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亮[1]2011年在《上海高龄独居老人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选择上海一个特定的老年人群体——高龄独居老人展开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的发展,上海的高龄独居老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1998年到2008年,上海高龄独居老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例从1.47%上升到2.82%,数量从3.69万增加到7.70万。到2010年底,上海高龄独居老人数量已经超过了8.5万人,初具规模。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还将持续增加。从2010年到2050年,上海高龄独居老人的数量将从8.35万人增加到30.67万人,增长近4倍。从基本特征来看,上海的高龄独居老人以女性为主,整体文化程度较低。高龄独居老人的收入明显低于高龄非独居老人的收入,但是两者支出差异不显着。高龄独居老人和高龄非独居老人在患疾病方面存在差异。高龄独居老人的听力和视觉情况、生活自理能力均好于高龄非独居老人,并且高龄独居老人和高龄非独居老人的一般日常活动能力(IADL)的差异,大于两者基本生活自理能力(ADL)的差异。在心理状况方面,高龄独居老人对自身健康和能力显得更为自信,但是孤独感非常强烈,并且对未来的生活持不确定性的态度的比例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独居老人倾向于摆脱独居生活状态,回归家人和亲属家庭,另有一部分选择入住养老院,安度晚年生活。是否有同住保姆和子女看望情况的差异对高龄独居老人在健康状况、心态、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同的影响。请保姆同住照顾的高龄独居老人具有经济条件较好、子女少、身体健康差的特征。在分析同住保姆对高龄独居老人的影响中发现,在对今后的生活变化看法、孤独感、生活目的、自评身体状况变化、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有保姆照顾的高龄独居老人表现好于普通的高龄独居老人。但是在是否胜任工作、与过去相比现今的幸福感、与同龄人身体状况比较、对自已身体状况的担忧等方面,有保姆照顾的高龄独居老人表现差于普通的高龄独居老人。同时,有保姆同住高龄独居老人都希望在家养老。在分析子女看望对高龄独居老人的影响中发现,子女经常看望老人可以减轻老人的孤独感,但是并非越频繁越好,将看望次数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对缓解老人的孤独感最有效。通过对5个东部发达城市和地区的高龄独居老人群体进行比较发现,这些地方的高龄独居老人总体特征比较接近,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别。老人与子女的居住的距离随时间推移在增大。从1998年到2005年,老人与子女同住一个居(村)委的比例从75.0%下降到45.5%,同住一个街道(镇、乡)但在不同居(村)委的比例从10.4%下降到6.8%,同住一个区(县)但在不同街道(镇、乡)的比例从6.3%上升到6.8%,同在上海但在不同区(县)的比例从8.3%上升到36.4%,距离老人最近的子女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比例则从0.0%增加到4.5%。不断增强和加剧的人口流动性对传统大家庭结构具有“撕裂”效应,是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的主要动因。随着年龄的增加,独居的老年人的比例也在增加,在90-94岁组达到顶点后将趋于下降,但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一变化过程可以用老年人独居比例曲线来表示。老年人的独居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期间将经历两个转变阶段,即由核心家庭向空巢家庭转变、再向独居家庭转变的过程。但是,独居本质上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种过渡形式,除部分老年人在独居时死亡,随着年龄的增加,独居老年人最终将选择和家人或亲属朋友生活在一起。对于没有子女、无人照顾的高龄独居老人,也终将选择进入养老机构养老。同时,不同居住形态的老年人的平均年龄的变化也印证了独居老人的形成及回归的特点。对上海高龄独居老人的实证分析表明,老年人的居住形态随时问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每个阶段无论空巢、独居或非空巢状态都可能发生相互转变。文化程度、是否丧偶(包括从未结婚和离婚)、自理能力、居住房屋类型是老人是否独居的显着影响因素,其中丧偶(包括从未结婚和离婚)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分析老年人独居的原因,主观上有部分老年人不愿意和子女居住在一起,并且文化程度越高的老人不愿意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也高；客观上这批高龄老人的曲折人生经历、传统大家庭模式的瓦解、男女期望寿命的差异、住房条件的改善及其他一些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上比较普遍的高龄独居现象。进一步对老年人独居影响因素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是否丧偶(包括从未结婚和离婚)是老年人是否独居的最大影响因素,丧偶的老人独居的可能性非常高。改善高龄独居老人生活处境,提高高龄独居老人生活质量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共同努力,明确彼此的责任,在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制定有利于高龄独居老人的举措。在宏观上,要以积极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高龄独居问题；要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减缓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高龄化,减轻高龄独居问题带来的挑战。在中观上,各级地方政府要制定应对本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略规划,为系统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指明方向；要引导社会舆论提倡孝道传统,鼓励子女老人同住或就近居住；政府各项福利、帮困政策要向高龄独居老人有一定倾斜。在微观上,要根据高龄独居老人特性,改造家庭设施,使之更适合他们生活的需要；要在没有电梯的老的居民小区中安装“简便电梯”,方便高楼中的老年人的出入；要改善社区环境,建设老年人宜居社区。
