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朝胜[1]2003年在《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演变初探》文中提出1979年，冻结了30年之久的两岸经贸关系开始恢复。1979-1987年是两岸经贸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双边经贸交往以贸易关系为主导，其中又以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为主，并且商品种类比较单一，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则处于试探性阶段。 1988-1991年，贸易与投资成为两岸经贸中的两大支柱。祖国大陆的政策鼓励，以及台当局被动放宽限制，都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第一波台商投资大陆热出现，劳力密集型中小企业迅速移往祖国大陆，两岸产业分工呈垂直分工形态。两岸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与推动，促成了两岸经贸的持续成长。 1992-1995年，祖国大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了两岸经贸的新发展，台商投资大陆成为两岸经贸的主导力量，第二波台商投资热出现，并且在投资的规模、地区、领域与期限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与此同时，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多。在投资带动下，两岸贸易稳定增长，两岸贸易依存度继续提高，贸易结构趋向合理。 1996年，台当局的“戒急用忍”一度阻挠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从步入调整、深化阶段，并且出现了第叁波台商投资大陆热。但此时的台商主力，已经从传统产业转向信息高科技，两岸产业分工也由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复合分工。与此同时，两岸间接贸易额连创新高，两岸金融、科技、农业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叁通”也取得阶段性突破。 加入WTO后，两岸经贸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一方面，WTO规则将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WTO规则的某些规定，也可能为台当局阻挠两岸经贸提供了新的借口。但总体而言，两岸经贸合作的市场动因在加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新形势下，两岸贸易、投资乃至其他领域的合作都将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跃。
闫安[2]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文中研究说明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来面对的历史难题。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如何解决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检验。为此，从1979年到2005年的二十六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做争取台湾人民的工作，通过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在台湾岛内初步形成了一个与大陆有广泛利益联系的社会群体。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指导下曲折发展的历程，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掌控海峡两岸关系走向的能力。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对1979年到2005年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演变历程作宏观的剖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酝酿、提出、初步确立及完善各个阶段做深入考察，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具有促进祖国大陆经济建设和海峡两岸最终走向统一之路的双重目的性。在“一国两制”被台湾当局妖魔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是对于“一国两制”的发展。 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组成。 导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研究对象、研究现状，阐明了研究方法、写作的基本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同时，解释两个重要概念，即：台商、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本部分成为论文的逻辑起点。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酝酿与台商的出现(1979—1988)。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做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提出创造了条件。本文认为，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是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萌芽。随着改革开放渐趋深入，广东、福建两省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对台商具有巨大磁吸作用；厦门经济特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肩负着完成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此时在局部地区实施，更多地体现出探索性质。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提出及台商企业的初步发展(1988．7—1992．2)。本文认为，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的提出。1990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台经贸工作的通知》的内部文件，提出了做好吸收台商来大陆投资工作的作用。即：密切台湾同祖国大陆的经济联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对祖国大陆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台商企业在祖国大陆有初步的发展，但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两省。本文以厦门市为例，分析台商企业在大陆发展的情况，指出其特点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而且规模较小。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撤资，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然而，台湾资本来了。本文以“王永庆震撼”为例，阐发中国共产党做台商大企
