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波[1]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6年的历史,我们大致能够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为中间点,将新中国迄今为止66年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叁十年加以研究。如何对待这两个叁十年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新中国66年的整体评价,而且还影响着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回顾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66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持续探索的66年。在这66年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曾强调,这条道路是实现中国梦必须依赖的道路,它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也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习近平的话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它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不容割裂。两个叁十年虽然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存在较大差别,但其本质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前叁十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制度、物质基础,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宝贵的历史经验,可以说这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最终开辟出这条现代化道路并不断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将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融入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使其成功地由“两手抓”逐渐提升至“五位一体”。本文基于正王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6年的发展历程中去厘清中国共产党探索、开辟并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总结这66年的丰富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增强道路自信。全文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第二章厘清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叁十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并对这叁十年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所奠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以及所提供的正王反两方面经验展开论述。第叁章则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最后,通过厘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得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叁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开辟与拓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程,不能刻意割裂,更不能相互否定。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首先,简要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轨迹,阐明这条道路并非一朝一夕开创而出,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艰辛探索而来,且是一条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道路。其次,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论述这条道路的根本保证、基本内容以及阶段性发展目标。再次,厘清此道路的基本特征,强调这一道路是一条具有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最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对比,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与扬弃,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借鉴与超越,是实现中国梦的唯一路径。第二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前叁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苏为鉴”,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首先论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并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此后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其次论述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带领党中央尝试摆脱苏联模式桎梏,迈出了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步,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叁大领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最后论述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对这条道路的探索最终走入误区并遭受严重挫折。但这些曲折的经历,最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现拨乱反正,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后叁十年是前叁十年发展的历史必然,没有前叁十年的探索,也就没有后叁十年的伟大成果。第叁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出发,论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并全面拓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在厘清这一历程中阐述这一道路的总体布局是如何由“两手抓”逐渐提升为“五位一体”的,并在这一过程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果的坚持、改革、发展之处,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与发展是一个长达60多年、接续奋斗的历程。第四章主要基于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出发,首先明确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道路的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前叁十年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这叁十年的探索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开辟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宝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此不能否定。其次明确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这条道路也实现了对前叁十年的坚持、改革、发展。最后强调要用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来正确看待两个历史时期,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辟和发展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不能割裂对待,更不能相互否定,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走进老路或者邪路,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道路的坚持和不断拓展,奋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辛璐璐[2]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多重转型期,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在价值观念、组织构成和利益格局等方面也发生了显着变化,所有这些都对国家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该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多个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面对治理环境和治理条件的改变,政府已经无法再成为唯一的治理者;另一方面,鉴于我国现代化所处的阶段以及中国的国情,政府仍是该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与执行者,它是“同辈中的长者”,处于主导地位。正因如此,探讨如何完善政府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权责体系、保障政府责任的有效履行就有了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之间的契合点就在于政府责任的充分有效履行。本文基于结构功能理论,借助对帕森斯“AGIL”模型的拓展,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的要点是,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整体系统,该系统由结构与功能构成,现代化是其要达成的目标;重点是明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讨论在国家治理系统目标达成过程中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如何更好履行这些责任的优化路径。第一章,明确了本研究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构建起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核心概念部分,对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责任与政府责任等几组核心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以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的认知;与此同时,将政府责任与政府职能、责任政府等易于混淆的概念做了区分。在理论基础部分,从元治理理论、现代化理论、政府责任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中获得理论上的支撑。在分析框架构建部分,通过探究结构功能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责任之间的契合性,基于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AGIL”模型的拓展,构建起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分析框架。其中国家治理被视为一个系统,现代化是系统运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政府责任的有效履行则是题中之义。第二章,对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系统的结构功能进行了分析。根据帕森斯的“AGIL”模型,中国国家治理系统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子系统(四种结构类型)及其所对应的功能构成,其有着整体有序性、动态开放性以及多元耦合性的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国家治理系统的重塑过程,也是系统结构与功能不断调适的过程。各个子系统必须要满足现代化目标对结构的要求,即经济系统应达到经济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要求;政治系统应达到政治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要求;社会系统应达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要求;文化系统应达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要求。“结构决定功能”,国家治理系统的结构性要求决定了国家治理系统的功能性诉求。具体来看,经济上要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等;政治上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法治国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社会上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等;文化上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文化管理体制等。只有这些功能性诉求都得到满足,现代化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第叁章,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之一——政府的责任进行了厘定。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将“位置——角色”作为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即每个行动者因占据的位置不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国家治理系统中包括了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个行为者。政府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各个子系统功能性诉求的实现都离不开它的引领和责任的有效履行。