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李卉[1]2016年在《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搭配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搭配作为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习者的搭配行为和搭配能力因此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语言研究者的重视。Pawley&Syder(1983)指出,学习者若想获得接近本族语的选词能力和接近本族语的流利性就必须掌握大量的搭配结构。然而,对学习者搭配行为的研究却发现其在语言使用中普遍存在搭配知识缺乏的问题。而语料库(本族语语料库和学习者语料库)的出现使得对学习者搭配行为的大规模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基于语料库的搭配研究为人们重新审视语言使用中的搭配模式及其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基于"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Spoken and Writen Engl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借助语料库检索工具 WordSmith Tools5.0,采用对比中介语分析和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的主要方法,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的词汇搭配行为。其中对比中介语分析用于比较中国英语学习者和以英语为母语者的搭配使用(即搭配错误的判定和同/近义词的语义韵研究)以及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的搭配使用情况,计算机辅助错误分析则用于对搭配错误的描写和诊断分析。本研究从SWECCL的口语子库(SECCL)中抽取总计821,644词的口语语料,建成SECCL_TEM4和SECCL_TEM8两个语料库:SECCL_TEM4包含中国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口语语料,SECCL_TEM8包含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口语语料。于其中提取出六种搭配类型:动词-名词(Cl),形容词-名词(C2),名词-动词(C3),名词-名词(包括名词+of+名词)(C4),副词-形容词(C5),动词-副词(C6),共计34,051项并对其中的搭配错误进行标注,以此为依据,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中的词汇搭配使用进行深入探究:六种类型搭配及搭配错误在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的总体分布及频率,搭配错误的历时发展,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搭配行为的异同,不同类型搭配错误的特点及原因,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搭配使用的异同,以及学习者搭配行为中体现的语义韵特征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英语学习者搭配使用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从而为改善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搭配教学提出实质性建议。首先,对六种类型搭配及其错误的定量分析显示,在总计34,051项搭配中,判定为错误的搭配有4,476项,这其中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和名词-名词这叁种错误类型在所有搭配错误中所占比重最大,尤其在SECCL_TEM8中,这叁类错误合计占搭配错误总量的90%以上,而所占比重最小的搭配错误是副词-形容词,其在SECCL_TEM4中占所有搭配错误的1.10%,在SECCL_TEM8中则仅占0.58%。与此同时,每种类型搭配的错误率也不尽相同,其中,名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搭配的错误率最高,错误率最低的是动词-副词。由此可见,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不同类型词汇搭配的掌握情况和使用能力不尽相同,出现频率最高的错误类型是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和名词-名词错误,这其中对学习而言难度最大的是名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搭配,而学习者对动词-副词搭配的掌握情况最好。更具体地说,根据语料库中每一类搭配的平均错误率对所有六种词汇搭配进行排序,难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和动词-副词。此外,对SECCL_TEM4中11年(1996-2006)的语料的历时分析结果表明六种搭配错误的数量11年来既有增加也有减少,但总体来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卡方测试结果(LL=172.166,p<0.001)显示搭配错误的数量在这期间显着性增加。由此可初步推断,我国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搭配使用能力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取得明显提高,搭配知识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也说明搭配教学仍是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第二,为考察不同水平英语学习者的搭配使用情况,即学习者的搭配能力是否伴随其整体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本研究对SECCL_TEM4和SECCL_TEM8中搭配错误的标准化频数进行比较。结果发现,SECCL_TEM8中每一类搭配错误的数量均显着性多于SECCL_TEM4,这就意味着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其正确使用搭配的能力似乎并没有优于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学习者,反而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出现了更多的搭配错误。造成上述学习者英语水平与搭配使用能力之间负相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TEM4和TEM8 口语考试中试题的性质不同,前者为描述性试题,后者为论述类试题,难度较前者大,对学习者口语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要求也更高;其二,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英语专业大四学生)在口语搭配中与英语水平相对较低的学习者(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相比更多地使用了频率相对更低、难度更大的词。用词汇分析软件RANGE分析比较不同水平学习者的词汇使用情况发现,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使用词汇的多样化程度明显高于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故前者在口语表达中使用了更多样化的词汇,也创造了更多样化的搭配形式,这其中不乏低频的难词。同时,对SECCL_TEM4和SECCL_TEM8中搭配的数量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SECCL_TEM8中的搭配数量显着性多于SECCL_TEM4。可见,高水平学习者在口语中使用的搭配数量也更多。然而,更多搭配错误的出现却说明,尽管在口语表达中使用了更多相对较难的词汇,创造了数量更大,更多样化的搭配形式,但对这些学习者来说,了解一个词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可以准确找到与之相搭配的词,搭配知识的不足使得搭配错误不可避免。这说明,学习者搭配知识的增长速度要落后于其词汇量的增加速度,也就是说,学习者的搭配能力并没有伴随其整体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也是造成相对高水平学习者在口语表达中出现更多搭配错误的直接原因。第叁,为深入探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口语搭配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本研究在对语料库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类型搭配错误进行描写和诊断分析,以期揭示搭配错误的具体特征及造成错误的原因。描写分析采用James(1998)提出的对学习者错误的组合分类法,根据不同类型搭配错误的具体特征将每一类错误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类型,并对每一类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显示,搭配错误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学习者在使用某一词项的搭配时忽视或者没有充分掌握该词项的语义特征、搭配限制以及语义韵,而具体的错误不仅出现在构成搭配的某一词项上,也存在于搭配整体中。在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名词,副词-形容词,和动词-副词搭配中,给学习者造成难度最大的成分分别是动词,形容词,动词,作修饰语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对六种类型搭配错误的诊断分析发现,搭配错误主要由语际迁移和语内迁移造成,据此可以将其分为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两种。前者主要由母语迁移(直译)造成,后者则可进一步归因于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自造词,以及对目标词用法的片面掌握。尽管造成错误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上述原因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换句话说,某一具体搭配错误的产生可能是几个不同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对六种类型搭配错误而言,其产生的原因各有异同,其中母语迁移和同/近义词误用是最普遍的原因(适用于全部六种搭配错误)。现将每种搭配错误的具体特征及原因概括如下:描写分析将动词-名词搭配错误(CE1)分为动词误用、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动词所带介词误用、限定词误用、词不达意、冗余、难以界定类错误共7类,其中动词使用不当是CE1的主要特征,与动词有关的错误(包括动词误用和动词所带介词误用)在所有CE1中所占比重达到了 56.14%。诊断分析发现,造成CE1的原因主要有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以及过度概括;形容词-名词搭配错误(CE2)分为形容词误用、表语形容词用作定语、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词不达意、冗余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6类,其中由形容词使用不当(包括形容词误用和表语形容词用作定语)造成的错误所占比重最大(55.57%),是CE2的主要特征。造成CE2的原因则包括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和自造词;名词-动词搭配错误(CE3)分为名词误用、动词误用(包括动词语态误用)、主谓不一致、冗余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5类,其中由动词误用(包括动词语态误用)造成的错误占所有CE3的49.32%,是CE3的主要特征。诊断分析将CE3进一步归因于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及对目标词用法的片面掌握;名词-名词搭配错误(CE4)包含做修饰语的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做中心词的名词误用(包括名词数的误用)、名词+名词结构替代名词+of+名词、名词+of+名词结构误用、冗余、赘述、词不达意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8类,这其中做修饰语的名词误用造成的错误所占比重最大(34.69%),是CE4的主要特征。而CE4的出现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副词-形容词搭配错误(CE5)分为副词误用、形容词误用(包括形容词比较级误用)、形容词和副词语序错误、冗余、词不达意和难以界定类错误等6类,其中形容词误用(包括形容词比较级误用)是CE5的主要特征。