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媛媛[1]2003年在《汉江集团就业状况分析及富余人员安置方案》文中研究表明汉江集团是1996年10月由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改制成立的大型企业集团。2000年，经过调整，汉江集团由长江水利委员会管理，水利部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与它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通过对汉江集团人力资源部管理工作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找出其在就业状况方面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对于汉江集团人力资源部管理工作中最难处理的富余人员安置问题，找出其产生原因和安置困难的原因，并提出汉江集团富余人员安置的理论思考和构建安置的基本思路。 全文共分4章。 第一章为分析汉江集团就业状况的现状，针对汉江集团2001—2005发展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目标对就业状况的要求，通过对汉江集团就业状况结构的相关要素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第二章为论述汉江集团富余人员的产生原因及安置难点分析，通过分析，得出汉江集团富余人员的产生不仅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产业政策的影响，还受到集团微观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富余人员的安置工作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第叁章为提出汉江集团富余人员安置的理论思考，汉江集团由于劳动就业的相关理论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及集团“非常福利”的存在使得其富余人员的安置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第四章为构建汉江富余人员安置方案的基本思路，汉江集团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转变富余人员思想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第叁产业、成立再就业服务部门等措施积极做好富余人员的再就业安置，并针对解除劳动关系的富余人员，提出建立富余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分期工龄补偿、分期补偿保险福利费、股权补偿四种直接经济补偿方案和对富余人员子女减免学杂费、为富余人员提供小额贷款两种间接补偿方案。
佚名[2]2017年在《建好职工服务中心 落实工会精准帮扶——汉江集团全面落实《关于加强全国水利系统帮扶中心(站)建设的指导意见》,积极做好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文中提出汉江集团公司党政及工会领导历来重视困难职工的帮扶工作。在政策帮扶、资金帮扶、就业帮扶等方面不惜花费人力物力,把帮助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作为民心工程,积极争取党政的重视和支持,把工会的精准帮扶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全国水利系统帮扶中心(站)建设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工会精准帮扶工作力度,汉江集团公司工会通过建立"职工服务中心",促进工会组织解困脱困工作,对困难职工开展精准有效的帮扶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张典, 周勇涛[3]2018年在《汉江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加快以及企业竞争不断加剧,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越来越为复杂,这就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在国企改革逐渐深入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成为国有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汉江集团公司作为一个已经有着60年历史的国有大型企业,经过了3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现已形成了总资产100多亿的规模。但同时,企业也面临着许多现实或潜在的问题。通过对汉江集团公司现状阐述的基础之上,对其现实和潜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王惠民[4]2005年在《汉江集团增长型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增长型战略是一种使企业在现有战略基础上向更高目标发展的战略。从本质上说只有增长型战略才能不断地扩大企业规模,任何成功的企业都会经历长短不一增长型战略实施期。近些年来,汉江集团持续、快速增长,并保持多年连续盈利,创造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本轮国家宏观调控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使汉江集团面临全新的环境,机遇和挑战并存。 本文首先分析了汉江集团及其产业状况,随后对增长型战略的有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然后对内外部战略环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汉江集团关键资源、共同经营主线及产业链的分析,得出了汉江集团曾采用的增长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汉江集团再增长的出路,最后确定并实施了汉江集团新的增长战略。 本论文的研究分为五章: 第1章——汉江集团及其产业状况。首先介绍了汉江集团的概况、历史阶段。然后阐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与汉江集团的关系。最后将汉江集团的产业按发供电产业、高耗能产业和其它产业进行了分类介绍。 第2章——增长型战略的有关理论。分别对增长型战略的种类、企业特征、采用的原因和适用条件以及利与弊进行了综述。 第3章——外部战略环境分析。在一般战略环境分析中,主要对宏观经济、国家宏观调控、区域政策进行了分析;在产业战略环境分析中,分别对电力行业、铝行业、铁合金行业和电石行业进行了分析;在企业战略环境分析中,重点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给汉江集团带来的机会和威胁。随后对汉江集团关键外部资源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汉江集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4章——内部战略环境分析。通过对汉江集团优势、劣势和关键内部资源的分析,得出汉江集团所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劣势。 第5章——汉江集团增长型战略选择与实施。首先分析了江汉集团共同经营主线及其产业链。然后通过对汉江集团增长动力的分析、增长阶段的分析和增长方式的分析,得出了汉江集团曾采用的增长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汉江集团再增长的战略选择,即必须转变增长方式、调整增长结构、转移增长地域。最后确定了汉江集团新的增长战略并进行了实施:铝产业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即实施前向一体化,重点发展铝深加工业;实施后向一体化,加快发展预焙阳极、氟化铝、氧化铝。碳素产业实施横向一体化战略,快速扩张形成规模优势。其它产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即开发水电产业、整合高耗能产业、发展旅游业、做好丹江口水库的“水”文章。
