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波[1]2005年在《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的制度分析》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多种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观点作为研究基础,采取以理论论证为主、并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研究的方法,以金融制度为研究主线,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及融资方式的发展会提高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绩效并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核心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共包括十个部分。 第一部分:本部分首先提出本论文要研究的问题和一些基本概念的异同,从当前国内外资本结构研究的现状出发指出问题的切入点是我国当前的金融制度。由此出发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内容以及论文的逻辑框架结构和主要创新观点。 第二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资本结构理论各主要分支的模型及基本观点。并尽量包括了该领域的最新发展,通过综述,说明每种理论都是有条件的,而且由于不同理论强调不同的成本从而会得出不同的融资策略选择。在应用某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的融资现实时,首先要看中国的现实环境能否模拟这种理论的分析框架。相对而言,我认为,流动性理论和机会窗口理论分析的情形与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现状和融资环境比较相近。 第叁部分:分析了我国金融产权的制度性缺陷以及我国企业融资制度低绩效的根源,指明了我国融资制度的叁大缺陷:结构性缺陷、体制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认为必须进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组织的创新以及金融产权的改革,才能进一步硬化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约束和增进资本市场的效率,从而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 第四部分: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德国以及日本在融资结构及融资方式上的异同,并从企业的自我积累能力、融资成本、公司治理与市场效率等方面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剖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治理效应弱化的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建立经理人持股激励制度;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加强对银行的监控力度;培育机构投资者并创造能使他们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加强经理人的外部约束机制。
贺妍[2]2016年在《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是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即央行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影响中介指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决策,最终实现预期政策目标。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为投资的现实下,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考察企业行为和评价政策效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学领域,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直接通过利率发挥作用。利率是使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趋于均衡的因素(Keynes,1936)。企业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的敏感性及长期弹性是衡量利率传导渠道的主要指标。同时,企业投资行为是公司财务领域的重要组成内容,根据相关投资理论,企业投资不仅取决于投资机会,在不完美市场条件下,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显着地影响着企业投资行为,从而可能使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变得复杂,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除了传统利率渠道,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渠道。以往关于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指标的研究大都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较少从微观层面出发进行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与微观层面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割裂。由于宏观层面数据固有的不足,在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方面至今尚未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本文首先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债务治理理论对货币政策作用于企业投资的机理进行了分析,构建了资本成本效应、流动性效应、债务治理效应叁个渠道构成的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框架。然后分别实证检验了这叁个渠道的效果。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首先利用新古典投资理论分析框架和误差修正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上检验了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以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存在以及影响程度。其次,本文在考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过程中,检验了不同财务特征的企业投资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差别化反应,并结合我国转型时期产权制度及市场化进程这两个制度特征进行分析,以考察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以及怎样影响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从而更深入地剖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差异化效应在企业层面的原因及制度层面的原因。再次,在考察了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效应即利率传导渠道的作用后,本文从投资决策灵活性和非效率投资两个角度构建了投资效率模型,利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结果可概括如下: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显着负相关,表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利率传导机制总体有效,资本成本是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的渠道之一。第二,货币政策的影响随着公司投资机会及融资约束特征的异质性而呈现差异化结果。其中,对投资机会少、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公司无显着影响,而对投资机会多、融资约束程度较重的公司影响显着。第叁,在制度环境方面,本文发现,国有公司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不敏感,而非国有公司敏感;相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的敏感性更大。第四,制度特征与企业特征会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影响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第五,出于对货币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的考察目的,本文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债务融资对企业的过度投资在总体上并没有发挥治理作用,反而表现出对过度投资的资金支持效应。说明货币政策并未能合理引导企业对获得的融资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但紧缩货币政策对不同特征的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紧缩货币政策能缓解债务对过度投资的支持作用,从而间接地发挥治理作用。但这种间接治理作用仅对投资机会多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企业有效。