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1]2003年在《武汉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据国际信息产业协会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日等发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推动下，全球信息产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地区如果没有生机勃勃的信息产业，也就没有欣欣向荣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都把信息产业与国家战略、区域战略直接联系，并倾力于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国家安全、人民生活和社会进步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武汉作为全国城市综合实力第六强的超特大型城市，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经济、科技、文教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信息产业的优势、信息技术应用优势等诸多优势，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发展信息产业的良好环境和条件。由于信息产业是一个产业关联度、感应度、带动度都很高的产业，因而应该把信息产业培育成武汉的主导产业，进一步实现武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本文的核心部分为第二章，即对武汉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武汉信息产业发展的战略、模式和对策。 通过对全球信息化进程、我国改革开发进一步深入、加入WTO—ITA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外部环境和武汉自身的内部条件进行分析，提出了武汉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发展战略，分析了武汉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状。与此同时，提出了“十五”期间，武汉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及具体发展战略。只有走技术创新的道路才能加快武汉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创新应成为武汉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借鉴美、日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争取使武汉信息产业在质量上有大的飞跃。武汉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策也在本章作了详细阐述。 论文的最后部分即实证分析部分，以“武汉·中国光谷”为例，提出了“武汉·中国光谷”的发展战略、模式及对策。 自武汉市被批准为全国第十四家信息化建设试点城市，形成了“一个试点两个基地”，即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武汉光谷)、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基地，这标志着武汉已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示范项目，意味着在信息化的浪潮中，武汉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合拍，向东部沿海城市看齐，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为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作出贡献!
颜景毅[2]2015年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广告业恢复发展以来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方式却是粗放型的,并造成中国广告产业低集中度、泛专业化的产业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位,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开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模式。要实现中国广告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必须改变既有的广告产业发展模式,变政府缺位为政府到位,进行新的广告产业发展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建设国家广告产业园即是政府广告行业主管部门,为实现中国广告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所进行的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国家产业行动。自2011年启动至今,作为国家广告产业集约化发展转型的主体依托,并承担了集约化发展转型示范和引领职责的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进程如何?又怎样推动其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本论文的研究初衷。论文围绕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这个主题,从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分析框架的建立、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的制度安排、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实证分析、国家广告产业园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研究。鉴于此前对于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研究多流于非实证化的泛泛而论,本论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采集了14家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方和216家入园广告企业有关集约化发展的数据资料,并实地走访考察了8家10区的国家广告产业园,从而使论文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了科学分析和评价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状况,论文通过梳理集约化理论,结合产业园区和广告产业园区的集约化发展特点,提出了以规模、结构、效率叁个分析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和实证调查数据资料的支撑下,论文发现国家广告产业园在规模方面,呈现出发展规模不高且不均衡的状态。在结构方面,虽然产业结构还较为合理,广告产业主体地位也较为突出,创意设计和新媒体成为各园区主体产业节点和业态,但也存在规模企业偏少,产业集中度不高等缺陷。在效率方面,尽管整体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与所处市域广告产业的比较经营效率较高,但单位经营效率与单位面积经营效率却明显过低。无论是规模、结构,或者效率,这叁个方面都呈现同样的园区之间的较大差异性。针对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中取得的进展、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论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提出了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管理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战略选择观点,认为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运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任务,也需要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来保障。建设期的政府主导模式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的转型,同样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的政府职能不是完全退位,而是转变为服务-督导角色,既服务于园区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又督促其承担必需的广告公共服务职能,沿着集约化的既定路线演进。在政府扶上马又全程护驾的背景下,运营企业在充分用好扶持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必须寻找到稳定持续的盈利模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承担好广告的公共服务职责,推动园区及其入园企业顺利地实现集约化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基本路径的探寻上,论文认为可以从完善广告产业链、扶持重点广告业态、壮大龙头企业和培育广告产业集群等四大路径入手。完善的广告产业链并不是完整的广告产业链,其核心在于围绕园区特色化的广告服务需求而自然聚集形成的广告生产和服务网络,也不一定都要在园区内聚集。重点业态主要集中在数字广告企业、依附业态和融合型业态等方面。这些业态都符合了当下广告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业态的扶持,重点不在于这些业态中的企业个体,而是政府,特别是运营方要通过扶持优惠激励政策、专人服务、需求供给、整合推广等手段,来服务和推动。龙头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政府、行业组织、运营方的作用,更要发挥其自身作为园区集约化发展主体的作用和示范价值。没有龙头企业的集约化经营管理,就难以形成具有集约效应的大型广告企业,没有这些集约化的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也难以达成。广告产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实体性广告产业集群与虚拟性广告产业集群齐举并进,从而加速集约化的发展进程。
