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力胜[1]2013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6亿人。他们广泛地分布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但在城乡二元制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现实背景下,他们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虽然已非农产业就业在城镇生活,但身份仍然是农民,不能同时获得城市居民身份,无法融入城市、平等地享受与市民—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待遇。如果大量的农民工长期停滞在农民工状态而未能市民化,不但会影响城镇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隐患。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内需促消费和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转变为市民阶段)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制度创新为主线,重点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基础条件和未来发展趋势,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财政预算与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思路、制度性政策建议,以期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根据本文的逻辑框架,主要分为：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研究思路、主要方法和逻辑框架。第二章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系统考察了城镇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理论(如二元结构理论与微观的人口迁移理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理论)、公平效率原则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互动关系机理,从而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发展趋势。首先分析了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工产生的主要问题；为准确把握农民工市民化的实际情况,我们分别选取了部分一、二线和叁线城市走访,从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收入支出、居住成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农地情况及处置意愿、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意愿等九个方面深入地调查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特征和市民化意愿,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进展、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条件及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就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趋势变化描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第四章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首先对本文要研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进行了界定,接着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和公共收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率与城市规模的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预算方案和成本分担机制。第五章是国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经验与启示。重点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欧美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国家和金砖发展中大国,对这些国家因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经验与教训、人口城市化的政府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这对于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六章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思路与制度框架。首先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城市战略,系统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框架,并提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农民工→市民),更重要的是在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城市融入、政治参与、民主权利等多个领域进行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民工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政治权利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最终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化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变。
王本兵[2]2011年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加快城镇化进程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但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尤其是我国城乡关系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桎梏,以往有些制度相互掣肘,束缚了城镇化的发展。如何建立新型城镇化制度体系,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出发点,在研究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民迁徙规律及现实制度障碍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我国城镇化制度体系,探索了符合市场经济演进规律城镇化制度创新安排,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在我国城镇化制约因素分析方面,首先,在理清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城镇化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整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但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滞后于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然后,剖析了影响农村城镇化推进的资源条件、经济产业条件和政策文化条件,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因素对城镇化影响的大小,具体可以归结为农村推力与城镇拉力两个方面;接着,对城镇化进程影响因子作用的优劣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当前体制因素、政策因素是制约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因素,由此提出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要逐步适应市场机制的发展方向,把握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以推进城镇化顺利发展。(2)在农民迁徙障碍研究方面,首先,依据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民迁徙经济决策模型;然后,利用历史数据,剖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其利用状况,并将1978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随后,着重研究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阶段转移的就业途径、人口特征、接纳地区和转移行业,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体制政策影响大、转移人口特征明显、转移区域差距大、转移兼业性显着;接着,将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归结为六个方面:户籍制度制约、土地流转不畅、乡镇企业下滑、城镇建设滞后、城镇管理体制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最后,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城镇化制度体系创新框架。