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云[1]2003年在《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态特征论》文中认为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推动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已然形成。其形成过程以“性别意识”的逐渐崛起为主要线索，体现为五种状态：无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写作；群体性别意识的妇女写作；群体性别意识的准女性写作；个体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物化了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写作。综观这五种状态，一种女作家写作的未来可能性——“女性永远不能被界说”将成为我们新的切入角度。
余琼[2]2016年在《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时期以来,大批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其中,一些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取得了相当成绩。显然,"女性作家"与"乡土叙事"这两个要素在此一时期中国文坛的同时凸显,并非仅是偶然事件。作为一股渐露锋芒而又具有某种鲜明群体特征与积极文化诉求的创作潮流,它的存在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端口:本文着意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基点,以男性乡土叙事为参照,从"性别"之维切入乡土书写,考察"女性"与"乡土"结合后所呈现的诗学特质。同时,还以"乡土"之"点"察女性文学之"面",探究它对于女性文学的补充、丰富、拓展之功。如此,这就牵涉到对女性乡土叙事的生成背景、文化立场、主题倾向以及审美艺术等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具体到行文布局,全文共计七章,可分为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叁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解决选题缘由、基本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性问题的阐述与厘清。重点在于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乡土叙事的整体特征及文坛影响进行把握,指出其对乡土文学及女性文学的双维度意义,以及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扫描与概述。第二章探究女性乡土叙事景观的生成。从现实背景、作家动因以及文学情境等叁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男性作家相较,女性作家最重要的叙事新质要属因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呈现,而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实情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适逢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创作契机。无论是因时代际会结缘乡土的"知青",还是情系故土的"地之女",抑或是出于乡土审美性需求的"新生代",她们以或无意或自觉的女性意识构筑乡土叙事"越轨的笔致",从而实现与男性乡土叙事的汇流与分延。接下来,在上述"外部力量"的梳理基础上,论文将正式进入到文本的"内部研究"。将分别通过柔化历史、欲望探求、成长关注、审美艺境等四个章节的具体剖析与论述,概括出女性乡土叙事独特丰厚富有异质性的美学内涵与诗学贡献,从整体上把握其对女性叙事传统与乡土叙事传统的延承与突围。第叁章论述女性作家在历史言说上的特殊审美发声方式。在此题域,"日常"历史观与女性主义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振",女性作家以边缘视角与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叙述策略和言说特征展开历史重构。其中,"日常历史"叙事旨在走出男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偏执,而对人性的多维透视与执着言说则旨在揭蔽历史图景中个体的生存世相与生命本真。同时,她们还倾心于运用温情笔触营造一种温厚与宽恕的品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期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返归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第四章考察女性作家基于性别立场对欲望话语的重构及其意义。这里采取狭义的"欲望"概念,即意指关乎身体的欲望,围绕着身体、性爱、孕育等方面展开论述。指明其意义除却对以男性为创作及言说主体的乡土欲望书写的共鸣,更在于基于性别立场对于女性长期作为欲望客体的叙事反拨,呈现出与男性欲望叙事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第五章针对女性成长类型及问题的内部聚焦。女性作家对于乡村女性的成长发现,经由生理发育层面延至心灵成熟层面,再深入到精神建构层面的叙事建构,其要旨在于对长期处于被盲视状态、潜藏于乡土叙事之中的隐性主题——女性成长进行去蔽。她们以女性视角对留守乡村女性、进城乡村女性以及下乡知青女性等叁种成长主体类型的成长历程及困境展开观照与反思,指出乡村女性由于身处农村文化荒原语境及深陷男权中心意识桎梏,其成长之途长期面临的"主体镜象的绝对匮乏"这一重要而基本的事实。第六章从乡土叙事艺术性方面的审美特色着手,分析其所呈现的诗性品格,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说,新时期女性乡土叙事承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对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抒情书写传统,而这种诗化风格艺术特征的营造主要借助于语言和意象的诗意运用。同时,女性作家尽管在文体上多向古典传统致敬,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借鉴。其中,尤以向西方现代派绘画的技法借用与融合为表征,体现出高度的诗画同构意识。此外,就可能存在的艺术缺陷问题,则主要指出其中最具普遍性、也最为代表性的两点,即自我"重复"和逻辑"失真"现象。最后一章是结语部分,侧重于在上述主体部分的总述及分论基础上力图将女性乡土叙事放置在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意义观照,旨在肯定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所取得的丰赡硕果之时亦指出其限度并寄予展望,提示着女性乡土叙事值得期待的话语前景。
