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瑛[1]2014年在《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标志着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作者蒲松龄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反映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凝炼文采斐然。这样一部巨着长期以来是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对该作品的翻译一直以来也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聊斋志异》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代表,《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自1784年《聊斋志异》被译成日文开始,到20世纪末,它已经有日、英、法、德、俄、韩、意大利、西班牙和越南等20余个外语语种的译文。其中,英语译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但是针对《聊斋志异》英译所做的专门研究却不尽如人意。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研究内容大部分都还只是停留在译本综述、语言对比和翻译策略的层面等。因此需要从其他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交叉学科来对《聊斋志异》的多个译本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还可利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手段进行研究探讨,使翻译研究与时俱进,为文学名着的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灵感,开拓新思路。诠释哲学作为文本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和方法论,在西方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经历了早期的神喻解释、罗马时代的法律文献解释、对《圣经》的诠释、古典语言学等阶段,发展为以汉斯·乔治·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诠释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建立,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伽达默尔以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为了解世界本源提出的当代哲学诠释学的主要原则,对翻译研究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本文以该理论为框架,通过其理解的历史性、前见、时间间距和视域融合等核心概念来分析《聊斋志异》的四个英译本,诠释多译本和误译等主要现象,并通过运用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具体方法对各个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译者的翻译风格以及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制约机制。本文选取了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842年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在《中国丛报》刊登的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1880年出版的翟理斯英译两卷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981年出版的由我国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Selected Tales of Liao Zhai;198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和梅维恒翻译的Strange Talas from Make-do Studio。这四个译本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上的迥异,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非常契合。论文的第一章是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的评述,同时综述了当代《聊斋志异》的传播,重点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对《聊斋志异》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具体内容及创新,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在第二章中,分析了诠释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关联以及基于此理论的翻译研究之现状。第叁章深入研究了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的多译本现象。第四章探索了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英译中的误译现象,重点在于文化负载词语中存在的有意误译。第五章利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来研究《聊斋志异》四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并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译者风格的成因和制约机制。第六章总结全文,指出研究的主要发现、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局限性,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本研究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视阈下分析了《聊斋志异》的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诠释了《聊斋志异》的多译本、文化误译、译者风格差异等主要现象,验证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和对翻译现象解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在诠释学视阈下,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偏见是同一原着的多译本现象产生的根源。同时,发现《聊斋志异》多译本中出现的误译现象,尤其是对文化信息的有意误译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视阈下表现出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了有意误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诠释学视阈下,运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技术手段分析译者风格后也发现,译者的文化身份、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等因素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形成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以上研究中得出结论：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文化输出国还是文化输入国的译者,都务必要克服理解的历史性的局限性,发挥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的积极作用,优化翻译策略,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在译介活动中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才能够推动中文经典作品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总之,本研究在当前“务必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了诠释学视域下《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力图从中得出有益于文化输出的翻译策略,期望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途径,为中文典籍的英译提供借鉴。
朱健平[2]2003年在《翻译的跨文化解释》文中研究指明诠释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再由普遍诠释学上升到了哲学诠释学，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领域再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接受美学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在文学理论中的进一步延伸，与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成果可为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则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探讨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标准和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目的语文本)与解释的对象(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我们将努力证明，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正是由于翻译解释的有限性，翻译才需要一定的标准。翻译的标准体现为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对理想解释度的期待。决定理想解释度的不是原作者，也不只是源语文本，而是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与源语文本之间的视域差，正是这种视域差决定了翻译中理想解释度的大小。但在实际的翻译中，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以及与源语文本之间视域差的存在，加上译者的能力和性格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解释度常常会偏离理想的解释度。正因为作为翻译的解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有限性，所以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才呈现出一种既同且异、交叉互补的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阐述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简要介绍诠释学派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将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二章分别从两个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我们从翻译研究流派的划分入手，分别从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和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考察了翻译研究各个流派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研究层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从研究对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源语文本和重目的语文本两大类;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规定和重描写两大类;从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来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对等派和非对等派，其中对等派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绝对对等派和相对对等派，而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其实都是介于主张绝对对等和主张根本不对等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的相对对等派，而相对对等派又往往会在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哪个层次、哪些方面对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由于这种划分的结果常常会使翻译研究各流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且纠正了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指出，并一‘·是所有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重源语文本，而所有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是重目的语文本的:‘样，重规定的研究方法并不只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专利，当代翻译理论中有很多流派其实沁祥也在使用。 接着，我们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之的过程入手，指出翻泽研究走向独立主要经历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零散的语文学研究脱式走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再从狭隘、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中独立出来;另一条川是摆脱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独立出来。翻译研究分别从这两个模人中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几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然后，我们集中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认为哲学学派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命名，但它实际上已经存在那儿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哲学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第一，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致使许多当代着名的哲学大师都十分关注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第二，这些哲 学家的翻译思想己经渗透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 响下，翻译理论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从哲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论着，这些译论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又突出，但它既不属于语文学派，又不属于语言学派， 也不属于文化学派，因此，我们建议称之为哲学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 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本身似乎还不是十分的成熟。 第二章是基本原理的评述部分。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哲学淦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想从整体上对诊释学和接受美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但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哲学诊释学作为一门诊释学哲学与传?
