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电力将获益良多(论文文献综述)
柴剑雪[1](2021)在《基于生态承载力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带来了严峻的生态压力,生态文明建设被提上国家战略高度,其中保护生态承载力是一项重要工作。为应对环境问题,我国正从推进清洁取暖、发展非化石能源等方面优化能源结构,电力在能源体系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清洁高效发电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对电源结构进行科学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以煤电为主导的电源结构造成了严峻的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规模加速扩大,但过度地开发清洁能源也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所以能源开发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因此电源结构规划应充分考虑生态承载力因素。生态承载力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不同地区对电源建设的支持和容纳能力不同,所以电源结构优化时应考虑区域差异化因素。因此,本文综合考虑生态承载力因素和区域差异化因素,研究基于生态承载力的电源结构优化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梳理和分析了生态承载力和电源结构优化相关理论。首先,从生态承载力的概念、特性和量化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了生态承载力基本理论,分析了电源结构优化考虑生态承载力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生态承载力对电源结构优化提出的要求。其次,从发电规模和发电资源潜力两个方面研究了我国电源结构发展现状。然后,梳理了传统电源结构规划和可持续电源结构规划的目标和内容,并对比分析了不同电源结构优化方法。最后,对本文的生态承载力和电源结构优化的研究边界进行了界定,为本文后续章节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2)研究了清洁能源发电替代火电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主要分析了我国三种主要的清洁能源,即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替代火电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对于水电,首先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水电替代火电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途径。然后,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要素构建了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最后,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多情景的系统动力学模拟和耦合协调度评估,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通过比较研究结论与当前政策,验证了影响分析的合理性。采用同样的方法分析风电和光伏发电替代火电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作为电源结构优化模型构建的前期基础。(3)构建了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目标下的单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以单区域的发电系统为研究对象,将各类发电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的正负影响同时纳入模型,以发电系统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最小为目标优化电源结构。首先,界定了问题的研究边界并构建了优化框架。然后,结合生态承载力要素分析和量化方法建立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目标函数中纳入了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因素,约束条件中体现了包括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技术承载力在内的综合承载力因素。最后,通过多情景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得出不同资源和环境发展目标下的电源发展路径。(4)构建了生态经济承载力目标下的单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以单区域的发电系统为研究对象,将碳交易因素纳入模型,以发电系统总成本对地区经济的相对压力最小为目标优化电源结构。首先,界定了问题的研究边界并构建了优化框架。然后,建立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目标函数中纳入了生态经济承载力因素,约束条件中体现了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技术承载力因素。最后,通过多情景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得出不同碳交易价格下电源结构应如何倾斜,并进一步研究了碳交易价格通过影响电源结构进而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为不同资源和环境要求下的碳交易价格制定提供依据。(5)构建了基于综合生态承载力的单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以单区域的发电系统为研究对象,纳入各类发电对生态系统的正负影响和碳交易因素,以发电系统对自然资源、环境和地区经济的相对压力最小为目标优化电源结构。首先,界定了问题的研究边界并构建了优化框架。然后,建立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经分析,对于社会技术承载力,模型只考虑其对电源结构的单向影响,所以目标函数中纳入了生态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力因素,约束条件中体现了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技术承载力因素。最后,通过多情景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得出不同自然和经济发展目标下电源的发展路径。(6)构建了基于综合生态承载力的跨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以两个区域的发电系统为研究对象,考虑各类发电对生态系统的正负影响和碳交易因素,以发电系统对两地区整体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相对压力最小、输电成本最小为目标,协同优化两地区电源结构,以提高两地区整体的生态承载力。首先,确定了问题的研究边界和优化框架。然后,建立了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单区域优化模型的基础上,考虑电力跨省跨区输送因素,加入输电成本目标;以单区域优化模型的约束条件为基础设置跨区域约束条件,保证满足两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技术等约束。最后,进行了多情景实证分析,将两地区跨区域协同优化结果与各自单区域优化结果进行比较,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为多区域的电源统筹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宋颜群[2](2021)在《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些年逐渐形成了以政府扶贫为主、其他部门联合扶贫的多方扶贫格局。从扶贫资金来源上看,中国的扶贫资金分为财政资金、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财政资金是众多扶贫资金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形式,这也表明了中国扶贫工作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财政扶贫成为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财政扶贫政策一方面直接给予贫困人口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或给予贫困地区一定数量的财政扶贫资金,以期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补助、技能培训、文化下乡等途径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和脱贫志向进而解决贫困问题。可见,财政扶贫政策不仅包含直接财政扶贫政策,还包含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输血”功能,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主要发挥“造血”功能。