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国军[1]2013年在《误读理论视角下的《孙子兵法》复译研究》文中指出名着复译,贵在创新与超越。名着复译中,前驱译者如何对后世施加影响?后世译者如何实现阐释上的创新及对前驱的超越?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尚鲜有人论及。本文基于对《孙子兵法》复译的个案研究,尝试对此进行探讨。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性邀约众多译者对其进行多元解读与阐释。复译将竞争机制引入同一部作品的翻译,《孙子兵法》译者间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争夺读者、争夺市场、争夺翻译史地位的激烈竞争,其中英文译者间的竞争尤甚。前驱译者由于时间上的先在性几乎将《孙子兵法》阐释空间使用殆尽,其译本为后世译者树立了阐释标准,阻碍着后世的阐释创新,因此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后世译者如果接受前驱厘定的阐释标准,其译本将被视作前驱译本的复制品,没有什么独到之外,后世译者也将处于前驱影响的遮护之下,难以获得翻译史地位。为扭转迟到劣势并廓清自己的阐释空间,后世译者需要创造性地误读前驱译本,对前驱译本进行批评和修正,进而突“破”前驱的影响,确“立”自己的强力译者地位。本文将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引入《孙子兵法》复译研究,结合翻译研究主导范式的嬗变,分析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的各种方式以及这些误读方式的演变轨迹,力图把握《孙子兵法》复译史上不同译者间的影响关系。在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萌芽及确立时期,译界强调原作与译作之间的语言分析与文本对照,注重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等、等值或等效。这种做法直接影响并促成了本时期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的主要方式一语言学误读,即从语言学角度对前驱译本进行误读,重在突显后世的译本与原作间较前驱译本更为对等、等值或等效,有时后世译者还会基于前驱译本中的表达不当或不妥,从语言层面对前人译文进行批评和修正,以显示后世的译本更胜一筹。就《孙子兵法》翻译而言,强力的后世译者往往选择以语言层面为突破口,对前驱译本进行语言学误读,突显前驱译本中的表达不当或不妥,反衬后世译本的优越。作为首个英文译者,卡尔斯罗普对《孙子兵法》进入英语世界具有开疆拓域的作用,因而可视为《孙子兵法》英译史上的第一个强力译者。贾尔斯从文献学角度入手,对卡尔斯罗普译本中的多处误漏提出尖锐批评并加以修正,消解了卡氏影响,成就了贾尔斯自己的强力译者地位。格里菲斯以军事学角度为切入点,对贾尔斯译本中的误漏提出审慎批评并加以修正,突破了贾尔斯的影响,成为语言学范式时期唯一一位能与贾尔斯相提并论的强力译者。对原作与译作间语言分析与文本对照的过分关注极大地阻碍了后世译者的阐释创新,后世译本中或多或少地带有贾尔斯译本或格里菲斯译本的烙印。在贾氏译本、格氏译本的遮护下,其他译本的生存空间被大幅挤压,新译本推出的数量较为有限,《孙子兵法》英译活动陷入了低潮。在翻译研究文化学范式主导时期,译界强调将原作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翻译,注重翻译与文学外因素的联系以及翻译在文化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为译者解读原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也为《孙子兵法》之类的名着复译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间接促成了本时期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的主要方式—文化学误读,即从文化学角度对前驱译本进行误读,重在强调后世的译本能够塑造出全新的文化形象,突显前驱在文本解读与阐释方面的视域狭隘与拘泥守旧,从而使前驱译本相形见绌,实现后世译本的“逆崇高”。就《孙子兵法》翻译而言,强力的后世译者往往选择从改变译本塑造的文化形象入手,对前驱译本进行文化学误读,以突显前驱在《孙子兵法》解读上的拘谨,反衬后世译者在文化形象塑造上的创新。R.L.翁译本以日历式学习手册的文化形象呈现,梁荣锦译本以通俗连环漫画的文化形象呈现,加葛里亚蒂译本改写系列以实用谋略指南的文化形象呈现,均颠覆了贾尔斯译本与格里菲斯译本塑造的汉学经典与兵学经典形象。R.L.翁、梁荣锦与加葛里亚蒂是文化学范式时期的叁位强力译者。《孙子兵法》英译史中后世译者误读前驱译本以及误读方式与翻译研究主导范式联动的事实表明,前驱译者对后世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对后世的成长起着阻碍作用,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是后世译者对前驱的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而是后世译者对前驱的误读、批评、修正和改写。历史是由强者书就的,一部《孙子兵法》复译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强力的后世译者误读前驱的历史。图14幅,表11个,参考文献166篇。
曾鸣[2]2003年在《走出阴影的译者》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意图把译者带出阴影，揭示译者是怎样作为最终力量来控制翻译活动和过程的，并重新评估译者在丰富文化中的重要性。 文章首先回顾了关于译者功能的传统理论，表明这些理论是怎样使译者沦为忠实的奴仆、纯粹的信息传递者和隐形的媒介的。接着文章着重研究在当代理论框架中的译者，试图把译者从过去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文章试图找回译者失落的主体性，即他(她)们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决断并参与创造文学作品。然后，文章进一步讨论译者和原文的关系，说明译者如何成为背叛者、征服者甚至是“吞食者”的。文章继续集中讨论了在文化转型和政治意识的环境下译者和目标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作者隐形了，译者在建构民族文化和促进国际交流方面就开始显形了。结尾部分文章展望了译者作为有主体性的、有创造性的和显形的实体的新形象。
胡妤[3]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提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鲍晓英[4]2014年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以莫言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以实现其在译入语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文本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翻译规范、赞助人、翻译政策、读者期待、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文学译介要考察的不仅是翻译文本是否达到目标语国家的语言要求、文本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更要看文本的传播各环节是否有效，传播往往是文学译介成功如否的关键。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一直是传播学研究课题，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明确了传播过程模式和要素，是传播学理论经典，对实现有效传播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认为传播均由“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构成。