许济涛[3]2004年在《翻译研究的哲学诠释学考察及其结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角,运用他理论中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历史等基本概念来对翻译研究中的原作和译者的关系﹑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定位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研究的结果,即在文学翻译中,作为文学翻译的产物而出现译作,并不是仅仅是简单的对原作的复制或再现,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角度上来看,它更多的是译者和原作共同创作的产物,一种有别于原作的的新的产物;而由于翻译中译者与译作的指向性,这种新产生的文本对于译入语的文化环境更具意义。由此,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也就凸现出来:作为文学翻译的产物——各种译作,或者统称为翻译文学,不再是我们传统观点下无所归属,或者仅仅是原作的附属,而是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归入到译入语的文学传统中。而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的关于翻译文学的观念的突破,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文学传统的研究也具有了更深的意义。本文共有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简单介绍了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文章脉络等。第二章是对诠释学历史的回顾,由叁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了传统诠释学的发展情况;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形成过程;第叁部分重点介绍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和本文密切相关的视野融合,效果历史等概念。第叁章通过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的重要观点出发对翻译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关于这几个问题的观点。这一章也是由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诠释学中理解和解释基本含义出发,论述了一种认识文学翻译的新的角度;第二部分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视野融合的角度考察了译者和原作的关系;第叁部分从效果历史的角度提出对待文学翻译,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译者和原作共同合作的过程;文章的第四章是对第叁章得出的诸个结论的进一步深入:在明确了翻译作为一种译者和原作共同参与的创作之后,文学翻译的产物,也就是统称为翻译文学的译作,应当根据其形成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来考察;而由于译作的归宿与指向性,又决定了它应当归入译入语的
朱锋颖[4]2016年在《利科隐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利科的哲学研究兴趣很广泛,他对现象学、语言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哲学等都有研究。但是他最关注的还是哲学诠释学的理解与解释问题。为了解决诠释学的解释中的一些困难,利科博采众长,将各个哲学领域的优秀成果融会贯通。利科发现在所有的语言现象之中,对隐喻意义的解释是最难的。而要解决隐喻问题,就必须从方法论入手,从语言开始,将诠释学中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人作为主体的存在问题。隐喻作为特殊的语言现象,无所不在,至关重要,在语言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可以看到隐喻的使用。因此,作为话语的隐喻,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在符号的封闭系统中与其他语词产生关系的符号。事实上,隐喻涉及的是符号系统之外的广阔的人的生活世界。隐喻是此在存在的理解的表现形式。通过事件性重描,隐喻实现了对新的世界的构建。这个新世界是在历史性和社会性中都具有新意的人的精神世界。人通过隐喻的理解在这个新的精神世界中获得体验。利科将隐喻定义为:“话语借以发挥某些虚构所包含的重新描述现实能力的修辞学手段。”这个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利科重新确立了隐喻的工作机制的范围,即话语,这是对两千多年来将隐喻局限在语词和句子范围内的研究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从存在论的视阈出发,隐喻指称通过对世界的重新描述揭示了真理。隐喻指称向人的生活世界敞开,将人的经验与现实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示出隐喻、真理以及世界的密切关系,从而冲破了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与科技的理性本质的束缚,恢复了人文科学的真理性地位。本论文从对隐喻工作机制的分析入手,引出本论文的研究话题:隐喻,从而为后面的“隐喻之真”观点的论证打下基础。第1章主要讨论利科是如何将隐喻的工作范围确立为话语的。论文首先考察了西方哲学史中各种在语词的范围研究隐喻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作出的隐喻定义对西方研究隐喻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两千多年的隐喻研究一直是在亚里士多德所确定的语词的狭小范围内进行的。这也是古典修辞学后来衰落的原因,是符号学的二分法出现种种矛盾的原因,更是新修辞学无力复兴隐喻的地位的原因。二十世纪由理查兹提出的相互作用理论将隐喻放到了句子中和语境中讨论,实现了隐喻研究的历史性突破。但是句子范围的隐喻研究,依然面临隐喻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与隐喻的相似性之间的关系的困境。利科从邦弗尼斯特对话语语义学和语词语义学的划分中获得启示,确立了话语层次研究隐喻的优势:唯有在话语的范围内,隐喻的语义更新的工作机制才能得到实现,这也是因为话语是隐喻与文本的共同基础。通过隐喻的话语研究范围的确立,隐喻也就从修辞学、语义学的研究过渡到了哲学诠释学的领域。第2章论证了隐喻的语义更新工作机制的特征。亚里士多德认为使用隐喻是一种天赋,善于使用隐喻的标志是善于发现相似性。隐喻在话语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语义冲突的解决,相似性在语义矛盾中起到转换意义的作用。因此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是创造隐喻和理解隐喻的多义性的源泉。