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红[1]2004年在《中国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力资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多年来，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疾病肆虐，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在不断反思自身行为之后，终于意识到人类要长期延续下去，就必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放眼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实行适合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毫不例外也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实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初见端倪，全球化已经开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人才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内容。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人口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更是才力。面对国际国内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本文论述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是一个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论文在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内含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缺陷和不足，并从方法论和立场两个方面剖析了其原因，然后将人力资本引入到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人力资本能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从而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接着分析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并指出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人力资本为主导，要实现人力资本优先发展。之后，从总量、分布、投资、使用以及配置等角度对中国人力资本进行了考察，同时探讨了存在问题的制度原因和人们传统观念原因。论文最后提出我国实施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建议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来实现。本文力求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并期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1. 对现有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分析说明，指出其不足和缺陷，并解释原因。论文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客观现实背景和主观认识背景。客观背景是从人类面临的几大危机来进行论述的，主要有人口危机、粮食危机、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等。面对危机，人们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同而出现两种学派，即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大多是生态学家和社会学家，以马尔萨斯、麦多斯、福斯特等人为代表，乐观派多为经济学家，以卡恩、西蒙和舒尔茨、里昂惕夫为代表。正是两派之间的长期争论，即主观认识上差异，才促使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形成。同时，由于不可避免的认识上的局限，使得可持续发展理论也必然存在不足，这主要体现在既没有突出人的素质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突出可持续发展理论面对的不同的制度环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不同的。导致产生这一不足的原因在于：原有研究采用了“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方法论，以及理论家所持立场具有的狭隘性和不全面性。在此基础上，
程必定[2]2009年在《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评《中国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力资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远未显现出来,从这场危机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
王亚娜[3]2009年在《人力资本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以后,不同的国度和领域都开始探讨可持续发展,并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人力资本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研究内容、目的和实现手段、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越来越受到关注,它的出现成功的解决了许多经典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困惑和疑问。但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大多注重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研究,对于人力资本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研究寥寥无几。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的“巨大潜能”,本文拟与山东省实际发展水平相结合,对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的关联机制进行初步研究,挖掘人力资本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及其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需求,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阐述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本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其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本内在关联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分析法,可知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的各个子系统的相关指标都存在着相关性,从而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应用聚类分析方法把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发展状况归为四类;通过分析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山东省2007年人力资本存量和需求量,发现人力资本规模存量不适宜,供需之间存在缺口,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上述分析研究使可持续发展和人力资本内容都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可持续发展各个指标,达到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也比较大,并且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弥补供需缺口,满足其发展的需求;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为以后建立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甚至构建可持续发展实验带提供理论和实证上的参考。
罗光洁[4]2015年在《以人力资本为支撑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发展与和平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而发展也是促进人类和平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只有通过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才能够逐渐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能使中国列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历近40余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显着成就。但是只要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就能够看出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无法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在此背景下,意味着中国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变当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纵观国内当前发展现状,国内资源日益减少、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在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背景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为了缓解这些矛盾,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势在必行,也刻不容缓；必须克服资源短缺的约束,寻求经济发展的新的有力支撑是关键。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力资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与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也为本文从人力资本思想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资源、环境等,本文着重从人的角度,尤其是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如何保障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保障生产要素投入的可持续。然而,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诸多要素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源的日益消耗,物质资源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变得日益短缺,物质资本投入的可持续性日益受到挑战,物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增大,而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可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得以增强,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作用日益凸现出来。而且,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在当今社会,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充分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随着国内人口素质不断提升,对于科技与生产力都具有促进作用,进而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要使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教育培训是关键。