鉴于财政扶贫在消除贫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两种政策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功能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探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厘清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解决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提出财政扶贫政策优化路径。本文的相关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贫困和财政扶贫的相关理论,还能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采用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基于宏微观数据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首先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厘清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机理。其次,本文对中国的相对贫困以及财政扶贫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再次,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论文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讨论了财政扶贫的政策优化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财政扶贫效果的具体政策建议,以期解决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目标、研究内容以及论文的创新。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文主要从相对贫困和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对相对贫困而言,本文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进行了相关回顾。对财政扶贫而言,本文从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两个方面对财政扶贫的减贫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三章是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最终目的相同,但作用机制却存在差异。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体收入从而达到减贫目的,但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则通过影响个体的志向水平和脱贫能力来解决贫困问题,同时两者还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对收入水平不同的个体进行补助以及不同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的减贫效果;瞄准偏误对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产生负向影响。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构建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模型,模型中涉及人力资本、志向水平(努力程度)、家庭教育支出等变量,志向水平是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财政扶志政策旨在提升子代的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财政扶智政策旨在通过教育补助提升家庭教育支出,进而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可能会对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均会影响子代人力资本,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家庭不愿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这将造成代际贫困;不管是否包含外生冲击,财政扶志政策(提高努力程度)和财政扶智政策(提供教育补贴)均能起到减贫作用,只是财政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大于财政扶志政策的减贫效应,且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结果;与不含外生冲击相比,含外生冲击情况下需要更强的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才能发挥减贫作用。第四章是典型化事实分析。本文使用现有宏微观调查数据库对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扶贫办等部门的扶贫资料整理了财政扶贫现状。结果发现:中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两级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从城乡和东中西部来看,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农村地区,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省份层面来看,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低,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大体上较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规模近些年稳步增加,财政扶贫资金在不同省份的分配存在差异,不同类别的财政扶贫资金数额也存在差异,中国政府近些年逐渐重视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这为脱贫成果可持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近些年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财政扶贫政策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诸如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瞄准偏差、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分散、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有待提升等等。第五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扶贫效率以及财政资金扶贫绩效。本文的扶贫效率从微观层面展开,涉及政府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等指标,而扶贫绩效则从宏观层面展开,主要使用数据包络方法(DEA)估算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是否达到有效率状态以及效率动态演化趋势。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瞄准方式影响减贫效应;与等比例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随着贫困线的上升,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先上升后下降。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结果显示:五保、低保、特困户补助和失业救济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各项政府转移支付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存在差别。财政资金的扶贫绩效结果显示:财政资金扶贫绩效在近些年整体上呈现出递增趋势,但扶贫绩效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扶贫绩效相对更高;不同省份的扶贫绩效和扶贫绩效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个别省份的扶贫绩效亟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可促进扶贫绩效提升,基尼系数对扶贫绩效的影响为负。第六章是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分析财政扶志政策紧迫性(囿于财政扶志政策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直接实证研究财政扶志政策的增志效应)、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以及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邻里效应和福利依赖现象;贫困存在邻里效应且贫困环境对个体志向水平的影响显着为负,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也存在邻里效应,志向水平和努力程度对收入带来负向影响;获得转移支付的家庭子女志向水平更低;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亟须实施。