李丹路[2]2012年在《城乡高龄老人供养资源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完善、国民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被写入了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因此，研究高龄老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也很有必要。本文首先根据建国后六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加快，因此，对我国高龄老人的供养资源进行分析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根据1998年和2008年“全国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的数据，对高龄老人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随后对供养资源的叁个方面——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进行了纵向比较，发现从1998年到2008年10年间（精神慰藉是6年），供养资源内部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第叁，利用2008年供养资源的数据，对城乡供养资源进行了差异性分析，进而对影响城乡供养资源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四，由于供养资源的叁个方面对高龄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很大影响，因此，改进目前高龄老人的供养资源现状很有必要。第五，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对改善高龄老人的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叁方面的供养资源提出了一些建议。
张彩华[3]2017年在《村庄互助养老幸福院模式研究：支持性社会结构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在家族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发育不足及独居老人面临养老困境的背景下,村庄互助养老的幸福院模式诞生。本文基于对幸福院模式发源地的个案研究,辅之以周边县区幸福院推广案例及农村互助养老的美国"村庄"模式的对比研究,以支持性社会结构为视角,呈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下的社会结构特征及互助养老产生的社会结构基础,表明任何养老方式都是因应一定的社会结构变迁而产生,且养老方式实现的具体形式会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一种养老方式的兴起与延续需要嵌入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且根植于一定的支持性社会结构之上才能可持续发展;兴起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养老方式的支持性社会结构通常比较薄弱,若不能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给予支持或引导,新兴的养老方式会在发展中面临夭折风险;因此,应从不同领域主动构建有利于养老方式可持续性的支持性社会结构,其中,政府在政策及政策导向上的保障则是这种支持性社会结构的重要部分。研究发现,老人及其子女固守家庭养老传统和"养儿防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互助养老想法的接受,然而,二者在现实中的实践困境暗含着老人及其子女对互助养老的潜在需求,从而为互助养老的动员提供了契机与成功的可能。幸福院模式的类养老机构管理以共同体秩序的形成与维护为基础以利于老人"安全的"生活;家庭导向的柔性管理是幸福院区别于普通机构养老的重要方面,有利于老人"幸福的"生活。幸福院老人的养老需求具有差异性与层次性,生活照料需求可通过老人在日常生活、意外事件及自我管理上的互助互动中满足,家庭起补充作用及疾病等照料;老人的自我管理、政府与社会的参与使老人得到社会尊重的同时产生对幸福院、村庄共同体及社会的归属感,意识到自身价值及对养老问题的社会责任感,这是该模式在养老需求满足上的最高境界。虽然该模式在失能老人照料上有局限,互助养老过程也有矛盾和冲突,但其在满足自理及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需要上有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所不具备的优势;并且熟人社会中公共舆论的作用有利于强化家庭的互助养老参与。幸福院推广后的可持续发展受多方因素制约,并由此产生诸多非预期性政策后果;该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要在根据实际进行调适以嵌入当地社会的基础上,引导有利于幸福院发展的支持性社会结构的构建,主要通过社会文化领域内养老观念的转变、养老需求的满足及幸福院管理,经济及政治领域内的经费支持与政府政策保障来实现。家庭养老是我国社会文化传统的基因,在社会发展中有持久存在的特性;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家庭养老的内容和形式会产生变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形势下,幸福院模式以"家庭养老社会化"形式分担家庭的养老责任,与其他养老方式组成养老方式综合体系,使老人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养老方式的组合以实现在地养老。幸福院模式及"村庄"模式的发展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走向启示如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应以需求为导向逐步由现金保障走向服务保障;构建"在地养老"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类机构养老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与机构养老服务体系,机构养老以医护型与养护型为发展方向,与社区类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分担养老责任;鉴于基于家庭照料的居家养老将是未来农村老人的主要养老方式,且家庭仍是失能老人照料的重要主体,发展"医养结合"式居家养老有利于延缓老人失能阶段的到来,提高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家庭养老的生活和生命质量;此外,还应重视老人社会参与以利于其心理健康及精神需要的满足。