莫丽丽[3]2009年在《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与突破》文中提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正式步入文坛的,九十年代中后期进入迄今为止的创作鼎盛时期。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剧烈的调整和变化。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步入文坛,继而确定了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独特的发展经历。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这个历程中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所做出的各种突破。全文主要以“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和“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突破”为中心,在对西方女性主义,中国妇女解放追本溯源的基础之上,对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通过对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突破做了细致的分析。笔者认为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男性话语下的写作禁忌,一类是男性话语下的话语樊篱。男性话语下的写作禁忌主要从内容上,语言上和叙事模式上束缚着女性主义写作的发展;男性话语下的话语樊篱则主要是从形象塑造上,情感价值上和男性审美主体上制约着女性主义写作的发展,从而使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陷入重重困境。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为了走出重重困境,采用了针锋相对,各个击破的方式,对男性话语下的写作禁忌,和男性话语下的话语樊篱分别进行了突破。新时期女性主义作家以决然的勇气,大胆的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性爱,并用唯美的语言打破了传统的“性丑论”的枷锁,以现代的欲望叙事述说着女性的各种欲望;在文本中,她们塑造了缺失的父亲形象,构建了姊妹情意,通过镜像理论完成了审美主体的置换。
许丽[4]2016年在《形象的政治学》文中指出本论题缘起于反思目前文艺领域的国家形象建构的倡导与研究。其主要关涉的是文学形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考察当前的研究现状,却呈现出两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研究态势。一种研究过于注重卸下文学形象中的政治因素,变文学形象为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另一种研究则倾向于扩大文学形象的政治内涵,将文学形象视为文化权力的表征。其实这两种研究取向都尚未厘清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合理联系,模糊了文学形象创造的事实。尤其后一种研究模式更为常见与普遍,它实际上在1950年代的中国早已成型。鉴于1950年代文学形象理论构成了形象的政治学的大致图景,而且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中的奠基性意义,所以课题选取其作为剖析案例,以史为鉴,由此展开形象的政治学研究,并借此思考文学形象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此,课题作了如下安排:绪论部分就形象的政治学的研究缘起、相关研究现状、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与意义进行了说明。尤为一提的是,在说明研究对象时,特别分析了文学形象与政治相结合的内在依据。主体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以1950年代四种文学形象理论为研究进路,从历史由来到具体论说再到实质剖析,揭示不同的文学形象理论如何从各自角度出发将文学形象论说为形象政治。具体如下:第一章,形象特征论:从文学形象到形象政治的理论基点。这一章主要分析了形象特征论是文学形象理论的基础,它将文学形象确定为表征文学的特征物,但通过考察形象特征论的各派论说可见,形象特征论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文艺特征论而是将意识形态笼罩在形象特征之上,将形象选取为文艺特征物实际上开启了形象的政治学之途,而且关于文学形象的创造及其理论的政治化都是由此生发而来。第二章,形象思维论:从文学形象到形象政治的思维方式。其主要分析了形象思维论是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形象的思维方式的探讨,但通过考察形象思维论的各派论说可见,形象思维论实际上并不是文艺独特思维规律的探讨而是在将世界观置于形象思维之决定位置上,让思维控制形象而为形象政治提供思维方式的理论论说。第叁章,典型论:从文学形象到形象政治的创造方式。这一章分析了典型论主要是有关于文学形象的典型化理论,典型化即探讨文学形象的创造方式。虽然典型化的强调是为了凸显文学形象特有的创造方式,但是通过考察典型论的各派论说可见,典型论并不是真正探索文学独特创造方式之理论,而是在坚守党性原则之下为形象政治提供创造方式的论说。第四章,新人论:从文学形象到形象政治的样板形态。此章主要分析了新人论是直接从政治领域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理论形态,但由于它又天然地与形象特征论、形象思维论、典型论等形象理论相吻合,因而也成为了一种形象理论,确切地说是一种形象政治的理论,并被当作形象政治的样板形态。余论部分在1950年代形象的政治学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作品中的形象文本及其批评实例,就其中的主要问题,即文学形象与政治的冲突问题进行分析。文学形象与政治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人性抒写与阶级认定的冲突、情感自律与革命逻辑的冲突、修辞延异与意识形态说教的冲突。以1950年代文学形象理论为对象展开的形象的政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一、提示仅仅从政治出发,依据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促使文学形象与政治相结合,这种形象的政治学是不妥的;其二、提供更好理解1950年代文论的新视野;其叁、提出形象的政治学的命题,使得关于文学形象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论研究更为明朗化。
马慧娜[5]2018年在《新时期审美文论知识生产》文中研究表明"文学审美特征论"对"文学形象特征论"的取代,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次小范围的"知识革命"。"文学审美特征论"获得知识领导权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学术探讨自由度的松动"与"情感"的重拾,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必然性与特点是学术探讨自由度松动的重要原因,"情感"在审美文论中的诗意出场,是新时期启蒙思潮与人道主义话语的折射。审美文论知识生产能够建立领导权并不断探索前进的影响因素包括文论话语的支撑、存在性因素的作用以及生产者自身创作实践体悟的支持。审美文论知识生产对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杨春[6]2011年在《以“蜕”为进》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历代女性创作者前赴后继,开创出女性文学的辉煌局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尤为引人瞩目,在不同维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以安妮宝贝的小说创作及其转型尤为值得关注。