而如何发现相似性,则主要来自于想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认识论上,想象具有合法性,而想象力的表象就是隐喻。通过想象,我们在经验中悬置了事物的现实指称,从而使语义更新后的隐喻指称得以产生和维持。所以说,想象力是隐喻的语义更新工作机制的动力。第3章和第4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证利科隐喻思想的最重要的创新观点:隐喻之真。第3章梳理了隐喻与真理的关系,按照古希腊-中世纪-近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时期,考察了隐喻与真理关系的历史演变,提出隐喻与真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利科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隐喻之真”的观点对解决隐喻与真理之间矛盾的启示作用。利科将隐喻与真理相关联,主要是从真理的存在,以及其所指向的意义的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研究。隐喻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表达了世界的意义。基于此,隐喻在真理被揭示的过程中,就将意义与世界联系起来了。解释的真与真的解释在利科的隐喻诠释学思想中互为补充。第4章详细地分析了隐喻指称对世界的重新描述的观点,从而探索出一条解决意义之谜的道路。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对语词的指称与意义进行了区分,因此,指称问题首先是在语义学的范围内进行的。通过第1章的论证,我们已经知道,隐喻的语义更新的工作机制实现的范围为话语。所以,隐喻指称问题也只有在话语范围内进行,才能具有解释的普遍性。因为话语是隐喻与诠释学解释的对象——文本之间的共同的基础,所以隐喻指称就从语义学扩大到了诠释学。隐喻使陈述中语词的字面意义消失了,即被“悬置”起来,同时,被更新的语义则构成了隐喻指称。隐喻指称与科学模型的逻辑具有相似性,隐喻模型展现出来的就是具有重新描述和启发作用的隐喻指称。隐喻指称所传达的真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符合,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重新描述,是从本质上对可能世界的真理性描述。这个描述正是通过隐喻表达式中的“是”与“不是”的张力得到实现的。与隐喻指称的工作机制相似的文本引发了语词所指称的世界,文本中的世界是虚构的世界,这种指称变化影响了对文本的阅读活动。在此,读者可以终止判断文本直接指称的世界,将其重新还原为言谈,使文本背后的真正指称自己显现出来。这就实现了文本的语义更新,它与隐喻的语义更新的实现是一样的过程。隐喻与文本的双向活动构成了解释之弧的两端。第5章是在诠释学的视阈下,研究利科的隐喻思想的实践意义。利科的文本理论不仅包括书写下来的文本,还包括有意义的行动。两者之间具有相似性。人的各种行为也是被“悬置”了直接指称的文本,它同样具有隐喻指称,对行为的解释也是对表达行为意义的隐喻指称的解释。利科对于那种自然科学至上、人文科学脱离于自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格格不入的态度产生了质疑。他指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话语代表的文化所建构起来的。隐喻与模型的相似性,证明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人文科学的存在论是有结合的可能性的。人类的精神活动,神话与宗教经典的文本,历史文献等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都可以从隐喻指称对世界的重描的真理表达中获得启示。利科隐喻诠释学在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架起了解释的桥梁,实现了诠释学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利科将隐喻放置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高度和深度中,他研究隐喻的方法大大扩展了隐喻的意义和隐喻诠释学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方法论意义。利科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本质上同属于文化的观点,为科学分析打开了历史和文化理解与批评之门。
刘袁浩[5]2016年在《哲学诠释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哲学诠释学为研究工具,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直主张以“实践”的基本观点处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辨证联系,进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之上,以“实践”本身为桥梁、纽带,不断在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与认识客体的“客观实在”之间建立辨证联系,从而实现了对“教条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实事求是”的弘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哲学诠释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与创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认为,理解、解释活动的本质是对理解、解释得以发生的条件进行的哲学反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正是在对反思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何以可能的过程中继承和创新的。以哲学诠释学为理论透视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与创新可以这样概括,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理解、解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过程中也同时实现着对实践本身的不断推进和深化。
