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论文文献综述）
刘晗[1]（2021）在《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天文一学自古有之。它源于哲学,应用算数,杂糅政治,融入社会,在实学导向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探求天意、编写历法的工具。西方天文科学自明末入华以来,与中国本土天文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博弈,直至晚清,二者在以《谈天》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着作的翻译中达成会通,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本研究在翻译文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的观点,构建翻译摄动论。作者以《谈天》1859和1874版译本,及其1851和1869版底本Outlines of Astronomy（直译为《天文学纲要》）为一手资料,通过文本细读、比对,从译法选择、概念理解和译名废立,研究西方天文学概念的引入和科学思想的容受,分析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如何使中国古代天文思想偏离其原有轨道,进入近代天文学新轨道,并探讨其中的翻译摄动作用。研究发现,中西天文思想的博弈经历了激烈对垒、反复较量、吸收融会三个阶段。阻碍其翻译和传播的原因,有学科差异产生的天文知识的断层、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天人关系的矛盾、西学中源和夷夏之辨等主流社会思潮的抵制。即使在18世纪译有《崇祯历书》等着作,天文仍仅作修改历法之用,无法摆脱皇权的辖制。直至晚清,敏感于新学的士大夫与崇尚科学的新教传教士延续并发展了自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以李善兰为代表的秉笔华士调节儒学价值观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删述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将西方近代天文学集大成之作Outlines of Astronomy译成适于国人了解新天文学前沿的《谈天》。在新概念的翻译上,译者沿袭旧词或创立新词,在天算、天官、天文、天学等与astronomy的意义有所交叉的词语中选择“天文”为译名,以除旧立新;又新译nebulae为“星林”、gravitation为“摄力”,引入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两门新学问。本文认为,以《谈天》为中心的近代天文学译作体现了晚清学者在中西天文博弈和中国新旧天文思想承接上审慎的批判和选择。译者以翻译为媒介,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细化学科分类,在理论上满足重建天文学科的必要条件;在关键译名的确立上,以客观实体的“天”取代天人映射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解构实学,改变天文的学科性质,另一方面动摇天道观的哲学传统,在思想上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此后,官民合力兴建学堂普及天文教育,在物质上符合现代教育体制下对于开设新学科的要求。晚清译介西方近代天文学,借它山之石,使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生了近代转向。
贺明媛[2]（2021）在《从梵蒂冈馆藏中文文献看明清之际中国士人与“天学”》文中研究指明从16世纪末起,直到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从明末清初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之间的接触开始的。入华传教士以耶稣会为代表,他们通过接触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和上层社会来向中国输入天主教,以西国奇器和西方儒士的身份吸引了很多中国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接触了西学和信仰天主教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回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梵蒂冈馆藏的中文文献在欧洲是数量最多的,其馆藏汉籍藏书不仅包含众多来华传教士所撰的汉文文献,还包括多种词典和字典以及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或寄回欧洲的中国古籍,涉及基督宗教、西方科学、艺术、舆图及星图等多个领域,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一部分明清之际中国士人关于天主教的着作。本论文在第一章界定了“明清之际”、“中国士人”和“天学”的概念,并总结了来华传教士的特点及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和士人的特点,为彼时中国士人与天学的接触勾勒出基本的框架和背景。第二章介绍并分析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的基本情况与价值。论文通过整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以及另外四部相对较为完善的相关研究《清初士人与西学》《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互动——一种思想史的视角》《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的中文着述》中的中国专着和作者,将中国与天主教有关的人物和作品整合成表,并挑选出重复出现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中国士人。在论文的第二、三、四、五章就挑选出的中国士人韩霖、严谟、李九功、朱宗元、张星曜五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讨论其五人对中国社会伦理问题及天儒问题的解读与其作品中的天儒特点,分析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中国士人兼天主教徒在明清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调试儒家传统与天主教之间的问题。
王鹏[3]（2020）在《明清时期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明清时期西画东渐即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后续影响为研究对象。所论明清西画东渐不仅仅是指西方绘画在华的传播影响过程,同时也是指西方艺术美学观念在华的传播影响过程。论文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线索,着力对明清时期西方文化艺术在华传播的历史背景、前因后果、事件人物、代表作品及后续影响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论文整合了以往对该现象的分散性研究成果,注重分析西画东渐运动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论文从文艺学、美术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对西画东渐运动做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其次,论文运用横向比较的方法,综合分析西画东渐过程中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差别及其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本文立足民族文化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析明清西画东渐中的艺术创作现象和其对后来二十世纪初新时代美术发展的影响。再次,本文采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来证明理论论述的准确性。