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扶智政策(财政教育支出)可显着提高个体学历水平,财政教育支出对个体学历的作用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财政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较显着,对极低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不显着。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显示,个体志向水平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为正,个体志向水平通过学习时间(努力程度)影响学业成绩,以上结果表明财政扶志政策能够促进财政扶智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七章是直接财政扶贫政策与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给予家户过度的政府转移支付可能会带来福利依赖现象的发生,财政扶贫资金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外溢效应,个体人力资本和志向水平反过来影响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本文从财政扶贫瞄准优化、财政扶贫支出结构优化和其他公共政策配套统筹三方面阐述了财政扶贫政策的优化路径。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第七章的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与第八章的政策建议不同,财政扶贫政策优化主要是指财政扶贫政策本身,想要提升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果,首先应当提高政策的瞄准效率,其次应当合理分配财政扶贫资金,最后还应当使得其他公共政策与财政扶贫政策相互配套。而政策建议则主要根据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以提升减贫效果。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本文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理论模型。以往财政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鲜有学者构建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分析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的主要机理,尤其是财政扶志扶智政策影响相对贫困的作用机制。本文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将志向水平纳入人力资本累积方程,设计财政扶志扶智政策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并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从理论上比较两种政策的减贫效果差异,研究方法较为科学。其次,本文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和扶贫效率。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也即财政扶贫政策是否能够减少贫困,很少有学者关注财政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本文系统研究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情况,剖析财政扶贫的各个方面,为财政扶贫工作提供实践指导。最后,本文关注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政府转移支付等)的减贫效果,鲜有学者研究间接财政扶贫政策(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更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扶志扶智政策以及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相互作用。
暴占杰[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熊邦娟[4](2021)在《绿色金融发展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态势下取得了长效稳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剧增。据《BP能源统计年鉴(2009)》数据显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履行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提出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CO2排放量到2020年较2005年降低40%~50%、到2030年较2015年水平降低60%~65%减排承诺,我国逐步推进绿色金融市场。作为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消费大国,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相关部门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领域项目的投融资,促进企业对绿色低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降低对煤炭、石油等高污染能源的消费,进而实现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梳理了目前对于绿色金融、能源消费结构及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其次,依次分析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和能源消费现状并分析了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2007-2017年30个省市(除西藏自治区外)地区面板数据,通过运用熵值法构建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标,随后运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系统GMM模型分别进行了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静态和动态分析。最后,基于绿色金融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一是将绿色金融作为手段,在构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标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二是在定性分析我国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政策导向效应。(2)自2007年以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一直稳步推进,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我国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较差。(3)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状况类似,也存在区域特征,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促进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及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同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因此,未来可从拓宽绿色金融供给渠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以绿色金融为手段,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改善绿色金融外部性问题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影响力度。