造成CE5的原因有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和过度概括等;动词-副词搭配错误(CE6)包含动词误用、副词误用、动词和副词语序错误、冗余和难以界定类错误共5类,而由副词误用引起的错误占所有CE6的57.62%,是其主要特征。造成CE6的原因有母语迁移、同/近义词误用、目标词选择错误/无视搭配限制、过度概括和自造词。第四,为比较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词汇搭配使用的异同,确定口语搭配区别于书面语的特征,本研究从SWECCL的口语(SECCL)和书面语(WECCL)子库中各抽取一个样本建成样本语料库SECCL_Sample和WECCL_Sample用于实证对比研究,同时将本研究关于口语搭配错误的特点与原因的发现与前人对书面语搭配错误研究的结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均出现了一定数量、不同类型的搭配错误,而搭配使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搭配错误的数量上:口语中每一类搭配及其错误的数量均显着性少于书面语。同时口语中搭配的总体错误率(11.04%)也明显低于书面语(18.09%),这说明学习者在口语中对搭配的使用情况要优于书面语,对学习者而言,在写作中做出恰当搭配选择的难度似乎更高。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口语和书面语自身性质的不同,即口语的不可规划性(unplanned/unplannable)和书面语的可规划性(planned/plannable)。在口语表达过程中,对说话者来说通常很难在保持口语输出流畅性的同时兼顾词汇使用的多样化,换句话说,为了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想法连贯地表达出来,说话者常常不得不放弃使用更多样化或者说难度更高的词汇及其搭配。本族语者是如此,英语学习者更是如此。口语的自发性(spontaneity)大大限制了学习者在口语中能够使用的词汇及搭配的数量和多样性,他们在口语表达中更加依赖于那些习得较早、难度较低、使用起来更简单的词汇及其搭配。另一方面,在书面语写作过程中,学习者有较多时间用于安排写作的内容及其具体的表达方式,故而能使用更多样、更难的词汇用于创造更加多样化的搭配形式。然而,更多搭配错误的出现反而凸显了其搭配知识的不足。上述推测在对书面语和口语语料的定量分析中得到了证实:首先,比较SECCL_Sample和WECCL_Sample中的类符/形符比(Type/tokenratio)发现,前者(6.03)明显低于后者(7.75),说明学习者在书面语中词汇使用的多样化程度高于口语,因此也创造了更多样化的搭配形式;其次,用词汇分析软件RANGE分析比较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的词汇使用特征,结果显示,其在口语中更倾向于使用难度较低、习得较早的高频词(口语中一级和二级词汇的比例高达94%,其中更有近90%是一级词汇),而在书面语中相对更多地使用了较低频、难度也更高的词(书面语中一级词汇只占约85%)。尽管SECCL_Sample和WECCL_Sample中六种类型搭配及搭配错误在数量上存在显着性差异,但搭配及其错误的总体分布、错误搭配的特征及其成因均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搭配是形容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最低的是副词-形容词;而对学习者而言难度最大的都是名词-名词和动词-名词搭配,学习者掌握最好的则是动词-副词搭配;同时,书面语中的六种搭配错误均表现出了上述口语搭配错误的特征,也可归因于同样的原因。第五,对学习者搭配行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词汇层面,为进一步揭示其搭配使用的语义特征,本研究从同/近义词的语义韵入手,对比分析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在口语搭配中所体现出的语义韵特征的异同。通过对cause(包括CAUSE,AROUSE,LEAD to,RESULT in/from,BRING about)和 happen(包括 HAPPEN,OCCUR,TAKEplace)这两组同/近义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总的来说,学习者对这两组词的搭配使用呈现出与母语者相似的消极语义韵特征,这些词均被普遍用于表达消极语义。然而,仔细对比每一个词/短语的语义韵特征后发现,学习者过度地将OCCUR,TAKE place,和BRIN Gabout用于消极语境,而将AROUSE和HAPPEN用于中性和积极语境,因而出现了因"语义韵冲突"(prosodic clash)而造成的异常搭配,甚至搭配错误。尽管已经掌握了有关同/近义词语义韵的基本信息,但这些信息显然不足以帮助学习者区分每一组同/近义词中每一个词项或短语的具体语义韵倾向并将它们准确地使用于搭配之中。而造成上述"语义韵冲突"的主要原因与母语负迁移及大学英语词汇教学的方式有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告知某一词项/短语的词义外并没有提供足够与语义韵及搭配规约相关的信息,故而使学习者错误地认为这些词义相同或相似的词也具有同样的搭配行为。例如将CAUSE,AROUSE,LEAD to,RESULT in/from,和BRING about 全部等同于汉语中的"导致"或"引起",而将OCCUR,TAKEplacR,和BRINGabout等同于"发生",忽略了这些词各自不同的语义选择倾向和语义韵,从而因违反语义韵和语义选择倾向而产生异常搭配。语义韵冲突也存在于本族语者的口语表达,与学习者不同的是,他们通常是有意识地利用语义韵冲突来创造特殊交际效果,以表达某种"言外之意",如反讽、幽默等。而分析学习者语料中的异常搭配则发现学习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搭配行为已经违反了搭配规约,也不是在试图表达某种"言外之意"。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归因于学习者搭配能力的不足,对有关词汇搭配规约和语义韵知识掌握不充分。这样的异常搭配可以被视作是语用失误的一种,其比语法错误更容易在交际行为中造成误解甚至交际中断。因此,要提高学习者的词汇搭配能力以及语用能力,有必要在外语教学中引入语义韵概念,借助语料库证据,帮助引导学习者分析概括所学词项在搭配行为中的语义倾向,以便做出恰当的搭配选择。最后,在对本研究的发现作总结的同时,也就该研究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意义做了探讨,即如何根据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具体特点来进行搭配教学,并提出了改进大学英语搭配教学的具体方法和策略。首先,改进搭配教学的前提必须是提高英语教师和学习者对搭配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性及其难度的认识,从而提高他们在课堂教学和课后自学过程中对搭配的重视程度和搭配教学的自觉性。仅仅提高搭配意识显然是不够的,要减少语言使用中搭配错误的数量就必须将搭配知识融入词汇教学过程,使搭配成为词汇教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一个词可以和那些词相搭配是需要教的,而词汇教学也不能只停留在词的意思层面。具体的搭配教学可按以下五个步骤进行:1)选择一个目标词,并确定其词级;2)在搭配词典中找出该目标词的所有搭配形式及搭配词,并确定这些搭配词的词级;3)根据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和语言使用的不同目的所需的词汇量,结合搭配词的词级,确定词汇教学需保留哪些搭配词;4)将需要教学的搭配词根据不同的搭配类型呈现于"搭配网"(collocational web)之中;5)设计相应的练习来强化学习者对以上搭配的掌握。最后,为保证搭配教学的系统性,提高搭配教学的效率,英语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对汉语和英语中的词汇搭配作比较,指出其异同。由于母语迁移是造成搭配错误的主要原因,无论在教材的编写还是实际的词汇教学过程中都需强调汉语与英语的差别,让学生了解到哪些搭配在汉语和英语中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直译,哪些搭配是不可以直译的,而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后者。同时,汉英之间的如下差异也给学习者做出正确搭配选择造成了困难,因而也需要在搭配教学中特别指出:汉语中没有名词单复数这一概念,没有限定词或冠词这一语法分类,汉语中存在大量意念/无标记被动句,汉语中的形容词和副词没有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第二,重视同/近义词的搭配教学,可借助搭配网格(collocational grid)。学习者时常忽视同/近义词的搭配限制及语义韵,在搭配使用中将其混淆,因此在教学时可将同义词及其常用搭配呈现于网格中,如有必要,也可在网格中提供有关这些词的语义特征、搭配限制、语义韵等信息,帮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同/近义词在具体搭配使用中的异同;第叁,搭配教学既需向学生提供搭配使用的正例,也需提供反例,即教学内容也需包括学习者的搭配错误。搭配错误能够很好地反映学习者对搭配知识的掌握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因此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学习者口语表达中出现的搭配错误,适时加以提醒和指正,并对错误进行记录。同时可以借助语料库工具,建立小型的学习者语料库,对其中的搭配错误进行标注、归类和诊断,再将语料库运用到搭配教学中。如此,在搭配教学中除了告诉学生一个词可以与哪些词搭配外,还可明确指出其常见的搭配错误,帮助学生在语言使用中避免犯类似错误;第四,搭配教学不能脱离具体语境,而将语境融入教学的最佳途径就是借助本族语语料库。学习者需要习得的不仅是词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词的用法,教学过程中可以借助本族语语料库,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真实的词汇使用环境,了解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搭配限制。这就要求教学大纲的制定者、教材的编写者,以及英语教师确保词汇及搭配教学中所使用的实例必须来自真实的语境。此外,对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习者,教师可以帮助其学会如何利用语料库软件从语料库中提取数据、检索搭配,提高其自学的能力和效率。最后,也是搭配教学必须坚持的基本策略是搭配能力的提高必须经过反复地练习。搭配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学习者将其对搭配的接受性知识(receptive knowledge)转化为产出性知识(productiveknowledge),即能够在具体的口语和书面语表达中准确使用大量的搭配结构。要达到这一目标,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确保学习者能在课堂教学及其课余生活中不断反复地在练习和真实的英语使用过程中运用所学到的搭配,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所学知识,并最终提高其搭配能力。这也再起强调了搭配练习的重要性,教师必须在教授搭配知识的基础上设计和组织足够的练习和交际活动,从而强化学习者对所学搭配的掌握,提高其搭配使用的准确性。本研究是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搭配行为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尽管其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搭配习得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据此为改进搭配教学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法,希望能够借此提高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教师对搭配教学的重视,并通过采用本研究所提出的搭配教学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搭配教学的效率,从而促进学