本文打破了以往中国美术史论述中只注重中国传统美术而忽略西方美术对中国美术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局面,对现代绘画艺术创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论文共分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分为五章,以下是本论文的结构和各章节主要内容:首先是绪论,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论文的缘起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对论文作了整体性的说明。本文所论证和叙述的是当下美学工作者和美术创作者所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明清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本文主要以明清时期西方绘画艺术的创作、传播和影响为论证主体,采用图示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文艺学、美术学、比较文艺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野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全方位的分析和阐释,从而为美学理论研究者和绘画创作者提供全面、立体、准确的理论支撑,同时又为创作具有本民族时代特色的绘画作品提供理论指导。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西方绘画艺术或者受西方艺术影响的绘画形式曾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长期地存在,它们慢慢地改变着中国人民的审美欣赏习惯,从而为二十世纪初的新美术运动奠定了基础。绪论第二部分是本文对明清时期“西方绘画”概念的界定。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说明。首先,本文从时间上对其做了界定。其次本文从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对明清时期的“西方绘画”概念做了界定。其中,具有“西方绘画”主要特征的几种绘画形式,都被纳入本文所指的明清“西方绘画”之列。绪论的第三部分为文献综述。笔者查阅了与本文有关的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中外文献资料。国外的文献资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介绍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及其所做贡献的文献资料,另一类是博物馆现存的明清绘画实物资料。国内的文献资料主要是近十年来以西画东渐及后续影响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着等研究成果。绪论最后部分是对本论文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的陈述。正文内容分为如下五章:第一章是对西方绘画传入明朝的背景及传播状况的梳理与分析,分为四节。第一节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明以前西方绘画在华的传播情况。虽然明末的西画东渐是中华美术史上一次可以称之为有序、有质量、有规模的,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艺术的传播运动,但这并非西方绘画艺术首次进入中国。首先,根据确切的文献记载,早在大唐时期,作为西方天主教一支的景教就已传入中国。并且,该教还曾形成一定的规模。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景教也经历了很多曲折和生存危机,但从未从中华大地消失过。本文同时论述了当时作为景教产生地的东罗马的艺术状况。西方最初解释基督教义的文献中就包括类似连环画的书本插图或庙宇壁画。这些插图或壁画又会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扩散。当时的历史文献不仅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的这一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描述了随着这一教派一起传入中国的宗教绘画活动。当时的景教寺院中会有教徒进行宗教壁画和人物帝王肖像的创作活动。由此推测,景教入华时,西方释教的艺术图像就已经传入中国。其次,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和西亚的贸易也越来越繁荣,中西风格的实用工艺艺术品也随着频繁的商业活动而带给双方,同时在华长期居住的外国人也不断地传播着西方艺术。从宋元时代所保存下来的西方人的墓碑以及一些艺术实物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西方艺术在国内的传播状况。这也说明明末的西方绘画艺术入华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孤立的艺术事件,而是具有历史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第二节分析了明代西方绘画艺术在华传播的中国背景。本节从当时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人文思想两个方面来论证明末西画东渐时的中国社会背景。第一方面是明朝的对外政策。明朝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中国政府对南方沿海贸易地区的管控对策,是西方开启中欧贸易之门的先决因素,也是西方绘画艺术能够进入中国的主要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当时的人文思想。明朝人文艺术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社会文统的批判性和矛盾性。当时的文人艺术表现出脱离现实社会的内向追求。创作者们强调抒发胸中的逸气和追求虚无缥缈的境界。第三节介绍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传播西方绘画的历史过程。本节分别论述了利玛窦来华时,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以及明代欧洲西方传教士进入远东的条件。利玛窦来华时,意大利绘画艺术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为西画东渐运动的进行奠定了基础。第四节介绍了西方绘画进入中国的传播者罗明坚及明末之美学译介。本节内容论述了早期澳门耶稣会的建立过程、罗明坚神父携西方绘画进入内地的传播过程以及明末西方宗教哲学、美学、实用科学等着作的在华译介过程。欧洲文学的译介活动开阔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同时对明末知识分子理解西方艺术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章分析了明入华的西方绘画的审美特点及其传播影响。本章分五节。第一节论述了中国油画家游文辉的《利玛窦像》的审美特点,并详细解析了游文辉《利玛窦像》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此画也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人画的油画作品。第二节论述了欧洲传教士画家乔瓦尼的美术活动和传教士倪雅谷的绘画创作,以上两人是明末最着名的西方油画的传播者和践行者。第三节是对现存明代西洋绘画“木美人”的个案分析,虽然此木板“油画”至今具有争议,但被认为是明代绘画实物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第四节论述了明末江南南京一带受西方绘画影响的明代重要画派“波臣派”和其代表画家曾鲸。第五节是对受西方绘画风格影响的明代经典肖像画的审美解析。这些肖像画的构图基本一样,但分别为西方油画和中国画。本节着重论证了西方绘画在明代的具体传播和影响作用,并对其绘画艺术的审美特点作了分析。从客观上讲,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绘画已经开始了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第三章研讨了西方绘画元素在明末清初外销瓷器中的体现和演变。此一时期西方绘画语言及审美风格对中国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占明末中西方贸易重大份额的瓷器绘画上,这也是明清西画东渐在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外销瓷器上的绘画往往是以中国的绘画形式来表现西方的宗教内容,这种表现形式也是后续外销瓷上转向西洋风绘画的开端。