王姗姗[6]2017年在《翻译与游戏》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旨在对翻译过程进行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将伽达默尔(并非用于研究翻译的)游戏理论作为一种奠基理论植入翻译过程,建构一种基于"关系主体"模式的翻译游戏过程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尝试在该理论模型下,建立翻译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的现象学与辩证法原则。"关系主体"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现了由"译者"决定"过程"到"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使翻译过程研究范式从基于"实证科学"思维之上的"译者主体"范式转型为基于"现象学-诠释学"思维之上的"关系主体"范式,向前推进了现有翻译过程理论研究范式。本论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游戏过程论是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游戏精神"引领下建构的一种处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具有欧陆哲学色彩的翻译过程理论,它在叁个方面对前此翻译过程理论进行了变革:第一,关于翻译过程的主体。前此的翻译理论大都将翻译过程的主体理解为译者,翻译游戏过程论则以游戏"关系主体"取代"译者主体",即翻译游戏过程论所理解的主体是由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构成的"关系主体",也就是说,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在翻译过程中都是翻译意义能够实现出来的主导方,它们叁方形成一种博弈妥协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均以参与者的身份被卷入游戏之中,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观操控的视域融合,由此导致翻译过程由"译者心理"决定"过程"到"关系主体"作用下的"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关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前此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解读翻译过程,在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性特征的游戏精神引领下,翻译游戏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制约下博弈妥协式的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保留、舍弃与添加在语言(语词和句法)以及"伪文本"(节律、韵脚等非语言性)要素两个层面展开,所以翻译游戏过程涵盖翻目标语言核心与文化核心,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第叁,关于翻译的目的。较之前此的翻译过程论,翻译游戏过程更加突出强调翻译之原初目的——面向目标语群体开显原本负载于陌生文本中的意义,通过将陌生经验转化为熟悉经验而使目标语群体扩大对生存意义的感知与理解,进而扩大人际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揭示出翻译的本体论意义:翻译映射出人在差异对话中找寻平衡的居间生存状态,翻译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的整体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分论题:第一章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论题。该论题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本论题得以展开的基点是对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进行效用检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广义"翻译观,其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效用指向和理论阈限。伽达默尔探讨翻译问题的目的在于:以"语际翻译"作为"理解"的特例,从而检视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伽达默尔之追求"理解普遍性"的理论旨趣决定了他必然弱化语际翻译之"异质语言差异"问题,所以,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缺乏关注"语言差异"及"差异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的"广义翻译观"具有特定的效用指向(指向普遍性的理解),从而致使其翻译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阈限。其次,本论题继而找出用(伽达默尔不直接谈翻译问题的)"游戏理论"构建翻译过程的可能性——游戏中游戏者、游戏对象、观赏者的辩证精神完全可用于描述翻译过程中原文、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博弈妥协"关系主体"下的语言游戏过程,并对翻译过程中"关系主体"游戏所关涉的核心观念——以间距为代表的时间性概念、文本概念等能否用于语际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初步回答了"能否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翻译"这一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在证成伽达默尔游戏理可以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后,本研究进入第二个论题,即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由论文的第二章担承。考察从两个层面展开:对游戏理论的前史考察和对游戏理论本身的阐释。游戏前史考察从"伽达默尔对前人游戏概念的理解"以及"游戏概念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两个侧度展开。其中,就辩证法向度来说,游戏精神离不可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在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思想发展之关键动因——"他者"因素——的同时,摒弃了黑格尔对陈述语言的推崇,重新回到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语言,找到了概念背后的问题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本体论诠释学。就游戏概念的现象学限度说,海德格尔在游戏问题上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先于理解者"的游戏正是对海德格尔"语言先于存在"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诗性语言为起点,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走向柏拉图对话语言,并以对话的"关系优先性"取代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优先性",构建了"关系主体"模式下的游戏理论。对游戏理论本身的探究是本论题的另一核心内容。