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先武[1]2004年在《现代意境理论的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要解决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传统文论核心问题是意境。自王国维始，意境开始了向现代美学的转型。他第一次为中国诗学输入无功利的文学观，并破天荒地进行了意境理论的形上诗学构建，初步形成了以境界为核心的现代意境理论体系。朱光潜扩大并深化王氏的无功利美学观，提出人生艺术化，并用直觉说对意境理论进行了解读，对意境理论进行了形式素的分析，推进了意境理论形式素的深化。宗白华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强调意境生命意识，强调生命之动，提倡乐观进取的超世入世观，深入探讨了意境的价值层次、意境的本体层次，并把意境推广到艺术学领域、深化到文化学的深度，深化、提升了意境的虚实问题。王国维、朱光潜与宗白华已经为我们初创了现代意境美学体系，我们应该在他们开创的理论基础上接着说，包着兼容并蓄的心态，在总结当代审美体验的基础上，独创出当代意境美学。
张弛[2]2006年在《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要解决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传统统文论核心问题是意境。本文从情景、虚实关系对“意境”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梳理,探寻意境理论在当下获得新的发展并融入到当代理论的可能性,并试图对意境理论进行当代转化。分四个部分论述:第一部分,前意境阶段。主要论述《尚书》的“诗言志”,老子的大象、虚静,《易传》的“意”与“象,庄子的象外之象、“游心”说中,关于意境的理论迹象。第二部分,意象阶段。主要论述作为意境理论范畴的意象,由在乐论中的体现,到意象概念的提出,以及意象理论的发展演变。第叁部分,意境阶段。主要论述意境从唐《诗格》正式提出意境,经过皎然、司空图等人的发展,意境理论的逐渐成熟。第四部分,现代意境阶段。主要论述意境发展至近代,自王国维始,意境开始了向现代美学的转型。他第一次为中国诗学输入无功利的文学观,并破天荒地进行了意境理论的形上诗学构建,初步形成了以境界为核心的现代意境理论体系。朱光潜扩大并深化王氏的无功利美学观,提出人生艺术化,并用直觉说对意境理论进行了解读,对意境理论进行了形式素的分析,推进了意境理论形式素的深化。宗白华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强调意境生命意识,强调生命之动,提倡乐观进取的超世入世观,深入探讨了意境的价值层次、意境的本体层次,并把意境推广到艺术学领域、深化到文化学的深度,深化、提升了意境的虚实问题。王国维、朱光潜与宗白华己经为我们初创了现代意境美学体系,我们应该在他们开创的理论基础上,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在总结当代审美体验的基础上,独创出当代意境美学。
吴珺如[3]2009年在《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以诗闻名的国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享有极高的地位,非任何其他艺术形式可比。历代伟大诗人的盛名历经万代而不衰,其杰作至今仍广为传唱。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诗歌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在某些朝代甚至成为皇帝招贤纳士的一种选拔手段,因此历代骚人墨客多身兼朝廷要职,名仕官宦亦喜作诗词歌赋,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诗歌遗产。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与诗并称诗坛双峰。词原本是隋唐间兴起的一种伴随当时流行音乐供歌妓舞女在宴会或其他娱乐场合演唱的歌辞。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娱乐业发展迅速,音乐歌舞盛行一时,由西域传入中原的燕乐因其新鲜活泼、富于变化尤为时人所好。当时主要由教坊乐工为燕乐曲调作辞,通过演唱广为流传。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显着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制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依曲调风格押韵,其文字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格式称作词牌,有固定名称,如《浣溪沙》、《蝶恋花》、《西江月》等。中唐之后文人开始效仿填词,词也便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发展至宋而成一代之胜。词体与诗体在题材内容上的区别在于各司其职,“诗言志而词娱情”。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着特色,就是以描写艳情闺怨、相思离别、伤春悲秋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私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因此而形成了诗刚词柔、诗庄词媚的总体风格差异。词体与诗体在形式上的差异简言之主要在于诗(主要指近体诗)形式整齐、句式划一(每行五言或七言),格律句法相对固定,押韵格式要求一韵到底,一般隔行押韵;而词有词牌,多数分片,句式长短不齐,格律句法与押韵格式依词牌变化,可以换韵或押邻韵。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而言,意境是其灵魂,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无意境则味同嚼蜡。