在经济系统中,政府主要扮演着市场秩序的规制者与监管者、市场体系的服务者、环境保护者的角色,承担着正确定位政府与市场关系;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经济合理发展;注重环境保护,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责任。在政治系统中,政府主要扮演着政治秩序的稳定者、政治发展的统领者与推进者的角色,承担着坚持依法行政,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扩大公民参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责任。在社会系统中,政府主要扮演着多元主体的协调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会进步的促进者的角色,承担着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养和监管,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以及预防和化解新型社会矛盾等责任。在文化系统中,政府主要扮演着中国文化的发扬者、价值观念的塑造者及道德素养的培育者的角色,承担着塑造核心价值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心;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国家软实力;并强化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等责任。第四章,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履责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要想通过政府责任的履行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首先政府责任的内容必须合理化,其次政府责任必须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履行。政府责任的实现不是一个纯粹的应然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现实问题。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职能转变滞后对经济系统适应能力的削弱;执行效能乏力对政治系统目标达成的阻碍;支持系统不良对社会系统整合进程的迟滞;配置手段失当对文化系统维持功能的冲击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理念更新缓慢,消极文化影响深厚;有限理性影响,阻碍治理主体充分履责;治理环境复杂,责任目标难以周全考量;法治权威弱化,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体制运行不畅,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完善等。第五章,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实现的优化路径。只有化解政府履责所面临的问题,才能保障政府责任的有效履行。在经济领域中,通过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均衡政府责任目标,促进经济系统适应性功能的发挥。在政治领域中,通过完善法律体系,规范政府履责行为;完善问责制度,保障履责效果;完善激励机制,增强履责动力。借此,促进政治系统目标达成功能的发挥。在社会领域中,通过厘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提升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更新治理技术和工作方式方法,促进社会系统整合功能的发挥。在文化领域中,通过提高公务员个体素质,提升政府价值引领能力以及网络文化的应对能力来促进文化系统维持功能的发挥。最终,借助上述举措,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达成。
汪希[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生态文明是在人类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退化等生态危机之后的一种本能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为了实现生态良好、文明发展、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进而克服危机和负面因素,建设系统化的生态运行机制和理想的运行环境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只是涉及自然生态层面,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态文明的主要创见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分化、统一的内在关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前提。毛泽东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探微主要是关于人与自然的有机耦合、资源的合理节约使用、植树造林与绿化人类环境的有机统一、节俭和反对浪费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观点。在改革开放历史洪流中,邓小平不仅重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注视生态文明的建设,进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和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江泽民同志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把我们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使命,还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习近平同志从基本理念、思想指导、价值目标、实现路径以及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超越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崭新思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历程,可依据环境保护的状况和发展理念的更新,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1949-1978);二是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保护(1979-2002);叁是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建设生态文明(2003-2012);四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3-至今)。这四个阶段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着资源能源短缺和浪费现象依然严峻、噪声污染、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依然突出、土壤沙漠化和石漠化日益严重、人为破坏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面临锐减态势,以及当前我国环境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等。从而严重影响到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和谐共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产生了严峻挑战,对我国乃至全人类生环境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以及对我国国际的影响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增强都构成了威胁。而造成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意识与共享合作意识依然淡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国际合作机制和环境立法执法机制有待完善,现存的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仍存弊端,生态文明建设相对缺乏先进的生态技术支撑,对环保科研、生态治理资金的投入相对不足,未能全面调动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导致局部地区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按照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最新要求和重要部署来进行工作的开展。具体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理念意识层面,就要增强科学政绩观、生态共同体和国际合作观念;二是政策制度层面,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和评价体系;叁是治理模式层面,要不断地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生态治理精细化;四是总体布局层面,应当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布局;五是实践探索层面,必须着重探索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六是力量主体层面,必须实现政府主导、企业推动和公众参与的有机耦合。这六个方面的重要举措和现实路径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
胡建华[4]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研究说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武小龙[5]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刘瑞兰[6]2012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业己证明,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现代化,从而成长为现代性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外源型”现代化国家,要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实现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的转型。改革开放以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和进步,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也在不断地推进,并体现出现代性的阶段性成长特征。本文提出和运用政治现代性成长理论,结合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史,通过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起点、目标与任务、动力、指导思想、实践和成长不足的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并揭示这一历程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经验和启示。政治现代性理论既是本文研究的理论范式,同时也是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论文主要分叁个部分：导论、正文和结语。导论部分为理论建构,主要厘定了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性成长,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性和政治现代性成长这些基本的概念,以及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并阐述了政治现代性成长理论。第一章,分别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两方面论述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起点。历史起点侧重实践层面,逻辑起点侧重于思想理论层面。第二章,主要从政治现代性一般理论的角度论述中国政治现代性的价值诉求、目标和任务。第叁章对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动力进行研究,主要从经济动力、社会动力、文化动力和主体动力这四个方面分析政治现代性成长的驱动因素,并且认为这四者是综合发生作用的。第四章,基于叁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系统分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指导思想。分别论述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不同阶段的指导作用。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在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其指导思想和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上看,思想理论和实践进程是相一致的。第五章,立足改革开放的历程,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实践作了系统的分析,选取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权威、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参与等方面,论述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历程和成果。第六章,在对政治现代性成长历程和成果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不足。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法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政治决策科学化水平不高以及政治参与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阻碍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重要因素。第七章,研究和概括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经验与启示,提出和探讨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必须坚持的原则、需要甄别的观点和进一步改革的路径。文章结语以全球化为背景对中国政治现代性进行考察,分析了全球化对现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挑战,提出了中国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以实现新阶段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调整与转换,也是对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的展望。