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同样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五大要素，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文学译介，即是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的译介模式，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译介中国文学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当前，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严重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和威胁着中国文化安全，中国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去”，国家投入了巨大财力译介中国文学，设立了“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数十个重大中国文学译介项目工程，但是中国文学译介项目作品域外接受不佳、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一直步履维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理论研究成为时代要求，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内对中国翻译文学在国外传播研究相对滞后。译介学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与“介”的问题，然而该研究只是在外汉译“译入”研究数十年后的今天，在谢天振、许钧、吕敏宏、潘文国、马会娟等翻译研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动之下才日益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热点。本论文研究契合了国内外研究热点、顺应了时代要求，首次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极具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传播学理论出发在译介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文学译介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进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厘清中国文学译介困境的实质。论文通过对莫言英译作品不同类型受众的问卷调查、借用国外EBSCO、WORLDCAT、OCLC等搜索系统、直接联系莫言作品出版机构等方法挖掘如收藏莫言作品世界图书馆馆藏量、莫言英译作品发行量、美国主流媒体莫言提及率等数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进行推导、演算、分析、解释和判断，总结莫言英译作品“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模式提出不同的观点，针对这五大译介要素所提出的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具体内容为：一、译介主体：中国文学译介主体应该采取以非官方学术机构为平台和桥梁，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国学者为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双方取长补短的模式。二、译介内容：中国文学译介内容模式应该是所选作品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既具备世界文学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基于古代文学侧重现当代作品、所选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模式。叁、译介途径：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应采取加强国内外出版机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优秀文学作品影视拍摄、利用国外书刊杂志媒体宣传、利用国际书展等国际销售平台、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利用国际学术平台、增加政府对海外翻译家资助等多渠道译介途径模式。四、译介受众：中国文学“走出去”应确立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审美意识，顺应其心理效应、顺应西方语言习惯、采取民间姿态等译介受众模式。五、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译介应该重视译介效果，科学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取得译介效果。就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传播问题，歌德总结了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文化的叁个阶段，即让翻译作品披上译入语文化外衣的起始阶段、吸收源文本思想将其伪装为译入语思想加以传播的渐进阶段、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的全译阶段。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还处在最初尝试的第一阶段，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际上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选译介模式重点考虑的是译入语语言文化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翻译文学对译入语世界普通读者的可接受性，帮助中国文学在译入语国家渐渐形成稳定的持久场域。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提出的译介模式结论是具有开放性的，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和文学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研究的不断加深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调整、改变和完善。
青楚[5]1996年在《青岛出版社推出“走出阴影系列”丛书》文中指出由航鹰等编着的“走出阴影系列”丛书(《太阳失落在一个清晨》、《生命最后一刻》、《超载自我的瞬间》、《智商的误区》和《谁来崛起2000年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孤独症》)近日由青岛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以全景的透析、全方位的描写,详尽地披露那些生存在我们民族阴影中的人们,展示他们的生活空间,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亲人的痛苦,以及那
