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科[1]2003年在《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演进与发展趋势》文中提出21世纪是否还是“美国世纪”，这是判断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趋向的重要参考问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透彻地分析美国在二战后称霸的条件——科学技术的绝对优势、要素禀赋的“高级化”、不断增强的“相对军事实力”、叁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粗俗却有吸引力的大众文化、能够利用或任意饶过主要国际组织的能力，以及美国期望称霸的原因——在自身价值取向的指导下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它希冀实现美国霸权治下的美国利益与国际社会福利总水平的统一。接着本文着重分析二战后到新世纪美国霸权的演进与发展趋势，得出结论：美国传统霸权必然衰落，这是演进理性的必然结果以及边际传统霸权递减规律在起作用；新霸权不断增强，这是建构理性的选择。最后选择冷战后对美国霸权产生实实在在威胁的一个案例进行分析：欧元挑战美元霸权。
刘雨辰[2]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提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符春苗[3]2013年在《美国盟友反美主义研究》文中指出反美主义不是新生事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以前。从早期欧洲知识精英对美国文化的蔑视到冷战后全球反美浪潮的兴起，反美主义已成为独特的国际政治现象。反美主义的产生既与美国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政策和行为等美国因素有关，也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及各国国内因素相关联。反美主义使美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通过进一步考察发现，反美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美国“敌对国”的“专利”，来自美国盟友的反美主义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影响力。由此，研究不同类型的反美主义，包括不同类型的盟友的反美主义，有助于我们对于反美主义这一独特的国际政治现象有更全面和准确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正确的判断。本文着重考察了韩国、法国、加拿大叁种类型的盟友反美主义。研究结论是：韩国反美主义属于“民众-问题主导型”反美主义。韩国反美主义总体上是对美国霸权政策或特定行为的抵制或反抗，具有“问题主导”特性，而反美主义的参与主体则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韩国民众。法国反美主义属于“精英-文化主导型”反美主义。从早期对美洲和美国文化的蔑视到后来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抵制，都体现了法国反美主义的“文化主导”特性。而知识精英始终是法国反美主义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加拿大反美主义属于“民族-认同主导型”反美主义。加拿大与美国有着地理亲近关系和历史亲缘关系，美国的强大存在构成了加拿大民族认同最大的外部威胁。从最初受美国“大陆主义”的冲击面临被吞并的危机，到“一体化”所带来的被同化的危机，来自美国的威胁给整个加拿大民族带来了生存和认同危机，这也成为加拿大反美主义的主题，而由不同族裔组成的加拿大民族则成为反美主义的主体。不同类型的盟友反美主义各具自身的独特性，在反美主体、主题、表现方式、产生根源及理性程度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而以挑战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追求更为平等的盟友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反美主义，则成为美国盟友反美主义的共同特性。反美主义导致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但与非盟友国家反美主义相比，盟友国家的反美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则相对温和，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也极为有限，不足以动摇美国与其盟友共同的现实利益的根基。反美主义将促使美国调整与其盟友的关系，但美国同盟体系不会因为反美主义而出现大的裂痕或解体。
张建[4]2017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逄爱成[5]2012年在《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了美国单极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军事新格局,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要标志的冷战色彩日益淡化,金融主导下的经济战不断提升。美元已超越了主权国家货币的范畴,具有明确政策法律、人员机构等条件支持,并已融入和渗透到美国全球霸权各领域,成为实现美国国家意志、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战略。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是维护美国自身发展、实现霸权护持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秩序变革进程的集合体,是支撑美国全球霸权体系运行的金融基础。认识和研究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的内涵、运行模式以及运行结构等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按照历史本体论的要求,采取了理性选择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等方法对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进行了纵横结合的交叉性分析。从纵向视角来看,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先后经历了“两次跃升、叁个阶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波浪式发展曲线,美元霸权战略内在的“创新性”是其发展演变的不竭动力。从横向角度看,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建立在深厚理论基础、多维实力结构和成熟运行机制基础之上。在运行实践中,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的运行主要体现为叁种模式：货币特权模式、华尔街模式和渗透融合模式。同时,美元霸权战略也是一个蕴含内在矛盾与面临外部挑战的复合体,这也是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最后,以美国国债危机作为切入点对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进行实证性的案例分析,认为美国国债已成为美元霸权战略的“稳定器”和“缓冲器”,为美元霸权战略的扩展与收缩提供了巨大弹性空间。为了保证美国世界霸权的长期稳定发展,美元霸权战略必须要维持美国国民福利与国际义务、政府与国会、霸权实力与霸权威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要素间的动态平衡。尽管目前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缓慢,但美国国内具有超强的自我修复力和创新力,美元霸权战略仍具有超强的现实基础。