(3)在户籍制度创新方面,首先,梳理了我国户籍制度的由来,剖析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民、农村、农业、农民工以及城镇发展的影响;然后,评述了我国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进程,提出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瓶颈在于城镇户口准入门槛高、改革政策偏于表面化、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法律引导、公共设施与服务严重匮乏;随后,在设定户籍制度改革目标的前提下,制定了户籍制度“叁步走”的改革方案,并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时机和应遵循的原则;最后,从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物权资本化、引入现代管理手段、改变行政资源配置方式等角度给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4)在土地制度创新方面,首先,剖析了我国城市现行土地制度的变革历程及存在问题;然后,制定了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具体包括:创新现行土地所有权制度、统一部门管理权限、建立健全委托代理制度、完善交易市场及价格机制、理清利益分配关系等;接着,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其现有弊端,构建出适应城镇化发展的叁种农村土地创新模式,即完善土地经营权创新模式、变革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模式、再造土地制度创新模式;最后,从明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土地经营权自由流转、强化国家管理权、丰富失地农民安置等角度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并进一步指明了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5)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方面,首先,详细分析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造给城镇化和非农经济带来的影响;然后,从国家政策支持乡镇企业向城镇转移、乡镇企业发展给农村带来负面影响、农村条件无法满足乡镇企业发展需求、城镇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保障和条件、乡镇企业为城镇发展创造广大空间等全方位视角剖析了乡镇企业向城镇聚集的可行性;最后,给出了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发展的具体改革举措,具体包括:提供法律法规支持、大力改善投资环境、建设企业工业园区、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搞好配套制度改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6)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体制创新方面,首先,探究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具体推进作用;然后,从融资渠道、建设总量、经营效率、规划布局等方面,剖析了当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随后,指出我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改革的目标是科学定位政府的职能,促进相关管理和法律制度的创新,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市场化进程,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投融资体制;最后,制定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并进一步指出了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7)在城镇管理体制创新方面,首先,剖析了城镇管理体制现状及特征,认为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与城镇化发展的社会需求不匹配;然后,对当前我国城镇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其产生根源进行了探究;随后,在设定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将“小机构、大服务”,“小政府、大社会”作为新型城镇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给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最后,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共管理功能、促进行政权力正常化、调整城镇行政区划、重构城镇行政体系、推进机构合理化设置、提高财政管理技能、健全信息服务等方面,制定了改革的具体策略。(8)在社会保障制度创新方面,首先,总结了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认为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城乡二元性、逆向调节性、试探性与多样性等特点;然后,针对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保障范围较小、保障层次较低、保障责任不均衡等问题,探讨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接着,提出社保制度改革应在遵循法制化、因地制宜、公平与效率相结合、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相结合等原则的基础上,走“从两元到叁面再到一统”的新型道路;最后,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逐一给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1)视角上独特。城镇化是一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以往有些制度、政策相互掣肘,束缚了城镇化的发展,本文既对阻碍城镇化的主要制度、政策措施现状及其诟病进行了系统分析,又对它们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在研究视角上突破就城镇化研究城镇化、就单一制度研究单一制度的缺陷,从城镇化各项相关制度出发,构筑了复杂的制度体系,以为顺利推进城镇化铺平道路。(2)实证有特色。系统测算并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变迁及现状,确定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格局和所处阶段,构建数学模型,定量分析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城镇化制约的程度大小,并依据相关结论对目前制约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乡镇企业制度、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制度、城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全面研究,保证了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系统性。(3)结论有创新。在分析各制度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归纳这些制度的现状、特点及其对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阻碍,详细设定了各项制度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思路和方案,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乡镇企业制度、城镇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制度、城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制度均提出了一些创新思路,尤其是提出的户籍制度“叁步走”、实行多种土地制度创新模式、社会保障制度走“从两元到叁面再到一统”的道路等,都有一定新意。
毛隽[3]2011年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产业与现代非农产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异,诱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自主选择向城镇迁移定居。与此不同,我国劳动力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及其一系列制度,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森严壁垒,改革与变迁相应的体制与制度,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主转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制度变迁,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巨大成就：2009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1.45亿人,占城镇从业人数的46.7%,加上就地转移的0.85亿人,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已占我国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9.1%和全国工人总量的2/3以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应清楚看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面临复杂情况。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转移进入“总量过剩、结构短缺”的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尚有近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另一方面,新制度供给不足,农民工应有权益得不到保障、待遇不公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入城定居阻力重重,已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顽症,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如何面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问题,有效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制度化建设,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面临的一个极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对此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从制度这个根本上切实保障农民工应有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可持续转移,而且对解决“叁农”问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维护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劳动力转移理论,将不存在迁移的制度障碍的发达国家或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影响问题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成为该理论的“缺项”。