马昆[4]2013年在《城市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新时期我国面临空前巨大的老龄化压力,老龄化迅速到来的同时,高龄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与其他年龄段老人相比,高龄老人面临其自身独有的问题,生活照料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更好地应对这一问题,对于我国老龄建设和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个案研究,以济南市H社区为场域,通过与受访的12位高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获取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发现老人在生活照料中存在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市高龄老人照料内容分析。该部分着重从H社区高龄老人日常生活照料的自理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论述,分别从吃饭、穿衣、洗澡、室内活动和如厕五个方面对12位老人的自理情况进行了详细访谈,指出该社区老人自理情况不容乐观,年龄、身体状况、婚姻状况、居住方式是影响老人自理情况的主要因素,提出对于自理有困难的老人应给予补偿性和发展性照料服务,对于生活自理无困难老人应进行预防性照料服务的观点。第二,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提供者(来源)分析。该部分从高龄老人照料所需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展开论述。人力资源主要指照料提供者,包括日常生活照料提供者和疾病照料提供者两方面,物力资源主要指老人照料所需的经济来源与经济支持。针对第一方面,指出H社区高龄老人日常照料的最主要提供者是老人自身和配偶,成年子女在此方面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小；老人在邻里处得到的日常照料较多；社区的社工机构在为高龄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助作用。老人在疾病照料中,出现家庭成员责任缺位、就医不便等问题。针对第二方面,指出子女依然是老人生活照料的主要经济来源,子女能提供经济支持的多少以及子女的孝顺与否,直接影响到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第叁,高龄老人生活照料的需求和满意度分析。老人对精神慰藉、情感支持的需求强烈,就诊意愿低,对社区诊所上门服务需求较高是H社区老人生活照料需求的具体体现。本文指出不完善的制度政策,落后的社区基础配套设施,有待进一步发展的社工机构,存在困难的生活照料提供者,缺失的孝文化是影响H社区高龄老人照料的四个主要因素。同时指出解决H社区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要从五个方面着手。第一,政府层面。要发挥政府的保障作用,加大政府资金的支持力度,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为解决老人照料问题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二,社会社区层面。充分调动并整合社区资源,拓展老年人社区照顾项目,发挥街道居委会的基层作用。第叁,社工层面。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居家养老社工机构,运用社会专业技巧介入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加快培养专业化队伍建设。第四,家庭层面。充分利用高龄老人家庭成员和邻里朋友资源,发挥他们在照料中的作用。第五,个人层面。高龄老人应积极主动应对生活照料问题。本课题通过对H社区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的研究,指出了影响该社区老人照料的影响因素,同时分别从政府、社会社区、专业社工、家庭和个人五个方面提出解决对策。这既是对我国城市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的有力回应,同时也是对相关理论的有益补充与完善。从而为解决济南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提供可借鉴经验,促进我国老龄事业顺利发展。
林禾[5]2003年在《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龄老人比例和数量的快速增长是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高龄老人数量的激增，将使老年人口总体健康水平下降，痴呆、卧床老人增加，从而扩大了需要家庭和社会照料的老人的数量，增加了老年人口对生活照料的需求。 目前，我国的养老方式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是依靠家庭成员。但由于受家庭子女数减少、家庭结构小型化、两代人分居倾向和子女孝观念淡化等因素影响，家庭成员所能提供的照料在减少，家庭照料资源呈现出弱化趋势。 