宋立清[3]2003年在《台商投资大陆问题初探》文中研究说明2001年12月11日中国大陆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台湾也于2002年元旦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成为WTO的正式会员。两岸入世后，客观上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新契机，不仅对各自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经贸的扩张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海峡两岸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关系而言，也将引发无限的商机。 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来，一方面台湾岛内劳动力与土地投资成本不断提高，而岛内政局混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包括传统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欲迁出台湾，另一方面，大陆经济持续发展，市场潜力巨大，加上两岸文化相同，众多台商将大陆作为投资合作的首选目标，并掀起了新一波的投资大陆的高潮，而且投资结构、规模与形式等都会发生变化。如何认识和看待这次投资热潮，如何抓住和运用好这次机遇，成为我们当前一项急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回顾了台商投资大陆的历程，分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客观背景和动因及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在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了入世对台商投资大陆的影响及入世后台商投资出现的新趋势。文章的第叁部分则从宏观上提出了加强对台招商引资的对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着重从台商投资青岛的历史演变、突出特点、存在问题及面临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加强我市的对台招商引资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黄小勤[4]2013年在《现阶段民进党大陆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民进党仍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大变数。民进党未来是否调整乃至放弃其“台独”主张,关系到两岸同胞的福祉,也攸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顺利地进一步巩固深化。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从政治系统论的视角描述2008年以来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输入、转换与输出叁个主要环节,厘清影响其政策产出的各项因素,并对其未来走向作出比较合理的预估。2008年以前民进党大陆政策经历了升级化、务实化、激进化叁个发展阶段,在政策演变过程中,“台独”已成为民进党的“神主牌”,成为该党的意识形态。随着形势的发展,民进党的“台独”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其调整大陆政策的障碍。从系统输入端来看,可以分为国际、两岸、台湾内部叁个层面,从要求和支持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从要求的视角来分析,叁个层次因素的共同要求是“稳定”,要求民进党大陆政策不要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保持两岸的稳定。从支持的视角来分析,美国的支持取决于哪个政党的政策更符合其利益；大陆对民进党是“否定的支持”；台湾内部对民进党表示“高度的、肯定的”支持群体在减少。从系统转换端来看,分为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从结构机制来看,民进党的正式结构机制只起着政策合法化的作用,真正扮演利益整合作用的是非正式结构机制,即民进党内的派系。派系的积极意义是使民进党路线保持中间,党内权力不过于集中；消极意义则是使决策易陷入僵局,而且应对能力迟缓。从文化机制来看,民进党政治文化的特点是：认知取向是走向狭隘的“台湾意识”；情感取向是悲情意识、亲美媚日；评价取向是民粹主义。这种政治文化对大陆政策的影响是曲解国际层面的输入、敌化两岸层面的输入、异化台湾内部的输入。从系统输出端来看,分为权威性陈述和权威性执行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其权威性陈述从认同层面看,仍是坚持“台独”；从具体政策层面看,仅有一些策略性的变化。其权威性执行遵循反对党的活动规律,可以分为四种：街头运动、发起“公投”、阻挠“立法院”议事、投入“选举”。其政策特点是：“台独”主张隐蔽化、政策具有滞后性、个人色彩浓厚。通过研究,本论文认为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输入端是要求民进党改变其大陆政策,而输出端的结果是民进党并没有对其政策进行本质性的调整。出现落差的主要原因是转换环节的结构机制和文化机制。国际、两岸、台湾内部叁个层面的输入在民进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都与其原始输入要求有很大的变化。再加上结构层面的党内派系的负面作用,使得大陆政策的调整在操作上更不可行。其未来走向是“短空长多”,即基于其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性和内在条件的不满足,其政策短期内难有实质性调整；但基于两岸关系和政党发展两大外在趋势,从长远来看民进党调整乃至放弃“台独”主张是大势所趋。
陈清龙[5]2010年在《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峡两岸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关系,从政治、军事的敌对状态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之密切交流、相互依存,但在政治上却仍处于完全不同体制。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功能。在旅游交流上,2007年台湾同胞赴大陆人数近达400万人次,大陆赴台人次仅有23万人次,单向发展趋势明显,台湾成为是中国重要的入境客源区域之一。2008年两岸直航与全面大叁通并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旅游,让两岸的关系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旅游的平衡交流与合作发展成为促进两岸交流的先驱角色与平台。在台湾全面开放陆客来台旅游之际及两岸旅游密切的往来之下,旅游的课题,尤其对旅游的政策研究、分析并比较两岸旅游政策之差异,寻求两岸共同发展利基,互为截长补短,在两岸皆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员及两岸共同的血脉文化渊源下,共同携手合作,于全球化的世界旅游市场,建立起强且深具影响力的华人地位,乃成为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以“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为题,以质性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观面向切入解析研究两岸旅游政策。并计以: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研究方法与程序、两岸研究之参考文献及立论依据、两岸的政经社会文化背景、两岸的旅游发展历程、两岸旅游政策的发展与变迁、两岸旅游的行政组织与旅游行政法制比较、两岸旅游政策的异同比较与优劣势探讨、两岸旅游合作与健康发展的新关系等共概分为十个章节予以详述,并以两岸特色的旅游政策为例,进行说明与比较,进而提出优势互补经验分享的建议。最后,经由本研究的比较分析结果,确认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可以促进两岸关系的改善,进而是促使两岸和平的基础建立。且研究发现在两岸和平的基础上,两岸旅游的合作发展的两个重要面向,一为历史的脉络,二为海洋的轨迹,可以共同构建两岸旅游未来的健康合作发展模式,亦即从海洋和平公园建立到两岸旅游一体链,拓展至两岸四地的区域旅游合作链,最终建构亚洲华人旅游圈,进而在世界旅游市场拥有华人话语权的研究建议。
杨金发[6]2012年在《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潜力及突破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虽然也曾经受政治局势冲击,但总体而言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尤其是近年来,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制度化协商,基本实现了两岸双向直接“叁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更为两岸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作为两岸经济合作重要纽带的贸易,显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处理好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不但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对于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波动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受何因素制约?