张华[2]2015年在《江苏省乙型肝炎疾病负担与防治策略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与目的：乙型病毒性肝炎是全球公认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健康给个人、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而且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进行乙型病毒性肝炎疾病负担及防治策略评价研究有助于卫生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政策规划。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江苏省乙型肝炎疾病负担,构建模型对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策略进行长期效果评估,对成人筛查免疫与抗病毒治疗进行经济学分析,为江苏省乙型肝炎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内容与方法：(1)疾病负担研究主要通过发病率、死亡率(流行病学)、直接、间接、无形经济负担(经济学)、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DALYs)进行描述评价,流行病学分析资料来源于江苏省卫生厅、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登记监测系统。经济负担资料通过现场调查和医院电子病例回顾性调查,获取不同类型乙肝相关疾病患者经济负担情况。运用SPSS19.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DALYs计算通过乙肝相关疾病死亡资料得出早逝所致的健康生命年损失(Years of life lost, YLL),利用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中介绍的间接法估算残疾造成的健康生命年损失(Years lost due to disability, YLD),用Excel 2007完成计算。(2)新生儿免疫策略评价通过构建决策树-马尔科夫(Markov)模型进行长期临床和经济学效果评估。根据江苏省新生儿接种方案及未来势,构建乙肝疫苗免疫策略多级决策树模型,同时构建马尔科夫模型用以模拟感染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后的转归过程。(3)成人筛查免疫治疗策略研究根据《中国成人乙型肝炎免疫预防技术指南》和《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0年版)》,结合江苏实际应用TreeAge软件对成人普遍接种疫苗、筛查表面抗体接种和筛查表面抗原抗体接种进行决策分析,应用WinBUGS软件对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结果：(1)江苏省1990年-2013年乙肝发病率在14.26/10万～33.10/10万之间。报告发病率在2004年前后有所波动,2005年以后发病率逐年下降,不同于全国其它地区呈总体上升的报告趋势。其中,江苏省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在19.61/10万-247.31/10万之间；女性在8.60/10万～18.66/10万之间。1990年-2013年乙肝发病病例主要集中在15-45岁人群,占总数的69.36%,15岁及以上人群发病率远高于15岁以下人群。2012年乙肝死亡率1.20/10万,死亡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男性的死亡率高于女性(P<0.05)。2002年-2013年肝癌死亡率为30/10万左右,男性死亡率均显着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率逐渐增高,不同年龄段的肝癌死亡率在年度问有下降趋势。(2)医院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月门诊就诊率8.60%,年因乙肝看门诊人均6.5次,一年内因乙肝住院率26.98%。门诊患者直接医疗费用平均751.24元,药品费占到65.57%。门诊费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药品费、检查费、是否抗病毒治疗。乙肝相关疾病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34天,本次住院费用平均为18312.62元,本次住院费用构成中药品费所占比例最高为63.77%,本次住院费用占家庭年收入的32.55%,本次住院费用超过人均年收入,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为118%。次住院经济负担为28971元,直接经济负担达到68.7%。乙肝相关疾病患者住院经济负担影响因素包括住院天数、药占比和年龄。乙肝相关疾病患者年人均医疗费用27575.68元,年人均经济负担40791.95元与家庭年收入相近,不同病型患者经济负担有差异。乙肝相关疾病门诊患者无形负担平均29319.3元,肝癌患者无形负担最重,慢性乙肝患者最低：住院患者无形负担高于门诊患者平均为36363.97元,肝癌、乙肝肝硬化代偿期无形负担较重。(3)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测量江苏省乙型肝炎病毒感染(Hepatitis B virus, HBV)相关疾病健康生命年损失,结果显示乙肝、肝硬化、肝癌的YLLs均男性高于女性,45岁-59岁年龄组YLLs最高,采用间接法估算出2012年江苏省由HBV感染所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约为304510人年,2013年比2012年低约为290072人年。(4)新生儿免疫的临床效果,通过决策树-马尔科夫模型模拟得出,相对于未接种组,2012年出生队列新生儿接种3剂5gg重组乙肝疫苗,可以减少新发感染数17296人,减少慢性肝炎3793例,减少肝癌498例,减少相关死亡214729。接种3剂10μg重组乙肝疫苗,可以减少新发感染数18257人,减少慢性肝炎4003例,减少肝癌526例,减少相关死亡226658,显示新生儿接种3剂10gg重组乙肝疫苗具有更好的临床效果。经济学评价结果表明研究的新生儿不同接种方案的效益成本比(Benefit-cost ratio,BCR)均大于1,目前调整实行的对新生儿直接接种3针10μg乙肝疫苗为较优接种方案。孕妇筛检HBsAg方案为次优方案,提示针对HBsAg阳性孕妇之新生儿,采用3针10μg乙肝疫苗,加注1针100IU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可以作为乙肝母婴阻断的备选方案。采用一维灵敏度分析(One-way Sensitivity Analysis)结果表明,在引入模型的众参数中,对方案较为敏感的因素为疫苗保护率、接种率。(5)成人筛查免疫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对成人筛检表面抗体后接种3剂20μg为最优方案,直接接种20gg重组乙肝疫苗为次优方案。本次研究的直接接种和筛检表面抗体后接种的方案BCR均大于1。将成人乙肝疫苗筛检后表面抗原阳性者且需要治疗的提供一线核苷类似物治疗分析发现BCR小于1,可能与抗病毒药物成本较高而疗效不显着有关。逐项替代法的敏感度分析结果显示,乙肝疫苗的筛查接种率、贴现率、疫苗保护率、成人表面抗体阳性率对策略的影响较大,而免疫策略对疫苗接种费、筛检费的变化敏感性较小。研究中通过引入定量方法估计模型对参数的敏感程度,结果表明各参数对模型影响的大小与逐项替代法一致。抗病毒治疗研究结果表明恩替卡韦治疗方案的成本效益比为18036低于拉米夫定的25675,更具有成本效益,成本-效益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即年龄组越低越具有成本效益。应用贝叶斯统计方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发现,使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MCMC)方法,不但能得到成本和效益的平均水平估计值,还可以定量其变异程度大小。研究结论：(1)乙肝病毒感染给患者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江苏省乙肝防治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考虑到可能引发的未来负担防治工作依然不容轻视；(2)新生儿接种3剂l0μg乙肝疫苗是目前较为有效的免疫策略,免费接种政策需要继续推进；(3)成人筛检表面抗体后接种3剂20μg疫苗为成人免疫的较优方案；恩替卡韦治疗方案较拉米夫定更具成本效益,建议将安全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4)新生儿免疫的效益成本比远高于成人,实际工作中需要密切关注模型中对策略影响较大的疫苗保护率、接种率等参数。
Pablo, Gonzalez, Perez（伯乐）[3]2015年在《有机蔬菜生产系统中土壤氮特征及其微生物多样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氮素(N)是地球上最多的元素之一,但是在很多农业生产系统中常以植物不可利用的形态存在,因此N成为限制植物生长的主要因素。低投入系统中,常因为有机物料矿化缓慢,造成N缺乏,进而影响作物生长。因此有机系统产量相比常规系统较低。考虑到在低投入系统中N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关键作用,研究N动态变化过程对指导生产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很多研究认为植物可以吸收和同化有机氮,有机氮具有作为重要N源的潜能。近年来,许多研究针对森林生态系统土壤有机氮库进行了定量分析,而针对农田系统氮库的研究鲜有报道。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变化过程在生物地球化学之间养分的循环中起关键作用,如受细菌和真菌介导的有机质降解和营养循环过程。大气固氮作用同样需要借助原核生物产生的固氮酶来发挥作用,它是许多生态系统的重要过程,同时也是低投入系统N素的重要来源。本课题组前期已对菜田土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并在菜田土壤有机氮库的组成和分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进一步研究栽培模式和土壤理化性质如何影响土壤中参与N转化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分布和丰度可更好地理解农业系统中氮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并为土壤可持续利用服务。本文以上海地区蔬菜生产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固氮微生物群落的标记基因nifH,研究一年内不同生产方式(有机、常规)和不同栽培方式(温室和露地)园艺系统的固氮菌群落DNA的条带和RNA的活性差异。用PCR-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研究固氮菌群落结构变化。用实时定量PCR(qPCR)测定nifH-harboring bacteria的丰度。将突出的DGGE条带切下后测序用以研究固氮菌的种系组成。土壤样品于2010年7月、11月、2011年2月和5月分别采自上海崇本堂有机生态农场和叶榭蔬菜园艺场。上海崇本堂有机生态农场,已有6年有机蔬菜栽培历史;叶榭蔬菜园艺场有10年蔬菜常规种植历史。两种生产系统均包括露地和设施大棚两种栽培模式,大棚和露地相邻,土壤环境一致。在上述两个地区4个处理(有机大棚、有机露地、常规大棚、常规露地)各选择3个典型地块作为叁个重复,每地块面积45m×50m。所选小区均具有相同的作物和茬次及其他农田管理措施。每个小区按s形用取土器取0-20cm土层土壤样品8个点并混合作为一个重复。取样后去除可见植物残渣、石子等杂物,立刻存于自封袋内,放于事先准备好的冰盒中带回实验室。用相同的土壤样品,以土壤微生物dna和rna的18srrna为目的片段,用pcr-dgge技术研究了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本研究进一步测定了与土壤微生物相关的土壤的特性(如:总碳、电导率、无机氮库、有机氮库和ph),确定影响真菌群落的土壤理化因子。另外,我们向有机和常规土壤中分别添加相同n量的:尿素,苜蓿、稻秆和堆肥,用以研究有机管理和肥料对氨基酸组分和含量的影响。试验土壤于2013年3月,在上海崇本堂农场有机和常规生产系统露地种植区获取,采样方法同上。试验共设8个处理:常规土壤,常规土壤+尿素,常规土壤+苜蓿,有机土壤,有机土壤+有机肥,有机土壤+尿素,有机土壤+秸秆,有机土壤+苜蓿。将尿素、苜蓿、有机肥、秸秆按照0.1mgng-1干土添加到250g土壤中,混合均匀放入580ml梅森瓶,每处理3次重复。将培养瓶置于人工气候室,20±1℃,黑暗条件培养,人工补水保持土壤含水量在最大持水量的50%。在培养的第1、3、7、15、28、42和56d破坏性取样,测定土壤中氨基酸组分和含量,无机氮和微生物n含量。为研究肥料对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的影响,培养结束时用pcr-dgge的方法分别以16s和18srdna为目的片段研究细菌和真菌群落。将dgge图谱中的dna目的条带测序后得到群体结构的分类信息。培养过程中测定微生物群体,脱氢酶活性和呼吸作用的变化用以评价各处理对土壤质量的影响和肥料降解的动态变化。为了解有机土壤和所添加肥料对固氮能力的影响,采用灵敏度高的乙炔还原法(ara)周期性测定土壤培育过程中固氮酶活性。同时,测定其它土壤理化参数和生物参数以便确定对固氮能力影响最大的参数因子。培养结束时以nifh为目的片段采用dna-dgge的方法分析土壤的固氮菌群落。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dgge图谱聚类分析表明,在温室种植模式中,有机生产管理的方式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但是在露地种植模式下无此现象,从全碳的含量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两种种植模式下施肥量的差异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结果表明,定量pcr表明有机管理方式增加了固氮细菌的丰度和活性。在有机管理模式下和相对温暖的月份,可溶性有机氮(son)含量较高,并与固氮细菌呈现了较好的相关性。图谱中鉴定出的序列主要归属于固氮细菌、β-变性菌门、γ-变性菌门和α-变性菌门。其中24个条带与pseudomonasstutzeri相似,8个条带与azoarcusspp.相似。研究结果表明栽培模式可以改变季节和有机管理对固氮细菌影响的程度,大棚栽培可以显着加强有机管理方式对固氮细菌的影响。同时,有机管理方式可以加强季节温度对固氮细菌丰度和活性的影响从而增加生物固氮速率。同时,土壤dna和rna的联合分析也给固氮菌群落提供了综合的描述。(2)土壤dna指纹图谱表明,真菌群落根据管理方式和栽培模式的不同而不同,但是cdna指纹图谱表明季节更显着影响真菌群落。土壤有机质、ec和铵态氮可以解释指纹图谱中观察到的条带差异。