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1]2017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构建》文中指出本篇文章首先对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与基本特征进行阐述,从劳动生产率即工业增加值率较低、组织结构和产业集中度较差、制造业的管理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行解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确立的基本对策。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可以给相关领域提供些许的参考。
唐乐[2]2016年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特征,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也由过去以自然资源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别演进,转变为以信息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在深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也影响着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雁行形态”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系统分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关联机制,把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正确认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探索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基本关联机制,衡量东亚区域内贸易价值分配,勾勒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揭示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升级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本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与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文中所用数据作出说明。第2章相关理论概述。本章是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第3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独立演进过程,比较了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动因。最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商品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第4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分析。本章从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静态比较。首先,介绍了东亚区域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对2013年最新公布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2005)的简化形式与均衡关系加以说明。其次,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1995、2000和2005的数据,通过构建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东亚整体与国别两个层面动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依然较大,但趋势逐渐减弱,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逐渐趋于内生化和多元化。随后,从产业后向关联和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两个角度,深入到产业内部,分析和比较了东亚区域的产业波及效应。结果显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中国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对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在各产业间,制造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在制造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增强。区域外美国和区域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区域的生产诱发效应较大,中国最终需求的诱发效应不断追赶美、日,但主要体现在内部的诱发;制造业是最终需求诱发程度最高的产业,其中,轻工业部门突出为内部的生产诱发,重工业部门突出为外部的生产诱发。第5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分工格局变迁。本章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一步剖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对产业结构国际化下的贸易价值分配机制进行说明,明确了贸易价值分配对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产业结构关联的影响。其次,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体系下,将东亚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分解为直接国内价值、再进口的国内价值、东亚价值和其他地区中间产品价值四个部分,并分别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比较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含量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创造的国内价值含量普遍下降,转移的东亚价值不断上升。美国、日本仍占据出口贸易价值来源的主导地位,但其份额正逐渐下降,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含量在不断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贸易价值转移的主要产业,服务业已形成区域共享,但制造业却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发达国家仍占据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发展中国家仅占据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随后,在出口贸易价值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垂直专业化系数指标,对东亚各经济体及其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分工地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日本仍占据东亚区域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专业化于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标准化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四国,主要专业化于一般性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由于参与国际分工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期,仅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最后,根据域内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指出在东亚区域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第6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章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明确适度融入和过度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基本内涵前提下,通过信任、信息传递与共同问题解决机制叁个方面,阐明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起伏变化,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高。然后,利用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2002年至2012年的产业间与产业内升级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在这一时期均有明显效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大部分制造业的净附加值比率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了产业内由低附加值能力向高附加值能力的跃升。最后,引入计量模型,就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内部升级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显着,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显着。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从主要结论获得的启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杨杰[3]2016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改革开放深化、分工模式演进和“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提升,参与方式趋于多元化,业已形成涵盖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立体化参与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至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尽管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理论日臻完善,传统经典投资理论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背后的原因。