本文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的制度障碍这一国情出发,来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外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缺陷。而且,本文从动态的制度变迁视角,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补充了目前国内静态研究为主的不足。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进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旨在探索“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安排”,围绕这一研究目的,首先,确定了将劳动力转移理论与新制度经济理论融合起来,形成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叁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的历程、特征与不足；分析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与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制度原因；最后,依据目前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制度缺失,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可持续转移的制度安排构想。全文分叁篇九章展开研究：第一章导言。主要论述了选题背景与意义；论文的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的内涵作了界定；对论文可能性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作了自我评估。第一篇,基础理论研究篇,分叁章论述：一是劳动力转移理论。第二章在大量的文献检索、整理与评述的基础上,将已有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成果,作为本文研究可资借鉴的基础理论,与此同时,摸清该理论研究现状、前沿问题及薄弱环节,为本文研究从制度视角进入找到依据。二是制度变迁理论。第叁章对旧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有关代表人物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分别作了概述与简评。叁是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基本条件的理论。第四章主要论证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吸纳”,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制度直接制约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与能够怎样转移的程度,因而对阻滞转移旧制度进行改革与变迁,是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分条件。这两个基本条件理论,为以后各章尤其第九章的研究,从这两个基本条件入手展开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篇,作为实证分析篇,共分四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第五-六章,侧重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迁轨迹、特征、路径依赖与利益博弈,以及制度变迁存在的缺陷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研究,并阐述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流动政策的变通行为与执行偏差的原因。第七章,对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和主要特征作实证分析。认为“新变化”集中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转移进入了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现阶段农民工的主体,并归纳分析了总量、人口学、流向、流动“周期性”和流动“宿愿”等五个特征。第八章,主要从制度视角,对当前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制度缺失,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认为当前农民工面临的困境的根源仍在于制度缺失：包括维护农民工权益仍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某些制度设计有缺陷,使其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某些新制度安排事实上没很好实行,也是一种制度缺失；某些制度安排没有突破制度环境的制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制度安排,仍停留在政策、规定层次,尚缺乏法律、法规的完整有效保护。第叁篇,对策探索篇,即第九章。从“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化,促进转移”,以及“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促使非农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促进转移”这两个方面入手,对促进转移的制度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转移”的制度安排设计,主要针对目前农村劳动转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困难,从六个方面切入：必须建立与完善农民工公平合理的工资制度,这是当前维护农民工权益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公平待遇的权利；建立和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就业服务制度,为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均等化和就业能力的提高创造制度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城镇落户定居问题；增强农民工维权的立法强度,提高执行力度,以确保新制度的落实到位；造就包容的城市人文环境,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制定促进非农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产业政策应包括：支持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鼓励和扶植农民工回乡创业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等。
李天仁[4]2007年在《加强农民工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工培训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力能否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高,农民从事非农的机会就多,其从事非农的报酬也越高。农民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竞争力、创新力和现代化水平。只有将农民工培训与转移就业结合起来,才能破解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徘徊不前的根本问题。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在于农村青年是否顺利转移。培训是为了提高劳动者主体的素质,是为了提升其智能和技能。事实证明:农民工转移必须依靠科学的培训,而科学的培训又必定促进农民工的有效转移。研究解决好农民工转移与培训问题,关系“叁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系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培训农民工,尤其是对未能升学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进行技能培训,不但是促进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文化修养、科技水平、道德法律知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所必需,而且是继续为工业发展增强竞争力,为城市繁荣增加活力,为改革开放增添动力,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田万慧[5]2007年在《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叁农”问题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问题。甘肃省贫困地区“叁农”问题有着特殊性:农业自然条件差、农村经济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劳动力大量富余。要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做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只有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顺利和成功的转移,农民才有实现持续增收的有力保障,只有农民增收有了保障,“叁农”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为依据,从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的分析入手,研究了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状况与特征。