因此,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重中之重便是意境的再现或重构。意境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概念,用以形容诗歌如水中月、镜中花般空灵虚幻的美感特质,也正因为其难以描述、无法定性而使得很多学者持诗歌不可译论。然而,通过梳理中国历代诗学评论,我们可以发现意境有其确定内涵,其主要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即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物我齐一、意与境浑、真实自然、因小见大、心领神会。虚实相生即虚与实的统一,境生象外即境与象的关系,物我齐一即主客体的统一,意与境浑即情与景的交融,真实自然即表与里的一致,因小见大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心领神会即创造与再创造的统一。词之意境由于词体之特殊性,在上述诸特征之外还具有幽微要眇和言长意远两个审美特征。词境之幽微主要应归因于其双重语境。文人士大夫在作闺阁绣榻之词时可以有所托喻也可于无意识间流露自己的内心情感,无论何种情况均不能直言,而须有所凭借而婉曲达之。如刘克庄评刘叔安词所云,“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清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因此而提出词体的比兴寄托说,并在《词选》中论述词体之隐幽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词境之要眇在内容上主要是因为题材的选择,因其原本为酒筵歌席上用以助兴的歌词,内容自然多为伤春怨别的男女之情,即使有所托喻,表面也难以摆脱闺阁儿女之情。这种偏狭的题材容易导致意象的阴柔和词藻的绮艳,自然呈现要眇之姿。词境的这一特色在形式上主要是因为其固定的词牌格律、独特的词汇用语以及勾勒铺叙的艺术手法。词之字面多来源于唐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其词藻偏向于绮艳婉媚,而对于艺术性的刻意讲求则节制了情感的恣意宣泄,一旦情感表达的目的弱化,所形成的审美特征就倾向于委婉曲折、精雕细琢。这二者互相作用共同构建了词境之要眇。词境之言长意远指的是词辞微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与诗直白的表达方式不同,词以婉曲着称,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一般,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读来余音缭绕、韵味无穷。词境之言长意远特征的形成与词中密集的意象、富有象征意义的语汇以及词中所用典故有关。意象的多义性以及意象组合的模糊性,蕴涵多层语义的象征语码与典故所阐发的多重语境空间结合在一起共同营建了词境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艺术特征。这种语义的模糊美对读者形成一种召唤结构,有待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发挥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可以保留多种解读可能,不必强求理解一致。正如常州词派周济所言,“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介存斋论词杂着》)同派谭献更进一步提倡:“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词境主要由音、意两方面构成。词之音韵美主要表现在词之协乐特质(包括音调的调配、词牌押韵格式、宫调风格、词之内在节奏等方面)和语音修辞上。词境在意方面分为点和面两个层次,点即词之字面词藻,面即意象意蕴。词之用语极讲究炼字,注重字面词藻的华丽典雅与点睛之词的选择,十分有助于阐发词境。意象是意境赖以生成的基础,意境由意象构成,但其关系远胜房子与砖头的关系,因为单个意象经过词人的精心选择与安排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远远超过单个意象的艺术效果的迭加。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异质性特征,在语言表层表现为语音系统、文字系统和句法系统等结构形式和分布形式,在语言中层表现为特定语言的表现法,比如重意合还是重形合,在语言深层表现为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刘宓庆,1996:372-373),词之翻译面临诸多障碍,意境的重构尤为困难。然而,译者无退路,惟有知难而上,尽量在可能情况下生产出最佳译文。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前提下完全再现原文的格律和音韵特征显然是不现实的,译者可以以译意为主,摆脱形式的桎梏,用自由体来翻译词体,然而鉴于声音效果对诗歌的重要性,译者应尽可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音韵风貌,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是凭借汉语音节和英语重音在节奏方面的类似效果,使每行的译文重音数和原文的音节数大体相当来模仿原文的节奏感,并考虑语音与情感的对应效果,尽量用译语中的语音修辞手法来弥补原文音韵美的遗失。对于意义翻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意象的重构。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方面的不同以及两个民族在审美心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意象的翻译实非易事,尤其是由重委婉含蓄的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所导致的意象的多义性和意象组合的模糊性以及在数千年的诗歌传统中形成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语码和典故意象,堪称词之意象重构道路上的拦路虎。