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桂云[1]2004年在《转型经济中的居民正常合法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变动趋势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的20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以及城乡内部间的分配变动很大。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逐步形成，宏观经济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收入分配变动更为显着，并且日益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从一般意义上讲，收入分配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体现着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收入分配变动现象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深入探讨当前收入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思想上形成共识，有助于决策者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好方向。显而易见，考察和分析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本文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尽可能地了解与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转型经济中我国居民正常合法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展开分析。全文共分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居民收入分配的相关范畴做了解释，并对主要的收入分配差距测量指标以及主要收入分配理论做了简要概述；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状并从体制、政策、发展、资源等方面深刻剖析了产生现状的原因；第叁部分结合十六大所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预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将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动趋势；第四部分对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合理的评价并提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措施。
赵兴罗[2]2005年在《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等各种因素对收入分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收入分配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不同行业及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协调运行,影响了社会稳定发展。因此,对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论文选取现实生活中人们高度关注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使研究的问题更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现实问题,不仅是我国收入分配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解决现实收入分配中凸现矛盾的迫切要求;它不仅关系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措施的落实,而且关系到长远的改革事业的取向,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此外,通过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的研究及认识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及其分配关系认识的深化。因此,研究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调节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文包括导论和七章正文。 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现状、文章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写作特点及不足之处。该部分着重分析了居民收入在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以及研究转型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重要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对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差距的现状进行分析。第一章主要描述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总结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以及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1)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结构上表现为城乡居民之间、地区居民之间、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呈现出城乡分化、地区分化、行业分化、高低收入阶层分化、财富累进扩大趋势、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特征:(3)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进行纵向比较和国际
洪丽[3]2010年在《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呢?它会自动转为下降不必政府干预,还是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什么样的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更有效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跳出就中国问题论中国问题的局限,把视角转向国外,系统研究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及其解决政策,将对正确看待并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早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他们都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类似倒U型曲线。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又有学者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类似一条U形曲线。根据从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MID2c)整理的13个经济发达国家、5个新兴工业化国家、11个发展中国家、17个经济转轨国家的基尼系数的时序数据可以发现,经济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类似“U型曲线”,转折点大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这种“u型关系”还通过实证模型得到了验证,结果不仅支持了20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的观点,也与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相吻合,因为“U形曲线”与“倒U假说”考察的时期并不一样,库兹涅茨等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而“U形曲线”则阐述的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和新的信息化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规律,“倒U假说”中收入差距在工业化后期下降的阶段正好与“U形曲线”中收入差距前期下降的阶段相吻合,两者其实并不矛盾。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无论是在前一阶段的缩小,还是后一阶段的扩大,都是自然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呈缩小的趋势,除了与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等自然因素有关,还受益于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强力干预,这段时期的政府再分配政策倾向于保护穷人、干预力度较大,高额的累进税及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方面有效调节了过高收入,另一方面使部分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流入低收入家庭,两者结合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自由流出、“南北贸易”和外来移民增加,技术进步,政府再分配政策干预力度减弱,工会力量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都成为推动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量力量。这一系列相关因素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多数在实证检验中都得到了验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但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并没有明显表现出与库兹涅茨“倒U假说”相符的模式,影响这些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也并非简单的与二元经济发展相关的因素,而是表现出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当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不注重分配时,一般会伴随收入分配的恶化；当政府不仅关注经济目标而且也关注社会的公平时,收入分配状况通常会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一定会表现出库兹涅茨“倒U假说”这种单一的模式,很可能随着国家工业化战略、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模式。经济转轨国家由于都发生了特殊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转变,其收入差距的变化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转轨初期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转轨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引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使财富迅速向少数权贵手中集中,法制不健全使腐败蔓延,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使失业增加、贫困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下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转轨国家在转轨初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在经历了转轨初期的混乱之后,许多转轨国家开始加强政府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干预,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结果可以看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保加利亚、越南、蒙古等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转向下降。这也再次证明收入差距的变化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密切相关,而不是任何国家都会自然地呈现绝对的“倒U模式”。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无一例外的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且当前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还非常大,巴西、哥伦比亚、南非、肯尼亚等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55以上,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南非、巴西等国家相比要相对小得多。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放任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他也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而是指出采取累进税制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论其当前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或还“处于合理区间”,都不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能期待收入差距会自动转为下降,而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来缩小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从国外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情况来看,一类是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以经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主；另一类是对居民收入差距采取放任政策或者政策不当或失效的国家和地区,如拉美的众多国家、亚洲的印度、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等。中国在借鉴这些国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成功的经验、并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具体包括：加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保护低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遏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协调城乡发展,加入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给予多种政策优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加强垄断行业的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垄断带来的不合理高收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完善税制结构,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加大教育投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增加收入；积极发展第叁产业,并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困难群体的就业岗位,缓解贫富差距；等等。