王娟[6]2010年在《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文中指出从不同角度对主体性哲学展开批判是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由于社会、历史、学术的原因,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有吸收、也有变异。本文从梳理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几个主要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入手,探讨吸收、变异形成的原因,分析、批判这些流派的主体性批判思想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吸收、变异的现象,以使对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发展有所裨益。本文共11万余字,分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课题的由来、课题史回顾、研究目的、方法及步骤。第二章主要分析、评价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涉及的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对翻译研究的推动及其局限性。这一章主要采用的是对文献梳理分析的方法,涉及:1)现代哲学阐释学;2)解构主义;3)翻译研究文化转向;4)后殖民主义;5)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选取这五个流派的翻译研究,因为它们是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的几个主要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这些理论虽已经反复探讨,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对主体性哲学思想的批判这一方面,并未受到更多关注,却是理解这些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本质的一个必要途径。第叁章分析主要有叁种因素影响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接受:一是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等因素,国内翻译研究缺乏西方那样对理性的推崇传统,近代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动荡、汉字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特点,是影响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主体性批判思想的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主体(性)概念的译介。分析了主体性概念的译介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主体(性)概念在译介过程中的意义流变对于本文所关心的理论旅行现象的影响。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对于主体(性)的理解也显然受到了主体性理论旅行所带来的意义流变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一种“先见”,影响了对于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批判思想的接受。叁是国内翻译学科建设的特点,分析了国内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权力影响及其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对翻译学科发展的影响、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接受所产生的作用。第四章主要是分析、批判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接受情况。这一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借鉴与吸收,包括两点,分别是对传统忠实翻译观的反思;从一元到多元角度的转变。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对忠实于原文十分推崇。这种对忠实的追求并不现实。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忠实翻译观遭到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的强烈质疑、批判乃至全盘的否定。这种批判由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而显得更有理论性、系统性。论者们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其不切实际性。而在传统的翻译评论和研究中,单一的视角占据主流地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元视角,即一般只以忠实与否来评判译本的好坏。相比较而言,新的翻译批评和研究则不再拘泥于“技”的层面,呈现出多元的角度,视野扩大,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因素被考虑进来。第二部分是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变异与否定,包括四点,分别是:1、重视结论轻视论证。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时,并不是直接加以否定,而是有一系列的论证,来证明传统忠实观的谬误。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则不太重视论证过程;2、重视反叛性轻视肯定性。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在对主体性哲学进行批判、否定时,也有其肯定性的一面。各个流派并非是完全的解构、摧毁一切,将世界描绘成一片灰色,也有希望所在。这种肯定性程度不同,表现也各异,是构成流派之间、不同论者之间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比较重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对传统的否定、反叛的一面。例如借用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一些概念,偏见/前见、视域融合、延异等,通过突出这些概念中否定部分的含义来强调对翻译忠实观的否定,对原作误读现象存在的合理等。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对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中肯定性的一面则较为忽视或避而不谈,这或许是因为主体性讨论存在自己的问题域和关心焦点,所以在对于西方翻译研究的借鉴、吸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原意;3、批判的立场与标准:固守边缘还是走向中心。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都对传统进行了批判,但批判的目的不同。在对传统主体性哲学及基于其上的忠实翻译观进行批判时,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多是固守边缘的立场,试图将边缘群体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但不是要取代主流知识生产方式。而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对传统的这种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更多地被运用成一种走向翻译研究场域中心的策略。很多论者希望其能够帮助扫清不利于翻译研究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成为更为理想、更为完善的中心;4、对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两种态度。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流派,对主流意识形态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从不触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的一致。第叁部分是吸收、变异的利与弊。主要是:一些问题得到了重新认识,如翻译中的忠实、译者的作用、翻译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革新了翻译研究,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建设;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对忠实观的反叛越来越突出,导致了意义虚无主义蔓延,等等。第五章是结语,即本文的简略概括,总结了西方后现代翻译研究主体性哲学批判在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中的理论旅行过程,以及理论旅行过程中的吸收和变异及其批判,并对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国内翻译研究主体性讨论应该在批判和反思西方理论的前提下,既要“有容乃大”,更要植根本土。