了解了词之意象翻译的障碍之后,译者可以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应对不同类型的意象的翻译,以使原文意象在译文中得到忠实自然的再现。大意象的翻译由于更加侧重整体意象的再现,因此重点在于对全词的情感基调、意象内涵等方面的准确把握,尤其是语篇意义上的视角切换、语气情态风格以及双重语境的再现。小意象根据其表现方式可分为描述型意象、比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以及典故型意象,在翻译中应根据各自的特征而区别对待。在具体翻译中结合影响其策略选择的翻译目的与译文目标读者群这两个主要因素,以译文效果为终极目标,倾向于以直译为主,若原文意象在译语中对应缺失可以考虑直译加文内阐释或文外注解。意义再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词藻的翻译,译者需要具备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对诗意的悟性,以及对译语词汇的字面意义、联想意义、情感色彩以及语体风格的整体把握。经过了对词之意境的分解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对策之后,词之意境在译文中的最终重构效果必须经由译语读者的进一步检验方可定论,因此,笔者在词境之审美特征及其审美构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包含对于词境重构而言最为基本但又最为关键的十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并选择了叁首经典词作及其富有代表性的几个英译版本,由译语读者分别进行评估检验。结果证明,这种检验手段是行之有效且真实可靠的。本文是笔者于博士期间所做的一项针对词之意境重构的尝试性研究,在此过程中注意到本课题的诸多方面还有待细致深入的探讨,如原作音韵效果的再现、译文中人称、格、数、时态等对于叙述视角、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意义、意象的组合形式及其翻译、词作翻译中的意象新奇性对等等。由于时间限制这些方面在本论文中仅作简要介绍分析,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化完善。由于作者自身知识面的局限,文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方家斧正。
刘思[4]2015年在《叙事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意境研究》文中提出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重要的概念。中国电影也力求在作品中呈现出意境之美。本文使用叙事学的研究理论,从叙事者、叙事视点、叙事时空,结构模式等角度探索电影意境。在叙事学视域下,中国电影意境研究的核心内容不是电影意境是什么,而是电影如何能呈现出意境之美。笔者认为,只有从民族电影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解读出中国电影经典作品中潜藏的深层蕴意,进一步实现中国电影美学的多元与完整。本文创新性地选择了叙事学作为对中国电影意境的研究方法。诞生于19世纪初的叙事学研究理论能对电影意境进行细致而多样化的解读,是不同于中国古典艺术整体把握赏析的另一视角。当下,不少学者也开始使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论,是世界汉学研究的新视野。绪论中指出,研究对象应满足在中国拍摄,用汉语创作,使用中国国籍或外籍华裔创作团队叁项要求中的一项。为了论述的准确和方便,绪论界定了“电影叙事”、“电影意境”、“意境审美”、“电影意境叙事”、“叙事交流”等相关概念。本论文整体上分为“意境理论”、“意境特性”、“案例解读”、“现世价值”四个部分。在第一章“叙事学视域下的意境理论”中,论文对意境理论进行了追根溯源。意境理论发展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叁个阶段。意境由王昌龄提出“物境,情境,意境”,后有“思与境偕”,“境生于象外”等文论都对古典意境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近代王国维意境论的诞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启了近现代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美学的交融。随后,论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进一步梳理出与叙事作品相关的意境理论要义:作为叙事符号的意象,作为叙事原质的情感,与作为叙事主题的哲思。在第二章“中国电影叙事的意境特性”中,论文使用叙事学的方法,对具有意境之美的电影叙事特性进行了探讨。论文结合电影本体特征,得出电影意境具备“叙事空间的写意性”,“叙事内容的抒情性”与“叙事主题的哲思性”叁大主要特性。在研究中发现,追求意境的叙事空间在摹写实像的基础上追求写意性,弱化了客观的时间进程,释放出空间内部的情感张力。叙事内容借用了主观的叙事视点与叙事语调,呈现出浓烈的抒情特征。作品结构不再受到客观时间逻辑与因果逻辑的约束,叙事者以情感的变化为基础设置叙事。最终,作者进行了哲性反思,升华了作品主题。在第叁章“中国电影意境的案例解读”中,论文对具有意境之美的电影实例进行了分析。《小城之春》以意象:城墙、门窗与春花为案例,说明了作品的叙事空间力求感情与景物的相互触发,并以精致的人物叙事策略展示出作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挣扎与人伦情欲的困惑。《城南旧事》的叙事采用了小英子的视点,在影像造型上追求纯真淡雅的美学趣味,以思乡怀旧之情作为叙事内核呈现出一种“伤逝”之痛,主题焕发着淡泊的个体情志,仁性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于民族文化复兴的殷切期盼。