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科[1]2003年在《爱国·改良·革命》文中研究指明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文化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联合国曾推崇他为世界名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蔡元培研究已日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原始资料、研究专着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不断面世。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可资利用，有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的思想活动入手，以蔡元培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为中心，来探讨其民主革命思想产生的思想渊源、演变过程及特征，以期对深入研究蔡元培有所裨益。本文共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蔡元培产生民主革命思想的思想渊源。文章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环境下，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和反封建专制主义民主思想为蔡元培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而达尔文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则为蔡元培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二部分：阐述蔡元培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具体过程。文章认为，蔡元培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由爱国到改良到革命的演变过程，概言之，可分为叁个时期即爱国主义时期、改良主义时期和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 第叁部分：论述蔡元培民主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特征。文章认为，道路具有典型性：代表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走向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身份具有特殊性：以翰林身份从事反清革命；思想具有二元性：民主革命思想与教育救国思想二元并存是蔡元培民主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简婷[2]2011年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文中认为百年前,武昌起义使得原本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面临政治、经济、军事多重危机的清王朝最终覆灭。这一惊天巨变与革命党人坚持不懈的反清武装斗争密不可分。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首先有助于整体把握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特点；其次,有助于全面梳理革命派这一重要政治派别的发展历程；复次,将加深对晚清以至民国的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了解。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况且,辛亥革命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是,至今为止,一本有关革命派武装斗争的专着仍然付之阙如,辛亥百年之际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这一重大课题。数量庞大与内容繁杂的革命派武装斗争的史料、论文与着述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有的研究主要涉及战役研究、武装斗争的策略、对武装斗争的评价3个方面。战役研究方面有相当多的研究停留于数次起义或某次起义的资料汇编的粗胚状态；起义疑云重重,任何一次起义都能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对战役的失败或成功原因探讨仍需深入。尽管不乏精品,但是大量战役研究的论文失之粗略,人云亦云或套用宏观理论,欠缺说服力。策略研究较为成熟。但是,对于策略未能进一步提炼,并分层次加以探讨,实际上根本策略就是充分整合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并分成对外、对内两个层次。对内利用会党、策动清军；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对外策略决定了对内策略；对于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因素——武器的购买与运送的研究还是极为薄弱的环节。对武装斗争的评价从研究方法看,存在于大陆、台湾史学界的“革命史”与海外“告别革命”论,尽管结论迥异,但大都是将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放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评价；另有学者采用结构主义的视角对武装斗争进行考察,也得出了不同的看法。而作为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研究似乎恰恰缺失了对于革命派本身的关注。不乏个别学者在其着作中有个别词句体现了对革命党的关照。另外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中,也不乏对革命派的关照,但是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论述的重点放在中国国民党成立后的演变与发展,对于其前身——革命派的关注并不多；其二,评价仅限于对革命派武装斗争事迹的简单回顾,或是空谈其缔造民国的伟业,而具体分析这一政治派别如何由革命政党转向执政党、早期的武装斗争活动对于革命党的继承体中国国民党产生了怎样的深远意义与重大影响,这样的研究尚需深入。本课题尝试从政党发展的视角,探讨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革命派采用何种策略,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晚清以至民国与立宪派、北洋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势力；个案研究,笔者选取与武装斗争密切相关的几个因素展开讨论武装斗争,每一要素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选取最能体现这一要素的战役进行研究,并由点到面,对此要素展开论述；实证方法,在战役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对战役进行梳理,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考证,由于史料缺乏,有很多问题只能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疑问,留待后续的研究。