但在产品内分工逐步深化,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与重构及全球生产网络对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影响日益深远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本文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经典文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首先尝试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分别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数据,立足东道国和母国双视角,借助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来验证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缘于哪些动因的驱使。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案例探讨的结论,提出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强化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力的政策建议。遵循上文所述研究思路,全文共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介绍研究主体思路与篇章结构,总结所使用的方法,指出本文的创新点所在与研究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熟悉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动因理论。对相关理论贡献与不足进行评价,明确本文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切入点。其次对全球生产网络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夯实理论分析基础。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检验文献进行述评,了解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所采用的主流方法与模型,以期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拓展研究。第叁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特点。该章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口径对中国现有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海外投资行业分布、区域分布特点、投资主体和范围的动态变化进行系统探讨,对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与特点进行正确解读。第四章是全球生产网络视阈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新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对现有海外投资的动因进行补偿性研究,尝试构建“网络权力驱动论”分析框架,基于关系视角界定“网络权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中国企业网络权力提升对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来进一步提升网络权力的必要性。二是尝试构建“价值链延伸和升级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的改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实现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挺进的可行性。第五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检验。该部分主要包括:基于“网络权力驱动论”的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东道国的视角)与基于“价值链延伸与升级论”的行业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母国视角),明确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各种动因(既包括传统动因,又包括新动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程度与受限因素。第六章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案例分析。该部分通过对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华为公司、中国石化等企业具体投资动因的分析,针对性地探讨了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对企业对外投资动因与上文分析是否吻合进行评价。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此部分主要概括总结全文所得主要结论,得出相应现实启迪与政策建议。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基准无论选取第一目的地,还是最终目的地,均可以得出: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增长迅猛、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日益广泛、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集聚与分散并存(局部地区集聚,总体分布扩散)。但就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和流向行业而言,两种统计方式所得结果有较大出入。不同点一:按照境外第一目的地进行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如果遵循境外最终目的地的统计原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流向欧洲和北美。不同点二:据境外第一目的地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第叁产业备受青睐。而按照最终目的地进行统计,结果则截然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工业。第二,在国家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具以下特征,特征一: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特征,即中国更倾向于对先前投资过的国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特征二:具有资源寻求和市场巩固与扩大的特征。即东道国自然资源越丰裕、中国向东道国出口额越大时,中国对该国投资的倾向越明显。特征叁:具有较强的制度规避与风险规避性特征。前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规避特征明显。后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如国外学者所言,具有较强的风险容忍度,乐于投资到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第叁,在行业层面,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动因一:中国各行业网络权力的强化。中国各行业所拥有网络权力的提升,助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营建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网络权力、赢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增值能力。动因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已悄然发生改变,不再单纯从事接近最终消费者的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逐步实现由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的攀升,并且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现已成为驱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强劲力量。动因叁: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意味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日渐加强,国内生产对国外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了确保上游原材料的供应及下游销售渠道的畅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必有所增加。动因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相关企业已不再仅限于出口获利,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利润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涂颖清[4]2010年在《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体现全球范围内资源有效整合和利用的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竞争的加剧使跨国公司越来越感觉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有效应对激烈的竞争,于是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将原来全部由自己承担的一体化生产进行分解,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外包出去,自己保留最具竞争力、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研发、品牌、售后服务等核心环节,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当前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出发点在于；①实现各环节中各具比较优势的企业能“善其所长”；②“归核化”的趋势,使企业专注于关键环节、核心业务的经营,而将自己不擅长的非关键环节和非核心业务实施分包。