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岗[1]2004年在《文化·现象·涵义》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均质化和同样化在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文化也在这种趋势的带动下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一些有历史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城市正在失去它原有的内涵，朴实宁静的民风也被大都市的快速生活节奏所吞噬，如何在地方和现代中寻求一种平衡成为当今社会各界所普遍讨论的一个主题。对于建筑领域，由于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各个地域特色以及民风和文化的直观表象，因而站在了发扬地域风格这一社会内容的最前沿。本文以此社会现象为背景，并选取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城市——苏州为研究对象，进行地方性建筑的研究。本文以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及实际操作方式，以人的空间体验为主要设计思路，以实际项目——苏州医科大学附属社区医院为例，作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在研究中，将“人”这一有思维和活动能力的主体参与到空间的形成中，以人的活动参与感受为出发点，并以对人的心理尊重为最终目的。对于建筑方案从构思到完成始终从可感知的实际事物(即现象)出发，通过自身的现场体验，进行既具有苏州文化内涵，又具有现代意义的设计思路探索，并对医院这一特殊建筑进行了与现象学方法相结合的功能与流线上的研究。
唐怡萌[2]2018年在《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大学生“萌”现象研究》文中指出“萌”现象作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对我们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任何媒介现象接触行为背后都有由社会或者心理因素产生的原因。萌现象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所喜闻乐见的现象之一,其背后同样存在着特定的原因。大学生是萌现象的重要受众群体之一,在心理方面有其独特的特征,研究他们对于萌现象的使用与满足情况,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首先从“萌”的源起与本土化出发,对“萌”的涵义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萌”现象用来表达一种喜爱之情,是“可爱”的最高级表现,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受众群的文化现象。论文还描述梳理了“萌”现象在中国流行的成因,包括日本“萌”现象对中国的影响、多重微媒介的交互影响、人际交往对“萌”的助推以及中国消费文化时代审美的转向。还梳理了“萌”现象的表现形式,即物质层面、语言层面、精神层面以及行为活动层面。随后论文从大学生受众的心理需求出发,以大学生群体为调查对象,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以问卷调查法为定量研究方法,以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为定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学生对于“萌”现象接触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由此反映的一些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接触“萌”现象在满足度方面性别差异比较明显,女性大学生更容易获得对“萌”的满足;大学生群体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多是通过新兴媒体来接触的“萌”现象;大学生对于“萌”的购买欲望强烈,但购买力不足;大学生群体多出于情感和娱乐的动机来接触“萌”现象;在“萌”事物上花费越高、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对于“萌”现象的满足;对于“萌”现象,接触态度越好的大学生越容易获得对“萌”现象的满足。据此,论文在前期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结合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分析得出了关于“萌”现象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建议:针对大学生的整体购买力相对较弱,应该适当的调整“萌”系产品的定价以及营销策略,以匹配大学生的购买力;针对“萌”现象的唯“热”特征凸显,应该走精点化传播的路线;对于“萌”现象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可以助力中国的动漫品牌;大学生应该树立合理的消费观;针对“儿童化成人”以及“恋童癖”等不良情感,应该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大学生自身出发,引导“萌”现象健康传播等。
王杰[3]2014年在《仪式在社会工作中运用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仪式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付诸实践的社会行动。仪式有神圣性、戏剧性、程序性等特征，使仪式行为与非仪式行为区分开来。仪式与由可见的要素和不可见的要素组成，可见的要素如物件、声音、服饰等，不可见的要素如仪式主题、群体聚集、共同情感、共同关注与共同兴奋等。仪式有社会整合的作用，也有教育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仪式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首先对仪式在社会工作中运用做了理论探讨，认为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由外借理论和社会工作理论组成，仪式可以作为社会工作的外借理论，仪式的运用可以作为社会工作技巧。仪式运用在社会工作中的可行性还表现在仪式可以设计，在工作中可以根据需要对仪式进行改进和再创作；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具有治疗作用，仪式有助于参与者出现高峰体验，从而实现治疗效果；仪式其他领域已经有实践的应用，在学校可进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在司法工作中可以提高司法权威，为仪式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提供了借鉴。笔者根据前人的文献研究，结合实际需要，将仪式分为四大类，即过渡仪式、仪式化活动、节庆庆典、礼仪。分析了每一类仪式在社会工作中运用的方式和起到的作用。为检验仪式在社会工作中实践运用的效果，笔者将仪式的理论和技巧运用到苏州市第二届公益创投项目“快乐初二”项目中。在“快乐初二”项目中，将过渡仪式、仪式化活动、节庆庆典、礼仪四类仪式进行了实验性的探索，并对实践效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仪式过程中的经验和技巧。
