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东[1]2003年在《“寻根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辩证》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运用现代性理论对“寻根文学”创作进行了重估。通过吸取以往“寻根文学”研究的成果，我将它们作为“寻根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融入到现代性的理论构架之中。文章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展开对“寻根文学”的探讨，不仅遵循现代性的内在理论逻辑的演变而且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的走向对“寻根文学”潜在的思想流向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阐释。文章秉承黑格尔的辩证理性精神，把以往分歧较大的研究结论重新整合在一起，由“寻根文学”创作现代性的正题和文化守成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反题发展出融叁者于一身的合题。
原帅[2]2013年在《1985年文学场一瞥》文中研究表明1985年在80年代文学,甚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从8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已经意识到1985年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很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都发生在这一年。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地阐释。因此,论文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通过详细地描述1985年文学场转型从而指出1985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并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1985年文学场转型的文学史意义是,“文革”结束后,延安文学传统从企图恢复到最终失效,新启蒙主义从开始建构到取得话语霸权,与此相关的文学制度、文学观念、评价标准、文学史观等都发生了变化。由于1985年文学场相当复杂,所以论文选择其中六个具有文学史症候意义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它们就是正文的六个章节。第一章以王蒙80年代前期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读发现王蒙的小说具有一种“悖论”的话语特征,而这种“悖论”产生的原因是王蒙纠结于情感记忆与理性反思、官员(党员)与知识分子两种不同文化身份、处在延安文学传统和新启蒙主义的夹缝中。于是,他不得不使用晦涩的文风和小说文体实验的方式来表达他那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历史反思。《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历史反思由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转型的代表,不仅参与到当时的“文化热”中,还影响了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发展。第二章以市井小说和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作为研究对象。市井小说更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延安文学传统对文学社会价值的强调,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它在80年代前期的重新崛起,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新阶段的开始,而且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范畴由“乡土”向“城市”转型的过程。汪曾祺因为“文革”中的“样板戏”经历,在新时期初并没有被主流文学界接受。他通过激活40年代的文学传统,不仅在赞美美好人性上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谋”,进入80年代文学场,而且为新启蒙主义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文学资源和想象。《受戒》就是作者与文学场复杂关系的产物,它和《异秉》一同在反思传统文化和小说文体实验两个方向影响了1985年的寻根文学和1986年的先锋小说。第叁章从文学运动的角度分析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是80年代第一次由青年(知青)作家、批评家和地方文学期刊、出版社“组织”的文学运动,从参与人员的选择、文学会议的召开、文学宣言的集体亮相、文学论争的主动引发、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及时跟进以及文学史书写,所有环节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寻根文学不仅获得了极高的文学史地位,而且文学编辑、作家、批评家成功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并争夺了部分话语权。组织文学运动成为新兴文学力量介入当代文学的一种有效方式。《棋王》正是在寻根文学运动的组织下完成了经典化,同时对它的阐释权也被寻根文学垄断了。文学论争是80年代知识生产的方式之一,第四章以叁次有关“现代派”的文学论争作为研究对象,揭示1985年话语转型,即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失效和中国现代主义话语的建立。与此相关的是先锋小说和“新潮批评”的兴起。《沉重的翅膀》是延安文学传统所生产出的最后一部文学经典。通过对《沉重的翅膀》叁个版本的对比发现,从创作动机、出版发行、组织座谈会和文学批评、多次修改文本、解决作家生活问题,到最后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延安文学传统(文学制度)全部参与其中。但是由于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以及《沉重的翅膀》所代表的“改革小说”自身的缺陷,它难以吸引作家、读者、文学史家的关注,延安文学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最终失效。第六章详细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生产过程。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叁人在1985年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标志,又是新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建构的经典文本。它受到1985年文学场中各种新启蒙主义话语的影响,同时,新启蒙主义通过文学史观的建立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高等教育制度的转型,进一步巩固了其话语权威的地位。
