恶搞”亚文化的最大价值,在于一种推陈出新文化意识的显现,一种青年自我调适式独立话语的表达。在“恶搞”文化的大众狂欢传播状态下,娱乐文化呈现出遵从道德底线还是追求自由理念的争端。这种争端的持续导致了对“恶搞”文化的管理困境。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其纳入法律规范,同时社会各方还要加强文化宽容与开明沟通。还值得强调的是,“非典型性”影像文本抛弃了部分正统影像的旨趣,强化了种种反叛性的游戏性与娱乐性色彩。虽然作为“异化”的文化符号,也具有一些社会亚文化的消极影响并不时引发种种争议,然而社会文化愈加开明宽容与新兴氛围渐趋自由多元,都为“非典型性”游戏影像文本创造提供了空间与路径,我们也应以不断更新的文化观念与姿态对其进行感知、审视与清理。流行文本在当下媒介时代表征着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其形式与意义亦在各种媒介互动的变迁时尚中,关联着社会文化认知与大众消费娱情意识的更替。世纪之交大众文本特别是“非典型性”的纸媒、影视、网络文本,正在多元复合化地建构着大众文化实践的新理念与新气象。而对当下泛审美化流行媒介文本意识趋向的这种探索,有利于文化观念与主体知性的积极开拓及健康发展。
李丽[9]2018年在《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英国教育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英国“新左派”曾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为目的,致力于英国工人阶级教育。其中,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成员更是以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为由,致力于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霍加特等人因此开启了后来闻名世界的“文化研究”(狭义)这一知识工程,叁人也被视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们面对战后英国社会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无阶级”论争,起初以英国成人教育为阵地,进行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并探讨了工人阶级教育的文化理论基础;而后又进入大学体系内部教学,以大学教师的身份继续思考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问题。霍加特等人倡导以扩大的文化概念对抗英国本土的精英主义,开创了教育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工人阶级教育,以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因此,他们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其实质是一种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在英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以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叁位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为考察中心,联系英国文化研究的诞生过程,考察他们思想产生的社会和教育背景,分析他们思想的主要内容,探讨他们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旨归,反思他们思想的特征、影响及意义等。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介绍研究选题及其意义。本文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为考察中心,探讨其主要的文化与教育思想及其在英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一研究能够充实中国的英国教育思想史研究,能够为国内兴起的“教育文化研究”提供文化和教育理论资源,并对教育内涵发展历史的探讨具有意义。其次,对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英国成人教育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之关系,对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界定了文章的核心概念。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说明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及其与研究对象的适切性,并介绍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的使用。本文运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作为方法论,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法进行具体的研究。第二章探讨了英国文化研究诞生的历史背景。“二战”后,由于福利国家建设,英国社会出现了“富裕社会”的神话。另外,美国文化的入侵也使得英国自身具有阶级性的文化遭遇了大众化转向。本土和外来两股力量的合流,在英国社会引发了关于“无阶级”的论争。在教育领域,在20世纪上半叶,长久以来致力于英国工人阶级教育的成人教育出现了重大转向,它由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人阶级教育转向以民族为基础的大众成人教育,由此导致了工人阶级教育问题的再次凸显。文化问题与工人阶级教育问题,由于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成员的介入而得到了结合,英国文化研究正是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第叁章考察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的成人教育实践,并重点分析了他们在成人教育领域中所写就的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均在“二战”结束后加入了成人教育的讲师之列。在与工人阶级的接触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思考了英国的文化问题,并将各自的思考理论化,分别写就了《文化的用途》《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代表作品。他们的着作以不同的侧重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无阶级”问题做出了回应,从而证明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存在。这些着作为工人阶级教育研究奠定了文化理论基础,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思考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第四章阐述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论题。