操家齐[5]2012年在《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实现问题。本文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农民改变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改造了农民,“国民同构”,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本文以农民工的公民权为具体研究视角,先从国家出于快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为稳定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使农民无法自己把握经济自由、人身自由谈起,而农民通过争取“包产到户”为手段,顽强争取经济权利,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包产到户”,取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人身上重新获得自由。从而也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农民成为农民工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为争取合法打工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通过努力,农民工的身份终于得到认可,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然而,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依然不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描述了农民工各项权利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近年来农民工争取权利、维护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富士康事件、增城事件、本田罢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这些事件说明解决农民工公民权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也说明如果引导得法,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农民的成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共同成长与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与发育。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回应的过程。农民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扮演着传统不合理制度框架的冲撞者的角色,国家也不断为此调整着既有的制度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不断磨合、调适,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公民权取得的过程是一个宪政赋权、行政赋权、市场赋权、社会赋权、外力赋权、自力赋权合力共同作用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今农民工公民权的进步主要还是来自市场赋权,但长远来看更需要国家主动赋权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市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农民工在现在和过去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民工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权利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转移,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财富的多寡而出现社会地位的参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平等、人权、公民、法治等现代性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工一方面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其权利意识又得以普遍增强,同时维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工公民权的回归过程与现代国家的成型过程是同步的,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之日,也将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之时。可以说,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周飞[6]2014年在《湖北长江经济带小城市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了大城市的发展浪潮后,小城市将在今后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力,中国小城市将在吸纳农村人口、完成中国社会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小城市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战略,能够更加准确地作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部署和发展规划。本文综合运用实证与理论分析的方法,在实地考察与文献阅读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小城市发展历史与现状,对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小城市的空间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理论性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从对湖北长江经济带中小城市发展现状的考察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认识,武汉市一城独大,发展程度高的地级市与周边省份同等城市相比差距还不明显,而到小城市一级就与周边省份有不小差距,湖北省的城市格局呈“倒金字塔”形状。从而得出结论,湖北长江经济带如果要在整体实力上大幅度提升,必须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尤其是发展小城市及其所辐射的小城镇。本文的重点是四至七章,探讨湖北长江经济带小城市的空间布局、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关于空间布局,小城市应从本地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力资源等实际情况出发,对产业发展方向和城镇体系综合考量,使二者实现空间交汇,达到产城融合,形成错落有致的城镇网络,各类产业协调发展。整个湖北长江经济带小城市空间布局需要宏观上的把握,才能形成健康有序发展的城镇连绵带。整个经济带的发展布局,应采取分段开发的策略。经济带东段强调武汉市对整个经济带尤其是对鄂州、黄冈、黄石、咸宁的带动作用,西段突出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力,中段则为解决湖北省“中部塌陷”而实施“壮腰工程”的具体途径。交通干线是产业和城镇发展的大动脉,一定要加大投入,建设水、空、公、铁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系统,使湖北长江经济带发生整体的互联互动。要在民生优先、安全为重、绿色优质叁个原则指导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市区内公共设施达到规范化、标准化要求。城市建筑的空间布局要做到融入大自然,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使群众生活舒适愉悦,乐在其中。关于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放在优化产业结构上。分析叁大产业结构,湖北长江经济带小城市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叁产业比重偏低。发展的对策,农业方面主要是科技兴农,推进产业化经营,以品牌营销促进产业升级；工业方面主要是培育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拓展产业延伸能力,打造名牌产品；服务业主要是全面满足社会需要,发展科技服务行业。带内小城市对外贸易依存度偏低,改进措施是培育竞争优势,拓宽贸易方式,推进市场多元化。坚持深化以产权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金融体制上以市场化手段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金融服务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在管理体制上确立政企分开等原则,提高管理效益；对城区和农村土地制度,要分别以土地管理和产权为中心加以调整,农村土地的流转将给农民落户城镇带来更多的资金和就业机会。关于社会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和“人的城镇化”。对人口集聚,小城市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使人口城镇化跟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要通过调整城镇布局,建立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城镇就业率；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培植深厚的人力资源。