马倩[4]2017年在《人学视域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内在具有人学属性。研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必须以人学为视域。21世纪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是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第叁课堂”,从物理空间、交往空间到意义空间建构了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成人的场域文化。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本质上是大学生的文化,“人”(大学生)是该场域文化的主宰和灵魂;大学生以主体在场方式进行寝室场域文化建构并受到寝室场域文化的影响,内蕴马克思主义实践人学培养“完整的人”的深刻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7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点评“95后”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为的一代,要以文化滋养心灵,文化涵育德行,文化引领风尚。以人学理论视域探究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并促进现代大学文化育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理论视域,要以价值理性主导大学寝室场域文化的人学取向,以马克思人学理论、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来解读大学生寝室场域的人学属性、交互关系和权力资本;深入阐释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层面结构、主要功能,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价值理念,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价值向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汲取、借鉴国内外的校内住宿制、校外租房制、住宿学院制的历史经验,对中西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进行扬弃性汲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历史建构,详尽缕析了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前世今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是在西学东渐中“后发移植”建立现代大学后的大学生寝室场域中生成、演进的。大学生以文化主体在场方式建构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1986年上海交通大学理论自觉地率先提出“大学生寝室文化”这一概念。2005年复旦大学在中国大陆本土上率先探索书院制育人新模式。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现状考察,是在充分概述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对当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人本理念淡化、人格培育弱化、人性属性异化的弊端进行了人学批判,进而深刻探寻了当下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存在弊端的深层症因:意义世界与物理空间的疏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割裂;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的悖论。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的人学重构,旨在“构建以人为本的多元共生环形结构的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范式。外环结构是现代书院制主导的寝室场域文化模式;内环结构是人本的生态的审美的和谐的多种寝室场域文化模式共生,涵化“完整的人”、濡化“主体的人”、育化“和谐的人”、内化“自由的人”、睿化“文化的人”。本文据此提出了人学重构的基本原则、主体内容和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应以乐群慎独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个体的生活准则,以涵育共生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群体的生活礼格,以家国尚和重构大学生寝室文化主体的生活空间,让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回归人本的生活世界,实现从“寝室场域文化”到“文化寝室场域”的飞跃。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对大学场域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以生为本的“文化价值观”、主体自觉的“文化实践观”、全面发展的“文化育人观”和融洽互助的“文化和谐观”。大学生寝室场域文化育人,既是不断生成的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聚合真善美向度追求的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我们要努力实现由“寝室场域文化”到“大学场域文化”的延展与升华,达成以人为本的诗意栖居,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莫再树[5]2012年在《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考镜》文中提出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商务英语专业已正式进入本科专业目录，商务英语教学由自发最终走向了自觉。但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史的全面、系统研究至今阙如。学界在对近代英语教学史的研究中，已零星地旁及晚清英语教学中便已出现了的商务英语教学的史实，这些记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商务英语教学史实方面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尚缺乏以近代商务英语教学为专门对象的历史考镜和系统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务英语学界对近代商务英语教学研究意识的缺失，不利于我国完整的商务英语教学史的构建。鉴于此，本研究本着拂去历史尘埃、逼近历史事实、还复历史原貌的宗旨，对我国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源流进行考察。本文以晚清社会需求为背景，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为切入点，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史及商务英语教材为核心，以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不同主体、课程类别及教学法为脉络，既从宏观上勾勒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全貌和发展轨迹，又从微观上聚焦晚清各教学主体进行的商务英语教学，并在上述脉络下探讨晚清商务英语语言的变迁及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与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较全面地考察晚清各类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及编写依据和体例等，以窥其精微奥义。概言之，本研究首次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进行源流考镜，主要研究问题如下：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是如何演进的？其演进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一研究问题可细分为：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有哪些主体？各类商务英语教学的开展基于何种动因？各自的课程设置有何特点？各类学校开设的商务英语教学有何作用与不足？采用了哪些教学方法？晚清商务英语课程的属性是什么？晚清商务英语教育中是否有教育规划？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二、晚清民间非标准商务英语语言是如何起源、发展及消亡的？