王发龙[6]2016年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叁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叁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叁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叁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叁,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叁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杨震[7]2012年在《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文中研究指明间发展。战争的变化同样也对海权的范围产生了影响：冷战后世界海军力量对比的变化使战争集中在沿海地区；一体化联合作战对海军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具备为联合部队提供战略海运、海上防御和对陆纵深打击能力。军事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进行引领的导弹技术的进步使海军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远程精确常规战略性打击成为可能。上述影响使海权的范围开始从远洋公海扩展至沿海地区并直抵大陆纵深。后冷战时代海权在规模范围的变化不但完成了理论探索,也进行了战争实践。从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的变化来看,则是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双重影响的。后冷战时代海权的地缘政治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海权的轴心地带由从前的大西洋转向太平洋。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与美国一起成为世界海权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在中国发展海权的叁个关键战略区域：台湾、南海和印度洋进行“岛链”封锁,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海权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的海权观念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济海权观、战略海权观、复合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构成了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的主体。冷战的结束使海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还在深化与发展。
郑功[8]2015年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国中东石油政策的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危机发生的十年,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在美苏冷战中进行战略收缩的十年,也是民族独立运动和第叁世界国家争取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蓬勃发展的十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研究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美国为应对危机而进行的中东石油政策的调整,希望可以对国际关系史、冷战史、国际经济关系史、美国中东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做一些有益的补充,也为我们自己制定更为合理的对外石油政策和中东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减少形势误判和政策失误。本文根据近年来最新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对两次石油危机发生前后美国中东石油政策的调整、演变进行剖析,以图通过石油外交的视角还原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石油霸权建立并巩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石油霸权遭致重大挑战并衰落,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石油霸权解体、1973年以后美国石油霸权重建、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美国重建的石油霸权经受检验的全过程。本文首先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建立并巩固全球石油霸权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根据1944年《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的设计,排挤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以中东石油为支点、跨国石油公司为载体建立起了全球石油霸权,并通过这个霸权控制或影响中东产油国及西欧、日本等国的政治经济生活。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美国石油霸权动荡不安并遭到严重削弱的时期。这个时期,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从石油基本自给的状况进入大量依赖进口石油,尤其是中东石油才能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状况。西欧和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加深。而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发展壮大及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中东产油国围绕"提高石油标价"、"掌握石油标价权"、"石油参股和国有化"等石油权益与跨国石油公司及其母国展开了斗争。面对这些斗争,美国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在美国石油霸权基本稳固、保障石油供应是第一要务、不能让石油问题干扰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对跨国石油公司与中东产油国围绕石油权益的斗争采取了"不介入"、"少介入"、"有限度介入"的态度,整个应对政策混乱、多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和长远的考虑,没有形成政策共识和危机意识,没有有效支援跨国石油公司,最终造成了跨国石油公司在这场斗争中节节败退,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石油霸权,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利用石油武器,发动石油禁运,造成第一次石油危机。西欧、日本等国为了确保自身石油供应,纷纷改弦易辙,站到了阿拉伯国家一边,西方联盟在美国不能再为他们提供有效石油担保的情况下出现巨大分裂,美国在战后首次无法统一西方联盟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政治步调,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石油霸权也随之终结。面对这次危机,美国行动敏捷。为解除石油禁运,在基辛格的设计下,美国在外交上改变了完全偏向以色列的政策,适当听取阿拉伯国家的声音,通过"穿梭外交"和"逐步解决方案",推动阿以冲突的解决,缓和局势,为石油禁运的解除创造条件。同时,美国稳住中东主要产油国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借助伊朗的力量确保一定的石油供应,借助沙特的力量推动解除禁运并控制油价上涨。在西方国家之间采取"苦难均分"政策,共同分摊石油禁运造成的供油不足以渡过危机。