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榄[1]2004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女性心理的互动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面上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尤其是与女性心理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微妙，直接影响着女性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995年，联合国在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同时，举办了“非政府组织论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妇女与科技。这足以表明研究女性与科技问题的重要意义。 关于科技与女性心理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二章探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女性心理的影响。指出，现代科技发展不仅给女性走出厨房、走出家庭、进入社会职业领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而且也成为文明社会认同女性职业化并形成一种文化氛围的一个巨大的推进器。首先，科学知识的普及为提高女性科技文化素质提供了智力支持，为女性更好地认识自我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而促使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性别心理和性别角色模式从依附走向独立；其次，现代科技发展对女性婚姻心理和家庭生育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提升了女性的婚姻心理需求，生育技术的发达弱化了女性的生育动机、强化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使女性家庭观由传统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的角色冲突；再者，现代科技的发展在给女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又会使一部分女性失业，从而引起女性群体的分化，使她们面临着技术压力，产生技术焦虑和技术恐惧。 第叁章研究了女性心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影响。女性具有与生俱来的温良巧细，这不仅使之具有适于创新且互补于男性的特有优势，而且使之具有促进科技进步、和平发展和利用科技的心理优势。纵观人类的科技发展史，女性为推动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女性以其孕育生命的丰富情感、价值观和感性心理在现代科技的发展中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情感的融合；女性的道德心理不断促进科学技术应用的生态化，女性对于科技的社会伦理价值的关注则成为推动政府立法和舆论支持科技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总之，女性心理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 由此可见，科技进步与女性的心理与意识形态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我们在关注女性的生存和心理状况的同时，既应当认识到科技如何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作用于她们生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对她们施加了哪些影响，又应当充分认识到女性心理与意识是如何对科技进步产生各种作用和影响的，尤其是对于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探讨女性应如何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针对科技发展与女性心理上述的互动特点， 第四章指出，要把握科技发展与女性心理互动的脉搏，促成科技进步与女性心理良性互动循环。首先，各国政府的科技发展规划应注重女性的利益和需求，为女性创造发展机会；同时，发挥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创造有利于女性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其次，为发挥女性心理对科技发展的反作用，应着力提高女性科学素质，从而形成有着现代科第n页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知识素养的女性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女性心理对科技进步的推动力及其对社会的平衡互补优势，促使科技更好地为造福于人类服务。 基于此，我们的社会和政府一方面应正确认识并合理利用现代科技、发挥其对女性成长的积极作用、谨防科技应用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危害、努力改善妇女生活的社会环境、为妇女的真正解放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应重视女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致力于激励女性树立信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她们在促进社会公正、和平利用科技和生态化发展科技等方面的巨大作用，使科技更好地为造福于人类服务。关键词:科技发展;女性心理;良性互动:科技生态化。
吴满意[2]2011年在《网络人际互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视域》文中认为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延伸了人类的视野。由计算机及其网络组成的这个“新”世界,对人类的物质实践和认知思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不言而喻,网络社会的发展,推进着主体的真正解放。因此,网络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网络社会成员发展的阶段性保持着高度一致,同网络社会成员的社会化目标与任务保持着一致。于是,从信息与知识共享到意义共享,再到精神共享,这种多维的融渗与迭加便成了网民网络生活的旨趣。这种态势,必将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积极回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运而生。然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什么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视域?答案是:网络人际互动。因为网络社会是在矛盾的牵引下按照自身运行的规律朝前发展。