在分析《卧虎藏龙》时,论文从人伦居所,自然景观与江湖世界叁个角度,论述了虚静写意的叙事时空。作品聚焦于玉娇龙与李慕白的情感世界。作者立足于东西文化的比照与交流,构建出外儒内道的主题哲思。最后,论文选择了近几年的叁部电影佳作《图雅的婚事》、《黄金时代》、《推拿》作为案例,简要地赏析了新世纪电影中的意境之美。在第四章“电影意境叙事的现世价值”中,论文结合当下中国电影的叙事现状,探讨了中国电影意境叙事的现世价值,认为意境叙事为中国电影叙事提供了解读方法,为现代电影叙事提供了创作指导,并在当今中国电影创作者缺少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的危机下进一步发展民族电影叙事的理念。在商业消费的叙事语境下,电影意境叙事创作困难重重,尤其需要电影意境研究作为理论指导。需要强调的是,意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电影意境更是一个深邃而神秘的美学宇宙。本文从叙事学视域探讨中国电影意境之美,仅仅是管中窥豹,浅探奥妙,很难做到擘肌分理,取心析骨,只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相关专家和学者对于此领域研究产生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并能对实际的创作有所帮助。
李忠超[5]2016年在《论“意境”理论的重构及其对重建中国文论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美学家对"意境说"理论的建构基本上是按中西互释的路径来进行的,然而罗钢教授在《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一文指出中国现代美家所走的阐释道路却陷入了自我他者化的悖论,在传统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他者的误认。因此,以罗钢先生的论争为契机,梳理意境理论建构,重新审视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性转换这一命题的出路。通过对中国现代美学家关于"意境说"的阐释历程的爬梳,进一步揭示在意境作为一种理论建构之壳对重建中国文论的启示。
张蓉[6]2013年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潮与意境演变》文中提出本文意境与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好的体现出意境的诞生发展与走向，从而发现出意境发展规律。意境的演变主要经历意境萌芽时期、诞生、发展与成熟和拓展期。意境的萌芽主要是来自老庄的思想。而到了唐代，将佛教的“境”创造性的引入到艺术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审美范畴“意境”。宋人对意境的关注除了文学方面，更多的与艺术联系起来。明朝前后七子，以及谢榛等人的发展，意境审美内涵不断被深化。陈延焯也提出词境一说。王夫之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见解为王国维做了铺垫。王国维将意境从以前的传统的只是作为诗歌风格或特征，上升为一个具有中国审美特色的美学范畴。社会历史批评认为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意境除了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成熟，还有外部很多因素对其的影响和促进。先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萌芽，也孕育了意境的萌芽；汉魏六朝是自觉的文学艺术观的开始与形成并逐渐成熟时期，意象的诞生对意境的发展至关重要；唐宋金元是古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即深入拓展形成高峰的时期，这个时期，意境概念的提出并得到一定的发展；明清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这个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意境也相对成熟。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文学思潮中体现出中西结合的思想。王国维的意境观就是在这种思潮下诞生的。“意境”范畴不仅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的美学范畴，而且是中国美学较之于西方美学的独特的识别性标志之一。意境在经过近现当代学者的努力，其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主客统一、情景交融、有无相生、言有尽而意无穷、辩证的哲理智慧”，意境是这几个方面特征的综合。本文通过考察“意境”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梳理出意境理论发展的大致脉络，认为意境是对心的观照，是心的产物。并且意境不仅是佛道两教的产物，而是儒释道叁教合一下的不断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美学特征，并且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得出此结论，从而为建构中国美学体系及其独特的理论形态的研究提供实证和帮助。
