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凌昌[1]2004年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视域》文中研究表明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自产生以来经历了多重视域的转换，而在当代最重要的视域即是全球化视域，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之语境，帝国主义理论是否能对之做出相应的回答与应战，真实地摆在了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本文从分析帝国主义理论面临的当代视域即全球化的分析为切口，在层层剥离出全球化真实内涵与本质的同时，以一种新的视角全新地解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然这种解读含有潜在的非连续性，但笔者亦争取这种解读的合法性。帝国主义理论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来自左与右的种种挑战，而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重新指认。笔者承认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合规律性与合理性，并且指认了帝国主义理论家有关帝国主义理论的片面真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根本的角度指认了资本主义新变化仍然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内容视域，而帝国主义理论家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面前只能是经典面前的伪经。最后，本文从方法论与内容的角度确证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有效性与不可替代性。
胡俊飞[2]2015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是近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持的民族的立场、标准和观念,构成了它区别于经典、俄苏和西方等其他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质。梳理、总结与反思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涵,在全球化新历史条件下拓展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是本文致力实现的研究目标。除绪论与结语外,本文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及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场合对民族国家的性质、特质、历史、立场、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作过论述。“民族”是一种现代的历史现象,共同的语言、共享的历史传统和相对明晰的活动疆域是现代民族质的规定性,民族国家与国际主义是辩证统一的,阶级视野下的批判性肯定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总的立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思想,进一步强调民族的历史性质和与资本主义的同构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对经典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研究、批评与决定”。救亡图存和民族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形成时的现实境遇与思想动力,民族性成为后者肯定性的价值诉求。第二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参照下,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演变及具体内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民族持讳莫如深、颇有微辞乃至尖锐批评的立场相异,从“民族主义文学”批判到“民族形式”论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文化革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民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贯的立场、诉求和尺度。随历史条件和任务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民族内涵的探求依次在“民族与阶级”、“民族与世界”、“民族和现代”叁组命题中展开。首先,在民族与阶级的关系上,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民族文学必然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民族性,但并不是“只有”和“全然”是阶级性。肯定文艺的民族性,并不否定它同时具有阶级性,反之亦然。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有统一的一面,不同阶级有共同的民族性,民族与阶级相互转换为对方的话语表达。其次,在民族和世界的关系上,民族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一方面,不存在脱离了民族性的世界性,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中,并通过民族性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民族性需要以世界性为坐标、视野和目的,特殊性不能割弃普遍性而存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反思各种文化特殊性论,也要反对虚妄的普遍主义文化立场,坚持以特殊性为基础并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民族性。第叁,在民族与现代的关系上,民族是现代性的悖反,建设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文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目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民族性与现代性是矛盾统一的,具体体现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民族与个人的兼顾、批判地弘扬传统等方面。民族性与现代性既彼此包含,又相互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应蹈袭西方现代性,而应立足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中国经验,提出、探讨和发展自己的现代性命题。第叁章论析全球化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民族立场的可能性与积极意义,并批判地吸纳后殖民理论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念。全球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物理空间的简单扩张,更是逻辑肌理的深刻渗透,去差异化-夷平和解域化-不可脱钩是全球化的主要文化逻辑。全球化猛烈冲击民族国家,但不会带来一个“后民族”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文学的民族差异性可以减缓甚至改变全球文化趋同化的进程。批判地检讨后殖民理论和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民族观,是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民族观的重要途径。后殖民理论肯定民族主义是摧毁殖民体系和重振文化的利器,认识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建设、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构性,解构和置换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思维,强调民族的建构性、混杂性和非物质性,并为民族指明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然而也流露出浓烈的乌托邦气息,掩盖了民族间客观存在的物质压迫关系。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民族问题上既肯定民族在反抗殖民统治、抵抗全球文化标准化的作用,又对它潜藏的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因子,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种狭隘扭曲、异化的组织形式等表达了不满。鉴此,他们分别重释了民族的内涵,主要包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伊格尔顿和阿罕默德“个别与普遍之统一的相关物”、詹姆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概念”等论,这些新的民族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有益启迪。第四章从个体观、传统及其弘扬观和主体性观叁方面,建构全球化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在民族与个体的关系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认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是“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和主要活动场所,在人类步入自由王国的历史前,民族国家为个人的合理权利、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保障,民族需要在个体的坚持而非绕过中被超越和扬弃。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和“现实的个人”通向自由王国的途径手段,民族国家要尊重和保障“现实的个人”的合理权利、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但这种尊重和保障不是抽象、形式的,而应是具体、差异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民族与个体的平衡统一,不能是此而废彼,但这种平衡统一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在动态偏置中达成。民族以每一个体的实现为自身的实现,同时每一个体又在为民族的实现中获得自我的实现。共享的传统是民族的基本特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开放的民族立场,需要科学地理解“传统”本身和规划“继承和弘扬”它的方式。传统是活着的过去、进展中的过程和在未来,是联结和贯穿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转换性创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弘扬传统所主张的路径,传统只有经过转换,面对和解决新的民族文化经验才能得到真正地继承和弘扬。“转换性创造”不是以既定的西方现代价值为圭臬,其目的是“别立新宗”。甄别传统,稽查可转换的传统的原初和演变含义,批判和克服旧的传统,在应对民族现实问题中赋予旧传统以新的内涵,是“转换性创造”传统的具体步骤。传统只有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创造的源头活水。民族主体性的确立系于他者,且是历史具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树立和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能固守启蒙现代性的主客二分、先验、纯粹、内在、绝对、超历史的本质主体性论,而要标举一种向他者与历史开放的民族主体性论。民族文化的主体应在民族自我和他者的融合,从而创造新质的过程中确立。民族性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区分的依据,它是历史、具体、由人的实践所塑造、处于不停息地转化生成中的东西。由于民族的主体性是处于与他者结构关系和具体历史中的,因此它既不拒绝外来文化,也不固守某种固有不变的文化,而是推崇文化融合和超越创新,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凸显与他者的差异,在融合他者中推动自己的历史发展,从而使民族主体的关系结构和历史维度有机结合起来。