本课题分为八个章节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进行全面考察。第一章领袖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革命派的领袖是如何形成以及对革命派以及武装斗争产生的影响。1895年广州起义中杨衢云与孙中山的总统之争,以及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伦敦蒙难,为孙中山成为革命派的领袖奠定基础。之后,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逐步确立,同时也一直受到党内的挑战,然而正是这位具有争议的人物始终是革命党内唯一的党魁。革命派的领袖形成的模式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模式,决定了他的领袖地位是一种象征性的,对党人的控制是松散的。这种领袖模式表现在对领导武装斗争的模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直接领导、间接领导、精神领导以及不接受其领导等四种模式。第二章对外交往革命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党,由于受到清政府通缉,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如何在各国的政策夹缝中争取生存的空间是革命党的重要策略。本章以惠州叁洲田起义中孙中山与革命党争取日本政界、港英政府的支持甚至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合作,特别是日本浪人如何高度参与到革命党的革命活动为例,展示出革命党进行革命活动的一大亮点与特色。此后,革命派与法国政界、与越南殖民当局的或明或暗的联系,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通过展开对外交往,革命派成功在海外建立四个革命基地：香港、日本、越南及新加坡,革命派充分利用海外基地,解决资金与武器问题。海外基地成为起义的起点,也决定了革命派对起义的领导基本上是是遥控式的。第叁章筹措资金本篇借鉴前人成果,以1903年的大明顺天国之役为例,旁及其他起义,梳理了革命党人的资金的来源、数量、方式等。总体上来看,革命派的资金筹措保证武装斗争从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武昌起义,由南到北、从东至西,蔓延全国并延绵十数载,这一成果足以证明武装斗争在经费筹措上是相当成功的。另一方面,革命派终究未能突破华侨出资的单一模式。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使得党人在每次起义考虑到对踊跃输将的华侨必须要有一个交代,以启动下一轮募集计划,在此情形下,党人往往明知必败而发动起义。第四章利用会党会党是革命党兵源之一种,本篇力图通过1906年萍浏醴起义及相关起义深入剖析革命党人利用会党的策略实质。对于无一兵一卒的革命派而言,利用会党是形势与条件之下的必然选择。革命派利用会党主要体现在叁个层面：借用会党之势、争取会党首领、吸收会党徒众。利用会党一方面成就了革命派,从1895年广州起义始即成为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重要兵源,以至于在以后的数十次起义中会党几乎“无役不与”,为革命派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立下了汉马功劳；另一方面在历次起义中,革命派对会党领导不力,使得在诸次起义过程中,革命派或无法驾驭会党,或领导失误,严重地影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甚至直接导致了起义的流产；而会党作为一种秘密社会组织,其成员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导致诸多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甚至武昌起义成功发动后,会党居功自傲,横行乡里、扰乱治安,因此,在完成反清大业后,革命派对会党不得不加以取缔,并严厉镇压。第五章武器购运本章以1907年汕尾起义中的武器购运为起点,对革命党人的武器购运问题进行梳理,全面展示并归纳出革命党人武装斗争购运武器的的基本情况、武器来源及其运送武器的线路。一方面,由于革命派长期流亡海外,海外购运模式成为革命派因地制宜解决武器问题的一种方法,从国外购买军械也是革命派在国外获得自身发展空间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在此过程中革命派运送武器数量越来越丰富,方式与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体现出革命派在运送武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海外购运模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使得革命党开始改变起义的策略——转而策动新军,这又是革命派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捷径。第六章策动清军清军是政府的捍卫者,革命党人如何将其变为己用?本篇以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为例,推及其他起义梳理革命派对策动敌对势力——清王朝的正规军队的策略即策动清军策略。清军在清末也在经历着一场近代化改革,策动清军包括策动旧军与新军。新军具有革命性,在适当的时机,革命派成功了利用清军的不满情绪,从而将军人中这种不满的情绪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过高的估计新军的革命性,即新军也有极为复杂的一面。策动新军对于武装斗争与革命派而言是把犀利的双刃剑。一方面,新军的成功策动解决了革命派武装斗争所必需的人员与武器问题,是迅速推翻满清王朝、是革命派问鼎中国政坛的一条捷径,是革命党人特有的海外革命模式在国内的延续。而事物的另一方面,手无寸铁的革命党人根本无法控制这些武装力量,更加无法控制住辛亥武昌起义后的中国政局,新军后来衍生为军阀割据的武装力量就是革命派策动新军带来的恶果。第七章失误革命是否只有壮丽的诗篇?武装斗争的纰漏存在于几乎每一次武装起义中,其中,又以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最为突出。在此次起义中,在起义日期这一重大问题上革命党内存在严重分歧,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在辛亥革命时期,党内分歧时有发生,纷争不断。如孙中山与杨衢云的矛盾；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的矛盾、党人对许雪秋的指责,等等。内部分歧与纷争是革命派中较为普遍的失误,党内分歧贯穿始终且大多未能正确处理,致使分歧扩大、矛盾升级,纷争不断,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与革命派以及后继者的政治命运。