安妮宝贝通过创作转型打破了批评和接受之间的逆差,在持续畅销的同时获得了主流评论的认可,实现了读者和评论的双重肯定,这种局面在当今文坛是比较罕见的,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笔者认为,女性创作者创作转型的原因除了大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还包括女性创作者对自身创作的不断要求,以及读者和文坛所给予的回应,都会转化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影响存在于作者的创作转型中。在新世纪的风云变幻里,安妮宝贝等女作家的创作转型既是在现行社会等级与性别等级的双重挤压下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理想向现实转向的产物,又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市场机制下文化叙述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女性创作的转型是女性文学创作进程与个人写作意愿、男性期待与女性意识的一个交叉点。在服从或抵制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女性创作者以成长的姿态艰难地建构着自我的成长历程。本文主要通过对安妮宝贝不同时期作品的细致梳理和深层观照,探讨其创作发展变化的完整轨迹及其特征表现,揭示其转型的意义。无论是安妮宝贝的创作还是她的转型,都构成了女性文学在新世纪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具备深入研究的价值。在退守和抗争、希望与绝望中,女性写作在不断地质疑和反省。不论转型成功与否,都代表着女性创作向着纵深、多向的境界探索前进,发展和完善着自己。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引言概述了安妮宝贝及其相关作品的研究与定位,说明选题的理由、价值与意义。第一章简介安妮宝贝转型前的创作特征,并结合其作品整体分析此特征在创作中不断嬗变的过程,从而揭示其创作转型脉络。第二章从社会背景、读者、文坛要求以及作者自身叁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安妮宝贝创作转型的原因,并认为创作者的自我要求应为根本原因。安妮宝贝转型后的作品注重女性经验的传达,并据此把男性与女性的对立过渡到一种自然,主题从展示人类精神的冷酷转变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第叁章从对自我的超越,对流行文学的启示和对女性文学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叁个方面说明安妮宝贝创作转型的意义。结论肯定了安妮宝贝藉由转型所带来的“领先与超越”,安妮宝贝的创作转型还在继续,我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
叶虎[7]2003年在《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不在于一般介绍20世纪后期文学思潮的基本内容，或对文学思潮予以史的考察，撰写出一部事无巨细、丰赡翔实的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史，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拎出能代表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七个重要问题予以分析。这种分析不仅要揭示出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显示出20世纪后期文学思潮的整体感，而且还要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以期对今后学术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参照。 本文有叁个部分组成。第一章至第四章为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对历史遗留问题、文学主体性理论、文艺学方法论及文艺本体论的论述揭示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喧哗与文学思潮回归自身的趋势。第五章至第六章为第二部分，阐发了社会转型期文化的分化导致大众文化日益占据主导位置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对启蒙现代性的颠覆和解构的态势，指出大众文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分析了当代大众文化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并强调要坚持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有效互补从而推进中国未竟现代性工程，声明后现代主义不是中国文学、文论与文化的出路。第七章为第叁部分，指出了两种全球化形态：一种是以西方启蒙理性为基础的“一元论文化发展模式”全球化，一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全球化。本文指出，前者实际上奉行的是欧洲或美国中心主义，后者虽然强调差异、非中心、多元化，却走向了断裂、冲突和矛盾，因此本文主张一种超越二者局限的“交往、对话”全球化观，并以此为理论原则对文论、文化“失语症”、“后殖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强调在交往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文论、文化的创造和建构从而在更高的基点上与西方文论、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了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的内在逻辑：从新启蒙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以及回到文学自身的努力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转型所引发的文化的分化和对新启蒙的质疑和重建，再到超越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一元论文化发展模式”全球化观与后现代式的持守差异、断裂、冲突、矛盾的全球化观的二元对立，走向交往、对话与建构之途。另一方面，本文还在肯定20世纪后期众多文学思潮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其局限之处也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分析。