来庆立[3]2016年在《观念史视域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庞杂且反复谈论了数百年的问题,厘清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也关乎人类整体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由于这一问题的展开需要大量篇幅,所以本文引入观念史的方法,试图从阐释“观念简史”出发理解观念。首先,本文尝试通过概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和革命向度,界定取得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并考察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其次,本文通过考察马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叁位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的观念,阐释这一规定性概念在其中的历史演变；最后,在观念整体架构中梳理社会主义的观念变迁和实践分野,进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象的客体性,即将社会主义观念作为“总体的客体”,放置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并通过核心概念的阐释规定社会主义观念本身。因此,观念史的发问方式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是什么”。另一方面,廓清社会主义观念,需要对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史的演进路径进行一般的逻辑阐释,这样才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梳理社会主义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内涵演变,最终廓清社会主义观念的现实内涵。这要求研究者不仅关注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也不能忽视在某一方面提出重要内容的“次要人物”,但本文限于篇幅,仅仅考察马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影响的叁位社会主义者,进而寻找到一条线索论述“观念简史”。遵循着“总体的客体”逻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可以廓清“概念何为”及其革命向度,从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借助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呈现为从“物”的革命到人的革命的发展进程。通过纵深解剖这两段进程可以看到,在“物”的革命中首先出现了自由概念。人作为个体和类存在,唯有在“物”的革命中才能推翻封建制度中的“人”的权力,进而取得自由,所以这也是“自由的革命”。如果考察这一革命的形态和精神,那么无疑可以将其归纳为高举自由大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极大促进人类自由发展的资本革命,即“革命的自由”。但自由仍然存在限度,人脱离了“人”的权力,却还从属于“物”的权力,所以作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人不能继续从属于外物,而应当从属于自身,这时候自由也就等同于解放。唯有在人的革命中推翻“物”的权力,人才能真正取得权力,使自身解放,这也是“解放的革命”。如果考察这一革命的形态和精神,那么同样可以将其归纳为高举解放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使人类完成自由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生产关系革命,即“革命的解放”。因此,从核心概念的革命向度(也即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出发也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是从“物”的革命到人的革命、从“自由的革命”到“解放的革命”这一人类一般历史发展逻辑的后果和观念,也是关涉个体生存与发展,使自由扩大为解放的现实实践,即从“革命的自由”到“革命的解放”的实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正是承启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逻辑的思考,并且在这一视域中展开他思考路径——从人的生产、劳动与需求的实践维度出发,展开人与人的关系,系统地考察社会关系,从而描述“物”、“物”的权力和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最终指出这一社会关系因其经济基础而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它既合乎历史理性,但又不契合现实理性。与“物”的革命一样,历史会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掀起新的革命,使权力回归人的本身,使人的权力替代“物”的权力,这就是人的革命,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就是解放,是人真正成为人,并且取得解放的历史。因此,人的革命也就是解放的革命,这也就是具有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观念是由时空观、核心概念和现实形式叁方面构成,并且具有“时空一概念”和“概念一形式”的双重逻辑,前者是概念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后者是概念的形式展开。以核心概念为基础,进而展开逻辑框架,形成理论体系,也就是探究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路径。因此,基于核心概念之上,就需要在马恩之后确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对其在何种程度上变更了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阐释,最后从观念的整体结构上考察其与马恩观念的不同以及实践分野。这叁位人物的选择涉及社会主义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片段,即传统理论所指称的：恩格斯逝世到十月革命之间产生的革命、改良分野。这段历史上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下接东西方社会主义的道路分裂,正是这段历史决定了未来发展中对社会主义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有关社会主义实践的大量斗争。从核心概念出发,在观念史视域中,对具有代表性的叁位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马恩之后,取得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演变为以自由和解放为核心概念的两种叙事逻辑。而在观念框架下,这两种叙事逻辑表现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念中核心概念的替代和内涵变更,在总体上呈现为自由和解放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实践精神的分歧：改良的自由精神和革命的解放精神。因此,观念的“时空一概念”逻辑就体现为时空观以及实践方式的分化： “突变”形态的革命时空观和“渐变”形态的改良时空观。观念的“概念一形式”逻辑就体现为观念形式构成以及实践形式的分野：通过“革命的专政”打破“物”的框架和秩序,建构解放秩序完成人的革命,与通过“改良的民主”利用“物”的框架和秩序,通过对自由秩序进行改良进而完成人的革命。所以,在核心概念的逻辑向度中,社会主义观念史的发展实际上呈现为叁种不同内涵的观念和两条不同道路的实践。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这两条道路却呈现为与其自身不相符的演进路径。对于自由叙事而言,它试图在“物”的框架内对其进行改良,但却在承认“物”的权力基础上走向了“非解放的自由”,最终走向“非自由”。对于解放叙事而言,它试图在人的权力框架内展开“物”的革命,但最终也回到了“人”的权力,进而取消“物”本身,走向了“非自由的解放”,最终走向“非解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言,它一直体现为以解放为核心概念的革命社会主义观,所以在观念的时空构成中表现为革命时空观,在实践中表现为“突变”的实践方式,在观念的概念构成中表现为革命的解放,在实践中表现为解放的实践精神,在观念的形式构成中表现为革命的专政,在实践中表现为专政的实践形式。而在改革开放后,它同样也呈现为一种特殊的革命形态,即在人的革命所建构的权力框架内开展自身对立面——“物”的革命,这一方面既是通过“物”对人的革命所建构的解放秩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解放秩序对“物”进行改革的特殊发展状态。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既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能重新回到“人”的权力,最终走向“非解放”；也要吸取现实中的教训——不能在开展“物”的革命过程中屈从于“物”的权力,最终走向“非自由”,而应当在观念内涵和历史实践中坚持“革命的解放”和“解放的革命”,最终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权力的复归。