因此,网络社会的矛盾运动无疑就构成了网络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简单讲,这一矛盾就是网络发展日益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与降低、减少甚至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高科技的促动下,无论是技术的因素,还是其他多种因素的介入,网络社会空间的不确定性必然增加,增大着网络互动的难度。同时,高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自身要求,又都必然以多种方式降低、减少甚至消除网络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和增加的这种不确定性。从最一般的层面和普遍性意义上讲,网络社会的一系列问题皆因此而产生,并完成着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因而,网络自身表现出的这种正熵与负熵的矛盾便成了网络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网络呈现出的诸多具体特点则是这一矛盾的生动展示。基于上述的理解和认识,文章认为,网民依然是网络社会的主体,与网络社会环境存在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呈现着鲜明的“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特征,完成着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考量,从根本意义上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性变革,在更宽广的视域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设。因此,本文的根本观点是,网络人际互动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视域。为了讨论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交往互动,本研究共由九章构成:在第一章导论部分,本文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及其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学界的研究动态和前沿性话题做了归纳和阐述,概括了本研究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在第二章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文章指出了“现实的人”是网络人际互动研究的切入点,“多重社会关系”是网络人际互动研究的基本内涵,“现实生活世界”是网络人际互动研究的归宿。同时,本章还就中华人际互动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对西方人际互动思想和观点进行了归纳。在第叁章中,通过梳理人际互动交往演变的历史具象,本章指出血缘式、地缘式、业缘式人际互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已经经历过的交往形态,分析了技术化社会的凸显带来的人际互动形态的新变化,阐明了网缘式人际互动是人类崭新的交往互动样式,深刻地揭示了网络人际互动生成的规律性话题。在第四章中,文章探讨了网络社会空间环境下的人际互动的基本涵义和概念解析,分析了网络人际互动基本特征形成的原因,揭示了网络人际互动的基本特征,进而归纳和提炼出网络人际互动的本质属性。在第五章中,文章简单分析了网络人际互动的结构问题,提出了网络人际互动的几种主要类型,提炼了网络人际互动的基本行为模式,并从网络人际互动对现实社会人际互动的影响和对网络社会生活的影响等层面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网络人际互动的功能问题。在第六章中,文章将网络人际互动信息交流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本”单独论述,首先探讨了作为网络人际互动行为基石的网络文本的涵义、种类与基本特征,深刻指出了网络文本作为网络人际互动行为基础的内在规定,明确了网络文本在网络人际互动社会性信息中介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在第七章中,文章探讨了网络人际互动的价值属性,从本体性和工具性两个层面揭示了网络人际互动的价值构成,提出了网络人际互动价值实现的条件、方式,分析了网络人际互动的价值实现成效,并从网络人际互动价值主体、客体层面揭示了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及其原因。在第八章中,文章着重分析了基于网络人际互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问题,特别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教育的价值原则、导向与内容方面的建构。在第九章中,文章着重分析了基于网络人际互动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与深化,其中分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体验性与主导性之间、教育内容与实现形式之间等叁大基本关系上的新变化与新特征,较深刻地揭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矛盾运动与具体的表达形式。
刘会成[3]2013年在《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个案研究、访谈、问卷调查以及数理统计法,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互动理论”和“社会运行动力机制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两者的系统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相互需求、互动的动力机制及变化、互动的形式、互动的原则、互动的内容以及互动的方法。结论如下：1、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系统主要由大学体育、社区体育、政府和社会四个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部分构成。其中包含叁个反馈回路关系。2、社区体育对大学体育的需求在于体育活动组织和指导保障、经济资助保障、活动设施保障、增加体育群体影响力；大学体育对社区体育的需求体现为获得资金收入、提高人才培养、加强互惠互动；二者的共同需求体现为都需要获得体育发展资金支持、都需要改善经济；对促进体育知识内化为个体体育能力的需求,双方是一致的；体育文化氛围的积极影响作用,对大学体育和社区体育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3、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的动力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分别表现为动力主体、动力传导的媒介、动力的开发与转化。二者互动的动力主体中,个体层次包括大学体育人才、社区体育人口；群体层次包括大学体育和社区体育；社会层次包括政府管理和社会力量。动力传导媒介物包括利益媒介、文化媒介和信息媒介。动力开发要求动力主体需要保持一定限度范围、具有正确方向。动力的转化包括给其余各社会运行机制供给动力过程。4、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形式包括合作互动、竞争互动和弱互动,叁种互动形式在物质技术层、组织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叁个层次发生作用。5、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的原则包括以群众体育联赛为组织形式原则,以宣传为提高影响的途径原则,以体育兴趣培养为根本保障原则,以兼顾公益与市场为目标原则。6、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的内容包括体育知识的传播、体育技能的传授、体育比赛的组织、运动训练的参与、体育需求的开发、体育项目的拓展、体育设施的完善、体育文化的传播、体育服务的引入以及体育运营的加强十个方面。7、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方法包括：加强群体交流,引导群体目标；增加群体活动,培养体育兴趣；增进群体感情和规范,提高凝聚力；提高单项训练和比赛水平,促进体育群体规模；完善网络平台,加深互动交流；加强实体平台建设,惠及老年人群；加强组织建设,提高组织能力；运用适宜管理策略,提高管理水平。