吴婕[8]2012年在《童庆炳文论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童庆炳先生是我国当代着名的文艺理论家，从上世纪60年代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开始，50年来，童庆炳一直兢兢业业、埋头为学，即使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也从未放松过学术探索。他的论着丰厚深刻，涉及领域广泛，成就突出，为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围绕童庆炳的文艺理论思想展开论述，共分为叁章，第一章概述童庆炳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成果——文学本质的审美特征论，这是童庆炳文论思想的核心部分，贯穿了童庆炳文论思想的始终；第二章则主要阐述童庆炳提出的一系列超越内容和形式对立的理论原创。第一节是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说，即借用题材作为中介，建立起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第二节是文学活动的“二中介”说，即认为文学活动有一个一般中介——社会心理和一个特殊中介——艺术文体。第叁节是文化诗学理论，即要从文化和诗学的双重角度出发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第叁章则具体论述了童庆炳文论研究的思维方法，主要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系统论的思想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此外，本文还就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说的论争和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问题展开了论述，在这两个方面，童庆炳也都很有创见。
郑崇选[9]2005年在《镜中之舞》文中指出在世纪之交的消费文化语境中,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异常醒目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代消费文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镜像”,笼罩着整个生活世界,文学无疑也处在这个巨大的“镜像”之中,它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识别、认同和抵抗的努力。文学的生产主体不再是单纯的创作者,大众媒体、文化市场和消费者也积极地参与了文学的生产活动。由此,文学的生产方式、价值取向、文学风尚、文学观念、传播方式、表现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都在或隐或显的呼应着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剧烈变化。 本文试图运用多种理论资源,真正把文学纳入到社会文化肌体的整体动态系统中予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消费文化“镜像”之中,文学叙事独特的生存境遇。 通过本文的写作,我重点想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中国语境内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正在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主导文化形式,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也正在迅速的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因而消费文化在中国必然有其共同的一些东西,对消费文化的内涵界定应该充分包容这些共同性。消费文化正在不可阻挡的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文化来源,它明显的具有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性质。但时,中国语境的复杂性是我们考虑问题时,永远都不能缺席的思考原点,也许在西方发达国家,消费文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水到渠成的文化选择,那么在中国就明显的具有“后发外生”的被动性,因为这种被动性,也必然带来由消费文化的虚假繁荣所掩盖的真实匮乏。在本文的第一章里,我比较详细地界定了消费文化的使用界限,梳理了中国语境内的消费文化转型过程以及所呈现的文化事实,进而初步分析了消费文化的文化逻辑。 第二、如何认识当代消费文化对于文学生产的整体渗透和影响?消费文化为文学生产带来新的承载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制和规则,它所形成的强势文化逻辑迫使文学顺应这些机制和规则,与之达成默契或妥协,当然也可能包含对抗。消费文化是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的文化形式,大众传媒开始担负起组织文化生产的重大使命,与之相适应,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消费性决定了文学生产的消费目的成为文学文本的重要目的,由此也带来文学批评的角色转换。同时,消费文化又是以“形象”生产为主的文化形式,影像在某种意义上的“霸权”地位已经渗透到了文字生产的各个领域,文学叙事在影像文化的压力下所做出的种种屈服有目共睹。文章的第二章和第叁章即是有关问题的讨论,我试图揭示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活动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叙事所面临的危机。 第叁、如何认识消费文化“镜像”之中当代文学所呈现的种种叙事转变?文
李雪梅[10]2008年在《中国现当代散文本质特征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是建构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虽然不新颖,但是却有它的独特之处,即: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研究中还没有系统地梳理散文本质特征理论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有代表性的散文本质特征理论的梳理,即现代时期的:“美文说”、“性灵说”、“工具说”;十七年时期的:“诗化说”、“形散神不散说”;新时期的:“真情实感说”、“文化说”、“内向性说”和“诗性本体说”,试图说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散文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影响,以期对现当代散文范畴的介定、创作和批评实践,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态特征论[D]. 林晓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D]. 余琼. 浙江大学. 2016
[3]. 新时期女性主义写作的困境与突破[D]. 莫丽丽. 延边大学. 2009
[4]. 形象的政治学[D]. 许丽. 苏州大学. 2016
[5]. 新时期审美文论知识生产[J]. 马慧娜.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6]. 以“蜕”为进[D]. 杨春. 河北师范大学. 2011
[7]. 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分析[D]. 叶虎.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8]. 童庆炳文论思想研究[D]. 吴婕. 苏州大学. 2012
[9]. 镜中之舞[D]. 郑崇选.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0]. 中国现当代散文本质特征论[D]. 李雪梅.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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