李媛媛[5](2021)在《中国居民电力消费特征及时空变化分析》文中认为生活电力消费是反映居民生存状态与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作为现代能源的代表,电力的使用对国民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支撑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快速推进,电力的开发利用规模迅速扩大,用电技术改进,用电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居民生活用电从基本需求型消费向发展型需求转变,更加注重家用电器的便捷性、舒适性、享受性和高效性。本文从电力发展历史与现状出发,对居民用电的过程进行分析,在宏观上把握居民电力消费的数量、结构。首先,利用熵权TOPSIS法构建电力消费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社会、替代能源、电器利用和气候条件四个方面测算电力消费水平综合指数。其次,利用Theil指数分析八大区域电力消费水平区域差异,再使用ESDA法分析用电量的时空变化。最后,根据家庭用电产品拥有量和调查数据,对各类用电产品的用电量进行估算。将家庭用电分为六大类:照明、娱乐学习、炊事、清洁卫生、取暖制冷和交通。分析用电产品的使用、家庭用电模式、电力消费的特征和变化趋势。提出合理用电、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改进能源管理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各省区居民用电总量与人均消费量变化与全国趋势一致。沿海地区用电量多,是主要的电力消纳地;人均用电量少的西部省区主要是电力输送地。城乡居民的人均用电量差距在不断缩小,农村居民电力消费增长速度大于城镇地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收入、地理因素和用能方式的不同。第二,2000-2018年,居民电力消费水平保持着“沿海高,内陆低”的阶梯式分布格局。区域内的差异呈下降趋势。区域间的差异,呈现出先增加到峰值再下降的过程,但2018年差异仍高于2000年的水平。区域间差异是引起全国差异的主要原因。各区域的Theil指数逐渐接近,地区间的差异均趋于减小。第三,各省区的电力消费水平呈聚集态势,以中低值和中值区为主。电力消费水平的热点区不变,冷点区缩小,自东向西大致呈现热点区到冷点区过渡的带状特征。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部分省区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性热点,而西南和北方地区形成稳定性冷点。第四,家庭用电产品拥有量呈快速增长态势。用于基本需求的家电产品在2000年基本饱和,此后增长率较低,发展型需求用电产品年均增长率较高。估算的12类用电产品的用电累计量小于统计数据的家庭人均用电量,但比较接近,具有参考价值。19年间六大类用途电量差距逐渐减小。冰箱、电视机和照明三项用电始终占总用电量的40%以上,表明基本的生存需求仍占主要部分。家庭收入是影响电力消费的主要因素,人均收入每增加1000元可带来42千瓦时/人的电力消费。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电力消费水平地区差异大,要针对各地实际,实施不同的用电政策和措施。(2)我国资源源地与汇地不同,一方面要开发富电地区居民的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促进多余清洁电力的外送。(3)对低收入群体,通过政府采购、家电下乡、电力扶贫等措施,扩大对电力的使用,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同时,引导居民购买节能型家电,在改善居民生活的同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何杰[6](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张一楠[7](2020)在《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 ——基于合约视角下的分析》文中认为城市公用事业是通过基础设施向个人或组织提供普遍性必需品和服务的产业集群的总称,具有保证物质生产、维护公共秩序、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作用,同时,还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力保障。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导向,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大致历经了招商引资—扩大民营—公私合作(PPP)三个阶段。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逐步从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向民营企业特许经营的发展方式转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PPP作为对传统供给模式的一种替代性制度安排,起到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拓展企业发展空间的积极作用,从而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领域逐步流行,近年来各地均推出大量PPP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包括营建用途产生异化、社会资本参与困难、政府监管效能不足、项目合约治理与风险管理水平欠缺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值得社会各界重视并亟待解决。以合约安排为线索,可以将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存在的问题理解为PPP合约的治理问题,从而通过完善其合约条款、优化合约设计的方式为PPP模式在中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发展寻找一条优化路径。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相关书籍与资料的研读,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进行了研究。第一,PPP模式凭借其既能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压力,又能充分发挥公私各方禀赋优势的特点,逐渐成为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一部分内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比已有国内外城市公用事业与PPP模式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二是城市公用事业的相关特征辨析与行业类别划分。三是通过对PPP概念与内涵的探讨,阐明了其合约本质,并利用产权理论将现有PPP模式分为有限产权、混合产权、完全产权三类。四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第二,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适用性及存在问题。与此相关的论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将目前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存在的问题概括为生产营建用途异化、社会资本参与困难、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政府监管效能有待提高四个方面。二是透过合约安排的视角,将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过程重新解读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固定合约阶段、分成合约阶段和PPP合约阶段。三是参照公共部门比较值法(Public Sector Comparator),将以纵向一体化为特征的PPP合约与传统行政合约在公用产品供给效率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得出PPP模式在我国公用事业领域应用的条件与范围,并辅以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的实际案例进行验证。第三,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全周期风险管理。由于PPP合约的不完全性,进行PPP合约设计时需要考虑各种风险因素,在把握其风险特征的基础上,实现PPP项目的全周期风险动态管理,从而保证其项目租值创造与分配上的最优化。与之相关论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全面准确的风险识别清单,即通过对我国40个PPP问题案例的研究,将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归纳为五大类,包括政府引致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项目建设风险和市场运营风险,合计20种,并以此建立风险清单。二是科学系统的风险预警机制。即利用模糊综合评判与专家打分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风险指标评价体系,演示如何在实践中合理评价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三是权责清晰的风险分担框架,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将PPP风险因素分级,然后采用层级关联与要约仲裁机制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风险分担框架。四是群策群力的社会共治环境,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传统礼教与公序良俗的规范作用,为处理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风险问题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角度。第四,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优化设计。在PPP项目风险全周期管理的框架下,以数理模型为分析工具,通过探讨项目租值的创造与分配,对PPP合约进行优化设计,从而实现PPP项目的资源最优配置。与之相关论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基本框架概述,包括项目类型与收费机制、主要合约条款以及合约设计准则。二是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说明在管制的局限条件下,各个生产要素在合约中所占比例及其变化情况,并对影响项目租值创造与分配的因素进行分析。