李徽昭[3]2014年在《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诗书画”同一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历史传统,受此潜在影响,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以不同方式关注、介入并思考着传统书画、民间美术、现代美术,在木刻艺术、传统书画等美术类型发展上提出了诸多值得探究的观点与见解,这些美术论述与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化艺术实践及其文学文本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与文学思潮、文学文本构成了审美表意实践共通而又有所差异的张力关系。本着学术探究与创新的出发点,本论文对这一现代文学与美术的学科交叉地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论文主体由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美术、文学思潮汇通角度呈现现代作家美术思想的宏观文化背景。对20世纪早期与末期的文学与美术思潮进行了比较阐释,还原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的历史情境,指出美术与文学范畴由交融到分立过程中的工具功能化特质,进而对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益增多的艺术跨界现象进行解读,分析其现象、缘由、趋势。同时解读了1927至1977年文学与美术大众化思潮中的协同并进关系,透析出半个世纪文艺大众化思潮的宏观脉络,从而对比审视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与美术中的伤痕、寻根、先锋思潮,由于其全民参与的大众化实践方式,也可以说是对半个世纪文艺大众化的内在呼应式的历史反拨。第二部分,对典型的作家群体与个体的美术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与解读。群体角度主要选择美术论述较多,可阐释余地较大的新月派诗歌群体来解读。在论述新月派群体美术关联基础上,从总体视角阐释新月派群体及其诗学观念的美术影响,并具体探讨新月派核心人物闻一多与徐志摩的美术思想。个体角度主要选择与美术关联度较深、影响较大的典型作家来论述,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汪曾祺、贾平凹等。具体的美术类型阐释上则选择影响较大的木刻艺术及与文学关联较多的传统绘画、书法进行解读。具体来说,首先,从美术视角对鲁迅、沈从文进行比较解读,指出作为美术家的鲁迅、沈从文在绘画经历、书法风格、美术兴趣上的不同,沈从文爱好古典书画,鲁迅则较多关注民间美术,这种差异与二人审美取向有着内在关联。鲁迅、沈从文都集中关注过木刻艺术,且都注意到木刻艺术地方色彩问题,不过,就木刻艺术发展趋向,鲁迅显然比沈从文乐观,也印证了二人审美取向的差异。其次,以汪曾祺、贾平凹为中心,解读传统绘画与文学的关联论述,他们以文学方式实践着源自传统书画的文化意识,其文学文本的美术书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美术思想。汪曾祺、贾平凹与丁玲小说中传统书画与现代美术的不同画家形象及美术书写,显示了文化发展中美术类型的不同意味,现代美术与传统绘画由此承担着不同的叙事功能。再次,从审美现代性角度阐述作家书画的传统渊源、审美特征,在现代语境下提出“作家书画”类型独立的观点。面对艺术市场全球化趋势,提出“去艺术化”的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再造命题,进而阐释当代中国作家的系列书法文化观,指出书法创作者精神文化修养和生命投入的重要意义。第叁部分,对作家美术思想中的留白、地方色彩范畴的文学实践进行拓展探究。通过文本细读,论述文学创作的结构形式、人物塑造、刹住结尾叁种留白方式,提出文学地方色彩的风景风俗、方言运用、形式技巧叁种形态,指出留白与地方色彩范畴的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传统,是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化主体意识建构的一种可能。总体而言,本论文以文学立场透视20世纪中国作家不同的美术论述,由美术视角介入文学研究,用文学思维透视现代作家的美术思想,作家群体及个体与不同美术类型相结合,文学思潮与美术实践相联动,以美学、美术史、思想史、比较文学等多角度的交叉思维方式,解读了新文学成长与现代美术发展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审视了新文学作家文学观念与美术观念互为渗透与影响的现代艺术现象,梳理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美术协同发展的历史经验,开拓了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为美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史慧敏[4]2016年在《从民族寓言到文学神话》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坛骤然崛起,以强势姿态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又一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不同于控诉历史,反映当下社会现状的文学主题,“寻根文学”一经出场,便带有鲜明的“回归”诉求和书写倾向,但在浩荡的历史文化宣言和口号遮蔽下,隐藏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宏大愿望和野心,“寻根文学”作家也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创作和努力。最终至“寻根文学”思潮落幕,也并未真正完成宣言中高于文学本身的文化命题,但其介入和参与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变革,突破了一贯传承的现实主义“反映论”认知模式,大量引进西方文学观念,糅合众多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充分吸收西方现代小说技法,与中国本土创作经验相结合,既是对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一元化局面的有力反拨,又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一次较为低调和成功的试验。同时,对多元化文学时代的到来起到承上启下的衔接,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成为当代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本文选取“寻根文学”与80年代小说创作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同时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和作家心路历程,试图揭示“寻根文学”的曲折发展历程和在80年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作用。论文共分五章,引言部分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提出重启此文学议题的意义。第一章从国内外社会、文化环境及文学自身运作规律入手,分析“寻根文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从关注民间文化、批判国民性劣根性、弘扬传统文化人格、重审道德仁义四个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文本解读,力图呈现“寻根文学”为80年代文坛注入新的元素和力量;第叁章重点分析“寻根文学”思潮为80年代小说转型所提供的必要条件,揭示其与80年代小说嬗变的可能;最后一章为结语,总结全文,梳理论文脉络,并得出研究结论。