周钢[3]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叁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王碧云[4]2016年在《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及中国提升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大学是知识和技术生产和传播者,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发挥独特的科技引领性作用。开展世界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从比较中找出中国大学和世界知名大学创新力的差距,提出提升中国大学创新力的策略,藉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完善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和提高我国创新能力,为我国一流大学建设树立风向标,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创新是指人们能动地进行的产生一定价值成果的首创性活动。创新力亦即创新能力,是指人们能动地进行的产生一定价值成果的首创性活动的能力。大学科研创新力,是指大学在科研活动中能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创新资源,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创新活动,产出高水平科研创新成果能力。本研究所指中国大学是指狭义的中国大陆的大学,未包含港、澳、台叁地的大学,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倾向。本研究认为,大学创新力由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两个维度构成。模型纬度的设置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数据的易获取性,评价主要数据来自基本科技指标和德温特专利数据库,数据权威,更新快；二是便于国际比较。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析分析法,确定了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模型和指标权重。原始数据采用标准分转化并用T分数校正,再用最大值归一法进行百分制处理。利用SPSS20软件算出单项、维度及总分得分,得出排名结果。结果表明,我国大学产出发明专利数得分及创新数量得分高于均值外,其他单项、纬度及总分均低于均值。差距表现在,中国大学虽然是论文生产大国之一,但是在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偏少,或者说原创性成果偏少；在ESI检索中的文章,热门论文数、高被引论文数总量较多,但校均数量指标排名靠后,和知名大学有较大差距；与国外大学相比,代表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占比不够高；中国大学学科创新力总体偏弱,极少数学科力量较强,但部分学科还需填补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大学乃至中国缺少在国际上某个学术领域领军担纲的人物；大学理念缺失；大学制度缺失；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有了较快增长,但政府投入占比过大,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占比不升反降,不利于高校和企业协同创新。要提升大学科研创新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政府高度重视,营造良好的促进大学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培育创新文化,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及大学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有效进行原始性创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企业“双主导”、产学合作创新转移；促进大学科研成果有效转化；通过制度创新来提升大学创新力。
陈桂香[5]2017年在《大数据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大数据正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且成为未来的"新石油"、"新金矿"、"新资源"和创新的"新引擎"。自2012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陆续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多年的酝酿,我国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政府必须和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结盟,全民动员和广泛参与,才能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高校必将是这次大数据浪潮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尽管我国教育大数据领域也存在"乔布斯之间"的困惑,但在研究高校大数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教育管理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的前景广阔。管理也是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讲,管理比其它要素更重要。大数据教育管理,是高校教育管理发展的新阶段。一切过去皆为序曲,通过大数据预测规律,通过大数据发现价值,大数据使高校采用更加智慧的方式来激发和生产新的智慧。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大数据与商业领域中的大数据运用有着根本的区别:高校大数据以相关关系为切入,最终寻找特殊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优化办学要素的结构、提高管理水平,是高校提高办学效益、促进高等教育管理由增量发展向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工具和基础。目前,学术界在大数据与高校教育管理结合的系统研究成果不多,深度和广度不够,也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本论文从科技哲学、管理学、教育学及社会学的视角,综合分析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的价值和潜在的风险,在调研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寻促进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创新的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大数据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以尽可能达到科学认识。分析大数据产生的科技背景、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尤其深入分析了大数据与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及运用的关系,厘清大数据、信息化与智慧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深度剖析了大数据的本质特征。从大数据所引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革、政治改革、思维变革、商业变革、教育变革和管理变革等方面,揭示大数据对人类思维、科技、经济、文化、学科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巨大价值,同时对大数据潜在的思维风险、安全风险、技术风险及伦理道德风险等进行系统研究。二是系统研究大数据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在分析高校教育管理现代化本质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传统高校教育管理存在人文不足、形式单一、缺乏个性及反馈不足等弊端,这与现代化高校教育管理要求相悖。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具有个性化、及时性、科学性、差异性、互动性、整合性及权变性等特点,从而具备传统高校教育管理无法比拟的优势。大数据将对我国高校的数据采集、管理决策、治理模式、教育教学、科研服务、评估评价等方面变革带来机遇。