三是基于PPP合约的不完全性,构建动态博弈的数理模型,并对影响项目租值创造与分配的因素进行分析。四是综合全文的研究分析,从完善PPP合约的收益条款、风险条款、主体条款、监管条款、补充条款五个方面,对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进行优化设计。第五,发展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总结全文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四条政策建议。一是实现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良性发展就要优化其项目合约的设计,主要包括完善模式匹配机制,合理配置项目租值,实现风险动态管理。二是PPP项目合约要以法律框架为依托,突出合约合法合规审查,厘清PPP合约法律关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能够为PPP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三是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发展需要政府监管的保驾护航。树立全新监管理念,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健全监管监督机制,是加强政府监管的三个重要手段。四是发展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需要社会共治,可以通过突出社会规范作用,建立公众问责机制,塑造社会共治环境来实现。总而言之,PPP模式的本质是建立在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社会资本)之间的合约安排,实现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应当着眼于PPP模式的合约治理,根据具体PPP项目所面临的局限条件,在项目缔约之前,项目试运营期间、项目中期评估阶段适时完善合约条款,从而不断优化PPP的合约设计,为发展我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提供一条有效的路径。
王梦[8](2020)在《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治道变革的浪潮在全球蔓延,学界围绕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获得迅猛发展。在当今时代,诸多国家均积极参与治理的实践探索,以期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优势,实现本国经济快速提升的同时,也推进国内民主政治的优化,最终达成治理理论指导下国家的长效稳定发展的目标。尽管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治理”的概念尚存诸多分歧,但对于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理解则较为一致,包含多元治理主体依靠自主自治网络体系,实现互信合作的管理过程以及政府与市场间边界与责任的模糊性。其中,以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美国印第安纳学派所提出的多中心治理思想从众多治理理论中脱颖而出,它对多中心秩序下的公共行政体制的分权、公共经济的多主体参与竞争以及立宪秩序下的多决策中心等组织结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了治理理论的应用范围,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形式赋予这一理论以可操作性的实践内涵与价值。比较而言,“单一中心”公共行政体制视政府为唯一的决策中心,而多中心治理思想更加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皆可成为决策中心,政府不应该成为孑然独立的唯一决策主体。因此,多中心治理思想试图冲破政府唯一决策体系的桎梏,采用多中心的决策体系实现自主治理下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基于此,通过对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工作,挖掘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价值,继而对该思想的运用与拓展进行价值审视,探讨其局限性,以期为未来的国家治理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公共行政理论思想的基础之上,融合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有异于传统公共选择理论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说,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和理论渊源,是在汲取了多学科研究传统的养分基础上,以不同的公共行政思想理论为导向而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治理理论。详细述之,二战以后,伴随经济逐步恢复,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逐渐复兴,同时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思想危机的出现,并且伴随着大城市治理的失败,使得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在上述时代环境中生成。与此同时,以公共选择理论、合作博弈理论、官僚制理论以及主权理论为学术渊源的思想理论皆为“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结果做出了理论铺垫,为冲破单中心行政体制的束缚,多中心秩序的生成提供了系统的分析背景。文森特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源起于其对美国大都市地区公共行政改革的系列研究,致力于围绕多中心主义概念建立的社会理论以及经验主义展开,并侧重于关注各类案例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具体而言,文森特是在美国西部水资源的治理研究、大城市地区治理研究以及美国宪法实践经验的案例分析基础上,勾勒出多中心政府行政理论、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和多中心立宪秩序理论的系统框架。此后,文森特对多中心思想予以概念界定,并形成一个理论观念上的认知,总结出权力分散、交叠管辖的核心要义。在具体实践层面,多中心治理思想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制结构的困局,创造性地引入了公民群体这一“第三方”参与,实现治理的多元化和结果公平性,增强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同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除此之外,文森特还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对多中心治理思想进行实践可操作性方法研究,以权力分散、交叠管辖为核心理念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对世界诸多国家的治道变革产生了重要实践性的影响。文森特不仅依据制度分析与反思,构建了多中心治理体系下的自主治理,扩宽经济学的影响范围和应用场域,使得公共经济学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支撑,而且基于多中心理念基础上予以深入的实证研究,以期确认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适应性与局限性,并且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实现自主治理的路径开辟,也是文森特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重要创新点。进一步分析,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实践运用中的具体效果、以及这一思想对后世研究治理问题的延伸作用给予探究十分必要。继承和发展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学者们通过警察服务案例分析,非洲水资源案例分析以及金融经济分析,实现了多中心治理思想在其制度分析框架下所实现的立宪层次、集体选择层次和可操作层次的实践影响。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强调权力分散和管辖重叠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多中心治理实例具有重要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不同的治理主体还是治理的应用场域,亦或治理的方式,都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的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思想对世界诸国的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公民参与国家与市场的二元结构重构过程中,多中心治理思想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展示了多中心行政权力分散的优势,也使得政府更加关注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个人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存在的局限性,包括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学术界不仅对多中心治理思想加以深入研究与发展,也要重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遗产,将其思想真正运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总而言之,多中心治理思想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强调了政府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倡导除政府主体外,市场、社群组织、公民等主体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提供,使得不同主体共治以及社群组织和公民自治成为一种常态。