我国经过这几年的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社会资源参与办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保障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但如何从各个方面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还存在诸多问题,也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在我国坚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文首先对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重点对其中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研究,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人力资本的支撑作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作为着眼点和落脚点,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实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最大价值。不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部分依据。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重点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此同时阐述本文研究的方法、详细思路、创新性以及存在的不足。其次,在理论研究阶段主要剖析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其中包含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多个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列举部分经济增长模型。充分突出了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存量测度的一些方法,着重分析了一般性人力资本、专业性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分析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现状及原因的情况下着重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了国际比较,从而得出人力资本的差异性是带来不同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不同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结论。通过简单的计量分析,计算出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以此提出提升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窦争妍[5]2016年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文中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成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新工业革命到来各国制造业实施转型升级的新战略、对制造业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和全球竞争,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同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脱胎于农耕社会的快速不平衡发展的制造业产出已经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高水平的需求,需要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式的增长方式转型,从产业低端向中高端升级,迎接互联网+经济的到来。结合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和对比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实践,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前经济新常态发展中的紧迫问题。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备现实基础也可解发展之困境,且已经呈现良好的转型升级的趋势,当务之急是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创新领军型人才的积累,需要管理型人力资本的积累,更需要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积累,形成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产业大军。已有的研究更多关注创新科技人才,关注企业家才能,论文选题关注的焦点在于支撑制造大国和强国的广大的制造业技术技能人力资本的积累。论文在运用经济增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力资本等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内涵、性质、分类,梳理了制造业发展中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模式、路径等。制造业转型升级符合产业演进的规律,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具有溢出效应和边际收益递增效应,不仅可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能解决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这部分的论述进一步明确了选题的视角和意义。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论文通过大量的数据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人力资本的积累情况,对比分析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市场模式,但在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仅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也会引发社会问题。通过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层层递进分析了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中教育培训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性失衡问题、积累模式和运行机制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人力资本技能不足的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分析了影响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具体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和资源导向因素、文化和价值观因素,又有企业微观层面的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本管理问题,也有教育的导向和结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演进中没有形成相匹配的数量庞大、技能结构合理的制造大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又带来对人力资本需求的新变化,论文采用规范与实证、对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中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变化,深入分析技能高移的需求,并用灰色关联法进行测算。论文对比分析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的模式、路径等实践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厘清中国制造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脉络,提出加速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的新路径。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通过政策、资源导向形成协同发展的校企双主体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制造业在国家的引导下准确定位,发挥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作用,开展人力资本管理,开展精造和智造；教育的变革既要考虑国家的长远的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工业化的路径,又要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探索建立与产业协同的动态调整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积累,新常态下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增长需要人力资本的支撑,拉动满足消费新需求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样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论文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以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的研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和对策,具有深刻丰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唐斌[6]2013年在《资本理论的脉络及延展》文中认为资本是当今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资本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资本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正是基于资本的双面性质,资本研究才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领域。说到对资本的研究,马克思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即使是在马克思已经逝世100多年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金融危机等众多话题还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对于资本的研究首先就必须从马克思开始,本文就沿着马克思研究的历程梳理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那就是从商品货币开始,逐步研究资本的价值增殖、资本与生产关系、资本与生产力、资本的历史命运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对于资本本质的把握,资本是一种对劳动价值进行遮蔽的生产关系。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梳理并概括其本质还是不够的,本文接着从方法论上研究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宏大历史视野是马克思资本研究的叁大特点,也就是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以后资本理论的发展更是异彩纷呈,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西方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分析资本理论的新发展,这其中又继续遵循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有颠覆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也有重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有将资本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到20世纪,资本的概念超出原先的定义域,逐步延展成很多跨学科、跨领域的新概念,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道德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他们从生态环境、人的价值的开发和利用、道德水平与社会进步、文化实力的积极作用、社会关系对于社会进步的影响等不同角度对资本概念进行了拓展,并将相关理论应用到现实社会中。本文对这样的演变线索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各种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也对这些资本理论也进行了一定的审视。资本理论的脉络及延展是一条线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总体分析的视角,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资本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用马克思资本本质理论对各种资本理论进行了比较。理论总是要与实践相结合的,资本具有典型的二重性,如何在利用资本的过程中抑制其“异化”作用,本文试图确立一些基本原则和措施使得资本利用趋利避害。