伽达默尔对游戏问题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只谈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在论及历史科学以及语言问题时,"游戏"字眼甚至很少出现。然而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愈发意识到他对游戏概念论述的不充分性,并指出游戏应该从艺术中延伸出去,艺术游戏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精神应该体现在历史科学的理解以及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游戏概念理应贯穿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始终且体现其诠释学基本精神。职是之故,本论题尝试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详细谈论的艺术游戏概念,以及其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未能深入谈论的关于历史理解的对话游戏以及具有对话结构的语言游戏作出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中谈论的游戏概念涵盖艺术、历史和语言叁个方面,包含艺术游戏、对话游戏、语言游戏。其中,艺术游戏又可根据"是否面向观众敞开"之特性分为竞争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游戏可分为竞争游戏、表演游戏、对话游戏和语言游戏,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指涉人际理解的动态性过程。本论题将在厘清彼此关联与区分的基础上,对四种游戏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此四类游戏与本研究下一论题"翻译游戏过程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竞争游戏与对话游戏可用于构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意义理解过程;向观众敞开意义的表演游戏则可用以构建翻译之语言转译过程;而具有辩证结构的语言游戏则是语言转译过程之可能性前提。依据上述对应关系,本研究进入到第叁个论题,也是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核心论题——翻译游戏过程的构建。本论题包含第叁章和第四章内容。伽达默尔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种"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笔者部分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过程的第一步骤(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无疑可以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游戏来表征。但如果把其第二步骤(语言转译的解释过程)仅仅用"对话"来表征,无疑忽视了 "异质语言转译"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步骤故而可用"表演游戏"来表征则更为恰当。语言转译和表演都是"关系主体"下的辩证过程,均以向观众开放意义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表演需把文字语言转译成话语、情感等新媒介形式,而语言转换则需要把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翻译发生过程应当被还原为游戏Spiel(game-play)的过程,翻译之表演游戏也是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的语言过程。如此一来,可以把以"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方式呈现出来的翻译的游戏过程解析为以下两个更为具体的过程:过程一:翻译过程之对话游戏——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翻译对话游戏的动态过程描述。第二,对话游戏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过程二:翻译过程之表演游戏——异质语言的转换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第一,翻译之语言转换过程为何是一种"关系主体"模式下表演游戏。第二,表演游戏过程为何是一种意义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过程。第叁,从语言与文化二重视角,阐明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普适原则:a.保留原则:优先保留面向"事情本身"意义的现象学原则。b.舍弃原则:空间间距作用下,优先舍弃源语语词的震荡意义、句法结构、伪文本要素等。c.添加原则:添加符合目标语境特征的目标语语词的震荡意义、目标语句法结构以及伪文本要素等。第四,阐明上述保留、舍弃与添加过程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通过对翻译游戏过程的分析阐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翻译过程的两个步骤直接呈现了伽达默尔游戏(Spiel/game-play)叁重特征:首先,二步骤都是在"关系主体"引领下展开的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游戏过程。第二,整个过程是语言过程,在对语言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博弈中走向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意义再现。第叁,通过上述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语言过程,翻译实现了其"向目标语群体开显陌生文本意义,增进人际理解与交流"的原初目的。综上可知,翻译必然表现为"关系主体"引领下的博弈妥协的辩证过程。翻译游戏过程论必然要求重新定义译者、目标语读者的身份,必然要求重新诠释翻译所以可能的条件,必然要求重新解读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第五章)就是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在游戏视域下,译者是传递意义的表演者,是驻留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纽带,是隐与显之间的文本要素。在翻译游戏视域下,目标语读者成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翻译由动态"过程"转换为封闭意义"构成物"的中介,成为影响翻译进程的"共在"者。在游戏视域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虽然我们意欲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但完全的翻译却始终不可能。尽管如此,异质语言之间的可译度却可以随着世界的敞开、人际交流的增加而不断加深。由是观之,翻译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正是翻译具有可译度的差异,才成就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从理解的角度看待翻译,只有使狭义翻译走向广义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不可译程度"才能降到最低,这便是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在翻译游戏过程视域下,本研究最终走向对翻译本体论意义的再思考:翻译不仅是一种有关语言转译之技艺,翻译更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
