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瀛[1]2004年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投入问题探索》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投入问题。论文采取比较分析方法，从公共财政体制的财政支出原则出发，在中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加入WTO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今后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重点和方向，从而为政府财政更有效地支持农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农业因其天然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予以一定的财政支持，这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但政府财政如何对农业进行支持，则要由一国经济、农业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来决定。论文在分析了中国目前农业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新情况后，提出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更要从战略上转变政府财政职能，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及满足WTO规则要求下，调整财政支农结构，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工业化。 论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简要分析了研究的背景、目标和意义，确定了研究的方法和思路。第二部分为正文，第一章概述了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分析了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要性，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准备工作。第二章主要分析美、日、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支农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第叁章对于我国农业和农村财政投入的政策选择、投入规模、投入结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肯定我国财政支农力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指出了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对我国加入WTO后，相应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调整作了一些讨论。第四章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今后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提出建议和对策。 本文创新点： 1、采取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及我国农业财政投入做法的不同，从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叁个角度比较系统地对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提出建议和对策。 2、提出农业财政投入要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从而要调整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农业科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以利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丁文恩[2]2009年在《基于公共财政视角的财政农业投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鉴于农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决定了财政在必要的时候对农业给予支持和保护。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财政改革也步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我国的财政体制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轨,再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的逐步实施,表明财政供给范围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投入重点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转移。我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阶段,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勿庸置疑,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弱势产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凋敝,农业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是“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财政农业投入的现状、结构、规模和效益如何直接影响和决定财政政策效果。如何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关键所在。本文采用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性与重点性相结合的方法及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必要性进行理论探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对财政农业投入的政策演变进行剖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考察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不合理的根源;其次,采用C-D生产函数估算出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为26.1%,即我国财政农业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为26.1%;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原理,研究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与农民纯收入关系。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中的五个子项目,即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和农村救济费均对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与农民纯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协调关系,从系数值的大小可以看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和农村救济费在其后。而财政农业科技叁项费支出,未能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解释变量,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科技叁项对农民收入增加无所作为。这恰恰说明,现阶段我国财政农业科技叁项投资严重不足。最后,对全文简要总结,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主要结论简述:第一,财政农业投入政策受到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制约;第二,我国财政农业投入规模偏小。由经济理论可知,财政农业投入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应加大财政农业投入的规模;第叁,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应进一步优化。根据计量分析,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五个子项目应调整其优先序;第四,我国财政农业投入效益应提高。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仅仅关注农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多关注财政农业投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针对制约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因素和问题,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部法律;两项改革;叁个原则;四个方面。一部法律,即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投资法》,以立法形式规制农业投资是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具备出台《农业投资法》的条件。两项改革,即推进财政农业投入供给主体的改革;完善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的管理体制。叁个原则,即弥补市场失灵原则;遵循效率、公平原则;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原则。四个方面,即明确财政农业投入的目标;保证财政农业投入的重点;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石健[3]2013年在《宁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但中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这些矛盾在西部民族贫困地区表现尤为突出。目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已确立,解决“叁农”问题,确保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但由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天然的弱质性,投资存在着风险较高、投资周期较长、回报率不稳定等特点,支农投入更多只能依靠财政资金单方面挑大梁。而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投入规模有限和“叁农”投入资金缺口大的双重难题,在短时问内也无法彻底解决,同时当前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使用效率较低在短时期内也无法改变。因此为了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下,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更加迫切,只有抓住历史改革机遇,不断提升有限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的使用效率,发挥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杠杆和“四两拨千斤”的功能,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入“叁农”,才是解决“叁农”发展资金瓶颈的根本出路。宁夏作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叁农”发展最大的难题还是资金短缺。