同时,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面临着隐私与自由平衡问题、数据霸权问题、数据垃圾问题、数据标准问题以及数据安全等诸多挑战,并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叁是研究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运用专家访谈法及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进行调研发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教育管理信息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如高校CIO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财政投入逐步加大,教育管理成效初显等。但是,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也存在着缺乏顶层设计、缺乏资金保障、数据人才缺乏、法律法规等支持体系不完善及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四是思考并提出促进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发展的对策。按照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围绕智慧化、人性化教育管理的目标,针对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存在的问题,在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高校大数据教育管理的对策。高校要树立大数据教育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扬长避短、疏堵结合的原则,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制度规约,构建协同机制、分享机制和评价机制,打造数据师资等运维体系建设,从而实现"规避风险、发挥优势"的大数据发展目标。
路平[6]2014年在《基于科技创新视角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增长极,并逐步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如何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是目前世界各国均在思索、探讨的问题。但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科技创新正成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都对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增强对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原有的理论范围,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总结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本文选取从科技创新的视角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分析、实践考察以及实证研究叁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最后发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理论方面,对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在实践考察上,分别对国外文化产业强国和国内各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和比较。此外,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构建计量对我国文化产业与各影响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利用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第1章主要对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次对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辨析,从而确定了一个明确的讨论范围；第叁,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提出对本文有价值的观点；最后简单表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二部分包括第2章。第2章的主要内容是从理论方面对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分析,试图构建出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具体内容有：第一,对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进行了论述；第二,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叁个层面对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第叁,从文化业态创新、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创新和文化产业链重塑叁个方面对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阐释；第四,对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研判的基本准则和具体状态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五,分析和论述了文化资源、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五个因素对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第叁部分是主要从国外文化产业实践、国内各地区文化产业实践以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实证研究叁个方面对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包括第3章、第4章和第5章。第3章的内容集中在对国外六国(美、英、法、日、韩、印)的文化产业实践进行详细的描述,并从发展模式、发展基础、发展优势、产业业态和运行机制五个方面对六国的文化产业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对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根据搜集得到的国外各国文化产业的大量数据,我们发现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英法、日韩分别在欧洲和亚洲处于领先地位；而印度近年来成为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各国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在发展趋势上表现出向数字化、网络化和集群化发展。第4章对国内的东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现状进行了描述,并分别从发展模式、发展基础、发展优势叁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我国东中西部的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东部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速,数字化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中部文化产业在政府主导下,合理利用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西部的文化产业集中于特色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因其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低,文化产业发展相对迟缓。在我国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比较的分析基础上,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第5章主要从实证角度对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主要选择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在2003-2011年间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将文化资源、科技创新水平、市场需求、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分析得出在全国范围内,科技创新水平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系数最大；而在各地区呈现出一些差异,东部地区市场需求的作用更为明显；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类似,但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改进；而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和文化资源在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大致符合阶梯状有层次的分布结构。第四部分包括第6章。第6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我国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和建议。