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晋宽[1]2008年在《教育服务贸易中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政府承诺开放教育市场,高等教育境外消费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开放教育市场,不仅要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而且要借鉴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的经验,通过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提供有益的启示。
闫红丽[2]2004年在《教育服务贸易中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政府承诺开放教育市场，教育在入世后的发展前景成为许多教育界人士关注的问题。开放教育市场，不仅要了解和学习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而且要研究和借鉴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在大量参阅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及国际贸易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对发达国家和我国的教育境外消费状况进行阐述，从服务、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等基本概念出发，通过文献资料回顾、分析了前人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承诺开放教育市场的WTO缔约国等相关背景资料。运用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论等经济学理论对教育境外消费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的教育境外消费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差距并发现问题，结合文献资料及相关经济学理论提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何穆彬[3]2012年在《入世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逐步取代了国际教育交流的传统概念,日益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教育服务的出口规模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仍处于明显劣势。我国的专业教育仍停留在传授上,而与人才市场的衔接、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教育服务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导致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学科范围过窄,教育服务吸引力较低。基于此背景,深入分析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征、开放程度、国际竞争力并与主要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且在此基础上探讨教育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特征方面,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格局以境外消费方式为主,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教育服务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教育服务境外消费以留学教育为主要形式,境外消费进、出口规模迅速增长,而且呈现境外消费贸易逆差现象；境外消费进出口结构多样化；境外消费出口地区分布集中,进口比较广泛。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方面,通过与主要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教育服务贸易政策的比较发现,从总体承诺范围来看,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部门承诺开放范围上最大；按照提供方式给予承诺水平来看,除了境外消费方式,我国的开放程度最高之外,其他叁种提供方式,我国的开放程度都是最低的。因此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上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这与我国整体教育服务发展程度和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是有密切关系的。利用国际竞争力指数相关测算方法和灰色关联的研究方法,比较了教育服务贸易部分发达国家与我国竞争力的差异,得出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属于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出口大国；美国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加拿大虽然从数据上看竞争力并不明显,但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表明加拿大的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国际竞争力有逐步提高的态势。而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指数均为负数,表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竞争力很低,属于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的进口国。为了进一步考察影响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因素,选取了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组织效率和制度政策四个方面,利用14个指标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得出对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国际竞争力水平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中度影响程度因素、低影响程度因素。对于教育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即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作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一部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二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出国留学人员归国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留学人员在出国留学期间学习了技术、理念以及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归国就业不仅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数量,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促进了技术进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在以上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任丽萍[4]2008年在《湖南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上的承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国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开。湖南省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滞后。文章运用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法研究湖南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旨在促进湖南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国与国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关于高等教育服务的输入与输出。湖南省高等教育外事工作在地理和经济环境、高校实力和学科专业特色、传媒产业以及留学消费价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整体上国际化进展缓慢、高校教育服务贸易运行机制不活、质量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制约了湖南省高等教育外事发展。因此,发展湖南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意义重大:有利于教育主权和文化的维护、有利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引进,而且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还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湖南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要寻求更大、更强、更远的发展,特别需要政府和高校等多方面的合力。政府在服务、规范、法制、平等、竞争、人才、产业等方面的意识需要进一步增强或转变,同时履行维护国家教育主权、完善教育法规及相关体系、保护我国高等教育市场、适时发布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动态、扶植和监管民间中介机构等项职能。高校是参与教育服务贸易的主体,应正视自己在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积极学习、开拓创新,通过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以优质品牌来参与国际竞争。