本文还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也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本文的经验证据对制定货币政策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政策实施对象的不同特征及其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从而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本文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货币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货币政策微观传导渠道的清晰的证据,有助于更加系统地考察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机制和更深刻地理解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异质性效果。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融合了经济学和公司财务学领域关于企业投资的理论,系统而清晰地分析了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理,为企业投资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而且,现有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大多是在公司治理范围内展开的,很少关注宏观政策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投资效率纳入到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行为的框架中,极大地弥补了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投资数量的不足,为货币政策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找到了新的研究视角。第二,与以往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跳出了已有研究的固有思路,在微观层面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及效果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是对宏观政策对经济影响的链条的延伸。已有文献中虽然有不少关于宏观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但是从投资的视角进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文献很少。目前仅有少量文献(彭方平,2007a;2007b、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靳庆鲁等,2012)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且结论不一。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可通过发现观察值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检验出公司之间的异质性带来的后果,不仅能够为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提供更直接的证据,而且能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第叁,本文从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的异质性效果。企业层面上,本文结合资本市场不完美的现实,考察了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这两个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在企业间的差别带来的不同结果,拓展了相关的研究文献,同时也是对已有研究(徐明东、陈学彬,2012)在深度上的延伸,丰富了现有关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的传导机制的研究。制度层面上,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制度特征对企业融资或投资的影响,但是很少有对制度特征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研究。本文结合我国转轨时期的特殊制度背景,从产权特征和市场化进程两方面实证检验了制度因素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调节效应,使本文的研究更加切合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且拓展了彭方平等(2007a)对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货币政策异质性效果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在实证模型和检验方法上,本文对Chirinko等(1999)的新古典投资模型进行了拓展,并采用了误差修正动态模型,使实证检验更加真实合理。在检验方法上,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误差修正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充分考虑了该方法在处理回归量中的内生性问题等方面的优势,从而使估计的结果更加可靠。
王院民[3]2014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融资结构理论指出负债融资具有公司治理作用后，国内外学者对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只是从微观角度分析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的作用，而没有对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是否受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从宏观角度探究宏观环境变化下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货币政策为视角，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研究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首先，本文对我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和公司融资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从理论上分析紧缩性货币政策对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最后，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来实证检验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对负债融资的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1）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负债融资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的治理效应比在宽松性货币政策下的治理效应更强；（2）从公司的产权性质角度来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负债融资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治理效应更强；（3）从负债期限结构角度来看，短期负债的治理效应比长期负债的治理效应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公司应调整融资结构，即通过提高负债融资比例，特别是短期负债融资的比例，以提高公司治理效应，提升公司价值；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来说，我们还需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和加强约束监督力度，以提高预算硬约束。
欧阳春花[4]2016年在《外部治理环境、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企业投资效率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随着“法与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处于特定外部治理环境中的企业,它们一般倾向于趋利避害来适应所处的外部环境,故企业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内化于其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且相对于其他内外部治理机制而言,外部治理环境是更为基础、更为外生的宏观层面,它会影响企业契约的签订与履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治理效率。没有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基于公司层面的各种内外部治理机制将很难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作用,这是导致我国企业投资效率长期低下的更为深刻的基础原因。代理成本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内部因素。外部治理环境不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而且还会通过代理成本等变量间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同时,产权性质的差异是我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影响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那么产权性质的差异也会对上述关系产生显着影响。