这一章在前面几章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得出在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过程中我国存在四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产业链尚不完善,产业层次较低；第二,复合型人才瓶颈制约；第叁,知识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第四,文化与科技融合平台建设滞后。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对产业链中弱势环节的发展,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第二,完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切实保障知识产权。第叁,建立起全面、系统的人才培养、吸收和激励机制,为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提供制度保证。第四,建设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公共服务平台。本文通过从理论分析、实践考察、定量实证研究叁个方面对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和探讨,从而在理论上建构出一个在实践中较为适用的理论框架,试图建立起一套评判文化产业发展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其中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王嵩[7]2016年在《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体,在互联网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行为是互联网企业应对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变化而采取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过程,战略行为的成败将直接影响互联网企业的战略绩效,甚至攸关企业的发展与存亡。传统的企业战略行为注重从产业结构、情景因素、企业自身特征以及企业战略管理者等角度展开研究,却忽视了竞争情报在企业战略行为中的作用,而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行为的基础,本文的选题：“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来的。本研究综合运用了竞争情报、战略管理、信息融合、管理学及组织行为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方法,力图从竞争情报视角出发,厘清互联企业竞争情报的特性；从竞争情报视角分析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对竞争情报需求,及竞争情报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以探索两者之间的作用因素与作用关系。力求通过竞争情报对竞争环境的综合分析,来解析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在新的互联网竞争环境下的影响因素与特性,以完善企业战略行为研究,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方法提供有益的探索。本文遵循“归纳-演绎”的研究路径,始自理论基础研究与影响因素归纳,从需求分析、作用因素、作用实现等多角度,系统性地进行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研究。本文除第1章引言和第7章全文总结与展望外,其余核心部分包括如下五章：第2章,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本研究的问题来源和理论定位。首先对互联网企业分类及界定,明确本研究基本对象；进一步阐述了竞争情报的内涵、作用和分析方法；论述了当前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视角,以及企业战略管理与战略行为的异同：互联网企业的独特属性,决定了竞争情报活动要注重人际竞争情报,及竞争情报组织协同,以提升竞争情报活动的质量与效率；竞争情报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最终作用是通过决策支持来实现,而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决策支持产品是建立在对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源的多源信息融合的基础上。第3章,企业战略行为与竞争情报作用关系研究,分析了竞争情报过程、战略行为过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相互关系。阐述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的特性和作用环节；战略生态下企业战略行为和竞争情报活动分别在战略生态和信息生态下进行着非互动状态的各自独立优化,但实际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交集：竞争情报是企业战略行为制定的基础、企业战略行为则是竞争情报需求的导向。第4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需求研究,主要目的是明确企业战略行为过程中,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理性因素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内容和特征分析,以及融合战略行为过程与影响因素的竞争情报需求驱动路径。梳理了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理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产业组织结构、②企业资源构造与能力、③情景环境、④技术创新、⑤关系网络效应、⑥用户行为；从战略决策主体开展战略行为对竞争情报需求的视角,分析企业战略行为发展过程中对竞争情报的需求,以及互联网环境下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理性影响因素对竞争情报需求的差异。第5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因素分析。从竞争情报价值链角度出发,考察理性因素影响下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竞争情报作用机制,明确了理性影响因素、竞争情报及战略行为这叁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信息流传播形态,以及信息链中信息干扰及危害；利用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价值链的增值效应,将竞争情报作用分解为环境监测、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叁个部分；通过构建基于理性因素的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作用模型,并借助问卷调查检验后显示,竞争情报的叁个作用对技术创新、关系网络效应及用户行为的感知能力较强,即,体现竞争情报对于具有互联网特性的理性影响因素能够做出有效应对。第6章,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的竞争情报作用实现研究,主要目的是从竞争情报的环境监测、危机预警和决策支持作用对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的实现模式进行系统设计。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环境监测,是依据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目标的规划和需求,针对竞争对手、用户行为、网络舆情、技术专利、政策法规等情报源实施监测,构建了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环境监测MDP模型,并面向大数据环境分别设置有监控子模型、识别子模型和预测子模型；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危机预警C+C架构,是建立在云计算平台实现对预警信号进行实施处理的机制；互联网企业竞争情报决策支持实质,是将来自不同层次上的多源情报进行有效融合,通过构建基于JDL模型的面向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竞争情报决策支持融合模型来实现竞争情报多源信息融合。
谢念[8]2015年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更好地探究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本研究以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为例切入对此问题的思考,并主要采用传播学、区域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视角,以及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客观审视。包括贵州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事关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现代化建设“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将为此一发展提供舆论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在传统传播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区域传播力处于弱势地位。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西部地区区域传播力的提升,既面临更大挑战,也迎来了新起点上的极大机遇。