余娜[5]2014年在《中美澳教育服务贸易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教育服务贸易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总类中的第五类,是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强,教育服务贸易在整个服务贸易领域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加,成为推动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就是两个典型样本。目前,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各种方式、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发展本国的教育服务贸易。例如开设远程教育课程；吸引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到本国求学；在海外设立分校等。教育服务贸易为推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并在教育服务贸易方面做出了有关承诺。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加入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行列,开始全方位参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随着国际教育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境外消费方式下的教育输入和输出量大大增加。虽然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在近几年发展较快,但是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提高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更好更快地发展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本文拟对中美澳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政策、方式和产品等进行比较,得出结论,为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建议。本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教育服务贸易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本文的第二、叁、四、五章对中美澳叁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政策、方式和产品,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的第六章通过前前面的分析结论,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启示与建议。主要建议为：转变观念,大力发展教育服务产业；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升教育服务贸易质量；加快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抢占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构建和完善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框架。
郭秀晶[6]2008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开放、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在GATS框架下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理论框架和战略途径,具有极强的现实紧迫性和深远的理论意义。为此,本文在对经济学、市场学、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以及系统科学等相关理论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发展实践,力求能够初步构建起包括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基本理论、系统分析、博弈分析、政策评价等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力图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参考。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新:其一,构建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市场学理论分析框架。开展了对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定性分析,并明确了市场供需模型、调控机制以及市场定位。转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仅从政治、外交、援助的角度认识来华留学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的状况。其二,构建了“ExCAHEd-Ec”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和指标体系。重点运用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对“ExCAHEd-Ec”复合系统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研究。运用协同学理论构建出了“ExCAHEd-Ec”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和指标体系,并开展了对我国“十五”时期“ExCAHEd-Ec”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标评价研究。其叁,建立了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双层博弈的分析模式。双层博弈模型的应用为本文提供了一种在动态的和交互影响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政策形成机制的重要方法。其四,提出了北京市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发展的战略构想。在对北京市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规模、结构、细分、竞争等研究基础上,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和市场环境分析,提出了北京市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的“差异化营销战略”和“领导者与挑战者综合营销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叁大市场营销策略,即“服务组合策略”、“渠道创新策略”、“整合传播策略”。
司钰[7]2011年在《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教育服务市场规模的迅猛扩张,国际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服务业部门,是世界公认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我国教育服务产业却一直发展缓慢,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长期逆差,这与我国教育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而在对国内的现有文献和统计资料的阅读中发现,对于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理论描述阶段,未发现有文献是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数据分析和指标分析。究其原因,目前对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逆差”一说也只是基于对留学生输出输入数量的比较和国内外学费水平的差距等因素推论而来,没有明确的数据支撑。进出口额数据是衡量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的基础,缺乏有效数据比较会为寻找与教育出口发达国家的差距、促进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造成无根无据的局面。本文就将着手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有关重要数据之一---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额的估算,希望能够为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教育服务贸易是服务贸易的一种,是国与国之间教育服务的交换,是指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教育服务输出与输入。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中,境外消费教育服务在规模和水平上远远超出其他叁种,成为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方式。境外消费是指在一成员国境内的服务提供者向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服务接受者要进入另一成员国境内才能接受到的服务,如接待外国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为国外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等。在教育方面,主要指一方国家公民到另一国去留学进修和接受外国留学生等。以学生跨境流动为主要方式的境外消费贸易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本文就将以境外消费方式下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也就是来华留学生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数据指标体系的建立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简要的建议。