邓亚中[4]2015年在《列宁生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的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基本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求,而且社会生产力也有跨越式的提升。但在人们沉醉于对大自然的改造中取得的成就的同时,生态问题已经日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导致人们生活环境出现危机。马克思强调如果忽视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以破坏自然环境、过分消耗自然资源条件为代价,取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导致人和自然的矛盾不断的激化。面对严峻的生态问题,查翻古今可作借鉴相对适宜的思想是列宁的生态思想。因为列宁的生态思想形成在整个俄国革命胜利后社会建设过程中,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环境,与此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学习列宁生态思想,对于人们思考生态问题,并且思考人应该如何在大自然中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为深入研究列宁生态思想,一方面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方法,重点分析列宁生态理论渊源到理论诞生,系统厘清本理论脉络。从文本出发对列宁的生态思想进行梳理,并从唯物主义自然观中汲取理论养分,重点辨析人在自然中正确行为准则和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方法。另一方面,本文研究重点是将列宁生态思想运用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列宁生态思想是在苏俄具体国情背景下形成的,并且首次将马克思生态思想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结合。革命时期列宁将自己的自然观运用到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不仅分析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期是如何进行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指导人民和同资本家进行资源占有权上的斗争,这是列宁生态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阶段。革命胜利后,列宁进行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时,当面临资源开发不足、生态保护不利、生产资料利用滞后等生态问题,提出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的生态建设提供重要启迪。本文梳理列宁生态思想发展过程,并对其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理论力量。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列宁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和产生背景。本章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对列宁生态思想的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第二章,列宁唯物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思想。自然观是整个生态思想的基础,为列宁生态思想构建基本的准则,为解决生态问题提出更好的理论方法。第叁章,列宁资本主义危机中的生态思想。重点强调列宁的资本主义危机批判中蕴含的生态思想。第四章,列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态思想。论述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他如何解决生态问题。第五章,列宁生态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当代价值。首先,论述前苏联对列宁理论发展,其次,分析中国领导人对于列宁生态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最后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启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论证了完整的列宁生态思想。本论文从列宁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到列宁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再到列宁生态思想对于中国生态建设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完整的呈现列宁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将列宁生态思想置于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大背景下解读,使生态理论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层内涵。这些都证明列宁生态思想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为当今中国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借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永乐[5]2013年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理论形态的列宁主义、实践形态的俄国道路应用到中国革命中。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确立了列宁主义的脉统承继性,及俄国道路的范式地位。因此,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中共以遵循历史规律和理论自觉的践行者,在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前提下,把列宁主义的实践范式俄国道路移植到中国来。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进程是沿着二维路径行进的,而本该是重要的历史出场者中国实境维度却在一进程中缺失。沿着二维路径推进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势必在中国实境中受阻,要么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是,所呈现的路径轨迹要么是硬着陆的历史硬伤,要么是软着陆的历史争议。而软着陆时,中国土壤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一维。当然,历史倒逼机制的选择并非是对选择机制的内在认同。本论文选定或截取早期这一历程进程,就是因为早期是过去式,早期历程所演进的路径和进程所留下的载体呈现为定论之文本,易于考证和探究中共集体和瞿秋白等个体在二维路径向叁维路径渐变过程中,所留下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轨迹。另外,早期这一历史进程,是在共产国际主导和中共为主体,而一度是,国民党主导和中共辅助这一纠结不定的语境中进行的。不论是探究维度的转变,还是探讨历史的语境,而总结和挖掘马克思主义早期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一般性历史经验和特殊性历史经验,探寻镶嵌于其中的历史发展逻辑等尝试,才是论文真正的旨趣。论文最终提出“叁个向度下”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之建构,崇高理念之秉承和重塑,就是本着回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回应国际共运跌宕起伏的内存原因,回应当下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尴尬境地之缘由,以探索和引导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维度和未来向度。正是按照上述逻辑,本文始终围绕着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径要素,即理论主体——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者、实践客体——中国国情而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尤其是早期历程进程,并非仅仅是探索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定位,也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这么简单。就路径的二个要素中的理论主体而言,被中共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列宁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形态。但由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的路径和语境不同而导致过滤和变形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在中共内部因不同实践主体之利益诉求,也有一定的市场。如果革命实践处于困境时,理解的来同会被放大和发酵,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与中共的“一次革命”、“二次革命”及“不间断革命”的历史纠结,就是目前学界也在分析和探讨内含于上述争论之革命延续性和间断性的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中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国际共运对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路径的争论,使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趋向复杂化。关于路径的第二个要素——实践主体,中共集体性格或个体之个性,受限于时代洞穴制约,也受制于主观的利益诉求,更受到所皈依于理论之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对实境的判断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旨趣与实境始终或分或合。显然,路径的第叁个路径要素,实践客体一中国国情——所被界定的议题,所被定性的标尺也烙上了主观表达、主观建构的印记,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涉及经济机械决定论、富农焦点等。在这叁个路径要素互动的进程中,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特征的,具有“硬化"或“软化”胎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里主要是指是否考量到中国实境维度)之实践和理论形态。本文以中共集体的实践和理论创新之结晶,以瞿秋白等个体所作的“社会律”探究为文本载体,分析了叁个路径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中的纠结互动,探析这一历史进程所内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据此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教训和经验,考量其当下意蕴。笔者选择瞿秋白个案,是因为瞿秋白作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出场者,他见证、参与、甚至引领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航向,是探寻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要素中的先驱者,也是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和杰出个体的结合体,更是中国道路范式的首倡者。这主要体现在：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进程中,具有强烈的内驱力,主动有意识地探究和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从而“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作为实践主体,历史选择瞿秋白个体担当了转换历史枢纽的使命,成为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杰出个体的复合体、结合体,在短暂而不朽的革命生涯中,他协助鲍罗廷制定大革命的一系列决策,主管中共宣传阵地,领导大革命向土地革命转型,负责主持定位土地革命之中共“六大”的召开,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多重身份而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纠正立叁路线的“六届叁中”全会所作的努力,制定、参与及纠错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成为左倾机会主义的受害者,因此这些历史节点和历史症结选择了瞿秋白“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一再极力创造原型,一再论证各种范式,如“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中国的革命方式“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经济生活之“工业的范式”等等,换言之,就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而这是创造主体强烈创造意识的刻意指向,也是他高深的理论素养,尤其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权威地位所决定的,也和他身处的历史平台有关。