与此同时,多中心治理思想运用市场、层级和网络的结构使用规则、合约、信任等多种工具促进国家能力在各个层次的参与整合,不仅改变政府的单一决策中心现状,也实现市场参与最大化和公民自主治理的有效化,体现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治理困境新的解决路径,通过制度分析框架实现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组织模式,进而使得组织结构内各独立要素协调适应,确保重叠决策中心在多中心秩序下和多层组织结构内有效运行。因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有其特定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借鉴行政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知识,利于加强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和探讨深度。随着时代更新和社会变迁,多中心治理思想会不断被赋予新的理论价值与研究方法,为后世的治理实践提供更加积极的指导作用。
杨角[9](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闫晴[10](2020)在《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文中指出基础教育的空间均衡发展是促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教育公平与提升国民文化素养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城市新区基础教育设施配套滞后等问题的存在,导致城市基础教育质量和数量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日益凸显。在学区固定和鼓励就近入学的政策背景下,“名校效应”驱使城市人口过度择校,造成部分地区“人满为患”、资源紧缺,而另一些地区人口稀少、教育资源大量闲置的发展窘境。此外,教育空间作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影响深远,其与居住、交通等功能空间失配错位严重干扰了城市居民的有序生活,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之一。如何实现大城市基础教育的空间均衡发展成为当前人文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已有研究主要采用交通可达性作为教育空间均衡的唯一测度指标。交通可达性水平仅仅是反映了学校布局与学生居住地的空间区位关系,论文研究认为,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指在特定地域内基础教育在供需、区位以及质量三方面保持相对均衡的状态。从概念内涵出发,论文首先构建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明确我国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划分类型和格局演变特征,探究其约束机制和宏观调控路径。在理论研究基础上,以全国副省级及特大型城市——长春市为研究案例,通过评价体系的构建对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进行多维度多尺度的研究,建立回归模型探究其深层形成机制,并基于POI、手机信令等多源大数据进行微观尺度人口模拟,准确识别治理靶区,提出精细化的空间均衡发展策略。论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方面完善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内涵,强调空间均衡性的多尺度效应,建立了空间均衡性评价与影响机制分析框架,推动教育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并丰富公共服务设施区位论;另一方面通过多尺度的空间均衡性分析,把握城市基础教育在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对城市中小学空间布局调整和规划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全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问题与理论部分,由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组成,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章在分析空间均衡性研究背景基础上,确定论文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形成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二章界定基础概念,并对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进行述评总结。第三章为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该章明确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内涵及研究方法,总结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格局演变特征与空间尺度效应,归纳了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的约束性因素与影响机制,提出了我国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的调控路径,是论文理论贡献的集中体现。第二部分:实证研究部分,由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组成。第四章为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格局演变研究。从整体上分析了长春市中小学以及优质中小学的集聚与扩散特征,并通过配比适宜度的计算客观评价长春市中小学校等级分布的空间合理性。第五章为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评价。依据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基于城市实时交通大数据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多维多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市区、城市分区、街道尺度分析了基础教育空间供需均衡性、空间区位均衡性和质量均衡性的格局演变特征;引入阈值偏离度量化空间失衡范围与程度,通过三要素对比分析识别限制性要素的空间异质性,确定不同尺度区域空间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最终对三要素综合分析,通过系统聚类和分组分析划分出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不同类型。第六章是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在定性定量分析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基础上,选取指标构建回归模型,从统计学上验证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影响因子。第七章为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的调控策略。基于Voronoi模型、线密度分析和障碍度分析,明确当前空间均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鉴于街道办事处边界是城市基础教育学区划分的重要依据,基于POI、手机信令和电力消耗数据模拟街道尺度的常住人口分布,以此构建空间均衡治理指数,识别重点治理单元,提出精细化的空间均衡发展策略。第三部分:结论与讨论部分,即第八章内容。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梳理文章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特定地域单元内学校容量与学区就学人口数量保持供需均衡、学校布局与学生居住地实现区位均衡、学校资源配置质量均衡。空间均衡性评价及内在机制探究均需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2)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具有尺度依赖性,宏观尺度下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良好,但随着研究尺度的下沉,空间非均衡性的矛盾逐渐显现。(3)在城市内部,空间均衡性的异质性突出,主要表现为中心市区和郊区的空间对比上。