本文分六部分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出口进行研究。论文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产生的背景和发展意义进行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知识的交流也要求加快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作为一种贸易方式,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是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留学生消费对扩大内需,增加高校建设资金,促进我国零售业、旅游业发展都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而留学生学成留国,不仅能给我国节省大笔的培养费用,同时也能作为劳动者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此外,留学生教育还能带来政治作用以及社会作用等,对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保证国家安全,宣传我国文化,增强我国高校学术能力起到重要作用。其次对本文中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分类总结。现有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文献主要对四个问题进行的探讨：来华留学发展历程研究,各学者根据不同的历史事件对来华留学事业历史发展进行了分段；来华留学现状问题研究,对于来华留学现状的分析,多数文章都以数列或图表的方式对近几年我国来华留学生数量、来源地分布、专业分布、学历分布等进行罗列,也有少量文章运用比较数据,与发达国家留学生数量、分布等进行比较；各国留学政策比较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美、英、澳叁国的留学促进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来华留学促进政策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多为宏观探讨,如增加政策扶持、完善立法规范等,具体实施措施例举较少,本文也将对这一缺陷进行弥补。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理论探讨,从理论上对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原因进行分析。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可以用传统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但同时也要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进行修正,但总体来说,传统贸易理论对国际学生流动趋势的解释力不强。国际学生流动理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和推拉因素理论,对目前国际学生流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中心边缘理论从宏观架构描述了全球科技学术网络中心和边缘结构框架,分析了不平等结构的来源,以及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理论在解释教育服务境外消费贸易,也就是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现象上有一定的价值,但其也忽视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发展和变迁,有一定的局限性。推拉理论认为,国际学生流动是由于推力和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推力因素是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推动激励因素,存在于在学生的本土国；拉力因素是接收国吸引留学生的因素。推拉因素理论较其他理论而言,具有广泛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同时解释了发达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学生流动,对国际留学生流动有着广泛的解释意义。第叁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现状,对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对留学事业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是根据来华留学生政策的几次重大转变以及学生人数重大发展阶段的为标准,将来华留学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其次,我国作为WTO-GATS成员国,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做出了承诺,这些具体承诺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现状和今后发展都产生着影响。在境外消费方面,对境外消费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限制我国及其他WTO成员的公民出境(入境)留学或者接受其他教育服务,也就是说我国对来华留学是充分欢迎的态度,来华留学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最后,是对2009年来华留学市场的具体分析,包括对洲别、国别、学历类别、学科类别等的归纳处理,以图表的方式清晰的反映出我国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的测算。为了得到对发展水平系统、全面的衡量,建立了包括贸易规模指标、出口结构指标、出口效益指标在内的叁大指标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数据是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总额,在第二部分中就对这一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进行了估算。在总额估算方面,由于国内没有相关研究,本文采用了英美两国关于留学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报告数据,并依据其中描述的统计方法对我国数据进行了估算。这其中由于国内统计数据的不完善,许多数据都是大致估算而来,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希望在以后的后续研究中,能不断弥补这一问题,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额更为精确的测算方法,以期得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共同促进我国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第五部分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的分析,主要基于第四部分的指标体系测算结果。从贸易规模看,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总额仅为21.24亿元,约合2.72亿美元,在全年服务贸易总出口额中仅占0.298%。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仍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不成熟,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体。从出口结构看,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服务项目集中度高达0.72,说明我国留学生课程分布不均,集中于文科类专业,其他学科发展滞后；另一方面,出口市场集中度高达0.76,说明来华留学生生源地过于集中,绝大多数来自亚洲,其他地区市场开发还有一定距离。从出口效益看,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依存度仅为0.01%,说明对我国经济贡献率很低,未能形成产业化规模。来华留学生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仅为29.15亿元。这些指数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我国来华留学事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处在发展初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研究结论是,通过指标体系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效益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未成为高效的出口行业。与留学教育发达国家相比,留学教育创造的经济效益价值远远落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政策建议方面,首先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服务境外消费方式出口发展水平滞后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存在制度上、政策上等的原因,但直接制约出口贸易额以及经济效益的因素主要有来华留学人数、学费水平、来华留学生源地富裕程度这叁方面的原因。其次基于前文的整体分析,根据发现的问题和外国促进留学的政策方法,从而得到的几点建议。本文的创新主要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这一方法在已有分析同类问题的文献中未曾使用过,且由于数据资料的缺失,笔者首次尝试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出口额进行估算。在已有的文献和数据资料中,没有关于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方式出口额的数据。在分析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时,国内文献都笼统用“贸易逆差”来描述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没有数据来支持逆差的结论。目前虽然也有少量文献探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问题,但多集中于文字论述和描述性分析,没有对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状况进行指标化测算,这当然也与数据资料缺失有关。本文就将首次对该出口额进行估算并进行数量分析,并据此建立指标体系,量化衡量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能有更多的文章探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额的测算方法,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