周羽[7]2009年在《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着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文学在清末民初所进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大规模的西方小说汉译活动,当时大量的汉译小说本身便承载着中国小说现代变革的任务。清末民初,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几乎一夜之间由俗入雅,进入汉语文学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汉语文学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而这一变动又确乎是以西方文学为坐标系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梁启超等人所发起的小说界革命)所直接促成的。清末民初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最初20年,汉译西方小说得以与本土作家的创作小说分庭抗礼,不但对小说现代变革发挥了决定性影响,而且汉译小说自身成为承载小说变革任务的重要载体。清末民初出版发行的汉译外国小说名着,在作为文学的物质外壳的语言、作为文学精神依归的主题和作为艺术图式的小说结构这叁个向度,都做出了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最初探索。清末民初汉译小说,由于大多数译者的非职业化和非专业化的特点,许多译本鲁莽灭裂、错译丛生,这一时期的译本整体质量肯定无法和五四后的文学译本相比。但是,清末民初还是产生了一批水准较高的小说译本,它们不仅在语言、主题、艺术图式等叁个向度上做出了谋求文学现代转型的最初努力,更由于其时文坛尚无后来逐渐定于一尊的主流话语的辖制,非职业化和非专业化的译者们所特有的自我作古、无所依傍的自由心态,而生发出一些相较于五四文学更为参差多态、更其丰富驳杂的带有现代文学转型意义的追求。而这方面至今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本论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对论文所讨论的“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着”的概念作了界定,初步描述了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着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关系,并简要评析了与本论文论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第二章讨论“名着”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文学经典建构,试图把历来研究者对于清末民初翻译文学最集中的非议和责难,即外语原着选择的偏差、经典名着译本的稀少以及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比例失衡等诸多问题以“名着”话语为切入口作一厘清,并以林纾汉译小说为个案讨论外国文学汉译活动本身参与建构中文语境的译本名着的可能性的问题。第叁章讨论清末民初汉译小说与文学的语言外壳的现代转型问题,分别讨论文言、浅近文言、白话叁种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语言外壳在清末民初受到小说译本语言的冲击所产生的应对和变化,分析当时书面汉语以汉译小说为载体出现的多种形态、多种层次的分化和变种,指出在现今通行的现代书面汉语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之前,书面汉语现代转型其实面临多种选择和可能性,并肯定了清末民初这批小说翻译家对现代汉语改造所进行的多元化尝试的价值。第四章对清末民初汉译名着小说作主题学研究,分别从民族国家观念、两性情爱观念、人道主义观念、个人主义观念等四个维度对最初二十年的汉译名着小说作主题分析,试图说明通过这些小说译本,现代文学所关注的文学主题的诸多方面已经成功地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相对应的观念部分进行了现代转型意义的颠覆和转换。第五章则对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着作形式分析研究,此章借用英国批评家福斯特提出的小说的“艺术图式”概念,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名着译本小说在把中国传统小说图式由长篇章回白话小说、短篇话本小说和短篇文言传奇小说向现代长篇小说和现代短篇小说艺术图式过渡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此章还对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富现代文学特征的周氏兄弟的外国短篇小说汉译集《域外小说集》和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五四新文学全面发动之前)最具代表性的周瘦鹃的外国短篇小说汉译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别作了专节分析研究,指出《域外小说集》所作的谋求中国小说现代建构的尝试,由于相对于当时中国小说界占主导地位的小说观念过于超前,导致了这个文本在商业上的惨败和在文坛的长期得不到与其地位相称的评价,而这个译本所使用的语言过于古奥,并不是其招致现实失败的唯一因素;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则体现了“新小说”时代向“五四”新文学时代转折的过渡特征,这个译文集所散发的诡异阴冷的文学风格,与《域外小说集》的总体风格还存在颇多暗合之处,则可能是周氏兄弟对其赞赏有加的原因之一。第六章余论,在总结汉译小说名着影响下中国文学的语言转型、主题转型和艺术图式转型的同时,逸出清末民初的时间范围,试图探讨从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翻译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及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实践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的借鉴意义。
袁亚杰[8]2006年在《基于可编程图形硬件的实时图形技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计算机实时图形技术是计算机叁维游戏，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数字媒体创作(DCC)、虚拟现实等领域中的基本问题。最近几年，随着这些应用领域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实时图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能逼真再现真实场景的实时渲染要求。为了满足这些应用领域的需求，基于图形处理器((Graphic Processing Unit)的实时渲染技术成为了计算机图形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文章主要研究了基于最新GPU的实时渲染技术，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逐像素光照计算、实时阴影、材质与丝绸材质的渲染及蒙皮网格体的渲染。此外，文章还结合作者将来的工作，简要阐述了基于硬件优化的基本原则。考虑到实时图形技术近几年一的飞速发展，文章涉及到的图形处理器都是支持Shader Model 2.0及以上版本的。上述均体现文章紧密结合日新月异的实时图形渲染技术，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以下是文章各章节的内容简介： 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实时图形技术的重要性、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论文涉及的关键技术。 第2章系统开发的核心技术。主要介绍计算机实时图形及软硬件平台相关的技术。其中首先介绍了计算机图形学及叁维向量代数的基础知识，随后介绍了图形硬件和图形应用编程接口((API)的发展，并从应用角度分析了图形软硬件的发展趋势。 第3章系统开发的详细设计。首先介绍了逐顶点光照和逐像素光照的区别，以及逐像素光照在本系统中的实现，然后介绍了几种经典的阴影生成方式以及它们的改进和实现，提出基于shadow mapping的软阴影，改进基于GPU的shadow volume技术。随后是在本系统中实现的基于光学的玻璃与基于BRDF理论的丝绸材质渲染技术，最后介绍了蒙皮网格体动画的渲染技术，并使用GPU加速技术提高了性能。文章还结合具体实现细节提出了一些基于图形硬件的渲染优化技术。 第4章研究工作总结。对以上各章介绍的技术、方法进行了总结，指出其中的创新点及有待改进的地方。