宋晓春[7]2014年在《阐释人类学视阈下的《中庸》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庸》为中华文化之经典,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有近200年的历史,期间出现了约20种英译本,这些译本以不同形式显示出深度翻译的显着特征。本研究采用阐释人类学深度描写的方式,选取了代表《中庸》哲学、诗学和史学译释取向的五种译作,从译本中的地方性知识出发,以译本中的深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显微式地记录各译本深度翻译的表现形态,思想路径及功效,并结合中国阐释学中的境域论,将《中庸》译本中多样化的翻译阐释解释为译者与其最为切近层次存在境域之间张力的产物。具体来说,通过深度翻译实现了对《中庸》哲学性阐释的译作主要有辜鸿铭译本、庞德译本和安乐哲译本。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辜鸿铭译本主要借翻译《中庸》来宣扬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改变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而,在具体翻译中,他利用序言、附录等总体性论说中华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质、通过对译本正文核心术语翻译中添加“moral”和译本中相当数量的双行小注等方式来凸显《中庸》的道德内涵与主题,从而将《中庸》建构为代表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机整体。哲学家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译本则旨在体现中国哲学的过程性特征。安乐哲和郝大维认为关联性思维居支配性地位的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是历史主义的,诉诸于叙事的理解,其语言为焦点和场域语言；而因果性思维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传统崇尚分析的理解,其语言可归为实体性语言。为中国哲学正名就要把这些差异在译本中体现出来,因此,在翻译中他们通过广泛使用焦点和场域语言、诉诸类比以及回避使用因果语言等方式来体现中西哲学的差异,凸显中国过程哲学的异质化特征。庞德的译本呈现出显着、连贯的新柏拉图光的哲学阐释倾向,产生的原因除了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基于新柏拉图思想与《中庸》的相似性,两者都构建了以神秘、超越的“一”为主导、具有层级性的思想体系。庞德在译本中通过对《中庸》原典结构的操控、直接引入新柏拉图术语和对原典汉字字形的分析性阐释等叁种路径借用新柏拉图“光的哲学”对《中庸》进行了阐释性翻译。浦安迪译本和迦达纳译本通过深度翻译践行了对《中庸》诗学和史学的经典重构路径。浦安迪译本是其对经典寻根式研究的自然产物,在该译本中,他尝试性地构建了以“旖旎复古的经典文风、道德哲学的显化主题和兼容并蓄的诠释风格”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翻译重构路径,在译语世界中重构了《中庸》的经典形象。迦达纳认为现有《中庸》英译本因缺乏向译文读者厘清《中庸》经典化的过程、原因和影响,从而大大削弱了《中庸》在英语世界中作为中国经典的影响。因而,在其新译本中,他对《中庸》经典化历史进行了详细爬梳,认为《中庸》的经典化是当时历史、政治以及其本身义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双行小注在《中庸》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功效,朱熹的新儒学对确立《中庸》的权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迦达纳的翻译在形式上遵循了朱熹双行小注的注疏体例,在内容取舍上保留了对新儒学影响甚大的章节,在阐释取向上几乎完全采纳朱熹对《中庸》的阐释,成功地建构了一条以“经”构“经”的翻译经典重构路径。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诗学的抑或是史学的译释,深度翻译的实质是阐释性的翻译,其阐释的面相取决于译者的存在境域,译者的存在境域与翻译的阐释语境恰当结合使富有创见的翻译阐释成为可能,反之,则产生翻译阐释之“弊”。适度阐释是译者秉持“虚心”态度,从善良愿望出发,依托其研究成果,诚于己并诚于人,同情地进入所译文本的阐释。
张晓梅[8]2013年在《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诠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与翻译(实践和理论)有着紧密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特殊学科——神学和法学——所需要的诠释方法与实践技艺的特殊诠释学,伴随着诠释对象由特殊文本到一般世俗文本的转变,其诠释战略也由个别片断解释规则的收集转变为建构系统的诠释规则体系,并于19世纪中后期广泛渗透到文学、历史学等精神科学诸领域,成为一种为人文科学提供普遍方法论原则的普遍诠释学。普遍诠释学经由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改铸,在伽达默尔那里发展为更宽泛的哲学诠释理论。当代哲学诠释学为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改变了人们以往理解人文科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哲学诠释学所建构的理解与解释理论对于翻译的性质、翻译的标准及翻译批评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传统思维定势,拓宽了文本意义的理解维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的新的视野。近年来,在翻译研究的热潮中,许多学派和学者都在着书立说,打造各自的理论框架,从而使翻译研究进入了空前活跃的阶段。但是,不管学者专家们的理论多么标新立异,从翻译现象上讲都没有离开诠释学范畴,即翻译本质上都是一种文本理解和解释活动。20世纪80年代,随着哲学诠释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有关完全的前把握、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对话模式、前见理论、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的论述,已被中国翻译研究者广泛论证和引用,“翻译即解释”也已为我国许多翻译界学者所接受。