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问题进入美国决策核心,成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成为美国中东战略和阿以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开始形成成形的政策。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美国石油霸权解体,西方联盟人心四散。基辛格通过建立国际能源机构、巩固国际能源机构内西方国家的团结、调整美国的阿以政策、强化和伊朗、沙特"海湾双柱"的关系等手段来重建美国石油霸权,恢复西方联盟在石油问题上的团结并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抗。从总体上看,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国际能源机构的建立和巩固使美国初步达到了统一西方联盟能源政策、提高西方联盟抵御和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的目标,使美国在石油霸权解体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美国及其盟国在石油政策上的分歧和各自为政,让美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石油权力的中心,部分恢复了美国的石油霸权。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在援助以色列的同时又适当听取和满足阿拉伯国家的需求,强化与"海湾双柱"伊朗、沙特的关系,使得美国在中东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在应对油价上涨等问题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手段,也避免了中东再次出现严重的冲突和石油武器的使用,国际石油局势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1978年至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政权倒台,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伊断绝外交关系,建立在冷战基础上的美伊盟友关系嘎然中止。伊朗革命造成伊朗石油大幅度减产直至停产,从而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发生。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花费巨大精力构建的美国石油霸权和国际能源机构也面临新危机的检验。面对第二次石油危机,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没有处理好。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动员沙特增产、在东京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达成有关应对危机的共识、在国际能源机构内通过消费国合作执行这些共识来解决危机,但并没有获得成功。油价没有下降,现货市场的抢购也没有停止,对石油危机的恐慌持续经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结底在于美国决策层的分裂而造成的政策的两面性、对危机严重性估计不足造成的政策改变以及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退和总统权力的削弱。由于美国的两面性政策,造成西方联盟无法真正团结起来应对危机,国际能源机构也没有能够发挥引领作用。但是美国重构的能源霸权在危机中并未倒塌,国际能源机构在危机期间通过的一些措施,在以后的岁月里开始逐渐发挥作用。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两伊战争的爆发,美国中东战略和中东石油政策开始深度转变,对第二次石油危机本身的解决开始淡出美国的决策视野。
王中旗[9]2016年在《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文中提出中东地区位于五海叁洲之地,蕴藏着世界范围最大的石油资源,是全球能源的高地,也是资源的宝库,又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区域。历史上中东地区就蕴含着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进入二十世纪,中东地区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受到世界大国的介入和干预,大国干预又为争夺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内部的民族、教派冲突增加了其复杂性。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先期工业化国家还是后期工业化国家,无论是处于地缘政治边缘的小国或弱国,还是处于对于世界秩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强国或大国,出于地缘政治安全、国家发展利益以及石油能源需求等需要,都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秩序的演进和变迁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参与。因此,研究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对于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地缘政治战略以及国家石油能源利益都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是绪论,主要陈述选题的缘起、论题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和不足以及发展前瞻、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核心概念内涵分析以及研究内容等。第二章是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形成的根源。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国利益秩序与中东利益之间的冲突,主要从世界秩序和格局角度展开分析；第二部分是宗教价值与世俗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第叁部分是地缘政治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方面的冲突；第四部分是中东地区社会结构与多元认同之间的冲突；第五部分是大国经济利益与中东地区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结论是中东地区冲突呈现为国际层面、国家层面、民族层面、宗教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本质上是大国政治秩序设计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冲突导致该地区冲突性政治秩序的生成。第叁章是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的现实表征。中东冲突性政治秩序的展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东冲突各方寻求“对冲平衡”的现实表征；第二部分是中东地区文化政治冲突裹挟种族教派冲突的现实表征；第叁部分是中东地区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场域”中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第四部分是中东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表征。结论是中东地区国家既置身于世界性大国秩序直接约束之下,又置身于区域大国直接影响之下,因此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在大国干预和介入下始终无法缓解政治冲突。第四章是中国对中东地区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的应对。