朱健平[9]2003年在《翻译的跨文化解释》文中指出诠释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再由普遍诠释学上升到了哲学诠释学，从而使这门古老的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领域再度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接受美学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在文学理论中的进一步延伸，与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翻译研究成果可为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提供有力的例证，另一方面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则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基本原理探讨了翻译的本质、翻译标准和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具体地说，我们紧紧围绕“翻译即解释”这个命题，对“翻译即解释”的基本内涵、翻译解释的基本特征、翻译中理想的解释度和现实的解释度、翻译中解释的结果(目的语文本)与解释的对象(源语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我们将努力证明，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但翻译是有限度的解释。正是由于翻译解释的有限性，翻译才需要一定的标准。翻译的标准体现为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对理想解释度的期待。决定理想解释度的不是原作者，也不只是源语文本，而是目的语文化(或其中的某个亚文化)与源语文本之间的视域差，正是这种视域差决定了翻译中理想解释度的大小。但在实际的翻译中，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以及与源语文本之间视域差的存在，加上译者的能力和性格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解释度常常会偏离理想的解释度。正因为作为翻译的解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有限性，所以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之间才呈现出一种既同且异、交叉互补的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导言，主要阐述翻译研究与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之间的本质联系，简要介绍诠释学派的研究现状，说明本论文将要达到的目的以及拟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二章分别从两个视角考察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首先，我们从翻译研究流派的划分入手，分别从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和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的认识等几个方面考察了翻译研究各个流派的情况。 我们认为，从研究层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从研究对象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源语文本和重目的语文本两大类;从研究方法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重规定和重描写两大类;从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来看，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其实是个伪命题;从对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关系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对等派和非对等派，其中对等派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绝对对等派和相对对等派，而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其实都是介于主张绝对对等和主张根本不对等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的相对对等派，而相对对等派又往往会在翻译应该在何种程度、哪个层次、哪些方面对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由于这种划分的结果常常会使翻译研究各流派互相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我们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各个流派之间的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并且纠正了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偏见。比如，我们指出，并一‘·是所有的传统翻译理论都是重源语文本，而所有的当代翻译理论都是重目的语文本的:‘样，重规定的研究方法并不只是传统翻译理论的专利，当代翻译理论中有很多流派其实沁祥也在使用。 接着，我们从翻译研究由从属走向独之的过程入手，指出翻泽研究走向独立主要经历了两条途径:一条是从零散的语文学研究脱式走向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再从狭隘、静态的语言学研究模式中独立出来;另一条川是摆脱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而独立出来。翻译研究分别从这两个模人中独立出来以后，在文化这一更高的层面汇合，形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文化学派，从而几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然后，我们集中探讨了翻译研究的哲学学派，认为哲学学派虽然至今尚未正式命名，但它实际上已经存在那儿了。我们认为，以下两个事实足以证明哲学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存在:第一，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哲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致使许多当代着名的哲学大师都十分关注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翻译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第二，这些哲 学家的翻译思想己经渗透到了翻译研究之中，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 响下，翻译理论家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从哲学的高度讨论翻译问题的论文论着，这些译论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又突出，但它既不属于语文学派，又不属于语言学派， 也不属于文化学派，因此，我们建议称之为哲学学派。只是这个学派并不像其他学派那样 有基本相同的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本身似乎还不是十分的成熟。 第二章是基本原理的评述部分。首先，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哲学淦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发展历程，目的是想从整体上对诊释学和接受美学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但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哲学诊释学作为一门诊释学哲学与传?