由此可见，一方面高龄老人对照料的需求在增加，而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资源却在减少，这个矛盾使高龄老人的照料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高龄老人怎样才能获得充足的照料成为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成为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 本文运用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资料，对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生活照料提供者进行分析后，提出应尽快建立一个家庭、社会、社区、相结合的新型照料体系，以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料问题，提高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使国家、社会、家庭能够稳定、健康、和谐地发展；同时也为制定高龄化社会对策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我国高龄老人的基本状况。第二部分：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和患病状况分析。第叁部分：分析高龄老人的照料资源。第四部分：对策及建议。
翁飞燕[6]2018年在《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目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加重,未来老年人剧增。为应对老龄化,国务院制定了《“十叁五”健康老龄化规划》,积极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由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在进一步完善之中,需要家庭支持作有益补充。因此,本文将从代际支持视角来对老年人的健康进行研究。本文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作为研究主题。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主效应模型”及相关文献,提出了代际支持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相关研究假设。运用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截面数据,侧重从老年人健康状况、代际支持状况以及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生活方式、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验证研究假设,再从性别、年龄组和城乡叁个角度来实证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差异。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在经济支持方面,分性别看,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对女性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着影响。分城乡看,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对农村老人自评健康的影响是明显的。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对老人自评健康存在显着的影响,在性别、年龄组上的差异很小。(2)在生活照料支持方面,从性别看,困难时向(孙)子女求助对男性老人自评健康有正向的影响;做家务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是显着的,且对女性老人的健康影响更大。从年龄组看,提供家务帮助对老人自评健康有正向的影响,且对中低龄组老人健康有更大的影响。提供家务帮助有益于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3)在情感支持方面,从性别看,与(孙)子女聊天、诉说想法对女性老人自评健康都有显着的影响。从年龄组看,与(孙)子女聊天对高龄组老人自评健康有正向的影响;与(孙)子女诉说想法对中低龄组老人的自评健康有利。从城乡看,与(孙)子女诉说想法对农村老人的自评健康有明显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大对农村女性老年人的综合保障力度,强化老人的社区生活照料能力,注重女性老人的心理慰藉以及扩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交网络等建议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丁志宏[7]2011年在《我国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分布及照料满足感研究》文中指出高龄老人是一个对照料需求更高的群体,目前,高龄老人的照料完全满足感并不高。在居家养老建设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高龄老人的照料资源仍然集中在家庭内部,他们对社会服务的利用率极低;高龄老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所在城乡以及照料者类别及其意愿对照料满足感的影响较大。政府及社会在提升高龄老人照料满足感的过程中,要科学规划居家养老服务,关注贫困、认知能力差和空巢高龄老人群体,重视家庭代际和谐建设,加快专业社工队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
李巧[8]2017年在《中国农村高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青少年人口大量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同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全国人民人均寿命增长,高龄老人越来越多,高龄老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低龄老人,成为老年人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另外,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即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导致养老负担加重。