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中,瞿秋白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复制的。本论文按照上述行文思路,具体内容如下：论文引言和“特征”部分,着重梳理理论主体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花费很多笔墨译介引人反思的“悖论说”所提出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行动主义的诘问,其实这一问题,如果仅从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至今还很难从理论的高度给予答复。该部分,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整理了中共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科学性批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轨迹,也从哲学高度历史再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场域。论文第二章和第叁章为路径篇,即第二章“我和马克思主义”及第叁章“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要素维度。第二章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之历史谜团的成因,及相关联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叁章则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国情观”,而着重论证了认识国情的范式,及归纳概括出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中国国情之根本问题,并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涉及到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及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阶段及前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及策略等。论文第四章至第八章为社会律篇,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要素纠结互动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和实践形态。该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共有5章。第四章“历史工具的自我修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一方面阐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中共对无产阶级建党普遍原则的认同和固守,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工具性是党建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共集体或个体在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出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建党思想；第五章“历史抉择之平台的搭建：党的武装斗争理论及实践”分为两个板块,第一板块梳理和论证了中共在国民革命时期和后国民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理论演进的历史性、必然性；第二板块重点凸显了瞿秋白个体所作的艰辛而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探索,这包括论证了武装斗争的一般规律,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其中关于农村暴动独立担当中国革命一极,游击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和载体,“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实践语境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初步形成；第六章“历史转换的枢纽：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重点探讨了主导和主体不能“化和为一”,而导致的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非共轭想象,及存这一现象中的运行态势,也分析了事关土地革命要素的新判断和新思考；第七章“历史发展的‘社会的基础’：经济理论及实践观”,该章论证了中共早期经济理论和实践,在承载这社会理想的同时,更多是面对根据地斗争之建构之路向,也关注和深挖瞿秋白等个体所提出的具有哲学指导意义,关切未来社会发展维度,尤其是在国际共运中及当下仍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理论,如商品经济不是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尺,利用资本及重造资本的路径和机制,生产力标准之社会发展观,及社会主义之经济观；第八章为“文化、文艺思想理论之践行进路”,探讨了中共早期文化文艺之高度意识形态性,及在实践倒逼机制下的演进,同时更多探究文化文艺理论的内在理路,如创造旨趣,创造手段和创造路径等。第九章和第十章为反思与当代意蕴篇。其中第九章从实践主体的历史语境和个性特征维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必然性、曲折性,凸显路径要素——实践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独到地位；第十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的时代意蕴",指出崇高理念是内嵌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当代化进程中不竭的驱动力,审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一一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为社会主义运动),在异质对立的社会形态,在同质的社会主义国度,在创始人的原始语境中,在当代现实主义和规律性视野的拷问中,总结、反思和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提出了“叁个向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之建构,这是论文的最终落脚点。
李哲懿[6]2016年在《马克思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目前理论界虽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研究较多,但综合来看,不难发现,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思想内涵的解读还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要么质疑、批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要么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渐行渐远。理论界迫切需要进一步厘清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科学内涵,给予各种错误思潮以有力的回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不断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从而实现学术思想的创新。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深刻内涵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现实,阐释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阶级剥削实际,反思和总结我国在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社会分化现象,深入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构的重大意义是我们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马克思经典着作为依据,深入挖掘其中关于阶级的原典论述,通过分析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弄清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是我们思考的中心内容。马克思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它的创立经历了从批判到超越,从超越到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完善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阶级理论从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类阶级社会的兴衰历程,分析了经济关系对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使人们对阶级现象有了科学的认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简要的评析。国内外学者结合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对马克思阶级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国内学者大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侧重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文本学分析和实践运用,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则比较宽泛,有大体赞成并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指导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流派,也有质疑、批判,并试图彻底否定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学术观点。国内大多数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持肯定态度,但也有少数学者仅从社会现象出发,没有深入社会结构的内部,不理解阶级关系的经济本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国外学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把握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理论精髓,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本质,同时在方法论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左。