运用劳均负担耕地面积测算法与社会平均生产力测算法测算出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约为250.6万人;运用常规预测法与灰色预测法对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未来转移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在未来15-20年的时间里,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论文从甘肃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及农村发展的实际出发,运用定性分析法对影响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体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转移成本的高昂;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基本就业服务缺乏,组织化程度较低;社会保障不健全;智力、法制、身体、心理素质的障碍;农业自身吸纳能力的减弱;小城镇总体水平不高,吸纳功能弱;城镇人口失业率日益提高的影响;政府部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认识不到位;农民思想观念陈旧,走出去的意识淡薄等。并依据实地调查资料,运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影响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因素和个体因素。区域因素主要有:社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关注程度、乡镇企业发展程度等;个体因素主要有:劳动者的性别、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等。为了准确反映各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文章又运用相关分析法对影响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一步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劳动力文化素质、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影响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论文在借鉴其他国家及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甘肃省贫困地区实际情况,认为甘肃省贫困地区今后可选择的有效路径主要有: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继续发挥农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强农村内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小城镇建设,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实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最后,论文从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等方面入手,提出进一步加快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渐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彻底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完善并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城乡土地市场的一体化;建立健全高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城市用工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完善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创劳务品牌;建立健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服务,监管和保护劳动者权益;促进科技进步;弱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效应,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持。
李抗[6]2015年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新型城镇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质是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是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市民化同步协调进行的,而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特殊性,分隔为两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完成职业转变——由农民到农民工；二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逐步沉淀融合,实现其市民化,完成身份转变——由农民工到市民。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必然趋势,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是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关系到城镇化健康发展、社会公正和谐以及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全局。农民工市民化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更多地考验着城市的公共资源承载能力、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财力。目前,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公共服务发展相对滞后,不能完全适应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农民工无法在人口流动过程中顺利融入城市,面临着教育、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土地等一系列困难与阻碍。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也是促进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关系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渐渐暴露出诸多体制障碍和政策缺陷,改革创新势在必行。本文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以作为公共政策的财政政策为视角,以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主线,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财政扶持政策为落脚点,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比较分析、调研分析与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政策演进和现状特征,从动态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剖析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机理、体制障碍和政策问题,从经济周期理论下经济增速、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降速这两个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需求及政府财政供给能力进行了多情景估算预测,对东中西部7省份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了需求调研,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同财政政策导向下的影响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境外经验教训,提出了加快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财政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逻辑框架,主要包括九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相关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和主要创新等。第二章是理论基础。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及财政相关理论,梳理了我国财政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关系,阐述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对我国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发展历程的脉络把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演进和财政政策特征。第四章是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体制障碍和政策问题。梳理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状况,并深入剖析了财政作为重要的促进手段,面临的多种现实挑战和体制性障碍,改革势在必行。第五章是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调研与财政支持路径。对7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和地区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走访座谈,结合强意愿弱能力的现状和政府财政能力的边界,探索提出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分阶段路径(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就业、由农民向市民转化落户)和多层次路径(阶梯式落户渠道、均等化公共服务)。第六章是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供给能力分析。