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1]2004年在《集体记忆与精英行动》文中指出本文借助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太极拳发源地河南陈家沟为个案,探讨该村落宗族中以太极拳为文化内核的集体记忆与其精英行动在历史变迁中的互动,进而客观地揭示其内在相互的关系,以期为太极拳文化的深入研究采集社会学、人类学的个案素材。通过纵横两个方向的田野描述及理论分析,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1)在陈家沟,精英行动不断创造着宗族新的集体记忆,这些充满意趣和传奇的故事不断堆积,在这样选择性记忆中成长的精英,便自觉地依附于同一文化属性-太极拳,这种文化遗产已经内生为产生宗族内聚力的精神依托,甚至上升为部分精英的准宗教信仰,作为一种世俗的文化影响着该宗族的生存形态。(2)陈家沟的陈氏宗族在传承太极拳的过程中,滋生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核,她在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形态、政治取向下显示出良好的适应性和扩散力,不过这有赖于外部条件的支持和内在属性的变化。(3)在普遍缺乏宗族意识的中原地区,陈家沟的陈氏宗族并不拥有更为特殊的仪式,在“大共同体”过去的行动中,宗族集体记忆所依赖的物质元素也基本被摧毁,然而在陈家沟以太极拳师承传递为表征的若干实力单元的互动关系,则呈现出较深的文化归属的矛盾和内聚力,这种分化和粘合改变了以血缘认同为象征的宗族的内部格局,使宗族的发展具有了一种内生的张力。这些证据亦对解构所谓传统宗族范式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潜在的可能。(4)借助于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宗族的集体记忆被强化,与精英的行动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陈氏太极拳传递表中更多当代女性和非陈姓成员的收录,显示在社会转型期,家族传统的重建刺激了扩大自身社会资本的内在需求。(5)宗族精英通过太极拳在不断拓展存在“场域”的行动中,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主动或被动地依附于不同的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利益并非是陈家沟人传承太极拳文化的首要动因,不过现在追求经济利益已经成为某些人的主要动机。由于太极拳特殊的文化属性,一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开发行为已经对这块文化土壤的生存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危害。(6)依托太极拳的巨大文化魅力和时空穿透力,陈家沟这个偏僻而相对封闭的村落,却不可替代地扮演起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先锋角色,甚至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其中潜藏的内在机制,对中国其他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存在借鉴和示范作用。
侯胜川[2]2017年在《门户视野下当代民间武术家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武术文化研究中的边缘者,民间武术家一直被政治、社会精英以“拳师”、“武师”谓之,在这种分类命名的“赳赳武夫”的含义中,多数民间武术家一直处于文化和社会的底层,难以得到有效的关注。在文学研究中,他们经常以老舍先生笔下的沙子龙和冯骥才先生笔下的“傻二”形象出现,做为社会变革的两个极端被评说;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从“文革”中的“资本家打手”出发,经历了“后革命”语境的谨慎练拳、收徒,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成为不成功的消费者,在政府“武术搭台,经贸唱戏”策略中成为用完即弃的配角,等等。民间武术家的社会身份定位在警示我们不能忘记梭罗指出的“荒野护卫着世界”的箴言,同样,也在警示我们不要一味求新求异,它的结果可能是如原生态悖论式的创造性破坏。对当前武术研究而言,前行中的“回望”更能坚定远方的自信;所以,从平民民间武术家的角度出发,勾勒出他们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如何处理武术之于自身的种种关系是本研究的初衷,或许这才是中国武术最应该关注和珍惜的。基于此,本研究以口述史、文献资料、访谈、现场观察、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一个普通武术社会中的基本单位——门户的民间武术家进行考察,以一个民间武术家的武术人生为线索,力图阐释门户在当代的复兴、分化、分裂、掌门人选举的权力运作、拳谱的编撰等现实问题。论文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一个民间武术家的50年武术人生概括,从其习武缘起阐释武术学术研究中关于武术本质、起源等问题的不同视角争论。从马斯洛人生需求理论来看,习武可以在个人安全、精神自信方面提供给“家里穷”孩子帮助,从而使民间武术家群体张扬一种“武术就是打的技术”、“武术本质是技击”的理念,并在自己的武术人生中实践这一信仰。进而,与国家武术在健身、竞技层面形成迥异的价值分野。从戴国斌主张“武术研究应回到拳种产生的'现场'”,“在创拳者与其他拳种武术人的互动与交往(对立、比试、争论)中展现拳种,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又一个武术人物的传记。”通过武术反映人生,或云以人生反映武术,在二者的互喻中,武术中的学拳、练拳、玩拳与人生的生存、生活、生命交相辉映。