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国营[1]2015年在《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向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网络,为我们的工作、娱乐、学习、购物乃至旅行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展现了其非常混乱的一面,一些网络信息是非混杂、善恶不分,其所承载的扭曲的价值观念,诸多欺骗、牟利、色情和暴力等现象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一系列网络道德和网络安全问题,困扰着广大中小学生,成为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当前,我国中学生网络道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并存在着诸多不足。中学生群体作为网络大军主力的数量在继续上升;网络技术不断以新的样式更加深入中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各个方面;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依然充斥网络中的各个角落,网络道德失范和网络犯罪所造成的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与违法犯罪行为也依然频繁。同时,网络德育方面也存在许多不足:对网络德育的重视多是由现实中道德失范案例所引发的社会大争论所引起的,缺乏远瞻性和系统性;网络德育研究的内容重复,缺乏吸引性与实效性;网络德育的方式偏重强调外部教育者或监督者,忽视学生这个主体的网络道德素养的自我养成。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单方面只强调良好网络环境构建是不够的,不如从学生自身出发,培养他们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鉴别信息、筛选信息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鉴于此,该研究立足于网络德育的大背景下,以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为着力点,通过系统科学的理论探讨论与调查研究,探索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的现状,发现问题,针对当前网络德育中的不足,提出具有一定针对性、可行性与实效性的德育对策,为广大中学生跻身未来网络生活,养成良好网络文明习惯,以及教育者如何从学生这个主体出发更好地开展网络道德教育提供有益借鉴。究内容如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的缘起,主要介绍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展,在把握国内外对中学生网络德育、网络道德判断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发现不足,为研究指出方向。第二部分主要在理论基础上借助数据统计与分析软件SPASS17.0来编制《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调查问卷》,结果表明:该问卷共37个题项、4各大维度9个小维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适于进行正式调查研究之用。第叁部分主要以初一到高叁六个年级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自编量表,借助统计工具探索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的真实情况,得到可靠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原因。第四部分主要在前面理论梳理与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中的问题探寻教育对策,以期为当前有效进行网络道德开辟途径。
向晶[2]2010年在《学生幸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远古的历史流传下来的对幸福的解释,从传统的文化传承下来的对幸福的言说,依然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对于幸福的期待。不仅如此,教育的涵义也由“修道”、“养子使作善也”演变为生活、生长以及经验之不断改造,演绎为关注儿童的整个童年,并使愉快的童年生活长留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说明教育具有关涉个体生活质量与生存现状的价值,以至于我们深信教育有赋予学生尊严与幸福的力量。课程由“开发”范式向“理解”范式的转向也说明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向生活世界转向设计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成长的历史性转变,以实现学校教育对学生一生的幸福负责。由此,教育应当以学生幸福为价值诉求,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更切近更真实地看待我们身边的学生与教师,并在对周遭的教育生活境遇的审慎明辨中改善学生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品质。强调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通过教育对他独特的关注而认识到个体独特的价值与尊严,赋予个体应有的权利与追求,获得个人感受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进而具备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性能力,并勇于为个人的选择以及周遭的一切承担必要的责任。本文立足于学校教育中的事实现象,结合国内外关于教育之于幸福的相关研究,致力于对教育领域中学生的生活现状与生存境遇进行系统、全面的剖析。实际研究的具体方法采取现象学描述、访谈、课堂观察、记实笔记、录像、照片等现场资料以及各种历史资料,借鉴幸福研究相关的理论支撑,经过提炼、升华,提出拥有尊严作为学生幸福的现实意蕴,并指出教育应有的作为及可行性路径。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东西文化的视角透视中西方幸福观的宏观脉络,把握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幸福观的总体特征中确立个体幸福的本质；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介绍中西方幸福观的发展轨迹。