彭世璞[8]2017年在《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潜力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服务贸易近年来发展迅速,越来越成为各国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世界公认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提供方式中,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在规模和水平上远远超出其他叁种,成为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境外消费是指在一成员国境内的服务提供者向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是需要服务接受者进入另一成员国境内才能接受到的服务,如为来自外国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招待来自外国的务工者和访问者,向外国游客提供旅游消费服务等。在教育方面,主要指一国或地区公民到另一国或地区去进行留学深造进修和输入国接受来自外国的留学生等。本文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为视角,也就是对来疆留学生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给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五部分对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潜力进行研究。论文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对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产生的背景和发展意义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持续扩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及新疆与中亚教育服务合作扩大化,新疆“十叁五”教育发展规划的出台,在这些有利背景下研究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潜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能为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提供新的发展策略,可以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可以提高新疆文化软实力,同时也可为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推进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提供借鉴。其次,对中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了以下几个方面: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相关理论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相关研究;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相关研究,然后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了评述。再次,对相关理论对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的适用性解释进行了阐述,有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最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对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规模进行分析,发现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呈现逆差状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来疆留学生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来疆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人数比重低,总体规模较小,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大。其次,分析了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地理方向,从洲别来看,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为来疆留学生的主体,非洲来疆留学生呈相对快速上升趋势,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占比增长相对缓慢。从国别来看,来疆留学生生源地较之以前变得广泛,不过从数量上看主要来自中亚国家等。再次,分析了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结构,从留学费用结构来看,留学生中自费生比例较大,奖学金生人数较少;从留学层次结构来看,来疆留学生以非学历生为主;非学历生中以语言生为主;学历生中以本科生为主,硕士、博士等高学历占比较小等;从学科类别结构分析,来疆留学生学科类别结构明显改善,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类别结构转变,但同时仍有问题有待进一步改善。再次,对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服务提供者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存在可接受留学生的高校数量相对较少、层次相对较低、优势特色不突出等问题。最后,分析了中亚高等教育留学在疆消费特点。第叁部分对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作了宏观环境分析。在优势方面,具有地缘邻近优势、民族、语言和文化优势、留学成本低廉优势和新疆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相对优势等。劣势方面,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不足、学科建设优势不明显、留学教育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不足、新疆高校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和学历、学位国际认可度低等。面临的机遇有“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全面启动;中亚各国经济发展及国家战略的实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深度拓展等。面临的挑战有发达国家与国内名校的生源竞争;影响留学生活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和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不稳定因素等。第四部分分析了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的潜力。首先,对推拉理论做了详细阐述,以及介绍了推拉理论在分析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潜力中的运用。然后,从推力因素方面分析了新疆发展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的潜力。最后基于ahp决策分析方法和综合模糊分析方法从拉力因素方面对新疆高等教育留学吸引力进行了评价,发现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贸易的主要出口国因其自身原因,对本国留学生的对外输出有着巨大推力;而新疆因其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等优势,对他们有着巨大吸引力。因此,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潜力巨大。在影响来疆留学因素方面,留学费用和大学实力占据重要地位。第五部分为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的对策建议,一方面,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提出了促进新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有扩大教育服务合作,建立国际学历学位互认制度;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完善留学教育相关政策制度等。另一方面,从新疆高校层面提出了促进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留学教育质量,增强高校竞争力;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快特色学科专业的发展;创新管理模式,构建国际化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高等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高校师资质量;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拓宽招生渠道等。