在基础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和外力作用下,宏观尺度下基础教育的空间均衡依赖于内部均衡(周边均衡)——近程均衡(远程均衡)——全域均衡的传导扩散机制。空间均衡性的发展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一个发展周期内,特定地域单元内的空间均衡性一般要经历低位不均衡/低位均衡——高位不均衡——高位均衡三种发展状态。(4)长春市空间供需均衡性在市区尺度表现良好,但在城市分区尺度和街道尺度并不乐观;全市空间区位均衡性提高明显;质量均衡性区域分异显着,整体进步缓慢。空间均衡性三要素的对比分析表明,城市核心区主要表现为空间供需限制,居民就学供需矛盾突出;核心区外的老城区逐渐摆脱了空间供需限制和空间区位限制,以质量限制或无限制为主;城市外围开发区多处于空间供需限制或空间区位限制阶段。综合三要素的系统聚类和分组分析结果证明,全市空间均衡性异质性突出,对精细化空间均衡发展调控提出较高的要求。(5)空间均衡发展理念、教育自身发展特征、人口统计学特征、房地产开发和交通设施条件是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行政机制、内生机制和互动机制是空间均衡性的内在形成机制。(6)叠加人口分布和空间均衡性指标数据综合分析结果证明,长春市小学的空间均衡治理靶区数量少,集中分布在城市核心区,初中的空间均衡治理指数高得分地区数量多,集中在城市西北部和南部。新建扩建、撤并整合、保留现址等布局调整策略,构建质量均衡单元以及关注弱势地区与学校是综合提高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有效调控策略。
二、西部电力将获益良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电力将获益良多(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生态承载力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生态承载力研究现状 |
1.2.2 主要类型发电的生态影响研究现状 |
1.2.3 电源结构优化研究现状 |
1.3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3.1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1.3.2 论文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2.1 生态承载力基本理论 |
2.1.1 生态承载力的概念 |
2.1.2 生态承载力的特性 |
2.1.3 生态承载力的量化方法 |
2.2 我国电源结构发展现状 |
2.2.1 主要类型电源的发电规模分析 |
2.2.2 主要类型电源的发电资源潜力分析 |
2.3 电源结构规划模型 |
2.3.1 传统电源结构规划 |
2.3.2 可持续电源结构规划 |
2.3.3 电源结构规划优化方法 |
2.4 本文生态承载力和电源结构优化的研究边界 |
2.4.1 本文生态承载力的概念界定 |
2.4.2 本文生态承载力在电源结构优化中的体现形式 |
2.4.3 本文电源结构优化系统构成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清洁能源发电替代火电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分析 |
3.1 水电替代火电的生态承载力影响分析 |
3.1.1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水电生态影响途径分析 |
3.1.2 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风电替代火电的生态承载力影响分析 |
3.2.1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风电生态影响途径分析 |
3.2.2 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
3.2.3 实证分析 |
3.3 光伏发电替代火电的生态承载力影响分析 |
3.3.1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光伏发电生态影响途径分析 |
3.3.2 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 |
3.3.3 实证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目标下的单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 |
4.1 问题描述和优化思路 |
4.1.1 问题描述 |
4.1.2 优化思路 |
4.2 模型构建 |
4.2.1 假设条件 |
4.2.2 符号说明 |
4.2.3 目标函数 |
4.2.4 约束条件 |
4.3 模型求解 |
4.3.1 多目标问题处理方法 |
4.3.2 模型求解算法 |
4.4 实证分析 |
4.4.1 基础数据 |
4.4.2 电源结构优化结果及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生态经济承载力目标下的单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 |
5.1 问题描述和优化思路 |
5.1.1 问题描述 |
5.1.2 优化思路 |
5.2 模型构建 |
5.2.1 假设条件 |
5.2.2 符号说明 |
5.2.3 目标函数 |
5.2.4 约束条件 |
5.2.5 模型求解 |
5.3 实证分析 |
5.3.1 基础数据 |
5.3.2 电源结构优化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综合生态承载力的单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 |
6.1 问题描述和优化思路 |
6.1.1 问题描述 |
6.1.2 优化思路 |
6.2 模型构建 |
6.2.1 假设条件 |
6.2.2 目标函数 |
6.2.3 约束条件 |
6.2.4 模型求解 |
6.3 实证分析 |
6.3.1 基础数据 |
6.3.2 电源结构优化结果及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综合生态承载力的跨区域电源结构优化模型 |
7.1 问题描述和优化思路 |
7.1.1 问题描述 |
7.1.2 优化思路 |
7.2 模型构建 |
7.2.1 假设条件 |
7.2.2 符号说明 |
7.2.3 目标函数 |
7.2.4 约束条件 |
7.2.5 模型求解 |
7.3 实证分析 |
7.3.1 基础数据 |
7.3.2 电源结构优化结果及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2)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主要概念界定 |
1.2.1 相对贫困 |
1.2.2 财政扶贫 |
1.3 研究方法、思路及目标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1.3.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 |
1.5 论文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贫困的内涵和测度 |
2.1.1 贫困的内涵 |
2.1.2 贫困的测度 |
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2.2.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效应 |
2.2.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扶贫效率 |
2.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研究 |
2.3.1 财政扶志政策减贫研究 |
2.3.2 财政扶智政策减贫研究 |
2.4 相关研究述评 |
第三章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理论分析 |
3.1 财政扶贫政策减贫机制 |
3.2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3.2.1 理论框架 |
3.2.2 数值模拟 |
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少相对贫困的理论模型 |
3.3.1 不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3.3.2 包含外生冲击的理论框架 |
3.3.3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 |
3.3.4 数值模拟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典型化事实分析 |
4.1 相对贫困的结构性特征 |
4.1.1 全样本的相对贫困现状 |
4.1.2 城乡和东中西部的相对贫困现状 |
4.1.3 不同省份的相对贫困现状 |
4.2 财政扶贫现状 |
4.2.1 财政扶贫基本事实 |
4.2.2 财政扶贫成效 |
4.2.3 财政扶贫存在的问题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5.1 政府转移支付减贫效应 |
5.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5.1.3 贫困线对减贫效应的影响 |
5.2 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5.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5.2.3 养老金视作市场收入 |
5.3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5.3.1 理论分析框架 |