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廉价、资源丰富、又有着迫切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发达国家就将获利最少的、又消耗能源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他们主要从事研发、技术创新产品开创期的生产以及产品营销环节,以攫取高附加值的垄断利润和经济租金,形成了发达国家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局面。随着全球价值链融入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制造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成为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非常关心的前沿问题。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围绕全球价值链理论学者们从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综述、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与地方产业网络、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促使中国学者和企业界加强了对全球价值链的了解,但是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献还不多。本论文是教育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研究”应急课题“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中加快构建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对策研究”(批准号：2009JYJR047)、211叁期重点项目“中国产业的科学发展与自主创新”(批准号：211XK06)的子项目。依据国际分工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本论文的命题旨在解决四大问题,即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的原因分析；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分析；以及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机制设计。这四大问题从逻辑上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可以阐述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基本命题。以此命题展开,本文首先通过RCA指数、IIT指数、VAR指数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进行了判断,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中等竞争力水平,获得的加工贸易增值率虽有所增长,但不高；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较低端位置。通过大量的国内外统计数据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四个失衡”：①贸易增长结构的失衡；②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失衡；③各服务功能发展的失衡；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支撑度的失衡。并探讨了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①比较成本优势逐渐消失；②自身发展路径的锁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是必然的,不进则退。但升级过程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产业升级受到技术能力、高级人力资本要素供给等内生因素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政策体系、国际贸易等外生因素的共同影响,各要素之间的互相依存与强化更是升级的动力来源。拓展Humphrey和Schmitz(2002)关于产业升级的四种方式,笔者提出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升级、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间升级多条升级路径,并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理论模型的检验以及实证分析提出了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机制设计体系。本文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实证研究和交叉研究等研究方法,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基本命题。主要的创新点在以下叁方面：第一,结合Humphrey和Schmitz(2002)、波特(2002)、Gereffi(1999)以及Poon(2004)的观点探讨了多种方式的升级路径：①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②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升级；③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间的升级。这叁种升级方式是相互联系的,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外源式升级路径以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方式为主,内源式升级路径可以采取上述叁种升级方式。第二,参照Feenstra和Hanson(1995)模型,在该模型中将制度变量的影响加以考虑,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出现了相对发达国家的增长、制度环境得到改善时,就都会带来在价值链上位置的两端延伸。与国外企业相比,在传统的一些产业上我国不具有优势,我国可以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建立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第叁,本文选取了叁十一个省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检验考察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主要具有以下优势。首先不同省份(地区)之间可能存在不同历史背景或自然地理条件等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因素一旦同时与误差项和自变量向量相关,那么将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模型将出现由缺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这些异质性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均被一阶差分掉了,而且本研究一并估计了随机效应模型,从而使得本文的回归结果更为稳健。其次基于中国省级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可以有效的扩大样本量,从而在统计上满足大样本的渐进性性质,使实证分析更加可信。
武前波[5]2009年在《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重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组织、城市与区域是两个发展变化最为迅速的单元,也是20世纪以来相关学科的两个重要主题。所以,本文将二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各自所蕴含的“地理空间”属性,使之融合为一体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从而为企业地理和城市地理的学科交融,以及企业、城市、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结构力求清晰明了,由九个章节构成。其中,前四章为企业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的理论探讨。首先从企业地理、城市地理两个学科的理论融合角度进行相关文献综述,其次分别对新时期的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这两个不同的主题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总结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并为下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理论框架。后五章开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国城市与区域和上海国际城市建设做实证性研究。在这一个过程中,每个章节均将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结构的重塑进行了交互式分析,由此来验证上述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的确切性。第1章导论。主要对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理论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内容与特色等进行阐述。在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中,分析了新时期企业组织和城市区域两个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其中,信息化和全球化两种力量将二者融合在一起,由此显示出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理论文献综述部分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地理和城市地理的前沿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提出劳动空间分工理论是可以将两者进行相互融合的最佳解释,并指出国内相关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学科之间理论借鉴的不足之处。最后叙述了文章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2章至第4章是文章的理论分析及总结部分。