有何语言属性及社会文化涵义？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是如何演进的？有何特点、编写依据和编写体例？如何评价晚清商务英语教材？本研究涉及语言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个相关学术领域，以英语教学研究为主线，借鉴历史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采取历史文献研究法，钩沉、爬梳、筛选、甄别、整理相关史料，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进行考镜，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和结论：首先，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主体和教学动因。晚清官办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是在被动开放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主动意识，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是一种利益导向下的世俗化与功利化的选择，民间商务英语教学是在一种以需求为导向的非正规教学。这种办学动因的差异性体现了晚清英语人才需求的差异性。第二、晚清商务英语课程设置及教学。（1）晚清官办学校出现了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教学和融商务专业知识于英语语言教学的端倪，其商务语言翻译实践开我国近代西方商学着作汉译之先河和商务经济类书籍汉译之新风。（2）晚清教会学校的商务英语教学从最初以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发展到语言技能和商务内容型商务英语教学，再发展到商务英语课程的全面拓展，最后到基于近代化职业教育的商务英语教学。（3）晚清民间商务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技能和商贸内容为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职业性和技能性。（4）清末学制改革使官办学堂商务英语教学日趋式微，但也使商务英语的职业教育成为可能。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属性、教学方法及教育规划。（1）晚清商务英语教学从前制度化教育转向制度化教育，存在着正规教学、非正规教学和非正式商务英语学习。（2）存在着技能型和内容型商务英语课程。（3）语法翻译法、古安系列教学法、内容教学法和洋泾浜英语教学法在不同学校得以采用，各具特定的历史时代性、适应性和交际性。（4）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在教育主体、课程设置、教材选用与编审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教育规划，其教育规划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第四、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及不足。其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1）开我国商务英语教学之先河，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需求导向性；（2）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商务英语人才，见证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3）是我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最早实践；（4）是晚清社会心态日趋开放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不足表现在四个方面：（1）官办外语学堂的商务英语教学只是零星地带有些许商务英语教学的性质或成分，并未形成有规模的普遍的现象；（2）教会学校的教学是教会教育传教的一种世俗化和功利化选择；（3）民间商务英语教学具有很强的自发性、盲目性、纯粹工具性动机；（4）基本未深入西学内涵，文化教育意识严重缺失，大多数学习者难以从思想层面引领近代化进程。其次，关于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语言第一、CPE与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关系。盛行于我国通商口岸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具有明显的商务英语特点，是一种为口岸商贸服务的英语变体。第二、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演变。（1）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分别是广州贸易制度和条约制度时期的中西商贸通用语。（2）CPE逐渐失去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及思想基础，最终退出中西商贸交往的历史舞台。第叁、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语言属性。（1）从社会语言学来看，CPE是不同语言集团在商贸往来中产生的贸易混合语，其产生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语言谱系。（2）从二语习得的视角来看，CPE是一种有限的二语习得，其形成与中介语的石化有相似之处；CPE的演变与发展基本符合中介语理论。第四、晚清民间早期商务英语的社会文化意义。早期商务英语打上了社会等级的烙印，折射出了早期中西商贸交往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了口岸城市对外语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工具主义倾向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缺失。最后，关于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第一、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演进特点：从词汇会话集向写作及会话教材演变，从“汉字注音”向国际音标注音演进，从“词汇型”转向“句字型”，从CPE转向标准英语，从“准商务英语教材”转向专门的商务英语教材，学习方法从机械记忆转向摹仿、推类、循序而进。第二、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特点、编写依据和体例。（1）特点主要表现在：商务内容多样化，实用性强，便于自修，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萌芽，编写者水平较高。（2）对商务英语重要性的认识、对商务英语语言和商务英语学习的认识分别是其编写的实践和理论依据。（3）编写体例：以义类编纂法编写词汇集，以话题型散点式编纂法编写会话教材，以文选型类聚编写法编纂写作教材。第叁、晚清商务英语教材的重要意义：（1）满足了学习商务英语知识和掌握商务英语交际技能的需要；（2）是我国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滥觞，反映了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建设的启蒙诉求。（3）见证了晚清洋泾浜式商务英语语言的兴衰，实录了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大量语料；（4）反映了晚清商贸语言接触的历史和文化，是研究晚清中西语言接触和中西商贸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依据。（5）对民国及以后的商务英语教材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商务英语教材尚有诸多不足：（1）有些教材内容安排缺乏科学合理的思路；（2）所有教材缺乏语言学理论或外语教学理论的指导，教材内容缺乏深层次处理；（3）教材的用词、句式、风格、语气过于正式；（4）绝大部分教材缺乏助读系统；（5）多数教材较少涉及中西文化差异及跨文化商务交际。本文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源流的考镜，从宏观上梳理了其脉络和演进历程，勾勒了其发展全貌，从微观上考察了课程、教学法、教育规划、教材等，对晚清商务英语教学的影响与不足进行了评价，试图呈现一幅有血有肉的晚清商务英语教学发展的完整画卷。