遵循以德论福与以乐为福的足迹探寻我国古代幸福观；沿着古希腊罗马时期：对幸福思考的全面展开、欧洲中世纪：基督教色彩的幸福观、近代西方世界：幸福研究的繁荣时期和现代西方社会：弥漫着悲观情调的幸福观及其超越的途径追寻西方幸福观的变迁历程；明确文化与历史之交融作为思考学生幸福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从什么是幸福、何谓幸福的人入手,推论出拥有尊严作为学生幸福的现实意蕴；从伦理学的视角论证了尊严之于学生幸福的理论支撑、证实了个体权利之于学生幸福的哲学根基以及生活目标和生活态度之于学生幸福的心理学基础；概括介绍了社会、家庭、学校等关涉学生幸福的相关因素。分别从社会秩序影响学生幸福、社会需求制约学生发展阐述关涉学生幸福的社会环境因素；从父母祈愿孩子幸福、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学生幸福两方面论述了家庭环境之于学生幸福的影响；从学校现实与教育观念解读影响学生幸福的学校环境因素。第叁章基于学生受教育现状的事实依据,分析了教育现状中学生捍卫尊严的种种表现；分别从个体权利、生活目标、生活态度叁个层面剖析学生生存境遇的事实现象,从而做出幸福失落在何处、幸福体现在哪里等价值判断；并对教育现状中的教师是始作俑者还是受害者的角色进行了探讨。第四章明确指出学生幸福作为教育追求的价值取向,尊严生活则是学生生存的理想状态等观点。详细论述了教育之于学生幸福的应有作为,具体把个体权利视为学生幸福的基点、生活目标看作学生幸福的动力以及生活态度对于学生幸福的保障。第五章主要探索实现学生幸福的教育图景,认为课程变革是学生体验幸福的教育路径,文化场域是学生追逐幸福的教育空间。具体通过学科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等学校教育中典型课程案例的呈现、分析、归纳并提升出系统的课堂教学特征,具体的实施途径,以落实学科课程中学生领略学习的乐趣,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学生体验探究的魅力等价值诉求与现实意义。并以教育境遇中学生幸福的诗情展望作为结束语。
熊孝梅[3]2013年在《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这说明人的本质不在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在于对提升生命质量和探索生活意义的精神追求。人们对道德生活的向往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精神诉求。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个体在思想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经由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方式而形成的自身内在的基本素养和心理品质,它是个体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整体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在个体的素质结构中起着价值定向的作用。中学生正处于从未成年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身心发育急剧变化,思想道德素质正处于形成过程当中,极不稳定,可塑性强,是道德情操、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高低,对于他们的一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客观地认识当前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现状,探讨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行之有效的教育建议,为当前学校德育改革提供指导。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当前我国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现状,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研究、访谈调查等途径,界定了思想道德素质的涵义,探讨了思想道德素质要不要评价、能不能评价、能不能量化评价、如何评价等理论问题,厘定了评价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指标,并根据评价指标编制了《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状况调查问卷》(试测问卷)。《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状况调查问卷》(试测问卷)包括四个一级维度,即：自我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集体的关系和与社会的关系。每个一级维度又包括五个评价指标,其中,自我关系维度包括珍爱生命、自尊自立、求知进取、实践创新、正直正义；与他人的关系维度包括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孝敬父母、助人为乐、宽容；与集体的关系维度包括集体合作意识、奉献意识、爱党爱民、爱国意识、热爱和平；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包括社会公德、权利义务、民主法制、节能环保、网络道德。然后,对问卷进行了试测,试测结果表明,除了12道题目与其所属一级维度之间的区分度较低外,问卷其余80道题目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测试结果基本满足了主要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说明经过修改后的这份《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状况调查问卷》具有评价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状况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可以作为当前我国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研究的测查工具。