应当如何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挖掘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这些重要的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并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通过文献的整理和逻辑推理和计量分析,揭示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测算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潜力,结果表明两岸农产品贸易大有可为；而如何构建产业链整合机制、突破贸易障碍是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得以发挥和进一步挖掘的关键。本文主要研究叁个核心问题：(1)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波动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2)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受何因素制约?(3)应当如何选择、设计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水平的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叁个方面的结论：(1)不同时期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因素有所差异。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因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金融危机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进口需求效应,特别是其中的需求规模效应；出口竞争力效应和结构交叉效应贡献度均为负值。提高大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是推动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关键。从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动因来看,入世之前,结构交叉效应为推动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入世之后,大陆的农产品进口需求得到释放；结构交叉效应的贡献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20%,表明台湾农产品依然能够适应大陆农产品进口需求的调整；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在叁个时期中有小幅下降,但均在30%左右。(2)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既取决于台湾的需求,也受制于大陆的农产品供给能力；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大陆的需求和本身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台湾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取决于进口地区的需求因素,包括进口地区农业增加值、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两地空间距离；而台湾农产品进口的主要取决于进口来源地区的农产品供给能力、两地空间距离和消费需求结构差异。从地区贸易政策来看,大陆对台农产进口的优惠政策,而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农产品进口可能人为设置障碍；台湾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上存在亲美倾向；台湾与APEC成员的贸易量显着高于非APEC成员。总体而言,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有待开发,特别是大陆对台农产品出口的潜力,2010年相当于实际贸易额的1.75倍。(3)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尚未成熟并面临种种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条件下,通过中观产业链利益的整合,理顺两岸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机制是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路径选择,而建立两岸业界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共担风险的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是可行的方案。从功能定位来看,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应当同时具备农产品展示和交易中心、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物流配套服务中心、农产品科技服务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五大功能；从运行的机制来看,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必然选择；从营运中心构建条件来看,由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具备良好地理区位、基础设施、政策配套和两岸农业及经贸合作经验的优势,是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首选。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顺利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尚需要政府在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协商、营运中心的规划审批、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政策扶持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上述叁个结论中,第一个结论主要解决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竞争力效应、结构效应和需求效应的贡献问题,初步回答了影响和制约两岸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第二个结论则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两岸农产品贸易中政策、空间距离等制约因素的影响,并得出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基本判断。第叁个结论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结论基础上,从产业链价值实现的视角提出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及提高贸易潜力的路径选择,并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为例，提出了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的可行方案。总体而言,本文探寻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潜力和突破路径。本文在如下方面可能对已有研究产生贡献：首先,本文对影响、制约两岸农产品贸易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严格的计量验证；其次,本文从计量上验证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以及台湾当局的农产品贸易政策是阻碍两岸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的事实；最后,本文通过产业链利益实现的视角分析了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水平的路径选择,并率先提出了两岸(平潭)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构想,为两岸农产品贸易乃至农业合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蓝图。