在吴孔谈的村子、江湖、单位、仪式过程中,与历史、社会互为建构的武术人生中反映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武术发展微缩景观,它或许并不是宏大叙事版的英雄传奇,但却又是当代武术发展的民间武术家群体的全息影像。二、“厨会”是一个民间武术门户当代重生的中介。在上代宗师去世后,弟子们通过群体间的集体回忆构建了一次次的“厨会”,在厨会中,以对宗师的祭祀为线索,牵引出众弟子的“英雄归来”,在“事死如事生”的伦理背景下,共谋了门户的复兴:整理拳套、申报非遗、选举掌门人、组织竞赛、编撰拳谱。叁、作为文学想象和武术门户的现实生存需要,一方面,“掌门人”构建出一种武侠江湖中常用的武术术语来描述现实中的武林,并且建构出传统宗法结构中的“头人制度”来管理门户、门派等类似共同体的日常运作;另一方面,武术门户中人又需要特定的“头人”作为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中介,来打通各自之间的“任督二脉”。但是掌门人毕竟不同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他需要继承传统权威,因而必须处理好与“师父儿子”的关系,同时需要拥有现代“科层权威”来处理与其他弟子以及门户在社会中发展的便利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禅让给“师父子孙”以应对血族世袭的传统。四、以门户作为中国武术社会中最小单位来分析新门户、新拳种的产生。单位在彰显稳定的同时也隐含了分裂,对一个民间普通门户的分化实践考察中,新门户通过谱系再造、与原门户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来完成自己的武术社会出身,继而通过申遗、创造掌门人来巩固新门户的地位。在另一层面来看,分化、分裂作为一种趋势,是统一的重组;分化、分裂本身就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但分裂本身并不是新事物的原因。所以,无论新、旧门户,需要辩证的、系统的看双方在时代中的产生的问题,而不必局限于一时一地。总而言之,对待武术门户的统一与分裂问题,我们所要做的是:超越传统,面向未来。
王明建[3]2013年在《武术发展的社会生态与社会动因》文中研究指明“村落”是一种视角。以此为“视角”进行中国村庄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海内外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学术成就。但是，在武术领域，“村落”这个窗口却从未真正打开过。在我国，传统武术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包含有多姿多彩的武术“拳种”、“套路”以及“流派”，这些内容和形式大都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以“村落”为依托，繁衍生息，乃至发展壮大，如陈家沟之太极拳、鲍屯之鲍家拳等等。透过“村落”这个“窗口”，能够成为研究中国武术文化现象的一个“微观全景视窗”。然而，在中国村庄研究已经取得厚重学术成果的同时，与此极不匹配的是，涵盖武术在内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却异常薄弱，对寄存于乡土村落中的武术文化现象的研究大都仅仅局限于“挖掘”和“整理”，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对武术进行系统的研究极为少见。而基于村落，系统深入的对武术进行人类学研究和社会学分析几乎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因此，以村落武术为研究个案进行深入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解读与分析，一方面，可以消除这一盲点；另一方面，也将极大的丰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学科理论基础。村落作为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解读中国武术缘由、认识中国武术发展的独有视窗，作为一个透视中国武术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和“基本功能单元”，以村落武术为研究个案能够从中窥探到历史的进程中，中国武术传承与发展的本质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法、个案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以“村落”为研究视角，以“村落武术”为研究个案，通过对河南焦作温县陈家沟、贵州安顺大西桥镇鲍屯、山西长子县鲍店东街叁个村落里的武术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解读与分析，透视“微观社会”里的武术文化现象，并以此为基点，剖析中国武术发展中的“社会生态”与“社会动因”问题，从而获得对中国武术文化的更深层次理解。论文在结构上由6个部分构成，6个部分既相互独立而又彼此呼应，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其基本撰写思路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依次展开。论文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其一，武术发展存在着怎样的社会生态系统？其二，武术发展的社会动因是什么？其叁，武术发展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在这些问题不断的思考与探索中，论文以叁个武术村落为研究个案，以现代性、国家、地方性知识叁个维度为切入点，对村落中的“陈氏太极拳”、“庙会耍拳”、“镖局”、“武馆武校”、“军傩地戏”等武术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社会学分析，以此作为论文研究“分析问题”部分的着力点；论文研究的第叁个板块为“解决问题”部分，该板块试图借助于“村落”、“村落武术”这一独有视角，通过剥离层层外在的武术活动的表象，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生态学、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探寻中华武术传承与发展的社会动力机制，推演武术发展的一般社会规律，系统阐述武术发展的社会生态与社会动因问题，首尾呼应，总结、回应了前文提出的问题，使整个研究形成为一个整体。