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铭[1]2004年在《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常州充分利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之一的机遇，扩大开放、积极推进与国际经济接轨，并使开放型经济已经成为带动常州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全面剖析了常州市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提出了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并且对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研究了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在中国入世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重新构建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施战略及具体措施保障。
刘冬霞[2]2012年在《安徽省庐江县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开放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国的GDP总量已由1978年的3645.2亿元跃升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对外开放的成果值得世人肯定,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国政府历来注重对外开放,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战略以来,对外开放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开放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的区位、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因具备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过程中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走在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中西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因区位、资源、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开放型经济起步迟,发展缓慢,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发展的规模小、结构不合理、层次低等问题。庐江县位于安徽省中部,地处江淮之间,产业结构上以农业为主,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随着国家战略规划的调整,“中部崛起”战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规划的相继提出,泛长叁角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凸显,为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好机遇,作为省会合肥,近年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庐江县与合肥市距离仅68公里,享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尤其是2011年安徽省的行政区域规划调整,庐江县划归合肥市管辖,目前,庐江县正加速融入合肥,实现与合肥的无缝对接,县域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由于现阶段开放型经济在内陆地区发展水平不高,外贸和利用外资对内陆区域、尤其是内陆县域经济的贡献不显着,在县域范围内对开放型经济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多。同时,开放型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县域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县域经济具有农业是传统产业、工业是根本、各个县域开发模式的不同等特点,因而发展县域的开放型经济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本文从庐江县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入手,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文章的选题背景与意义、总结整理之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对开放型经济与县域经济进行了阐述,指出区域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必要性；第叁部分对庐江县开放型经济的现状进行具体的介绍,包括庐江县外贸政策、利用外资和经济开发区发挥的作用等情况；第四部分对庐江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全面的分析,包括庐江县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优势、面临的机遇及挑战,通过外贸依存度和开放型经济总量水平等分析庐江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再通过对比具体分析庐江县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其原因；第五部分总结国内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一些典型模式,并指出对庐江县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的启示；文章最后一部分是对策建议,从前文的分析和其他地区的经验总结中寻找适合庐江县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之路。
王晓亮[3]2013年在《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开放型经济为江苏经济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江苏以数量取胜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提升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迫在眉睫。本文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应用于开放型经济，从开放型经济系统自身可持续、功能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叁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遵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8个，叁级指标36个。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2004-2010年江苏省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及2010年江苏省内十叁个市和江苏及与之进行比较的六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系统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呈上升趋势，功能可持续指数和环境可持续指数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状态。（2）省内各市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名为：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南通、镇江、扬州、泰州、连云港、盐城、徐州、淮安和宿迁。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省内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开放型经济发展与环境不协调。（3）江苏及与之进行比较的六省市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江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水平较低导致功能可持续水平较低。环境承载力水平较低，导致环境可持续能力一般。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