一方面,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急需大量资金；另一方面,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受投入规模限制,无法彻底满足“叁农”发展需求,同时商业资本和其他社会资金‘嫌农爱城’,农村自身资金也被大量抽走,资金瓶颈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因此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也是进一步深化宁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改革和缓解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难题的现实需要。虽然近年来,宁夏各级政府致力于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改革和创新,按照总量稳定增加、比例逐步提高的要求,采取机制激励、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地方配套、资金整合等多种措施,对财政投资的重大支农项目重点跟进、绩效考评,建立健全的、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使用管理机制,先后在“一卡通”、“村级互助资金”、“以拨改投”、搭建地区财政性专业农业融资平台等多方面取得了显着效果,许多成就也被国内推广和应用,已经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增长机制,为全区“叁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机制。但也要看到目前在宁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存在着政府对农业的投入部门多,缺乏整合机制；管理机制的不科学,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使用效率低；支农渠道单一,金融资本和民间资金投入农业积极性不高及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实施效果较差等诸多问题,都亟需改革和创新。本文从梳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相关概念和理论出发,顺应当前中国公共财政改革和强化民生财政的大趋势,牢牢把握目前国内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最新动态和基本要求；通过详细的实证分析了目前宁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现状和存在问题；系统性的阐述了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的必要性和意义；在综合考虑宁夏目前“叁农”实情的基础上,明确了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必须实现引导多元化的支农投入、推动地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使用效率等目标；最后提出了宁夏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的路径,包括建立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的整合机制、搭建农业投融资平台运作机制、财政引导多方合作投入叁农机制、财政与金融联动机制及考核评价和监督机制等。并通过对宁夏十数个案例进行详实分析,进一步提出和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已拨改投方式”、“先担保、再考核、后奖补”等机制,积极引导和激励商业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国外资金共同投向地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政府+政府投融资平台+金融机构+奶牛养殖园区+饲料供应企业+奶制品加工企业+保险公司”的“7方”合作等多种合作机制,加快地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引导建立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多元投入机制,完成自治区扶贫攻坚任务；利用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通过国有平台投放,建立起为“叁农”服务的区域性农村金融体系等等。本文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改变过去国内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创新工作中,往往只是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创新工作看成是财政部门或者政府主管部门单方面的事情,忽视了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财政部门与金融组织、龙头产业化企业、外国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方进行合作和联动,以及资金与产业结合,更要通盘考虑国家整体的税制改革和各地“叁农”发展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提出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的路径和措施。只有这样,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创新提出的观点和建议才会有它的生命力和实践价值。本文的研究是通过对宁夏具体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的路径分析,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对个案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将有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推动更多投资主体投入农业和农村,有利于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化进程,有利于解决“叁农”发展资金短缺难题。
杜君楠[4]2012年在《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其以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环境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西部地区又是多条河流水域的发源地，其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整个流域甚至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变。由于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生产长期停滞在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形成了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力水平降低→对农业资源进一步过度开发的恶性循环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以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财政支农方式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农业金融市场体系仍未真正确立，农业资金流向和流量的调节机制缺乏长效性，仍以政策偏好为主，尤其是农业财政投融资体系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发挥财政投融资在多元化农业投融资体制中的核心导向作用。农业财政投融资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的一条有效的投融资方式，其通过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来提高财政投资效率，实现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支持。西部地区遏制生态环境退化，修复生态循环，实现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关键性的因素，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财政支持的规模和效率以及民间资本的有效持续进入，充分发挥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实现西部地区的农业生态与农业生产共同良性循环发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货币金融学以及现代投融资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综述了国内外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的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界定了农业基础设施和财政投融资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了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财政投融资的现状，探讨了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揭示了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体系发展滞后的成因。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相互行为影响，构建了基于合作制原则，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运行体系，明确了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方式，提出了完善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体系的相关对策与建议。本文首先运用协整理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得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效益滞后性和实践中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应具有“超前性”，通过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结构进行定量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中农业机械与农业GDP影响不明显，其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农业生产地理环境多样，农业机械的效能发挥有限，同时还存在着灌溉设施利用效率过低，对农业生产的促进效用不大等问题，因此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项目选择过程中，应基于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现状，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其次财政投融资运行目标能否达到，外部条件的支撑尤为重要，从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博弈中可以看出，其地方政府和微观参与主体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较一般地区更明显，历史上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制度外供给和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因此政府的有效支持是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顺利运行的关键，而基于西部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构建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核心，基于合作原则下的各种商业金融机构有效参与的新型农业财政投融资运行机制，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资源有效合理的运用，最终实现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体系的长期持续发展；最后财政投融资方式的合理选择是其支农效用充分发挥的有力保证，传统的财政投融资方式并不能有效的调动社会闲置资本，同时也不利用投融资中风险的分散与合理分担，将现代项目融资方式有选择的、合理的运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融资，可以实现项目风险的有效分散，从而更大程度的引入民间资本。