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为中心议题,以外部治理环境和代理成本为立论点,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与多元回归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外部治理环境、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1.考察了代理成本在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投资过度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探究外部治理环境影响企业投资过度的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2.考察了产权性质对代理成本在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投资过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3.考察了代理成本在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探究外部治理环境影响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4.考察了产权性质对代理成本在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投资不足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显着影响。法治水平与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显着负相关,且这种关系受到了产权性质的显着影响；政府干预与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显着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受到了产权性质的显着影响。2.代理成本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显着影响。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显着正相关,且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代理成本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更大。3.外部治理环境对代理成本产生显着影响。在投资过度组与投资不足组中,法治水平高的地区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显着地小于法治水平低的地区的上市公司,且这种关系不受企业产权性质的显着影响；在投资过度组与投资不足组中,政府干预多的地区的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显着地大于政府干预少的地区的上市公司,但投资过度组中的这种关系不受企业产权性质的显着影响,而投资不足组中的这种关系则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显着影响。4.代理成本在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在全样本和国有样本公司中,代理成本在法治水平和企业投资过度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代理成本在法治水平和企业投资不足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代理成本在政府干预与企业投资过度、投资不足的关系中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非国有样本公司中代理成本则不具有中介作用。
钟海燕[5]2010年在《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及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叁大引擎之一,而在中国企业所常见的投资非效率行为(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往往对经济平稳增长造成损害。根据国外的研究,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不仅仅是公司财务决策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健全的制度安排,如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政治环境、资本市场监管、政府的行政干预、治理模式以及公司层面的治理结构等。因此,从制度层面来研究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问题,或许是破解投资非效率难题的重要出路。对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东在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分别导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呈现“政府干预”与“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特征。另一方面,在国家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核心不但包括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更多的是控制性大股东与其它股东之代理冲突。同时由于法律体系缺乏和监督力度的薄弱,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是大股东控制下的治理结构。因此,政府干预、内部人控制以及大股东控制下的治理结构可能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基于以上逻辑,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深入研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及其效率问题。以期为规范政府行为以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现状下的投资行为模式,提供更为深入、更为贴近转型时期公司特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具体而言,本论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首先,基于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以政府干预作为研究背景,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政府干预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薪酬管制和债务软约束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叁大治理弱化”(政府干预、薪酬管制和债务软约束)正是导致国有公司出现过度投资,降低其投资效率的制度根源。其次,从国有企业改革出现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出发,指出政府将控制权下放出现内部人控制代理问题,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控制权安排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无论从控股股东是政府机构还是国有企业角度考察政府干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强弱,还是从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层级的角度考察政府行政干预的强弱,受政府行政干预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反而优于受内部人控制的公司。行政干预虽然有追求非经济效率的弊端,但是它也有控制内部人机会主义的作用。最后,在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投融资行为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对投资效率具有“激励效应”和“损耗效应”的两面性,并且其“损耗效应”大于“激励效应”,大股东控制通过独立董事比例和资本结构对投资效率发生的“损耗效应”是中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根本原因。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政府干预以及由其衍生出的薪酬管制和债务软约束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不仅为理解政府干预下公司目标及激励机制扭曲所导致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而且也为资本市场的监管提供了重要启示。②通过从国有产权这一视角考察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控制权安排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不仅为理解政府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为改革政企关系以及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③本文根据大股东控制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路径,建立通径分析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可以有效揭示和探讨大股东控制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内在机理以及大股东控制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这有助于弥补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传统的以财务报表数据及相关财务指标为工具的效率测度方法的缺陷。