随着英国成人教育的转向,霍加特等人先后离开了这一领域,转而进入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身为大学教师的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尽管转换了角度,但立场依然没有改变,他们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继续思考了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霍加特批判了教育中的“英格兰性情”,包括阶级偏见、职业主义倾向以及英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些弊端等;威廉斯构思了他理想中的成人教育这一“边境乡村”,阐述了成人教育的本质与原则、成人教育教学、大众传播与成人教育的关系等;汤普森抨击了以华威大学为代表的“商业大学”对工商业界的过度依附,他在探讨教育与经验之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华威大学与工业资本主义的从属关系,并探讨了大学的理念问题。第五章论证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其旨归为“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研究”。霍加特等人批判式地继承了英国本土的“文化—文明”传统。他们在认可“教育是通往文化的大道”这一思想的同时,抛弃了其中的精英主义立场,开创了教育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他们以文化、阶级、经验为核心范畴,来抵制英国本土的精英主义,凸显文化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意义,并占据了工人阶级文化的教育空间。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教育的核心思想分别是:批判素养的培养,有教养的、参与式民主的建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叁人最终想要达成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与工人阶级的解放。第六章为反思与借鉴,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所开创的英国文化研究之特征、影响及意义。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据此考察霍加特等人理论存在的缺陷。然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为参照系,比较其与英国文化主义者的文化与教育思想,以此突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霍加特等人不愿进行纯理论性的学术研究,他们更加重视理论与工人阶级政治运动实践的结合,重视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所能做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审视英国文化研究在全球进行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所失却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即文化研究患上了“政治失语症”。但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意义并没有完全丧失。霍加特等人所开创的传统在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中得到了部分传承;在新自由主义全面影响英国的社会和教育之时,霍加特等人的文化研究仍大有用武之地。
卜骁骏[10]2005年在《视觉文化介入当代建筑的阐述》文中研究说明当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为起源的一个全球性社会文化,在这一场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中,视觉文化由于传媒的兴起和电子技术的进步异军突起,彻底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的艺术化,审美泛化,经济运作的方式,技术超越都影响着建筑学这种“离经济最近的艺术形式”。文章对视觉文化进项了详细分析,总结其内容主要有“视觉物文化”、“视觉行为文化”以及“视觉化文化转向”。在总结了视觉文化区别于后现代的叁个特征,即技术性、商业消费性和大众性之后。这股转向的历史背景是在战后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导致的理性主义批判引发的,由消费主义和大众社会对视觉产品的大量使用、以及视觉内部的研究为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由语言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向。建筑中也出现了重视image,由整体转向碎片、由深度转向表面、由理性转向体验的思潮。本文从视觉文化的叁个特征角度对当下建筑受其影响的转向进行了详细论述。视觉文化的研究依托就是对媒体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本世纪中可以看见由图像-影像-数字文化的整个转变,在建筑中引起了极大的变革。视觉文化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日常生活充斥着视觉形象,审美也变得越来越生活化。艺术中有了对这种现象的深刻思考:生活处处都是审美、生活就是艺术,他们企图使用生活中的元素来构成艺术——大众艺术就是这样的思潮,这股思潮成为近40年来的艺术界的主流,进而影响了建筑内部的变化——利用拼贴、具象、复制等手段来对视觉进行操作,拉近建筑与生活的间距。消费中大量使用符号形象也是视觉文化的特征之一,建筑的生产性和消费性也致使其自身卷入其中,成为视觉符号进入消费,帮助消费,甚至成为“社会奇观”,建筑师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对于当下的建筑,视觉文化可以作为一个思维的范式加以理解,尤其是对当下中国消费生产激增的现象对建筑的影响可以有很好的认识。但是对待视觉文化应以批判的眼光进行认识。
参考文献：
[1]. 大众社会的装修文化研究[D]. 岳峰. 清华大学. 2004
[2]. 消融与转变[D]. 华霞虹. 同济大学. 2007
[3].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D]. 孙瑞祥. 天津师范大学. 2009
[4]. 大众文化对当代中国室内设计风格的影响[D]. 余蓉. 中央美术学院. 2005
[5]. 建筑装饰与社会文化环境[D]. 姜娓娓. 清华大学. 2004
[6]. 专业杂志对室内设计行业发展的影响[D]. 吴韵. 南京林业大学. 2010
[7]. 住宅室内设计的低成本化研究[D]. 田园. 南京林业大学. 2014
[8]. 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D]. 王文捷. 武汉大学. 2011
[9]. 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教育思想研究[D]. 李丽. 浙江大学. 2018
[10]. 视觉文化介入当代建筑的阐述[D]. 卜骁骏. 清华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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