吴洪涛[6]2013年在《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信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采购试点，2002年《政府采购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正式建立。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扩展和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政府采购规模越来越大，而政府采购作为国家管理公共财政支出手段之一，其重要性也越发突显。政府采购除具有提供公共产品这一基本功能外，还被用作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工具。而要发挥好政府采购的功能，离不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及对政府采购制度的信任，离不开政府采购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我国政府采购工作虽经过10多年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必须同时看到，由于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政府采购领域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政府采购当事人相互间的不信任，将会增加政府采购成本、降低政府采购效率，且难以达到通过政府采购节约公共资金的目的。而政府采购信任与政府信任密切相关，政府采购领域信任危机必然会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公众对政府采购的整体不信任，实质就是对政府的不信任，而对政府的不信任必须会导致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存在的信任问题已使我国政府采购制度饱受诟病。对政府采购领域的信任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找出引发信任问题的根源，从而提出化解当前信任危机的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政府采购信任问题首先必须对信任理论进行全面梳理，进行解析信任的作用并找出信任的生成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对西方信任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来研究信任问题，微观层面的信任主要是基于人格特征、人际交往、理性计算及所处的社会情境而产生；中观层面主要是指对抽象系统及制度的信任；宏观层面主要是从道德、文化层面来解释信任，并创新性提出信任是维护合作秩序的一种自平衡机制。政府采购信任问题一方面涉及政府采购制度本身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涉及在制度规制下的各参与方相互间的信任。制度本身的可信度源于制度的统一性、科学性、权威性。但我国《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在多个方面存在冲突，因而制度本身的可信度不高。由于政府采购中存在较长委托代理链，而只要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存在委托方与代理方相互间的信任关系，由此引出公众对政府，政府财政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与社会中介机构等主体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政府采购宏观信任主要是指公众对政府采购制度及对作为政府采购管理者的政府的信任，而微观层面或操作层面的政府采购信任则指作为采购人的政府，包括政府采购工作人员与评标委员会这一临时机构、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等政府采购当事人相互间的信任。在全面剖析政府采购信任影响因素及其现状的基础上，文章对政府采购领域信任缺失的原因进行了全面分析，进而提出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化取向是导致政府采购领域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政府采购权作为一种行政权本应由政府行使，如果政府本身都不能行使好，何以能保证赢利性的社会中介机构能出于公共利益考量来保证合理使用公共资金？何以能保证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对委托出去的采购权实现有效监督？政府采购市场化取向是政府责任的退缩，只有通过建立责任政府、廉洁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才能重拾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进政府采购的公信力，从而建立和维护公众对政府采购的整体信任度。而构建政府采购微观信任机制的关键首先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采购制度，并保证制度的落实。通过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公共采购示范法》、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公共采购指令》及美国政府采购制度比较研究，本文从政府采购结构性要素与政府采购过程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构建我国政府采购微观层面当事人之间信任关系的问题。结构性要素方面主要包括科学界定采购人范围、确保供应商资质、增进采购官员职业伦理道德与技能等方面来提高政府采购当事人本身的可信度。而构建基于政府采购过程控制、保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行为的各种信任外在保障机制则是能否建立微观政府采购信任关系的关键。基于此，文章从采购人行为约束、失信惩戒及信誉培育叁方面提出了构建微观政府采购信任的八大机制，包括权力制衡机制、利益冲突回避机制、有效竞争机制、公共问责机制、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机制、信息披露机制、信誉培育机制、权利救济机制。
曲建康[7]2007年在《论我国的奥林匹克教育问题》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有影响的力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文化现象。对这种文化,人们正在从不同视角进行审视,从不同层面进行探索思考,以求对它的本质、内涵能有理性把握,以便更有效地驾驭。这是人类理性认识的必然要求,当然,更应是体育理论研究者的责任。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对于改变落后的传统观念,建立身心和谐发展的理念,培养民主、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与习惯,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重要意义。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开展奥林匹克教育不仅是成功举办北京2008奥运会的现实需要,同时更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现实需要。