王默[4]2017年在《多元信仰文化与族际互动》文中认为青海河湟地区地处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重合地带,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聚居的地区,也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因此,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缘特征,使其在历史更迭、民族迁徙、文化碰撞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格局,也成为了各种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台。在这些文化特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存在于此的多样性形态最为丰富集中、积淀最为深厚、对区域中各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信仰文化。因此,以该地区的多元信仰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是对中国多民族、多信仰文化这种复杂民族结构和文化模式能够和谐共生的最佳诠释和注脚。多元信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单线过程,而是信仰文化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充分互动交融后的结果。信仰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互动,影响着族群间的族际关系以及族群间的边界与认同。反之,族群间的交往互动行为,也造成了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状况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多元信仰文化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族群间的互动行为也在影响和改变着部分信仰文化原初的内容与形态。不同民族之间积极、频繁的交往互动则是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关键过程之一,与时俱进则是这一互动过程中对信仰文化的基本要求。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区多元信仰与族际互动问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呈现出在中国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之间的互动情况,分析了信仰文化互动与族际互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族际交往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问题。阐释了多元信仰文化对乡土社会中村落秩序的维系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从而揭示出乡土社会内在的生存逻辑和运行法则。同时提出当前信仰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力求明晰一个关乎处理现实生活中国家、民族和多元信仰文化叁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实践性问题。纵观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信仰长期并存于河湟地区。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从这几大制度化宗教和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形成过程、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化宗教在这里的具体生存情况,以此来解释这一区域的制度化宗教不但种类多样、历史深远,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同时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河湟地区汉、藏、土族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分类和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主要信仰,分类为原生性的民间信仰、创生性的民间信仰和融生性的民间信仰叁大类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信仰中杂糅了他文化、他信仰中的因子,这些信仰文化因子中,既有民间信仰文化的因子,也存在着制度化宗教的因子。其次,对多元信仰文化互动过程中媒介、空间和仪式叁个重要的基本属性作为研究中的一个侧重点。通过详细诠释这叁个构成信仰文化的关键因素,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这种桥梁是如何对族群间的互动行为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信仰生活中族际互动中的具体仪式活动、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深描研究,来勾勒出信仰活动中族群的互动行为及其表现,解释信仰文化在族际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信仰行为的约束下,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互动行为的行动逻辑和内涵。再次,透过对历史记忆中的民族边界的探寻和追忆,加之对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下影响族群边界的普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族群互动中族群的边界是如何维持和重构的,以及多元信仰文化对族群边界的维持和重构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着重强调了族际互动中的宗教信仰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文中探讨了信仰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两部分,分析出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生存空间存续的内在逻辑。