孙秀丽[7]2017年在《人宅耦合视角下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循环经济和商品经济发展下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成本越来越高,对于资源和经济相对匮乏的乡村,鼓励村民参与越来越成为乡村住宅建设的研究热点。然而由于对人宅相互作用关系的理性认识不足,建筑的营建偏向依赖人力和依赖技术的各自主导。建筑环境与乡村低水平人力资本的不匹配会限制村民转变成住居建筑营建可用的人力资源,使住居建筑有效地吸收现代城市发展的红利,实现低经济成本,节能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理论与策略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从建筑的生成机制与营建内涵出发,以耦合的科学原理解释乡村住居中人宅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人宅耦合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提出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策略,以期指导乡村住居建筑的理论研究与营建实践。在村民参与乡村住居建筑的建造、使用、维护和更新等各环节中,人力资本的价值收益来自于与建筑硬件(物质资本和技术资本)具有系统耦合特征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以住居学、能源替代理论和实践人本主义思想为相关理论支撑,借用耦合理论解释乡村住居中人宅的相互作用,为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策略构建科学的原理系统。在人宅耦合关系架构下对乡村住居中人宅的耦合作用展开分析,为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策略构建系统的理论基础。包括在人宅耦合的作用机制方面,通过分析人宅耦合的作用条件、作用动因和作用目标,总结出乡村住居建筑营建的内涵与原则;在人宅耦合的作用形式方面,结合既有乡村住居建筑在建筑体、住宅设施、住宅空间、装饰物上的耦合设计案例,阐述了人宅耦合引发的建筑技术系统自配置、人宅相互协调和融合现象,总结出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模式;在人宅耦合的协同因素方面,基于体系层面的价值、生态和社会协同因素分析,提出乡村住居建筑营建的系统框架。最后,以建筑设计介入优化人宅耦合关系的乡村住居建筑营建理念为导向,对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策略进行体系构建。研究乡村住居建筑在内容策划、组织形式和部品开发叁个层面上的营建策略,分别提出了乡村住居建筑营建的策划策略、组织策略和产品化开发策略。为乡村住居建筑的营建实践提供系统、可操作的指导原则,有利于将鼓励村民参与乡村住宅建设落实到创新建筑设计。综上,本文将人宅耦合关系研究引入到乡村建筑学的理论研究中来,为转型期乡村鼓励村民参与住宅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性理论,扩展了乡村住居建筑营建的创新角度,对丰富建筑设计策略、打造人宅关系协调、可持续的乡村居住建筑具有现实意义。
潘楚林[8]2017年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成指数增长,“绿色”已成为企业、国家乃至全球性期望,环境管理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研究热点。在以往企业有限理性认知下出现了“环境行为—成本上升—竞争优势降低”的思维逻辑,不愿以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为代价进行环境管理,忽视了清洁生产、废物循环、绿色产品设计等企业环境战略行为给企业带来的长远优势——可持续竞争优势。现如今,在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消费者不断增加的绿色产品与服务需求的背景下,企业要在激烈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应将战略发展目光聚焦到环境问题上,将其视为“机会”而非“威胁”,才能成为“长寿型”企业。然而,如何将“绿色”转化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怎样更有效的制定与实施环境战略,环境战略与哪些绿色资源能力相匹配等问题,是战略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应用者的新挑战。学术界对企业环境战略的研究起源较早,在理论研究层面对企业环境战略与竞争优势的积极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现有研究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有效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忽视了绿色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其次,学术界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研究中缺乏对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以及它们在前瞻型环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分维度研究与对比分析还处于空白。并不能给企业进行环境战略活动提供更具体有效的管理启示。最后,现有文献中存在矛盾观点,并不能解释现有环境管理问题,如企业采取相同环境战略在不同环境中产生的效果不同;环境管理实践的差异性对企业的影响不同;智力资本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因内部环境变化而不同等。现有研究忽视了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条件,脱离利益相关者因素、领导力因素和动态能力因素来解释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的影响问题就很难取得一致性的研究结论。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学术研究的矛盾观点与实践困境,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NRBV)、智力资本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从企业资源与能力视角对环境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验证了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建立了链式中介模型,并对不同的链式效应进行了对比检验。在此基础上,识别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过程中的调节因素,验证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使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更加清晰。本研究以东北地区、长江叁角洲地区和珠江叁角洲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广州、深圳等省份和直辖市的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纺织业、烟草加工业等制造业行业的60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有助于企业积累绿色智力资本和促进绿色创新,进而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其次,研究通过对比不同的链式中介作用发现,绿色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最强,而绿色结构资本与绿色创新链式中介作用不显着。再次,当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较强时,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更能带来绿色结构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的增加。企业中较高的环境领导力更能促使企业应用绿色智力资本进行绿色创新。当绿色动态能力较强时,绿色人力资本和绿色关系资本对绿色创新作用也越强,越能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最后,在验证中介与双调节的共同作用中发现,在较强的绿色动态能力下,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加强了前瞻型环境战略通过叁类绿色智力资本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当环境领导力和绿色动态能力都较强时,叁类绿色智力资本通过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也较强。然而,当环境领导力较低时,无论绿色动态能力高或低,绿色结构资本通过绿色创新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间接影响都不显着。综上所述,本文不仅弥补了前人在研究环境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时存在的局限,而且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经典研究范式“过程—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建立了环境管理领域“战略—智力资本—绿色创新—持续优势”的新研究框架,深入剖析了这一传导机制中绿色智力资本与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打开了前瞻型环境战略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的“黑箱”,解决了企业怎样将“绿色”转变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源泉的问题。本研究不仅给企业有效实施环境战略带来更切实有效地环境管理启示,而且对企业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加速我国企业实现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与社会绩效共赢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萨日娜[9]2015年在《基于健康人力资本投入视角的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深度变革时期,传统的要素投入已经不能带动经济增长,新经济的动力源于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及劳动生产率,而其中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人力资本主要由知识、技能、迁移、工作经验及健康水平等要素构成,其中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因素获得了初始健康,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折旧,但健康也能随着健康投资增加得到恢复和保持。这种投资表现在货币形态上就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支出,包括营养支出、保健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等等。其中,营养支出、保健支出均属于私人产品,而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属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政府有责任为居民的健康乃至于全民的健康提供基本保障。因此,有必要将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进行研究。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作用主要通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形式实现,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通过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支持和引导,能够为居民搭建维护健康的基本保障及有效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从而提升健康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增量,进而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促进效应,形成“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保障居民基本健康——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更具体来看,如果把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看作是对个体或全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这样投资的结果将以个体健康或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形态积累下来,并为个人和社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反过来,如果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不足,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发展停滞或衰退,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国民健康水平下降会进一步导致国民收入下降,甚至贫困人口数量可能由此增加。进一步分析,居民收入的下降或因对未来收入状况的忧虑又制约了当期消费行为,而消费不足有可能引致经济停滞或衰退,从而系统性地产生更多的公共风险,形成恶性循环。