刘彤[6]2005年在《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讨各国市场体系条件、法律制度环境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模式选择的不同影响,从微观层面探讨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融资结构内在关联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认为,要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就需要强调企业融资结构对目标治理模式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寻求与融资结构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本文主要从企业融资结构视角出发,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国有控制企业的简称)目标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并根据利益相关者适当参与公司治理的观点,着重分析了加强债权治理对改善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积极意义及其现实途径。 总体上看,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表现出“大股东权力超强和内部人控制混合”的股权治理主导型模式特点,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被认为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提倡减持国有股、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公司股权分散化的观点被普遍认同。然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过程并未对公司治理的改善产生应有的积极效应,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拓展融资渠道之外并没有体现出融资结构调整对公司治理模式运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环境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国有企业治理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股权治理为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融资结构的主要特征并不契合,不能发挥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不可能解决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机制问题,也不可能协调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根据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点加强对债权治理工具的重视和运用,可以为目前因矫正股权结构的方案收效甚微而陷入的改革困境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即立足于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现状改善各种治理机制的运作条件和环境,从而以最低的改革成本实现增进国有企业绩效的最终目标。
唐楚生[7]2005年在《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上市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整个证券市场上,不论是公司数量还是资产总量、股本规模,农业上市公司所占份额都不足5%。但是,正如不能因农业随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而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而否认农业的基础地位一样,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农业上市公司的作用及影响。农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作为具有一个特征鲜明的行业,对证券市场乃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在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现实而又不能的回避的问题是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率总体偏低,存在严重的二元股权结构问题,流动负债比重过大等。这种不合理的资本结构,深刻地影响并决定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影响并决定企业行为特征及企业的绩效。因此,如何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成为困扰农业上市公司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紧紧围绕如何优化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这一主题展开分析,其内容可概括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化基础分析,包括第二章和第叁章。该部分旨在为研究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理论做好理论铺垫和明确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现实基础。第二部分研究农业上市公司资本运动中的财务政策选择行为为与资本结构优化问题,包括第四、五、六章。公司资本结构是一个动态的调整和形成过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财务政策的选择和形成,一方面受到现有资本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并以现有的资本结构为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每一个具体的财务政策的实施及结果,又会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改变着现有的资本结构。第四章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2003年的截面数据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五章专门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对资本结构和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第六章则从股利分配政策角度分析其对资本结构优化的影响,论证股利政策优化、合理的股利支付率,股利支付方式和策略的协调配合将有利于资本结构的优化。第叁部分为资本结构优化的对策研究,包括第七、第八章。笔者在第七章提出了优化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对策借以构建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微观制度基础,第八章则在宏观上,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培育完善资本市场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叁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宏观经济体制、市场环境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这叁个影响和决定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措施。这两章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视角,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制度建设方面形成了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的完整对策措施。 经过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万丛颖[8]2009年在《基于代理冲突视角的股权治理效应研究》文中提出股权结构的设置作为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受到相关政策以及资本市场环境所限,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治理机制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应。针对这一问题,以往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广泛的分析与研究,但始终未得出统一的结论。2005年5月我国正式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为股权治理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股权分置改革通过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对原流通股股东因股票市场价值缩水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从而解决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以期实现真正的同股同权。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尽管现有的非流通股转为可流通,然而并不等于全流通,这一方面源于相关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取决于股东的策略选择。但是毫无疑问,股权分置改革必然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也因而引起股权治理效应发生转变。