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荟[1]2003年在《透视传媒信誉资本》文中指出本文探讨的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伦理(Business Ethics)问题，即媒介企业，或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媒体力图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来整合“责任”与“利润”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自身发展，形成良性媒介生态环境。 对于这些媒介组织来说，创造利润无疑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其生产经营活动应以一定道德框架为必要条件，来规约自身行为。因为，媒体的经营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活动，为了维护一个有助于经济有效运行的环境，一切形式的经济组织对道德行为都有最低限度的要求。为此，一方面，社会要采取法律等制约手段，监督、控制低于社会最起码道德水平的行为；另一方面经济机构本身也认同“利他”目标是整个企业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认识到良好声誉的正确利益导向功能，对谋取利益的巨大作用，进而将形成、维护良好声誉作为媒体运作的道德诉求。 论文在此立论的基础上，首先，确立了何为传媒的伦理道德框架，并认为媒体的良好声誉并不是由单一要素决定的，而是整个道德框架各组成部分的综合反映，表现的是媒体运营的整体水平，具有不可分割性，不过其中最关键的构成要素乃是媒体所生产的信息文化产品质量。 其次，良好的信誉虽说并不直接产生媒体利润，但却是其“谋利”行为中最有力的“凭借”。因为媒体的信誉度与媒体谋利能力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信度、美誉度越高的媒体，信息传播的社会效果越好，也愈能赢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随之而赢得良好经济效益。所以，论文从媒体的发行经营、广告经营、多种经营、资本经营诸方面对这一无形资产的有形化进行了论证。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传媒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它已在大众化、通俗化精神领域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强烈的示范导向作用。传媒品质低下，不仅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也会累及自身经营活动。
张健[2]2005年在《新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和谐与悖谬》文中研究说明在以市场经济为运营环境的新闻传媒内部,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相互分离,以维护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独立性,是世界各国新闻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编营分离,在美国尤受推崇,号称为“国家”(经营部门)不得干涉“教堂”(编辑部门)的一切事务。 本文即把编辑和经营相分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制性安排,试图以美国新闻业为研究客体,以相关的制度理论和媒介依赖理论为参照框架,通过史论结合的办法,追踪编营分离制度在美国兴起和产生的社会历史进程、制度文化背景、相关的制度保障、在市场运作体制中的局限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制度转型。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经济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存在着和谐与悖谬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这一关系在美国新闻业的具体呈现,编营分离制度是为了保证新闻业在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中的特定功能而作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政府、媒介业主、广告商、新闻专业人员(包括媒介批评家)、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集团在共同的社会主流意识规约下经协商、妥协而达成的一项社会自发秩序。 导论和第一章提出本文拟解决的问题与理论框架。编营分离是美国新闻业一个悠久但在8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的传统,也是中国新闻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包括部分精锐媒体大力倡导的一项制度要求。但是无论中美,编营分离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尚未得到新闻传播学必要的关注和重视。在此情形下,把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的制度理论和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进行整合,将会获得审察和观照美国新闻业的一个全新视角,为透视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获得可资借鉴的参照体系。 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历史分析部分。通过梳理美国报业大众化、垄断化、股份化、巨型化以及广告业、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新闻学、社会责任理论、政府规制诸多层面的来龙去脉,试图在新闻业相关结构性范畴的历史情境与纵向发展之中展示编营分离制度得以产生和生长的社会、政治、经济过程。其中,第二章聚焦于《1787年宪法》和《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前后相关力量的博弈以及报业的发展轨迹,展示经济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制度化、法律化的过程,追溯编营分离制度的政治经济环境。第叁章说明,从政党报纸到便士报的“传播革命”,使得大众报业成为经济、政治上独立的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报纸作为专业和企业的悖论开始初步显现,编营分离制度开始萌芽。第四章主要分析随着个人新闻业向新式新闻业的转型,广告业与新闻业的互动关系走向制度化,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批评,新闻业由此走向专业化,确保新闻业独立性之编营分离制度也随之产生。第五章侧重考察大萧条、战争、冷战等对媒体的影响。客观性理想的型塑、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新闻评议会的制度化、政府对媒介垄断的规制等因素使得编营分离成为普泛性的制度安排。第六章主要分析80年代美国经济自