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和专家访谈法,对奥林匹克文化、奥林匹克教育,及其它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奥林匹克文化和奥林匹克教育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并从奥林匹克文化的渊源、奥林匹克文化的性质、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解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奥林匹克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对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发展奥林匹克教育的意义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公正、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国民,保证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第叁部分:主要对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指明了我国奥林匹克教育发展繁荣背后的隐忧。第四部分:重点对世界奥林匹克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雅典奥林匹克教育的先进经验进行了简要介绍,最后提出了我国发展奥林匹克教育的对策与途径,为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许永刚[8]2004年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由计划经济条件下单纯的专业运动，逐步在向职业化转变，这是制度变化的需要，也是竞技运动职业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制度建设时代”建设时代的到来、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得竞技体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上，其趋势主要表现在：目前世界上实行职业化的国家已达40多个。现在，一直坚持业余原则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部分项目的职业选手解禁，刺激了更多的有条件实行职业化的国家走上职业化道路。我国由于受体制、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竞技运动职业化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了很多。鉴于我国国情，我国大部分竞技项目还没有能从原有体制向职业化体制转换过来，这就使我国建设21世纪体育工程的重任落在两种制度上。在这样一个竞技体育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必须进行改革；“全运会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取缔等，一切都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进行运作。 任何一个国家，都反对实行“行政垄断”，因为“垄断”带来的是“寻租”、“腐败”，是对市场竞争的扼杀。而在我国的市场垄断，一般是通过经济性市场垄断与行政性市场垄断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经济性市场垄断，理论界已经进行了细致深入地研究与探讨；相对而言，人们对于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分析却明显滞后，特别是对于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而恰恰就是行政性垄断问题，是目前我国市场竞争制度有效发育与健康发展必须进行认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其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可以这么说，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史，就是政府垄断史(或称“行政垄断”史)。没有政府(或行政)垄断，中国的竞技体育不可能走到今天。换句话说，没有“举国体制”、“全运制度”，就没有中国竞技体育的辉煌。 新中国竞技体育诞生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土壤，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竞技体育成长、发展的根本依赖及参照。适应于中国社会经济调控模式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竞技体育实施国家调控下的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国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这些特殊国情，就更有必要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模式。现实也表明，中国的竞技体育，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竞技体育。 在转轨期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会设法为它们在新的经济失序中谋取尽可能有利的位置。任何一种制度道路的选择，是各种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相对势力及其“合力”，制度变革道路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经济中的社会利益结构的差别、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结构的差别以及社会偏好结构的差别所造成的。目前，对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影响较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常常借助公共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利益的经济性利益集团，如具有垄中文提要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断地位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个地方的企业(俱乐部)。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一种“垄断”形式，这种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将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有效的体制。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际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世界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竞技体育的产业化、市场化、职业化与社会化上。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创新与变迁，使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因此，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是“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一种“垄断创新”，“全运会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垄断创新”的载体。 20世纪中后期，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家力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就是政府力量推动的结果。我国成功的市场经济变迁、竞技体育体制的变迁都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成功推动的结果。在此，只是说明政府使用的手段是行政手段，并不改变其参与制度变迁的目的，并不否认政府作为一个制度变迁主体的经济性，它仍然是一个追求制度变迁潜在收益的主体。推动制度变革是比较既有制度下的成本、收益与推行新制度的成本，又有收益后的理性选择.以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进程，将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相对收益更大。中国的改革，是从1 978年开始的，而中国的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是从1 993年才开始启动，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相差了15年，但是，中国竞技体育改革的成效却是巨大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进入世界“叁强”就是一个很
