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兰兰[1]2004年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英美烟公司与河南烟草业》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不甘落后地侵入中国，逐渐垄断了中国的卷烟市场。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赚取最大限度利润，英美烟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找适合的原料产地。 河南地处中原，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烟草种植，明末已开始种植，历史悠久。英美烟公司通过调查侵入河南，在豫中地区试种美种新型洋烟取得成功，进而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推广，使豫中地区烤烟面积逐渐扩大，产量、质量大幅度提高，许昌地区则在20世纪上半期发展成为全国叁大烤烟原料基地之一。英美烟公司在许昌设立收购站，几乎垄断整个河南烟叶的收购。河南烟草在生产上有了重大变化，引入美种洋烟，制作工艺也由晒烟改为烤烟，河南民族卷烟企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但受英美烟公司扼制、排挤，举步维艰。同时，近代河南的社会经济生活也因此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20世纪初至30年代英美烟公司在河南的经济活动，打破了河南尤其是豫中地区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同时也促进了河南烟草的品种改良，对河南卷烟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河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近代化。但是，英美烟公司的经济活动是以野蛮的征服方式进行的，原料掠夺和产品销售无一不凭借着侵略特权而进行，河南民族卷烟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难以摆脱破产的命运。总之，受英美烟公司影响，这一时期的河南烟草业在发展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代价。
皇甫秋实[2]2012年在《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市场经济机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无论是卷烟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均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自我调适,正因为如此,中国卷烟市场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局面下依然得以继续扩展。对不同类型的卷烟供应者而言,经济危机既带来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首先,跨国大企业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销量从1930至1934年持续下跌,为了节约成本,英美烟在供、产、销各个环节进一步本土化,同时也借助经济危机,扫除了不少竞争对手；其次,经济危机中卷烟需求低端化的趋势,为中小华资卷烟企业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创造了机遇。但国民政府的卷烟税制制约了华商卷烟业的发展空间,使之遭遇英美烟公司和手工卷烟业的上下夹击；再者,机制卷烟在卷烟统税的重负之下,无法满足市场对廉价卷烟的需求,而不受统税约束的手工卷烟业则趁势而起,填补这一市场真空。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满足烟瘾的生存性消费,与建构身份的炫耀性消费同等重要。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只局限在未成年人的范围内,经济因素才是政府、精英和民众的主要考量。在经济压力下,卷烟消费者一般采取了叁种危机应对策略：其一,如上所述,转而消费更廉价的卷烟或替代品,因此低端国货卷烟和手工卷烟会畅销于市；其二,减少卷烟消费量,甚至彻底戒吸卷烟,所以1930年代中期浙江等卷烟工业不发达的地区会广泛爆发禁吸卷烟运动；其叁,改变资源分配的方式,即通过剥夺一部分人卷烟消费的合理性,来维持另一部分人的卷烟消费,经济上的考量促使大众媒体以健康和道德的名义,将女性的卷烟消费污名化。
杨永芳[3]2013年在《清末民初黑龙江烟草业发展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伴随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烟草业开始在东北发展。随之，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草公司亦不甘落后地进入东北，企图垄断北满市场。面对俄国和英美等国向北满扩张烟草势力，黑龙江的烟草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也被动地接受着外来烟草业所催生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外烟草业在黑龙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民族烟草业的发展举步维艰。黑龙江有着悠久的种烟史，境内盛产闻名中华的关东烟。俄、日、英美等国烟草业的侵入，刺激了原有的烟丝加工业，使江省烟草的种植地域、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为抢占市场，各烟草公司纷纷加大投入力度，并通过各种方式扩大销售额，由此引发了包括日、俄、英美和民族烟草业的多方角逐。由于受英美烟公司遏制、排挤，民族烟草业发展步履蹒跚。同时，近代黑龙江社会经济也因此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伴随着黑龙江卷烟工业的繁荣和发展，黑龙江省的烟税收入大增，丰盈了地方财政，进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黑龙江省的政治、经济、军政建设，乃至社会生活都因烟草业的发展而受到无所不在的影响。然而，外商烟草公司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在烟税方面的特权地位，使大量的烟税收入外流。同时，外商烟草公司采取各种方式压制和排挤本就弱小的民族烟草业，使民族烟草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态势。总之，该时期民族烟草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了历练、成长，它们为挽救烟草利权做出的努力不容忽视。同时，作为一种有害人体健康的消遣方式，吸烟的流行和烟草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健康埋下了隐患，值得人类做出理性的审视和思考。