对社会服务,要重点解决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使人人公平享受市民的合法权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带内小城市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今后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建立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完善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城镇化之路。对带内小城市的大量人文资源,也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去维护和开发。从人文资源中提炼城市精神、开发旅游资源、激活地方特色产业和产品、营造精神家园。通过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的维护和开发,获取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给老百姓一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胡碧玉[7]2004年在《流域经济论》文中认为流域经济是一种以自然河流水系为基础，流域人、财、物资源配置为核心的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 人类的文明，最早均起始于大江大河之畔，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都发源于一些着名的河流两岸。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流域及河流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经济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流域经济更注重对“水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缺乏对流域经济这个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的诸多要素的系统分析；对流域产业带的分析更多的是以“叁角洲”为边界，而缺乏上中下游的产业合理布局与利益互动互补的研究；对流域开发的模式有所研究，但很少用要素禀赋和分工协作的原理，进行流域经济开发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对流域综合开发中上中下游经济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利益互补机制的研究也薄弱。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江河的国家之一，今天对流域经济进行综合开发与治理，已成为我国合理布局生产力，发展经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因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流域开发模式，促进我国江河流域综合开发利用与区域协调发展，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需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研究基础，借鉴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尤其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规范分析方法为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以宏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观分析为主等方法，对流域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 论文的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分析了作为整个论文分析基础的基本理论，即:流域经济的内涵、特征、开发模式等问题，借以为论文其它章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分析了流域经济的开发战略目标及模式，对流域经济的作用及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切合我国实际的“增长链”开发模式。第四章，论文分析流域经济产业带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着重运用分工与协作理论，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各展所长、共同发展”的原则，对流域进行产业合理布局，并对流域主导产业的选择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五章，论文论述流域经济与城市的合理布局问题，着重分析城市增长极的作用、产权改革、经营城市等问题。第六章，论文分析了流域经济与“叁农”出路问题，着重分析了流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乡统筹，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增收等问题，力求探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促进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七章，论文分析了流域经济差异与非均衡协调发展，着重探讨了流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差异和实现流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第八章，论文论述了流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用五个统筹的理论，指导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着重探讨流域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发展生态旅游业、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制度创新，促进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九章，论文进一步揭示了流域经济开发中市场的失灵，指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流域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以及在我国流域经济开发中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最后，论文进行流域经济实证研究，以嘉陵江流域为例，对嘉陵江流域经济的开发开放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具体探讨。 与同类型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思考与探索: 1、从宏观理论分析的角度对流域经济问题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克服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经济的研究仅限于注重对“水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研究，对流域经济这个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的开发战略目标和模式、产业布局、城市布局、流域经济与“叁农”出路、流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析较少的不足，把流域经济的开发战略目标和模式、产业布局、城市布局、“叁农”、经济利益补偿、可持续发展等纳入了分析框架，使流域经济问题的研究更系统、完整和全面化。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提出了增长链开发模式。突破己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创新，提出增长链开发模式。增长链开发模式它是一种梯度开发模式与点-轴一面开发模式并举的综合开发模式。其基本思想是把梯度开发模式与点一轴一面开发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流域经济开发中，增长极开发、梯度开发与点轴面开发模式并存，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所形成的点状开发、点轴面所形成的带状开发与整个流域经济上中下游总体上的合理分工、梯度开发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带状的巨大增长链。利用流域经济中河流系统自身拥有的特殊功能来有效地组织流域经济，使河流经济的开发进程与流域经济的发展布局之间始终保持着协调的关系，这必将有利于实现流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 3、提出了建立流域经济上中下游的利益补偿机制。流域经济系统是一种以自然河流水系为基础，流域人、财、物资源配置为核心的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针对流域开发是个系统工程，提出流域经济的开发必须?