基于这一宏观背景,本文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治理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股权分置改革、公司产权性质和市场竞争对于股权治理效应能够产生何种影响,并结合研究结论对我国治理模式构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与结构如下：第1章,引言部分。该部分在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阐明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的内容、框架以及创新之处进行了介绍。第2章,股权结构效应的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对股权结构与代理问题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文献回顾与评述,为本文后续的理论以及实证分析提供依据。第3章,相关理论基础及模型分析。本部分从公司治理的起源委托代理理论开始,对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归纳和梳理,并通过对制度论、机制论、结构论以及目标论等不同学者提出的定义的回顾,提出介于广义和狭义的公司治理之间的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随后对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回顾,总结出当前股权治理效应的研究趋势与我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影响股权治理效应的内部及外部因素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及评述。第4章,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基于代理成本视角分析。基于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划分为叁个维度,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最终的研究结论认为,股权结构的治理机制对于不同代理冲突具有不同的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对股权代理冲突和控制权代理冲突具有正向治理效应,股权制衡度对于股权代理冲突具有负向治理效应,而对控制权代理冲突则具有正向治理效应；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对债权代理冲突具有正向治理效应,对于控制权代理冲突则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第5章,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权结构的治理效应分析。建立在第四章的研究基础上,针对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股权结构的变化引发的代理问题的变更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采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无论是股权分布方面还是股权性质方面。具体表现在国有股、法人股比例大幅下降,股权集中度的分散化,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显着提升。这种股权结构的变化引发各类代理冲突的变化,首先国有股比例的大幅下降表明原国有股股东手中股权逐步分散到其他股东手中,相对原国有股股东来说,这些股东更为关注公司成长以及长期价值,因此较国有股股东更有动机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股权代理冲突大幅下降；其次,国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在股改前对债权代理冲突均存在较强的治理动机,国有股股东由于与公司主要债权人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同质性,降低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法人股股东出于对公司财务安全性和长期增长性的考虑,也存在维持与债权人之间良好关系的动机。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随着两者持股比例的大幅下降,这种动机也随之减弱。尽管在两配对符号检验结果中显示债权代理冲突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尽管并无显着的变化,但股权治理效应有所降低；最后,控制权代理冲突并未随着非流通股流通限制的取消而降低,反而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有显着的升高,这主要源自于控股股东手中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增加。第6章,不同产权性质下的股权结构治理效应分析。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行分析,并基于产权理论,分析产权属性对股权治理效应的影响,检验产权的归属是否会决定股权治理效应的高低。结果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归属不清的产权性质导致国有上市公司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降低了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激化了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侵占动机。非国有上市公司鲜明的私有产权性质能够有效避免国有上市公司的这种效率缺乏,然而非国有产权并非如产权理论所期待的那样高效,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代理冲突方面,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大股东对债权人利益侵占情况较为严重,因此同样存在效率缺乏。第7章,不同市场竞争度下的股权结构治理效应分析。基于超产权理论,对于市场竞争对于股权治理效应的影响进行分析,检验市场竞争与股权治理之间究竟存在替代还是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认为随着市场竞争度的提高,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冲突和债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有所增强,表明市场竞争与股权治理机制在针对股权代理冲突和债权代理冲突方面具有互补效应。而对于控制权代理冲突方面,市场竞争度的升高会制约股权集中度对控制权代理冲突的治理效应,这表明激烈的市场竞争与股权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相互替代的效应。第8章,主要结论及权变治理模式构建,综合本文研究结果得出基本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背景,对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优化以及权变治理模式的构建提出政策建议,并结合论文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内容的创新。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之后随着股权结构的变化,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日益严重,因此本文将债权人与公司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也纳入到研究框架中,采用结构方程对股东、管理者、债权人叁方的利益冲突进行综合分析,并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委托代理理论进行扩展,提出一种中义的公司治理的概念。第二,研究思想的创新。基于中义的公司治理概念,本文提出采用代理冲突指标对股权治理效应进行衡量,并根据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分为股权代理成本、债权代理成本和控制权代理成本。股权治理机制的治理机理即是通过股权结构的变化影响代理成本,从而改变公司绩效。第叁,研究方法的创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国有股股东持股比例、法人股股东持股比例等股权结构指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采用回归方程的方法容易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检验结果。此外,由于回归方程一次仅能引入一个因变量,因此使用回归方程对股权治理效应进行检验只能将代理冲突分别引入,而无法将多种代理冲突综合进行考量。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各股权结构指标以及叁类代理成本同时引入模型,克服了传统的回归方程进行检验的方法上的缺陷。此外,受研究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以待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入：第一,未对全流通条件下的资本市场进行深化研究。股权分置改革虽已基本完成,但是受相关制度设定以及公司自身战略因素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流通,因此本文并未对股权的流动性纳入到研究范畴之内。第二,未对其他权变因素进行研究。出于研究完整性的考虑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对于公司规模、政治法律因素、以及公司成长阶段等权变因素没有涉及。第叁,对于代理冲突的衡量指标缺乏统计检验。本文对于代理冲突的衡量指标仅是结合前人研究以及我国相关制度设置进行选择,并未通过统计验证是否有效。