刘扬[4]2013年在《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以来,恰当的经济制度安排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社会财富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呈现出持续恶化的态势。居民之间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减缓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加剧激化了国内贫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在对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进行简单介绍后,本文较为系统地对近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进行了历史考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思想结晶,为后文深入分析和探讨导致目前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和提出改革现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建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之后,文章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论述了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内涵,重点阐释了收入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效率的主体—政府和市场；随后,文章又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出发,深入剖析了以税收、社会保障、反贫困政策为代表的财政手段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机理。本文第四章深入梳理了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以印度、巴西、智利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实施的调节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措施,为缓解我国目前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提供了经验借鉴。第五章简要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历程和演进特点,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描述和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并从多个视角对形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有格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按照初次收入分配、再分配和第叁次分配叁个层次,较为详尽地提出了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和具体措施。最后,文章对本次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收入分配不公不过是收入分配过程的最终结果,其根源在于收入分配起始状态参与竞争的个体所掌控的权力和资源的严重失衡。要想实现结果公平,首先要确保起点公平。只有确保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同时努力维护竞争过程的规则公平,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有所保障,而这也正是我们推动各项改革的最终目的之所在。
刘凤梅[5]2017年在《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还是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收入分配问题都是亘古不变的话题,而在收入分配中究竟应该坚持效率的价值取向还是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新举措,使其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既是一国居民收入结构高级化的重要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发达国家居民当年纯收入的叁成左右。以此为借鉴,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多,财产性收入增长是必然趋势,这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下一阶段收入分配格局从国富到富民的战略性路径选择,但目前我国在财产性收入调控方面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积累经验的阶段。广东是全国的经济大省,但是“叁农”发展滞后,广东的农业与其他地区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农户家庭经营受成本上升和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后收益不确定性增加,农民工资收入因持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而增幅明显趋缓,转移性收入因人口总量和财政收入不足等因素影响其上升空间有限,如何解决占人口1/3的农民多元增收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14年广东人均GDP已达到63452元,突破万美元大关,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广东已进入“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财产性收入处于加速增长”的阶段。当前应该多措并举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使其成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未来增长点,使农民收入由过渡依赖劳动性收入增长向主要依赖收入结构性增长的重大转变。本文采用社会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遵循“从理论和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对财产性收入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梳理,运用制度变迁、产权强度、二元经济结构、库兹涅茨“倒U曲线”等理论工具,详细考察了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无不断变动的进程,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和统计分析;对广东省珠叁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的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等工具,对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展开实证研究;更进一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影响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行剖析:在宏观方面,选取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微观方面通过对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处理,筛选出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找出核心变量,结合回归分析结论从产权强度角度进行了问题诊断与归因;针对此提出了促进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和保障措施。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螺旋上升增长态势,处于量变积累阶段,其持续增长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四大区域的农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差异逐年扩大,且有加速扩大态势。2.短期内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积极刺激作用,长期内的作用减弱,甚至可能产生负向的影响,客观上有助于一二叁产业结构的调整。3.资源禀赋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农地、房产、宅基地、金融性资产时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核心变量,细分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归纳起来就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所拥有的财产产权强度被弱化。4.多措并举以增强产权强度,促进土地财产性收入、房屋和宅基地财产性收入、金融性资产财产性收入的增长。5.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离不开有效的保障措施——法律利器的保驾护航、强制性制度的及时供给、起决定性作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政府有形的手的调控主导。
王建伟[6]2017年在《基于收入分配视角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文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首次被提出是在2007年,提出者为世界银行,它的基本意思为:在一国(经济体)的人均GDP成功跨过低水平之后,即面临着如何有效从低收入阶层迈向高收入阶层(标志为一万美元),但是因为该国(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源自外部力量和因素,其内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国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环境被污染,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等),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人均GDP停留在四千到五千美元附近),很难发展成为真正的具有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我国2015年GDP总额约为67.66万亿(人民币),当年的人均GDP约为5.15万元人民币,若按国际既定标准,我国已经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缩小贫富差距,避免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行的关键在于我国是否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的出现。基于此,本文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基于收入分配视角,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为题,着重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是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主要研究内容和使用的方法等等;第二部分主要是国内外文献综述,比如国内外学者对中等收入分配陷阱的相关阐释、以及不同经济学派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的阐述,期间也提出了作者本人的相关简要述评;第叁部分主要是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进行理论阐释,包括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和特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以及当前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着那些机遇和挑战;第四部分对收入分配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梳理;第五部分是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使得一国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机理问题进行分析;第六部分将落入中等收入国家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对比,对成功国家的经验加以分析,同时给我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参考;第七部分是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成因,最后是调节收入分配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合理化建议及路径。可能存在的创新点有:丰富了对“新常态”以及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阐释;通过建立模型以及实证分析法来探究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因素;总结分析国际上调整收入分配方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宝贵经验;并指出了在新常态背景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具体对策及建议。