洪丽[8]2010年在《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提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呢?它会自动转为下降不必政府干预,还是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什么样的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更有效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跳出就中国问题论中国问题的局限,把视角转向国外,系统研究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及其解决政策,将对正确看待并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早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他们都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类似倒U型曲线。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类似一条U形曲线。根据从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MID2c)整理的13个经济发达国家、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11个发展中国家、17个经济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时序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类似“U型曲线”,转折点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还通过实证模型得到了验证,结果不仅支持了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的观点,也与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相吻合,因为“U形曲线”与“倒U假说”考察的时期并不一样,库兹涅茨等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而“U形曲线”则阐述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和新的信息化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倒U假说”中收入差距在工业化后期下降的阶段正好与“U形曲线”中收入差距前期下降的阶段相吻合,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前一阶段的缩小,还是后一阶段的扩大,都是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呈缩小的趋势,除了与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等自然因素有关,还受益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强力干预,这段时期的政府再分配政策倾向于保护穷人、干预力度较大,高额的累进税及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方面有效调节了过高收入,另一方面使部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流入低收入家庭,两者结合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自由流出、“南北贸易”和外来移民增加,技术进步,政府再分配政策干预力度减弱,工会力量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都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量力量。这一系列相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多数在实证检验中都得到了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库兹涅茨“倒U假说”相符的模式,影响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也并非简单的与二元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而是表现出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当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分配时,一般会伴随收入分配的恶化；当政府不仅关注经济目标而且也关注社会的公平时,收入分配状况通常会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一定会表现出库兹涅茨“倒U假说”这种单一的模式,很可能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模式。经济转轨国家由于都发生了特殊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转变,其收入差距的变化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转轨初期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转轨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引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手中集中,法制不健全使腐败蔓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在经历了转轨初期的混乱之后,许多转轨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结果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越南、蒙古等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转向下降。这也再次证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而不是任何国家都会自然地呈现绝对的“倒U模式”。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当前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还非常大,巴西、哥伦比亚、南非、肯尼亚等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55以上,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南非、巴西等国家相比要相对小得多。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任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他也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是指出采取累进税制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论其当前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或还“处于合理区间”,都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能期待收入差距会自动转为下降,而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来缩小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从国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情况来看,一类是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以经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另一类是对居民收入差距采取放任政策或者政策不当或失效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的众多国家、亚洲的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等。中国在借鉴这些国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加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保护低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协调城乡发展,加入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多种政策优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加强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垄断带来的不合理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完善税制结构,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增加收入；积极发展第叁产业,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困难群体的就业岗位,缓解贫富差距；等等。
夏春萍[9]2005年在《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城市与农村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而言,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在中国,城乡经济差距非常明显,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导致内需不足与失业形势严峻等问题。为了迅速扭转城乡发展的这种不良局面,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及时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战略。那么,如何在全国有效实现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理论界在苦苦思考,实际工作者在艰难探索,为此,以农业大省湖北为例,就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和制度创新思路,无疑对湖北、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城乡经济统筹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综合运用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比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和农业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知识与原理,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理,采取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等多种方法,对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展开系统深入的分析评价,得出相应的政策含义和依据。 论文除导言外,按照内在逻辑顺序共分为9章。导言部分阐明了本研究的目的、意义与国内外研究动态,概述了论文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框架结构,归纳了论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一章通过大量的数据资料对湖北省城乡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若干比较,湖北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并对湖北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形成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章是对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分析。首先介绍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内涵、本质特征和客观必然性,然后介绍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几个经典理论学说。第叁章在对湖北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第四、五、六和七章则分别对湖北省统筹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和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等内容开展了研究。集中探讨了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几个关键内容,并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各个内容与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内在关系和如何围绕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做好各个内容的建设发展工作。第八章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并提出落实的途径是“六化”并举战略。第九章对湖北省的五种类型的县域模式分别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每种模式的统筹发展措施。