任中华[9]2016年在《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债务融资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融资方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同的资本结构不仅关系到资本成本、筹资决策,治理结构、公司绩效等公司内部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债权人、所有者、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在经营,监督,收益分享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享有和履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公司越来越重视债务融资发挥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短,各方面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比例偏低、债务融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没有有效发挥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激励作用。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使得我国上市公司产权制度背景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政府对公司的约束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使得不同产权下债务的治理效应也存在着差异。相对于非国有产权性质公司,国有产权性质公司与政府存在更多的天然关系,在债务融资过程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机构的支持,有的国有企业承担了一定的政策性任务,不仅仅只是为了赢利,使得当这些国有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需要对企业的亏损进行补贴或保护。因此,由于不同的产权性质中存在政府支持的差异,使得产权性质可能影响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本文借鉴国内外对债务融资研究的相关文献,以债务融资的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我们现阶段的特殊的产权制度背景来研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于不同的行业存在着不同的经营特点,不同债务不具有同质性,并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人口大国,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4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不同的产权性质,从总债务规模,不同的债务期限以及不同的债务来源叁个角度实证研究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总债务融资规模在50%左右,并且国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比例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融资比例,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均值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均值;从我国上市公司负债的期限结构中发现,我们上市公司主要进行短期债务融资,而长期债务融资比例较低;同时从融资的来源来看,我们上市公司主要通过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进行融资,银行借款融资仍然是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发行公司债券进行融资的公司较少,并且比例较低。通过实证回归结果表明,总债务规模与公司绩效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总债务规模对公司绩效的负相关性较弱;长期负债与公司的绩效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长期负债对公司绩效的负相关性较弱;短期负债率对公司绩效负相关,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短期债务与公司绩效的负相关性较小,短期债务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对公司绩效的消极作用更加明显;银行借款率对公司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银行借款率对公司绩效负相关关系较弱;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商业信用率对公司绩效不存在显着的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商业信用率对公司绩效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并未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理论上的正面效应,并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的下,不同类型的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结合实际对实证结果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各方面机制不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结构不合理;公司债务融资的软约束等问题。并且根据研究结论及其原因分析,为帮助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发挥积极的效应,提高公司绩效,提出了几点建议:不断完善资本市场机制,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不断完善经营、融资、投资决策机制,优化融资结构;重塑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强化银行债权约束。
杨灵芝[10]2005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债权的治理效应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先对资本结构理论中有关债权的治理效应的理论进行了简要回顾,指出公司债务融资与其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接着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特征及其成因,并通过对75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债权的治理效应恶化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债务结构、银行体制及证券市场对债权的治理效应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国家股一股独大,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不利于债权的治理效应的发挥;上市公司短期负债率高于长期负债率,由于我国债务约束的软化以及破产退出机制不完善,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负债并没有起到约束经营者对自由现金流量的随意决定权,也没有使企业面临清算的危机,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主要是长期借款,发行公司债券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其债务分布结构是比较集中的,不利于减少策略性违约,我国国有银行与上市公司有着一部分相同的所有者,同时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是完全的独立“经济人”,还承担着很大的政治任务,因此,即使银行是优先级债权人也起不到真正的监督作用;银行没有对上市公司发挥债权人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制约着上市公司债权的治理效应的发挥。文章最后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完善破产退出机制与完善主办银行制度这四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公司治理结构下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的制度分析[D]. 吴元波. 西北大学. 2005
[2]. 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贺妍. 苏州大学. 2016
[3].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D]. 王院民. 暨南大学. 2014
[4]. 外部治理环境、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D]. 欧阳春花. 西北大学. 2016
[5].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及效率研究[D]. 钟海燕. 重庆大学. 2010
[6]. 基于融资结构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D]. 刘彤. 四川大学. 2005
[7]. 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D]. 唐楚生.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8]. 基于代理冲突视角的股权治理效应研究[D]. 万丛颖. 东北财经大学. 2009
[9]. 基于不同产权性质下债务融资对公司绩效影响研究[D]. 任中华. 西南大学. 2016
[10]. 我国上市公司债权的治理效应研究[D]. 杨灵芝. 同济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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