林娟[7]2012年在《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世界各地正在形成不同范围的区域经济联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顺应全球经济和贸易一体化的趋势,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越来越紧密,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叁地贸易区块形成的趋势日益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中国大陆与香港在2003年6月29日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又于2010年6月29日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至此,两岸叁地的经济贸易合作翻开了全新的篇章,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也随之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贸易关系,以期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两岸叁地贸易深化及融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国内外有关两岸叁地双边贸易关系的研究堪称丰硕,涉及内容比较全面且有一定深度。但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大部分的研究比较侧重于两岸叁地双边经贸交流现状的宏观描述及静态历史研究,即主要为改革开放后两岸、两地之间贸易的模式与现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从更高、更广的视野将两岸叁地多边经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现有的文献缺乏对海峡两岸入世之后两岸叁地的贸易关系的变化情况做出分析,对两岸叁地贸易关系未来走向和对策研究相对欠缺。因此既从理论上进行系统阐述,又从计量模型上进行的论证研究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叁者之间的贸易相关性,这是现有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从更高、更广的视野把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叁者的贸易关系联系起来,探讨两岸叁地经济贸易往来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关系,与之前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相比,本文不局限于研究两岸叁地的双边贸易关系,而是为两岸叁地的贸易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平台和研究方向,通过全面、系统地论证分析两岸叁地的贸易相关性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两岸叁地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二,将香港作为影响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引入影响两岸贸易的模型中,尝试研究香港对两岸贸易关系的影响程度,以此为全新的切入点,研究两岸叁地的贸易关系。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简单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重点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文章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点与难点。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综述部分,概述了基于外生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和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新贸易理论,以及分析了影响国际贸易因素的理论。第叁章介绍了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概况,着重就两岸之间的贸易回顾和贸易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并对香港在两岸贸易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第四章依据详实的数据用过实证方式重点分析比较了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的贸易规模、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性、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模式等指标的相关性。并通过模型分析两岸贸易关系中的香港因素,探讨两岸叁地经贸之间贸易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规律。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预测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并给出促进两岸叁地经济进一步融合的政策建议。本文坚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为指导,综合运用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力求对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的贸易相关性进行全面、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首先,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相结合。从横向来看,本文考察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贸易规模、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性、贸易互补性及贸易模式等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纵向来看,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合作历史久远,本文不仅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叁地贸易关系的演变,又对两岸叁地贸易的未来进行分析。其次,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本文不仅从更高、更广的视角着手研究两岸叁地的贸易相关性,同时又对两岸叁地各类产品的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补性等指标进行分析,力求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分析两岸叁地的贸易相关性。再次,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本文以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历史、联系现状有针对性地阐述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叁地之间贸易的相互影响关系,并通过规范分析给出政策建议。同时又结合数据,通过建立模型从定量的角度构建贸易相关性的实证检验。本文依次通过分析两岸叁地的贸易规模、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性、贸易互补性和贸易模式,并建立实证模型研究了影响两岸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因素。结果显示,台湾与中国大陆、香港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的互补性不断上升,而大陆与香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互补性极高,两岸叁地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亟待提高,两岸叁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主要为产业内贸易,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主要为产业间贸易。实证结果显示,两地贸易、港台贸易及中国大陆GDP都促进两岸贸易的增长。其中,港台贸易额和中国大陆GDP对两岸贸易额的影响最显着,短期内,港台贸易额每变动1个百分点,两岸贸易额则同方向变动0.462个百分点；中国大陆GDP每变动1个百分点,两岸贸易额则同向变动0.415个百分点。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两岸叁地的经贸关系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可供参考的文献有限,特别是对影响因素做计量实证方面,可借鉴的计量模型更是非常少。因此在模型构建和变量的选择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在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效果是先行还是滞后方面还欠缺理论支撑和严谨的实证检验。