陈曦[9]2015年在《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世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以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服务贸易凭借自身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保节能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领域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世界各国对文化“软实力”的愈加重视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教育服务贸易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重要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方面,竞争尤为激烈。典型的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开放性的政策和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吸引国外留学生,取得了很大收益。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目前较低,和先进国家差距较大。中国经济社会目前步入新常态,面临着深化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等诸多挑战,大力发展教育服务贸易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促进国家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强“软实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此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中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对比分析,明确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竞争力水平,为今后中国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提供借鉴。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中国与美、英、澳叁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现状。其次,运用国际竞争力评价的叁个指标,定位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发展水平,比较分析各国竞争力。再次,通过规范分析和以“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的分析,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规范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依照“钻石模型”的框架提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竞争力的建议。
旷群[10]2018年在《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期学成归国人员数量增长迅猛,虽然海外文凭随之逐渐失去光环,留学的经济收益并不乐观,但留学需求仍然持续强劲。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些重要问题:人们放弃境内高等教育机会而选择出国读大学的驱动原因是什么?留学决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除了经济因素,人们的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的产生是否受到其他社会文化的因素的推动?留学目的国和学校的选择受到什么影响?我国境外高等教育需求是否存在着盲目性?本研究将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看做连续的发生过程,结合消费者行为理论、院校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等重构了个人境外高等教育需求过程发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文献梳理、小样本测试等方式整理出需求发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影响因素,按照新划分的六个维度归类建构新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研工具以了解境外高等教育动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人们选择境外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者实地走访了全国15个城市的27所公立高中和1所中外合作大学,收集问卷2500余份。问卷的发放以国际部学生为主,选择少量在同一学校的普通班级就读的学生作为比较群体样本,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选取在校学生、老师、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已经在国外大学就读的学生、留学中介六大群体进行了访谈,访谈人数达到140人次,访谈时间超过100小时。研究发现:1)我国高中生留学意愿强烈,需求产生时间较早,高中国际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的产生,但也造成了许多被动需求;2)境外高等教育满足了我国社会多元化的教育诉求,人们对留学的投资收益预期逐渐回归理性,但是对消费性收益的预期较高;3)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的差异推动了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海外高校的市场营销策略拉动需求,个体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构成了强烈的内部驱动力;4)中国的民族性对留学动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根文化、孝文化、面子文化作用明显;5)经济因素对境外高等教育需求产生的影响较小但是对需求的内容(留学国家、学校)的影响较大,人们更偏好学费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6)对留学者安全的担忧、国内的情感因素和跨文化能力欠缺是阻碍留学的主要原因;7)国外高等教育质量是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国外高校的社会声望(包括雇主评价、预期收入、就业前景、社会认可),高校的市场推广策略和教育国际化的合作活动等市场因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研究同时发现我国高中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非理性。决策主体缺乏对境外高等教育的正确认知,同时也缺乏对受教育者的兴趣、能力、智力的理性认知,未形成清晰的留学规划,从众跟风行为严重。境外高等教育选择过于单一与集中,在留学院校和专业选择上喜欢扎堆,过度依赖排行榜信息。信息不对称和中国社会心理导致的认知偏差是盲目留学的主要根源。需求主体的信息意识较强,但由于信息渠道不通畅、信息利用能力弱无法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严重影响了认知与判断,低估留学风险,从而导致盲目的留学决策。研究认为我国普通高中生的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规模将持续增长,但学成归国发展的比例也将进一步扩大。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下,个体留学将逐渐从以家庭投资决策行为为重点转向消费决策行为为重点,需求主体将从关注留学所带来的身份职业变化转变为对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注重。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媒体、学校以及家庭共同合作构建一个合理的高中生出国留学保障体系,规避留学风险,提升境外高等教育消费体验满足感。由于研究者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有限,调研完成较为仓促。抽样样本的地区分布稍显不均匀,不留学群体的样本偏少。此外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本研究难免有疏漏,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够全面与深入。
参考文献：
[1]. 教育服务贸易中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政策的比较研究[J]. 程晋宽. 教育与现代化. 2008
[2]. 教育服务贸易中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比较研究[D]. 闫红丽. 苏州大学. 2004
[3]. 入世后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D]. 何穆彬. 天津财经大学. 2012
[4]. 湖南省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研究[D]. 任丽萍.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5]. 中美澳教育服务贸易比较研究[D]. 余娜.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6]. 我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市场研究[D]. 郭秀晶. 天津大学. 2008
[7]. 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贸易发展水平研究[D]. 司钰.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8]. 新疆高等教育境外消费出口发展潜力研究[D]. 彭世璞. 新疆财经大学. 2017
[9]. 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陈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5
[10]. 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D]. 旷群. 华东师范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