杨姿[5]2010年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试图通过对二叁十年代以及新时期小说中的“乡土浪漫书写”的比较分析,总结中国文学关于小说发生的内在规律。乡土创作通常被视作中国“现代化历程写照”,因为小说揭示这一过程中,乡土面临城市化进程的蚕食,一方面努力改变自身衰弱不振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迷惘。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注意从比较“城乡差异”的角度来发掘这一现代转换的意义,本文认为,仅仅关注到“差异性”也不足以完全阐述中国作家自己的心态变化,而对“浪漫书写”的重新认识,将有可能更具体地揭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的若干细节。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当浪漫主义和乡土中国结盟,成为一种所谓的文学流派(论者的研究对象拟定在杨义所概括的“乡土浪漫派”之外),更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主体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和人生的态度,甚至也是一种人存在的境界。它的发展影响着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人生状态、精神诉求和审美追求,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主体精神生活提高、文学健康发展又反作用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之所以出现两次大规模的浪漫乡土书写高潮,一方面源于浪漫精神自身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和生命强力,另一方面也和社会发展结构与格局密不可分。无论是前期与现实主义相对,还是后期作为新时期文学重要构成的浪漫书写,都迥异于古代中国“归田卸甲”的桃源品格,从骨子里渗透和逼射的不是冷漠、平和、克己的澹泊与躲避,即使是诗意与牧歌的荡漾,也是现代意识关注下激情叙述的表现。通过对二十世纪乡土浪漫书写源流的探索,以及相关研究历史评述的梳理,总结了浪漫书写的理论形态,是在对外在世界的模仿转移到对个体内在宇宙的关注之后形成的,以情感性为中心对自我存在的思索,并进一步规定了包括“含魅”在内的乡土浪漫书写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乡土的浪漫书写”并不是和“国民性批判”对立起来的两条路,从“五四”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社会核心意识形态中,获得变异的、却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并融解成他们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种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不能直接作用；但因为人的思维来源与核心是从环境中吸纳观测事物的分寸,所以当非主流的理论涌入、讨论,伴随现象的理解、吸收成为形式上的在场,原有思维中被占领部分,重新组合成新的样式。这也是八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越来越不像标准的“浪漫”时,更加显示出本身的创造性,首先它来自于一个正义的心灵,不再乐意花费精力掩饰属于本体最真实的一部分,那么就使他们能够越过猎奇图景的诱惑,更加直接地抓住艺术与人群生存更有关系的部分,乡土浪漫书写的存在使二十世纪文学整体呈现出蓬勃昂扬的精神品格。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乡土的价值指向,以及这些意义本身的冲突和变化。对文学创作原本复杂的精神现象被“一体化”进行剥离,浪漫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转变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鲁迅一代作家主要是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来读解乡土、感悟故乡,在这个前提下,国家民族的建设作为一个更大尺度得到重视但也与个体发展的问题形成冲撞,这可以说是关于乡土的一种“深度体验”。但到了汪曾祺这里,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二、叁十年代的乡土浪漫书写作者创作都充分显示了他们立场的个别性,但新时期作家与众不同的选择中既包含了独立性又兼具了普遍特征。尤其是“寻根”开始,作为联系着内在生命存在方式,也关涉“个性”、“自由”、“主体”、“他者世界”等等的产生,乡土的版图逐渐蔓延,而原有的对立也渐渐趋于一种包容性状态。第叁部分主要从乡土浪漫书写特有的工具性“记忆”这一角度比较了两个时代作家“记忆”的构成和转变。以废名、师陀和韩少功为案例,考察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体验”。对乡土的抽象认识直接推动了作家对自由本体的认识,由主体退回内心,企图获得一个彼岸世界,转移到还原一个更“边”与“远”的世界,体察人类的生存原貌。由此,可以发现,自由一方面是时代的逆行者,在20、30年代,作家们有了“自由”的姿态,却缺乏“自由”的力量。那种以故土为倚托的书写,加剧了个体与故乡的疏离,损伤了自由的实现。自由由内在宇宙返回到周围的世界,包括此岸的关怀,由单个的、孤立的自我,扩大到一种区域板块特征,兑现自由的承诺。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浪漫书写”精神结构中的情感性与作家们文学探索的关系。文章提出,执着于寻找人类栖息地是中国作家书写乡土的情感性原旨,现代作家的体验主要是以故乡的“重建”以取得生命中“神性”的恢复,然而故乡大都在“寻找中”失落,所以离乡就注定了“在路上”的情感准备；而寻根作家抛开了故乡已不再的假设,将人的本性拾回作为结局,文化寻根更大程度上是个体对自我的验证,即在一种穿越人与人之间疏离的大悲恸与大感动中领悟乡土,将乡土作为解决精神危机的手段。第五部分讨论了从乡土浪漫书写一个重要的审美策略“含魅”的形式与内容的变迁。“含魅”从形而下角度讲是民俗古风的习俗传统的演绎,从形而上角度看是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思索；这一变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开始由个人同国家对峙立场,渐渐转入在大民族背景下关注和思考个人的价值与发展。伴随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以及建国后动荡社会变革的没入尾声为体验,这一思想立场的改变与新时期中国作家的本土经验密切相关。