诠释学派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就是解释,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文本(包括原作者)的主体间性,强调译文读者在翻译文本意义生成中的参与作用,对传统的“忠实”和“对等”的翻译标准提出大胆的怀疑与挑战,使我们改变了对翻译本质的看法,改变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所采取的非好即坏、非对即错的定向思维模式,使我们能够用宽容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翻译。近年来,翻译界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对翻译标准从单一向多元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翻译批评方法的研究也出现可喜的成果,从传统的挑错式、随感式到现在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动态理论无不显示着多学科翻译批评研究的重大进展,理论成果也从原来的散论逐渐发展为系统的研究。但是,翻译批评研究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很多。围绕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的方法、原则等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许多问题的探讨主要停留在方法的层面,翻译界的专家学者们历尽各种努力,期待一种更深邃的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的使命是为了保证翻译的价值得以实现,使原作和译作的意义能得到拓展、完善和延续。有鉴于此,翻译批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有效解决。在本文看来,有效解决翻译批评中所存在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最佳进路就是将哲学诠释学的实践智慧及其诠释原则应用到翻译批评中去,形成诠释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原则,并进而建构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批判理论。当然,建构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批判理论是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翻译批判研究所欲达成的最终目标,而本文所做的工作是试图为这个宏伟目标奠下一块坚实的基石。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将哲学诠释学的实践智慧和诠释理论应用于翻译批判之中,探究翻译批判的原则,以为翻译批评开辟新的理论思考和研究领域。依照哲学诠释学必须按照对“事物本身及其存在方式的描述来分析”的观点,本文首先分析了作为翻译批判对象的翻译文本问题。笔者通过对文本的基本概念、文本意义的本质内涵、理解和解释的本质等问题的细致阐述,逐步揭示出翻译批评与文本理解及解释的内在联系。在此之后,笔者将关注目光投向文本意义的理解问题,通过将伽达默尔关于文本概念、类型以及文本的语言性和开放性等哲学诠释学核心概念及思想应用于翻译批评,从理解的角度考察了文本翻译的生成及其性质,分析了翻译的意义实现途径,强调指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通过批评者与文本的对话而产生的效果历史意义,具有时间性和境遇性,是被批评者(包括原作、原作者和译者、译作)与批评者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征,因此,对翻译文本意义的评价就不存在单一的标准,翻译批判的标准必然是多元动态的。面对翻译批判标准的多元动态性,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就必须拒斥独断态度。这样,如何保证对翻译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合理的且普遍认可的评价就是翻译批评的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就是要确立一种可用于合理批评的评价原则。本文作者依据在哲学诠释学所具有的宽容品格中所发现的基本线索,提出建立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的宽容原则。基于这个原则,翻译的批评的研究,就必须强调对话性,充分考虑到作者、译者、读者和理论批评者的理解和解释的境遇。这一原则不是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原则,而是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指出哲学诠释学的向度。这一向度甚至可以延伸至翻译批评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对待翻译批评理论也要有宽容的态度。翻译批评原则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宽容原则是理解交流得以理性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翻译批评理性发展的前提,坚持翻译批评的宽容原则是促进翻译事业繁荣发展的保证,对宽容原则的探讨必将为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批评理论赢得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星亮[9]2013年在《营销传播理论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讨论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的基础上，以哲学诠释学的相关理论为方法，对营销传播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梳理，并以四种主要的单体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为基本线索，构拟了一条由“营销传播”理论（MC）到“整合营销传播”理论（IMC），再到以“整合品牌传播”（IBC）理论和“整合品牌促销”（IBP）理论为代表的的品牌营销传播理论（BMC），最后到以“在线营销传播”（OMC）等理论为代表的数字营销传播理论（DMC）等四种理论连结而成的营销传播学理论演进之路，最终使这些散乱的理论在营销传播学的视域下达成了理论演进意义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理论演进路径的基础上，本文又按照理论演进的时间序列，分别对营销传播理论、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品牌营销传播理论和数字营销传播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行了分析，并分别对这四种理论的主要理论主张、或主要的理论流派，进行了梳理和评介；与此同时，本文以理论演进中的内在联系和关键理论观点为依据，对这四种理论之间的承续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诠释，也由此为本文所构拟的营销传播学理论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此外，本文还运用哲学诠释学的诠释学循环观点，从营销传播学整体理论和单体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对这四种单体理论在营销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理论价值、观念变革，以及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诠释。