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分别抽取浙江省、湖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叁个省区作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的代表,运用正式的《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状况调查问卷》,先后在浙江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叁省区的30多所中学随机抽取10000多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作为对问卷调查的补充,我们还对叁省区30多所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和160多名老师进行了访谈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存在着显着的性别差异,初中的性别差异比高中更为明显,女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普遍高于男生；初中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存在显着的年级差异,初一学生得分最高,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降低,初二较高,初叁最低；高中生年级差异不显着,初中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整体上比高中生高；独生中学生与非独生中学生之间也存在着显着的差异,独生中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分显着高于非独生中学生的;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也存在学校城乡类型的显着差异,城市学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最高,城乡结合部学校次之,农村学校最低；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也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发达地区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得分最高,欠发达地区次之,不发达地区最低。通过调查还发现,当前中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得分整体较高。在思想道德素质的四个一级维度中,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得分最高,与集体的关系维度次之,再次是与他人的关系维度,自我关系维度得分最低；在20个二级维度中,得分均值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正直正义,爱党爱民,权利义务,热爱和平,民主法制,节能环保,尊重他人,社会公德,集体合作,网络道德,助人为乐,珍爱生命,爱国意识,自尊自立,诚实守信,孝敬父母,宽容,奉献,求知进取,实践创新。这一结论体现了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契合时代发展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反应敏感而强烈,突出表现为他们在孝敬父母、宽容、奉献、求知进取、实践创新等传统价值观上得分较低,而在正直正义、爱党爱民、权利义务、热爱和平、民主法制等凸显社会发展进步趋势的价值观上得分较高。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当前我国中学生道德素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以下教育建议：针对性别差异,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要实施因性施教策略；针对年级差异,学校德育方法要注重价值引导,摒弃应试教育,重塑教育的育人目标；针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差异,家庭要加强亲子沟通,采取民主型的教育方式；针对不同城乡类型学校差异,政府要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父母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各地政府要净化社会环境和网络环境；针对地区差异,加大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加强在职教师职后培训,实行教师定期轮岗交流制度。
赵杰[4]2004年在《学校教育中学生道德理解问题探究》文中指出德育以促进学生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最终实现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提升，建构人人享有的道德的幸福生活为目标，本质上是让伦理的意义得以显现，它是一种价值阐释和意义激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教育者可以告诉学生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但真正使学生去从善却是不可以教的，而只能依靠学生主体的自主理解来实现。因而德育不是道德条文、规范的简单记诵和再认，它是学生精神世界的建构。没有学生对道德的理解，就没有德育存在的现实基础，没有学生的道德理解，德育内容无法顺利实现内化和强化，所形成的只能是伪善和假德，更不用说提升为道德品质，德育自身的教育任务和目标也无从谈起。基于以上认识和思考，笔者以学生的道德理解为行文逻辑起点，审视并分析了现行德育中学生道德理解的现状和影响学生道德理解的多方面因素，最后尝试提出学校教育实践中的“促解”策略。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解的一般认知。本部分在介绍了关于理解的一般观点和层次类别的基础上，对本文论及的道德理解中的理解内涵加以界定，并追索了理解对于人、社会以及德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二部分：学校德育的“理解性”审视。本部分主要从德育的强制性展开形式、德育要求的刻板僵化和道德习得中重识记而忽视理解叁个方面对学校德育淡漠学生理解的状况加以省视。第叁部分：学校德育中影响理解的因素揭示。本部分从德育文本、教师、师生关系和学生自身四个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其对学生的道德理解带来的影响并同时兼及对上一部分中提到的学校教育中淡漠学生道德理解的致因追析。第四部分：学校教育中促进学生道德理解的实践构想。本部分在综合以上各方面分析的基础上，从交往、生活和反思、内省叁个角度提出了学校德育中的“促解”策略。