通过测序,常规土壤中的真菌多归属于pythiumultimum,alternariaspp.,fusariumoxysporum,sporisoriumreilianum和chaetomiumglobosum,有机土壤中的真菌多归属于cordycepsgunnii,18srdna和18srrna测序结果显示它们之间仅有部分重迭。真菌数量以及活性的改变都说明了有机管理方式对土壤真菌群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温室栽培而引起的真菌群落变化与增加的盐分有关,其导致了真菌生物量的减少并增加了细菌的活性。这暗示了有机管理方中真菌产生的有益影响,可能会由于温室栽培而减小。cdna-dgge图谱可以更加灵敏的观察到真菌群落的变化,并且是唯一发现了季节可产生影响的方法,这说明了在研究中将土壤dna和rna联合分析比单独以土壤dna为分析对象可以获得更高的解析度,并由此发现真菌群落中没有被注意到的重要变化。(3)土壤游离氨基酸库主要由丙氨酸、谷氨酸、甘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丝氨酸、色氨酸和缬氨酸组成。在土壤游离氨基酸的组分和浓度方面,有机和常规土壤没有显着差异。然而,碱性氨基酸组氨酸和赖氨酸仅仅存在于有机土壤,这可能与有机土壤有更多的土壤交换点有关。尿素可以显着的改变游离氨基酸的组分,但仅仅存在于有机土壤中,说明在有机土壤里尿素对微生物的群落结构或者是它们的代谢途径产生了影响。苜蓿和堆肥没有改变游离氨基酸的组分和浓度。与此相反,培养土壤15天后,秸秆显着的增加了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同时微生物生物量中的氮含量也增加了。在农业土壤中,即使在经过长期的有机管理方式,土壤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依然很低,并且主要成分稳定,但是一些肥料却能显着的改变游离氨基酸的组分和含量,而这又影响到氨基酸态氮在植物吸收利用n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值得对影响土壤游离氨基酸组分和含量的控制机制做进一步研究。(4)有机土壤中微生物生物量和脱氢酶酶活性较高。微生物生物量和脱氢酶酶活性对所添加肥料的响应,与肥料的种类以及土壤的管理背景有关。在有机土壤中,添加尿素会减少微生物生物量中的氮含量,但却在常规土壤中增加了微生物生物量的氮含量。添加苜蓿仅仅在常规土壤中增加了微生物生物量的氮含量。添加尿素没有影响脱氢酶的活性,但是在常规土壤和有机土壤中加入苜蓿后都增加了脱氢酶的活性。添加秸秆显着的增加了微生物生物量氮含量和脱氢酶的活性,但是有机堆肥对它们影响不大。有机和常规土壤中的细菌和真菌群落显着不同。虽然添加秸秆和苜蓿对真菌和细菌的结构产生了微小的影响,但是短期的施肥没有对微生物的群落产生大的影响。条带测序结果显示,细菌和真菌主要归属于γ-proteobacteria,firmicutes,acidobacteria和ascomycota。施肥影响土壤化学和生物特性,然而对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长期的管理是必须的。研究结果表明,微生物特性对短期施肥的响应依赖于土壤管理的背景,这些响应可能是由土壤背景微生物群落的差异驱动的。(5)结果表明,有机土壤比常规土壤具有更强的潜在固氮能力。在有机土壤中,苜蓿和堆肥增加了潜在固氮能力,但是在土壤培养中的特殊时期,尿素和秸秆减小了潜在的固氮能力。与此相反,在常规土壤中添加苜蓿和尿素对潜在固氮能力没有产生显着的变化。溶解性有机碳和ph与潜在固氮能力显着相关。dgge分析结果表明,在有机土壤和常规土壤中的微生物为简单的群落,且两者之间之间没有差别,同时肥料的加入也只有有限的影响,因此,群落结构的不同不能解释固氮潜力的不同。数据表明,固氮能力被种群的规模和活性驱动而不是由群落结构所驱动。这个研究说明了,对于大气的潜在固氮能力,有机生产系统要比常规生产系统强,同时添加苜蓿和有机堆肥可以显着增加这种潜力,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去量化实际的固氮量。综上所述,本文以菜田有机与常规栽培土壤为对象,以大棚和露地栽培为条件,在施用有机质或无机氮的情况下,系统分析了土壤氮形态、氨基酸组成、土壤理化性质、固氮细菌区系和固氮基因nifH的活性、微生物群落构成等,发现:有机条件下SON、总FAA和硝态氮含量、固氮细菌的丰度和nif H的活性、真菌多样性、微生物生物量和脱氢酶活性等均显着高于常规土壤。研究了在不同栽培模式(大棚和露地)中,有机蔬菜生产系统的土壤固氮菌群落结构多样性;有机生产系统中有活性的nifH-harboring bacteria的丰度较高,具有固氮潜能,结果均表明有机生产土壤具有最大固定大气N的潜能。发现了土壤氨基酸在农田土壤碳氮循环和对植物供氮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肥料显着影响土壤游离氨基酸浓度和成分,该影响进一步说明需要建立植物总氮需求与氨基酸氮吸收之间的联系。
杨冉冉[4]2016年在《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驱动机理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化和机动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由此引发的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交通能耗增加、城市空气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并逐步从大城市蔓延至中小城市,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降低交通能耗、减少空气环境污染,2012年我国已将绿色出行纳入到“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居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倡导绿色出行”;2013年在“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也明确提出“倡导绿色出行”、“鼓励绿色出行”;2014年在“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中再次明确提出“实行绿色交通行动计划”。居民是绿色出行的主体,而高人口密度和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我国东部地区,其机动化程度和汽车保有量为全国最高,随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最为严重,因此,有必要探讨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以提出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旨在依据理论铺底—质化研究—量化检验—结论与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对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及其驱动机理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厘清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体系、影响因素变量与行为变量的作用关系以及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界定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概念和种类,然后通过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找出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调查问卷,并依据东部地区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绿色出行行为现状及特征差异,深入研究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后梳理了国内外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和措施,结合质化和量化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工作总结如下:(1)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概念和种类的界定。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界定为,在综合考虑人、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城市居民有意识的选用低能耗、高能效、低污染、兼顾效率与公平、有益于城市与居民健康发展的出行方式的行为。并借鉴环境行为的分类方式,首次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划分为调整型绿色出行行为和促进型绿色出行行为。其中,调整型绿色出行行为是指个体身体力行的日常实践行动,主要是指个体主动实施地、调整现有出行方式为绿色出行方式的行为;促进型绿色出行行为是指个体对其他特定个体的游说行为,具体指积极参与或游说、建议他人参与绿色出行相关组织或活动的行为。(2)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的质化研究。本文采用扎根分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东部地区32位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深度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逐级编码,厘清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构建了包含出行者心理认知、行为意愿、出行特性、出行偏好、社会参照规范、制度技术情境和出行者属性等7类主范畴的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提出了出行者心理认知通过行为意愿作用于绿色出行行为、出行特性和出行偏好、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分别作为内外部情境变量对意愿—行为存在调节效应、出行者属性直接影响行为的的4类典型关系结构,并从“态度-行为”缺口视角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深入阐述,论证了绿色出行行为中“态度-行为”缺口的存在。(3)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的量化检验。以从我国东部地区城市获取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建立的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进行了综合检验。结果表明,除主观规范和环境知识外,出行者心理认知变量中的其他因素均通过行为意愿间接作用于绿色出行行为;出行特性、出行偏好、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对行为意愿—绿色出行行为存在显着调节效应,但对调整型绿色出行行为和促进型绿色出行行为的调节强度和调节方向存在显着差异;行为结果感知对行为意愿和绿色出行行为均存在显着回调效应;不同出行者属性也对绿色出行行为存在显着影响;绿色出行行为中“态度-行为”缺口确实存在。(4)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和绿色出行行为的特征差异分析。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本文开发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调查问卷,以从我国东部地区城市获取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及绿色出行现状、特征差异和城市等级差异。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为私家车和公共交通,且私家车为城市居民最为认可的出行方式,出行方式选择和绿色出行行为在不同出行特性、出行偏好和出行者属性上存在显着差异,且在一二叁四线等不同经济等级城市间也存在显着差异。(5)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引导政策的梳理,结合不同政策对绿色出行行为直接影响力的量化分析结果,利用鱼骨分析法提出促进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建议。