巩斌[4]2012年在《民国时期烟草广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广告是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商品经济影响下的行业发展是依靠广告媒介对商品信息进行广泛传播的。民国时期烟草业的发展乃至繁荣,无不得益于烟草广告的大力推动,同时烟草广告紧随烟草业的发展而不断繁荣。明清时期自然经济体制下的烟草广告传播方式较为单一,广告内容多为单纯的烟草商品推介信息,广告的思想性、艺术性淡薄。至民国时期,新技术、新思想的传入为烟草广告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烟草广告打破了以往单一的烟草商品信息传播形式,呈现为全方位、立体化的多维传播形式,烟草广告的思想性、艺术性不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烟草广告的发展在进一步推动这一时期烟草业的发展、繁荣,民众对烟草的认识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民国时期较为特殊的社会背景,为课题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想文化、行业发展、商品消费等信息资料。在课题研究过程中,①笔者从民国时期的统计资料、报刊影印资料、政府公文等资料中获取第一手材料,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和统计检验,形成对民国时期烟草广告较为全面、系统、客观的认识。②对民国时期烟草广告所承载的烟草商品信息进行归纳、分析,从中厘清烟草广告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相关的受众反馈。③对烟草广告在重大历史事件下的传播发展方式构成进行分析,从中获取特殊历史事件对烟草广告的表现方式、表达立场、广告沿革等方面的信息。④挖掘烟草广告与图像、烟草广告与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生成烟草广告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与外部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作为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典型代表的烟草广告,无论其传播的内容、形式,还是其传播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无一不由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社会政治、思想的变革对其始终具有不容置疑的约束作用。文章以民国时期烟草广告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据,以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等情况为重要参照,整体划分为叁章：第一章为1840年—1925年的烟草广告,第二章为1926年—1937年的烟草广告,第叁章为1938年—1949年的烟草广告。
张红峰[5]2007年在《1912—1937年的河南烟草业》文中研究指明烟草自明代末年传入中国,至明崇祯1628年已开始在全国境内普遍种植。也就在此时,烟草传入河南。因河南具有烟草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烟草具有的特殊功效,烟草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嗜好,烟草种植得到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经济作物。到清朝末年,河南的烟草种植业和烟草加工业已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河南烟草在1913年引进美种烤烟后,种植规模迅速扩大,至1937年,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并形成了已许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烟草生产专业区域和烟草集散地,同时卷烟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本文拟从河南农业整体出发,以1912-1937年河南许昌为中心的烟草业为基线,研究其发展历程,和其在河南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及对近代河南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河南烟草业的历史回顾。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烟草传入河南的中牟县,随后郏县也开始种植烟草。明末清初,邓县从东南沿海引进烟草,并成为河南烟草的发源地。到清末,烟草种植遍及河南各地,同时也出现了烟草手工加工业。第二部分:1912-1937年河南烟草业的发展状况。民国之前,河南烟草业已经初具规模,但烟草品种为晒烟。1913年英美烟公司进行品种改良,引进美种烤烟到河南,英美烟公司高价收购烤烟刺激了烤烟的种植热潮。烟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出现了以许昌为中心的烤烟生产基地和集散地。烟草工业在这时期迅速发展,出现了投资建厂的高潮。第叁部分:河南烟草业发展的原因。烟草丰厚的经济效益优于其它作物;烟草旺盛的市场需求和烟草公司对烤烟的推广。第四部分:1912-1937年烟草业在近代河南经济中的影响。河南烟草业的发展优化了产烟区的经济结构,改变了种烟区域单一的粮食种植;形成了河南中部以许昌为中心的烟草种植区域;促进了卷烟工业和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第五部分:河南烟草业发展受到的制约及其局限性。烟农受到烟草公司和其他剥削者的的残酷剥削;英美烟公司对河南卷烟业的挤压;中国政府烟草税收政策的遏制,自然灾害频繁,战乱不断、土匪经常骚扰共同限制了河南烟草业的进一步发展。