全文分为导论、主体部分、结论与研究展望6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该部分系统阐述了论文“为什么研究”、“如何研究”、“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创新点”、“研究的假设”、“研究的主要观点”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等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为“学术回顾——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该部分系统梳理了“关于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关于村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关于‘村落武术’与‘村落体育’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以及“关于武术的社会生态学研究”4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总结了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从“学科意识——论文研究的起点”、“时代意识——论文研究的基本面向”、“问题意识：论文研究中贯彻始终的主线”叁个层面对论文的研究进行了思考，同时对当代“武术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进行了构想与展望。第叁部分为“田野的发现——叁个村落武术文化现象的个案考察与分析”。该部分对对河南焦作温县陈家沟、贵州安顺大西桥镇鲍屯、山西长子县鲍店东街叁个村落里的武术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社会学分析，总结、归纳了不同村落武术文化现象的历史归因、技术承传、现状概况、发展趋向等，以现代性、国家与地方性知识叁个维度对不同村落的武术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实的阐述和分析，对庙会耍拳、镖局、太极拳、军傩地戏等武术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思考。第四部分为“研究视野的联动——村落武术的变迁及启示”。该部分首先进一步对“小地方”与“大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阐释，并对村落的类型学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以“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对村落武术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考察，总结归纳了村落武术活动的变迁过程，指出：第一，社会变迁是村落武术变迁的主导因素；第二，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是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第叁，文化的变迁与适应中村落武术存在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第五部分为“追寻村落与超越村落——武术发展的社会生态与社会动因研究”。按照社会生态学的理论，一个村落、一个社区、一所学校，都可以看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村落的独有视角下，论文的研究立足于村落，但又不拘泥于村落，追寻村落，但又以超越村落的情怀和视野研究武术。该部分系统构建了武术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从整体性、动态性、和谐性叁个方面对武术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了阐释。同时，以空间为视角对武术发展的社会实践空间进行了理论构建。按照武术与时间、社会空间的关系，将武术空间划分为4个类别，即：①相同时期、不同社会场域内的武术活动；②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场域内的武术活动；③相同时期、相同社会场域内的武术活动；④不同时期、相同社会场域内的武术活动。在此基础上，通过“内因与外因的交织与作用”对武术进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模型构建和理论分析，指出：武术发展的“生命动力”是“内因”与“外因”的交织与作用下实现的。内因表现为：武术本身具有一定的阈值范围内的“内在张力”；外因则具体表现为叁个方面，其一：武术的文化需求是推动武术发展的重要潜在动因；其二，国家政策的导向与作用是武术发展重要的外在动因；其叁，武术文化的生产、消费交织形成的关系网络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是武术发展的根本动因。第六部分为“结论与研究展望”。全面总结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阐述了论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指出：其一，村落是微观的，但村落又是完整的，村落是固定的，但拳种又是流动的。通过若干个“村落”与“拳种”的个案考察与分析，通过若干个固定的“点”与若干条流动的“线”势必将形成中国武术文化研究的全景视窗，交织形成武术人类学研究的文化版图；其二，村落武术在社会整体变迁中表现出调适性与适应性，其发展与村落民众主体文化的需求、社会变迁等因素呈现出显性或者隐性相关；其叁，武术的存在与发展，存在两种力量的博弈，具体表现为武术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在实质上是武术在其不同的环境中，由于文化需求，在同周围的自然界、社会和各种精神相遭遇，并因而产生互动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存在形态。同时根据论文相关的研究，提出了以“‘村落’为视角，系统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以‘拳种’为视角，与‘村落’武术研究交相辉映；‘村落’与‘拳种’交织形成中国武术研究的文化版图”的武术研究构想与展望。