王帕坎（PRAKAN, PHUKET）[5]2016年在《旅游业:34.2*100.056;收入:6*7.14123;代表:3.6*3.90773;旅游产业:34.2*100.056;财政管理:6*3.57062;旅游资源:10.8*18.0244;旅游城市:10.8*36.0488;经济增长:28.8*17.3811;泰国:22.2*60.0449;篇长:1865》文中研究指明一个国家的旅游业发展水平,不仅体现在他的产业规模,而且体现在其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及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质量上,在考虑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差异性经济的基础上,相关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本国单一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制,而是要全方位的综合分析。泰国是一个千年历史的佛教寺庙国家,人民友好善良,混合印度、欧洲和美国文化,是一个宗教信仰和天然旅游资源丰富国家。旅游业在整个泰国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泰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其带来的直接效应也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同时政府也十分重视本国的旅游产业,并大力支持各旅游行业的投资发展。目前,泰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在东南亚国家中已名列前茅,同时在世界排榜中位置也不断上升。借此,本文在构建了旅游业发展"规模、结构、质量"这一核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旅游业、泰国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分析泰国旅游业发展的情况,讨论其中的利与弊,利用发展优势增长的模型,通过理论研究与计量分析结合的办法,对泰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不仅验证了旅游业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地位,同时近一步揭示了影响这种关系的实质性因素。本文利用2005-2014年泰国各城市旅游发展数据,包括国内恐怖突发事件、政治动荡、金融危机、社会发展等变化,十年中旅游业和经济增长的历程具有不同的模式和规律。本文以分析泰国当地整体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事件,以时间为轴线,对旅游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进行总结性演变。随着2002年泰国成立旅游部,公布旅游法之后成立的52个城市旅游部门的新旅游城市,新旧旅游城市之间的游客流出现高速增长,为旅游行业开发新市场和商业创造了更多机会。2008金融危机对全球旅游业破坏力度也直接影响泰国经济发展,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 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2-2014年泰国内部政治动荡两次重大事件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叁个方面进行实征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首先,本文将泰国旅游城市分为1旧旅游城市和新旅游城市,旧旅游城市代表旅游业规模较大的经济发达地区,新旅游城市代表旅游业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地区,为了更好的处理不同城市间数据问题,本文在时间排列样本较充足的前提下采用了异质面板技术,其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和旅游两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种协整关系,应用面板ECM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从短期看,所有旅游城市和经济增长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新旅游城市只存在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个结论对泰国制定相关旅游业发展政策具备一定的启示作用:对旧旅游25个城市来说,只要经济保持均衡发展,旅游业自然会从中受益,所以,资源分配不一定要向旅游业倾斜很多;对新旅游52城市来言,如果政策制定能够倾斜促进旅游业发展的话对整体经济的促进是较为明显的。再者,本文对泰国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和结构特征的四个核心旅游业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和各个旅游行业之间均存在长期关联性,并且呈现了不同的因果层级关系;酒店业作为核心产业与餐饮业、旅行社、航空业双向促进发展。餐饮业和其它行业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受到其它行业影响较大,但对其它行业影响有限。从刺激旅游各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酒店业的主要核心地位和对其它行业的带动性可视作相关发展政策的科学依据。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的经济和旅游待业间短期因果层级分析结果对旅游相关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启示作用。进而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备和预测行为发展周期可能存在的事态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最后,本文在进行门槛回归之前首先检验旅游业发展质量代表的旅游专业化程度的门槛变量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为结果显示77个城市在门槛水平值水平上划分为叁个组别,每个组别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呈现不同的趋势。从国土面积、人均GDP、服务业占GDP比例和森林占国土面积的数据来进一步讨论,从统计结果来看,占地面积较小并且人均收入分布较为分散的城市,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存在强烈关联;而在人均收入不髙的中小型城市,如果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以及森林占国土面积比例都较低的话,旅游业发展会较难推动经济的发展。本文实证检验结果:旅游收入和旅游业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存在高度关联性。假设把旅游业投资的增长率作为自变量、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旅游收入和旅游投资之间,还是经济增长、旅游收入与旅游投资叁者之间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由此可见旅游业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旅游发展的带动性是十分明显的。
金思丁[6]2016年在《酒泉盆地白垩系下沟组旋回地层识别及成因机制探讨》文中研究表明旋回地层学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个地层学分支学科,用于识别、描述、对比以及解释地层中周期性的旋回变化,尤其可应用于地质年代学中,用来提高时间地层格架的精确性和分辨率。旋回地层学的研究运用了已知的天文周期对沉积记录进行解释,偏心率、斜率、岁差作为描述地球的轨道的扰动及其转动轴的参数,成为解释沉积地层受天文旋回控制最重要的叁要素。偏心率、斜率、岁差的周期在20 ka至400 ka之间,这些旋回周期可以转换为在地质历史时期潜在记录在沉积建造中的气候、海洋、生物及沉积过程的变化。旋回地层学研究使得层序得到更精细的划分,绝对年龄的控制可以达到10至100千年,并且很好的解释了天文气候周期对沉积过程的控制作用。旋回地层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等时间间隔的地层或沉积旋回,而事实上由于天文因素是控制地球内、外动力地质作用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构造运动、气候变迁、沉积物供给以及海或湖平面变化综合作用的影响下,地层的旋回性是受天文周期影响形成的。地球轨道参数周期性的变化引起气候变化,进而对沉积环境产生影响,并在沉积地层中留下了旋回性的记录。旋回地层研究能够识别并建立轨道沉积旋回的层序系谱,同时了解它的旋回时限及频率变化,即周期间隔。应用轨道旋回固定周期变化的特性,通过地层段、事件层、生物带及层序中高频旋回发育特征的研究,得到他们相应的年代间隔,从而旋回地层学的研究就具有了年代学的意义。国际地层学界对旋回地层学的研究做出许多努力,试图建立地质年代与天文旋回的对应关系,而在国内却一直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对旋回地层的研究现状,揭露研究区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条件,总结旋回地层学的相关概念、发展历程、研究方法,然后对酒泉盆地青西凹陷下沟组地层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了叁级层序的发育机制,并探讨了研究区下沟组沉积时期的古气候条件。第一章分为国外和国内两部分介绍了高频旋回的研究现状。近年来也有学者将该起源于国外海相地层的,地层学与天文学相结合的新边缘学科引入到陆相地层中进行研究。其研究阶段总体上可分为：(1)20世纪前的萌芽阶段,天文学家将地球轨道的周期性变化引入到气候变化的解释中；(2)理论证实快速发展阶段,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理论证实的确凿证据；(3)20世纪80年代之后,地质学家、环境学家、古气候学家、古海洋学家从多个角度和不同方向对米兰科维奇旋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使之成为大洋沉积、古气候恢复等研究的有效手段。旋回地层学的研究对象也从第四纪地层拓展到了古生代地层,从海相沉积盆地发展到陆相沉积盆地。二十世纪60年代李四光已经提出了天文、地质、古生物的命题；1983年徐道一也在其着作中介绍了米兰科维奇旋回研究的动向；1989年陆元法编译了《旋回地层学》向国内学者系统介绍了旋回地层学。按照方法和对象的不同,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分为两种,其一是对替代性指标(测井曲线、岩心取样的矿物含量、元素含量变化、磁化率、同位素等)进行频谱分析、数字滤波及小波分析等,提取了替代指标中的天文周期,并计算了旋回的持续时间；其二是基于对露头、岩芯等岩性剖面的旋回性沉积识别。根据各级别旋回沉积在垂向上的迭加关系,参照国际地层年代表,计算各级旋回的平均持续时间,从而确定沉积序列的轨道周期控制作用。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高频旋回的识别,沉积时限和界面年龄的确定、沉积速率和剥蚀量的计算、天文标尺的建立、沉积地层的高分辨率划分与对比。第二章介绍了酒泉区域地质概况。酒泉盆地处于祁连加里东褶皱带北缘和华北地台阿拉善地块两大构造单元,发育前震旦系结晶基底、震旦系—下古生界浅变质基底,上古生界—叁迭系盖层、中生界断陷沉积和新生界坳陷沉积五大构造层。白垩系地层在酒泉盆地内仅发育下统,并广泛分布于酒泉盆地的中生代沉积中,是研究区的主要生油岩系和勘探的目的层。受发育于早白垩的北东向张性断裂的控制,研究去地层大部分具有东断西超的特征。下白垩地层从下至上分别发育了赤金堡组、下沟组、中沟组。其中下沟组为本文的研究目的层段,分布范围大,是酒泉盆地的主要烃原岩和青西凹陷的主要含油层系。由于缺少古生物资料,目前酒泉盆地内各凹陷未做系统的、精确的地层年代分析,这对进行酒泉盆地高频旋回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酒泉盆地红柳峡中沟组底部测得火山岩锆石U-Pb SHRIMP年龄大约为114Ma左右(旷红伟,2013；彭楠,2011),与(杨金绥,李海兵等,2009)在酒西地区火山岩中测得的K-Ar年龄(106-118Ma)基本一致。由于下沟组和中沟组之间没有明显的沉积间断,加之前人对中国北方下白垩统地层的对比研究表明,酒西地区的白垩系地层绝对年龄应当在130-110Ma之间,大致可推测早白垩下沟组的年龄在120-115Ma左右。第叁章结合测井,岩芯和叁维地震剖面反射特征,以大量的单井测井层序分析和连井对比为基础,利用地震剖面对整个工区对这些界面进行了追索。文中重点选取了5条测线进行了同沉积断面分析,其中北东向NE1:W6-W7-W8-W9;NE2: W21-W20-W19-K5-W12-W22-W23;南东向SE1:W18-K5-K3-K4;SE2:W14-W13-W12-W10-L2-W7；SE3:W16-W15-W8-Q1。根据所识别的层序界面,青西凹陷下白垩统下沟组可划分3个叁级层序,自下而上分别为下沟组K1g0段、下沟组Kig1段和下沟组K1g2+3段。识别出青西凹陷下沟组沉积类型以扇叁角洲—湖泊沉积体系组合为主,在扇叁角洲前缘的半深湖—深湖区还有浊积体系发育。凹陷的西缘由于受西部物源的影响,发育了扇叁角洲沉积体系,其扇叁角洲平原相和前缘相发育,其前缘的半深湖—深湖区有浊积体系发育。与此同时有物源由凹陷的北东角进入湖盆,发育鸭西扇叁角洲沉积体系,其前缘的半深湖—深湖区有浊积体系发育。南东角同样接受南东物源,发育扇叁角洲沉积体系。第四章具体阐述了旋回地层的理论基础,并介绍了地球轨道参数的详细概念。偏心率(eccentricity)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椭圆轨道的赤道半径与极半径之差与赤道半径之比,周期为100-400 Ma。天体力学的研究表明,偏心率的变化主要由极半径变化所致,赤道半径通常变化不大。冰期均发育于偏心率的最小值,这相当于日地距离增加,地球获得的日照量减少。斜率(obliquity)或黄赤交角(ecliptic and equator)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黄道面)与赤道面的夹角,变化周期在第四纪约为41 ka。黄赤交角影响不同纬度和季节气候的差异程度,黄赤交角变化对极区影响大,对赤道影响小。岁差(precession)是指地球自转轴的运动(地球自转轴绕黄道轴旋转的运动),春分点沿黄道向西缓行,使回归年(太阳视圆面中心两次过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短于恒星年(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经历的时间)的现象,岁差周期在第四纪为19-23 ka。岁差变化对赤道地区影响大,对极区影响小。