本章分四节,详细介绍了明代中西瓷器贸易的背景以及西方艺术元素对瓷器绘画的影响过程等几个方面。明代以后,西方教会定制瓷器的出现,使得传统瓷器绘画日益受到西方绘画元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国人也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审美观念。这种受西洋风影响的瓷器绘画的演变一直持续到近代。第四章分析了清代宫廷中不同形式的西式绘画创作,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了欧洲传教士画家在宫廷中所创作的绘画作品的艺术特点及其对传统宫廷绘画的影响。这又是从两方面进行论证的,第一方面,研究了郎世宁的来华及其背景;第二方面,论述了其他西方画家在清宫廷中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体内容可以分为五点:1.油画材料的选择;2.对《桐荫仕女图》的解析;3.对传教士画家的介绍;4.西方透视理论在华的传播;5.西方版画在清宫廷中的创作及其影响和清行宫建筑雕塑所受西洋绘画因素的影响。第二节分析了画家郎世宁中西结合的绘画创作及其传播,内容包括“郎世宁花卉和景物的创作分析”“西方绘画因素在郎世宁人物画创作中的分析”“西方绘画因素在历史题材中的渗透和中西绘画技法上的结合分析”等三个方面。第三节探讨了着名传教士画家的宫廷肖像画创作及中西师承关系。第四节的题目为“现海外收藏清朝经典油画和融合西方绘画因素的肖像画分析”,主要对现存意大利、柏林、加拿大博物馆的有关藏品进行了审美分析。第五章的题目为“走向现代美术及美育观:明清西方绘画在华传播的后续影响”,可分为三节。第一节的题目为“明清西方绘画的传播是导致现代美术教育开端的综合因素之一”。此节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分析了西方绘画艺术在南北方传播与影响的不同特点。第二个方面论述了现代美术、美育观念的确立过程。第二节的题目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西方艺术影响的新式学校和留洋画家”。本节列举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现代美术教育和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新式绘画学校和知名画家。第三节的题目是“新美术运动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此节论述了西画东渐运动对新美术运动的影响。在西画东渐过程中,以写实为主的绘画和新美学观念得以确立,这为新美术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新美术运动中,一些有识之士用科学、理性的西方艺术观念改良了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使新的艺术教育模式、机构,逐步取代了原有的绘画方法和技术。这极大地推动了新时代的艺术创作及其艺术观念的发展。结语部分总结了西画东渐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西画东渐不仅改变了明清时期中国绘画的整体创作格局和传统绘画面貌,也对中国现代绘画和艺术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西画东渐演变过程的研究,厘清了该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对近现代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推进当代的艺术理论建设和思想革新,而且也对当代艺术家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艺术作品有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陈佳琳[4]（2020）在《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唐代以来,中国就积极吸收引纳外来文化,跟周围邻居建立了互通有无的良好关系。千百年来不断有人走出去,也有人走进来。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基督教堂建筑。作为外来宗教文化的载体,教堂建筑更真切的体现了设计者在特定物质条件和精神理想引导下的不同选择及其建筑表达。它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建筑类型,而且见证了西方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京作为世界的文明古都,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以来都以宽容的态度接受着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宗教的传入,教堂建筑也随之在北京得到发展,并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极为特殊的地位。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它的传入促使天主教堂建筑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教堂建筑不仅在自身的建筑风格上发生着演变,而且影响了北京的近代建筑。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天主教堂所呈现出的建筑形式也不同。本文所研究的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天主教堂,位于北京的核心区内,历经政治动荡,至今屹立不倒。其中,宣武门天主堂、西什库天主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府井天主堂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教是16世纪通过宗教改革运动,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派。它伴随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又随之侵略扩张而传播到中国。北京新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宗派的差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教教堂经历了百年动荡,每一座教堂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本文所研究的新教教堂,亲历各种历史事件,并由此折射出城市现代化与传统记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和卫理公会亚斯立堂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正教与天主教和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北京东正教的传入与其它两个宗派不同,它的传入是沙皇对中国侵略的一种手段。随着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东正教堂建筑也随之出现在北京这座东方古城当中,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流。但由于多方面的政治因素,东正教在北京的发展并未像其它教派一样广泛,反之时至今日东正教已经在北京绝迹,但东正教在北京留下的这段传播历史,对北京近代建筑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论文以北京的天主教堂和墓地、新教教堂、以及东正教堂和墓地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资料的梳理,将建筑个案研究置身于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探讨教堂建设的历史沿革、设计理念及其建构手法。我们发现早期的教堂大都不是纯粹的西式建筑,是吸收中国养分之后的改良之作。教堂建筑传入北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拼贴中国元素,技术上采纳中国传统做法,最终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生态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适应性建筑”（Adaptive Architecture）。研究北京近代教堂建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对中国建筑发展的影响;其次为更好的保护北京近代教堂建筑提供一份详细资料与依据。