张凯[4]2016年在《民国以来陈氏太极拳发展的影响因子》文中认为陈氏太极拳创立于明末清初,迄今已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从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传承人与特征来看,陈氏太极拳经历了七个阶段：清初以前的筑基阶段、明末清初至清朝中期的初步发展阶段、清朝中期至清朝末期的总结提高与有限开放阶段、民国时期的国内广泛发展阶段、新中国裁立至“文革”前的短暂发展阶段、“文革”期间的停滞阶段、“文革”结束后至今的普及大发展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氏太极拳逐渐衍化出杨式、吴式、武式、孙式等四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创编于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在技击、健身养生和文化意蕴叁个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考察,以民国以来影响陈氏太极拳的发展因子为线索,总结出民国以来陈氏太极拳发展的内外影响因子，其中内因是其发展的基础,外因对陈氏太极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内因有传承、创新、门规戒律、使命意识等四个方面,外因有民国时期战乱和灾荒、建国以来国家政策、媒体宣传、经济因素等四个方面。从内因方面来看,首先传承是发展的基础。通过宗族间、师徒间和开放式这叁种传承方式,陈氏太极拳在传承人、拳术套路、传承责任等叁个方面得以延续,为陈氏太极拳在习练人数的增多、传播地域的扩展和套路种类的增加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陈氏太极拳的创新方式有叁种,分别是增加招式,变换风格：简化融合,重新编排；借鉴移植,创新形式。通过这叁种方式创编出了陈氏太极拳新架套路、新编套路和竞赛套路,推动了陈氏太极拳在拳械体系、普及推广和竞赛实力等方面的发展。再者门规戒律是发展的保证。陈氏太极拳门规戒律主要有门尊十二严、规守二十备、戒章十二禁、律则二格、五条须知等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分为勤奋练拳、黜恶扬善、崇尚武德、习拳明理等四个方面。通过遵守门规戒律,使得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人德艺双馨、队伍纯洁、形象良好,为陈氏太极拳的良好发展提供了保证。最后使命意识是发展的关键。陈氏传承人使命意识的表现有：陈品叁立志着书、陈立清寻回长拳、陈照丕舍命教拳、陈正雷世界传拳等。这使得陈氏太极拳能够得以薪火相传和广泛传播,理论着作不断涌现并得到系统全面的总结与不断发展,而且还使祖传的拳术套路失而复得,在陈氏太极拳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外因方面,一是民国时期的战乱和灾荒的影响。民国时期天灾人祸频繁,其消极影响使得拳乡的练拳人数锐减且有断代之虞,积极方面的影响则有维护地方秩序、参加对日作战、扩展传播地域、推动陈拳入校等四个方面,这使陈氏太极拳从宗族地域的传播转为开放大众的传播,促进了陈氏太极拳在国内的传播发展。二是建国以来国家政策的影响。关于建国以来国家的武术政策,主要介绍了竞赛武术、社会武术和学校武术等叁方面。国家颁布的这些政策促进了陈氏太极拳在国内外的迅速发展。另外国家对陈氏太极拳是中国太极拳起源的认可或默认,则提高了其在武林中的地位。叁是媒体宣传的影响。主要从印刷媒体(报纸、刊物、书籍)和电子媒体(电视、电影、互联网)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些媒体对陈氏太极拳的相关报道,不仅大大扩展了陈氏太极拳的受众人数,提高了其知名度。而且方便陈氏太极拳的学习交流,促进了陈氏太极拳的传播和发展。另外记录了其发展成果,对陈氏太极拳的相关资料实施了有效的保护。四是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从文化产业和年会赛事的角度来看。随着太极拳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年会赛事的举办,其积极影响是提高了陈氏太极拳的知名度,促进了陈氏太极拳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团结了其他太极拳流派,凸显了其“母拳”的地位。而其消极影响使得原创空间遭到破坏,传承人之间缺乏合力以及商标权益被他人侵害,这些都对陈氏太极拳的长远发展不利。通过对民国以来影响陈氏太极拳发展因子的探讨,可以为理解民国以来陈氏太极拳发展的兴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深入理解陈氏太极拳发展的规律提供帮助,对当今陈氏太极拳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在促进陈氏太极拳相关研究方面抛砖引玉,使人们对于陈氏太极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有进一步的了解。