谢春林[3]2006年在《中国电视产业做强做大的路径选择》文中研究指明从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治散治滥”算起，中国政府立志做强做大电视产业已逾10年，无论是政府、业界还是学界，莫不孜孜以求。个中既有面对西方列强自觉弱小的焦虑，也有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上升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期望。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各种挑战。中国电视产业肩负着与西方电视竞争、满足国内视听需求、整合意识形态、缓解社会矛盾等多重使命。做强做大电视产业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执政党地位稳固的大事，其意义远远超出产业自身的发展壮大。然而，在经过10年来的探索与奋斗后，人们发现中国电视产业的规模、实力、公信力以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等等，都不尽人意；号称“暴利行业”的广电系统整体赢利水平十分低下；节目创新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不强。导致电视产业难以做强做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制存在的种种问题。市场结构方面：“四级办电视”产业布局直接导致结构松散、市场集中度偏低；“党的喉舌”单一定性决定了节目和服务的差异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了中国电视节目和服务的均衡发展。“行政许可制”导致电视市场进入壁垒高筑，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市场行为方面：节目规制松紧失度，导致公信力下降和节目出口量小；广告规制形同虚设，不良广告和不良广告行为泛滥；队伍规制责权失衡，导致电视从业者专业人格和电视企业家成长环境的双重缺失。规制机制方面：规制主体关系不平衡，难以保证规制的公平与公正；立法过程不科学，难以保证规制的权威和完善；执法过程不规范，难以保证规制的效率和稳定。规制体制方面：定性单一，所有频道都是喉舌，都是国有独资的事业单位，客观上缺乏资金，主观上缺乏活力：管办合一，规制不公和寻租腐败时有发生，电视媒体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没有市场主体的正常权利；管理分级，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超大规模电视企业的形成，产业整体优势不能发挥。因此，中国电视规制必须改革。规制改革同时面临着有利条件和阻碍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政府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启动，国际传播竞争压力是推进规制改革的四大动力系统。与此同时，中国电视规制改革面临六大难题，它们是意识形态安全、政府职能转变、塑造市场主体、平衡利益关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完善依法规制。在动力和阻力的博弈中，中国电视规制改革一定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缓慢不等于停止，电视规制改革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媒体理念发展和规制理念创新是中国电视规制改革的前提。“喉舌论”不发展，电视产业就不能做强做大。要正确、全面认识电视媒体在新时期的角色、功能的新变化，以“软实力论”来指导电视产业的规制改革。在“软实力论”指导下，我们应该树立叁种新的规制理念。一是全球存在理念。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传媒不能仅仅在一国存在，它要在整个世界空间范围内存在。因此，一方面国内市场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国内电视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二是社会参与理念。社会参与是指广电系统以外的社会资本能够更广泛参与电视媒体经营和独立拥有电视媒体经营权。因为软实力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创造的，社会力量是构建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生产力。叁是价值兼容理念。价值兼容理念是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节目内容能够包容，这是由国内社会日益分化和国际社会多姿多彩的客观环境决定的。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认同。中国既需要现代性价值认同，也需要后现代性价值认同，特别是对国内年轻一代和国外受众，更应宽容、理解他们的后现代性价值理念，并以东方文化的普世价值去赢得市场。中国电视规制改革必须牢牢抓住体制、机制这两个关节点。中国电视规制机制的理想模式是：关系均衡、规制有据．、执行有力、行业自律的有机结合。关系均衡是指规制机构、电视媒体和观众叁者的关系要均衡，特别是观众的公共利益要得到保障：规制有据包括适度规制和依法规制；执行有力既要求规制机构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要对执法过程进行监督和制衡；行业自律与政府规制是产业规制的两个系统，都是为了约束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其作用还在于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承担媒体应负的社会责任。规制体制的改革方向是：分类定性，管办分开，统分结合。分类定性是要解决电视产业经营的名分问题。分类定性不会损害意识形态安全。因为，公益性频道继续承担着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能，经营性频道事实上是发挥不出多大“喉舌”功能的。管办分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管办分开也不会损害意识形态安全。管办分开不等于不管，不等于否定“党管媒体”的原则，不等于管不住。管办分开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很多，如内容控制、法律控制、技术控制等都是保证舆论导向的有效办法。统分结合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市场分散和地方党政对电视的需求问题。统分结合是指对经营性频道实行垂直管理，对公益性频道实行分级管理。“统”是由电视产业的经济特征决定的。经营性频道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效益，垂直管理是形成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基础。“分”是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地方党政对电视的需求决定的。中国电视产业的困境起因于政府规制的弊端，做强做大愿景的实现也将有赖于政府规制的改革。