沈思芹[5]（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指出《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李丹[6]（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查艳红[7]（2020）在《《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文中认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着力从传教士相关文献的角度来探讨近现代语言文字与文学中的异域资源。这些研究更有利于厘清白话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也有利于加深当前对现代白话文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传教士报刊文体也成为研究晚清书面语变革的重要对象,综合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多数研究多集中于概览和梳理,对于个案的研究尚显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笔者发现《小孩月报》这份创办于19世纪70年代的儿童期刊在晚清中文报刊中率先开启了运用官话作为报刊主要文体的尝试,因此,本论文以《小孩月报》这份杂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刊物的文体探索以及在晚清以降的书面语变革中所处的位置和意义。论文分为五部分。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框架,并对本文使用的“文体”的概念作了界定。第一章对《小孩月报》在晚清传教士中文报刊文体变革的背景中进行具体定位。第二章分析《小孩月报》的通俗性需求,探讨传教士将书面语贴近通行口语即官话的尝试,呈现该杂志对于官话的运用情况与其文体的过渡特征。首先展现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对官话的讨论和学习的脉络,呈现报刊文体新变的背景;其次,将这份杂志的前两期《小孩月报志异》与第三期作对比,考察官话行文的缘起和初期的面貌。接着考察该杂志刊载的《天路历程摘要》如何对1865年宾为霖官话译本小说《天路历程》进行改写,体现此阶段官话书面语形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最后,分析官话行文的困境与文体杂糅特征的关联。第三章考察传教士“言文一致”的追求如何推动官话的书写向更加书面化的方向推进。首先分析报刊文体中的欧化特征如何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扩大了汉语的表现力。其次,这种欧化特征表现在报刊中的诗歌、寓言等文学作品当中,使得其中的文体呈现出一种迥异于古白话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报刊作品中官话的书面语形态向更加严密、丰富和雅驯的方向发展。结语部分,总结本文研究内容,并试图在19世纪传教士语言文字事工的背景中讨论这一刊物的影响。一方面,它提供的经验不但在此后的文字事工中为其他传教士所借鉴,而且还为中国近代民族白话报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这份刊物对于报刊文体的探索也参与并促进了晚清书面语变革的进程,为现代白话文的塑形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参照。
陈佳丽[8]（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叶璐[9]（2017）在《晚清天文教育与天文启蒙 ——以天文教科书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天文学在19-20世纪期间对我国天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天文学主要服务于历法制定、星占预卜等,并与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相依表里。随着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入华,西方近代天文学作为“通天捷径”始入中国,但囿于宫廷之中,仅面向皇帝、朝堂大臣等上层阶级。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文学科的西学东渐开始呈现强劲势头,以中西学堂、教科书、报纸、文学作品等多维度流向晚清民众,推动中国天文学从宫廷走向民间。笔者通过参阅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晚清天文书籍,并结合“全国报刊索引”、“申报（雕龙平台）”等网络数据库,对晚清天文专着及报刊专栏等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在爬梳整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晚清天文着作及相关教育活动进行一系列探讨,以期描述晚清天文知识启蒙与时人思想变革。为了使本文逻辑清晰,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对晚清教科书进行叙述和分析,并将每一个特征时间段内的着作展开详细说明,以阐述其对晚清近代教育与时人启蒙之果效。正文部分除绪论、结语外,另包括七章。第一章主要介绍鸦片战争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期间,传教士携来早期天文教科书的雏形。此时的天文知识作为地理、圣经教义、英语的辅助内容,不足以构成近现代天文教育的载体。而另一本专门介绍天文学知识的《谈天》,鉴于其计算艰深繁琐,内容深奥难明,其影响力仅限于部分学者之中,难以达到晚清社会天文启蒙之高度。第二章主要介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早期,一系列体系化、学科化的西方科学普及丛书移译入华。其中,文章重点对《格致启蒙》丛书之《天文启蒙》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通过对《天文启蒙》两个中译本与底本的比对,指出此期西书中译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该书所传播的新知识及影响。总体而言,该书代表着天文学科的西书中译逐步开始规范化、体系化。第三章主要介绍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立之后,尽管国内天文教科书译着工作得到了规范化和体系化,但是直到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建立,国内天文学走向实用教学层面。天文算学馆为洋务派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产物,其课程教授、考试设定、星台建造等均以“实用”为初衷,其天文教科书《星学发轫》亦教授天文仪器的操作规范与测量原理,天文测量的方法与计算等实用天文学内容。然而,无论馆中教学还是教科书,其影响力均颇为有限。第四章主要论述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育教学活动,重点探究天文教习赫士编译的《天文揭要》、《天文初阶》,以及在两书基础上参考多部西方天文着作、融合西方较新的天文观测和理论编纂而成的《天文新编》。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学,基于上述具备逻辑性、时效性、系统性的教科书,为我国近现代天文工作培育诸多人才,文会馆也发展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天文教育的鼻祖。第五章“国人自编和创作的天文启蒙读物”,是国人对西方天文学科认识逐步深化的表征和结果。本章主要介绍国人自编和创作天文启蒙读物的起步、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开始主动传播科学文化,不仅自编天文教材,且识字、歌谣、名物等读本内容换为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同时,创办的儿童报纸、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也囊括近代天文知识,这些均成为一种启蒙儿童甚至国人的有益形式。第六、七章为晚清天文启蒙成效研究。第六章以1910年哈雷彗星回归为研究视角,针对社会各阶层对此特殊天象的反响展开群像研究。1910年哈雷彗星回归之际,钦天监的记录,各地政府颁布的官牍,众多有识之士的观测、行文甚至学堂学生的演讲,对此天象均秉持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这些文字语言皆向大众传播有关彗星的客观观测记录、基本科学知识等,逐步取代传统彗星占中的迷信之语。第七章以中国本土传教士黄伯禄的中西历日工作为切入点,他自制的中西对照历表不仅时间跨度长,并包含甲子纪年纪月纪日、王位纪年、闰月等中国传统计时体系中的特殊符号,而且换算优于西方,准确性得以验证。该历表不仅为当时及后世学者编制历表提供蓝本和范式,还为研究中国天文、宗教等领域的西方学者提供信息参考,成为天文启蒙卓有成效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探讨晚清时期天文学从宫廷发展至民间的传播历程,旨在梳理天文教科书由西书中译转至国人自编的脉络、天文教育从宫廷神学至学堂课程的路径。进而,加深有关晚清时期天文知识逐步脱离四书、五经的过程以及传教士“科学传教”演变过程的理解,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天文教育和知识启蒙的思考和认知。