家庭养老难以满足老人的养老需求,特别是难以满足高龄老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近几十年来,在我国农村地区出现大量的人口流动潮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毁坏了家庭养老的基础,大量的留守老人缺乏子辈的照料,生活困苦,尤其是大部分日常生活难以自理的高龄留守老人。面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养老资源的缺乏,农村高龄留守老人的生存现状愈加严峻,也愈加值得关注。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多数学者要么关注农村高龄老人,要么研究农村留守老人,对于群体数量越来越壮大的农村高龄留守老人反而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通过考察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村庄中的高龄留守老人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生活,反思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的急剧变迁对高龄留守老人的影响。具体来说,全文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农村高龄留守老人的规模和生存现状进行描述;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介绍本文所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框架。(2)通过个案研究和访谈了解调查点样本的详细情况,提取样本最能表现社会转型的生活片段,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解释。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发现,Q村高龄留守老人普遍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存在困难,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同时,详细分析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养老生活发生的新变化:系统侵入养老生活使得养老生活的殖民化,高龄留守老人变为单向度的人,现代性的入侵使得高龄留守老人和子女以及其他老人之间产生区隔;结合调查资料分析返乡高龄留守老人返乡行动所带来的“家”这个意象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结合个案资料分析在养老生活中家庭角色转变以及适应情况。(3)结合之前的分析,总结农村高龄留守老人出现的养老困境并从传统文化、社会变迁等方面分析出现上述困境的原因。
向楠[9]2018年在《城市高龄丧偶老人日常照料安排及其效果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解决高龄丧偶老人日常照料问题对于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1~2012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数据结果,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对影响城市高龄丧偶老人日常照料安排的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照料安排对高龄丧偶老人照料满足感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以及照料资源的可及性均会影响到日常照料安排,并且不同日常照料安排将对高龄丧偶老人满足感产生显着影响。
侯冰[10]2018年在《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及其满足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准确识别老年人服务需求是影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基础性内容和服务供给的首要环节,不仅涉及到服务内容设置的合理性、供需匹配的精准性,更直接影响到老年人对服务的满意度和认同感。社区居家养老作为承接大多数老年人服务需求的重要模式,在运行中存在着针对性不足、精准性欠缺和供需错位的问题,导致了服务缺乏吸引力和老年人潜在服务需求无法充分释放。因此,准确甄别老年人服务需求并作出优先性的满足策略安排,既是提升老年人服务满意度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有限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在“需求”的理解上,存在着“需要”与“想要”两种形态的区分。就老年人服务需求而言,“需要”表现为重要性基础上,老年人对服务的“依赖性”;“想要”则是在超出“需要”的基础上,老年人对服务的“期待性”。为此,本文以“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为主题,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重点分析以下内容:第一,分析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整体需求表现、需求类型,以及哪些因素对需求动机存在影响。第二,审视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在“依赖性”和“期待性”之间存在何种倾向,从依赖性角度如何作出服务需求满足的优先排序。第叁,围绕需求的优先满足策略,探讨需求对象如何识别、服务资源如何投入和服务内容如何提供等问题。上述内容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逻辑关系,也是在理解与探讨老年人服务需求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围绕研究内容,本文首先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ERG理论和人的需要理论,对老年人服务需求的内容、类型和“需要—想要”进行辨析;借鉴魅力质量理论及其Kano模型,探讨如何对“需要—想要”所表现出的“依赖性—期待性”进行操作化的区分。其次,通过对政策文本、研究文献和访谈资料的定性分析,构建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内容框架,并作为服务需求分析的主要内容。