杨敬宇[5]2011年在《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目前,全球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的产业区,而特色农业区域化发展已经是一个国家农业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取向。同时,近20多年来,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广泛传播,可持续农业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一种农业发展新趋势。随之,以“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取代“石油农业”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生态农业成了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21世纪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当前,我国西部如甘肃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初步显现,农业区域开发成效明显,甘肃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同时,我国西部如甘肃地区,是我国资源较富集地区,又是生态敏感区,更是经济欠发达区域；甘肃区域农业的发展,承受着加速区域农业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从而面临“两难选择”与严峻现实。日前,甘肃正在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而建设循环农业是甘肃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之一。为此,以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立足甘肃农业省情与西部区情,着眼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以特色农业为突破口与战略重点,以循环经济技术范式为基础,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是甘肃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此,论文以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为研究重点,以当前全球农业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生态化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向为基本背景,以区域特色农业、农业现代化、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基本理论为依据,以实现甘肃特色农业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立足甘肃区域特色农业发展实际,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提出并论述了现代生态农业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与发展意义；认为现代生态农业综合体现科学发展观与循环经济理念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趋势,是循环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生产形态,也是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最佳结合；基于甘肃区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与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实际,提出了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以“生态价值优先”为理念,以循环经济技术范式为基础,以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而又恰当地探索区域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是甘肃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不仅明确提出了以特色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突破口与战略重点,是甘肃乃至西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取向的结论,而且提出了现代生态农业应是甘肃乃至西部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基本导向的理论主张；同时,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视角,认为农村改革进入了重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并着重探讨了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体制变革与扶持政策、土地规模经营、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循环农业科技体系、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产业集聚、长效支农投入机制以及区域农业品牌化发展等政策取向问题,以期通过制度体系创新,推动甘肃特色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生态化发展。
高岳峰[6]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后,中共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也是给学术理论界提出的新课题。“叁农”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鲜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导论部分通过系统扫描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试图大致勾勒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轮廓,初步阐发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第一章侧重于文本的角度,试图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过时的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工业时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合作劳动是保障社员权利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城乡对立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经济、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等,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二是列宁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列宁在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想、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中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发展理论。叁是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来解决苏联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偏差,对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站在历史的新地平线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没有过时,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向具体实践的转换的艰辛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章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加强农村教育等构想。六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思想中得到启示。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在继承毛泽东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从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农村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农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及其社会主义农业所有制结构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江泽民针对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要从政治高度重视“叁农”问题、要从市场机制入手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建设理论。胡锦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采用“多予、少取、放活”等等思想,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农村发展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列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等方面。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跨越,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我国新型农民培育起步较晚,必须总结、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有益经验。我国与巴西、印度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越南、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国情使得这些国家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培育新型农民,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主体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农村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农业学历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丰厚的土壤。第四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角度,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等,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同,土地规模经营是美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技术创新则在以色列农业现代化中起支配作用,韩国则主要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现代化的。