孙红军[7]2016年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叁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叁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叁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刘传华[8]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从1840年以来,我国就遭受到来自异族的入侵,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幕,中华民族从此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随后的经济掠夺和政治上的压迫,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励着社会各阶层纷纷起来寻求救国救民的图存之路。期间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顽固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民族振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之中。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探索,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1956年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社会实践不够丰富,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很多挫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般走向特殊,实现了社会主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有自身的发展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是历史的积淀,更内涵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新生事物,在现代化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和历程。进行制度研究,绝不是一个个性的案例,而是带有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实践具有指导性,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研究的丰富有利于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更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而是在一国以一种特定的形态绽放出其恒久的魅力。本文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阶级-阶层分析方法,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理论探索与现实历程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制度选择、建设和发展进行研究。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历史的宏观视野能够全景式展现制度发展的来龙去脉,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找寻制度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就制度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的概述,同时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特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概念、主题的整体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运行及其特征能够整体上掌握。第二章试图从西欧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把脉,从思想发展的历史和制度发展的历史两个宏观视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渊源。论文的第叁、四章,大篇幅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发展、中国运行和中国特质进行了梳理,深刻认识制度的内在运行肌理,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基,实现从理性的高度认知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为什么会从苏联模式过渡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第五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转换了视角,把制度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自身融入,使得全球化为我所用,现代化的进程更为顺畅,实现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现代化能够走得更加坚实。论文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外生繁殖和世界贡献进行了展望,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去面对的几个问题。论文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探索,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把握上,更多采用内涵认知和渊源探寻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搏,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题,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认识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本源性认知。文章的研究就是试图使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实现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个人的奋斗价值体现在一个新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这个宏大叙事中个人的价值得以彰显。
孙静[9]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政治文化建设研究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分析工具,全面解析政治文化和国家治理之间的交相互动关系,指明政治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心理基础、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的作用。我们追寻历史的轨迹,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最初建构、曲折发展、畸形发展、突破和创新等各个阶段,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期为今天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传承和反思中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继续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呈现出“一主多元”的发展态势,“一主”指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多元”指形态各异的政治亚文化,它们共同构成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此种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必然会由于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全面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观念导向、重要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是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政治亚文化和反主导政治文化冲击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呈现出整合功能弱化的迹象,再加上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观念带来负面影响,网络化和全球化对既有政治文化格局的冲击和挑战,全面加强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已迫在眉睫。但政治文化建设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在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多措并举,通过多种路径相互配合,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的政治文化基础。本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并指出既往研究的价值和不足;介绍本文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政治现代化、政治社会化、政治亚文化理论;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这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在系统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文化”基本理论之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分析工具,全面剖析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引申出政治文化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治理与政治文化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分析,目的是在二者同向互动过程中找到结构契合点,为建设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从历史的轨迹出发,系统分析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初建构、曲折发展、畸形发展、突破与创新各个阶段的主要措施、特点和经验教训,以期对今天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追寻,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继续保持政治文化自觉。第叁章“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发展方向”,通过描述当前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显着特点、结构要素等,试图勾画出中国政治文化全貌。在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重要任务、观念导向的基础上指出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模式,即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模式,此种政治文化模式综合考量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具体要求,而非脱离中国政治实践的主观臆想。第四章“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分析当前政治文化格局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遇到的诸多挑战,从主导政治文化整合功能弱化、市场经济对政治文化建设的挑战、全球化和网络化对既有政治文化格局的冲击等方面进行论述。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状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之间还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建设依然“在路上”。第五章“推进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主张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多种路径共同推进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借鉴人类政治文化优秀成果、建设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拓展政治现代化途径等方面的思考,试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建设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企图割弃本国政治文化传统,以雷霆万钧之势重塑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格局无异于痴人说梦。政治文化建设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尊重本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化优秀成果,在民主、法治、参与叁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道路上健康前行。尽管“路漫漫其修远”,但中华民族追寻政治文明的脚步从未停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新征途上继续“上下求索”。
王帆宇[10]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程研究[D]. 彭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2].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问题研究[D]. 辛璐璐. 吉林大学. 2017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D]. 汪希. 电子科技大学. 2016
[4].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研究[D]. 刘瑞兰. 兰州大学. 2012
[7].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研究[D]. 刘传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9].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孙静.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10].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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