如何理解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思想内涵,以回应国内外学者对它的质疑、批判既具有重要的选题意义也是研究的缘起。第一章论述了马克思阶级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他的全部学说一样,都不是离开社会思想发展的大道凭空杜撰的,是从人类实际的生活过程出发,借鉴先哲思想的精华,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的。19世纪初欧洲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矛盾逐渐显露,这是马克思阶级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人阶级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成长起来,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阶级理论产生的阶级条件。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法国复辟时期学者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阶级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分析和探索,这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形成的理论起源。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门看到了阶级问题,但并没有给予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阶级观点的基础上,深入社会结构内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阶级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第二章系统考察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前人阶级观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科学的阶级理论。从实践出发,马克思批判唯心史观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为阶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超越资产阶级学者对阶级关系的政治形式分析,深入社会结构内部,从经济关系入手揭示了阶级关系的经济本质,破除了资本主义掩盖在政治关系下的虚幻的合法性外衣。依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确立了科学的阶级观。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博士论文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这一时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初步认识,也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时期。第二个阶段从《哲学的贫困》到《致约·魏德迈》的发表,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阶级理论的系统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第叁阶段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深入经济分析,即《资本论》的创作时期。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同时对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策略进行了阐发。第四阶段是马克恩恩格斯晚年对阶级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这一时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发展。社会实践方面,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理论建树方面,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依据新的历史学研究资料对阶级的起源进行了新的科学论证,批判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永恒论。第叁章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的详细阐发。这一章是对第二章内容的系统总结,从起源、过程、归宿叁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也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超越前人的地方。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阶级关系的本质。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阶级关系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是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是阶级关系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马克思阶级理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精神的体现。第四章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现实研究。严谨的科学性、彻底的革命性、自觉的实践性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基本特征,它超越了以往一切阶级理论,实现了阶级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在实践上获得了成功。马克思创立阶级理论以后,他的继任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们都结合各自的国情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实际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阶级观点,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第五章论述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当代境遇与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出现了马克思当年所不曾遇到的新变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被逐步边缘化。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社会被边缘化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存在误读,其科学内涵被教条式的理解所遮蔽。恢复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生命力",关键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内涵意蕴作出合乎实际的阐释。正本清源,真正把握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只是为"重返阶级分析"、恢复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可能性。科学的理论只有在回应和解决不断涌现的时代课题时,才能真正体现其对实践的引领作用。事实上,运用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社会的阶层状况做出科学的分析。总之,当代世界并没有没有走出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理论视野,发掘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价值指向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回应了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质疑、批判。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能化约为某些具体结论,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需要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指引,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际也呼唤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解读。以上这些经验事实和理论分析都一再表明,历史的必然趋势仍然不可抗拒。不管西方社会结构如何变迁,它的不公正和剥削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资本和劳动的对抗关系也是固定的,而国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关系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因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没有失去它的解释力和活力。
张丽[7]2016年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叁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着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着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叁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叁、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叁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姜自安[8]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与实践》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沿革。马克思恩格斯面对在他们看来已极度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试图用他们创新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和方法,去认识并推知社会发展规律之外,还怀着某种人道情怀去试图“改造”它,进而实现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状态。他们重新发现了已为前人所发现的“阶级斗争”并给予了新的重视。创始者所开辟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未避开“阶级斗争”,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建基于对阶级冲突态势的把握。