由于受到地月系统围绕太阳公转,和地月相互作用的影响,地球轨道要素在对地球施加影响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改变。地月引力导致的地表潮汐摩擦力和轨道重力会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和地球形状,使得地球的转动速率减慢。斜率与岁差首期随地质年代的增加而减少。立足于轨道叁要素,本文采用La(2004)解决方案计算了青西凹陷115 Ma-120 Ma地球轨道参数(偏心率、斜率、岁差)的理论变化数据,运用频谱分析、连续小波变换等方法,得出早白垩世115Ma到120 Ma期间偏心率主要周期为400 Ma、124 Ma和95 Ma,斜率周期为47 ka、37ka、36 ka和28ka,岁差周期为22 ka、21 ka和18 ka。进而提取出各主要周期的理论变化曲线,并计算了115 Ma至120 Ma期间各主要轨道参数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可以保存于稳定沉积环境的地层中,也就是说各级天文周期的比值关系与各级旋回厚度的比值关系能够相互对应起来。这种对应关系将作为后两章的高频旋回识别的理论依据。从自然伽马曲线、碳酸盐含量、有机碳含量、磁化率、主量、微量元素中提取出的旋回厚度比值与天文周期比值中的某一比例关系相符合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一厚度的地层旋回受相应的天文周期所驱动。第五章具体分析了多种替代性指标的运用,通过频谱分析及连续小波分析,计算并识别出下沟组地层记录的天文旋回。由于米兰科维奇旋回为天文旋回,在地质历史时期变化比较缓慢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周期比率在某段地质历史时期保持稳定,如果能在地层所包含的各种旋回中找到与米氏周期比率相等的关系,就可以认为该层段受米氏旋回的影响,记录了天文旋回的信息。第一节针对自然伽马测井曲线,选取区内发育于深湖—半深湖的七口钻井分别为：W14,W13,L2,Q1, K3,K4,K5,伽马曲线经过环境校正和标准化处理之后,运用频谱分析、小波分析分别从下沟组一段(SQKig1)与下沟组二加叁段(SQK1g2+3)识别出米兰科维奇旋回。识别出的天文周期与对应的旋回厚度算出的沉积速率符合沉积规律,并且尽可能多的识别出地层中的天文周期个数,旋回厚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与第四章算得的天文轨道参数理论周期的差异控制在5%以内(95%的置信度)。其中下沟组一段(SQK1g1)地层主要受400 ka偏心率长周期控制(W14、K3、K5井),下沟组二加叁段(SQK1g2+3)地层主要受124 ka和95 ka偏心率短周期控制(W14、L2、Q1井)。第二节对研究区内五口井L2、Q1、K3、K4、K5共171个样品进行了碳酸盐含量、有机碳含量、磁化率测试。每口井样品连续取样,采样间隔为0.5m(L2、 Q1、K5、K4井)和1.0 m(K3井)。采用Lomb-Scargle谱分析法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在较少样品点的条件下获得分辨率较高的频谱,得到的旋回厚度及天文周期和自然伽马测井曲线替代指标经过频谱分析计算出的旋回厚度及天文周期基本保持相对一致。第叁节分析了主量、微量元素作为替代性指标对下沟组地层的天文旋回的识别,系统介绍了手持X-Ray衍射分析仪的实验原理及使用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五口井171个粉末样品的主量、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研究。由于对所需求的大量元素含量数据,并不追求单个样品的精确元素含量,而着重于研究不同元素含量随样品的沉积时间的变化趋势,在频谱分析下寻找数据中记录的天文旋回信息。因此使用手持X-Ray衍射分析仪(Bruker AXS TRACER IV-SD)用于对各个样品中的主量、微量元素的定量分析,并且能保证较高的准确度。按照碳酸钙含量的从高到低选取十个样品为标准样,送至加拿大Bureau Veritas矿产研究室获得标准数据。利用这十个标准样的标准数据和手持X-Ray衍射分析仪测试下的数据建立一个适用于这171个粉末样品的算法,并用该算法对剩下的161个样品进行了单个样品420秒(高能210秒,低能210秒)的测试。并介绍了SPECTRAEDX S2 CONFIGURATION软件的使用,通过二次修正、α调试和省略标准样(每种元素省略不超过两个)的校正,使得算法的偏差不超过5%,获得了171个样品的19种元素的含量。继而又通过测试值与标准值的对比分析出,A1、K、Ca、Si、Fe、Ti、 Mn、Ni、Zn、Pb等十种元素在手持X-ray衍射仪的分析下得到的结果与标准值偏差最小,并且其化学性质可以作为记录沉积旋回的特征的元素,利用频谱分析来确定地层是否记录了天文旋回。五口井的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元素都有高峰值显示,峰值所对应的频率的比值与下沟组115 Ma-120 Ma的天文理论曲线比值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并且与自然伽马曲线作为替代指标进行的频谱分析的比值结果相一致。除此之外,频繁出现的主要频率所对应的旋回厚度也有部分与天文周期并无任何对应关系,推测是元素记录的地层中的其他旋回信息。第六章,多种替代性指标在频谱分析的应用下,证明了地层记录中存在米兰科维奇旋回之后,下一步便可将地层记录中天文轨道驱动所产生的旋回向天文周期解决方案中的目标曲线进行调谐,以建立天文地质年代表。在区域地层格架的基础上,以下沟组与中沟组界面U-Pb锆石年龄115.6 Ma为控制点,建立了下沟组各段地层的高分辨率天文年代标尺,较精确的确定了各个界面对应的地质年龄以及不同深度对应的地质年龄。而在进行天文调谐之前,偏心率长周期400 ka,偏心率短周期124 ka和95 ka,斜率47 ka,37 ka和36 ka被选为对应的目标曲线,并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相位关系。以W14、L2、Q1、K5、K4、K3为目标井,对整个下沟组(SQK1g),及下沟组一段(SQK1g1)与下沟组二加叁段(SQK1g2+3)分别进行连续小波变换,过滤出的频率组分在下沟组(SQK'g)与目标曲线115.60 Ma-120.73 Ma段有相同数量的旋回,下沟组二加叁段(SQK1g2+3)与目标曲线115.60Ma-117.57 Ma段有相同数量的旋回,下沟组一段(SQK1g1)与目标曲线117.57 Ma-119.27 Ma段有相同数量的旋回,并将旋回从顶至底进行编号,由此确定了深度与年龄的对应关系。从而得知叁级层序下沟组二加叁段(SQK1g2+3)的延续时限大致为1.97 Ma,下沟组一段(SQK1g1)的延续时限为1.7 Ma,下沟组零段(SQK1g0)延续时限为1.46 Ma。以上多口钻井,多项替代性指标较一致的周期性变化,均说明了酒泉盆地青西凹陷下沟组地层中确实记录着明显的天文周期信号。这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在构造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下沟组的层序发育受控于天文成因气候旋回。此研究结果除了揭示出叁级层序的成因,也为叁级层序的延续时限在1-2 Ma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解释。其次,下沟组地层总的延续时限为5.13 Ma,这与前人在该区域的地层研究结论相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合理性。L2、Q1、K5、K4、K3五口井共55个样品进行了碳氧同位素测试,首先对55个样品处于的深度位置进行时间转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样品的年龄进行计算,所以本文采用了间接的办法获得相对较为精确的样品年龄：认为整个叁级层序内沉积速率保持稳定,通过沉积厚度与叁级层序的延续时限计算出每个层序内的沉积速率；单个样品年龄=已知界面年龄+样品所在深度与界面的距离/沉积速率,从而得到每个样品对应的精确年龄。由于岩芯样品不连续,单口井的样品大多处于同一年龄段附近,故将五口井的样品联合起来并按时间顺序成图。发现δ13C全为正值并有正向偏移趋势,δ180全为负值并有负向偏移趋势。δ13C与δ18O之间具有略相关性(Q1井、K4井)或不相关性(L2井、K5井、K3井)说明当时的湖泊水文条件处于开放和封闭之间不断转化的过程,Q1井δ13C与δ18O的相关系数为0.85指示湖泊水文条件相对处于比较封闭且蒸发较强的沉积环境。文章最后将酒泉盆地青西凹陷与中国西南沉积盆地稳定同位素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都具有较高值的δ13C(青西凹陷中613C含量最高达到5.1%o)和较低值的δ18O(青西凹陷中δ18O含量最低达到-10.3‰),说明了当时的沉积环境为相对的高温强蒸发环境；青西凹陷下沟组δ18O含量比全球早白垩同时期(115 Ma- 120 Ma) δ18O的含量更低,推测是因为高纬度的影响所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在建立了叁级层序地层格架的基础上,根据自然伽马测井曲线、碳酸盐含量、有机碳含量、磁化率及主量微量元素含量等替代性指标的研究,通过频谱分析及连续小波变换技术对各级层序内地层进行了旋回地层研究,较大程度的提高了酒泉盆地青西凹陷下沟组地层层序划分的精度和准确性。(2)详细研究酒泉盆地青西凹陷高频旋回地层主控因素,分析地层中包含的轨道信号及天文轨道参数影响沉积的可能途径,结合天文轨道理论,分析频谱变换结果中与天文轨道周期之间相对应的周期信号,从中识别出形成该区域在天文气候周期控制作用下的层序发育机制。经典层序地层学中的层序发育控制叁要素为海(湖)平面变化、沉积物供给的变化以及构造沉降的影响。而沉积层序是海平面变化的产物,还是反映构造影响,以及海平面变化对沉积作用控制的解释,一直持有争论。其中海(湖)平面变化受气候因素影响,而实际地层记录中的旋回都是构造和古气候联合作用下的产物。本文多口钻井、多项替代性指标较一致的周期性变化均说明青西凹陷下沟组地层中确实记录着明显的周期性信号,从而揭示了叁级层序与天文轨道周期之间的对应关系,反映了该区的层序发育形成于天文气候周期对沉积过程的控制作用。(3)通过天文周期的标定和计算,能够较精确的提供一种定年的方法：本文识别出下沟组的延续时限大致为5.13Ma,叁级层序SQK1g2+3的延续时限大致为1.97 Ma,SQKig1的延续时限为1.7 Ma,SQK1g0延续时限为1.46 Ma,在中沟组底部的锆石绝对年龄的控制下,通过对沉积速率的计算,能够对下沟组叁个叁级层序内进行精细的定年。同时对应于地球轨道的叁个参数组合形成的天文周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沟组的层序发育受控于天文成因的气候旋回,同时也为叁级层序的延续时限为什么是1～2 Ma提供了合理的理论
韩瑞华[7]2007年在《需求分析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取向》文中提出当今世界，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学习英语的热潮也是持续高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逐渐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生源层次拉大，学生英语学习能力差异性增强，都为大学英语教学带来很大困难。尤其是大学的英语在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上依然较多地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还没有完全摆脱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教授的仍然是通用英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间的合作与交往日益频繁，人们普遍感到通用英语的语言知识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人才市场上，学生口语不流利，专业知识缺乏，国际贸易规则陌生等等，都令用人单位抱怨不已。在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下，多元化背景开始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尤其对传统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当今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21世纪的中国需要的是既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又有丰富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的事实，急需高校能培养出大量适合实际工作的外语人才，因此必须对大学的英语教学进行改革。本文即针对这一现状建议把ESP的需求分析理论运用其中。为了科学系统地找出大学英语教学在需求分析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本项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和访谈都被用来探究学习者的目的和需求，同时考察学习者的需求是否被忽视，以及学习者的需求和学校的需求，学校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是否一致。作者通过调查，指出了大学英语教学在需求方面存在的问题：学生英语水平差距大、教学材料没有与学生的专业结合、教学方法传统以及企业的不满意；同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需求缺乏与需求矛盾。需求缺乏主要表现在没有考虑到学生现有的英语水平、目标需求与学习需求；需求矛盾则表现在学校需求与市场需求的矛盾以及学校需求与学生需求的矛盾。