通过研究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从中抽取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因子,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家农业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五章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角度,探讨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叁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须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六章(结语)对全文做出小结,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参照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关系；要处理好彰显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要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促进工业发展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余凌[7]2013年在《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来,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征程中,湖北省各级始终坚持与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积极调整公共财政投入结构,大力支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使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统计数据表明,湖北省财政支农投资总额呈现递增趋势。但湖北省财政支农工作面临着支农资金总量不足、农业结构仍需调整、资金管理效率低下、农业环境保护、农业增效以及农民增收等问题。因此,探索和研究湖北省政府财政支农绩效管理问题,促进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提高,促进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引导农村建设资源合理配置,推进湖北省现代农业发展,显得尤为迫切。通过查阅相关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对财政支农绩效管理的内涵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界定与阐述；回顾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政策的历史沿革和湖北省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历程,并对湖北省财政支农整体绩效进行评价；根据本文构建的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经济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和知识,从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角度,对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现状进行评价,并挖掘制约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水平发挥的原因；根据问题和成因,并借鉴国外政府财政支农绩效管理的主流做法,为强化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提供政策措施。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使湖北省财政支农从“重分配”转变为“重绩效”,通过切实加强财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和推动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提高支农支出的使用效率、效果和效益,有效支持“叁农”发展。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试图跳出单纯的财政学或经济学的范畴分析财政支农的理论基础。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财政支农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或财政学的问题,而是与管理学、行政学等多学科密切相关。(2)对湖北省财政支农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行政绩效进行评价。(3)从财政支农资金的流转过程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改革的政策措施。
陈祺琪[8]2016年在《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文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约束的持续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更依赖于农业科技的创新程度。然而,随着知识创新的发展,知识产权作用不断深化,国际农业发展体现出围绕知识产权来构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那么,不禁令人深思,知识产权视角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是否产生相应的变化?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差异变动趋势及其深层机理是什么?无疑,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及发展机理。鉴于此,基于技术空间扩散及经济收敛等经典理论,文章以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时序演进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收敛性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并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机制,主要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结论:(1)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及人力资源投入均呈下降趋势,农业科技经费投入、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着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均呈增长趋势,但农业科技投入与产出资源在行业与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研究结果表明:①1993—2014年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0.37%,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独占鳌头,区域农业科研机构分布不均。②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变动趋势不同,且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科技人员数量略高于西北与西南地区;农业科技经费收入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且科技活动支出多用于扶持与促进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③中国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着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以课题为例,2014年课题类型以试验发展为主,基础研究型课题最少,课题执行者以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为主,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占比较高;此外,中国农业知识创新呈良好的发展态势,其成果申请与获权能力、质量及有效维持年限均有所提升。(2)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产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且创新主体与作物类型格局均呈多元化发展,但省域及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实证分析发现:①1999—2014年UPOV成员国植物新品种申请数与授权数总体均呈增长趋势,且每年累积有效植物新品种授权数呈稳定增长趋势;但不同国家在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与累积有效授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②1999—2014年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不同品种及创新主体的申请与授权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品种格局及育种研发投资主体均呈多元化发展。然而,我国省域及区域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远高于授权量,且不同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意识及其成果转化能力存在差异。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当期及滞后1~3期均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3)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且创新能力低值地区与高值地区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不同区域及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总体差距。实证分析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整体均呈增长趋势,且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但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创新能力存量及增幅具有明显的差异。②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落后地区与创新能力高值地区间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创新能力整体差异较为悬殊,并呈现出叁个明显的“降—升”特征;2014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的河南、湖南,西部的四川、云南等地。④中国区域内、区域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差异明显,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部差异而言,除华北地区整体差异略微增加以外,其余5个地区差异均呈缩少趋势,但其年均降幅与时序波动程度存在差异。就区域间差距而言,西南—华北、华东—东北两个区域间差异存在轻微的增大趋势,其他13个区域组合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但缩小的程度与速度不同。(4)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s收敛趋势,但区域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时序和空间上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均存在显着的绝对b收敛特征;但全国及区域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呈明显的s收敛,且呈波动下降、持续下降和波动上升叁阶段特征;但区域变动趋势不一,并存在明显的差异。