胡勇[10]2013年在《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体用”思想的“用”和“体”进行集中、全面、深入地历史考察和哲学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来面目和未来走向。基于体用逻辑分析的普遍性,全文结构依据“即用显体,立体行用”的原则来安排,共分上下二篇,上篇属于“用”,下篇属于“体”。正是在这样的结构安排中,实现了体用思想研究的诸多成果。第一,研究表明,中国体用思想的源头在中国,而非由外来文化所传入。早在先秦时期就孕育有丰富的体用意识,这种体用意识与中国上古礼乐文明的发展有极为深远而密切的关系。最早且完整的体用表达由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所实现——“道者,气之根,气者,道之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体用概念逐渐范畴化的重要阶段,其中王弼、僧肇二人的体用思想对于儒释道叁家各自体用思想发展的影响巨大,然而真正完整的体用表达和途释是在梁武帝时期,从此儒释道各家进入自己独立发展体用思想的阶段。到隋唐时期,佛教体用思想全面逻辑化、结构化,并且与佛教各家各派的义学阐释紧密结合,佛教译经之中也大量使用体用概念;重玄学与体用逻辑的结合,大大提高了道教的理论思辨水平;儒家经学也蕴发十分重要的体用思想,直接成为宋明理学的启蒙和开端。宋元明清时期是体用诠释全面泛化的时期,也是体用逻辑发展最为丰富的时期,但真正对体用思想发展有较大贡献的还属新儒学,周敦颐正是运用体用结构才真正完成儒学从经学向理学的最终转变,程颐所倡导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对整个中国后期哲学影响深远。尔后无论气学、理学、心学,都是依托体用逻辑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和相互竞争。与此同时,儒释道叁教之间及依据体用逻辑相互批评,又以此为根据进行相互融合。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和王夫之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用思想发展的集大成和最高峰。此一时期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刘智完全把伊斯兰教义思想体用逻辑化,从而实现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融合。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体用逻辑在中国文化命运的激荡中发挥重要作用,各种围绕中西体用之间的争论此起彼伏,至今未息;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全面进入了对体用思想本身的自觉反思,为体用哲学的形成创造条件。第二,研究表明,体用范畴的核心意蕴是世界的真实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普遍联系,基于存在的静态方面而有“实体—作用(表现或功用)”的逻辑呈现,基于存在的动态方面而有“本体—作用(显发或流行)”的逻辑呈现。体用范畴属于中国哲学最高的形式性范畴,能够以任何实质性范畴和其它形式性范畴为诠释对象,其与中国哲学最高的实质性范畴“天人”结合形成中国哲学(儒释道)的基本结构——“天人—体用”或“本体—工夫”,这一结构同时也与西方哲学的基本结构——“思维—存在”或“本体—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中西哲学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其根源在于作为哲学文化底层的精神活动方式的巨大差异,即西方的“反思”与中国的“返思”,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显着不同,致使中西各有其“本体论”和“ontology”,以及中国以“体知”为核心的“工夫论”和西方以“认知”为根本的“知识论”。中西哲学的对话应该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世界性为前提,同时要建立在“(世界—历史)—人”的新本体之上,在体用不二的框架内充分发展体用二分的反思哲学,在体用二分的分析中努力回归体用不二的返思哲学,这正是中国体用哲学的创新使命,也是未来“世界哲学”的必然方向。总之,整个体用思想的历史考察和哲学分析充分表明:“体用”思想贯穿中国哲学发展之古今,其内涵丰富,形态多姿,不仅是中国哲学系统的思维核心,同时也是把握儒释道叁教互动融合的总关键,更是近现代以及未来展开中西文化对话的总枢纽之一。
参考文献：
[1]. 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翻译研究[D]. 孙雪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2].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 朱健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3]. 翻译研究的哲学诠释学考察及其结论[D]. 许济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4
[4]. 利科隐喻思想研究[D]. 朱锋颖. 吉林大学. 2016
[5]. 哲学诠释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研究[D]. 刘袁浩. 兰州大学. 2016
[6]. 翻译与游戏[D]. 王姗姗. 山东大学. 2017
[7]. 阐释人类学视阈下的《中庸》英译研究[D]. 宋晓春.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8]. 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D]. 张晓梅. 山东大学. 2013
[9]. 营销传播理论演进研究[D]. 星亮. 暨南大学. 2013
[10]. 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研究[D]. 胡勇. 南京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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