陈婷[10]（2017）在《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天文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天文学自明末清初传入后引起中西之间的争端,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再度传入中国,在承继前次天文学知识与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推动。它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承上启下、新旧交织、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多重特点。学界对于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问题早有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而这恰恰是理解和评价晚清西方天文学的关键。在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何开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推进;天文学如何逐渐取得自主发展的地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新旧史料,以知识传播主体和媒介——译着、报刊、学校为专题,梳理和分析西方天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异常天象"彗星为案例,检验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效果。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及论证,本文厘清了西方天文学在晚清时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价值与影响。西方近代天文学在晚清的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新天文知识初步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之初,所出版的书籍、报刊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育,皆以宗教内容为主,天文知识仅作为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且常与其他学科内容相杂糅,较为零碎,尚未有清晰的学科界限。第二阶段,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渐成规模。传教士开始调整宗教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重,并且聘请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工作中,所译书籍的内容趋向系统。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兴办学堂教授西学。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教习天文测算理论和方法。江南制造局也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翻译西书。第三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天文学传播的高峰。新教传教士开始相互联合,统一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的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一批高质量的天文译本出现,更新了西方天文学的新发现。报刊增设了天文资讯、读者问答等栏目,天文内容趋向多样化,更新速度及通俗性增强。中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继续推动近代天文知识的翻译,他们尤为注重与测绘、航海等相关的实用天文学知识。近代天文学的普遍传播及其对传统天文学的质疑,也引起后者的反抗,双方以报刊为平台激烈交锋。不过,随着近代天文知识传播力度的不断增强,反对近代天文学的声音逐渐减少。第四阶段,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天文学在上阶段井喷式的宣传与推广,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在此阶段的转型。新式书院的兴办,使天文教育摆脱了以往依附于经史的角色或单纯追求实用的功利目的,天文学逐渐确立了独立、专业的科学知识地位。天文学的启蒙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重视,西方教学体系开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一批具有近代和专业意识的天文知识群体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然而,传统星占理念并未偃旗息鼓,异常天象与人间变动的联系依旧在清末动荡之际掀起波澜,中国天文学距离学科建制化尚有一定的距离。四个阶段的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是直接的推动因素,促使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的需要,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同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率与准确率,中国读者与近代天文学之间的接触面逐渐延展,二者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传教士的主导下,中国由被动、部分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和学习的动态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原本封锁在宫闱之内的"皇家学问"——天文学,逐渐褪去神秘的色彩,成为民间能够藉助书籍、报刊、学校教育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贡献是影响和启蒙了社会,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天文学。这—时期的发展可视作学科建制化的序曲,天文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方向前进。
二、《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史研究:文史学的贡献 |
| 2.1.1 专着类 |
| 2.1.2 期刊类 |
| 2.2 译者研究:宗教学的贡献 |
| 2.3 译文研究:天文学的贡献 |
| 2.4 问题和缺憾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翻译文化史观 |
| 3.2 新解: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 |
| 3.3 建构:翻译摄动论 |
| 第4章 中西天文博弈历程 |
| 4.1 钩沉:域外天文入华 |
| 4.1.1 印阿天文中译 |
| 4.1.2 西方天文中译 |
| 4.2 冲突:天文传统对垒 |
| 4.2.1 中国天文 |
| 4.2.2 西方天文 |
| 4.3 较量:明末接受与拒斥 |
| 4.3.1 概述 |
| 4.3.2 《崇祯历书》 |
| 4.3.3 拒斥之因 |
| 4.4 会通:晚清翻译终成 |