本文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阶级冲突视角进行社会政治把握与设计的论说界说为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冲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得以创始,一种有别于“彼岸世界”追求,试图修缮“此岸世界”的影响深远的理论就此诞生。本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冲突理论的把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的界析,围绕历史分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的沿革与实践进行考察。全文围绕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沿革的叁个主要历史分期进行了研究。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冲突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重点研究。该部分主要研究了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国家观、建党与党建理论和东方社会革命理论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运用。其次,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冲突理论在苏俄的拓进。该部分重点考察了列宁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的阶级冲突理论与实践和斯大林的阶级冲突理论与实践以及一些经验教训。再次,重点研究了阶级冲突理论在中国的沿革与重构。该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的阶级冲突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由冲突走向建设的转型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当代重构的和谐社会理念等。作为一个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党执政的后发国家,中国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后,开始寻求更适宜自身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大胆尝试与创新,而这无不贯穿着几代领导集体在各自执政时期对阶级冲突态势的把握。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对“叁个代表”的倡言,以执政党的建设引领现代化建设;新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理念的选取以及社会和谐转型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对此的一种表态和承诺。通观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拓进历程,阶级冲突问题从未被舍弃在社会政治局势的把握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无不直接或间接建基于对阶级冲突态势的把握上。本文即是通过诊此脉动来进行历史解读与现实思考的。本文期望通过梳理并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的脉络体系,据以回首历史并理清进路。尤其是总结阶级冲突理论在中国的变革与实践历程,分析这一影响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理论因素,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珍贵的历史借鉴与前进指向。
李心记[9]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这无疑是“特色”一词产生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进程都呈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中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理论意蕴和民族风格的中国道路。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这种独特发展模式,凝练其体现出的“民族特色”,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发展也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根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有其理论的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实现民族化,并展现出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赋予其新的民族化特点,使其产生出新的个性或特殊性,从而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理,又要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立足中国生动的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起源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形成阶段和完善、推进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丰富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总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它既属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又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有机结合的实践形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与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所具有的民族特点和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被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其“民族特色”具体表现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根据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变化来发展社会主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基本遵循,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集中体现在它具有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等基本特点,其中人民性是根本宗旨,科学性是理论品质,实践性是主要功能,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其丰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种“以人为本、崇实黜虚”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它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治体系,是一种以“政之得失、系于民心”为精神实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在艰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果和理论结晶。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发展了独具中国风格的民族特色。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有其独有的含义和领域,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丰富发展民族特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力量之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需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弘扬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模式,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需要追溯思想本原,凝练理论特色,展现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需要认真比较鉴别,完善体制机制,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意蕴的话语体系。
曲艺[10]2017年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所出现的一个理论学派,是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新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类型,属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之一。被誉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旨趣在于,它展开了对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现状和历史的总体性研究,反映了要求化解南北矛盾、超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世界和谐的人类理想和社会发展愿景。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沃勒斯坦奠定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理解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其中之一,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上此理论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修正,并且用折衷的形式对马克思与卢森堡关于资本累积理论、列宁与卢森堡剩余价值理论等进行了继承。此外,阿瑞吉和弗兰克等西方其他学者在探讨世界体系问题上也都分别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独特的学术贡献。阿瑞吉在探究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发展动力问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以及对反体系运动的理论认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关于马克思学说有效性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性动力问题上进行了独特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具体言之,本论文主要探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本论文阐述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涵义及其理论渊源问题。