刘京京[5]2015年在《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中学生作为一个新“群体”登上了教育历史的舞台,他们生动活跃地演绎出一幅充满无限活力的景图。这一时期,他们成为时尚潮流的引领者、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民众教育的启蒙者、进步思想的践行者。可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时代变迁的进程。学生生活史是教育生活史的重要构成,通过全方面、多层次、多视角呈现中学生的生活样态,力图实现以小见大,管窥整体教育状况的效果。中学生生活史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可以还原原生态的教育景貌,另一方面则为当今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些许的历史镜鉴。导论部分重点探讨了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并对相关概念做了简要介绍,同时勾勒出“学生生活史”及“中学教育”等主题的学术史脉和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试图对全文做出宏观性概述。第一章“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学生”,从教育制度变革及文化变迁的视角,探源与呈现中学教育的萌芽、定制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中学生生活的迹象转变,进而发现政治、文化与教育的互联、互约、互进的复杂关系。第二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学习生活是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学生课堂的学离不开教师的教,力图从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及灵动多彩的教学方法,展示课堂学习的原动态。学生的自主学习主要集中在图书馆、自习室内,有的则自寻“光源”之地。中学生面临着临时考试、日常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等多重考验。不同学生对待考试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为争夺荣誉而发奋,有的则抱有六十分主义。为了应对多种考试,便出现了开夜车、罢考、作弊等现象。此外,从“升学与就业”的问题介入,深入揭示并分析了中学生受到的社会抵拒和约束。第叁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物质生活”,首先从宏观上呈现中学生的经济生活,既有富贵子弟的华奢,也有贫寒子弟的窘迫。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除了紧衣缩食之外,则通过争获各种奖励资助、勤工俭学完成学业。中学生除了在校着整齐划一的校服之外,有的则勇于尝试新式装扮,甚至引领着时尚界潮流。学生在校既可自办伙食,成立膳食委员会,亦可自购菜蔬亲自烹食,还可以通过自带、叫外卖等途径改善伙食。因办学水平不一,导致学生居住环境良莠不齐,但他们都要受到管理制度的各种规约。第四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情感生活”,主要分析了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之情,以及因教员水平、学校管理等因素而爆发的分庭抗争型的师生情感,同时亦有相互冷漠的平淡授受关系。学生之间既有互帮互爱型,亦有因利益冲突而生的矛盾竞争型。民国时期中学生的婚恋观开始转变,自由恋爱的观念开始萌发。自由爱恋不仅表现在异性间的爱慕,也有同性以及师生间的爱恋。此外,学生经常产生异乡人的家乡思及胸怀国家的爱国情。第五章“民国时期中学生的课外活动”,重点考察了争相设立的各种文体社团、学术社团、学生自治会等多样社团；各种增广见闻的游历参观、提高生活技能的社会体验；以及回报社会的各种社会奔走和提高民智的文化教育。除此之外,为了调剂多彩生活,学生们经常聆听各种学术报告、演讲,以及寻逐各种消遣烦闷的娱乐活动。第六章,“民国时期中学生及其生活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的中学生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群体,他们成为唤醒民众的先锋军、震荡社会结构的新鲜力量以及革命运动的主体。同时,他们成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前驱者,其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生活潮流,加速了女性解放的步伐,演绎出生机盎然的学校风貌以及净化了社会风气。余论部分,主要对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进行历史审视,分析中学生上演历史幕剧的动因。同时,对学生生活史的研究做了几点尝试性的理论思考,以期为今后学生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些许的借鉴。
陈银心[6]2012年在《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华文教材是本国莘莘学子华文课堂学习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语文百科全书”。华文教材蕴含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的知识信息、各类单一或综合的技能训练、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价值信息等。本国华文教材自国家独立以来的55个年头,前后经历叁次更换,前两套教材更在学校用书长达15至30个年头,其中内容的时代性、概念的准确性、价值观的社会性等都有待商榷。现行华文教材启用至今刚步入第十个年头,何时给予“及时”修改更换,仍有待指示。好教材足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学习的习惯,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使学生终身受惠。本国华文课程预设了哪些内容与价值观教育?我们应该提供学生一本怎样的华文教材,才足以符合课程预设目标的要求,满足学生心理发展与语文学习规律的需要,在掌握各类知识信息的同时,形成个人思想品德、审美情操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内容又应该如何在教材中有效地给予呈现,同时合理地给予分布?