冯虹[7]2006年在《经济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文中提出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课题,收入分配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子系统,收入分配的状况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从而影响社会协调与稳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加快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大大促进了我国城镇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开始进入加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城镇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我国城镇GDP来看,我国已经有不少城镇跨过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关口,其他大部分城镇也已经处于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收入的逐年上升,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也在持续扩大。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逐渐深化,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状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现金字塔型的社会不仅对实现第叁步发展战略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相关解决对策的探讨日益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选择中国经济的全面加速转型期(2000～2020年)作为研究的重点时间范围,试图对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做系统的研究。在总结归纳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以及特点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研究收入分配差距对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探讨城镇政府为了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悬殊、避免城镇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应该采取的对策。笔者在研究中做了如下创新性的探索:1、对倒U形曲线在我国经济加速转型期的“轨迹变异”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2、用定量的方法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社会影响。3、关注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指出确保劳动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的必要
胡爽平[8]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认为分配问题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基尼系数近十年来一直在0.4以上,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分配不公现象广泛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必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有的学者开始对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提出了各种质疑,如：按劳分配在我国现阶段还只是一种趋势；按要素分配实质上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们之间是表现形式与内容实质的关系；贯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消灭了剥削现象；复杂劳动是生产力特别高的具体劳动等等。基于此,本文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这个主题,直面理论和现实的需要,进行尝试性探索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不是空中楼阁,其理论来源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主要包括：15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莫尔关于“各取所需”和康帕内拉关于“按需平均分配”的思想；19世纪叁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思想,圣西门在他设想的实业社会制度里,用“按劳动贡献”来决定每个成员地位和收入；傅立叶则主张在他的“和谐社会”里,实行按资本、劳动和才能的比例进行分配；欧文和勃雷提出关于在未来社会的分配应是“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等等。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来源之二是古典经济学的分配思想,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斯密、李嘉图等人的分配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他们关于分配理论的合理成分。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渊源进行了研究之后,系统地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丰富内涵：分配是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劳动价值论是其理论基石、以人为本是其理论主线、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是其分配方式、公平分配是其理论的价值所在。在此基础上,笔者又从分配理论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对新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和梳理,并分析了其变迁的内在逻辑性。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和苏联模式,在高度集中的所有制下实行“按劳分配”,搞平均主义,极大挫伤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改革开放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为指导,对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收入分配制度。随着我国分配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并产生了许多的新成果。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在中国转型时期的新发展作了重点的分析,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理论,分析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必然性,研究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有机统一,并对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的问题作了阐释。对理论研究的目的,除了发展理论本身之外,就是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研究的同时,着眼于实际,对分配领域中出现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等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
郭晓丽[9]2016年在《我国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加,但居民收入分配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基尼系数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收入是民生之源,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诱因。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初次分配本身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问题,还需依靠政府的再分配和公众的自愿分配。然而公众的自愿分配完全取决于公众的意愿,其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所以只能依赖政府的再分配。从理论上来讲,税收作为政府再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却不尽人意,个人所得税调节效应非常有限；消费税调节效应有待加强；财产税不健全。因此,如何增强税收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彰显税收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及现实课题。理论上,税收具有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功能。本论文重点研究了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调节机理、测量方法以及税收调节的局限性,并通过分析我国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得出我国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实践中,我国税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中有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本论文基于整体的视角,通过建立VEC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均发挥了逆向调节的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长期中其逆向调节效应逐渐减小。为什么我国税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上呈现出逆向的调节作用?为了探究其原因,本论文主要从所得税、财产税和流转税等结构的视角进行分析。首先,本论文从多个视角实证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发现,个人所得税在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要素结构中发挥了微弱的调节作用,但在不同行业中发挥了逆向的调节作用。其次,本论文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财产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同时还对主要税种即房产税和契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结果发现,财产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中起到了微弱的调节效应。再次,本论文实证分析了流转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和消费税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发挥了逆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税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由于不能完全抵消增值税和消费税的逆向调节,致使流转税表现出明显的逆向调节。尽管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中呈现出正向的调节作用,但由于其调节效应极其微弱,不足以抵消流转税的逆向调节作用,致使我国税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效应上呈现出逆向调节的特征。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本论文基于整体和结构的视角对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税类或某一具体税种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上,关于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总体效应的研究较少,而对其的系统性研究更为缺乏,故本论文基于整体和结构的视角对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第二,从多个视角实证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再分配效应上,关于个人所得税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要素结构中调节效应的研究较少,而针对其再分配效应的全面系统研究更是稀少。鉴于此,本论文基于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要素结构等多角度实证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从而使得其研究结论更加准确、科学。第叁,本论文在分析增值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时,将城镇中大量存在的农贸市场考虑在内,通过调研数据对增值税的有关指标进行了修正。国外在研究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时,已经针对增值税偷逃税行为、税收优惠等实际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而国内对此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忽视了实践中的很多实际情况。因此,本论文将农贸市场考虑在内,实证分析了增值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