罗光华[9]2011年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以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案例,实证研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如何加强和创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在导论中首先介绍了选题的背景：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不断加大,要求我们要用创新的思维和手段,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介绍了以实证为主、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了有关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对当代中外社会管理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六大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即“自由主义”视角、“国家干预主义”视角、“利益攸关者共同治理”视角、“政府服务”视角、“行政生态视角”以及“技术应用”视角下的社会管理思想六大类,并从中选取行政生态和共同治理视角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第二章研究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问题与发展。首先介绍了我国在建国后社会管理实践发展的不同阶段；分析了我国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行政型、自治型、混合型等叁种社区制模式。然后介绍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架构,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市辖区等形式的历史沿革、性质、职能定位、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分析提出了以人为本、服务导向,协调发展、环境适应,扩大参与、居民自治,明晰职责、完善法制,渐进调适、科学创新等5项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提出加大基层居民参与力度、加强基层管理法制建设、明确基层管理主体职责、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等5项工作重心。本章最后重点分析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实践的4种具体模式,包括上海市为代表的行政主导模式、沈阳市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武汉市江汉区为代表的多方参与模式、深圳市盐田区为代表的议行分离模式,并对这4种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和分析,为下文研究的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所形成的“广州模式”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第叁章对美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进行了论述和比较研究,分析出了一套可供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借鉴的经验：一是奉行“以人为本”的基层社会管理理念；二是建立服务导向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叁是完善基层社会管理的法规制度体系；四是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自治模式；五是以电子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六是大力培育基层社会管理的第叁部门。第四章以广州市2009开始的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为案例,阐述了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指导思想和目标,分析了试点工作开展前存在的问题,试点工作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以及下一步深入改革的方案,并以其中7条试点街道的创新工作为具体案例进行了讨论,包括海珠区沙园街“叁中心一队伍”模式、江南中街“楼宇党支部+十分钟服务圈”模式、琶洲街“社区工作站+绩效考核”模式,越秀区北京街“社区信息化助力”模式,白云区京溪街“与市场组织合作”模式、同德街“专业社工介入”服务模式、叁元里街“多元主体参与”服务模式。这7个案例是广州市新一轮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工作体现,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广州创新的理论基石、工作思路和改革效果,为下一章对前期试点工作和下一阶段改革工作开展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具体、直接的第一手资料。第五章着重对广州市案例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分析了试点工作的特点和成效：整合管理服务职能、构建“叁位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打造多元主体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街道社区的软件硬件服务环境,整合各类社区资源、形成社区服务的“协同共赢”合作机制等。然后分析了下一步工作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包括“重心下移”在制度设计上的争议,“叁中心一队伍”在功能定位上的争议,“重心下移”与减员增效的目标困局,“政府购买服务”全面实施的供需矛盾,以及“议行分设”模式下居民参与度不足的困局。通过研究,提出了广州市为实现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目标而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一是分级分类,市、区、街的合理分权；二是重心下移,区级职能部门的“落地”；叁是回到原点,街道办事处的“归位”；四是多方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的协同,五是夯实基础,城市电子化环境的完善。第六章在广州案例的研究基础上,推衍出普适性的加强和创新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一是紧扣时代发展方向,与时俱进；二是把握本地行政生态,因地制宜；叁是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为导向；四是加强法规建设,夯实制度基础；五是善用先进技术,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创新提供手段支持和智力保障。最后一章中提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按照行政生态学理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不同、社会文明程度不同,不同的社会沟通网络和符号系统的影响,决定着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不同选择,并对基层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在发展共同治理的社区制管理模式的前提下,需要建立起以居民为中心、服务为导向,利用电子化手段实现“条”“块”有效结合的管理模式。当前这种模式应该由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然后随着社会进步,逐渐向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协作的混合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过渡,待将来社会高度发展和高度文明,政府则可以退出具体的基层管理,进化到自治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
