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荣[1]2003年在《创新是报业发展之魂——《南方都市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方都市报》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于1995年创刊时是周报，1997年改为日报，成为面向珠江叁角洲城市群的综合性日报。经过几年的发展，该报不论在采编业务，还是在发行、广告经营以及企业规模等各方面都获得了高速发展和巨大进步，成为广州报业市场上的后起之秀和强有力的生力军。它是一份善于把握和创造生存和发展机会的报纸，也是一份善于经营的报纸，还是一份短时间内取得成功但仍需改进的成长型报纸。它的成功首先是报业体制和经营管理机制改革的成功；其次是市场化条件下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思想的成功；还是创新思维、对报业发展执着追求精神的成功以及企业文化的成功。对其经营实践和成功原因的研究与剖析，能够为中国报业的改革与发展总结实践中的规律，为理论的研究提供鲜活的案例，具有实践与理论双重层面的积极意义。 本文运用新闻学、传播学、市场营销学、经营管理学以及公共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对其办报历程、业务特点、经营管理等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对《南方都市报》进行学理评价，总结其最根本特色和最大成功在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创新，创新成为都市报发展的灵魂，创新也将成为其他报纸的必然选择，这对于竞争激烈但尚存发展空间的中国报业来讲，具有现实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赖志杰[2]2009年在《重大新闻事件与都市报社论研究》文中提出都市报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市民性,正因为它的亲民,更适合媒介发挥舆论监督,引导舆论的作用。而新闻评论,尤其是社论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如何活用并坚持这些优势,对办好都市报新闻评论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近年来都市报针对重大新闻事件所刊发的社论内容,力图从中获得我国都市报发展的经验性结论,同时也对新闻评论与都市报发展状况做了简要梳理。新闻评论与都市报发展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是以《南方都市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的,因为这份报纸在全国的都市报系中占有重有地位,其在新闻评论上所做的探索也最早最多,拥有不少值得分析的案例。通过对《南方都市报》的多篇社论进行定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本文得出了该报近年来在社论写作上所具有的五大显着特性:一是“平民化”与专注公众利益;二是评论坚持理性思维;叁是善于抓住评论时机;四是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五是评论内容多具建设性。
刘莹[3]2014年在《新主流媒体教育新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公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终身学习开始受到广泛重视,全民教育时代来临,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建成可谓指日可待,教育新闻也随之受到广泛关注,逐渐成为能够与传统的经济新闻、民生新闻、体育新闻等类别相并列的新闻种类。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与重视、对教育新闻的期待与渴求,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报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叁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党报占据绝对意义上的垄断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市报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报业的一支新生力量；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都市报同质化问题严重,不但使受众间口味难以得到调和,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相背离,与此同时,新技术的革新令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日益加剧,于是,部分都市报开始为自己贴上“新主流媒体”的标签,以此来区别于传统的都市报,在实践中尝试用“深度”来对抗“速度”,以“新主流”来引导“主流”,以“创新”来突破瓶颈,顺市场趋势而行,最终成功完成报业转型。《南方都市报》是新主流媒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媒体之一,它置身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目前中国最为成功的报业集团之一)的管理环境和国内报业集团最为发达的广州市场之中,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完成了从“市民化”色彩浓厚的都市报到“新主流”大报的成功转型,作为“新主流媒体”的揭竿者,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扮演着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角色,成为当今中国媒体的改革者和实践的先行者,预见着传统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于此同时,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州也是国内教育方式较为多元化、教育改革观念与实践先行的一个城市,教育新闻在此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示中国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本文在第一章阐述时代背景,分析教育新闻的研究意义,对现阶段新主流媒体教育新闻的研究现状做以整理和归纳,同时论述研究方法,以此来印证本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和意义。