伍文珺[6]2014年在《“寻根”小说的现实主义维度》文中指出“寻根”小说的名称最早来自于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指的是在这一文学思潮之下产生的“寻根”小说创作。这一时期的“寻根”创作又称之为80年代“寻根小说”。随着80年代末“寻根文学”思潮的落潮，“寻根小说”也逐渐淡出主流文坛。但其影响不减。自90年代起，文坛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寻根”特色的文学作品，即“后寻根小说”。80年代“寻根小说”与90年代至今的“后寻根小说”共同组成了“寻根”小说这一学术概念。对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产生背景、文本局限或是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也应该关注其价值取向和精神维度的问题。对“寻根”小说的研究亦然。在现实主义精神的“客观态度”、“人道主义”、“批判精神”、“文化启蒙”四个维度之下，“寻根”小说的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比之80年代“寻根小说”客观态度的缺失，“寻根后小说”在继承“寻根小说”文化视角与民间立场的同时，更为重视本土的当代经验，这使得“后寻根小说”在创作时具有更为显豁的客观精神和价值导向。“后寻根小说”与80年代“寻根小说”同属“寻根”小说的一部分，“后寻根小说”代表的是“寻根小说”精神在当代的发展。以贾平凹的《秦腔》和王安忆的《天香》为例，“后寻根小说”创作虽有成绩，但在批判精神与唯物史观等问题上仍存在问题。以“后寻根小说”的现实主义问题介入对当代文坛整体面貌的考察，不难发现当代文坛亟需建构文学的整体观，它应该包含着以下四个维度，分别是客观主义维度、唯物主义历史观维度、质疑与批判的维度、理想与信念的维度。期待合理文学观念的建构能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张文东[7]2013年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中指出本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向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以及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经验”进行承袭并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本文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充分地论证说明：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二十世纪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模式和叙事传统。第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但作为一种强大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不断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被有意识并个性化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叁，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小说，首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意义上，直接承袭了自“延安文学”以来的“革命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创作方法的导引下，把最具有民间、大众基础的传奇叙事作为自己完成“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现实革命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传奇”样貌。第四，“新时期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流派众多并有着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内转”的“新潮”取向等，但不管是作为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还是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传奇叙事始终都是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之后的重要选择之一，不论是在“改革”或“知青”小说等现实主义主流中，还是在“地域”或“市井”小说等“寻根”的意识里，或是在“民间”或“历史”的重新发现并重构的意义上，始终都有着连绵不断的传奇叙事的艺术取向。第五，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面对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以及“泛文学”的语境，其原本属于文学的传奇叙事精神也在大众狂欢的意义上以各种“类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新变与转型，并通过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的表现，呈现出种种面向大众、迎合市场、制造消费的姿态，从而使在这个意义上所演发出的传奇叙事，进一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大众语态的传奇性。通过上述这种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文学表现所完成的较大规模地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形成的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始终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和发展，即便仅就中国当代小说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作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也始终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丰富性存在的必然条件。因此，本文这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辨证关系的文学史辨析，便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来认识中国文学及其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形成某种更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易瑛[8]2010年在《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处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对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而且从未消亡的民间原始、神秘的巫文化,重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觉的文化选择,并将奇异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从而使巫文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的形态走向了多元化,并且具有了现代的色彩。