第八章决策1911年的武昌起义为何会出现一呼百应革命形势?本篇分析了在关键时刻湖北革命党人审时度势,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而出现了遍及全国的革命浪潮。如文学社与共进会两会合并,两派领导人以大局为重,基本达成一致,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为起义勾画出胜利的蓝图；理智选择发难时机,熊炳坤打响武昌起义的枪声；随着时局的发展,适时推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迅速占领军械库和总督衙门；在历史关键时刻,推选出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发布文告、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从深层次来看,武昌起义的决策是决策模式使然。武昌起义的决策模式可以称作灵活型决策模式,此外还有滞后型决策模式、牵制型决策模式。无疑,辛亥革命的历次起义中,武昌起义在决策层面是水平最高的一次起义。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考察可以看到：(一)革命派领袖地位的形成是一种特殊的模式：即海外声誉提高了国内的知名度。这决定了革命派从事革命活动的特点,由外而内的革命模式；亦决定孙中山更多意义上来说类似于中国革命的精神教父,并不具有对党人与运动的超强的控制能力。(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革命派逐渐形成了相对较为成熟的武装斗争策略思想与方法,并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武装斗争的目标。这些策略思想与方法包括对内与对外两个层次,对外积极寻求国际生存空间,解决武器、资金问题,获得海外基地：成为革命党的主要资金来源与武器供应地；对内,由于革命派自身处境的特殊,人员主要从国内就地取材：利用会党与策动清军。对外策略与对内策略构成革命党由外而内的革命模式的不同层面。(叁)在此过程中,革命派也存在诸多的失误,导致多次起义失败。尽管武装斗争屡经失败,却有效地累积了革命派的政治资本,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派别,最终成长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政治党派,成为晚清以至民国政治格局中叁大政治力量之一,并最终由边缘步入权力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即便其军事上曾经过遭遇的失败也可以视为政治上的成功。
田根胜[3]2003年在《近代戏剧的传承与开拓》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主要从承传与开拓的宏观视角，对近代戏剧文化的转型作连续性和统一性考察，旨在揭示近代戏剧发生的背景、新变的特征、理论观念、创作规律及舞台实践，从而，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给近代戏剧以实事求是的定位。 全文从“表演与风格”、“编剧与创作”、“理论与观念”叁个方面九个部分进行论述： 引论：近代戏剧的生成及特征。在密切联系生成近代戏剧的政治、经济、地域等因素的同时，在中国近代文化的大背景下，揭示其多方面的特征和贡献。 第一章：戏剧表演风格与审美观念的近代变革。道咸及同光年间，京都剧坛以程长庚为首的前后“叁杰”次第崛起，使乾嘉以来以旦角为主要行当、以家庭小戏为主要剧目的乱弹，和以优雅婉丽之声为主要风格的昆曲折子戏日益为人们所不满。以老生为主要行当、以历史大戏为主要剧目、以“喊似雷”之“黄腔”为主要风格的皮黄剧种应运而生并日臻成熟。讲求气势、展露时代心声的表演风格和欣赏观念迅速成为主流。 第二章：延续与变迁：京派与海派。京剧传入上海以后，从经营方式到艺术风格都发生深刻变化。从京剧传入到19世纪末，京、徽、梆子同台竞演、融合汇通，形成南派京剧；20世纪初前后，上海的京剧界人士开始比较自觉地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艺术风格，明确提出京剧改良的要求，积极介入和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海派京剧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与“京朝派”分庭抗礼，形成独具魅力的海派艺术。 第叁章：传统剧目的新变。本章从近代京剧剧目之来源的宏观角度，着力探讨近代戏剧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在融会贯通过程中的开拓创新。其新变特征不仅表现在历史题材的大量发展上，而且更表现在以艺人为中心的编剧体制的形成，以舞台演出为主体剧本型态的确立，以及经过一大批杰出艺人的整理加工与艺术创造，演出“文本”趋于成熟和定型。 第四章：艺人新编历史剧的风行。本章主要探讨艺人历史剧源流及其主题倾向：大众价值观念与艺人历史剧创作；大众审美价值与艺人历史剧创作；类型化倾向在艺人历史剧创作中的极端发展。 第五章：近代时事剧创作的繁盛。鸦片战争以后，内乱外患，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继承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直面社会现实，时事剧在沉寂了一百多年以后，又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再度崛起，风行剧坛。近代前期的时事剧作品，大都体现出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且多触及“内乱”，涉及“外患”的作品不多，这与后期时事剧更多地关注“外患”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前期时事剧大多局限于传奇杂剧等文人案头剧，后期则包括传奇杂剧、时装京剧、文明新剧等。 第六章：戏曲理论家视野中的近代戏剧观念。处在新旧、中西文化交流的关口，近代戏曲理论家立足传统，以全新的视角，对“戏曲”、“悲剧”、“意境论”、“骈史观”等极具戏曲范畴论性质的戏剧观念进行阐释。 第七章：高台教化、新民救亡与戏剧改良。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一大批社会革新家倡言戏剧的教化作用，提出戏剧改良主张，在社会思想、审美观念及思维方式等方面推动近代戏剧观念的更新。 第八章：舞台实践观念的开拓与更新。近代戏剧舞台性因素的加强，推动了戏剧表演理论与观念的突破和更新。吴梅推重“场上之曲”，并标举“声歌之道”；齐如山总结“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为中国戏曲原理；汪笑侬把戏剧改良行之于舞台实践；新剧理论家倡言新剧改良。 余论：近代戏剧的地位与影响。
参考文献：
[1]. 爱国·改良·革命[D]. 陈向科.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D]. 简婷.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3]. 近代戏剧的传承与开拓[D]. 田根胜.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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