论文梳理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迈入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脱离了西方殖民主义掌握的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努力探索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们把主要精神放在了推动自己国家的社会变化迁移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对此不断的开展了讨论。关于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所提出来的,实际上,卢森堡的依附理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资本积累的理论等都是较早地探讨了这一概念。在卢森堡看来,世界体系其实就是世界的整体,其生存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为基础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并非通过自身内部的力量,而是主要依靠着非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原材料、市场及资本的积累多方面因素的支撑才能够得以实现的。虽然世界体系这一概念并不是率先由沃勒斯坦提出的,但却是沃勒斯坦赋予了这一概念比较明确的含义,沃勒斯坦提倡一定要由体系的整个部分或者总体准则上面开展察看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渊源问题上,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汲取了马克思的一些理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的角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分析方法来阐述理解近代世界历史的变化迁移;其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与20世纪的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汲取了20世纪史学的新成果;再次,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耗散结构论的影响,吸收和借鉴了普里高津的社会物理学;最后,步入发展理论的新时期,世界体系理论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依附理论与对现代化理论的驳斥。世界体系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四种思想渊源基础上而构建自己的理论基本框架的。第二,论文重点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的理论,论文梳理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沃勒斯坦通过游历加纳、法属阿尔及利亚以及西非海岸等国家,实地考察了解到了非洲的殖民主义的统治之现状,通过研究非洲殖民主义这样的现实切入点沃勒斯坦从马克思原着之中获取了灵感,达到了对世界体系的理论解析。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的主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便是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当代的世界体系其实属于世界经济的体系,始于16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逐渐扩展到了当代全球所有的地区与角落;沃勒斯坦认为变化中的世界体系会呈现出周期性结构,体系当中制度也在不断地进行创新。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需要采用历史性之态度去看待问题,去理解社会的体制变化;在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问题上,沃勒斯坦发展了叁个地带划分理论。关于叁个地带划分理论,沃勒斯坦深受法国年鉴派和拉美独立学派的影响,沃勒斯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广阔的地域空间对世界进行了划分,即核心—半边缘—边缘叁个地带的划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方面,沃勒斯坦预言世界体系最终将会解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未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人们所得利润都将会越来越少,另一个方面就是衰败的政治因素,可以说国家的作用愈来愈弱,社会当中人口数量激增,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茫;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来以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呼应和反映很强烈。在世界体系的研究学者之中,最着名的代表性人物当属弗兰克,弗兰克原本是属于依附理论之代表性的学者,而在沃勒斯坦创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他便转变为对世界体系进行研究。第叁,论文深入研究了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论文对阿瑞吉思想形成的背景与理论渊源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内容进行了探究和阐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才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扩张的内部动力,霸权基本上源于这种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没有资本的扩张,霸权也就没有产生的可能;阿瑞吉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实质,就是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自由的贸易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之载体。若想对世界不平等的状况进行消除,首先必须要消灭帝国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在对反体系运动的认识上,阿瑞吉提出,反体系的运动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与民族的解放斗争也不相同。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它不但在现代的世界体系当中存在,并且成为日趋复杂的一种力量,反体系的运动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世界新秩序、新的世界体系;在当今的世界体系的演进中,处于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的崛起影响世界体系巨变的新生变量。阿瑞吉研究了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体系的更迭的关系。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是其世界体系理论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阿瑞吉研究了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尝试揭示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做出了现代的世界体系极有可能会朝着中国崛起的道路前行的判断;关于马克思学说的现实有效性问题,阿瑞吉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着眼于马克思学说对生产场所的劳动过程和阶级冲突的解释效力,却忽视了对“隐蔽的生产场所”及阶级冲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阿瑞吉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思考实质上是最早的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索。在资本主义问题上,阿瑞吉肯定了马克思所作的理论描述在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时仍然有一定的效力;阿瑞吉的世界主义视域是他研究世界体系结构的独特分析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世界体系中的东亚纳贡体系的价值定位问题上,在他看来,东亚的纳贡体系存在远远要比欧洲的资本主义体系早,带动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阿瑞吉在受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启示之后,运用“长时段分析法”和“中心—边缘”结构模式来阐释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源;阿瑞吉对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进行了理论论证,阿瑞吉根据斯密市场经济理论原理对斯密以来的市场经济作出系统性考察,试图揭示世界市场经济发展史的规律性。与沃勒斯坦相比较,阿瑞吉赋予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经济学维度上,这也是阿瑞吉世界体系分析的特质所在,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的历史发展过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系,但也是一个历史体系和社会体系。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探索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实质,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欣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世界体系论具有明显的新左派理论性质。阿瑞吉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激进成分相对多些,革命色彩浓厚一些,反抗精神强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阿瑞吉算得上一位新左派人物,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属于新左派思想的代表。阿瑞吉研究世界体系的方法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阿瑞吉所采用的研究的方法具有多重性质,包含了周期性的分析法、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矛盾和差异研究法、东西方对比的研究方法等。第四,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论文分析了弗兰克世界体系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本是依附论的主要创立者,其对依附论的完善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弗兰克的思想成长大概可以划为西方正统的发展理论、依附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与世界体系论四个时期,在不同的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多的作品诞生。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概念分析框架、问题研究的分析方法。