黄晓军[4]2010年在《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按照“理论视域”、“历史脉络”、“现实考察”、“对策探讨”的逻辑理路探讨了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机理、历史演进以及在空间上的演化情形,总结出我国大众传媒竞争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规制改革与体制创新的对策思路。合作竞争是以双赢为目的,以合作为表象的高级竞争形式。从内容上看,包括传媒集团内部的整合、传媒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合作以及大众传媒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动态地看,传媒的合作竞争按照合作程度由浅入深,合作方向由内到外,依次呈现为传媒整合、传媒联动、传媒联盟,传媒并购。传媒并购合二为一,外部合作消失,内部整合开始,从而形成传媒合作竞争的整个循环。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步加强,引发媒介产业融合,传媒产业边界渐渐漂移与模糊。这也正是跨媒介合作的根本动因。媒介融合对企业的合作竞争而言,其机理为同时追求技术标准化和产品差异化。因技术的标准化,必然形成技术合作与联盟,因产品的差异化,又使竞争在激烈和平缓中变动,媒介融合交织着竞争与合作的反复与交替。合作需要跨越边界,对种种边界的跨越存在着不同的合作行为,这又可以用相应的理论来解释。博弈论用来解释传媒既竞争又合作的过程,生态论以生态位的理念用来诠释我国传媒合作竞争的资源和起点。网络论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将传媒合作行为视作对一切资源的利用与建构。传媒整合是传媒集团内部的协同合作。在这个前提下,提升传媒集团资源的利用率和信息共享水平是传媒集团运作的关键。整合在平台上表现为全媒体编辑部一体化,在机制上是稿库式发稿,在队伍上则期待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传媒联动开启了传媒合作竞争,跨越发展的历程。多表现为传媒外部的业务合作,对地域、介质、级别的跨越式发展。传媒因其互补性和规模化、巩固市场地位的优势而联动,同时也存在信息环境单一的问题。传媒联动为传媒集团的跨域发展注入了活力,除了业务合作,传媒展开多方位的跨越式合作,但是因政策的变动,以联动为起点的跨越让传媒联盟凸显出来。传媒联盟本质上是为了获取外部资源而进行的网络化的生存方式,呈现出跨业务、跨媒介、跨地域的特征,但在实际操作和效益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传媒的资本合作伴随着放松规制逐步深入,传媒并购需要大量融资,是传媒资本竞合的集中体现,并购与反并购是传媒在资本方面激烈竞争与合作最生动的写照。我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在政策和技术的推动下渐次进入合作竞争的新阶段。政策方面因放松规制启动了传媒内在的发展能量,因技术而来的媒介融合带动了传媒的竞合。我国报业、广电业、网络业在这样的环境下,都要经历一个从对抗性竞争到非对抗性竞争、合作竞争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内部合作到外部合作,从业务合作到资本合作,合作竞争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加强,而从整体上看,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从市场行为有着上升为发展战略的趋势,除了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外,大众传媒的合作战略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传媒企业网络化生存的战略。从空间的发展来看,大众传媒因为行政区划的局限,地域性特征明显,其合作竞争的情形与有限的生态位资源密切相关,也受到某一空间的传媒种群密度的影响。宏观地看,地市级传媒趋向整合、合作,而省级同城传媒竞争最为激烈,国际间传媒重在合作,而区域经济下的传媒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大众传媒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状态,其分布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呈正相关而出现地理集聚,但是传媒产业增长极大小孤岛并立,激化效应明显,但扩散效应不足。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传媒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带来传媒产业的集群发展,在区域经济的推动下,传媒之间的合作和联系不断加强,地域传媒走向区域传媒,分工协作,甚至组建区域传媒集团也可能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在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过程中,搭便车和公地悲剧是传媒合作的机会主义表现形式。传媒的合谋行为往往是价格战的发生机制。传媒合作对象的选择错误,在合作的机制和监管方面缺位。传媒合作的范围过大,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弊端。在与资本合作时罔顾政策风险,导致合作败局。传媒整合在效益上,内部合作程度不高等等。这些都是传媒合作竞争中动机、对象和风险方面出现的技术性问题,但合作竞争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严格规制,表现在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阻碍了传媒合作竞争的良性展开。因此,政府规制的焦点就在于突破局部利益之争。和西方政府对传媒规制不同的是,我国传媒的规制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过度竞争,由市场失灵引起的,而是传媒市场总体上发育不健全,放松规制旨在培育市场,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是传媒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延续。从根本上讲,规制是在传媒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要让传媒的合作竞争能良性发展,必然从宏观上依赖于我国传媒体制的创新。我国传媒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制度依赖,在他国传媒体制的参照下,传媒必须产权明晰,公益经营两分开以及剥离转制,才能打造真正的合作竞争主体,在突破行政壁垒方面协调好条块利益,在投融资体制方面,加大开放力度,才能创造出我国大众传媒合作竞争的良好局面。