本论文以20世纪的叙事作品——小说为研究对象,将20世纪中国小说置于巫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全面梳理中国现当代作家在20世纪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巫文化重新选择的同与异,追溯与辨析巫文化在20世纪小说中存在方式的历时性变化,探究巫文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能以种种隐蔽的方式合理存在的原因,试图对巫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参与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建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审美经验的创造进行归类分析和系统考察。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分析了20世纪中国作家关注和选择巫文化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并且对“巫”、“巫术”、“巫文化”进行了理论界定；梳理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通过研究从启蒙立场出发的20世纪中国作家对巫文化既质疑、批判又眷恋、肯定的复杂态度,透视现代启蒙者充满矛盾、悖论的精神世界,呈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文学的启蒙和文学的审美需要相互纠缠时复杂的心态。这一矛盾给作家创作造成的压抑与作家主体的反压抑,给作品带来了耐人寻味的艺术空间和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深度。第二章论述了身处文化边缘地带、得到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的文化选择和创作追求与巫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作家试图从民间独特的巫鬼信仰中,寻找到重新确认民族属性,拯救民族文化,安抚现代人心灵、医治现代文明病的路径。对以巫鬼信仰为文化核心的乡土世界的表现只是表层,其深层涵义是探索和建构一种理想的人性形式和生存方式。对自然人性和巫术仪式的召唤,成为他们返归自然、重回“神之存在”的时代的重要通道。其次,他们把巫文化作为一种观照世界和人生的文化哲学,为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种重象征、重冥想、重抒情、具有传奇色彩和神话意味的小说艺术,从而挣脱了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为文学保留下了诗性飞翔的空间,大大丰富了20世纪文学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第叁章主要结合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和建国后农村题材小说、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创作,探讨了巫文化与20世纪小说“造神”和“娱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在20世纪小说的政治叙事中,现当代作家通过对人神分离、人定胜天的肯定,对民间巫鬼信仰进行了“祛魅”的清理,与中国政治家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消灭民间宗教的“祛魅”运动达成了同谋。但是,政治祛魅的时代并不是巫鬼信仰绝迹的时代。现当代作家在对政治的叙事中,表现了民间巫鬼信仰与政治、革命之间既“合谋”又有所“游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家们通过征用民间与巫文化相关的象征符号、巫术仪式,完成了造神、敬神运动,构建起新的政治神话；另一方面,现当代作家关注到民间信仰和权利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试图挣脱出“政治祛魅”运动的简单粗暴,在时代留存的狭窄缝隙中,真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心理,表现了巫鬼信仰成为民众精神的寄托、对生命存在的神秘感知、对民间权利的潜在补充等积极的意义。巫与政治似断实连,两者关系的暖昧不清,显示出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和利用、敌对和结盟等复杂的关系,为20世纪特定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民众的精神、信仰、宗教的特点留下了一份形象化记录,一份不同于官方正史的珍贵的民间精神档案,至今仍有其思想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第四章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作家“寻根”与“寻巫”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寻根作家重建民族自我的现代化诉求,并没有完全以西方文化作为标准,而是开始挣脱现代化的隐形控制,将来自本土、民间、边缘的文化资源——巫文化引入了对文化转型和民族自我的建构的思考之中。其中,既有从对启蒙现代性的怀疑出发,到巫文化中发掘文化重建的有效质素的执着,又有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下对巫文化的理性批判和现代反思。其次,巫文化具有的诗、史传统,激发了寻根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饶有趣味的探索。寻根作家对巫文化诉诸于感性的审美选择,对民间神话、巫术仪式中保存下来的神话思维或巫性思维的复活,使来自本土、居于边缘的民间文化资源开始大幅度介入到文学叙事之中,带来了新鲜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段,从而修正了在政治规约下已走向狭隘的现代化叙事中的固有模式和思维定势,使得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小说开始了对文学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探索,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变革,开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新的文学话语时代的到来。第五章从探讨“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出发,认为马原、残雪、余华、格非、林白、徐小斌等先锋作家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养分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中到自小深受影响的中国传统巫鬼文化中去寻找能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之间达到精神契合的因素。在古老、原始的巫术思维的启示下,先锋作家通过对预言、梦幻、宿命等非理性的描绘,颠覆了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将读者引渡到一个超现实的、巫风弥漫的世界之中,去体验曾被遮蔽在理性秩序之下的普遍的非理性成分。