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尝试透视本国国民中学现行初中华文教材,探讨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内容及其呈现方式等问题,同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本套教材中的价值观内容对华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因素,以了解教材中的价值观内容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以及学生个人学习华文的情况等的关系与影响;进而寻求本国价值观教育在华文教育中的落实途径,以提供本国华文教育策划者、教材编写者基本理论参考与借鉴。全文主要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论文的第一章阐述本研究的相关理论。首先针对价值观进行阐述,包括价值观的本质特征、形成过程与其分类；接着论述华文教育与价值观的关系,简述华文课程的本质与功能,以及华文教育中的价值观;最后论述华文教材与价值观的关系,阐释了华文教材的本质与功能,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内容。论文的第二章按照历史脉络,以本国独立前后为分界岭,探讨本国华文教材中价值观的演进。独立前分别从私塾时期的蒙学教材与儒家经典,至战前新式学堂延续侨民祖国教育制度的教学凭借,并对二战后至独立前英殖民地政府插手干预的华文教材加以探讨。独立后则针对本国独立初期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出版使用的“本土化”华文教材进行分析。论文的第叁章到第五章主要剖析本国国民中学现行初中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内容。第叁章是针对教材中的价值观内容进行分析,首先建构价值观内容的架构并分析本研究项目——课文、练习、活动与插图,再针对研究项目进行价值观的频数分析,接着简述体现于教材中的各价值观范畴之内容；同时论证其中价值观内容是否符合课程预设的价值观教育之要求,及其分布的合理性。第四章分析教材中价值观内容的呈现方式,先从理论探讨华文教材中价值观呈现的独特性与华文教材课文的双重价值,再就教材中价值观内容的呈现方式进行频数与内容分析,进而论述各呈现方式的有效性。第五章属于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现行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对课堂教学的影响因素。通过教师调查教材中的价值观与课堂教学的关系与影响,同时探讨教师对教材中价值观内容的把握；通过学生的调查则探讨华文教材、课堂教学与学生个人学习华文情况的关系与影响。论文的第六章探讨华文教育中价值观教育的落实途径,主要从华文教材的研制保障、教师的教学实施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思考。首先阐明华文教材研制的保障,针对华文教材的编制制度、华文课程中的知识意义以及价值观呈现的考虑因素提出建议。接着是华文教学中价值观教育的落实途径,通过教师与学生两个方面加以展开。华文教师方面,先简述教师个人教学素养对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以及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价值观教育的教学方法。学生方面针对学生现实生活教育对其个人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以及学生通过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活动如何从中感染、熏陶、体验、领悟,进而内化或调整,并发展个人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思想行为。教书育人是华文教育的重大使命。由于华文教育的特殊属性,华文教材成为传递价值观教育的最佳载体,对学生的思想行为、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价值观教育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对学生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不容等闲视之。因而,为学生准备一本有助于他们提升个人全面发展的好教材是刻不容缓的。
刘长海[7]2006年在《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变革》文中认为直面社会转型期学校德育变革问题，本论文试图从伟大教育家杜威的思想和实践中寻找启示。论文依据杜威的一系列教育论着，对杜威德育思想进行了深层次的探析。杜威依据其民主主义的社会观和实用主义的经验观，对道德和道德教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实用主义道德观将道德看作个体在具体经验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将知识、技能、品格看作个体道德的要素，从而使道德过程与经验的改善过程等同起来，也使道德教育过程成为与个体经验的改善过程、教育过程相等同的过程。杜威德育思想的实质，是道德的教育思想，杜威德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是融合为一的。杜威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以‘道德的教育’培养‘道德的人’”，而“道德的人”不是传统的依据具体德目的好人，而是符合民主社会要求的社会良好成员，是有用的好人；“道德的教育”不是符合具体德目的教育活动，而是就其动机与效果而言都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对个体要求的教育，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在这种道德的教育思路中，杜威有机地实现了知识与道德的统一，德育与教育的统一。 在其一系列教育论着中，杜威系统分析了民主社会中的学校教育角色、目的、课程、教学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直接德育方法，将“道德的教育”思想有机地贯穿于其教育理论的系统之中。