其中,第2章从企业战略与结构的演进出发,依次阐述了传统企业发展战略与组织、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组织结构等特征,探讨了新时期企业空间组织的两种重要形式,即全球生产网络和企业集群网络。最后对跨国公司空间组织特征进行了揭示与描述,指出伴随着跨国生产网络向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东亚地区及其国际城市正在崛起。第3章对企业的活动空间——城市与区域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概括和分析,主要包括传统城市区域、新时期的世界/全球城市、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大都市区等方面,以及后现代都市空间内涵的理论总结。其中,全球城市区域是地方生产系统响应跨国公司生产网络,所形成的新时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空间单元。第4章探索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结构的相互关联性。首先从上世纪70年代将钱德勒企业组织与韦伯工业区位论进行相互融合的“海默模型”出发,逐次探讨了劳动空间分工、价值链分工、新国际劳动分工,以及新时期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并对国内学者的企业地理、城市地理相互融合的理论视角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其次,本文提出基于新时期企业空间组织理论基础之上的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分析框架,理清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的相互关系,指出区位和国家的作用依然重要。再次,对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信息化时代大都市依然具有集聚企业总部的区位优势,尽管发达国家已经出现总部向二级大中城市的迁移现象,但世界城市仍旧集聚着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在国家范围内,区域城市体系与企业总部数量分布具有一致性。在城市-区域内部,多中心大都市区是总部微观区位模式的最好总结,即不同类型总部对应于不同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区。最后,对国内出现的“总部经济”理论进行评价,指出城市集聚总部可以获取到企业网络体系优势,从而能够实现城市功能地位的升级。第5章至第8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依次揭示出企业空间组织与中国城市与区域的相互关联性,验证上述理论假设与分析逻辑。其中,第5章为文章实证研究的出发点。首先对中国企业集团发展历程及其现状特征进行分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相比,本土企业的规模实力和创新能力仍然落后。其次,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制造业行业集中度及地理集中度的变化,指出二者均在逐渐提高,但产业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并出现向东部地区集聚化的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最后,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典型案例的空间扩张历程,发现其组织演变较为符合钱德勒的M型结构理论,并推动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形成,由此可将之划分为内聚式、跨区域、国家区域、全球辐射4种网络模式。第6章基于企业网络视角的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首先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空间组织网络构成为基点,逐次分析了企业总部、研发机构、生产基地等单元的区位特征,发现总部与研发机构具有发达地区及特大城市指向型特征,生产基地则相对分散化。其次,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的电子信息产业企业为例,分别研究了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城市内向型网络和外向型网络。结果显示,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拥有更多包容性,它可以将具有发展机遇的城市涵盖在内。同时,外向型网络具有较强的趋利性,即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特大城市、发达地区及其外围,但其联系密度要高于内向型网络。第7章企业总部集聚特征与中国城市区位环境评价。本章节重点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总部的区位特征。在宏观层次上,500强总部主要集聚在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长江叁角洲、珠江叁角洲,以及长江中上游、黄河中下游的特大城市,与中国城市体系相关性较强,但不同行业总部区位指向各异。在微观层面,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和外围县市均是总部集聚地,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及高技术区是制造业企业总部的重要空间载体。通过对影响总部区位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经济、外商投资、金融能力、科技水平等均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因子解释性较强。由此,构建由综合经济、生产服务、基础设施、生活环境4大因子组成的总部区位环境评价模型,对中国45个主要大城市进行评价,结果与中国大型企业总部实际分布相对一致。第8章基于企业网络体系优势的上海城市功能升级。以上海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上海国际城市发展的历程和现状,从中发现旧时期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崛起,与其地理区位、国内外贸易、金融及制造业实力等因素相关。但新时期全球城市建设处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之下,上海产业转型需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多元经济形态,城市功能升级路径则要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由此,文章指出,与长叁角地区一起,上海可以借助构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网络体系,提高对国内外经济的控制能力和全球性生产服务水平,从而实现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功能地位的升级。本章呼应了上述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第9章结论。通过以上理论假设与实证分析,基本上能够将新时期的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的重塑进行较好的关联分析,这样有利于对中国企业、城市、区域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考虑,并对其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意见和政策建议。从中可以发现,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地理空间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功能日益增强,并成为与流动的全球资本相结合的重要“生产资料”。同时,企业组织则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动力之源,逐步塑造和影响着地方的空间结构及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
刘欣[6]2016年在《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制造业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以电子、通信、计算机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与飞速发展,促使模块化技术逐渐取代流水线技术成为新的主导技术。模块化设计的思想和生产方式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层级制组织存在的技术基础。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制造业中,产业组织的模块化和地区产业专业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国际制造业领域开始兴起了一种新型产业组织模式——模块化生产网络,它的形成加速了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变动与调整,同时带动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组装加工以及生产低知识密集度的模块就可以嵌入复杂产品的全球生产链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要融入模块化生产网络就必然实现本土制造业从附加值低、技术能力弱的低端环节向附加值高、技术能力强的高端环节的自动升级。众所周知,制造业是一个工业化国家重要的经济基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还进一步使许多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国家)重新认识了制造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旨在提高本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2011年6月,美国政府推出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以期重新夺回全球制造业的领导地位;2013年4月,德国政府启动了“工业4.0”战略,巩固自身的制造业竞争力；2015年5月,中国国务院也对外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被誉为中国版的“工业4.0”,以推进中国制造业的变革和综合实力的提升。虽然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在生产规模和总量上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大而不强,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和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不利条件。