吴立斌[5]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朱俊河[6]2012年在《体育解说的叙事学研究》文中指出体育文化有着越来越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至于体育解说，我们都很熟悉，人人都能碰到，而且也很好理解：体育解说——关于体育的解说。然而体育解说在体育节目传播中，处于相当核心的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受众对体育赛事转播的认知和认可。而对体育解说的研究却甚是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广大受众和体育解说从业者对体育解说的认知，妨碍了体育赛事和体育文化的有效传播。对体育解说进行叙事学意义上的相关研究，有利于在认识论上和实践论上深化对体育解说的理解，有利于进一步指导体育解说的实践。体育解说，依托体育比赛，属于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或精彩纷呈，或平淡无奇，均如浮云飘过，无迹可寻。而实际上，在体育解说话语行为的内部隐含着内在的推动力。在解说话语不绝如缕的表象之下，其深层话语结构会被遮蔽，让人无法探及。采用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借鉴人类文化学、符号学、现象学、结构功能主义等一系列先进文化成果，把我们看似熟悉的东西——体育解说再一次地陌生化，重返话语的原初，在传播学、叙事学的框架内开创体育解说研究的新局面和理论体系，其研究视角对叙事学研究本身也是一次有益的补充和拓展。本研究主要针对体育解说员、在校学生、体育受众以及大量比赛文本，采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思辨论证法、深度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控制实验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在体育解说的文本层面和语境层面两个大的话语产生的层面展开调研和分析，得出了较为真实可信、具备哲理思辨、益于解说实践的观点和结论，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由导论、正文、结论和附录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4大部分，基本涵盖了叙事学的分析角度和传播学的结构框架。文章首先从结构功能主义的命题出发，从人类学的学理视野，探讨了体育解说的产生、发展和功能。认为，体育解说的产生植根于体育文化的超越性、创造性和传播使命，分析了体育解说的古代原型——体育比赛现场司仪，他们有着同样的功能和存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体育解说发展的中西脉络和体育解说的基本功能。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引入“场域”的概念，因为这是体育解说员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领域。在体育解说的叙事场域里，充分认识“解说资本”的概念，它是解说员存在的价值基础，解说员的职业声涯都在为此而奋斗；体育解说员的生存和成长还是一个场域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解说员需处理好场域内“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身”等场域环境因素，为自身成为解说场域的象征符号而不断前行。在第叁章“叙事资格”部分，重点分析了一个走向前台的体育解说员所必须的能力储备，同时还包括叙事意识的成熟和叙事策略的完善。第四章“话语建构”的研究目的直接指向解说文本的生成路径，在深入探讨体育解说话语本质的基础上，梳理了体育解说话语的实践本质，在透视解说话语的结构模式之后，在“时间处理”、“叙事线索”的结构梳理之下，分析出解说话语文本的“即时围观”和即时重构的生成过程。
曾友中[7]2010年在《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当下金融危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回到马克思货币理论解析当下金融危机为研究主题,试图挖掘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独特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论文首先围绕马克思货币理论关于货币职能与本质、货币拜物教与货币伦理、虚拟货币与虚拟经济而展开论述。马克思早期研究货币问题的哲学视角是抽象人本主义的劳动视角,货币问题单单作为压缩性的问题而被提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为他研究货币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实践视角,货币在一种明确的方式下重新纳入到与世界的真正关系。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的价值表达形式经历了个别的偶然的初级价值形式、扩大的高级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价值形式等四个阶段。货币具有五项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主要是标明价格或作为计算货币。货币在商品所有者之间不断地以一种不平衡、不成比例的方式扩散出来,执行的就是货币的流通手段。当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暂时受到“屏蔽”,货币就充当贮藏手段,这是一种权力性的绝对社会形式。随着信用交易方式的真实模拟,货币在偿还债务或作非直接支付时,充当支付手段。当货币越出国内流通领域,在国际市场上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功能体现本质。从货币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从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同人类劳动的关系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和物化；从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结构性关系；从货币与人的关系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货币最核心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体现着一种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体现着一种阶级关系,表征为财富分配的关系。资本是强化的货币形式,是货币意义与本质的拓展。货币的“独占权”充满着神圣的光环,成为绝对的表现形式和一切价值的等价物,内敛着无限的能量并高高在上,因而使得货币符号被异化,货币拜物教和货币幻象迷生。货币符号被异化内含货币符号被主体化,货币这尊神似乎是真实市场的创造者；货币手段目的化,从根本上表现为货币对价值的僭越；货币符号贪欲化,货币消融为对货币纯粹的欲望。官僚跟钱更亲近了,官僚跟公众反倒疏远了。货币符号被异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判断逻辑—拜物教。拜物教是对人类的反制。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货币拜物教产生的一个并非纯粹的假定式推断。私有制独立表达的历史意义和经济意义,是货币拜物教产生的根源。货币价值的心理体验与想像即货币幻象,是人性贪婪货币的一种极致表述。资本家的血管里流着的不一定是道德的血液。逐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必须遵奉道德规范的客观法则,这是货币经济的伦理本性。虚拟货币是指不与贵金属储备挂钩的纯粹价值符号,是虚拟的抽象的价值形式。虚拟货币若以逐利为目的进行投资或投机,虚拟货币就转变成虚拟资本。按离实际价值的远近,虚拟资本可分为传统的、非生产性的、证券化的、杠杆式的等四类,具有不稳定性、高风险性、社会属性和本质属性。虚拟经济是以钱生钱、以货币生货币的经济。虚拟经济的功能集中体现在现代货币的能量。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中产生,并反作用实体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数量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财富性质上存在本质差异。