孟夏韵[10]2016年在《拉美生态文学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生态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文学通过创作对现实生态危机的一种回应,旨在考察、表现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和精神环境,注重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生态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推动了“生态批评”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的着述逐渐丰富,生态批评的研究规模扩大。生态批评通过对不同理论的借鉴和交叉整合,逐渐成为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的国际化新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从不同视角探讨文学、文化、社会、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解决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问题。21世纪,对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更是如火如茶,学界相继出版了许多论着。在世界文化语境下,拉美文学生态作家以文学书写来树立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批判破坏自然和社会生态的各种恶行,倡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和谐、平等相处的新世界,并以各种文学手段表达各自的生态思想。本论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生态批评的跨学科、多视角、多文化为理论基础,从更广的文化、宗教、哲学、神话视角,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生态主义理论,运用文化批评、文本实证分析、归纳和推理、比较等方法,以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发展进程中生态文学代表作家——墨西哥的荷马·阿里德希斯和智利的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作品为对象,对拉美生态文学进行研究。并且试图梳理和总结拉丁美洲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研究拉美生态文学的总体主题和特点。具体而言,本文将分别对荷马·阿里德希斯的小说《太阳的传说》和《做爱时你在想着谁?》,以及路易斯·塞普尔维达的小说《读爱情小说的老人》和《世界尽头的世界》的生态主题和生态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在创作中,荷马·阿里德希斯戏仿墨西哥的古老神话传说,运用“时代错乱”和“时空交错”以及奇幻意象的艺术手法,塑造了生态女权环保卫士和大自然的护卫女神等形象,创造出一部具有奇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环境启示录文本：末日图景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类的精神异化,并以末日后重生寄托希望。在作品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生态思想：展示、揭露和抨击墨西哥现实社会的弊端——极端恶化的自然生态、黑暗腐败的社会生态、因道德伦理沦丧而陷入危机的人类精神生态,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警示人类,让人类思考自身生存与自然环境恶化的因果关系。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以文学想象中的乌托邦、隐喻和象征的艺术手法,塑造了生态抗争的斗士——自然守护者“老人”和生态保护者的形象。以“文明与野蛮”倒置、自然的报复、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以及殖民生态扩张文本的展示,描绘了后殖民语境下拉丁美洲的生态状况：智利和厄瓜多尔原始自然和独特的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殖民统治的冲突以及造成的恶果。同时表达了作者的生态思想：密切关注当下地球生态环境、反对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和虐杀动物的行为,唤醒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的意识,倡导人与动物、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平等和谐相处。通过对以上两位代表作家生态创作的共性与个性的分析,本文还对拉美生态文学作家的两种创作趋势作如下归纳：一种植根于本国生态,忠实再现本国的生态危机；另一种放眼于世界,透过虚构、假想之地的反乌托邦,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问题。同时,两位作家都以各自独特的文学想象表达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希冀。本研究成果力图置身于世界文学生态批评发展前沿,对丰富和深化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有推进意义；对世界生态文学研究和拉丁美洲生态文学研究作必要的补白；对中国文论家、译者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研究者多角度、多思维地理解和解读拉美文学作品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对当下中国提出发展生态文明、生态和谐理念具有启示意义；对破坏自然环境、残害动植物而导致社会精神双重异化和人类毁灭自身的行为,起到重大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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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政府采购领域信任问题研究[D]. 吴洪涛. 苏州大学. 2013
[7]. 论我国的奥林匹克教育问题[D]. 曲建康. 苏州大学. 2007
[8].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 许永刚. 苏州大学. 2004
[9].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研究[D]. 罗光华. 武汉大学. 2011
[10]. 拉美生态文学研究[D]. 孟夏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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