和慧超[5]2015年在《和氏太极家族研究》文中提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族文化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传统的家族活动在我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在太极拳的发展过程中家族文化丰富了太极拳的技术与理论,不同的家传特点也是太极拳呈现诸多流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家族的兴衰同样牵动着太极拳的发展。和式太极拳作为太极拳的主要流派之一,以其独特的技法要求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吸引着日益众多的习练者。在和式太极拳发展的过程中和氏太极家族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将和氏太极家族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是对太极拳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基于家族的视角,运用文献法、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对和氏太极家族进行深入的探析,多重维度剖析其家族的文化传统,对和式太极拳进行系统的梳理。首先,探究了赵堡和氏一族的溯源；梳理了自和式太极拳创始人和兆元起的和氏太极家族世系。得出因和式太极拳在其家族内部的世代传习,使得和氏一族于万千普通家族之中蜕变为太极家族。其次,以家风、家学、家教以及家谱、祠堂为探析和氏太极家族文化的落脚点,总结得出和氏太极家族和合仁孝、谦敛有节、勤勉明志的家风；以及拳、理、医相合的家学；包括言传身教,严慈相济以及知行相合,因人施教的家教；并得出通过家谱的修纂及祠堂的修建使得家族文化表现形式更加具体化。第叁,分析家族文化对和式太极拳的影响,和氏太极家族之家风促成了和式太极拳门规戒律的制定以及门派风格的产生；家传之学造就了和式太极拳丰富的内涵及以理为拳、以医促拳的特点；将家教引为拳术的特色教学,促使和式太极拳的教学形式更为科学。第四,审视村落与家族的交融,剖析和氏太极家族所处村落的地理及人文环境。从村落文化对和氏太极家族文化的浸染及该村落以村落文化为认同对和氏太极家族的影响两方面进行探究,得出赵堡的村落文化影响着和氏太极家族的繁衍生息、家族文化的构建、以及家族的影响力等。村落文化也对和式太极拳的技术理论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赵堡开放多元的村落文化丰富了和式太极拳技术理论内容,同时赵堡以村落文化为认同也相对影响了和式太极拳的发展。最后,探讨在家族影响下和式太极拳的发展。和式太极拳在传承初期的家族内传过程中汲取了和氏的家学色彩；师徒这种拟制血缘的传承方式的出现,完善了拳术的传授方法,也丰富了和式太极拳的内容,极大地推动了和式太极拳的发展进程；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影响着家族的兴衰交替,社会的变迁也牵动着家族对和式太极拳的影响；随着家族意识的复苏,在和式太极拳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家族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辩证地看待家族的封闭性及家族传承的局限性,合理运用以“家”的观念影响和式太极拳习练者,以“家拳一体”集结和式太极拳发展的力量,促进和式太极拳的进一步发展。
班红娟[6]2010年在《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中研究表明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以及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自身也是一种地域概念,它拥有一定的疆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意识也是一种地域意识。国家文化包含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质,对于国家内部各地域人口而言,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离开对地域文化的情感和认同,国家意识往往也就成了空洞之物。本研究借用阐释人类学范式,以文本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百年来河南乡土教材的变迁为主线,透过乡土教材文本和本地人话语来阐释河南乡土教材兼具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分析作为补充教材的乡土教材中的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性,乡土教材如何既传承了地域文化,又建构了国家意识。清末,社会面临转型,国家被迫革新。乡土志是清政府应对生存危机不得不妥协而采取变革的产物。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末乡土志更多的是为主流价值和国家主义服务的,凸显的是一种国家意识。清政府采取了通过乡土观强化国家观的程式,在培养乡土情的基础上养育人的爱国、爱朝情怀。乡土志的这种功能一直伴随其以后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只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的状况下,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不断,各地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甚嚣尘上,乡村建设、乡村教育运动此起彼伏。虽然河南省教育厅对学校乡土教材的编辑进行了理想化的阐释,视乡土教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但实际中,初等及中等教育的乡土教材编辑很不理想,起步晚,又逢战争,遂不得不搁浅。而在地方自治、教育自治的催生下,河南乡村教育及教育实验区中产生了一批乡土教材,这批乡土教材成为河南民国乡土教材的主体。