通过经济周期理论下经济增速和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降速两个角度的多情景预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需求及财政供给能力进行了估算分析,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不仅是数量问题,归根结底是结构问题,要明确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公共成本分担责任,协调好政府间财政关系,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间财力均衡、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七章是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效应分析。建议构建系统化、标准化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指标,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脉冲响应分析法,对我国财政投入要素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关系和政策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下一阶段深化财政改革提供了现实依据。第八章是对境外经验的借鉴与启示。选择了以美日韩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台湾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地区,以及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从成功案例、失败教训两个角度,对各国（地区）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政府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验参考。第九章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财政改革思路与政策建议。系统构建了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包括对现行财政分权、财政预算、转移支付等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提出了加大财政支持动态调整资金分配、健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扩大教育培训覆盖、完善就业转移服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进而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农民工城市融合。
肖万春[7]2005年在《中国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通途。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揭示农村城镇化的实质内涵、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角度评价农村城镇化水平,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方针、战略目标、发展思路、对策建议和政策选择,以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第叁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以下几种研究方法:①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③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④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⑤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⑥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在这些方法中贯穿调查研究:一是对我国几个典型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力求获得全面、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二是利用信息手段网上收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便于比较分析;叁是召开有关专家、部门负责人座谈会,进行专家咨询。在收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处理,通过理性分析和思考探索,努力形成比较系统的在理论上有创新性和超前性,在实践中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中国农村城镇化这一主题,从四大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引言。主要阐述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现实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为下面对农村城镇化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平台。 第二部分:第 1 章至第 4 章。这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在详细分析农村城镇化理论研究情况的前提下,站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进一步进行基础性分析,揭示农村城镇化的内涵、特征、类型、水平度量,剖析农村城镇化结构效应原理;运用这些理论和原理,探讨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依托和机制,构造农村城镇化机制体系,揭示农村城镇化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农村城镇化机制体系运行的条件。第 1 章剖析农村城镇化内涵:一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镇聚集;二是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叁是城镇反哺农村,城镇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促使农村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四是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达到融合,实现城乡资源的高度共享。2第 2 章和第 3 章揭示农村城镇化结构效应:农村城镇化发展,依托结构互利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结构聚集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的强化。农村城镇化结构效应的发挥,是在相应的动力机制、聚集机制和开放机制作用下实现的。比较利益驱动是城镇化的原动力机制,城镇间以及城镇与农村间的相互作用是城镇化结构互利效应强化的基本动力机制,技术进步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是城镇化结构升级效应提高的主导动力机制;农村城镇化的聚集机制是由竞争利益机制、政策调控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有机结合形成的;农村城镇化开放机制主要是指产业关联机制、贸易机制和教育培训机制形成的机制体系。农村城镇化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良好的资源配置制度、有效的产业组织制度和灵活的企业制度;有效率的供求结构和科学的收入分配结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第 4 章建立农村城镇化水平度量指标体系和度量模型。单一的人口指标标准不能准确衡量农村城镇化水平。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度量指标的设置,既不能照搬单一的人口指标法,也不能面面俱到,要从城镇化数量和素质的有机结合上设置由农村城镇化基础水平指标、农村城镇化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和农村城镇化潜在动力指标等 3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根据发达国家农村城镇化基本实现的一些参考标准和我国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准,结合我国当前实际,设置我国农村城镇化基本实现的指标体系标准值和相应的权数,建立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模型和城镇化水平阶段标准。第叁部分:第 5 章至第 9 章。这一部分是论文的主干。从实证角度对国内外农村城镇化进行系统分析,进一步揭示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规律。第 5 章比较分析美、日和印度等典型国家农村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城镇化发展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具体体现在:一是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和企业聚集为支撑;二是市场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前提;叁是大城市的超先发展要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为依托;四是政府的有效调控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五是人的需求和创造性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第 6 章分析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现状: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还处在初期阶段的后期。农村城镇化结构互利效应机制被扭曲,城镇化结构互利性差;创新机制乏力,城镇化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产业布局分散,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结构聚集效应弱;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没有形成,城镇化开放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以城镇建设政策替代城镇化政策;二是把城镇化政策等同于工业化政策;叁是缺乏区际城镇化协调政策;四是城乡政策分割。3第 7 章主要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道路是从全国整体而言的;二是各区域城?