第二章陈述主流报纸媒体的历史变迁,梳理了新主流媒体的概念、新主流媒体代表性媒体以及主要特征,其中从“新主流媒体”的先驱《南方都市报》切入,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对其“新主流”特色进行了剖析。第叁章阐释了教育新闻的概念,总结出教育新闻具有教育性强、专业性强、政策性强、跨专业性、有季节性、舆论导向强的一般特点,阐述了新主流媒体教育新闻的叁大特征,即“重视专刊策划”、“呈现方式多元”、“解读内容深度”,对以《南方都市报》为蓝本进行个案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第四章以《南方都市报》为例,深入阐释叁个案例,分别是“中考新政系列报道”、“高考新闻系列报道”和“复旦投毒案系列报道”,展现出“新主流媒体”教育新闻中“重视专刊策划”、“呈现方式多元”、“解读内容深度”的叁大特征,并总结出“新主流媒体”的《南方都市报》在教育新闻的运作中“以人为本,侧重民主议程”、“立足民生,强化服务特性”、“依托评论,构建热言时代”叁大特色。第五章,对新主流媒体的教育新闻采编提出方法论意义。结语部分对新主流媒体的发展和现状,新主流媒体教育新闻的现状做以总结,并尝试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本文还对《南方都市报》教育新闻未来在全媒体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探索,即在实行报网联动的基础上,积极挖掘符合“新主流媒体”特色的生存之道。
陈一新[4]2012年在《试论都市报头条新闻报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头条新闻为切入口,以《南方都市报》为研究个案,考察都市报新闻报道在“主流化”进程中的变化路径以及生产的复杂过程。作为新闻媒体,都市报须尊重新闻的基本规律,要成为主流媒体须肩负社会公益责任,而走市场化道路决定了其要生存就不能忽视经济效益。以上叁个因素时刻充满着联系与矛盾,如何解决这道叁元谜题成为都市报谋发展求生存的关键性问题,而叁者的博弈较量又集中且频繁地出现于报纸的核心地带——头版头条。论文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在阐述核心问题及研究意义之后,对头条概念、地位及其在都市报中出现时所衍生的特点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南方都市报》的头条新闻报道的特点及其传递出的新闻生产中遵循的原则及规律。论文希望通过对都市报头条新闻报道的研究,为各类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同时能深化对于媒体在中国语境中如何应对新闻原则、社会责任、市场效益叁者互动关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翟真[5]2005年在《我国报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管窥》文中指出本文中“一体化战略”(Integration strategies)的概念是从企业战略管理学中借鉴而来的,有着严格的概念界定,并不是通常所指的不同媒介之间的立体联合。具体来说,一体化战略是指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的产品、技术、市场上的优势,根据物资流动的方向,使企业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一种战略。在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报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为了给报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一个思路,本文借用企业战略管理和战略咨询方面的理论,分析了我国报业集团实施一体化战略的现状以及一体化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一直处于“媒介无战略”的时代,也曾经历过“媒介管理混乱”的阶段。我国报业集团的战略环境已经为报业战略管理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报业在广告经营、发行经营、经营机制、报业体制、资本经营等方面已经实现了突破。时代呼唤战略管理,事实上,中国报业集团已经有了不少一体化战略运用成功的经验。 第二部分是一体化战略在我国报业集团中的运用。主要有北京青年报系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深圳报业集团的强强联合战略,南方日报集团的多品牌战略和广州报业集团的跨业经营战略。目前我国报业集团对一体化战略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 第叁部分报业集团战略诊断模型由PEST分析、五力分析和系统分析叁部分组成。利用这一模型梳理了报业集团一体化中的问题:报业集团产权不明晰,行政条块分割严重;主业不强,缺乏多个经济增长点;集而不团,规模不经济。 第四部分是具体对策:深圳报业集团初步建立了产权制度。媒介大环境改善,跨地区的一体化办报已经实现;按价值链要求整合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围绕报业这一主业扩展与报业有关的跨业经营;创建价值链管理系统整合联系点,抓好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品牌管理、R&D研发管理、技术支持和采购等六大方面的管理。 在结语中提出了一个报业集团一体化战略的决策者们必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充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为如果没有职能部门具体管理者的鼎力支持,再好的战略也是纸上谈兵。