综观杜威的德育思路，超越二元论的辩证性特征清晰可见：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超越个人与社会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个人与社会统一的教育目的观；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超越智德分离的传统，将知识统一于道德，并且进而建立道德教育与教育的统一关系；在教育与生长的关系上，突破无视生长的制度化教育局限，倡导关注生长、促进生长的学校教育形式；在经验与课程的关系上，摒弃脱离经验的课程，主张课程与学习者经验的有机统一；在兴趣与责任、兴趣与能力的关系上，分析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社会行动能力之间统一而非对立的关系，主张依据个人兴趣培植社会责任意识与社会行动能力。 杜威德育思想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几次重大转折，当前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秉持客观、理性的立场来借鉴杜威德育思想，其对于中国德育研究的基本意义不在于提示了探究、体验等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而在于提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方式。依据杜威的思想，学校德育的目的不应局限于具体德目所设定的范围，不应培养抽象的“道德人”，而应培养民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公民、融合知识、能力与品格的新型道德人，即“有用的好人”；德育不是学校教育中的独立系统，而是融合于学校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德育的实质在于教育的道德属性。依据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澄清影响学校德育的各种观念——“德育首位”与“教书育人”，理顺教育与德育的关系。并且，杜威德育思想提示我们跳出既定的德育原理概念体系，从广义德育的视角来重构德育原理。
陈实[8]2014年在《我国中学生现代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在两个对比分析,即我国中学生地理奥林匹克竞赛中知识环节(笔试)与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环节(户外测试)对比,大陆、香港、台湾(中国)和澳门两岸四地初、高中地理课堂教学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地理学与地理教育的价值日益重要的现实,结合我国中学教育的特点：即注重系统地理知识的学习,忽视、轻视学生解决生产生活中地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地理实践意识缺乏,地理知识学习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相脱节的实际,提出了“地理实践素养”这一概念,并界定了概念。从地理实践经历、地理实践倾向性、地理实践能力及地理实践过程中的创造性四个维度剖析了地理实践素养的构成。结合地理学科的独特视角与地理教育目标,从掌握地理过程与方法的基本和对学生进行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途径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的价值。要培养我国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必须清楚我国教育的大环境。学习是学生经验获得和改造的过程。学校教育是人类经验传承的一种特殊方式。学校经验获得不能背离人类经验获得的基础。论文在分析个体经验与隐形知识,集体经验与显性知识的基础上,讨论了学校的出现在提高经验传递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行分离这一与生俱来的缺憾。学校教育如何减少或克服这一缺憾,实现知行结合?论文在系统对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经验”的概念。“完善经验”描述了经验形成与发展的理想状态下,良性的、优化的经验获得与形成过程。它基于经验之间相互的联系,具有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的特点。完善经验的价值取向不是培养“知识人”,而是培养“生活主体”。基于完善经验的教育在改造学生认知经验、行动经验与情感经验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根据我国中学教育的实际,完善经验教育变革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实践素养。在系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学地理教育的现实,作者从地理实践素养的构成、培养途径、培养方法和培养环境创设四个维度建构了现代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的框架体系。要培养我国中学生现代地理实践素养,必须了解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的现况。二十多年从事和研究中学地理教育,作者对我国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的现实状况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为了量化感性认识,作者针对初、高中各个年级阶段,依据初、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设计了四套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调查问卷。作者从地理实践经历、地理实践兴趣、地理实践能力(自我认识和实际表现)、地理实践意识五个维度对四个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主要在湖北、江西两省11个学校,44个班级发放,发放问卷合计2016份。问卷发放时考虑到城市学校与乡村学校,省级重点中学、县市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的平衡,兼顾到学校中的重点班和普通班。对问卷调查的结果用数学统计方式进行归类分析。总体的结论是：在中学各个年级阶段,学生地理实践经历非常少。学生对地理实践的兴趣很高。地理实践能力自我认识的程度值比实际表现出来的程度值要高出很多。学生地理实践意识比较淡漠。结合对中学地理教师的访谈,也印证了问卷调查的结论。如何培养我国中学地理实践素养?作者建构了现代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的框架体系。重点阐述了该框架体系地叁个方面：即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的途径、方法与环境。其中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的方法是阐述的重点。