货币、经济自由与金融自由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自由是神秘和令人向往的崇高字眼。随着近代欧洲社会现代化,自由研究的重心从抽象层面移向经济层面。经济自由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自主活动状态,包括生产与消费自由、竞争自由、契约自由和劳动自由等方面。生产过程与生产效果的意志自主性表现在生产者独立自由的行动和发展。消费自由更能使消费者更强烈地返回自身。生产自由和消费自由都以财产权自由作为依据。竞争自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不断地从自我中心向外延伸的证实或补充,是一种向迄今未知的合并和排斥、促成相似和相异的推动力。契约与自由,犹如“心”与“体”的关系。劳动自由意味着就业人的人身自由以及择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本质上是货币的自由、资本的自由,资本在个人世界之上已经建构一个社会有效活动的客观形式的世界,它在无形的网络中已经限制和规定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力量,把他们掣肘在完全精确的、事先已确定好的表现形式中。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是,经济自由的力道从哪里来?是货币,天生一种自由的张力,鼓动了资本内在力量的扩张。货币是经济自由的对象中介物,经济自由与之进入相互平衡的舞台相互证明自身。市场经济就是货币经济。货币是劳动者自由的推力,使劳动者从束缚关系中购买自身成为现实。货币是资本扩张的载体,一切可能的投资与活动都通向这里,最终结成世界市场和一种世界性关系。货币是虚拟经济的“自由意志”,虚拟经济是的“自由意志”的浪漫主义表达形式。那么,经济自由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要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关系如何组合,由此切入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前世今生。古典式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国家只起“守夜人”的作用,但“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能够持久地保证它所预见的秩序与和谐。国家干预式的经济自由主义既要自由主义,又要国家干预。随着资本主义历史条件普遍趋势的逐次展开,凯恩斯主义面临退幕的冲击与考验。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最终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可简约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即融资的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由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而决定。金融自由是现代经济自由的高端图式。金融自由化的价值体现在消解“金融压抑”。金融自由化过度会引发“金融恐怖行为”,首先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回到马克思货币理论解析当下金融危机更具有正确性、解构性和说服力。2007年初至今天的金融危机经历了模糊感的征兆初现、局部性的喧哗嘈杂、系统性的集中爆发、全球性的蔓延扩散等一系列演变过程。2007年2月至2008年2月,是危机初期,美国政府的处置以观察监控为主,“救急不救穷”。2008年3月至2008的8月,是危机上升期,美国政府针对摩根大通、贝尔斯登、“两房”等特定问题的金融机构进行个案处理。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底,伴随着雷曼破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被迫转型、AIG告急,危机进入癫狂期,美国政府相应进行全面的系统化的处置。2009年2月迄今,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处置重点是：期限资产信贷计划(TALF)、公私合作投资计划(PPIP)、压力测试(ST)和监管改革蓝图。目前金融体系初步稳定,世界经济企稳回升。危机成因自有危机的逻辑。一是贫困化的货币阶级关系。财富急剧向少数人身上转移的恶果是,巨大的差异不断点燃低端收入者的财富欲望之火,使民众处于追逐“宇宙的最高的经济统一性”的梦幻之中。而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根源则是新自由主义。二是“华尔街的贪婪”罔顾货币伦理。贪婪使高杠杆率如影随形。贪婪让华尔街金融评级机构不知“知守进退”。贪婪还表现在银行给高管层发放天价的薪酬和奖金。华尔街最大的贪婪是权力与金钱孽生的贪婪,是资本的贪婪。马克思当年一针见血的批判,可直指今天的华尔街。叁是金融虚拟工具吹爆虚拟经济。MBS、ABS、CDO和CDS等金融衍生品导致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背离了马克思所阐述的虚拟经济的本来价值。四是金融监管放松导致金融自由化过度。金融监管体系分割,导致监管盲点、协调困难和监管套利。危机的影响极其深刻。这才是最重要最确定的认知,是危机的真正意义和中心点。美国经济调整周期将延长。世界经济格局将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特征。“剪羊毛”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谁能垄断世界货币的发行,谁就拥有超量的利润空间。美元霸权应该被唾弃。储备货币要多元化。全球要努力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相互依存,起源于一个地方的问题不会局限于一个地方,而是会向整个体系蔓延。中国经济已深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不可能置身其外。危机冲击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外贸出口,但影响有限。中国“危”中有“机”,“机”大于“危”。一个动荡的时期是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期。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视角,当努力探索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当代价值。一是要努力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核心是参照货币需求量调控货币供应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萨伊定律和旧货币数量论、“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货币理论、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划”货币理论等西方货币政策与理论中有关对各种变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借鉴。货币政策应当关注虚拟经济的运行状况,它需要一种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均衡态度基于经济概念及其逻辑关系而呈现出来。信用关系和流动性的内在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借贷关系。