蔡尚伟[6]2003年在《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文中指出“城市文化与报业”的研究是一项横跨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城市文化与报业”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深化城市文化研究与发展传媒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若干对新、旧城市关系中的经典代表——重庆、成都为实证考察的对象，还会对区域传播学与比较大众传播学的发展有所启迪。由于前人几乎没有在本领域有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在相关研究相当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全新的学术尝试。 本文包括《前言》、《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现代城市文化精神与报纸——以身份意识为中心》、结语共六部分。 《前言》主要对本项研究的意义、学术背景、研究方法、相关文献及研究难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第一章《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进程与报业》对重庆、成都的现代化进程及这个进程中的报业发展的轮廓进行了一次勾勒，揭示出政治、经济条件对报业发展以及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影响，并且力争恰如其分地对城市文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宏观的梳理。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重庆、成都曲折而多维的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漫长过程。特别是重庆，由一个四川东部的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逐渐跃升为整个四川的物流中心，经济辐射能力逐渐扩展到整个四川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后来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共和国时期的西南大区所在地、中央直辖市，以后又随着大区的撤消恢复为省辖市，到1997年终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的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曲折动人，相反，成都的地位一直相对稳定，作为多年的四川的政治中心，汉文化在西南的聚集中心，它以历史文化之都的形象稳定地成为重庆关注、排斥、疏离、超越的对象。两个城市的关系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影响二者发展的直接的背景性因素，二者在共同的城市现代化的路途上互相观望互相调整，最终互相促进了城市化及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宏观线索也深刻地影响着两地传媒的发展。本章分为“近现代传媒的诞生与早期重庆、成都的城市现代化 (1897—1 937)”、“抗战开始后重庆城市的变化与报业的发展 (1937—1949)”、“在政治风云中的城市及纯政治性报纸(1949—1978)”、“改革开放后成都的发展与报业的辉煌”、“重庆的直辖与报业的勇猛精进”等几个部分，按照成都、重庆城市发展的进程及两座城市报业发展的进程分阶段进行了考察。 第二章《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以文学为中心》对重要的城市文化形态文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文学是作为报纸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报纸给了文学生长发育的空间。从早期重庆成都的报纸开始，就给文学提供了众多的园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四川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重庆成为首都，自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重庆、成都报纸的文学园地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建国以后成都重庆报纸的文学园地也一度十分发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的纯文学在报纸上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晚报时代的“群众”副刊文学是对传统党报文学的改进，而以华西都市报为龙头，推进了市民副刊文学的发展，成都商报的报刊文学向大众文化的方向走得更远，传统的文学在报纸上渐渐身影模糊，彻底大众化后的报纸副刊文学存在着式微与泛化的双重走向。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成都重庆的报纸培育了大量的作家及诗人的成长，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重量级人物如李劫人、流沙河等。当然，报纸也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对营造城市的文化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抗战时期报纸援助贫病作家为典型，也可以看出报界帮助文学界的光荣传统。而由于非常时期的历史错误，报纸也曾给作家带来灾祸，当然，严格说来，报纸在其中也是受害者。作为双向关系的另一面，一百余年来，作家、诗人进入重庆成都的报界，也给两座城市的报纸不断带来生机，促进了报纸的发展。报纸与文学潮流的关系也十分紧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多家报纸参与了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与“战国派”的论争等，对当时的文学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在现代成都、重庆城市文化史中占据独特地位的知青文学潮，它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于报纸的推动力是非常巨大的。 第叁章《现代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以大学为中心》对在现代文化机构中处于中枢地位的大学与报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考察。大学的发展对城市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大学为报纸提供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市民所构成的报业市场，这是报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成都重庆地区大学与报纸的紧密关系从早期报纸《渝报》、《蜀学报》与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的经典关系就开始了。民国时期，成都、重庆的大学生参与报纸的情况十分普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学生报纸对改良?