②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在时序和空间上均存在显着的绝对b收敛,但其收敛速度存在差异。以东中西叁大地区为例,西部收敛速度最快,达4.18%,中部居中为3.69%,东部最慢为2.27%。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同,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在模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是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前期创新能力基础并不能保证后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技术吸收能力有助于缩小创新能力的总体差异;出口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不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城镇化程度以及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不显着。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吸收能力、fdi和出口等指标的差异,导致了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5)从政策保障机制、财政调控机制、产权调节机制及市场经济调节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首先应完善并更新现有政策法规,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保障机制,具体做法包括对现有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法规的完善和更新,并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组织宣传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重要性,培养创新主体的维权意识等;其次应构建并发挥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调控机制,以缩小区域差异,主要涉及稳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调节投入结构两个方面;再次应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机制,激励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可从简化申请流程、降低管理费用以及延长保护年限叁个方面着手;最后应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有序化交易平台,实现其科技创新的经济价值,具体包括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所属权、构建创新成果的交易平台、规范成果交易的合同文本叁个方面。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看,文章基于知识产权的视角,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已有研究至多是将农业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植物新品种叁个主体中两个主体进行有效的组合,比如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刘辉等,2010;刘辉和许慧,2010),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周宏和陈超,2004)、农业创新主体科研行为的影响(黄武和林祥明,2007;王缨等,2015),鲜有研究将叁者结合起来。然而,本研究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既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又深入分析种质资源的发展现状,并量化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文章综合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归纳法与计量经济方法,并将空间因素融入计量经济方法中,体现了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已有对知识产权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在占比很低的定量研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仍占据“半壁江山”。而本研究所涉及的方法,由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与归纳演绎法、计量经济方法叁大类构成。就计量经济方法而言,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因果关系检验等识别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继而构建了二者的分布滞后模型,并利用阿尔蒙多项式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量化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结合技术扩散及经济收敛理论,利用dagum分解的基尼系数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最后,利用收敛性模型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将多种计量方法组合应用,对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叁,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以农业知识产权中的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化与扩展。已有研究,特别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对其现状的分析上,仅部分研究涉及知识产权变动趋势的特征及影响。而本文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具体而言,在对农业科技创新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的分布特征,并基于国内外两个视角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的现状,继而识别了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量化了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在总结归纳不同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时序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接下来,又进一步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收敛性,对其收敛速度进行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在借鉴国外农业科技创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结论,构建了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保障机制。因此,从研究内容的整体布局来看,本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深化与扩展。
黄敬前[9]2013年在《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动态仿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第九次集体学习上强调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农业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农业科技投入是实现农业科技进步的源头。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政府要在农业科技投入中发挥主导作用,逐步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农业部颁布的《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3%。实现特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必然需要有相应的农业科技投入支撑。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农业科技进步系统是复杂的大系统,具有动态和反馈等特征。系统动力学被誉为“战略与策略的实验室”,适宜于用来建立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研究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的演化趋势,目前尚未见到同类研究成果。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一是：构建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即动态仿真模型)；二是：借助所建立的仿真模型,预测按照当前的农业财政科技投入态势,到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叁是：借助所建立的仿真模型,利用情景分析法,通过政策试验,提出实现《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确立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的合理方案。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农业科技进步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着重系统阐述农业科技进步内涵与测定、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农业科技活动特征及投入主体、研究农业科技进步系统组成、结构及其特征。为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构建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动态仿真模型以及开展政策试验提供理论准备与支持。第二部分,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现状研究。梳理我国农业科技政策与科技体制演化；分析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强度；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研究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度；以及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协整理论等,揭示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的长期均衡关系；为建立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动态仿真模型、开展农业科技政策试验提供现实依据与指导方向。第叁部分,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动态仿真与政策试验。首先,抽象分析包括财政投入在内的影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主要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构,设计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与科技进步系统流图,进而运用系统动力学专业模拟软件构建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动态仿真模型。