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中国在国际层面展开协调,同时与中东域内国家加强政治沟通,保持良好关系；二是中国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现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共享发展和共同进步。结论是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要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共享的外交关系,不只是要在国家层面需要与大国展开政治博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最终会使中东地区国家受益,尽管在推进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到该地区冲突性政治秩序的严峻挑战。第五章是结束语。中东地区地缘冲突性政治秩序的根源在于大国设计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与中东地区秩序诉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直接冲突,国际秩序的变迁展示出大国争夺中东地区主导权的现实政治博弈和利益争夺。中东地区国家力量与大国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既无法回避大国围绕中东地区出现的冲突,又无法完全规避国内出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由于中东地区国家存在石油资源生产和蕴藏量的较大差异,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对于世界范围各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因素成为大国谋取中东地区政治和石油秩序主导权的根本诱因。因此,中东地区的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既是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赋予的地缘报复,同时也是中东地区冲突呈现多层次性和多重迭性的集中体现。
欧阳丽[10]2011年在《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霸权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国际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尽管形态各异,政治霸权一直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几乎所有时代的国际关系面貌和本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政治霸权的权力基础、作用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和特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也与前信息化时代存在着巨大差异,对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的发展特点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学理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系统分析了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的权力来源、发展特点及其对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演进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在对国际政治霸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之上,探索了其他非霸权国家于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模式选择。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国际政治霸权的权力源泉进行历史性分析,提出信息化时代高科技知识成为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的权力源泉和基础的基本观点,进而对高科技知识在国际政治霸权的形成、运行及演进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第二部分,对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合法性”的获得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进行解读,揭示国际政治霸权这一重要特征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及影响;第叁部分,分析国际政治霸权在信息化时代国际关系体系建构及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国际政治霸权对冷战后单极主导、多强并存国际关系体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体系的稳定亦具有一定的维持功能,但其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国际关系体系长久稳定的重要障碍;第四部分,探讨在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力量多元发展,国际政治霸权面临直接或潜在挑战的情况下,国际政治霸权的基本走势,指出国际政治霸权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衰落,且弱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短期内其所具有的全球主导性作用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第五部分,思考和探索其他非霸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霸权力量过于强大而制衡力量相对有限的权力失衡态势下,对国际政治霸权的应对策略。非霸权国家应理性地认识国际政治霸权在信息化时代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基本规律及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地位,在以高科技知识为依托提升综合国力的过程中实现对国际政治霸权的规制,在广泛参与、合作,建构多边安全机制中改变对国际政治霸权的依附和趋从,进而实现对国际政治霸权的制衡。
参考文献：
[1]. 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演进与发展趋势[D]. 黄晓科. 暨南大学. 2003
[2].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3]. 美国盟友反美主义研究[D]. 符春苗.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4].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冷战后美元霸权战略研究[D]. 逄爱成. 吉林大学. 2012
[6]. 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 王发龙. 山东大学. 2016
[7]. 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D]. 杨震. 复旦大学. 2012
[8].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与美国中东石油政策的调整[D]. 郑功. 南京大学. 2015
[9]. 中东冲突性地缘政治秩序研究[D]. 王中旗.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10]. 信息化时代国际政治霸权问题研究[D]. 欧阳丽. 吉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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