阐述多元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究竟是如何发挥自身的功能,从而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进行维系和治理的。最终,将落脚点着眼于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背景下,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寻求解决困境的办法和路径。最后,通过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总结,进行再次的探索思考,提出了多元信仰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共生互补、文化共享的关系。多元信仰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信仰文化其内部存在着可以沟通、对话的机制和可能性。在多元信仰文化普遍存在的今天,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的最终形态应该是在互动和交融下形成新的信仰复合体。这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地区争端等问题的最合理有效的机制和途径。
江卫华[5]2007年在《协同学习理念指导下的课堂互动设计、分析与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将信息技术恰当地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从而来增强课堂互动形式与内涵是目前教育研究领域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近年来在推陈出新的数字技术推动下课堂新型学习范式的追逐热点。本研究在交互技术变迁的背景下，从协同学习理念视角出发，探讨课堂互动设计、互动分析与互动评价，剖析现有师生互动问题与障碍，对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进行了有益探讨，以克服课堂教学中的互动困难窘境。通过构建课堂学习共同体以协助与互补方式来促进师生的共同提高，并提出了行动研究共同体的概念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师生主体间交互性研究是后现代教育理念的走向，可是，面对教育理念的发展，人们还停留于“主体”与“客体”的两极辩论中，使得课堂教学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人们对互动课堂的理解还不够深刻而全面，课堂互动更是留于形式。本研究在协同学与群体动力学视角下，以系统观和群体观的角度来挖掘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信息，并通过对课堂教学系统序参数(如，心理学、哲学的新理论或新技术的教育应用创新等)的渗透，认为课堂学习共同体可以由此而纠正某一些教学观念和学习方法的偏执，为学习过程注入活力，化“学生差异”为个体问互补，形成有序的强大的群体动力，实现该学习系统自组织的运动，从而得到一个涨落，也就是达成协同学习的绩效目标。在课堂互动设计方面，课堂师生情感与学习活动离不开教学设计，情感化设计、互动活动设计与知识表征方法为教学提供了侧重点不同的聚集。课堂互动不是知识传播过程中师生之间简单的教学信息传递过程，当中渗透了学习者对信息的好恶与取舍，而这种鉴别与判断往往与学习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贯穿于各种形式的教学行为引导下的教育活动当中。在课堂互动分析方面，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离不开姿态、语言与内省等符号，符号互动学为教学行为分析提供全面而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人格结构的PAC分析更为师生交往提供了心理学滋养。依据符号学理论设计的CSLIAS是一种在课堂协同学习基础上开发的教学行为互动分析系统。而人格结构的PAC分析理论则可以用来指导课堂交往中两个个体之间的信息沟通行为。在课堂互动评价方面，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师生主体间性是后现代教育思潮的一部分，它有力改变了“以教师为主导”或“以学生为主体”的莫衷一是两极摇摆状态，其“去中心化”为师生关系发展找到了新的落脚点，而协同学习评估则是在协同学习学习场沦指导下以发展性评价的多元视角去判断师生主体间交互性程度的重要方法。在课堂互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指向的是协同学习新范式，并以师生主体间交互性为主要关注点。在以此为课题的行动研究过程中，伴随着以专家、教研员、教师与学生为成员的共同体成长，他们不同程度地创造了思想火花，并提供了不竭的行为动力。于是，本文提出行动研究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教师的成长是共同体成员经验与集体反思的结果，绝不仪仅是短期、个体行为所能造就的。
孙丽鹂[6]2006年在《中国消费者行为与零售终端行为互动研究》文中认为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说,消费者行为是所有的企业制定营销策略的出发点。对于直接面对广大消费者直的零售行业来说,了解消费者的行为,并且在研究消费者行为特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经营策略,就显得更加重要。 我国的零售业在经过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后,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业态形式。零售业态的发展,也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的变化和发展。消费者逐渐形成了对不同零售业态比较成熟的见解和选择。研究这些行为,零售终端才能制定最合理的经营策略,制造商才可以找到最适合的渠道投放策略。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研究学者关于消费者行为和零售终端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借鉴其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结合我国零售业发展的现状和两个相关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两者的互动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找出了互动关系中的主要影响因子。最后通过互动影响的分析,总结出我国零售业态的发展走势。 通过这样的分析,建立了两者互动作用的研究模型。为我国零售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也为以后此类项目的研究作了开山之石。