基于对上海、长沙、开封和银川的问卷调查,以及对老年人及家庭、政府、社区和服务机构的半结构化访谈,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和观点:第一,老年人整体服务需求较低,呈现出“期待性”高于“依赖性”的倾向。通过Kano模型的需求层次分析,共划分出2项必备要素、4项一维要素和5项魅力要素,多数服务的需求层次较低;同时,多数服务的不满意度系数明显低于满意度系数,表明老年人服务需求的满足仍以非正式服务为主,尚不对正式服务呈现较高依赖。同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水平有限、老年人对服务的认知与体验不足、服务接受习惯尚未形成也是依赖性较低的重要原因。第二,老年人的服务需求较为集中。一是,医疗保健类服务的需求普遍较高,且生活照料类高于精神慰藉类。二是,在必备要素、一维要素、魅力要素的服务构成上,分别呈现出老年人对基础性的服务功能注重、对基础医疗可及性基础上的前置性与便利性服务期望、对围绕日常生活的补充性服务期待。叁是,在各类服务中,生活照料方面对家政类、照料类和应急类的日常型服务需求明显;医疗保健方面对上游性、基础性的疾病预防、健康维护、基础医疗的服务需求凸出;精神慰藉方面呈现对具有能动性导向的自我满足型服务的集中需求。此外,上述倾向在整体和群体层面的表现也较为一致。第叁,老年人群体划分下的需求层次逐渐凸显,群体之间的“依赖性”存在明显差异。在老年人自我满足能力和家庭满足能力层面,各因素对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年龄、失能、居住状态和地区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普遍且突出。一方面,针对各年龄段、失能等级、居住状态的群体需求层次分析显示,群体之间的需求层次差异明显,高年龄段、高失能等级和独居老人的需求层次最高。同时,群体之间的层次归属、不满意度系数(DI)和满意度系数(SI)呈现一定的梯次差异;其中,生活照料类、精神慰藉类差异明显,医疗保健类差异较小。另一方面,依据梯次性调研地区的选择,通过对地区之间的“依赖性”、“期待性”差异分析发现,上海的“依赖性”显着高于其他地区;上海、开封的“期待性”也显着高于长沙、银川;而长沙、银川之间的差异均不显着。为此,本文从“地区服务发展水平与老年人服务习惯”、“社会服务资源对社区功能的替代性”两个角度分别对地区之间的依赖性、期待性差异给予了解释。第四,在服务需求满足的应然策略和实然现状之间,存在服务的可获得性困境。一方面,依据需求分析结果,本文从应然角度,对需求对象如何识别、服务资源如何投入、服务项目如何提供予以了探讨。另一方面,从实然角度,基于对服务供给现状的对照,认为服务提供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可获得性困境,制约了服务需求优先满足策略的实现。然而,政策的导向性欠缺、政府角色的偏差和主体责任的不明晰影响了多元主体的功能协同,也是造成服务供给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第五,老年人服务需求的有效满足,应立足于既定资源有效利用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两种视角。一方面,应强化正式与非正式服务的结合、实施动态需求评估与菜单化服务模式、加强服务侧重与推进医养结合,进而保证既定条件下老年人服务需求的优先满足。另一方面,在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和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上,应逐步优化政府职能、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社区的服务平台作用,进而提升多主体参与的有序性、服务供给的持续性、服务获取的可及性。在研究创新上,本文基于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理解,通过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对需求做出“需要”和“想要”的形态划分,并在操作化层面进行了区分。进而,审视了整体和群体层面,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依赖性、期待性表现,并对服务需求的优先满足策略进行了探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并丰富了相关研究的视角和思路,对老年人服务需求的理论研究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上海高龄独居老人研究[D]. 彭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2]. 城乡高龄老人供养资源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丹路.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
[3]. 村庄互助养老幸福院模式研究：支持性社会结构的视角[D]. 张彩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4]. 城市高龄老人生活照料问题的个案研究[D]. 马昆. 山东大学. 2013
[5]. 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及影响因素研究[D]. 林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6].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D]. 翁飞燕. 重庆工商大学. 2018
[7]. 我国高龄老人照料资源分布及照料满足感研究[J]. 丁志宏. 人口研究. 2011
[8]. 中国农村高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研究[D]. 李巧. 云南大学. 2017
[9]. 城市高龄丧偶老人日常照料安排及其效果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向楠. 荆楚学刊. 2018
[10]. 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层次及其满足策略研究[D]. 侯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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