庄荣良[8]2009年在《海峡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动因、模式与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作为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海峡两岸产业分工合作走过了一个波浪式推进和阶段性提升的发展演进过程。因台商对大陆的投资而形成的两岸产业分工合作关系，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创造了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个成功范例。随着祖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两岸产业升级的持续快速进行，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不断拓展，两岸产业分工形态持续发生变化，分工模式趋向多元化，产业分工合作关系更趋密切，产业依存度和融合度不断提高。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重大积极变化，两岸产业分工合作也面临着十分重要的发展机遇。全面、正确认识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动因、模式和经济效应，对于把握当前两岸经贸发展的有利契机，推进两岸产业分工迈上更高台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了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并且大量穿插比较研究的多种分析方法，结合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分工理论，在综合借鉴过去20年来海峡两岸专家学者关于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众多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发展历程、动因机制、模式演进、经济效应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包括：第一，迄今为止台商投资大陆的发展历程依其规模、投资领域、地域分布、产业层次等，可分为试探起步、迅速扩张、调整深化和突破转型四个阶段，各阶段的分工型态不同并且呈阶段性深化提升趋势。第二，两岸产业分工合作是由两岸的比较利益差异、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大陆的投资环境优势、台湾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外部推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现有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产业分工理论都只能部分地对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动因给予解释。第叁，20多年来，两岸产业分工模式经历了一个“以垂直分工为主——兼具垂直与水平特征的混合型分工——以产业内功能性分工和产业间水平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分工”动态演进和渐进式提升的过程。现阶段两岸产业呈现垂直分工、水平分工、混合型分工等多种分工方式纵横交错、互为补充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分工是主导形态，是分工发展的基本趋势。第四，通过回归分析，本文揭示了两岸产业分工对在对两岸贸易的促进效应，包括贸易扩大效应、台湾对大陆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效应和贸易商品结构优化效应，同时对两岸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产生了较为显着的正推动效应。第五，本文选择以厦门与台湾在光电技术产业和金融业方面的合作作为例证，对两岸产业合作的模式和思路进行具体探讨，并前瞻性地提出了在厦门建设海峡两岸光电产业合作基地和海峡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基本思路。第六，两岸产业分工合作既存在亟待破解的问题和挑战，也面临着“大叁通”时代来临的重大历史机遇，本文据此提出了新阶段深化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基本思路。
陈文祥[9]2016年在《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研究》文中指出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简称“两岸”)从以往的间接经贸往来,到现在的直接贸易往来,经贸往来密度并未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而锐减,反而因为大陆地区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赴大陆地区投资设厂,使得两岸经贸往来更加密切,而台湾地区也渐渐接受大陆地区发展现况,也开放企业可以直接往来与直接投资,更增进两岸经贸的紧密关系,再辅以近年来两岸签署了许多协议、备忘录,为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铺设通道。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国际组织的不断努力中,通过制定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也使得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开始逐渐协调、趋同、统一,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制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是世界上一部非常具有经典性与代表性的国际商事合同总则部分的统一法,使得各国家或地区的商事合同法律制度更进一步地朝法律一体化趋势发展。而欧盟在更大的程度上,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逐步发展,迄今不仅实现了内部统一的大市场,也逐渐实现成员国间的法律一体化,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的最佳典范。在非洲地区也有以欧盟为典范,成立所谓的“非洲商法协调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Harmonization of Business Law in Africa),且制定了多部统一商法,实现成员国间的法律制度一体化,增进商业交易的透明度、确定性及可预测性,促进非洲内部间与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推动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票据是非常重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不仅具有汇兑、支付、结算等功能,更重要地还具有信用、融资、担保及节约货币等功能。如果两岸票据能够相互流通,将在未来两岸经济互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之一,不仅可以提供企业所需的信用及资金,协助企业发展与转型,也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与安全性;在宏观层面,还可以健全中央银行发挥宏观调控的机制,促进两岸的经济稳定发展。因此,本文以实现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为背景,对于“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进行研究。首先,提出两岸票据市场有关“顺汇形式票据”相互流通的相关问题,并分析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由于两岸票据实体法律制度的差异性,说明两岸票据制度如果未能一体化,即便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票据开始相互流通之后,仍会产生法律适用问题,造成适用不同法域而产生不同的审判结果,有违公平、平等原则,且由于两岸票据法律制度设计理念不同,造成票据功能的彰显有所不同,如果未能将两岸票据法律制度一体化,也会造成票据可使用与可发挥的功能受限,不利于企业通过票据作为交易的支付条件,发挥票据信用、融资及担保的功能,将阻碍两岸票据流通与使用,不利于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与顺畅运作。