喻乐, 朱学东[7]2004年在《心有多大 舞台便有多大——《新京报》一周年》文中指出当国内着名导演冯小刚应《新京报》之邀到报社去参加活动时,他被报社简陋的办公环境吓了一跳:“真没想到《新京报》是在这种条件下办出来了的。”没有金属质感的电梯,没有瓷砖铺就的地面,没有宽敞明亮的会客室,甚至连社长办公室也不过方寸之间。在北京,当年的《生活时报》转型成为《新京报》是何等引人侧目的大事,但平心而论,当年《生活时报》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办报的,如今《新京报》就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办报的,也许还更差。这里无疑是我们走过的综合性日报社中最陈旧最简陋最朴素的报社——这与《新京报》让人耳目一新的版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正是在这狭窄的过道上、拥挤的办公平台里,新京报人无怨无悔地用铅字阐释着什么是新锐,什么是激情。对他们而言,将一生中最深刻的足迹踩在老光明日报社从一楼到八楼的楼梯间,是一次达成梦想的旅程。
雅卓[8]2003年在《广东报业市场调查》文中指出广东是中国最早形成报业市场的地区之一。有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的巨大市场，其中本地报纸约占市场份额的80％。 从整个广东的报业竞争形式来看，除了深圳报业市场比较特殊外，其他珠叁角地区
黄浩[9]2008年在《省级党报广告经营的困境与出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传媒产业不断向产业化方向迈进的大趋势下,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党报也逐渐的脱离国家财政的哺乳,参与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广告经营作为报业经营的一条重要经济命脉,在党报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得以凸显。近些年来,我国党报的广告经营并不乐观,在与都市类、行业类报纸的市场化竞争中遭遇到困难和瓶颈。如何深入的分析党报广告经营的优劣势,找出培育其核心竞争力的发展路径,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纵观目前国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笔者发现相关理论呈现出系统化不足、研究文献数量匮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国内尚无党报广告经营的研究专着;其次,研究文献数量有限,经验性文章又占相关文献很大一部分比例。从研究角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宏观上进行把握,思考广告经营对于新时期党报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党报广告经营现状、发展策略等问题;另一类是从微观入手,考察党报广告经营中某一具体问题,或是针对某一级别党报的广告经营展开思索。本论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进行选题,结合笔者在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十多年的从业经验,采用文献资料法、深度访谈法、分析归纳法,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一.分析省级党报广告市场及经营现状,包括中国报业广告增长乏力的概况和原因,以及省级党报广告经营陷入困局的现状概况和原因;二.对省级党报的广告价值进行分析,尝试找出其竞争力培育路径的突破点,具体包括:省级党报媒体广告价值和竞争力分析;叁.通过上述章节的分析,笔者尝试提出省级党报广告经营发展的策略,包括目标市场策略、发展策略和品牌策略叁个方面,就省级党报未来发展出路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文力求从理论结合实践的角度对省级党报的广告经营进行系统化阐述,弥补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不足的现状,希望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借鉴,也希望可以从理论的视角为实践者的活动提供指导。笔者认为,党报广告经营当下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发展仍有极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是本论文的结构主线。如何将党报广告经营的市场潜力转化为竞争力将是值得新闻传播理论界从长远思索的问题。
汤李梁[10]2003年在《对传媒定位的营销学分析》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传媒战的日益加剧，传媒定位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然而当前我国媒体在做定位决策时陷入了很多误区，诸如定位不明，定位冲突，定位同质，定位无效等等。实践的欠缺源自理论的薄弱。时下我国学者对传媒定位的研究，偏于零散，不够系统；偏于务实层面，缺乏理论深度；偏于笼统，有失精确。本文试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传媒定位作一番理论溯源，为传媒工作者探讨定位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营销学分析，使传媒定位向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方向迈出一步。 尽管定位已成为传媒界的高频词，但是人们在谈论中往往所指大体相同而又有所不同，尚未有权威学者对传媒定位下一个通用的定义。本文认为，顾名思义，定位是指“确定所要占的位置”。传媒定位是指传媒决策者为应对市场竞争而对传媒产品所作的差异性确定，目的是在受众心目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它是传媒营销的重要策略。 