因而,将西部省份区域传播力置于互联网背景下展开研究,分析现状、查找问题与原因,提出战胜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有效提升的对策,体现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影响力。本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在绪论,主要对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及相关理论背景进行阐释,以便为后续研究夯实基础。在第一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进行解构。经过认真审视区域与区域传播、传播力与区域传播力,以及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等叁个方面的问题,对区域传播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认为,品牌要素等是衡量区域传播力的主要标准。在第二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现状进行考察。经过对贵州在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状况,区域大众传媒发展状况等的认真分析,以及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品牌传播,贵州传媒及其品牌所处的市场环境、传媒品牌的建构状况等的详细考察,认为,目前贵州的区域传播力虽然较以往有很大提升,但总体仍表现为发展层次低、核心竞争力偏弱等特征。在第叁章,主要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经过深入分析,认为,传媒品牌建构不够、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不充分、区域传播系统资源整合不足,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尚待加强等,是制约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主要问题,并从媒介生态学等学术视角出发,提出,区域传播力生态系统失衡导致的经济、文化、传媒及其他有关因素,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提升策略。经过深入探讨,认为,可以通过强化互联网背景下区域传播力建设战略规划、深化贵州区域品牌的“微传播”、推动有贵州特色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进程、优化整合区域传播力系统要素资源,以及建构区域传媒品牌的核心价值等措施,实现在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的快速、有效提升。在各个部分之间,始终围绕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这个研究的主线,对相关各种现象予以认真审视,对相关各种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以求对问题实质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进而促使问题的解决。总之,本研究力图把对互联网背景下贵州区域传播力提升的研究放在更为完整的社会建构中进行,并试图对其实质及可取性路径进行客观论证,期待关于贵州区域传播力的美好想象能够通过实际行动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查美娟[9]2007年在《安徽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推动下,全球信息产业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基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地区如果没有生机勃勃的信息产业,也就没有欣欣向荣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纷纷加强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样,为应对全球信息化浪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国政府也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到了重要日程上来,努力实现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高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安徽省毗邻长江叁角洲信息产业基地,区域优势明显。安徽具有一定的传统产业基础,并且科教发达,拥有良好的人才优势,有着新一轮竞争的潜在优势。如何充分发挥安徽的资源优势,将潜在竞争力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把握机遇,争取主动,促进安徽信息产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将是安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安徽为立足点,分析了安徽信息产业的区域发展竞争态势,并借鉴国内外信息产业发展成功的经验,提出发展安徽信息产业的合理对策。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信息产业的相关理论。首先通过介绍国内外关于信息产业的定义,指出其局限性,并且提出较为精确的概念。其次介绍了国内外对信息产业发展的研究现状。再次介绍了信息产业的界定以及分析了信息产业的基本经济特征。最后介绍了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包括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二部分立足于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理论,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产业政策这五个方面对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重点概述了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模式的组合与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典型发达国家或地区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模式的基本经验,提出指导安徽信息产业发展的有益启示。第叁部分首先阐述了世界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和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然后以大量翔实数据展示了安徽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并且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安徽省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显示安徽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与广东信息产业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处于发展的低级水平,而且安徽在产业规模等指标上与广东差距较大。第四部分系统分析了安徽信息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并借鉴美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信息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安徽发展信息产业的思路和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以后研究的方向。
方浪[10]2016年在《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研究》文中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效率为目标,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实现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群正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中心,并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随着我国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我国城市群也在快速发展。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当前,我国城市群地区的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出更高的经济效率,但不同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效率差异也非常明显。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来源是什么?我国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效率为什么会存在显着差异?如何才能有效提升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这些问题都亟需解决。因此,本文先从理论上构建分析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基本框架体系,论述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提升途径和主要影响因素,再以我国十大城市群为例,对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变动特征和不同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效率差异及其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提升的总体思路与具体对策建议。