货币政策模糊或者飘浮不定,投资者就会被不确定性和浑浊的金融秩序心理所困,所以,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逻辑就这么简单。针对“迷失的货币”要采取预防性货币政策,以减缓迷失货币“井喷”带来的冲击力。二是要努力追求“至善”的货币性伦理。要再思考先哲圣人关于货币伦理的灼见,从中找出其价值性、内得性和距离化特征。针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大举措,要倡导适度消费的货币伦理。道义放中间,利益摆两边,要追求社会责任感的伦理气质。伦理气质内含责任心、合理性和可触知性。货币的环流会带来道德风险。培养道德型风险管理人才,克服“怪兽模型”(Levia than model),要在机制体制上下功夫。叁是要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一国货币演变为国际货币需要具备多个支撑要素。在“一主多元”的格局中,要努力实现人民币职能意义的放大,在挑战与机遇中符合世界整体对我们的需求,具体的策略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进程,对等开放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以黄金支撑人民币。人民币升值问题纠缠不清。利弊权衡,目前适度升值利大于弊。应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理性波动的汇率弹性,避开人民币升值综合症或贬值综合症的陷阱。四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整协发展。要坚守一种真理般的可能性,即虚拟经济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单极化膨胀将产生资产泡沫；实体经济要为虚拟经济奠基,否则虚拟经济有如空中楼阁。具体来说,设置虚拟经济度,以监测虚拟经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和金融自由一体化并举,排除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倾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促实体经济发展,使技术创新型经济和新型实体经济在内容的客观上和主观上都成为推算得出的理性关系和理性经济。实现马克思当代价值的链接,将确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无限生命力。
于正凯[8]2013年在《价值与关系：网络媒体商业模式研究》文中认为网络媒体是具有一定资质、利用网络从事新闻传播的机构或公司。在过去10几年的发展中,新闻单位及其网站始终扮演着专业的、新闻基础生产力角色,但流量落后、经营空间狭小。商业门户网站凭借新闻聚合,试错式地积极填补由网络技术进步所不断敞开的“价值缺口”,流量领先、营收可观。2005年web2.0启动,用户创造内容、用户网络社交,都对网络媒体经营产生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3G元年标志移动互联时代到来,传统叁大商业门户(以新浪为代表)、新闻单位网站又共同面对基于个人用户提供价值、防止用户流失、桌面网络向移动网络转移叁大重要课题。同在2009年,中国新闻单位转企改制启动,2012年4月人民网登陆上海A股市场,转企改制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同在4月,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同其它中央级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一道,正积极接受辅导、谋求上市。种种迹象表明,新闻单位网站除继续担负专业的、新闻基础生产力角色,正走向前台,经营面临全面启动,体系外借鉴、坚守专业与公信、顺应网络经济基本规律,当是基本路径。商业模式是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方式的简洁描述,是体现网络经济最新关注点的经营逻辑。传统商业门户转型、新闻单位网站经营启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商业模式的搭建与创新问题。在学术层面,商业模式框架白上个世纪9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引发国内外管理学者和新闻传播学者广泛讨论,众说纷纭。回应现实与理论问题,本文以PEST模型分析网络媒体的宏观环境,以“结构-行为”这一产业经济学基本传统分析网络媒体产业结构,分析网络媒体组织的资源特征,以上构成网络媒体经营的内、外制约因素。然后,沿着网络媒体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一般线路,抓住“价值与关系”两个重要关注点,透视网络媒体的经营现实与理论变迁,最终总结与尝试性建构网络媒体商业模式框架,希望其成为分析网络媒体经营现实、助力战略决策的富有弹性的管理工具。实证与规范结合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网站数据定期抽样、用户调查、专家访谈、案例收集、财报解读,尤其亲身实习体验,都为本文提供了大量实证材料。管理学经典、传媒经济学和传播学构成本文的理论基础,同时最新的网络经济学、价值网络等理论亦打开了本文的研究视野。PEST模型分析网络媒体的宏观环境发现叁种产业驱动力：国家力量与政策扶植是启动性驱动力、网络技术是革命性驱动力、用户是来自市场与社会的根本驱动力。波特五力模型下,融合是网络媒体最显着的结构特征,其本质在于边界的打破,“关系”成为融合趋势下的重要经营要素。网络引发社会底层变革,使得人、财、物、信息高度节点化,资源间关系构建更加高效,更新了人们的资源观,关系正成为一种“资源的资源”。新闻单位网站资源集中在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及本系统内,亟待拓展系统外、市场、用户资源。STP是价值主张的经典理论,但在网络经济最新发展和媒体经营实际中显露“单向直线性、简单化”局限,加入关系思维是一种修正：用户细分除“质与量”加入社会关系指标,增加对合作伙伴的识别,借力关系进入市场,最终以“一种关系的确立”实现定位。人民网亟待“大众性”突破,东方网则需立足上海深耕。网络媒体的经营现实表明,伙伴、用户、员工这叁个关系对象是网络媒体价值创造的主体,发展叁种关系对于价值创造至关重要。自身强、伙伴强、整合强是核心竞争力视角下的伙伴关系战略。媒体平台与用户的关系、用户与用户的关系是网络媒体发展用户关系的两个层面,真诚高效服务、后台设置排行呈现话题、激活用户为自己创造价值,是发展用户关系的现实路径。构筑共同愿景、开展实质性沟通,培育良好组织文化是发展员工关系的根本。关系维系对于有“盈利时滞”特征的网络媒体尤为重要。价值提供与沟通是关系维系的一般原则。用户关系是网络媒体关系核心,通过升级、孵化、延伸,持续为用户创造价值是用户关系维系的现实路径。网络媒体的价值实现,较之传统二次销售和影响力经济有了很大变迁。来自于市场竞争与博弈的网络媒体一般商业模式提示：网络媒体的新广告价值在于海量信息匹配与可测量效果的提供,增值服务是价值满溢之后的统计性盈利,二者内在关联、相互促进,搜索与微博广告、腾讯社区与微博企业版分别是二者典型案例。四大商业门户的财务分析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撑,明确提示优化盈利组合关系、利用人工逻辑-计算机语言所赋予的网络智能对于网络媒体经营的重要性。总结全文,网络媒体商业模式分作叁个层面,并具有“间接性与复杂性”两大特征。在理论的、商业模式框架层面,尝试建构具有弹性特征的商业模式框架,并作出举例说明和不足之处研讨。以核心竞争力创建新组合强烈影响网络媒体的经营未来。结合新闻单位网站现实,核心竞争力再认、内容为王背后的关系意味、地方新闻网站的经营空间与战略取向是本文提出讨论的问题。