薛意歌[6]2014年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上海市民消费心理探析》文中指出20世纪二叁十年代，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尤其是驻华英美烟公司、颐中烟草公司、英美烟上海卷烟工厂这叁个在沪企业，经历了兴起、成长、鼎盛、危机、恢复、萎缩、退场的过程变化；其香烟品类繁多，广告扣人心弦，产品销量一度可观。然而，在沪销量呈现出不同于全国销量的特点，愈发彰显上海市民消费心理的扑朔迷离。这个年代的上海社会，同时激荡着“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前者集中反映在上海市民：简单时尚的消费观念、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上，而后者体现在上海市民：承袭“国货运动”中“消费国货，抵制洋货”的理念，不断强化产品的“国货”属性上。这两股势力在该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并形成掎角之势，共同建构上海市民消费心理的外界消费环境。鉴于“消费心理”自身内隐性的特点和直接对其记载的史料贫瘠所限，本论文第叁章，即主体部分的论证，我们借助综合分析上海市民消费抵制行为，对此概念进行定性研究。依托详实史料，选取市民群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阶层：学生、工人、民族资本家，重点论述其在抵制英美烟公司最激烈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上海英美烟厂罢工”期间，对英美烟公司产品的消费抵制；并与同时代其他地区民众的消费抵制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更坚定了初期对上海市民温和民族主义消费心理的论断，其与上述地区激进的民族中心主义消费心理不同的是：上海市民在“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消费环境驱动下，精明地找到此间的平衡点，进而理性地践行此温和的民族主义消费心理。论文的最后一章是进一步分析，上海市民这种消费心理“持久战”的原因。外在消费环境奠定了市民消费心理的双重感情基调：既要享受“消费”，又要保全“爱国心”；上海市民自身的双重性人格：既有传统中国人“要面子”、江南人“柔弱”性情，又含现代精明的商人气质，催生出其找寻出两全之策的“中庸之道”；英美烟公司深谙香烟营销的心理战术，结合上海市民消费心理与上海社会消费环境，对症下药，集中表现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多向度的“反抵制”举措；时任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也不失时机卷入这场上海市民与英美烟公司产品之间的“心战”，通过倡导“禁烟”、“节约”运动和调控卷烟税，在谋一己私力的同时，无疑对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起着调剂作用。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上海市民立足现实消费环境，在多方利益群体的相互作用下，探寻出迥异于其他地区的温和民族主义消费心理，并理性、稳健地予以践行。这种理性有度对待消费的精神，应当值得尊重与借鉴。
董长胜[7]2010年在《驻华英美烟公司工人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英美烟公司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初步的探讨。再现英美烟公司工人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并对工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方面的斗争做进一步的探讨。工人为英美资本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与他们的辛苦付出不成比例。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辛时刻压迫着工人们的身心,整天为生计艰难的承受苦难。公司对工人进行着多重的监视与控制,只能老老实实的工作。但是从当时的整体水平来看,英美烟公司凭借着灵活的先进的管理,使工人们在当时的各个行业中的待遇令人羡慕,以致人们把在该公司的工作称为“金饭碗”,因为工人的工资高、待遇好——尤其是与该市其他产业工人相比的话。工人们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权利,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不断地举行罢工,迫使资方做出了很多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身的经济状况,推动了斗争积极性的提高。在工人们进行斗争活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运动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工人阶级觉悟的产生。
魏晓锴[8]2015年在《近代中国卷烟工业史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卷烟工业是近代中国经济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烟草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人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吸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卷烟作为最主要的烟草制品,于清朝末年始传入中国。进入20世纪,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产生,并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吸烟是亿万烟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