李宏鸿[10]2013年在《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是源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翻译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本论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本雅明和德里达为研究对象,从它的哲学渊源开始,对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了该理论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发展轨迹,指出它对文学翻译深刻的启示意义,最终阐明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借助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等多种渠道传递出的一种多声部的和谐精神,展示了蕴含在它精神深处的和谐主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言。概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和谐主题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对德里达和本雅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亲缘性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除了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看法之上,更着重表现在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意义之上。因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关于意义永远无法确定、文本无定解、翻译不是为了传递内容,而是为了释放真理等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精神高度契合。源于解构哲学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带有破坏性的表象,然而它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语言和谐的精神以及超越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和谐主题,这一点在它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本雅明并未给自己的翻译思想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然而他的翻译思想以其与德里达翻译观在解构思想上的高度亲缘性而成为事实上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源头。第二章阐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哲学思想到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追溯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对解构哲学进行了理论综述,并对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进行了文献综述。本章指出,解构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于德里达反传统的解构思想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一对组合。然而究其本质,这两种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甚至连解构思想本身也依然没有逃脱柏拉图的日全食式的影响。不过,解构主义借助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概念割断了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让意义流动起来,凸显语言的相关性,展示了语言在动态关联中表现出的生命力及其所营造的和谐景象。这又使得解构主义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哲学,也成为它为哲学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构主义哲学中的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主要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为对翻译中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看法,如,它否定了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认为译作和原作同为意义的能指链上的一分子,翻译并非意义的输送、而是一种有规律的转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等等。本章同时指出,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在西方和中国都长期遭遇了对它的普遍误读,究其原因有四：1.解构主义论着自身文字的晦涩难懂；2.受新批评传统长期熏陶的学者对文字游戏的过分迷恋所导致的解构思想中最为精髓的人文思想的旁落；3.解构主义长期以来只被当作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而导致的其哲学内涵的流失；4.解构思想中“禅宗”的东方元素与德里达的西方式讲解的中西结合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困难。为了准确把握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神内涵,目前译界应加大对它的文本细读的力度,并要将其置于它的哲学背景之下去理解和探讨。第叁章在对本雅明阐述其语言观和翻译观的主要着作“译者的任务”和“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从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不)可译性、原作/译作关系、纯语言、译者的任务、以及翻译的标准及方法这六个方面阐明了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容,说明虽然本雅明的翻译观中已露出和谐精神的端倪,但由于神学对他的过度影响使得这种和谐始终戴着镣铐跳舞,变得和而不谐。第四章对德里达的“巴别塔”一文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德里达和本雅明之间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内在亲缘性。