李静[9]2010年在《新时期体制演变中的电影进口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的重点是对1978—2008年间中国电影进口作研究。此30年对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外国电影从文革后期以买断方式恢复进口到中国,到1994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复中国电影总公司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电影----即十部分账“大片”强势进入中国,直至21世纪中国加入WTO,依据国际性商业原则,进口至中国的外国分账影片数量强制性翻倍。30年间,中国共以商业形式进口了1279部国外影片作为影院放映,不同阶段进口影片的数量、质量、题材、国别、级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来源于30年间中国社会体制的变化,反映到电影行业还包括各种管理政策、运作机制、进口权限等微观操作层面的改革。大批量的外国电影以不同方式进口至中国,对中国电影业及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梳理了30年间进口电影名单与电影内容的基础上,论文的正文部分从以下四个章节进行展开：第一章对30年间中国电影进口作历史过程的描述。即此30年中国以什么方式进口电影,进口了哪些外国电影,这些进口电影呈现出什么面目。把新时期30年中国进口的1279部电影分成叁个阶段进行简短梳理：主要包括1978—1993：买断进口电影的国别转向,1994—2000：分账进口电影登陆中国,2001-2008：分账进口电影数量激增。第二章来探讨进口电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本文从30年间中国社会体制演变的大背景中考查进口电影变化的原因。文革结束后,拔乱反正的政治语境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治先行,中国电影的创作观念延续着“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宣教定位。在政治语境下,来自于第二世界的日本电影与法国电影在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阶层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美国作为世界电影强国,其进口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并不甚明显。同时,进口电影作为政治外交的晴雨表,在中国与苏联、日本等国的文化外交中也发挥了特殊的政治作用。90年代市场经济的深入引发中国消费社会的形成。分账进口的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以巨大的资本优势,进入中国社会进而鲸吞中国电影市场。中国力图以最大的经济利益与最小的意识形态风险作为分账电影的引进原则,但实践表明,鱼与熊掌似乎不可兼得,在以商业利益为先导的好莱坞电影冲击下,中国本土电影业几近陷入崩溃境地。为了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中国政府一度采用“政府输血制”支持国产电影业维持运行,但收效甚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加入WTO使中国分账进口电影的数量强制性翻倍,进口至中国的外国电影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元素。中国电影在政府的强力保护下,分账电影进口量的增加并未使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全军覆没。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整合民间、海外、港台经济与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思路发展“大电影”观念,发起了对好莱坞的防守反击,并在本土市场上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第叁章,从电影管理体制的微观层面进行探讨：中国电影进口方式及进口影片的变化怎样刺激着中国电影行业管理体制,使之在困顿中发生变革。而反过来,由于中国电影业的管理政策、运作机制、进口权限等方面的变化给中国电影进口带来了改变,进而改变了进口影片的面目,对本土受众的接受心理及时代文化风尚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本章沿着30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脉络,分析在叁个不同阶段进口电影在中国的面目、地位、作用、以及中国政府对电影进口的种种限制、措施,可以看出,中国电影行政管理部门正是通过借用电影进口给中国电影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电影体制改革逐步走上正轨。第四章,从电影观念形态入手,探讨进口电影对中国电影格局的深入影响：正是这种不可见的影响令30年间中国电影业产生了巨大变化。本章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进口电影对中国电影格局的影响,进口电影一步步打破了中国电影人原有的电影创作本体观念,并随之形成了以观众为中心的放映档期,引发了受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挑战传统官方立场的电影审查制度,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及余震效应使新时期中国电影格局在冲突断裂中浴火重生。第二节,探讨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电影怎样重新融入世界,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走了哪些弯路,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受到了哪些阻碍。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树立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中国电影在中国政府强力支持下,如何在好莱坞电影霸权统治的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争取民族文化主权,同时为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又做出了哪些努力。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以寓言方式指出中国现有电影观念的局限性,同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业走产业与事业两翼并行发展的道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本文的研究对象定位于电影进口而非进口电影(或进口影片),决定了这不是以文本分析的理论提升为基础的美学研究,只是将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进口影片文本将作为个案引入研究视野。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以新时期30年进口电影为研究主体,将社会宏观背景与电影体制的微观视野相结合作为研究背景,集中于电影与社会建立的各种传播关系。