韩伟静[8]2016年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各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经历城镇化过程。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是我国也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城镇化,这必然会引起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和集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社会变迁。长期以来,“叁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要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经历城镇化的过程中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的转移和融入城镇问题,而影响转移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综合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职业培训问题。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导致“技工荒”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难”和“技工荒”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一个国家从二元社会转化为一元社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进程中,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一般需要经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第二个阶段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综合水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就业,就业领域覆盖了叁次产业,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大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偏低导致产业人力资源供给侧与需求端产生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即人力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总量过剩、结构短缺”问题。农民工群体职业流动性高的特点,对社会、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显着的弱势地位。实践证明,只有思想道德和工作技能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才能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才能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由于文化、教育、能力水平的差异,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培育市民理念,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同,使他们正式成为城镇的“主人公”问题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也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素质提升和职业转型、实现农民工收入增长、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伴随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城镇化,农民工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他们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社会生产逐步从人力资源密集型向专业技能密集型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放缓,将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并且农民工自身存在流动性高的显着特点,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在显着的弱势地位。所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求。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还能够缩减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促进人力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并且直接影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因素,并注重分析其中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教育水平显着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倾向于参加职业培训,般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从而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这会为获得更多的职业培训提供经济基础。(2)农民工的年龄、工龄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为倒“U”型关系,具体来讲,随着工龄和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需求不断增加,随后出现下降趋势。(3)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存在显着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所以,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和设施建设时要注意公平性,充分考虑地区和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提高低收入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合理释放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4)政府累积补贴和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都显着影响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政府累积补贴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针对以上对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农民工职业培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的良好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机制,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监管的培训体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法律依据,逐步推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法制化。第二,政府应该注重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同时要注意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民工,不断推动教育公平的培训体制,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从制度上为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提供保障。第叁,提供符合我国农民工需求的职业培训,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工作的职业技能要求。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较大,但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存在高流动性,所以企业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足,政府要给提供职业培训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第四,鼓励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提高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和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有效结合,合理安排职业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实际需求界定培训内容。第五,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化和系统化。实现培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职业培训积极性。加大培训补贴支出,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将培训与就业推荐结合起来。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要积极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民工就业水平,为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和指导。健全和完善资金投入制度,为职业培训提供经费保障。经费短缺是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要瓶颈。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有限,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培训经费筹集要从其他渠道着手,采用“政府+企业+农民工”共同出资多元化模式。政府财政主要提供基本的培训保障,企业主要为农民工提供上岗培训,农民工个人则主要从个人职业规划出发有选择性地参加培训。政府财政资金要落到实处,企业要从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并可以申请税费减免。第六,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新平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为开展职业培训创造了新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观念、生活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构建网络职业培训平台,能够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的进一步提高。第七,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探讨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施效果。