闫静[7]2017年在《旅行社团队游客间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满意度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旅游研究中,学者们一直以来都重视游客观赏景物的感知,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旅游世界中必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游客与游客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旅游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旅游服务中,游客不仅与服务人员进行接触,还会受到极具感染力的其他游客的影响,游客之间不可避免地在语言、行为以及表情等方面发生着各种互动。游客间互动的质量影响游客的感知,进而对游客的整体旅游满意度产生影响。本研究围绕游客间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满意度关系的主题展开,旨在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揭示游客间互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互动每个维度作用程度的差异以及游客间互动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为旅游企业营销实践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可参考的实施路径。本研究在对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进行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通过对关系营销中顾客间互动的相关文献、国内外游客间互动相关文献以及游客满意度相关文献的梳理,指明了研究方向。主体研究采用探索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索性研究方面,以旅行社的团队旅游游客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对游客间互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质性探索,并且通过关键事件技术总结游客间互动的结构维度。实证研究有两大内容,研究一明晰各个影响因素对互动各维度的影响程度。依据质性研究的结论,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建立游客间互动影响因素对互动各维度影响的理论模型,其次,通过问卷设计、预调研和信效度分析,确立正式调研问卷并展开正式调查,接下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各个影响路径系数进行检验;研究二分析了游客间互动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从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新视角构建了游客间互动对满意度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且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最后,对旅游企业鉴别影响游客间互动影响因素、制定游客间关系管理策略提供了合理的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主动交往能力、游客间异质性、情感性支持、功能性支持以及游客感知空间拥挤是影响游客间互动的重要因素。游客间互动的结构维度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吸引与交流、干扰与排斥、帮助行为、关系发展。第二,游客间互动影响因素对互动各个维度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游客主动交往能力对游客间互动四个维度都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游客间异质性和感知空间拥挤对吸引与交流、帮助行为和关系发展这叁个积极互动维度的负向影响是显着的,对干扰与排斥这一消极互动维度则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情感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对吸引与交流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对干扰与排斥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但是对帮助行为以及关系发展这两个较高层次的积极互动的影响是不显着的。第叁,游客间互动的四个维度对游客满意度都存在显着影响,其中吸引与交流、帮助行为、关系发展对游客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中,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不显着,但是团队认同抑制了干扰与排斥对游客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本研究利用扎根理论对旅游社团队游客的访谈资料进行叁级编码,从个体、组织以及环境叁个方面提炼出影响游客间互动的五个因素,即主动交往能力、游客间异质性、情感性支持、功能性支持以及感知空间拥挤,加强了对游客间互动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深入研究。第二,本研究对游客间互动的分类注重中心游客在互动中对其他游客的心理感知以及行为反应,利用关键事件技术,对游客间互动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共得到4大类互动类型(即互动的4个结构维度),包括24个子类别,其中吸引、排斥以及关系发展等互动内容对现有游客间互动行为的分类研究进行了拓展与补充。第叁,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游客间互动影响因素对互动各维度影响的理论模型,发现各影响因素对互动每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结合符号互动理论、社会支持理论、情绪感染理论、顾客间互动以及游客间互动的相关理论成果,本研究对各个影响因素对互动各维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推演,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游客间互动影响因素与互动各维度的关系,研究结论对旅游企业进行游客间关系管理具有实际应用效力。第四,本研究从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新视角,分析了游客间互动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引入团队认同这一调节变量,建立了游客间互动与满意度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且对游客间互动各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以及团队认同在其中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能够从游客归属感以及认同心理角度把握游客间互动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且研究结果对游客满意理论做出了贡献。