理性和非理性合一的创作状态,使先锋作家进入到了巫师施行巫术的“临界状态”之中,在与灵魂的对话中,深刻表现了对曾被大众语言遮蔽的存在的勘探、对人的“真实的灵魂状态”的冷峻审视、对心灵的避难所的寻找。其中,林白、徐小斌等先锋女性作家通过对神秘的“女巫”归来的呼唤,完成了男权社会下现代女性悲壮的逃离与无望的拯救。在小说叙事上,先锋作家到巫鬼文化中开掘文学创新的资源,创造了“多重叙述人称”、“圆形结构”、“叙事圈套”等多样的叙事手段,来表达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实现了巫文化和现代意识之间的有效对接。结语部分肯定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巫性生命形态的向往和呈现,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参与文化建构、重塑理想人性、建设物我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巫文化影响下带来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宇宙和人生之谜的叩问、神性人格的建构、神话思维的复活、意象世界的营造、抒情风格的形成等对于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提升20世纪文学的艺术品位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继续探讨包括巫鬼信仰、妈祖信仰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巫性思维”和“艺术思维”的内在联系等课题的价值与意义。
罗四鸰[9]2011年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建构与小说创作》文中研究表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往何处?”这是人类诞生以来一直追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何时出现的?划分少数民族作家是依据作家的族别身份还是作品题材?近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界定标准问题与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不断引起争议,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学术界不断对概念进行修正,却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与作者的民族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愈发变得复杂多样。如何解决少数民族文学划分标准混乱问题呢?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这样写道：“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认识到‘认识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找出这一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同理,若要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一个彻底的探寻,也必须回到出发点,认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并将这个认识过程的历史轨迹勾勒出来。因此,论文首先从“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等概念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一番“考古式”探寻,并由此分析少数民族作家的“当代”出场及其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实际上,“少数民族”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概念,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而逐步建构起来的“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与汉族一起构成“中国”这个更大的共同体,而“少数民族作家”与“少数民族文学”是随着55个少数民族逐步确认之后才得以最终完成的概念。接着从本文新中国文学体制出发,分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通过“询唤”机制建构起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即少数民族作家是如何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的。接下来论文将少数民族文学放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中,并与中国现当代汉族文学相比较,分析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当代性”,以及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的异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具有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诉求也是其创作的目标。然而,由于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当代出场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与生俱来的被建构性与复杂性,又让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现代性与民族性诉求具有双重主题,这可以说是与主流文学/汉族文学的本质区别所在。那么,该如何把握少数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独特性所在呢?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用拉康主体性理论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理论,从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建构姿态出发,以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为论述中心,根据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四种姿态和小说创作特点,将六十年来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分为四个阶段：十七年时期民族文化身份的“误认”与“政治文化”书写、新时期初期民族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民族寓言”书写、八九十年代之交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民族秘史”的书写、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民族文化身份的混同与“多元文化”的书写,并以此勾勒出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独特轨迹。