依据中学地理分类的特点,重点从自然、人文、区域叁个角度对地理实践素养培养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其中自然地理实践素养的方法着重在科学观察的方法,野外考察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方法；人文地理实践素养的方法着重论述了人文地理考察,人文地理访谈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区域地理初中阶段侧重于认识区域特征的实践方法,高中阶段侧重于探究区域问题的实践方法。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我国中学生地理实践素养的培养问题,作者结合问卷调查、教师访谈、中外地理教材对比分析、课堂观察、论文资源收集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中学生自然地理实践素养、人文地理实践素养和区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分别探讨了自然、人文、区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的策略。其中自然地理实践素养的培养策略是基础,也是作者重点论述的部分。人文地理实践素养培养是薄弱环节。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将具体的策略和案例结合起来,侧重于尊重学生人文地理经验的形成规律,加强人文地理观察、记录、分析、展示的方法指导,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品位。区域地理实践素养培养以前两者为基础,初、高中侧重点不同。初中阶段重点培养学生确定区域方位、辨识区域事象和概括描述区域特征的能力。高中阶段注重以学生身边的区域问题为切入点,以掌握区域实践方法为核心,提高学生解决区域问题的能力。
马义米[9]2018年在《当代中学生的荣誉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荣誉观是反映价值观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是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但是一些中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出现荣辱错位的现象,分不清什么是荣,什么是耻,潜伏着失调与混乱的危险。荣誉观总是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不同家庭的中学生,他们的荣誉观是不同的。研究中学生的荣誉观,把握社会转型期中学生荣誉观的特征及成因,进而对培养他们正确的荣誉观提出合理的建议,这对个人成长、学校教育和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学生的荣誉观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研究的对象。中学生是否具有正确的荣誉观?这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选取海南省叁亚市、海口市、文昌市、儋州市、琼中县和澄迈县的中学生作为调研对象,本次共发出调查问卷10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994份是有效问卷。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作品分析法等方法,首先探索了中学生荣誉观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学生荣誉观具有“崇高性”和“传统性”两个积极特征,同时还呈现出“功利性”、“不合理性”、“盲目性”叁个消极特征。具体结果如下:1.具有崇高性,他们以遵循热爱祖国、敬业、诚实守信、友善这些核心价值观为荣;2.具有传统性,他们以热爱劳动、生活节约、孝敬父母、尊敬老师这些传统美德为荣;3.功利性,他们以钱多、官大为荣;4.不合理性,他们也以仇富、仇官为荣;5.盲目性,他们以外表美、攀比、炫富、早恋等这些所谓个性张扬的方式为豪。其次,研究者在将近叁年的时间内,采取与学生、班干部、学生会干部、家长、教师、研究者等多方位的多次调查、访谈、作品分析,并尤其选择了30多位高中生进行深度访谈,并加入生活史研究等方法,力图探索中学生荣誉观的成因。研究发现,中学生的荣誉观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家庭方面,父母的价值观、教养方式、父母双方的教育理念等对中学生荣誉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学校方面,班主任的言谈举止、不良的校风和班风、教师的人格魅力、学校的管理文化等都直接影响中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誉观。同辈群体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中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誉观,同学的不良观念对中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誉观构成极大的威胁。在社会方面,社会的正能量有利于中学生形成正确的荣誉观,而反映在社会层面的负能量(例如社会中的一些负面和丑恶的现象、媒体对社会负能量的推波助澜、网络上不良信息的煽动等)则都不利于中学生正确荣誉观的形成。第叁,作为一项教育博士论文的研究,除了必要的理论指导外,研究发现还应透过教育行动研究加以正面佐证。为此,本研究在不断完善研究发现和研究结果的同时,还将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应用于所任教的政治课上,这一部分的教育行动研究发现:为培养中学生正确的荣誉观,家庭、社会、学校等需要多方面形成正面教育的合力、共建荣誉教育或榜样教育联合体,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叁个方面:第一是家庭育人功能的正面发挥依赖于教师的积极参与;第二是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耐心的积极人生指导对于中学生是最重要的一门课程;第叁是同辈群体的积极影响对于大多为独生子女的中学生影响力十分重要。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为:当代中学生的荣誉观是社会荣誉观的晴雨表,一方面折射并反映了社会荣誉观,表现为“崇高性”与“传统性”的主流与“功利性”、“不合理性”、“盲目性”的支流并重;另一方面在不能把握宏观社会教化环境的现实情况下,微观教育环境的创设和行动仍然具备引领和改变中学生荣誉观的可能,尤其是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通过创设家校正面教育合力、教师对学生的正确人生指导教育、加强同辈群体的教育功能等措施,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引导中学生正确荣誉观的养成。当然,如果能够结合宏观社会教化环境,强化政府的教育责任,控制各类媒体和舆论的正能量影响力,则更有利于中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养成。