其次,援引世界各国家票据制度一体化历程以及欧洲一体化等等的成功典范作为参考论据,并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法律一体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建构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的基础理论,并借鉴欧盟法中条例的效力理论,认为如果两岸共同签署《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应赋予该协议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及优先地位;同时,为确保制度一体化的持续性、有效性及适用的一体性,对于制度所产生的问题,通过两岸司法交流,达成共识,由法院为统一解释;对于疑难案件也由法院通过会议决议作出统一适用标准,实现司法保护制度一体性。再者,为实现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通过票据理论与实务运作,具体比较分析两岸票据法律制度、两岸票据融资与担保制度的差异性。最后,为使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能够顺畅运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共同的票据制度作为遵循的运行机制。为此,本文更进一步从保障两岸票据当事人的票据权益及节约交易费用的视角为出发,提出解决之道:即草拟一份《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建议稿作为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依据,也可作为两岸协商的范本。两岸签署《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两岸企业直接使用票据融资与担保的问题,并节约交易费用。此主要目的与其精神始终贯穿于本论文之中。《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是两岸在对等、平等、公平与互惠原则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创新的选择与制度性的安排。此种制度性安排的目的,即在于作为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运行的共同遵循依据,既解决两岸票据实体法冲突问题,也解决两岸票据冲突法中准据法适用的问题,是一种折衷的第叁条道路,打开两岸票据相互流通之路,期望达到制度性安排的最佳边际效益,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节约交易费用。而在两岸共同签署《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并通过各自内部程序接受该协议后,赋予该协议具有直接效力与优先地位,使得两岸票据当事人的票据权益能够获得充分保障,确保两岸票据市场一体化能有序运行,充分发挥两岸票据的效益,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
吴迪[10]2016年在《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研究（1987-2007）》文中认为台海局势究其国际因素的不确定性而纷繁复杂,当国内外关注地焦点都集中在美日两国的对台政策时,澳大利亚的对台政策及涉台立场便常常被人所忽视,但是作为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调整同样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更好地实现深入研究,本文选取了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作为研究对象,1987年至2007年这一时期为时间脉络,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为理论指导,综合层次分析法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以及历史分析、归纳总结法和比较分析法的基础研究方法,以1990年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新框架的形成为切入点,以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最新解密地档案资料为依托,对“台独”势力逐渐形成并愈发猖獗地二十年间,澳大利亚叁届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和演变,进行了系统地梳理。通过研究发现,霍克政府时期确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对台政策新框架;基廷政府时期屡次试图试探中国政府的底限,并两次制定了越线的涉台举措;霍华德政府时期肯定并维系新政策框架的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将对台政策的具体举措进行了相应地调整。究其原因,国际层面的国际体系变化、两岸关系发展、澳美同盟关系以及南太平洋地区纷争,国内层面的国家利益诉求、政党及领袖更迭,成为了影响澳大利亚对台政策制定地内外部因素。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调整,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澳大利亚与台湾地区的双边关系。新政策框架确立以后,双方开始在诸多领域寻求互动,由于不存在任何“外交关系”,经贸领域自然成为了双边交往的最佳选择。随着澳大利亚对台政策新框架的推行,双边贸易总额不断攀升,相互投资不断增多,双边在政治、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互动也日渐频繁。将二十年间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后可以发现:首先,澳方政府“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立场从未动摇。1990年霍克政府出台了对台政策新框架,新框架将“一个中国”立场定为对台政策推行的根本前提。虽然此后澳大利亚政府经历了数次政党轮替和领导人更迭,不同时期的对台政策也随之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从属于对华政策框架的思路从未改变,叁届澳大利亚政府始终坚定“一个中国”立场,反对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台独”势力。其次,涉台举措的调整从属于1990年对台政策新框架的定调坚定不移。霍克政府基于自身情况以及国际形势,制定出全新地对台政策新框架,此后继任的基廷以及霍华德,虽然都对涉台举措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是均未超越该框架体系。最后,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推动台湾地区以任何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加入国际或地区组织。研究发现,国际或地区组织为澳台双边对话和交往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因此,在不触碰“一个中国”底线的前提下,澳大利亚叁届政府均对台湾地区加入国际或地区组织表示支持。一直以来,澳大利亚的涉台举措并无太大动作,其对台政策的调整及澳台关系也很少受到重视,但是对我国的内政和外交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因此,研究台湾岛内首次政党更替前后的澳大利亚对台政策,为进一步理解和开拓全新地中澳关系,积极应对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后台湾问题可能出现地挑战,提供了重要地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 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演变初探[D]. 党朝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研究（1979—2005）[D]. 闫安.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3]. 台商投资大陆问题初探[D]. 宋立清. 中国海洋大学. 2003
[4]. 现阶段民进党大陆政策研究[D]. 黄小勤. 厦门大学. 2013
[5]. 两岸旅游发展政策的比较研究[D]. 陈清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6]. 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潜力及突破路径研究[D]. 杨金发. 福建农林大学. 2012
[7]. 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研究[D]. 林娟.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8]. 海峡两岸产业分工合作的动因、模式与经济效应研究[D]. 庄荣良. 厦门大学. 2009
[9]. 两岸票据制度一体化协议研究[D]. 陈文祥. 中国政法大学. 2016
[10]. 澳大利亚对台政策研究（1987-2007）[D]. 吴迪. 河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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