弗兰克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世界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不是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所专有,而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着;替代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弗兰克构建其世界体系论的新视域与新的分析方法。弗兰克认为,把人类作为中心而不是把欧洲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可以给新的全球实践供应新的基础性知识,他摒弃了实体论者所秉持的文明与民族的想法,还运用结构主义方式解析不停变化的经济政治的情形。论文是在弗兰克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来确认弗兰克在构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新贡献的。在对世界体系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不同界定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全球体系应该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帝国两部分,二者都是把1500年作为其分水岭;而弗兰克世界体系仅是一个,1500年的前后并无质的差别,并且为连续的。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结构方面二人也存在差异性认识。由于对世界体系界定的标准有所不同,五百年的世界体系与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在其结构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沃勒斯坦主张不同地带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弗兰克认为不同地带依附的关系并不是很明显;关于世界体系的主要周期节奏的不同看法,周期节奏与长期趋势反映出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动态的性质,其中的周期包含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与特长周期。与沃勒斯坦相比较而言,弗兰克对世界体系周期更为关注,五千年的世界体系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五百年的周期交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内源动力问题上,按照弗兰克的观点,世界体系发展的动力便是资本霸权与资本积累,而这并非资本主义扩张体系所独有的动力源。阿瑞吉主张,资本主义扩张体系的内动力为金融的扩张,霸权主要基于其扩张体系的需求,倘若金融的扩张不存在,是不可能产生霸权的。第五,论文对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性的总体评价。论文分析了其理论价值和理论局限性。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价值在于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评。沃勒斯坦曾认为:“就我或者就任何人而言,这样的寻求不仅为学术性的还是政治性的,我一直认为这样寻求的政治性与学术性是同时存在的,不会是单独存在的。”阿瑞吉主张,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基本针对的是物质的扩张,理论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从表面看来,此种理论在当代的经济危机前似乎已经没有解释力了,但是从实际的情况去看,马克思危机的理论主要建立于马克思资本一般公式基础上,这就使马克思危机理论不但要对物质的扩张进行探讨,并且还需要对金融的扩张进行探讨;弗兰克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竭尽全力的神化与美化西方的道路与价值观念,且明显的把世界范围的依附性的积累说与两极分化认为是理所当然,把不公平的交易与资本主义的霸权行径看成是保护世界民主与和平秩序,这是十分荒谬的。第二,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修正和创新性构建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突破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方法论里面的欧洲中心主义分析视域。沃勒斯坦解析了1945年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不同境遇的时候谈过,社会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体系,并且还是以欧洲作为中心;修改了西方主流社会科学探究方式里面的普遍主义。西方的社会科学探究崇向的是普遍主义,确信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一般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放之四海都可以的方法。正如沃勒斯坦所解析的那样,不管是有规则的社会科学家的不是历史的时间逆转的方式里面还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性阶段方式里面,西方欧洲社会科学完全坚决的建议普遍主义;修改了关于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文明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这样的文明理论里面存在的优越感不是单独而存的,它早已渗入了西方社会科学创建的用来解析问题的含义里面,并且表现在那些用来权衡那些含义标准之中;修改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理论的思维模式,沃勒斯坦指出,20世纪原来的老左派所提的阶段理论大部分是针对西方进步理论展开的一种驳斥,此类说法常常为马克思主义的变异主张,原因是马克思在最初时就严肃的批评了欧洲的中心主义的进步理论;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整合了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年鉴学派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最后,论文分析了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鲜明的理论局限,虽然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理论的困境与分裂的因素。理论局限性主要表现叁个方面:第一,没有最终突破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窠臼,虽然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与借鉴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对于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现状与制度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研究欧洲问题提出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框架。但是由于其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解产生偏差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片面化认识,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等同,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性进行等同,最终使现代的世界体系生成与发展依然是依照中心国家当中的资产阶级愿望去塑造。所以,他并没有跳出欧洲的中心主义之窠臼,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被蒙蔽的欧洲中心主义,依旧处在欧洲中心主义笼罩的阴影下,且最后在历史体系之构建方面陷入到欧洲中心主义困境当中却不能自拔。第二,历史观中的虚无主义与消极悲观主义,因其忽略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创建基础的了解,最后导致了关于将来社会主义世界秩序的规划上面很大程度上不遵守真实,抽象虚无好似海市蜃楼,并且再次陷进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窘况;第叁,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模糊的乌托邦理论特质,过分地强调了世界体系的链条相同性,忽略了此链条当中薄弱的环节,进而在某种程度中忽视了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思想,这极有可能把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重新抛入到新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从总体上来看,以沃勒斯坦为代表所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其独特之视角,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开了深刻的论述,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预示着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沃勒斯坦创建的世界体系理论宏伟的框架、博大精深的理论,阿瑞吉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弗兰克5000年世界体系理论均吸引了很多理论学家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视域[D]. 贾凌昌. 安徽大学. 2004
[2].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民族观研究[D]. 胡俊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观念史视域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实践[D]. 来庆立.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4]. 列宁生态思想研究[D]. 邓亚中.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研究[D]. 王永乐.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
[6]. 马克思阶级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李哲懿. 河南大学. 2016
[7]. 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8]. 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理论与实践[D]. 姜自安. 山东农业大学. 2010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D]. 李心记. 郑州大学. 2016
[10].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曲艺. 吉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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