周志平[10]2005年在《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学校教育离不开知识,教育正是为了通过向学生传授知识,以满足社会延续和发展的需要,使个体能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而产生的。自人类社会产生起,教育就与知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正是这个与学校教育有着如此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的知识,自近代以来却屡屡遭到人们批评指责,成为学校教育改革矛头直指的对象。 显然,这并非说学校教育可以不需要知识,即使是那些对学校教育中的问题持有激进的批判态度的人,也不会认为学校教育可以离开知识而存在。 那么,何以知识会成为学校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或者说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何以人们的批评总是指向学校教育中的知识?这首先涉及到知识观的演变及其在学校中的反映。进一步的思考把我们引入这样的问题:学校教育中的知识表现出什么样的存在形态?知识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生命发展的?知识对学生个体发展有着什么价值?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知识所蕴含着的人类精神能量转化为学生个体生命的发展? 论文第一章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中知识问题的发展演变,探讨社会发展变化、知识存在形态的变化和知识观的发展演变,对学校教育中知识问题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对知识价值的认定、赋予教育中不同形态的知识以不同价值,影响着人们的知识观,以及教育中的知识选择和课程设置;学校知识观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 当代社会,知识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值得引起教育重视的是:知识观开始关涉人的生命实践。那么,这对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问题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论文第二章对当代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问题,从教育学角度研究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知识观的演变对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问题带来的影响。本章首先集中指向知识观变化中的叁个问题:知识与能力;个人知识与公共知识;书本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然后,再进一步把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问题聚焦在知识对学生个体发展的价值上。 第叁章对知识观、知识价值观与人们的发展观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对当前关于知识的教育价值问题的研究进行反思,指出当前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在于,人们仍然主要把学校教育中知识的价值定位于使学生掌握具体的学科知识,只重视掌握知识本身,忽视了知识对个体发展的价值;对知识价值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知识对学生个体精神生命发展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更好地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知识对个体生命发展的价值。论文对知识何以具有对学生个体生命发展的价值以及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进行了探讨。
参考文献：
[1]. 中学生网络道德判断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 毕国营. 西华师范大学. 2015
[2]. 学生幸福研究[D]. 向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实证研究[D]. 熊孝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4]. 学校教育中学生道德理解问题探究[D]. 赵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5]. 民国时期中学生生活研究（1912-1937）[D]. 刘京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6]. 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研究[D]. 陈银心.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7]. 杜威德育思想与中国德育变革[D]. 刘长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8]. 我国中学生现代地理实践素养培养研究[D]. 陈实.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当代中学生的荣誉观研究[D]. 马义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10]. 学校教育中的知识问题研究[D]. 周志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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