王海铝[7]2005年在《意境的现代阐释》文中认为本论文以梳理“意境”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脉络为起点,通过比较、对照“意境”的各种阐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展开论述“意境”研究的现代发展与“意境”阐释的现代深化,探索“意境”的多元内涵与审美特征。 第一章旨在从史学的角度梳理“意境”概念的发展史,这一章以“结胎与孕育”、“汲养与催化”、“分娩与命名”为主线,勾勒“意境”概念形成的主要脉络。“意境”的含混性与多元性给后人的阐释提供了多向度的可能。 第二、叁两章构成本论文的主要部分。第二章着重研究意境范畴的现代发展,主要从传播学、文艺学、心理学、符号学的维度展开具体研究。该章的第一节分析与比较了古代意境史料与近现代意境研究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不同效果,论述王国维、李泽厚、宗白华等“意见领袖”在意境传播链上的重要作用,在本论文结构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叁章着重透视意境理论的现代阐述,主要从生命哲学、接受美学、现象学、文化学的维度展开论述。这一章既是对第二章的多元拓展,也是对意境研究的深入与探索,中西比较、古今对照的维度在这一章里更为明显,并一步步突破传统意境论的古典维度、艺术维度、作者维度,融入当代意境论的生命哲学维度、接受美学维度、现象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维度。意境存在于我们的体验中,恍惚幽冥,生生不已,我们置身于意境的生成之中。 第四章聚集于意境研究的众多争议之处,辨析意境被视为古典理想与现代追求、佛学境界与诗学概论、民族话语与世界范畴的立场争论的各自理论依据及其利弊得失。余论“说不完的‘意境’”,包含了我对于几年来对意境领域的关注、思考、研究的简要总结,也包含了我对于意境阐释没有定论的坦诚告白:意境是难的,无法界定,不可穷尽。
阳文风[8]2003年在《宗白华与中国现代诗学》文中研究表明宗白华不但是一位享誉中外的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诗学理论大家。宗白华的诗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其一，新诗理论。在新诗发展初期，宗白华就参与了新诗的创作和理论建构，他针对当时新诗创作的实际和自己对新诗的理解，提出了“以哲理做骨子”、“要做诗人人格的涵养”、“以代表时代的精神”、“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等一系列新诗主张，从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新诗发展的弊端，促进了新诗的成长，丰富了现代诗学的内涵；其二，意境理论。在古代意境理论和王国维境界说的基础上，宗白华在意境的涵义、意境的特点、意境的创构等多方面，把中国传统的意境诗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进了整个意境理论的进一步现代化，为古代诗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某种范例，填补了现代诗学研究的空白。其叁，比较诗学。宗白华比较诗学是比较诗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能够深入到中西文化精神的核心处，从文化的整体上去进行诗学之间的比较。具有融会贯通性、“整合研究”性、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怀性等特点。在方法论上堪为当下比较诗学研究的典范。其四，生命诗学。“生命”，是宗白华诗学的关键词。宗白华继承了中国传统生命诗学的品格，受中西生命哲学的影响，极力主张文学艺术要表现生命。宗白华以“生命”作为契合点，接通了现代诗学与传统诗学一度中断的血脉。 在整个20世纪中国诗学史上，宗白华虽然不是以诗学着称，也没有留下厚长的诗学着述，但在很多方面，我们必须“回到宗白华”，从他那里吸取营养，借鉴经验，受到启迪。宗白华诗学为21世纪中国诗学的发展和建构指明了前进的路径。
陈杰[9]2016年在《中国摄影意境论的当代展望》文中指出本文在中国美学理论视野下,展望了摄影意境论当代发展的可能,提出了以品味、意境、风格为核心概念体系,系统地构建和拓展了摄影意境论的理论框架,从摄影艺术本体特性出发,深入探究了现代摄影意境理论的体系和发展。
陈飞雪[10]2016年在《王国维意境理论的当代转换》文中指出王国维作为沟通中国古代意境说与现代意境论的桥梁,其意境理论本身也就能够在中西文化比较背景中进行转换,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对王国维的意境理论进行当代转换,可以发现在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中存在着叁个空间层次,分别是"意境"中真实存在的物质空间、承载"意境"的文本空间和读者存在的审美空间,从而得出意境的生成规律。
参考文献：
[1]. 现代意境理论的生成[D]. 莫先武. 苏州大学. 2004
[2]. 中国意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D]. 张弛.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3]. 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D]. 吴珺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4]. 叙事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意境研究[D]. 刘思. 上海戏剧学院. 2015
[5]. 论“意境”理论的重构及其对重建中国文论的启示[J]. 李忠超. 贺州学院学报. 2016
[6]. 中国古代文学思潮与意境演变[D]. 张蓉.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7]. 意境的现代阐释[D]. 王海铝. 浙江大学. 2005
[8]. 宗白华与中国现代诗学[D]. 阳文风. 暨南大学. 2003
[9]. 中国摄影意境论的当代展望[J]. 陈杰.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
[10]. 王国维意境理论的当代转换[J]. 陈飞雪. 阴山学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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