由此看来,政府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作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出于经济增长的需要,更是经济、社会和个人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叁大筹资主体政府、社会、个人支出负担加重。这种观念的存在不仅不利于通过“治未病”来减少疾病的支出,还影响居民的健康质量。目前研究多聚焦于加大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而将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作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一种方式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长期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匮乏。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解决以下叁个问题：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为解决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动力不足提供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影响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为政府提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比重提供理论及经验支持。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讨如何完善我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改革并据此有效调整医疗卫生支出结构,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本文的创新点有叁个：1.研究视角的创新,将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作为人力资本生产及社会再生产的一种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显着的正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从本质上来看,医疗卫生投入具有消费和投资两种属性,既是为健康而投入的消费支出,也是用于人力资本生产及再生产的投资支出。为了在当前及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政府应加大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并按医改目标“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调整支出结构。2.从风险的视角思考财政医疗卫生的支出改革。第一个层面,在风险社会中,人的健康不仅是个体的风险,也是公共风险。个体责任和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是财政医疗卫生改革的基本维度。第二个层面,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可以化解公共风险,但同时也会增加财政风险,后者是公共风险的一个部分,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改革需要处理好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之间的关系。第叁个层面,健康风险的传染不是线性的,不是点到点,而是网络状的并具有很强的扩散性。政府的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要契合于健康风险网络的特征,从系统性风险、重要节点、风险网络层次结构等角度控制风险。3.在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本文建议采用PSPP (Public Social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明确社会资本在提供公共医疗产品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核心在于私人参与方以社会目标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其利润主要用于再投资于其所从事的社会事业,剩余部分为股东分红。与义务相对应,社会资本通过PSPP模式参与医疗卫生服务时,也享受相应的自主经营、免税、优先购买、风险补偿等权利。PSPP模式既是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的有效平衡,也为政府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可以促进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协调。
黄加文[10]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代特征和具体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人力资本的战略、生产、运营、能力建设、开发环境、国际引进以及人力资本与社会分配制度改革、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人力资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有益成果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斥、认知、扬弃到中国化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人力资本”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多次出现和强调，人力资本作为第一资本的地位在执政党的理论体系中得到认可，这是我们党在这一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理论的突破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完善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开创、丰富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贡献分别是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基础；中国五千年传统的重才、选才、育才、用才思想是其历史渊源。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成果的有益内容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其形成的沃土。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和系统化的探索，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力资本战略思想，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人力资本生产理论，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人力资本运营论，倡导并组织实施了出国留学和引进国外智力、提出了人力资本引进理论以及人力资本激励理论等。党的十叁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江泽民同志针对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兴起、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深化改革开放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国际国内大背景，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市场配置、人力资本要素参与社会分配、人力资本要素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创新能力是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思想。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世情、国情、社情和党情，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人力资本优先投入、统筹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力资本、突出强调品德是人力资本各项要素的统领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的实施，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实践和新探索，是继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后的又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国家重大战略举措。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党的建设，是人力资本强党和人力资本强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也将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全文共分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结语七个部分，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对主题概念人力资本及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源、人才等进行了介绍和辨析，对选题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对研究方法和全文的基本框架结构以及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一章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时代特征和理论渊源。在时代特征上，包括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需要。在理论渊源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既是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扬弃，也是对中国五千年传统人才观的继承和创新。第二章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开创性的探索：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研究。从邓小平关于人力资本的战略、生产、运营、激励和引进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出邓小平理论包含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内容。邓小平人力资本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第叁章主要对江泽民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阐述。分析了世纪之交知识经济兴起以及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要求等时代特征，论述了江泽民人力资本市场配置、要素分配、内涵全面发展、创新能力是核心要素等思想。江泽民人力资本思想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丰富和创新，又在其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第四章主要对胡锦涛人力资本观进行研究。在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世情、国情、社情、党情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胡锦涛人力资本是第一资本的战略观、人力资本要优先投入的生产观、人力资本引进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全球观、品德要素是人力资本第一要素的品德建设观等。胡锦涛人力资本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第五章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探索—人力资本强国战略的实施进行论述。包括人力资本强国战略在提升国家实力、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实践意义。结语是对本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提出不足和今后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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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前瞻型环境战略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D]. 潘楚林. 吉林大学. 2017
[9]. 基于健康人力资本投入视角的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改革研究[D]. 萨日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5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力资本理论研究[D]. 黄加文.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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