其主要内容是对民众进行最基本的教育,如识字教育、卫生教育、生计教育等,也包括有公民教育。因此,民国河南乡土教材更多的是从地域状况出发,为河南民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而服务的一种教育工具,教材最主要的功能是教育民众、振兴乡村,实现教育自治与地方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迫切的是要国民树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在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下,五十年代末的河南乡土教材及“文革”时期的自编教材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政治性、国家政治文化潮流成为教材的主要内容,乡土教材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中坚定地传达着国家政治主流话语。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双基”教育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受此影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河南乡土教材成为学科知识的载体。进入21世纪,随着各地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各地发展中的一个重头戏,地域文化自觉意识渐强。河南地方政府致力于中原文化的复兴,河南乡土教材逐渐成为教育领域中地域文化宣扬的主阵地。适逢叁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乡土教材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河南地方教材与校本教材中诞生了一批地域文化浓厚的乡土教材。但乡土教材并非地域文化的独角戏,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爱乡与爱国的浑然一体,决定了爱乡进而爱国是乡土教材的一贯使命。乡土教材本身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其兼具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双重文化意义,决定了利用乡土教材进行德育的可能性。目前,河南一些乡土教材的开发就是在德育的旗帜下进行的,乡土教育被视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创新。林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的《走近红旗渠》乡土教材就是把地域文化与德育进行联姻的典范。但是,在现实中,乡土教材面临很多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乡土教材文化功能的发挥。对于河南乡土教材而言,其开发及使用存在着不稳定和短期行为,评价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分析制约河南乡土教材发展的因素,典型的莫过于经费的瓶颈和应试教育的影响。可以说,国家意识和地域文化是乡土教材的双重文化意义,河南乡土教材就是一曲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的二重奏,透过河南乡土教材的历史变迁,我们看到,乡土教材既反映和传承地域文化,又有助于国家意识的建构。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河南人对河南文化的认识对此有一定的影响。
侯胜川[7]2017年在《一个民间武术馆校的传播实践考察:一项口述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地方拳种"香店拳后山武术馆"在当代社会的武术传播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口述史法、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创办人吴孔谈开办"后山武馆"的缘起、文化隐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后山武馆"的发展脉络经历"文革"期间师父客厅的偷拳、80年代文化寻根、90年代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新世纪以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文化、经济背景变迁,由于其坚持免费传承的福利型武馆模式,也注定了在新时期的没落,同时也折射出民间武术传承的时代困境。
参考文献：
[1]. 集体记忆与精英行动[D]. 张雷. 北京体育大学. 2004
[2]. 门户视野下当代民间武术家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研究[D]. 侯胜川.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3]. 武术发展的社会生态与社会动因[D]. 王明建. 上海体育学院. 2013
[4]. 民国以来陈氏太极拳发展的影响因子[D]. 张凯. 广西师范大学. 2016
[5]. 和氏太极家族研究[D]. 和慧超. 河南大学. 2015
[6]. 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D]. 班红娟.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7]. 一个民间武术馆校的传播实践考察:一项口述史研究[J]. 侯胜川. 体育与科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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