张力航[4]2002年在《2003年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迈入新世纪以来,常州作为上海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其经济实力的快速积聚,行政区划的大幅调整,城市功能的改善优化,一类口岸的正式开放等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带动和支撑全市开放型经济有力增长。基于此,2003年我市将继续奋进,努力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再突破。具体思路是:
解文峰[5]2017年在《两种分权模式下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的分权及行政体制改革为背景,分析了“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改革下形成的两种分权模式。以江浙为例,对“江苏分权模式”与“浙江分权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阐述了江浙分权模式的演化过程及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江浙分权模式的方式及内涵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从整体表现上:“江苏分权模式”是“市管县”模式主导的,以地级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模式;而“浙江分权模式”是以“省管县”模式主导的,形成的向县分权为主的经济体制模式。通过对江浙两省不同行政层面的经济比较,发现从2004年江苏省省、市、县各层面经济增速超过浙江,且县域经济水平也于2010年之后全面超过浙江。对于这个现象,从江浙的分权制度改革入手,通过多指标的比较分析,展开论述分权改革不同措施对江浙财政收支情况、市场化及开放程度、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及实证分析,对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效益问题进一研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江浙的分权改革对80年代地方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保护与促进作用,整体上江浙各层面经济增速不相上下。90年代江浙分权模式则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江苏地级市政府在财政竞争激励作用下,对外资引进及开发区建设发挥了高等级政府的作用,而浙江则通过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此阶段整体上浙江各层面经济增速明显,优于江苏。进入2000年以后,全球化及市场化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江浙分别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路径,江苏地级市为中心的分权模式形成的“强政府”进一步推动了外资驱动下的快速城镇化建设。江苏的经济发展在累积效益下,形成了以地级市为经济中心,与县域经济良性互动与分工协作的发展态势。而浙江以县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则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走出去”之后,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浙江的民营经济主体转型瓶颈明显。江苏经济增速开始明显超过浙江,并一直保持领先。从区域经济差异来看:江苏省在以地级市为中心的“市管县”模式下,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1990-200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明显。而浙江省在以向县分权的“省管县”模式下,区域经济差异则相对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江浙也都进一步深化改革措施,分权方式逐渐演变。如近年来江苏省不断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放权,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减小区域经济差异。浙江也实时推出加快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分权政策,推动地级市向更高能级发展。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江浙两省及地方政府都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变革,转变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与角色,朝着现代化治理的道路前进。
张成林[6]2012年在《信息化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世纪之初，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战略构想，这既是承接了上世纪初叶力图以改造乡村挽救旧中国于衰微的先贤未竟之志，又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破解之瓶颈，更是面向未来的必然之选，但如何将千年未大变之传统农村改造为充满现代意蕴的新农村仍是国人未完解之题。近年来，学界和政府提出将农村改造为现代生活共同体，也就是把社区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方案，应该说是可行之选。这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又契合当下国家和农民的双重需求。建设农村社区毫无疑问是建设新农村战略构想的明晰化，但农村社区建设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进一步破题求解。信息化是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确证的重要力量，因此，我国也应充分重视信息化在农村社区建设的作用，探索如何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社区建设的各个层面。这种想法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似乎不具有太多的创新意义，因为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如美国、韩国、印度农村的信息化实践已历多年，且在农村社会发展中已显露出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国内各省在农村信息化方面也不是无所作为，如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广东、宁夏、云南等省区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也已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就上述地区的农村信息化建设内容而言更多的是指向农业信息化而非农村信息化，更不具有明确的现代共同体建设意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服务于农村社区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也就是通过全方位增加和提高社区基本结构要素，为农村社区共同体提供物质载体。但由于社区建设过程总是由相关社会主体参与完成的，如何处理主体间关系，能否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并约束其有损于农村社区建设本质要求的不当行为，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否则就难以从相关主体那里聚集到必要的社区建设资源，也无法实现资源效益。在治理理论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建构合理的制度化机制去处理社区建设主体间关系以配置社区要素，形成合理的要素结构，否则，社区共同体就无法达成建设所需要的秩序并最终实现要素效率与效果的优化。我国农村发展历史也已充分的证明：没有合理的治理模式是无法有效建设农村，推动农村发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为此，面对为农民建设现代生活共同体的历史性要求，必须要探索和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机制以保障农村社区建设的进行。治理模式实质是一种制度结构，而有效的制度必须具有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当我们通过信息化来推动国家及农村村社区建设的时候，当信息技术渐渐进入农村，融入农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当利用信息技术成为农民生活方式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农村社区内外的社会环境。这种改变对于既存于农村的某种治理模式而言是其治理生态的改变，而治理生态的变化会导致旧治理模式的不适应乃至失败，为此，需要对原有的治理模式进行适应性调整乃至彻底的推动其转型为新型治理模式。当然，治理模式的调整或转型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需要。