基于对古典经济学派与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及马歇尔的聚集经济理论的总结,产业分工是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第一条主要途径,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有利于城市群的资源优化配置,使城市群获得更好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益。基于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外生技术进步理论、新增长理论学派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总结,技术进步是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第二条主要途径,城市群内单个城市的技术进步、城市间的技术合作与技术溢出及城市群外的技术流入都会促进城市群的技术进步,进而促进城市群的经济效率提升。基于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总结,制度是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第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对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核心-边缘理论、点-轴开发理论以及“冰山”运输成本理论的总结,基础设施是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第二个主要影响因素。城市群的制度与基础设施都会影响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城市群的经济效率。这两条提升途径与两个主要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构成了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变动及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效率差异的理论解释。利用由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共同构成的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综合测算指标体系对我国十大城市群2001-2013年的经济效率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十大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在稳步提升,而资本生产率从2008年开始基本都进入下降阶段。十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效率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珠叁角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基本上都是最高的；长叁角城市群基本上都是排名第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国家叁大城市群之一,其经济效率表现并不好,大部分年份只排在中间水平;关中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基本上都是排最后两名。此外,十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效率差异存在“收敛”趋势。依据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体系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差异的原因分析发现,十大城市群在产业分工、技术进步、制度及基础设施水平方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首先,单独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技术进步、制度及基础设施水平的测算与比较发现,经济效率表现最好的珠叁角和长叁角两个城市群在四个方面的水平基本都是十大城市群中最高的,经济效率表现最差的关中和成渝城市群则基本上都是排在最后位置,而其它城市群在四个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在某一方面发展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发展的差。其次,对我国十大城市群的经济效率与它的两条提升途径及两个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对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以及制度与基础设施对我国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及经济效率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加入城市群的制度与基础设施变量之前,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与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其中,技术进步变量的系数要大于产业分工变量的系数,并且产业分工变量的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着,而技术进步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显着,这就说明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都有利于城市群的经济效率提升,但技术进步因素的贡献更大一些。而加入城市群的制度与基础设施变量之后,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与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技术进步、制度与基础设施变量的回归系数也都显着为正,但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变量的系数都不同程度的减小了,也就是说城市群的制度与基础设施变量“稀释了”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变量对其经济效率的贡献水平。特别是在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回归方程中,产业分工与技术进步变量的系数减小的非常明显,基本都降低了50%。此外还发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回归方程中,加入制度与基础设施变量之前,对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影响最大的是技术进步变量,而加入制度与基础设施变量以后,对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变量。由于资本生产率指标没有通过相关的实证检验,不能作为回归方程中经济效率的有效替代指标。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促进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提升需要推进我国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与一体化发展,包括协同推进城市群的产业布局,深化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促进城市群内技术合作与共享,协同推进城市群的技术进步；深化城市群的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与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协同推进城市群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提升城市群的互联互通水平。
参考文献：
[1]. 武汉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D]. 张琦.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2]. 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D]. 颜景毅. 武汉大学. 2015
[3].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4]. 大学科研创新力评价及中国提升策略研究[D]. 王碧云. 武汉大学. 2016
[5]. 大数据对我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陈桂香. 武汉大学. 2017
[6]. 基于科技创新视角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 路平. 武汉大学. 2014
[7]. 互联网企业战略行为中竞争情报作用研究[D]. 王嵩. 武汉大学. 2016
[8]. 互联网背景下的区域传播力提升研究[D]. 谢念. 武汉大学. 2015
[9]. 安徽信息产业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D]. 查美娟. 安徽农业大学. 2007
[10]. 我国城市群的经济效率研究[D]. 方浪. 武汉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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