| 4.4.1 概述 |
| 4.4.2 《西国天学源流》 |
| 4.4.3 《谈天》 |
| 4.4.4 其他译作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谈天》翻译研究 |
| 5.1 译者剖析 |
| 5.1.1 新教传教士译者 |
| 5.1.2 秉笔华士 |
| 5.1.3 翻译模式 |
| 5.2 译介动机 |
| 5.2.1 最初原因:“道”“器”之辩 |
| 5.2.2 最终原因:时代因素 |
| 5.2.3 形式原因与效率原因:译者的使命 |
| 5.3 译法探究 |
| 5.3.1 预翻译 |
| 5.3.2 七条基本规则 |
| 5.3.3 删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核心译名与概念建构 |
| 6.1 译名的沿用与创立 |
| 6.1.1 沿用旧词 |
| 6.1.2 创译新词 |
| 6.2 学科名称翻译:定义中国近代天文 |
| 6.2.1 术语的历史考察 |
| 6.2.2 “天学”与“天文” |
| 6.2.3 “天文”的学科意义 |
| 6.3 学科名词翻译:搭建天文话语空间 |
| 6.3.1 星林词群:恒星天文学诞生 |
| 6.3.2 摄力词群:天体力学的萌芽 |
| 6.4 小结 |
| 第7章 天文学译介的影响 |
| 7.1 学界接受考察 |
| 7.2 知识体系:学科重心转移 |
| 7.3 治学理念:实学传统解构 |
| 7.4 哲学基础:天道观念嬗变 |
| 7.5 物质资源:台站仪器投建 |
| 7.6 教育准备:教材科普编译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贡献 |
| 8.1.1 译史梳理 |
| 8.1.2 史料发现 |
| 8.1.3 译本分析 |
| 8.1.4 译名挖掘 |
| 8.2 研究创新 |
| 8.2.1 扩展翻译史研究范畴 |
| 8.2.2 提出翻译摄动论假说 |
| 8.2.3 增添学科史研究视角 |
| 8.3 后续研究 |
| 附录1.《谈天》沿用的中国古代汉语词 |
| 附录2.《谈天》借用古汉语词形构建的新词 |
| 附录3.《谈天》创建的新词 |
| 附录3.1 《谈天》新创译名中发生更改的部分 |
| 附录3.2 《谈天》新创译名中延续使用的部分 |
| 参考文献 |
（2）从梵蒂冈馆藏中文文献看明清之际中国士人与“天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论文选题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3. 研究动机 |
| 4. 研究思路与创新性 |
| 第一章: 明清中西文化的相遇 |
| 1.1 “明末清初”、“中国士人”与“天学”的概念界定 |
| 1.1.1 “明末清初”概念界定 |
| 1.1.2 “中国士人”的概念 |
| 1.1.3 “天学”的概念 |
| 1.2 从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特点看明清士人与天学 |
| 1.3 从明清间中国社会与士人的特点看明清士人与天学 |
| 1.3.1. 明清的海禁政策与天文历法 |
| 1.3.2. 明末清初的士人团体 |
| 1.3.3. 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
| 第二章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基本情况 |
| 2.1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简介 |
| 2.2 伯希和目录中作品的基本情况 |
| 2.3 伯希和目录的价值与个案对象的选择 |
| 第三章 明清之际士人对社会伦理与文化的解读——以韩霖《铎书》为例 |
| 3.1 《铎书》中的传统儒家伦理道德 |
| 3.2 《铎书》中“孝”的内涵 |
| 第四章 明清之际士人的天儒特点——以严谟、李九功为例 |
| 4.1. 严谟与《帝天考》 |
| 4.1.1 严谟《帝天考》的儒家特色 |
| 4.1.2 《帝天考》的天学特点 |
| 4.2 李九功与《励修一鉴》 |
| 4.2.1 《励修一鉴》的天学特色 |
| 4.2.2 《励修一鉴》的儒家特色 |
| 第五章 明清之际士人对天儒问题的解读——以朱宗元、张星曜为例 |
| 5.1 朱宗元与《天主圣教豁疑论》 |
| 5.1.1 朱宗元的“辟佛”与“引天入儒” |
| 5.1.2 朱宗元《天主圣教豁疑论》的“补儒” |
| 5.2 张星曜与《辟略说条驳》 |
| 5.2.1 张星曜的“辟佛”立场 |
| 5.2.2 《辟略说条驳》中的“亲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1. 伯希和目录中中国作品表 |
| 2. 《清初士人与西学》的中国专着和作者 |
| 3. 《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互动——一种思想史的视角》的中国专着和作者 |
| 4. 《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中的中国专着和作者 |
| 5. 《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的中文着述》中的中国专着和作者 |
| 6. 林金水《利玛窦中国士人交友考》 |
（3）明清时期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缘起和现实意义 |
| (一) 缘起和现实意义 |
| (二) 艺术传播的情景和结果 |
| 二、对本文所论明清时期“西方绘画”概念的界定 |
| (一) 地域与时间的界定 |
| (二) “西方绘画”概念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西方绘画传入明朝之背景及传播概况 |
| 第一节 明代前西方艺术在华特征 |
| 一、早期西方基督教绘画入华依据 |
| 二、宋元在华西方墓碑艺术及元代西方宗教艺术背景和主要特征 |
| 三、元代西画东渐中中西文化艺术随商贸交流之相互影响的实证 |
| 第二节 明代西方绘画艺术在华传播时的中国背景 |
| 一、明朝社会对外制度 |
| 二、人文艺术特征 |
| 第三节 明末利玛窦为代表传播西方绘画状况和实证 |
| 一、明末时欧洲文艺复兴中晚期社会背景及西方传教士进入远东的条件和入华 |
| 二、利玛窦来华时代的意大利艺术和画家及欧洲耶稣会背景 |
| 三、利玛窦传教士及西方绘画在华的传播和实录 |
| 第四节 西方绘画进入中国的传播者罗明坚及明末美学译介 |
| 一、澳门耶稣会建立及罗明坚神父携西方绘画进入内地 |
| 二、明末美学译介 |
| 第二章 明代入华西方绘画的审美解析及传播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画家游文辉油画《利玛窦像》的美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
| 一、游文辉和他的利玛窦画像 |
| 二、油画《利玛窦像》的审美特点 |
| 第二节 传教士画家乔瓦尼和修士画家倪雅谷的绘画创作与传播 |
| 第三节 现存明代西洋绘画《木美人》的个案分析 |
| 第四节 受西方绘画影响的明代画家曾鲸及“波臣派” |
| 第五节 中外同版两题的创作关系和杨氏神像分析 |
| 一、《罗马人民的保护神圣母玛利亚像》和明唐寅版《送子观音》的关系和比较分析 |
| 二、杨茂林神像 |
| 第三章 西方绘画元素在明末清初外销瓷器中的体现和演变 |
| 第一节 明朝外销瓷器时期的中欧贸易历史背景及瓷器输出 |
| 一、受西方绘画影响的外销定制瓷器的风格演变 |
| 二、明代外销瓷器的制作中心 |
| 第二节 西方宗教绘画艺术及其审美在中葡外销瓷器设计上的体现 |
| 一、绘有耶稣会徽号的瓷器 |
| 二、带有十字架绘画图案的西方定制瓷器 |
| 三、西方外销瓷器与葡萄牙的贸易和传教的关系 |
| 第三节 西方早期外销定制瓷器绘画图案选择考和绘画审美特点 |
| 第四章 清代宫廷中不同形式的西式绘画创作 |
| 第一节 北京宫廷欧洲传教士画家的绘画创作审美特点和传播影响 |
| 一、郎世宁来华及其背景 |
| 二、西方画家及西方油画在清宫廷内的创作与传播 |
| 第二节 郎世宁中西结合绘画创作的审美分析 |
| 一、西方绘画因素在郎世宁花卉和静物画创作中的审美解析 |
| 二、西方绘画因素在郎世宁人物画创作中的审美分析 |
| 三、西方绘画因素在历史纪实题材中的渗透和中西绘画技法上的结合特征 |
| 第三节 传教士画家的宫廷肖像创作及中西师承 |
| 一、传教士画家王志成的肖像画审美分析 |
| 二、清宫廷内的中西师承 |
| 第四节 海外收藏清朝经典油画和融合西方绘画因素的肖像画分析 |
| 一、达瓦齐像 |
| 二、满绰尔像 |
| 三、陆禧甫像(李夫人的丈夫)、李夫人像（陆禧甫夫人） |
| 第五章 走向现代美术及美育观:明清西方绘画在华传播的后续影响 |
| 第一节 明清西方绘画传播是导致中国现代美术开端的综合因素之一 |
| 一、西方绘画艺术传播和影响之南北方现象 |
| 二、现代美术、美育观念的确立 |
| 第二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西方艺术影响的主要新式学校和留洋画家 |