刘灵辉[10]2010年在《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兴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不可避免地要征收大量农田,造成大量移民非自愿性搬迁。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六十多年里,我国兴修水库产生的非自愿性移民达2500多万,水库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重要因素,移民是否能够得到妥善安置关系到工程的成败。我国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从单纯的安置性移民转变为开发性移民,开发性移民强调“以土地换土地”安置策略,让移民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施国庆等,2008),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办法,保证移民生活水平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我国农地土地产权基本结构是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享有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所有权层面,法律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在承包经营权层面,农户获得的承包经营权受到法律保护,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在移民的承包地被淹没后,无论是后靠安置亦或是外迁安置,都涉及到占用安置区集体或者居民的土地问题。移民的到来意味着分享当地居民土地、水和其它资源,最明显的是造成安置区居民承包地数量减少和农业收入水平降低,这对安置区居民的福利造成了负面影响。根据“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改进标准,要实现安置区土地向移民转移过程的社会福利改进,就需要对利益受损的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给予相应的补偿以弥补其福利损失。但是,现行法律政策对安置区居民的补偿问题鲜有考虑,更没有完善的补偿机制(张绍山,2007),忽视移民迁入对安置区居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是移民安置规划的一个重大失误。因此,在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背景下,界定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性质,在补偿性质清晰界定以及移民迁入对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福利影响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对安置区集体和居民转出土地给予什么水平的补偿,才能使其福利水平不因移民的迁入而受到影响?在明确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的前提下,如何构建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机制?科学地界定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明确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方式及资金来源,同时,在农村土地产权由集体和居民共享的格局下,如何在安置区集体和居民间以及安置区居民间分配补偿资金,才能兼顾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公平与效率?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进行系统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七章,各章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前言。提出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研究这一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归纳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第二章：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及评述。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的必要性、特点和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实质及现行补偿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在紫坪铺水库、瀑布沟水电站、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潘口水电站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区和安置区的调查问卷、访谈资料以及收集到的移民安置规划报告等资料,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分配的现状进行了阐述和评述。第叁章：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性质的界定。运用理论分析法对国外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性质是否适合我国实际进行了评述,同时,结合我国现行土地法律政策以及本文对集体和农户土地产权关系的界定,对学术界、政府及规划设计单位等认为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性质属于土地征收和市场化土地流转两种观点进行了反驳。然后,本文通过引入土地产权边界的概念,分“土地产权边界内的移民安置”、“土地产权边界外的非成建制移民安置”和“土地产权边界外的成建制移民安置”叁种情况,分别界定了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性质,并对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第四章：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的福利影响及补偿与福利改进。在分析福利的概念及社会福利改进标准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调查资料,深入分析了安置区土地流转对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移民以及不同地方政府的福利影响。构建兴修水库淹没区土地征收和安置区土地流转两个阶段的社会福利模型,并通过假设条件有机地建立起两阶段之间内在联系,分析出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的社会福利改进标准。第五章：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定价及实证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农地价值评估方法的评述和对比分析,选择条件价值法(CVM)对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定价进行实证研究。分别以四川省瀑布沟水电站、湖南省皂市水利枢纽工程、湖北省潘口水电站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四个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测算出不同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并对土地流转补偿标准进行了价值分离。最后,对四个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根据测算出的补偿标准对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执行标准进行了评价。第六章：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机制研究。明确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机制的概念和构建原则,科学界定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归纳出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的可行方式和补偿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对安置区集体分得土地流转收益的比例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公平和效率理论,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阶段,阐述了不同土地流转方式下安置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第七章：研究结论与讨论。总结全文,就如何进行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探讨了水库移民安置土地流转过程中还需深入研究的有关重大问题,最后,对未来的水库移民安置模式进行了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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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江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对策研究[J]. 张典, 周勇涛. 科技创业月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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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D]. 操家齐.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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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域经济论[D]. 胡碧玉. 四川大学. 2004
[8]. 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 洪丽. 武汉大学. 2010
[9]. 湖北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研究[D]. 夏春萍.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10]. 水库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研究[D]. 刘灵辉.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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