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该文的后半部分完全就是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所做的解读,这种结构本身就昭示着二者之间的内在亲缘性,充分体现了德里达对本雅明的继承和发展,就像格拉海姆所指出的那样：“在精心构思的术语和主题中,不仅缺失的东西得以补充,含蓄的东西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不重要的变成重要的了,边缘的变成核心的了。这样的补充可被正确地看作赞扬。”(78)在德里达对本雅明所做的补充和完善的阐述当中,尤以他对“纯语言”这一核心概念的发展最为突出。本雅明在这个概念中倾注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将其看成能够表达神启的上帝的语言。德里达在保留其源初的宗教性的基础上,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从“谈论语言的起源和分散”(ibid)开始,将纯语言进而阐释为表达了人间真意的“真理”,让它从神界走进人间,将神性进一步融入人性,赋予纯语言更多的人文情怀。德里达指出,翻译的任务是让且仅让我们与真理的语言变得相关,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遥远的终点,只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去体验(感觉)它。所以德里达说,翻译即体验,体验即翻译。我们通过体验那段遥远的距离从而体验到真理语言的存在。真理本身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它,但我们会在追寻它的过程中感觉到它的力量。德里达的思想有效地削弱了本雅明翻译观中过重的神学影响,将其转化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故而,德里达的翻译观不仅让语言和谐的精神得以全面呈现,而且还表达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人文精神。第五章对德里达体现在“相关的翻译”中的翻译观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对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梳理,指出“相关的翻译”指的是能够升华、净化、调节、内化、救赎语言的翻译,澄清了译界对它的严重误读,突出表现在将德里达自己所说的：“因此,适当的翻译简单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诗意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150)误解为是德里达对于翻译的本质的看法。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进一步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继承,同时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发展和超越。如,在继承了本雅明对语言差异性的尊重的基础之上指出语言的相关性；在继承了本雅明关于翻译的任务是释放真理、救赎语言的基础之上提出翻译对于语言还有升华、净化、调节、内化的功能；在继承了本雅明通过陶罐的碎片、后世之生命、果皮／果肉之于皇袍／身体、切线与圆等一系列隐喻所阐述的关于原作／译作关系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利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作为人类思想经典所特有的寓言性的隐喻功能,通过对可译性的阐述,将原作和译作由于翻译而建立的语言层面上的关系升华到超越了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德里达在继承本雅明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笔者认为这是对本雅明的重大超越,也是说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日臻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它将和谐的精神在语言以及所有事物的相关性中演绎得入木叁分,使其达到“风触及风琴一样”那般深邃,充分彰显了解构精神的精髓。第六章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阐释为前提,回归文本,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其宏大的哲学背景下对于文学翻译的微观应用。通过将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相融合后笔者发现,前者对后者至少有着以下几点启示意义：第一,文学翻译应忠实于意指；第二,文学翻译应体现语言的亲缘性；第叁,解构式解读是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第四,文学翻译应采用拱廊直译。拱廊直译指的就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议的那种能够让原作的光芒照进译作的直译,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既译词、又译味的直译,在根本上有别于传统译论中寻求字当句对的直译。本章的论述表明,文学翻译应当寻找语言间意指方式的和谐,而后在语言和谐的颤音中释放出那个失落的纯语言(真理)。第七章是结论,主要是对以上章节的讨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同时指出本论文的主要特色和贡献。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其哲学渊源到它的主要思想直至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都蕴含着深刻的和谐主题。具体地说,这种和谐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哲学、语言、文学与翻译中穿行时利用这些领域间内在的相关性让它们相互阐释,互为补充,展现出秘响旁通的和谐景象；其二,解构主义翻译观本身表达了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的愿望,解构主义哲学本身更表达了实现全世界和谐的宏大愿望。故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体现的和谐精神是一种多声部的和谐交响曲,它用翻译象征着一个万事万物在互补中共生的理想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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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 鲍晓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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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理论旅行：吸收与变异[D]. 王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7]. 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着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D]. 周羽. 上海大学. 2009
[8]. 基于可编程图形硬件的实时图形技术研究[D]. 袁亚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9]. 翻译的跨文化解释[D]. 朱健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10]. 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D]. 李宏鸿.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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