再接下来的四章,论文分别以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四种姿态：误认、寻找、认同和混同,分别选取其中代表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并与当时的主流/汉小说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归纳出少数民族小说的特质和独特历程。同时试图建立一套独立自主的批评模式,一以贯之对六十年来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进行分析评价,并以此尝试呈现出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六十年发展的独特历程。最后,论文将进一步指出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中西文化渊源与发展方向,希冀能对当下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有一定的启发。
李明彦[10]2012年在《真实性话语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尝试从话语和谱系学的角度，将真实性话语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之间进行关联性的研究，以此切入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的历史变化轨迹，论文认为，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建构及其意义生成，都与“真实性”这一理论话语有直接的关系。不同时代不同文学对真实性话语的建构，都包含着文学成规的转换，政治规范的理解，文化场域的变迁和叙事技巧的取舍，弄清楚了真实性话语的建构历史，就可以揭示新时期文学历史变动过程的精神轮廓。第一章主要讨论了政治文化与真实性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伤痕文学中真实性话语建构具有的治愈功能。论文认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及其合法性的获得，与真实性话语的重构有很大的关系。“文革”结束后，为了清算“文革”文学中的充满着“瞒和骗”的“阴谋文艺”，理论界重新发掘一度被压制和禁止的“写真实”等观点。通过指认旧有的文革文学为虚假不真实，新时期文学重新确认了现实和文学、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大量地生产了被权力话语认定的“真实性”话语，迅速建立了新的文学合法性。政治文化对真实性话语的影响，使得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政治性标准被巧妙地转换成了真实性标准，这种真实性话语隐形地发挥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对伤痕文学起到了规约和控制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的是人道主义思潮兴起后，人性话语试图在对真实性话语的不断解释、融合、试探、移界、攻击之后建立自身的话语合法性。它从四个方面即“人作为工具向人作为目的的转换”、“‘人的生活’向‘人’的位移”、“生活的本质向人的本质的倾斜”、“客观再现向主观表达的跨越”来改变蕴涵着权力的真实性话语一元独大的局面，从而提高人的主体地位，恢复人性话语的权力。第叁章主要阐述的寻根文学中真实场域由现实批判向文化自省的转换过程及其存在的路径依赖。论文认为寻根文学把文学的“真实”从庸俗的社会反映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对真实的认知方式和寄寓方式的探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掘。寻根文学把对真实的书写转移到文化层面，无疑使作家获得了一种新的洞察方式和判断角度，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第四章主要论述先锋文学的真实观念对现实主义真实性话语的解构过程以及这种真实观念对先锋派激进的艺术革命的促进作用。论文认为，先锋文学以“虚构的真实”“精神的真实”和“语言的真实”对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话语体系提出挑战，这使得先锋文学呈现出叁种叙事倾向：元虚构叙事、神秘化叙事和非人化叙事。先锋文学的真实观念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反抗现实主义真实性话语的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解构。第五章主要讨论新写实文学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怀抱，它以对生活真实的重视和对艺术真实的反抗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解释。新写实小说认为艺术真实本身构成了对生活真实的遮蔽，它试图消解强加在生活真实之上的所谓“本质”，尤其是经过意识形态话语选择加工过的“本质”。因此，它以“零度情感”的方式追求一种“刻骨真实”，在审美层面呈现出反典型化的特点。同时，新写实小说的“微观真实”呈现出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性”，即整体上呈现出反对宏大政治对文学话语的束缚的倾向和实际上在文本中对微观权力规训下世俗化日常生活景象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寻根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辩证[D]. 孟凡东. 黑龙江大学. 2003
[2]. 1985年文学场一瞥[D]. 原帅. 广西师范大学. 2013
[3]. 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D]. 李徽昭.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4]. 从民族寓言到文学神话[D]. 史慧敏.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5]. 二十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D]. 杨姿.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6]. “寻根”小说的现实主义维度[D]. 伍文珺. 江西师范大学. 2014
[7]. 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8]. 巫风浸润下的诗意想像[D]. 易瑛.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9].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建构与小说创作[D]. 罗四鸰. 复旦大学. 2011
[10]. 真实性话语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D]. 李明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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