郑祥江[9]2016年在《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纵观叁十年改革发展,随着一、二、叁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二叁产业。人们普遍认为,农村劳动力适度转移亦应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合理的外出务工规模,可提高农村劳动力利用效率,加速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布局调整,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户家庭资源禀赋；但另一方面,外出务工规模超出一定限度后,农村劳动力投入不足,将对农业产生负面影响。国外已有研究深入论证了此观点,包括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如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都认为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当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城市劳动力时,为追求城市部门相对较高报酬的劳动力过度流动会给农业生产及农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国内也有研究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当前许多农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发展,造成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后继乏人。因此,论文充分立足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大、务工方式多样的客观实际,在深刻认识外出务工产生的巨大社会及经济效益基础上,基于对农业生产发展利弊的争论,首先从地区宏观数据角度,分析了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群体数量、务工者人口学统计特征及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等基本情况。认为西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在2004年处于转折点,说明农村劳动力数量变化不断影响农业产出,存在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外出务工规模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继续扩展研究视角,将外出务工产生的影响置于农户农业生产微观分析框架之内,依据表征农业生产系统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四个重要维度——农业生产率、生产结构、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技术使用分别进行详细分析,深入挖掘农业劳动力变化从四个维度出发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在农业生产率方面,重在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以农户粮食(水稻)生产为分析视角,使用估计粮食生产函数、分析要素弹性变化的方法来考察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对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率随劳动力变化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再通过对比研究两组农户有无外出务工时农业生产产出的差异,分析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率、生产风险之间的关系。调查统计发现,无外出务工和有外出务工农户的水稻平均产量分别是513公斤/亩和487公斤/亩。研究中通过估计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将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风险纳入函数,发现有外出务工比无外出务工农户有着更高的要素输入弹性,外出务工可以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再分配提供一种有效途径,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生风险方面,有无外出务工农户农业生产投入因素产生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有外出务工农户面临着更高的农业产出风险。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论文从农户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参与概率、种植面积及种植比重的角度考察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种植生产结构的影响。发现务工户和非务工户以及不同程度务工户之间,不管是在粮食作物种植比重还是在经济作物种植比重上都存在显着差异。在经济作物生产上,非外出务工户每亩经济作物的劳动力及资金投入分别为5.3人/亩和1237.14元/亩；务工户每亩经济作物的劳动力及资金投入分别为3.9人/亩和1306.02元/亩。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程度对经济作物生产的影响系数为负,这与粮食作物生产恰好相反,即农户家庭外出务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粮食作物生产,而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随着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比例的提高,劳动力约束突显,农户将倾向于减少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的种植。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少的农户所带来的汇款少,农业生产规模不大；外出务工多的农户劳动力流出多,农业生产规模同样也不大。因此,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劳动力和资金禀赋改变促使农户采用了资金替代劳动的策略,而且这种替代效应在经济作物生产上体现得更明显。在土地经营规模方面,研究发现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家庭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土地农业生产经营,从而减少租入土地可能性,以维持现有规模甚至租出土地。而有租入土地意愿的家庭大都是外出务工程度比较高和非农收入比较高的农户家庭。家庭中外出务工人口数越多、农户外出务工程度越高,其租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小现有土地面积与土地租入呈正相关。研究发现,非农收入增长1%,租入土地面积增加1.13亩；农业劳动力每增加一人,农户就会多租入1.23亩土地；承包土地面积增加1亩,租入土地面积减少0.31亩。另一方面,劳动力外出务工并未完全导致土地经营规模的下降,农户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完全放弃土地经营权。相反,外出务工后获得的收入使些农户有资金去租入土地,资源禀赋不同的农户在土地租赁行为上由外出务工而产生的变化有所不同。在农业技术使用方面,从农业劳动力变化角度分析了农户使用农业技术的现状,研究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技术采用带来的影响。数据显示,在有临时务工者的农户中,采用水稻新品种的相对较少；而在采用水稻新品种农户家庭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则属于“长期务工”的类型。分析过程中检验了农户是否采用新品种种子技术这一行为与家庭中是否拥有外出务工成员及务工形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认为农户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会对农户是否采用高产水稻品种的选择产生影响,其取决于家庭成员参与的务工类型,即不同的外出务工类型(按时间长短分为临时、短期、长期外出务工行为)所带来的务工收入、人力资本变量等禀赋变化,会对农户农业技术的采用产生综合影响。在针对农业生产率、生产结构、土地规模和技术使用四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发现了四个维度中影响农业生产的机制、途径和效果,梳理其产生的各种影响,判断制约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问题解决路径与对策措施,认为完善的农业要素市场、高组织化程度的农户协作、不断提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水平、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以及规范的土地流转会强化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诱导效应,从而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的良性互动,分析得出的解决路径和研究对策为政策有效制定奠定了基础。论文最后从政策层面给出了对策建议：认为政府应更多聚焦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推进特色城镇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要进一步完善农村要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要在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基础上实现转移模式的根本转变,规范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农民就业培训力度；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社会化服务；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将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支撑和强化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论文创新点为：一是理论框架建构上,立足西南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业生产与经济社会特征,构建了多维要素约束下劳动力变化对农户农业生产的联动作用分析框架,侧重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农户资源禀赋和生产意愿变化,对其农业生产行为的反作用机制为研究视角,为当前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升农业生产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二是研究观点上,基于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和发展利弊的争论,瞄准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生产的深层次综合影响问题,结合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关于农户的劳动力转移决策对家庭短期产出和长期投资作用的假设,以及劳动力分配理论关于农户的非农就业、农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决策机制,深入探索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叁是研究方法上,将静态的经济学模型和动态的生产系统模拟模型相结合,将生产的不确定因素考虑在内,分析和预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生产系统的长期作用,从农户微观层面,分析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发现的解决问题路径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李碧峰[10]2008年在《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加速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外出就业劳动力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外出就业领域单一、竞争力不高等。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国内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有了诸多方面的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突破了长期以来学者们只从制度变迁,或产权改革,或绩效,或制度创新等单方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而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系统地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学者,以发展经济学,或人口学,或地理学,或制度经济学等理论为依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而是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基础,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本文得到的最终结论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已经大大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要真正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加强城市农村和谐建设,就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参考文献：
[1].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欧阳力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2].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王本兵.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3].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毛隽. 复旦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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