| 一、土山湾画馆 |
| 二、震旦大学 |
| 三、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
| 四、上海城东女学 |
| 五、述善学堂 |
| 六、保定优级师范学堂 |
| 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
| 八、周玲荪(1893-1950) |
| 九、清华大学艺术科 |
| 十、上海油画院、布景画传习所、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及其创办者周湘 |
| 十一、上海神州女校美术科 |
| 十二、江苏正则艺术专科学校 |
| 第三节 新美术运动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影响 |
| 一、写实为主的绘画改良派及新美学观念的确立 |
| 二、近现代中国美术对西方绘画艺术技巧、文化精神的吸纳、融合和民族艺术实践 |
| 结语 |
| 一、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传播作用 |
| 二、明清西画东渐对传统艺术的影响和对现代创作观念的改变 |
| 附录一: 明清西画东渐传播中做出明显贡献的西方传教士列表 |
| 附录二: 20世纪初至1949间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油画一览表 |
| 附录三: 1887年至1948年间中国留学生赴西方欧洲学习油画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其他参考书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绘画创作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独立主持项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论文研究的目的 |
| 1.2.2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1.3 相关概念与范围界定 |
| 1.3.1 相关概念界定 |
| 1.3.2 相关范围界定 |
| 1.4 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论文研究框架 |
| 第2章 基督教的传播历史 |
| 2.1 基督教传入中国 |
| 2.1.1 天主教的传入 |
| 2.1.2 新教的传入 |
| 2.1.3 东正教的传入 |
| 2.2 基督教在北京传播历史回顾 |
| 2.2.1 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2.2 新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2.3 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播 |
| 2.3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
| 2.3.1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 |
| 2.3.2 “中国礼仪之争”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北京天主教堂建筑 |
| 3.1 天主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 |
| 3.2 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 |
| 3.2.1 利玛窦时期的南堂 |
| 3.2.2 汤若望时期的南堂 |
| 3.2.3 如今南堂 |
| 3.2.4 小结 |
| 3.3 王府井天主教堂——东堂 |
| 3.3.1 清朝初期的东堂 |
| 3.3.2 清朝末年的东堂 |
| 3.3.3 小结 |
| 3.4 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 |
| 3.4.1 蚕池口教堂 |
| 3.4.2 西什库教堂 |
| 3.4.3 小结 |
| 3.5 西直门天主教堂——西堂 |
| 3.5.1 直隶于罗马教廷时期 |
| 3.5.2 法国遣使会时期 |
| 3.5.3 小结 |
| 3.6 东交民巷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 |
| 3.6.1 教堂初建时期 |
| 3.6.2 教堂修建时期 |
| 3.6.3 小结 |
| 3.7 天主教墓地建筑 |
| 3.7.1 栅栏墓地 |
| 3.7.2 正福寺墓地 |
| 3.7.3 小结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北京新教教堂建筑 |
| 4.1 新教教堂建筑的基本情况 |
| 4.2 中华圣公会救主堂 |
| 4.2.1 石驸马桥时期 |
| 4.2.2 中华圣公会教堂时期 |
| 4.2.3 小结 |
| 4.3 卫理公会亚斯立堂 |
| 4.3.1 教堂初建时期 |
| 4.3.2 义和团运动后时期 |
| 4.3.3 小结 |
| 4.4 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 |
| 4.4.1 教堂初建时期 |
| 4.4.2 战争中的教堂 |
| 4.4.3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北京东正教堂建筑 |
| 5.1 东正教堂建筑基本情况 |
| 5.2 俄罗斯北馆建筑群 |
| 5.3 俄罗斯南馆 |
| 5.4 东正教墓地建筑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晚清传教士中文报刊文体变革中的《小孩月报》 |
| 第一节 19世纪传教士的中文报刊实践概述 |
| 第二节 《小孩月报》的编辑理念与“文字传教”的策略性转向 |
| 第三节 “杂志”定位与文学专栏的设置 |
| 第二章 报刊文体的通俗性需求:以“官语”“浅文”行文 |
| 第一节 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的“官话”讨论与报刊文体新变 |
| 第二节 《小孩月报志异》与官话行文的初貌 |
| 第三节 《天路历程摘要》连载:对宾为霖官话译本的改写 |
| 第四节 杂糅文体与官话行文的困境 |
| 第三章 “言文一致”的追求:官话书面化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一节 欧化特征:新词与新语法结构的创造 |
| 第二节 赞美诗译本:汉语诗歌的新形式 |
| 第三节 寓言故事栏目:增强官话书面语的表现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小孩月报》目录 |
| 后记 |
（8）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媒介与知识 |
| 1.1.2 理解媒介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 1.2.5 结论 |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1 研究限定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视角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 2.3 小结 |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 3.1 本章概说 |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 3.4 小结 |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 4.1 本章概说 |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 4.3 小结 |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 5.1 本章概说 |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 5.5 小结 |
| 6 结论 |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9）晚清天文教育与天文启蒙 ——以天文教科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晚清早期着作中的西方天文知识 |
| 第一节 传教士着作中的天文知识 |
| 一、玛吉士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 |