苏全有, 葛风涛[9]2008年在《30年来近代河南经济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区域史研究,30年来近代河南经济史研究日趋活跃,讨论关注之问题也十分广泛,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帝国主义在河南经济势力的扩张和掠夺;二、河南传统经济在近代的延续与推移;叁、近代河南新型经济的发展;四、综合性理论性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陈洪友[10]2012年在《民国时期河南手工卷烟研究（1912-1949年）》文中提出河南在近代以来,因地处中原,战乱不断,土匪丛生,经济发展较为迟缓。但却凭借资源优势,成为我国手工卷烟发展最为发达的省份,对河南的社会与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河南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河南手工卷烟产生的条件、发展的过程,生产的建构,市场的构成,政府、公会等对手工卷烟业的管理,期望能够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分析来论述当时以手工卷烟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及其面临的困境和影响,进而阐述当时手工卷烟业中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化因素。河南手工卷烟业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研究手工卷烟业对当今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以英美烟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卷烟企业凭借特权及贸易,不仅将卷烟大量销往中国,改变了我国民众传统的吸食烟草习俗,而且为节省生产成本,获取高额利润,在河南襄城等地试种薰烟取得成功,形成了以许昌为中心的薰烟生产和集散地。并导致了河南传统制烟业的衰退。但是这也为河南手工卷烟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原料及部分技术支持。民国初期,河南民众即开始从事手工卷烟。抗战前,河南省手工卷烟在外资及民族机制卷烟的压迫下,顽强生存,并初具规模,所产卷烟行销省内外。抗战时,津沪青汉等卷烟重镇相继沦陷,机制卷烟难以输入内地,国统区对卷烟的需求及国民政府手工卷烟政策的改变,使得河南手工卷烟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抗战后,河南手工卷烟虽一度遭受上海等地机制卷烟的强烈冲击,生产规模与销售市场有一定的萎缩,但仍在战乱及市场波动中获得发展。河南手工卷烟业的生产技术均来自西方,这些技术依靠人力或畜力进行生产,比较落后,但非常适合人力资源充足、原材料丰富的河南。河南采用手工卷烟户,手工卷烟作坊、手工卷烟厂等多种生产形式来生产成本低廉的手工卷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少数手工卷烟厂户通过积累资金,引进新技术,成长为近代机制卷烟工厂。但河南手工卷烟的产销存在商标管理失调等问题,冒牌现象极为严重,导致河南手工卷烟业难以正常发展。河南手工卷烟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在境内形成了一些手工卷烟销售中心。这与手工卷烟业的销售方式密不可分,合法与非法营销方式的结合,专业与兼职销售人员的并存,使得手工卷烟的销售灵活多变,销路畅达。但在手工卷烟的销售过程中,也遭遇到禁销及滞销等问题,禁销主要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对卷烟消费的歧视或维护地方稳定的需要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而滞销则主要是产销不平衡所致。南京国民政府对手工卷烟业的政策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从抗战前的整理与限期取缔,到抗战时期的有限放开,再到战后的紧缩,使得河南手工卷烟业的发展呈现起伏状。设立烟类管理机构,对河南手工卷烟业的产销进行控制,加强税收征管,对手工卷烟生产材料进行监管,对遭遇困境的手工卷烟厂户进行帮扶,对手工卷烟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既对河南手工卷烟业的正常发展起到规范和维护作用,又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收益。河南各地卷烟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对手工卷烟业的常态发展起了维护作用,但其和烟类管理机构及人员的抗争又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而社会上各种特殊力量的参与,对河南手工卷烟业的发展起到双刃剑的作用,既有一定的促进和保护作用,更多的则是起到了破坏作用。河南手工卷烟业对国家财政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增加了国家税收,满足了社会市场需求,改变了我国卷烟业的生产格局,而且发展了河南省地方经济,拓展了社会就业领域。河南手工卷烟业是适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手工业,其发展趋势是走向近代工业化,但从总体上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河南手工卷烟业仍未走完这段道路。从另一方面而言,河南等省手工卷烟业使得我国机制卷烟业的发展受阻,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我国卷烟业的近代化。
参考文献：
[1]. 20世纪初至30年代英美烟公司与河南烟草业[D]. 朱兰兰. 郑州大学. 2004
[2]. 中国近代卷烟市场研究（1927-1937）[D]. 皇甫秋实. 复旦大学. 2012
[3]. 清末民初黑龙江烟草业发展探析[D]. 杨永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3
[4]. 民国时期烟草广告研究[D]. 巩斌.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12
[5]. 1912—1937年的河南烟草业[D]. 张红峰. 河南大学. 2007
[6]. 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上海市民消费心理探析[D]. 薛意歌. 东华大学. 2014
[7]. 驻华英美烟公司工人状况研究[D]. 董长胜. 河北大学. 2010
[8]. 近代中国卷烟工业史研究综述[J]. 魏晓锴. 近代史学刊. 2015
[9]. 30年来近代河南经济史研究述评[J]. 苏全有, 葛风涛. 殷都学刊. 2008
[10]. 民国时期河南手工卷烟研究（1912-1949年）[D]. 陈洪友. 南京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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