而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叁个十年的“叁步走”战略,核心是加快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因此,如何推进经济转型、促进制造业升级问题将成为我国政府和学者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现阶段,学术界对模块化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升级影响相关问题的研究结论与看法莫衷一是。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形成是否会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是促进还是阻碍升级?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模块化生产网络背景下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的嵌入程度与升级现状如何?如何实证检验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程度?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升级路径?以上这些问题正是本文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本文共分为七章,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简要介绍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及现实意义,明确界定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制造业升级等核心概念,以及模块化生产网络下制造业升级的适用范围,最后提出了研究方法、内容安排和技术路线及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模块化生产网络下制造业升级的文献综述。本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模块化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升级、模块化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评述,发现以往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第叁章是模块化生产网络下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升级的理论研究。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模块化生产网络下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升级机理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解释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如何转化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动力,然后重点从理论层面对分工深化机制、创新运行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与社会资本运行机制四种制造业升级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第四章是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案例研究。本章先从总体上对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现状进行研究,分别测度了2005-2013年度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程度、制造产业的模块化水平、网络嵌入程度与制造产业模块化水平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接着,本章选取中国手机产业为典型模块化制造产业的代表,分析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手机产业的升级现状。第五章是对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首先,提出模块化生产网络下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设计,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模块化生产网络下分工深化程度、创新运行水平、市场竞争状态和社会资本积累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实际影响程度。最后,考虑到不同行业的模块化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本章还考察了受调研者所在企业的模块化水平对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绩效的调节作用。第六章研究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路径。在前述理论研究、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嵌入时机、嵌入角色和嵌入模式的角度为中国本土制造业提出有效的升级路径选择。第七章是总结与展望。本章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及研究结论,并从企业、产业和政府叁个层而提出了相关建议与启示。最后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刘苇[7]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戴其文[8]2017年在《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和塑造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支巨大力量,深刻地改变着国内区域经济的框架构造。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产生作用。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家角色的转型,强化了国家角色的重要性。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下,西部欠发达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国际、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的内陆转移,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贫穷地区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持续扩大已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西部欠发达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民族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十叁五规划提出:提高发展的平衡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扶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论文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探索新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过程、空间演化规律与机理。以我国西部欠发达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研究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广西作为沿海的西部落后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策扶持效应明显。中国—东盟博览会和自贸区的建设显着地推动了广西各地区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在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基础理论,建立分析框架。以广西各地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衡量全球化,从政策视角解读地方化,包含国家和区域两个层面,具体选择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作为地方化的表征指标。在考察广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分析广西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组织。以此为依据分别从全球化参与程度和地方化政策两个视角对广西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进行城市尺度上的剖解。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联系的视角,以县域尺度探讨广西水平层面上的空间差异。总结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规律特征。通过上述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全球化和地方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显着影响。研究证实了从全球化和地方化视角探析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机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全球化和地方化对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垂直差异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体现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园区方面的地方化因素也推动了城市间等级差距的扩大。全球化和地方化并不是单独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而是二者相互交织产生合力,借助于政府的角色,通过政策的落实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2)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既是区域差异的结果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广西逐步形成"一主两副"的多中心结构和"西弱东强"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之间层级逐渐拉开,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空间结构原因。