| 二、合信的《天文略论》及《博物新编》 |
| 三、麦嘉缔的《平安通书》 |
| 第二节 英华书院外语教学中的天文知识 |
| 一、袁德辉的《问答体学生用书》 |
| 二、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 |
| 第三节 第一本天文学译着—《谈天》 |
| 一、《谈天》中的系统天文知识 |
| 二、《谈天》的“普及”程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科学普及丛书中的天文译着 |
| 第一节 西方科学普及丛书概况 |
| 一、傅兰雅的“格致系列” |
| 二、《格致启蒙》丛书 |
| 第二节 《格致启蒙》之《天文启蒙》考 |
| 一、《天文启蒙》与底本的比较 |
| 二、中译本中的新知识 |
| 第三节 科学普及丛书在华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京师同文馆的实用天文学教育 |
| 第一节 京师同文馆的天文教学活动 |
| 一、京师同文馆之天文算学馆筹建始末 |
| 二、天文算学馆的课程 |
| 三、天文算学馆观象台的建立 |
| 第二节 京师同文馆的天文教习：以骆三畏为例 |
| 一、天文算学馆天文教习概述 |
| 二、骆三畏的生平简介 |
| 三、骆三畏的天文着作 |
| 四、其他天文工作 |
| 第三节 京师同文馆的实用天文教科书—《星学发轫》 |
| 一、天文仪器的操作与原理 |
| 二、天文测量的方法与计算 |
| 第四节 京师同文馆天文教育与教科书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星学发轫》传播有限 |
| 二、京师同文馆天文教育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登州文会馆的高等天文教育 |
| 第一节 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学活动 |
| 一、登州文会馆的创办及发展 |
| 二、赫士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登州文会馆的早期天文教科书 |
| 一、《天文揭要》 |
| 二、《天文初阶》 |
| 第三节 高等编译教科书—《天文新编》 |
| 一、《天文新编》的内容来源 |
| 二、《天文新编》“新”内容 |
| 三、《天文新编》“新”编纂思想 |
| 第四节 登州文会馆天文教学的影响 |
| 一、登州文会馆发展出来的中国天文算学系 |
| 二、登州文会馆走出的天文学家—王锡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人自编和创作的天文启蒙读物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天文启蒙读物概况 |
| 第二节 蒙学启蒙读物的兴起与发展 |
| 一、晚清蒙学启蒙读物的发展契机 |
| 二、晚清天文启蒙读物出版概况 |
| 三、三本主要的国人自编教科书 |
| 四、识字、歌谣、名物等形式的天文启蒙读物 |
| 第三节 国人自办报刊中的天文知识 |
| 一、儿童报刊《蒙学报》及其天文知识 |
| 二、儿童画报《启蒙画报》及其天文知识 |
| 第四节 国人自创文学作品中的天文知识 |
| 一、本土小说文本中的天文知识 |
| 二、西来科学小说中的天文知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晚清天象祛魅成效：以1910年哈雷彗星回归的社会反响为例 |
| 第一节 哈雷彗星回归的相关报道 |
| 一、哈雷彗星回归前期的预测报道 |
| 二、哈雷彗星回归之时的实况报道 |
| 第二节 中央地方的天象辨谬 |
| 一、钦天监不主吉凶 |
| 二、地方政府发文祛惑 |
| 第三节 晚清世人的真实反应 |
| 一、文人官员观测热度高涨 |
| 二、有识之士撰文登报 |
| 三、学堂学生科学应对 |
| 第四节 伴随哈雷彗星的“末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晚清学人启蒙成效：以黄伯禄的中西历日工作为例 |
| 第一节 黄伯禄生平及着作 |
| 第二节 黄伯禄历表的体例和特点 |
| 一、体例：长时间维度的历表 |
| 二、内容：中国历法元素的全覆盖 |
| 三、计算：符合中国历史的中西历换算 |
| 第三节 黄伯禄历表的准确性判定 |
| 第四节 黄伯禄中西历工作在中西方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晚清天文教育与天文启蒙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一节 近代天文教育发端于晚清 |
| 一、西译与国人自编的天文教科书逐步增多 |
| 二、引介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 |
| 三、天文学成为晚清教育的一门科目 |
| 第二节 天文启蒙初显成效 |
| 一、晚清时人理性看待天文学 |
| 二、科学观测方法和仪器指导实际观测 |
| 三、科学传播力量壮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10）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 前人研究概况与本文拟解决的问题 |
| 3. 研究思路与内容架构 |
| 第1章 翻译传播的主体 |
| 1.1 传教士个人为主体的翻译传播 |
| 1.2 传教士机构或团体为主导的翻译传播 |
| 1.3 中国官方机构为主导的翻译传播 |
| 1.4 中国知识分子个人为主体的翻译传播 |
| 1.5 小结 |
| 第2章 天文书籍的翻译 |
| 2.1 基础天文知识 |
| 2.1.1 天文启蒙图书 |
| 2.1.2 地理类与格致类书籍中的基础天文知识 |
| 2.2 专业天文知识 |
| 2.2.1 天文学术译着 |
| 2.2.2 天文学教材 |
| 2.3 实用天文知识 |
| 2.3.1 测绘类书籍中的天文知识 |
| 2.3.2 航海类书籍中的天文知识 |
| 2.3.3 气象类书籍中的天文知识 |
| 2.4 小结 |
| 第3章 报刊中的天文知识 |
| 3.1 基础天文知识的刊载 |
| 3.2 天文理论解析和历史源流的见刊 |
| 3.3 天文资讯的出现 |
| 3.4 天文知识的交流与互动 |
| 3.5 天文观念的变化 |
| 3.6 小结 |
| 第4章 教育机构与天文学传播 |
| 4.1 传教士学校的天文学教育 |
| 4.2 私人书院的天文学教育 |
| 4.2.1 传统天文学教育的延续:诂经精舍与学海堂 |
| 4.2.2 新式天文学教育的开展:辨志文会与致用精舍 |
| 4.2.3 天文启蒙教育的发端:上海三等学堂 |
| 4.3 官方西学机构的天文学教育 |
| 4.3.1 京师同文馆 |
| 4.3.2 上海广方言馆 |
| 4.3.3 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 |
| 4.4 小结 |
| 第5章 近代天文学知识传播效果的检验——以彗星为例 |
| 5.1 中国传统彗星学说与西方彗星知识的传播 |
| 5.2 1881-1882年彗星引发的社会反应 |
| 5.3 辛亥革命与哈雷彗星 |
| 5.4 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四、《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刘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从梵蒂冈馆藏中文文献看明清之际中国士人与“天学”[D]. 贺明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3]明清时期西方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研究[D]. 王鹏. 山东大学, 2020(02)
- [4]北京近代教堂建筑研究[D]. 陈佳琳.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1)
- [5]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6]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7]《小孩月报》的文体探索与晚清书面语变革（1875—1881）[D]. 查艳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8]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9]晚清天文教育与天文启蒙 ——以天文教科书为中心[D]. 叶璐.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10]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D]. 陈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