马进[10]2018年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8000美元门槛,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在持续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速却呈现放缓态势,长期内始终保持中高速增长趋势。然而,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整体扩大态势,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以及阶层间差距等方面,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2003年中国基尼系数0.479,到2008年已达0.491。尽管2013年降到0.473,但仍超过国际公认0.4警戒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的社会福利没有通过收入扩散机制让全体居民平等分享这个成果。此现象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十八大报告中提到“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方针。“更公平”叁个字写进党代会报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体现在收入分配领域,“更公平”就是避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那么,应该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持续扩大或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存状态?现有研究多数选择单一角度进行分析,如城乡、地区、行业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少有文献全方位考察收入分配差距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外,未紧密结合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自身特点深入挖掘收入分配通过哪些机制影响经济增长,致使结果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状况。由此,本文选择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理论模型,从技术创新、消费需求、资本市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从城乡差异化、区域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不同经济类型单位进行细化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各省份和地区所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预测两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利用散点图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叁,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叁大产业及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不同经济类型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通过五大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及大小,基于中国国情予以合理解释。第四,分别从正、负两方面总结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最后,有针对性给出合理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研究结果显示: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品市场效应和现金流量效应→创新与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2)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结构→投资需求→经济增长。(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信贷市场扭曲和财政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增长。(4)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的结构和规模效应→技术进步→经济增长。(5)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6)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社会稳定→经济增长。2.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1)整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持续扩大趋势。(2)城镇高低收入组间收入差距缩小,农村高低收入组间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城镇恩格尔系数大于农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收入构成部分均高于农村。(3)各省城乡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大,但城镇相对差距波动显着;区域间城镇人均收入差距呈现U型,区域间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东西部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略缩小,东部与其他地区间差距缩小,四大经济带农村人均收入绝对差增大;四大经济带城乡内各省份间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显着。(4)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逐渐增长;不同行业地区收入差距显着,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东北;行业垄断和人力资本是影响行业平均工资重要因素;城镇单位平均工资行业地区相对差异显着。(5)各类经济类型单位平均工资增速差别大,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平均工资水平持续增大,叁大单位之间收入差距缩小。(6)中国在2016年有1/3以上的地区成功进入中高收入阶段,2020年就极有可能达到高收入水平,2021年一半省达到高收入水平,2021-2025年走向高收入阶段,2025年绝大部分省均实现高收入水平。(7)中国整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现先扩大、后缩小、再稳定趋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同比例变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相对差距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区域经济平衡性同时改善,区域不平等变化拐点可能已出现。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呈倒U型。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与人均GDP呈现同步增长。机关企业职工比和事业企业职工比对人均GDP产生负向作用,而机关事业单位比与人均GDP呈U型关系。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城乡层面:(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0.205。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均值0.144,处于“U”型曲线左半边。(2)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3)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2)地区层面:(1)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东中部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0.129和0.234,现阶段东中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处于“U”型曲线左半边(0.091和0.130);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为-0.032,现阶段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处于U型曲线右半边(0.201)。(2)东部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技术创新、金融发展水平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积累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中部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4)西部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3)行业层面:(1)产业间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产业内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产业间估计结果发现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产业内估计结果发现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嵌入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叁大产业、第二产业内部、第叁产业内部各个行业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4)经济类型层面:(1)叁大经济类型单位间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叁大经济类型单位间估计发现技术创新、人均消费与经济增长显着负相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显着正相关,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技术创新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人均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金融发展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嵌入对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与人均GDP关系具有显着负向调节作用。此外,其他单位中的7类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及其机制也存在差异性。4.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原因分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即较小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过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阻碍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激发了劳动者热情、有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导致消费不足、不利于物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政治稳定。
参考文献：
[1]. 转型经济中的居民正常合法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变动趋势及对策研究[D]. 蔡桂云.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转型期居民收入差距调节研究[D]. 赵兴罗. 武汉大学. 2005
[3]. 当代国外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D]. 洪丽. 武汉大学. 2010
[4]. 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政策研究[D]. 刘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5]. 广东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D]. 刘凤梅. 石河子大学. 2017
[6]. 基于收入分配视角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研究[D]. 王建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7]. 经济加速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D]. 冯虹. 北京交通大学. 2006
[8]. 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胡爽平. 武汉大学. 2010
[9]. 我国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D]. 郭晓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6
[10].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 马进. 辽宁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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