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空间结构的惯性对城市发展产生显着影响。(3)全球化的参与格局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外资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分布在广西的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不仅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甚至重组了区域城市体系。广西经济全球化的参与格局变化重塑了省内经济地理格局,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不平衡性。产业结构是地方发展的主要特征和综合表现,是全球化和地方化、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交互影响的产物。广西各地市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采矿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源和普通劳动力依赖较强,分布较为分散,而高关联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人力、集聚有着较高的要求,初步形成了分工和协作,集聚在不同的中心城市并形成了相关的产业集群。经济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呈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导致产业空间发生重组,促进了城市垂直差异的扩大。(5)园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的贡献差异大。产业园区是广西经济发展的关键推手和重要增长极。园区的中心城区布局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拉大中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高新技术企业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推动广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广西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分布在中心城区、次级中心城区及相邻的县域,等级性特征明显,不仅反映了广西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还会进一步拉大城市间的垂直差距。(6)地理、环境和民族是广西县域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发展的水平差异影响不明显,而地方化产生显着作用,证实了多尺度和多机制框架对于分析欠发达地区省内不平衡现象的适用性。地理、环境和民族综合分析框架也证实了地理、环境和民族等地方化因素是广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论证了地理和环境是中国西部欠发达省份的基础结构特征,其对发展的严重制约难以完全克服。广西存在显着的异质空间结构,一些地方化特征对经济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
毕秀晶[9]2013年在《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国际环境对企业空间组织以及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城市-区域的全球联系网络与内部空间组织演变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议焦点,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理论概念不断出,丰富了新时期城市-区域研究的理论体系。但多数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分权化以及城市化(五化)分别从外部和内部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与区域空间组织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逐渐市场化、分权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国内背景使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环境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背景,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现有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典型城市-区域发展演化的空间特征、过程与机理进行系统分析,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系统分析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演化特征、过程与机理也是我国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需求。国家十一五计划以来,“城市群战略”多次被写进国家级战略规划之中,强调城市群作为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促进区域的城市化与一体化进程。地方政府也积极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城市群的发展是能否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发挥其扩散效应、哪些因素影响了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成为城市群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需着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从国内外城市群相关理论及经验研究的梳理与总结入手,采用“理论演绎—假说提出—数据采集分析—模型模拟验证”的研究思路,以我国发展最为成熟的城市群之一——长叁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我国转型时期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城市群在不同空间尺度集聚扩散过程以及主要的动力机制,为后发的以及正在建设的城市群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论文有叁个核心议题：一是,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空间演化特征如何?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以及内部的区域差异是如何演变的,是否表现出与国外城市-区域类似的多中心、网络化、均衡化态势?二是,城市群的集聚扩散态势如何,作为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是否已经显现?城市群内部的大都市区与城市群在更大的区域空间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是否与空间分工演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叁是,我国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论文共分为八章对上述叁个核心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前叁章为理论演绎与假说提出部分,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分析框架。第四、第五章分别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特征和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第六、第七章则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以及行为主体的作用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后一章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缘起和研究目标、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思路与框架,并介绍了论文主要的数据来源和所用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是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论文首先在梳理城市群概念起源与发展的基础上,对城市群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区别分析。其次进一步明确空间演化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从传统城市地理学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等区域非均衡理论到新区域主义学说)以及劳动空间分工理论叁个视角对城市群演进过程与机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第叁章是对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国内外城市群研究新进展的综述。着重关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区域国际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以及所发现的新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论文研究的理论假说,并确定后文的分析框架。第四章与第五章是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演化规律、集聚扩散过程的实证分析。第四章从多尺度的空间视角出发,首先将长叁角城市群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层次,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宏观经济指标,从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与空间差异叁方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呈现出“多中心化”、“均衡化”、“点-面化”与“网络化”的发展特征趋势特征。第五章则以第四章划分的不同空间尺度的空间层次为基础,首先分析了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经济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与扩散态势,并对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然后,结合人口普查的从业人口数据,进一步从产业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的集聚扩散的主要内容。