同时，本文说明了需求分析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可以制定合理的大纲、选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可以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外语人才。其后，本文提出把需求分析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当中，主要包括根据学生英语水平的差异进行分级教学，根据学生的目标需求和市场的需求开展ESP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根据市场的需求改革考试内容，还要培养大量合格的ESP老师来满足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需求。最后，作者还试着提出了改革的步骤以及EGP向ESP过渡时的注意事项。本文的需求分析理论不仅包括对学习者的分析，还有对市场需求的分析，这是对ESP需求分析理论的补充，同时也是新时期的要求。它不仅能让学校和老师了解市场的需求，使得大学的英语教学适应市场的需求，也能给学生更好地进行专业学习和将来的就业岗位工作中提供更多的帮助，并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赵晖[8]2015年在《围垦对滨海湿地氮循环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氮循环是滨海湿地最重要的物质循环之一。它不仅影响了湿地系统自身的调节机制,其在地球表层系统中所表现出的特殊动力学过程还与一系列全球环境问题息息相关。围垦是解决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短缺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它能显着改变滨海湿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影响植物的生长,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氮循环过程。为揭示围垦对滨海湿地氮循环的影响,从而将围垦活动对滨海湿地氮循环产生的不良影响减弱或缓解,本文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芦苇湿地和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碱蓬及互花米草湿地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自然湿地和被围垦湿地的氮循环特征,揭示了围垦对滨海湿地氮储存、迁移转化的影响过程;通过建立围垦影响下的植物-土壤系统的氮循环分室模型,揭示了围垦对滨海湿地氮循环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围垦显着改变了滨海湿地的土壤理化性质,但对不同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影响。围垦可以显着提高芦苇湿地表层土的含水量、有机碳、微生物量碳、碳氮比和微生物量碳氮比,但也使其土壤容重、pH、电导率和氧化还原电位显着降低。在碱蓬湿地中,围垦只显着降低了其土壤氧化还原电位,对其他土壤理化性质没有明显影响。与芦苇湿地相反,围垦可以显着提高互花米草土壤的容重、pH和氧化还原电位,而降低其含水量、电导率、有机碳、微生物量碳、碳氮比和微生物量碳氮比。(2)围垦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土壤氮含量具有不同的影响。在芦苇湿地中,围垦显着提高了表层土的总氮、酸不溶性氮(惰性有机氮)、酸溶性氮(活性有机氮)、氨态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含量。而在互花米草湿地中,围垦则显着降低了土壤的总氮、酸不溶性氮、酸溶性氮、水溶性有机氮、氨态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围垦对碱蓬湿地的土壤氮含量没有产生显着影响。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在围垦影响下,滨海湿地土壤有机氮的主要影响因子为有机碳和微生物量碳,而无机氮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含水量和电导率(盐度)。此外,围垦对叁种典型湿地的土壤无机氮贮量没有显着影响;但显着提高了芦苇湿地的有机氮贮量,却降低了互花米草湿地的有机氮贮量,对碱蓬湿地的有机氮贮量则没有影响。这表明围垦是通过改变滨海湿地的土壤有机氮贮量,从而影响了其土壤总氮贮量。(3)围垦显着提高了芦苇湿地的土壤净氮矿化速率、氨化速率和硝化速率。与此相反,围垦显着降低了互花米草湿地的土壤净氮矿化速率和氨化速率。而由于围垦没有对碱蓬湿地的土壤理化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对其氮矿化过程也没有显着作用。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在围垦影响下,土壤含水量是芦苇湿地土壤氮矿化的主要影响因子。此外,叁种湿地中,土壤的氨化速率均远远大于硝化速率,这是由于滨海湿地的土壤含水量很高,土壤氮的氨化过程占主导,进而造成净氮矿化速率主要取决于氨化速率。(4)围垦显着提高了芦苇的根、茎、叶、种穗的生物量和氮贮量,但围垦后芦苇湿地的枯落物生物量和氮贮量有显着下降,这可能与其秋季的地上部分被收割有关。围垦没有改变碱蓬的生物量和氮贮量。但围垦显着降低了互花米草各器官的生物量和氮贮量。逐步回归分析表明:在围垦影响下,土壤电导率(盐度)是植物生物量的主要影响因子。同时,由于围垦没有影响叁种植物各器官的氮含量,植物的氮贮量则主要由其生物量决定。(5)围垦极大地提高了芦苇植物-土壤系统的氮循环流通量,但对碱蓬植物-土壤系统的氮通量没有显着影响。与芦苇相反,围垦显着减少了互花米草植物-土壤系统的氮循环流通量。此外,在叁种典型植物-土壤系统中,围垦区域均具有较高的氮素利用效率和氮再转移率,而其循环速度较慢,这表明围垦可以促进氮素的保留,防止氮素流失。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围垦可以显着改变滨海湿地的氮循环过程。围垦通过改变滨海湿地的土壤理化性质,进而改变湿地土壤和植物氮含量,最终影响滨海湿地的氮循环过程。围垦对不同类型的滨海湿地氮循环具有不同影响。
孔晖晖[9]2016年在《H7N9亚型流感病毒遗传演化分析及H7N9弱毒疫苗在哺乳动物模型上的免疫效力评价》文中研究指明H7N9亚型流感病毒目前在我国呈散发流行态势,且在不断的进化重组,不仅给我国的养禽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截止到2016年2月28日,已造成747人感染,297人死亡。本研究对2013年来本实验室分离到的210株H7N9病毒株进行了系统的遗传演化分析和关键分子特征分析。根据时间划分,可将2013年至2016年2月间的H7N9疫情分为四个时期。比较各个基因同源性发现,HA和NA基因的核苷酸同源性分别处在96.9-100%和97.3-100%之间;另外6个内部基因片段PB2、PB1、PA、NP、M和NS的核苷酸同源性分别为95.1-100%、95.3-100%、94.7-100%、93.6-100%、95.2-100%和93.7-100%。根据各基因进化树划分结果,可以将66株全基因组测序的2013分支病毒分为12个基因型。第一波疫情疫情背景较为简单,只有3个基因型;第二波和第叁波疫情,背景较为复杂,基因型分别为8个和7个;但主要基因型不变,仍为基因1型。以上结果表明,H7N9病毒表面基因在进化上相对稳定,内部基因的进化率要高于表面基因,这可能是因为H7N9在我国蔓延的过程中不断的与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发生重组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本实验室2013分支H7N9病毒分离株M2蛋白都有S31N突变,表明对金刚烷胺类药物耐药,所有H7N9病毒仍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敏感;所有分离到的H7N9病毒裂解位点均只有一个碱性氨基酸,所有PB2蛋白627位为E,均为低致病性特征。耐药毒株的出现以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促使人们研发一种有效的疫苗来应对H7N9病毒。本研究利用反向遗传操作技术,将人分离株A/Anhui/1/2013(H7N9)(AH/1)的表面基因HA和NA与冷适应流感病毒株A/AnnArbor/6/60(H2N2)(AAca)的6个内部基因片段重组,构建出一株重组弱毒疫苗株H7N9/AAca。利用多种动物模型评价了该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保护效力。在小鼠和雪貂模型上,该疫苗株的毒力显着致弱,小鼠和雪貂感染后,均不表现出临床症状,且病毒的复制局限于上呼吸道并呈低水平复制。在小鼠、豚鼠和雪貂上,H7N9/AAca一免之后能诱导产生一定程度的血凝抑制和中和抗体水平,二免之后诱导产生的血凝抑制和中和抗体水平显着升高并达到了理想的水平。在小鼠、豚鼠和雪貂上,H7N9/AAca一免之后并不能完全阻止病毒复制,但是能够显着降低病毒复制的水平,而且动物不表现出临床症状;二免之后,该疫苗能完全阻止病毒在动物体内的复制。另外,H7N9/AAca一免之后能够完全阻止病毒经飞沫和直接接触感染豚鼠。综上所述,我国流行的H7N9亚型流感病毒目前相对稳定,主要流行基因型为G1型。H7N9/AAca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并且具有良好的免疫保护效力。H7N9/AAca弱毒疫苗可以作为储备疫苗以应对目前的H7N9疫情。动物实验结果表明,该疫苗具有在人上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的价值。
林巧文[10]2016年在《制度变迁视角下叁维地籍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对地上地下空间的多维利用,传统的基于二维平面以地表权利为核心的二维地籍已不能满足地籍管理的需求,建立叁维地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2001年11月在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举行的以叁维地籍为主题的研讨会为叁维地籍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至此,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展开了对叁维地籍的研究。其研究范围也逐渐从最初的叁维地籍数据模型构建和可视化等技术问题深入到了有关叁维地籍的立法,叁维地籍的建立成本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等非技术问题。然而,目前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叁维地籍。显然,技术因素是制约其实现的一大障碍。但这些障碍已经逐渐得以扫除。不同类型的数据模型,如核心地籍领域模型(Core Cadastre Domain Model), ISO 19152土地管理领域模型(ISO 19152 Land Administration Domain Model), EPLAN模型(ePlan Model)等的提出,为叁维表示提供了更好的支持。尽管只是代表性地采用层高作为标准高度,但叁维登记的确在西班牙得以实现。此外,荷兰为用叁维PDF文件作为土地登记行为提供了可能性。瑞典至从2004年1月1日起就一直对叁维产权信息进行探索和实践。许多叁维地籍的试点项目正在或者已经在许多国家实施如俄罗斯,以色列,挪威,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不可否认的是,技术问题如叁维数据的采集和叁维地籍的可视化等将不会是困扰叁维地籍实现的主要问题,接下来的任务是优化这些技术以便和特定的组织,社会,法律环境相匹配。另一方面,相比国内学者对叁维地籍技术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意识到了非技术问题的重要性。Paulsson和Paasch, Hassan和Rahman指出叁维地籍的法律,组织等问题和叁维地籍的技术问题一样重要。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叁维地籍的制度和管理问题比技术问题更重要。他们认为正是管理和制度问题决定了土地信息系统的成败。Molen指出如果没有明确定义叁维产权,叁维地籍就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因为正如地籍与土地紧密相关,地籍也同样与人和制度紧密相连。正如科技能改变地籍,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也能塑造地籍。到最后,用户的需求、土地市场的需求、法律框架和技术可能性将最终决定叁维地籍在每一个国家的复杂水平。Paulsson和Paasch指出叁维地籍中的技术问题和非技术问题如组织、人和法律等问题都应引起重视,只有这样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取得一种平衡。而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鲜少学者对被视为地籍建设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研究。尽管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展开了对制度问题的探讨,并已将利益相关者研究视为一重大课题开展研究,但其研究也并不丰富。而国内学术界由于对叁维地籍的研究展开相对较晚,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叁维地籍的技术和法律层面的探讨,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尚未提及。