本文力图将传播学的微观视野与宏观构架相结合---将美国经典传播学派的实证主义调查方法、受众分析理论与北美批判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是不关注文本,它认为文本应当得到较多关注,但必须把它放在彻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来考察。”①与美国经典传播学相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批判传播研究不但一直注重权力问题,而且将它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来审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权力结构和传播资源分配模式。这一传统一开始就将传播研究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行为,呼吁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将30年进口影片的定量分析应用于电影制度史学研究,同时结合社会性别分析、萨伊德的东方学、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等文化研究理论与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力图为30年中国社会体制变迁与进口电影传播的关系问题提供一种合法性阐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长处在于它向来强调结构形式的重要性,它一直致力于描述并分析影响传播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结构形式,并主要考察国家如何规范这些结构。虽然政治经济学并未忽视商品本身和商品化的过程,但它仍然倾向于强调企业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目前国内还没有专着对新时期进口电影作专门性研究,同时囿于我国文化安全限制,亦没有国外学者对此项内容展开研究。本人在搜集了众多第一手的电影进口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社会体制演变及电影行业体制改革的角度对电影进口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综合性。
邬玲[10]2018年在《资本与文化的缝合》文中提出万达电影,即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万达集团。万达电影成立于2005年,经历13年的发展,它已占有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票房市场份额,位居国内院线行业第一。那么,万达电影发展至今面临如此局势的原因是什么?万达电影发展中存在什么问题?万达电影院线存在这些问题是否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万达电影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具有什么启示?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万达电影相关资料,展开深入分析,并反思电影产业中资本与文化的矛盾关系,探索万达电影在资本与文化方面的裂隙与缝合。本文从电影文化传播角度,借鉴文化资本理论和电影缝合理论,把万达电影作为电影文化传播个案来考察中国电影产业的资本与文化缝合问题,主要从符号、结构、意识和文化四个角度论述万达电影的四种缝合过程及效果。万达电影作为资产联结型的电影院线,因万达集团雄厚的资本后盾而具有强大的资本优势,却因其地产商业模式,使其在文化创意、内容生产方面比较缺乏现实关怀和艺术审美,而一味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因此,万达电影的经济资本亟需缝合文化,构建电影文化资本,来创造经济效益、扩大社会效益和实现文化增值。在资本与文化的缝合方面,万达电影通过将资本与符号、结构、意识和文化进行缝合,塑造万达电影的符号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等电影资本形态,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路径与方向。在符号缝合方面,万达电影品牌作为一种符号资本,已然深入人心,具有扩大消费、标识身份的功能,并成为一种符号暴力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和行为方式。在结构缝合方面,万达电影结构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垄断电影市场,形塑社会结构,建构社会认同等功能。在意识缝合方面,万达电影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具有整合大众、意识形态控制和强化权力支配等功能。在文化缝合方面,万达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传播电影文化,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具有社会区隔和文化全球化等功能。综上所述,资本与文化的深入缝合是否能解决现阶段电影产业中“IP化、资本逐利化、票房量化”等问题,是否能促进中国电影事业健康发展,万达电影在此方面探索出了一个发展方向和一种发展思路,值得中国电影产业借鉴与学习。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产业也需取长补短,避免重犯万达电影发展中的某些失误。电影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艺术。中国电影产业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还需注重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审美艺术。电影资本与文化缝合的关键在于电影文化深层缝合,通过电影传播中国文化,进行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透视传媒信誉资本[D]. 沈荟. 复旦大学. 2003
[2]. 新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和谐与悖谬[D]. 张健. 复旦大学. 2005
[3]. 中国电视产业做强做大的路径选择[D]. 谢春林. 复旦大学. 2006
[4]. 我国大众传媒的合作竞争研究[D]. 黄晓军. 武汉大学. 2010
[5].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6]. 体育解说的叙事学研究[D]. 朱俊河. 上海体育学院. 2012
[7]. 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当下金融危机[D]. 曾友中. 武汉大学. 2010
[8]. 价值与关系：网络媒体商业模式研究[D]. 于正凯. 复旦大学. 2013
[9]. 新时期体制演变中的电影进口研究[D]. 李静. 山东大学. 2010
[10]. 资本与文化的缝合[D]. 邬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标签：新闻与传媒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传媒产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货币论文; 大众传媒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