庞志龙[8]2016年在《文化认同：台湾妈祖文化传播与“两岸”关系互动研究》文中提出因为时代动荡的关系,造成了两岸从1949年以来,在同样文化主轴背景之下,大陆与台湾之间有半个世纪之久,都处于各自发展的一个现象,直至1987年藉由妈祖文化宗教信仰的传播,才让两岸开始有了突破性的接触,并且进而产生历史性的互动,虽然两岸在政治制度的实施上有所不同,但是经由文化做基石的发展来追朔过去,两岸之间不管是语言、风俗、习惯等等,都出自于血脉同源、同文同种关系。本文主要以台湾妈祖文化传播为例,来探究两岸在传播上的双向沟通与发展,进而藉由妈祖文化传播的模式,来创造其他文化也能依此模式循序渐进的发展。第一章分阶段来探究妈祖信仰的起源,以及妈祖信仰对台湾所造成的冲击,进而衍生出的台湾特有的民俗文化,此外,大陆与台湾之间对妈祖文化的信仰有哪些共通之处,藉由文化的共同点来证明两岸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事实。第二章主要为深入了解宗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媒所扮演的传播功能,同时在台湾地区自从报禁解除之后,传媒是如何的介入台湾的宗教活动,庙宇跟传媒之间又是维持怎样的一种关系,因为宗教文化经由传媒大肆的报导,其所产生的效应已经衍生出许多粗俗的文化,这些粗俗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如何?民众观点又是如何?种种问题在本章皆有深入的剖析。第叁章妈祖文化传播对两岸关系已经造成了实质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发展到两岸官方的互动,在经济层面上也因为相互的交流而产生了许多商业行为,甚至相互投资合作发展出另一种互信的商业模式,两岸的人民也藉着宗教等各项文化的交流,对彼此不再感到陌生,足见这些年来妈祖文化的传播,延伸出了许多双边效益。第四章主要在于论述科技的进步,传统媒体已经出现式微的情形,转而代之的是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因为新媒体具备影音双向沟通的特性而且能够快速的将讯息传达,因此两岸之间更应该在现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发展新媒体的合作平台,除了培育新媒体的共同人才之外,也可藉由这个平台造就更多的商业契机,同时增进两岸民间与官方的互动,让新媒体成为两岸未来持续交流发展的助力。总而言之,妈祖文化的传播,启动了两岸之间的各项交流,传播的功能在这里显而易见,然而传播的功能,不能仅止于此,还必须让它发扬光大,将两岸交流的现况讯息传递到每个角落,此外,在新媒体快速崛起的时代,两岸的官方与民间也必须十分重视,因为新媒体具备了传统媒体所没有的交互式沟通功能,用户彼此之间不须面对面就能彼此藉由平台来传播讯息,所以两岸官方不能再漠视新媒体的存在,反之还必须积极投入人力,去学习进而善用这个平台,才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时刻的讯息与各项契机。
姚虎[9]2016年在《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长效互动研究：利益均衡场域》文中研究说明逾叁十年的经济超常规增长带来的利益极速生长与不平等的利益分配体制,使得源自于经济社会领域的利益分化与利益诉求日益彰显,在无法获得有效体制性回应的前提条件下,引发出日渐频繁的社会冲突,这就在现实时空中形成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倒逼”情状。事实上,随着制度改革的收益分配形态从“全民普惠式”渐次转型为“精英主导式”,基于利益主体、利益内容和利益关系多元化的社会关系转型势必渐融到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来,利益关系的自适与相适过程已在民众生活中初露端倪,从而愈发凸显出社会利益关系之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性因应关系。长效社会稳定的构建不是要追求一个无差别无矛盾的社会,而是要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个有序的关系。然而,伴随着“单位制”的社会组织形式被打破,市场运作逻辑的弥散式影响消除了人们对单位的依附,从而使得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的“集体性”利益结构迅速解体,社会民众只能依赖其个体的能力,而无法通过组织化、结构化的群体形式来表达利益诉求。这使社会个体的利益诉求常常难以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满足,经久累积的怨恨逐渐会消融社会张力,进而诱发非直接利益相关的社会冲突。然而,在当前的维稳实践中,却往往以组织化调控为主要手段,通过持续性的政治与行政施压,将民众诉求限定于一定的秩序之内,以社会公众的政治话语管控实现短期内的相对封闭、静态的“刚性稳定”,从而陷入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制秩序失范的巨大风险中。因此,基于利益分化事实和社会个体力量的非均衡情状,要建构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在政治层面构建致力于实现利益主体平等对话的平台与机制,通过平等对话沟通,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形成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互动。正如约翰·德赖泽克所言：“对民主而言,它能够做到的第一件事应该是严肃的沟通交流,克服那些扭曲这种沟通的障碍是至关紧要的。”然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话语权分配已经严重失衡。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个事实：涉及弱势群体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政府和媒体都不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很难具有有效地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因此,中国场域的民主变革首先应以公共协商为维度,建构主体间的基础对话平台,配合以地方选举与社区自治,从而使主体间对话拥有更扎实的制度基础与更切近现实生活的交互空间,这样才能促成社会稳定的长效实现。结构维度,是指利益均衡治理的网络结构。利益均衡治理结构不仅仅着眼于政府内部系统的整体性运作,而且强调政府系统外部不同组织间以及它们与政府系统的互动合作。在探讨利益均衡治理网络多元节点属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政府内网络和政府外网络,并藉此提出了利益均衡治理元网络模型。元网络是所有节点都参与、所有纽带都运转缔结而成的利益均衡治理网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和战略愿景,基本构成要素包括利益均衡治理权力、利益均衡治理工具和利益均衡治理目标,具有资源整合、纵横联合、协同治理叁重功能。信息维度,是指利益均衡治理中的信息流动。信息流动的路径一般呈现链条状：信息主体→信息渠道→信息客体。信息博弈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和公民等多元节点,信息博弈策略是多元节点传递信息的方式方法和行为选择。具体由叁组信息博弈关系组成：一是政府与公民间信息博弈,二是政府与社会间信息博弈,叁是社会与公民间信息博弈。信息流动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噪音,主要以负性情绪的形式存在。利益均衡中负性情绪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负性情绪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负性情绪：内容寄生性为负性情绪提供了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负性情绪提供了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负性情绪传递的通道。负性情绪能在利益均衡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行为维度,剖析了利益均衡治理的行为逻辑。它具有叁个层次,政府层次的行为逻辑取决于利益均衡生命周期和利益失衡危害程度。社会层次的行为逻辑包括自发型和引导型两种类型,自发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内部的合作；引导型参与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网络之间的协调。网络层次的行为逻辑受制于公共产品的供需结构。利益均衡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形态的公共产品：但是具体到某一特定阶段,某种形态的公共产品需求会占主导。由于利益均衡中公共产品形态的多样性和性质的多变性,因此利益均衡中公共产品供给必须采用多元供给模式,即由利益均衡治理网络供给。