本文在国内外有关叁维地籍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瞄准叁维地籍中的利益相关者,运用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制度理论,博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规范性研究方法,结合案例研究,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专家调查法,米切尔评分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将叁维地籍有关研究进一步推进。在研究过程中,以武汉市为研究案例,笔者相继走访了相关政府机构,地籍管理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地铁集团公司,水利水电部门,交通部门,叁维技术研发等利益部门和公司,采访了地籍管理者,土地使用者,相关法律专家,相关技术人员,学者,建筑师,工程师,测量师,登记人员,土地规划师等33名利益相关者,获得了详尽的第一手访谈资料和数据。对于该问题的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讲,本文揭示了从传统的二维地籍必将向叁维地籍转变的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系统剖析了中国地籍管理制度的演变进程,丰富和发展了地籍管理理论的研究。同时,本文系统研究了叁维地籍建设中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属性,深入探究了叁维地籍建设中利益相关者要求及行为策略选择模型,推进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地籍领域的发展。从实践意义上来讲,本论文采用案例研究,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专家调查法,米切尔评分法等实证分析,对叁维地籍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和分类,为我国叁维地籍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提供了基本依据和解决思路。本文基于博弈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剖析了叁维地籍中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策略和最优模型,为加快推进叁维地籍的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导。本研究的整体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对研究的缘起、研究的问题和意义、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介绍,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叁维地籍及利益相关者研究的现状及进展,对整个研究进行了一个概览。(2)第叁章对论文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宗地、地籍、叁维产权、叁维地籍等进行了界定,归纳总结出传统的二维地籍和叁维地籍的区别所在,阐述了叁维地籍中利益相关者分析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制度变迁理论、利益相关者等理论和分析方法,步骤,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3)第四章借鉴制度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深度剖析了中国地籍管理制度的演变进程,深入分析了现行的传统的二维地籍所存在的局限,探究了由二维地籍转变为叁维地籍的驱动所在。研究表明,中国地籍管理制度存在着显着的特点,它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组织制度安排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而且中国地籍管理制度的演进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其中也历经了不断的调试和改变。另外,中国的地籍管理制度与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经济状况对其影响极为深远。在此基础上,本章指出了由传统的二维地籍转变为叁维地籍的可能性和必然性。(4)第五章采用专家意见法,利用米切尔的叁维属性分析法识别出叁维地籍中的利益相关者并对其进行了分类。本研究界定出37类利益相关者,将叁维地籍中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中间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叁大类,在此基础上结合权利／紧急矩阵归纳分析出叁维地籍中的四大利益主体集团包括政府机构,地籍管理部门,叁维地籍数据使用者和叁维技术开发者。(5)第六章基于扎根理论的叁级编码,运用实际案例定性分析了叁维地籍中四大利益主体集团的利益诉求。研究表明,政府机构所关注的最核心问题是叁维地籍建立的紧急性。地籍管理部门对叁维地籍数据的维护与更新上的探讨最为迫切。便利性是叁维地籍数据使用者最为考虑的问题。叁维技术开发者对建立叁维地籍后是否自身获利最为关注。该研究结果为叁维地籍建立中各利益相关者行为策略的探讨奠定了基础。(6)第七章在基于对叁维地籍中利益相关者要求的认识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分析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叁维地籍中核心利益相关者行为策略选择模型,研究了其行为主体之间存在的行为选择策略和效用均衡的问题。通过两两博弈行为分析在建立叁维地籍的过程中得出实现由传统二维地籍转变为叁维地籍的根源在于成本和利益的比较。而政府在建立叁维地籍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利益性质和角色。现在的叁维地籍的建立情况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的非纳什均衡。为了推进叁维地籍的建立,必须明确建立叁维地籍的利益所在及政策时滞,充分发挥政府的角色和职能,突破囚徒困境,实现最优的策略选择。(7)第八章是结论部分。在基于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本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一些初步结论、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的研究建议。该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借用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关于利益相关者分类的研究方法,首次基于实证调研的数据对我国建立叁维地籍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和分类。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入访谈,专家评分和统计分析,借鉴西方学者常用的分类思路,从紧急性、合法性、权力性叁个维度将我国建设叁维地籍中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中间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并归纳分析出四大利益主体集团,该研究是对有关叁维地籍研究的推进。(2)本文基于严谨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各类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和行为策略选择。通过博弈论分析得出在建立叁维地籍的过程中得出实现由传统二维地籍转变为叁维地籍的根源在于成本和利益的比较。而政府在建立叁维地籍的过程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利益性质和角色。现行的叁维地籍的建立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的非纳什均衡。对叁维地籍建设中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内容和行为策略等问题的研究在现有的文献中尚未见到,本文在这些领域的首创性的研究结果为我国建立叁维地籍提供了政策指导。(3)创造性地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于叁维地籍的研究之中,并提炼出我国地籍管理制度的演变规律。研究表明,中国地籍管理制度存在着显着的特点,它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组织制度安排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本研究从更广泛的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中来看待地籍管理的本质作用和运行机理,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地籍研究时跳出狭隘的管理学的思维框架,这也是本研究工作的另一大贡献。然而,不得不提的是,有关叁维地籍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之路才刚刚开启,未来的研究还有许多要完善之处。(1)案例研究还有深入挖掘的潜力。尽管案例研究较适合探索性理论,但仅针对个别城市的案例研究对结论的说服性要明显弱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然而,由于现实生活中叁维地籍中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采访数据收集的限制以及作者研究能力和精力的有限,本文仅选用武汉市为案例研究,使得案例分析部分略显单薄。而随着调研的深入,大样本实证研究将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也将是未来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实践。(2)叁维地籍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策略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和修正。在模拟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策略选择时,为了简化问题,将博弈视为两两博弈。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叁维地籍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及背景相当复杂,而且,由于各省市在政治经济背景,空间构架,管理模式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该模型不可能将所有叁维地籍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结构和行为演进过程囊括在内,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必要对该模型加以不断的深化、验证和修正。(3)本文对叁维地籍中利益相关者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所得结果与结论仅是该研究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研究结果和结论与实践相结合来指导实践。与此同时,有关叁维地籍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也需要进一步做细化研究,叁维地籍中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实现程度与方式,叁维地籍中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决策和策略,国内外叁维地籍建设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对比研究等也仍需要大量的研究与实践。(4)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将利益相关者的动态特点考虑在内。纵观国内外有关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数研究都将利益相关者作为静态来研究。而在二维地籍走向叁维地籍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角色有可能也将随之逐渐发生变化。有些利益相关者会退出有些利益相关者会进入。在研究过程中其利益要求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项目的进展而有所改变。因此,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加强对利益相关者的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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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制度变迁视角下叁维地籍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D]. 林巧文. 中国地质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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