在绪论里，笔者对我国学者对传媒定位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归纳，并指出其研究局限所在，同时指明了我国传媒工作者在定位实践中存在的若干误区。然后分五章展开探讨。在第一章里，对传媒定位进行理论溯源，对市场营销学的定位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对传媒定位的概念及其主体、客体、功能、范围、方法、形式、依据等要素作了界定，分析了传媒定位与传媒竞争的关系。强调市场营销已进入定位至上时代，营销定位是以消费者为视角的；相应的，媒体竞争也应以传媒定位为核心，传媒定位要以受众为本位，要把受众当作信息消费者来尊崇。要办受众心目中的媒体，而不是传媒决策者心目中的媒体。第二章运用市场细分理论分析受众定位，发现受众分化理论与市场细分理论是一致的，分众化就是细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信息格差、新闻事业集团化发展等都是推动受众分化的因素。对各家传媒而言，与其争抢同一个受众市场——不确定的、大多数的、“全社会”的大众，追求更大的市场覆盖率，争得几败俱伤，不如作个分工，实施错位竞争，分别对应一个特定的分众市场。第叁章运用二次售卖理论分析广告定位，阐明现有的营销定位理论强调消费者导向，这是一种进步。但它忽略了对赢利模式的观照，这是一种不足。对传媒而言，有受众不一定有利润，注意力资源不一定带来购买力资源，“受众即市场”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在无损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先找广告客户，再找受众，再办这些受众心目中的媒体；如果确实必要，受众可以更换——这样定位更合乎那些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渠道的多数传媒的经营规律。第四章运用品牌营销理论研究传媒定位，回顾了我国传媒界品牌意识的树立历程，认为传媒已进入品牌营销时代，虽然定位理论已取代了品牌形象论在营销学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建立传媒品牌地位应成为传媒定位的战略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营销近视症理论研究定位调适，指出传媒定位要与时俱进，不断调适，克服各种营销近视症，实现跨位发展。并从营销学方法论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多种定位调适分析模式：SWOT分析、机会分析、竞争地位分析、量化分析、领域界定分析、区域市场空间分析、类型市场空间分析等。在结论里，在归纳6条观点的基础上，又荡开一笔，指出把营销定位原理引入传媒领域，有一个适用问题。认为解决好这个难题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双重属性”、“两个领域”、“两个效益”、“两个轮子”、“两种工具”、“两个规律”的关系问题，还特别提醒要反对机械处理这几对矛盾的错误倾向。 我国传统的定位方式可称为主办者意愿定位法，引入营销定位理论而形成的传媒定位方式可称为受众导向定位法，根据传媒特殊赢利模式而创立的定位方式称为客户导向定位法。这叁种定位方式各有侧重，各有其局限性，不能相互取代，须结合使用，互为补充，尽可能兼顾受众、主办者、客户的利益;不能兼顾时，须有所取舍。有的媒体，其创办宗旨是宣传，那么其定位决策就以主办者意愿法为主，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对这种媒体，应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很多时候，满足广告客户要求并不同时损害公众的利益，那么就不妨采用客户起始定位法，这将更好地实现主办者意愿，更好地服务受众。当广告客户的要求与受众需求发生冲突时，可选择改换受众群，调整受众结构;如果不改换，那么就服从现有受众的需求。当某些受众的需求与政治导向、社会准则发生冲突时，那么就要放弃这部分受众。当主办者的某项意愿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要坚决地高擎起社会效益第一的旗帜! 面对买方市场，中国的传播业已进入营销时代。传媒业既有政治属性，又有经济属性，社会主义传媒是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精神产品，在流通领域它具有商品性，但千万不能忽视了其更为本质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的商品形式，只是精神产品的物质载体，它不能决定精神产品的内容和质量。传媒经营的基本原则是奉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我国的社会主义传媒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坚持政治家办报，倡导企业家经营，是社会主义主流媒体从事经营的正确方向。研究传媒的营销定位，
参考文献：
[1]. 创新是报业发展之魂——《南方都市报》研究[D]. 袁国荣. 暨南大学. 2003
[2]. 重大新闻事件与都市报社论研究[D]. 赖志杰. 暨南大学. 2009
[3]. 新主流媒体教育新闻研究[D]. 刘莹.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4]. 试论都市报头条新闻报道[D]. 陈一新. 复旦大学. 2012
[5]. 我国报业集团的一体化战略管窥[D]. 翟真. 山东大学. 2005
[6]. 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D]. 蔡尚伟. 四川大学. 2003
[7]. 心有多大 舞台便有多大——《新京报》一周年[J]. 喻乐, 朱学东. 传媒. 2004
[8]. 广东报业市场调查[N]. 雅卓.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3
[9]. 省级党报广告经营的困境与出路[D]. 黄浩.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10]. 对传媒定位的营销学分析[D]. 汤李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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