魏丽[10]2017年在《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在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学是师生密切互动的过程,课堂互动既包括语言互动也包括非语言互动,其中前者占主要地位。在语言互动中,应该既包含口头语言互动,又包含书面语言互动。课堂中学生经常需要做书面练习,而学生的书面作答情况教师很难掌握,因而难以控制课堂进度。同时,教师难以发现学生的易错点,讲解没有针对性,也容易导致课堂效率低下。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Anoto Interaction Classroom System,简称AICS)是基于数字光学点阵技术开发的一套可以促进课堂互动的教学系统,可以轻松解决上述问题。数字光学点阵技术是指在普通的纸张上印上一层不可见的点阵图案,利用点阵数码笔在这样的的纸上书写,书写内容自动数字化,并同步上传到电脑、Pad等设备上,实现书写内容的实时呈现和存储,有效推动教学信息化的技术。该系统可以使得学生书写的内容及时反馈给教师,增加师生互动交流的内容和频率,增强师生交流的深度;教师可以借助该系统对学生的书写内容即时批注,进行书面点评。该系统的使用不仅扩大了对学生的评价广度,加强了对学生的即时评价力度,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教学更有针对性,极大地促进课堂互动。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可以实现全面关注每一个学生,促进每一个学生成才。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基于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的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是必要的。本研究在反馈理论、循环理论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理论的指导下,依据高中课堂教学的特点,结合高中生的认知及心理特点,以及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的功能特点,制定了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在高中课堂中的应用策略,并将该套策略应用于高二英语组学科教学中,目的是改善课堂结构,促进师生互动的深化,挖掘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因材施教,使课堂更高效。本研究中提出的应用策略具体包括:点阵纸学案助学策略、互动情境创设策略、基于AICS的课堂监控策略、基于AICS的反馈评价策略、多媒体功能整合策略、掌中白板移动教学策略。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教育行动研究法、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通过叁轮行动研究来应用并验证基于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应用策略的有效性。行动研究前借鉴弗兰德斯互动分析系统和国内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编制了基于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的双编码互动分析系统(AICSIAS),用于记录并量化分析课堂师生互行。行动研究选取了山东省济南市某重点高中二年级若干班级为研究样本,主要选择英语学科进行行动研究,应用基于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的教学应用策略。在行动研究中利用AICSIAS收集课堂互动数据,教学结束后进行后测,并选取对照班收集相同数据,同时随机选取部分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该系统应用于教学的态度和评价,通过对叁轮数据统计分析,验证基于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的应用策略的有效性。通过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本文提出的一系列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的应用策略能够促进师生互动,改善课堂结构,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互动,提高师生互动的水平和质量,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
参考文献：
[1].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女性心理的互动研究[D]. 李榄. 武汉科技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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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研究[D]. 刘会成. 北京体育大学. 2013
[4]. 多元信仰文化与族际互动[D]. 王默. 兰州大学. 2017
[5]. 协同学习理念指导下的课堂互动设计、分析与评价[D]. 江卫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6]. 中国消费者行为与零售终端行为互动研究[D]. 孙丽鹂. 同济大学. 2006
[7]. 旅行社团队游客间互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满意度的关系研究[D]. 闫静. 西北大学. 2017
[8]. 文化认同：台湾妈祖文化传播与“两岸”关系互动研究[D]. 庞志龙. 苏州大学. 2016
[9]. 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长效互动研究：利益均衡场域[D]. 姚虎. 苏州大学. 2016
[10]. 数字光学点阵互动课堂系统在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D]. 魏丽.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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