研究证实了大都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了制造业空间扩散、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集聚产业集聚与扩散特征。第六章与第七章是对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分析。第六章从系统论中的自组织与被组织理论出发,探讨了该理论框架下城市群作为一个空间系统的演化过程、通道与关键的行为主体,并构建了基于企业、政府与劳动者叁个能动主体与城市群区域空间格局与空间联系演化的关联分析框架。其次,论文在第六章中实证分析了企业区位与再区位决策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力,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演变与城市专业化和城市等级体系演变的耦合性。第七章则重点探讨各级政府的相关行为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作用。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政府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对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在宏观层面,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分别探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群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以及城市联系演变的作用。在微观层面,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开发区(政府力量的集中体现)间的产业分工与联系的分析具体探讨了政府政策、规划和投资建设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对城市分工与联系的作用以及对城市群区域空间演化的影响作用。在探讨政府对城市群空间演化的直接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分析了政府通过对企业、产业的影响进而推动城市群演化的间接作用。第八章为总结和展望。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归纳,提炼出关于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尝试：(1)以空间演化为桥梁将区域发展演变与生产空间演化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从空间格局、空间联系两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特征,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只注重格局而忽略联系的不足。(2)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注重将不同空间尺度、时间尺度以及宏观与微观分析方法进行结合。从动态化、多尺度、多机制的综合视角对长叁角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演化进行系统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论文在数据指标上采用了基于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引入考虑空间自相关的空间滞后模型,更加客观、准确地模拟了区域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3)通过对大都市区在城市群内部“集聚与扩散”的实证分析,实证检验了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周边县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新时代背景下增长极战略的空间效应,进而为城市群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意义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4)从区域空间演化的能动者行为出发,以系统论中的自组织与他组织为理论基础,从企业、劳动者和政府叁个行为主体的交互作用视角,将由城市群空间演化机制的研究逻辑一致地统一在动态兼容的理论框架体系之中,并实证分析了叁个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城市群区域的空间格局和空间联系演化的作用机理。在弥补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的微观作用机制、缺少政府作用的实证支持等方面的不足的同时,为城市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经验借鉴。
于平[10]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构建》文中提出最近几年，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以日本《产经新闻》为首的国外多种媒体连续发表文章，宣称“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由此引发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制造业的关注。那么，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中国能否成为第四个“世界制造业中心”?本文主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及基本特点 主要回顾了叁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各自的形成过程，揭示出工业化时期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本特点。 第二部分：中国构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理论支持及现实条件 主要依据西方工业化的基本理论，较深入地探讨了工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构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现实条件。 第叁部分：着重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比较优势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主要差距 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要建成世界制造业中心，劳动力成本低是突出的比较优势，除此之外，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基础设施的“瓶颈”障碍基本消除；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巨大进展；广阔的国内市场需求以及中国社会与政治稳定等等，都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而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与主要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还存在着一些差距，比如：制造业产出的人均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开发水平相对落后；制造业组织结构和产业集中度低的矛盾十分突出；制造业的管理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人才外流和职业技术工人缺乏等，都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第四部分：把中国建成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基本对策 在指导思想上，要扭转把制造业看作是夕阳产业的误区；在发展道路上，要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与独立自主相结合的道路；在技术路线上，要循序渐进地由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要采取多层次推进的策略；在市场开拓上，要坚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重；在制造业地域的布局上，要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制造业；在人才的开发上，要注重教育的发展，从长远的角度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培养后劲。
参考文献：
[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构建[J]. 王敏. 大众投资指南. 2017
[2]. 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D]. 唐乐. 吉林大学. 2016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D]. 杨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4].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研究[D]. 涂颖清. 复旦大学. 2010
[5]. 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与区域空间重塑[D]. 武前波.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6]. 模块化生产网络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D]. 刘欣.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6
[7].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8]. 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D]. 戴其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长叁角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D]. 毕秀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的构建[D]. 于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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