通过对美国、韩国、印度及我国广东、宁夏、云南等国内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情况的宏观梳理，还有深入J镇农村社区对那里的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的实证考察，发现：第一，信息技术在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村政管理改进、社会服务提供、社区文化建设、农民主体性提升等诸方面都具有促进作用；第二，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技术模式虽有所不同，但基本都遵循了“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资源整合”的运作机制。第叁，相较于美国、韩国等农村信息化先进国家，包括J镇在内的国内各地的农村信息化建设中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主要有：政府投入不足、市场主体存在信息化“市场失灵”现象、社会主体社会参与不足、信息服务内容单一、信息系统应用水平低。针对发现的问题，需要采取提升农村社区信息化的在政府战略中的地位、完善促进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机制、培育规模化信息消费主体、推动政府管理服务系统由镇下延进村、探索农民信息化培训的新模式以提高应用水平等措施。通过考察信息化对J镇农村社区治理生态带来的影响，发现信息化正深刻的改变着农村社区的治理生态。从外部看，信息化正在建构者一个具有开放特质、互动功能的网络社会，而偏远的农村社区也可以融入其中，分享网络里的资源。同时，信息化推动了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开启了网络问政，这便利了农民和政府双向交流与互动。从内部看，信息化改变着农民的观念，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关系与行动结构。从农村社区内外行动者的互动方式与博弈机制看，信息系统为多元主体之间搭建起了去中介化的、扁平化的非线性连接通道，乡村政治平台上的博弈结构正在由过去封闭环境下的基层政府和社区的二元博弈趋向开放环境下的多元主体博弈转变。从总体看，信息化正在将农村社区带进一个由社区—社会—基层政府—高层政府所组成的叁层四维政治空间。相对于过去封闭的、等级化的农村政治空间，这一新政治空间具有开放性、话语权的平等性、互动的多维性。结合农村治理生态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及建设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需要在叁个向度上进行适应性转型，即：封闭型治理转向开放型治理，生产型治理转向生活型治理，控制型治理转向合作型治理。第一方面主要指治理环境的转变，第二方面主要是指治理标的物的转变，第叁个方面主要是指核心治理机制的转变。
甘川[7]2012年在《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共识。重庆是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直辖市。2007年，商务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共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合作备忘录。2009年，国务院3号文件将推进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重庆在内陆开放经济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但从东中西区域开放度比较分析的角度来看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路径。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之上，对内陆开放型经济和其涉及到的主要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和深入的剖析。对区域开放度和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建议。全文主要进行了如下叁方面的研究：一是构建了以对外开放度、对内开放度、旅游开放度和开放支撑度为一级指标的区域开放度指标体系，并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区域开放度测评和比较分析，重庆区域开放程度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领跑内陆地区；二是对重庆在内陆开放经济建设实践进行了分析，总结出重庆在搭建内陆开放平台、创新对外加工贸易模式、打造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叁是梳理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面临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路径选择建议。
张忠寿, 王怀栋[8]2010年在《对常州市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几点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常州要寻求新的发展,实现新一轮跨越,就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这是常州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长叁角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常州目前已具备了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基本条件,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大力培养和引进创新型人才,构建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白津夫, 沈家文[9]2009年在《新苏南开放型经济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苏南地区经济增长依然强劲。本文通过以常州市武进区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以外资带动内资、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大力鼓励创业和发展民营企业、优化引资结构、内联外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努力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典型特征的新苏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方式。
袁文军[10]2006年在《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比较优势》文中研究说明着重分析了常州发展开放型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和所具有的区位、产业、外贸等比较优势,提出常州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点是要凝聚自己的特色,依托现有产业集群,抢抓国际资本大转移的战略机遇,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
参考文献：
[1]. 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 戴铭. 南京理工大学. 2004
[2]. 安徽省庐江县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D]. 刘冬霞. 安徽大学. 2012
[3]. 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D]. 王晓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3
[4]. 2003年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展望[J]. 张力航. 华人时刊. 2002
[5]. 两种分权模式下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研究[D]. 解文峰. 苏州科技大学. 2017
[6]. 信息化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D]. 张成林. 苏州大学. 2012
[7]. 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研究[D]. 甘川. 重庆工商大学. 2012
[8]. 对常州市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几点思考[J]. 张忠寿, 王怀栋.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0
[9]. 新苏南开放型经济模式研究[J]. 白津夫, 沈家文.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
[10]. 常州市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比较优势[J]. 袁文军.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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