接着,以所建立的动态仿真模型为工具,分析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发展态势；并以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为政策控制变量,运用情景分析方法,设计七种不同的科技投入方案,对不同的投入方案下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变化进行动态仿真。最后,比较选择能实现特定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的科技投入方案,并基于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优化农业R&D投入结构。第四部分,综合前文研究基础,提出相应的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农业科技领域正是市场机制无法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承担农业科技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弥补农业科技领域市场失灵；第二,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在农业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体现政府主导作用,将是未来我国农业科技政策的重点；第叁,我国农业R&D投入、农业技术推广都是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不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假如没有充分加大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呈现下降趋势；第四,农业R&D活动、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够显着,农业R&D活动、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缺乏良性互动,科技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第五,农业R&D活动对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的作用并不如农业技术推广明显,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六,要实现《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提出的到202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财政农业R&D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0.64%,2010年至2020年财政农业技术推广投入年增长速度为9.0622%；第七,要优化农业R&D投入结构,努力使得我国农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投入比为1：4.59：13.4,从而保证农业R&D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效果最佳；第八,系统动力学模型是包括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在内的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政策试验工具,可以应用情景分析法等展开重复的政策仿真,检验相关的政策实施效果。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很好的政策启示：第一,强化各级政府科教兴农的战略思想；第二,坚持政府在农业科技进步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的必要强度,确保《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提出的战略目标的实现；第叁,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第四,要通过优化投入结构、建立健全我国农业科技知识创新体系、建立健全协同创新机制等,提升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效应。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以下方面：(1)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强度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但是多为分别研究,鲜有从联系的视角,把两者作为有机整体加以研究。本研究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关系,是研究视角的创新,可能为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政策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2)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立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系统动态仿真模型；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度；采用经济学分析中广泛使用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优化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结构,是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应用上的创新。(3)应用情景分析方法,科学设定不同情景,对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政策进行动态模拟,寻找实现特定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目标的财政农业科技投入方案,是本研究另一个特色和创新之处。
梁世夫[10]2006年在《我国农业经济转型期政府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已经先后不同程度地进入多重转型时期：一是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二是农业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型；叁是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农业增长从依靠土地、劳动等传统的物质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为在依靠土地、劳动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同时，主要依靠资本、技术、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四是农业经济结构从单一的粮棉油种植业结构向农林牧渔多样化综合结构转型；五是农产品供给从数量约束向质量、效益约束转型，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六是农业经济发展从依靠国内资源、国内市场向国内外二个资源与市场转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每一种转型不仅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价值提出了新挑战，也对农业经济发展中政府行为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在政府行为选择上，既要完善以往的行为选择，又要适应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进行调整性安排，有效地解决政府行为选择上的“错位”、“缺位”现象；在政府行为的执行上，既要强化政府行为执行中监督机制建设，克服政府行为执行中的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促进我国农业经济转型的效率，又要因地制宜地创造性执行政府行为，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多重转型目标的实现。 本文以我国农业经济的多重转型为背景，首先归纳了政府行为的有关理论。其次是根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农业经济活动的弱质性、市场失灵性、农产品的公共性以及农业生产活动的季节性等产业特征，推理出农业经济活动中政府行为的必要性，从确定和执行的角度描述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的选择与执行中的非规范性表现及其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原因，讨论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中政府行为机制的完善问题。最后是以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中几种政府行为为对象，对我国农业经济多重转型中政府行为的机制完善进行了典型分析。 全文由导论和六章正文组成。正文分为叁个部分。 导论概述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并说明本文研究的难点与可能性创新。 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全文研究的背景或出发点。 本章在对经济转型范畴评析的基础上，说明我国农业经济转型的范围、特征、直接动因。其次，则是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阶段转型、运行体制转型、增长方式转型、生产结构转型以及农业资源和产品市场环境转型等转型类别的历史过程及其现状逐一地做出归纳性总结。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 第二章是对市场化经济运行体制中有关政府行为的理论梳理。首先归纳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府行为理论，说明经济市场化运行下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投入问题探索[D]. 张月瀛. 郑州大学. 2004
[2]. 基于公共财政视角的财政农业投入研究[D]. 丁文恩.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3]. 宁夏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创新研究[D]. 石健.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4]. 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财政投融资研究[D]. 杜君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5]. 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政策研究[D]. 杨敬宇. 兰州大学. 2011
[6]. 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高岳峰. 武汉大学. 2014
[7]. 湖北省财政支农绩效管理问题研究[D]. 余凌. 华中农业大学. 2013
[8].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D]. 陈祺琪.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9]. 我国财政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科技进步动态仿真研究[D]. 黄敬前. 福建农林大学. 2013
[10]. 我国农业经济转型期政府行为研究[D]. 梁世夫.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标签：财政与税收论文; 农业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业科技论文; 农村基础设施论文; 中国农业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三农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公共财政论文; 农民论文; 时政论文; 农资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