5.3.2 研究方法和数据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5.3.4 财政资金扶贫绩效的影响因素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减贫实证分析 |
6.1 财政扶志政策的紧迫性 |
6.1.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6.1.2 实证结果分析 |
6.2 财政扶智政策的增智效应 |
6.2.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6.3 财政扶志扶智政策的合力作用 |
6.3.1 研究方法和数据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财政扶贫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优化 |
7.1 直接和间接财政扶贫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
7.1.1 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7.1.2 间接财政扶贫政策对直接财政扶贫政策的影响 |
7.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 |
7.2.1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理论模型 |
7.2.2 财政扶贫政策优化实施方案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扶贫效率 |
8.2.2 提升财政资金扶贫绩效 |
8.2.3 激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8.2.4 促进财政与扶志扶智政策深度融合 |
8.2.5 推动扶贫与财政扶志扶智政策有机结合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2.1.1 贫困的定义 |
2.1.2 贫困的标准 |
2.1.3 贫困的分类 |
2.1.4 扶贫的内涵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3.1 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3.2 实践基础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4)绿色金融发展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及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绿色金融 |
2.1.2 能源消费结构 |
2.2 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低碳经济理论 |
2.2.4 能源优化配置理论 |
第3章 我国国绿色金融发展和能源消费的现状分析 |
3.1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
3.1.1 绿色信贷 |
3.1.2 绿色证券 |
3.1.3 绿色保险 |
3.1.4 绿色投资 |
3.1.5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
3.2 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
3.2.1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 |
3.2.2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
第4章 绿色金融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4.1 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 |
4.1.1 绿色金融抑制“两高一剩”行业发展 |
4.1.2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
4.2 绿色金融的技术创新效应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 |
4.2.1 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机制 |
4.2.2 绿色金融的资金限制机制 |
4.2.3 绿色金融的风险管理机制 |
4.3 绿色金融的政策导向效应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 |
4.3.1 绿色货币政策 |
4.3.2 绿色财政政策 |
第5章 绿色金融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
5.1.1 绿色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构成 |
5.1.2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5.1.3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分析 |
5.2 绿色金融对能源结构影响的静态分析 |
5.2.1 模型的设定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5.2.3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5.2.4 面板形式的选取 |
5.2.5 实证结果分析 |
5.3 绿色金融对能源消费结构影响的动态分析 |
5.3.1 模型的设定 |
5.3.2 全国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分析 |
5.3.3 分区域的系统GMM估计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拓宽绿色金融供给渠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
6.2.2 以绿色金融为手段,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 |
6.2.3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改善绿色金融外部性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参与科研情况 |
(5)中国居民电力消费特征及时空变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的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5 主要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 居民生活用能变化 |
2.2 影响电力消费的因素 |
2.3 城乡居民电力消费的差异 |
2.4 居民生活用电变化 |
第三章 居民电力消费概况及特征 |
3.1 全国居民生活电力消费变化 |
3.2 省域之间的电力消费差异 |
3.3 城乡之间的电力消费差异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居民电力消费水平的时空变化 |
4.1 研究方法 |
4.1.1 评价指标的构建 |
4.1.2 熵权TOPSIS法 |
4.1.3 Theil指数 |
4.1.4 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 |
4.2 数据来源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电力消费水平的时序变化特征 |
4.3.2 八个区域的差异特征 |
4.3.3 空间分布特征 |
4.3.4 空间聚集变化特征 |
4.4 政策建议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家庭用电产品与用电特征分析 |
5.1 家庭各用途用电估算方法 |
5.2 数据来源 |
5.3 家庭用电产品分类 |
5.4 计算结果与分析 |
5.4.1 每百户家庭用电产品拥有量的变化 |
5.4.2 六类用途的用电结构 |
5.4.3 收入对电力消费的影响 |
5.4.4 家庭用电特征 |
5.4.5 家庭用电产品拥有量地区差异 |
5.5 政策建议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6)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1.4.2 例句体例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2.3.1 话语幻象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3.3.1 战争隐喻 |
3.3.2 旅程隐喻 |
3.3.3 拟人隐喻 |
3.3.4 表演隐喻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4.3.1 政治形象 |
4.3.2 经济形象 |
4.3.3 社会形象 |
4.3.4 文化形象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作者简历 |
(7)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 ——基于合约视角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目的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相关文献述评 |
1.2.2 国内相关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结构框架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1.5.1 主要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城市公用事业特性及相关理论 |
2.1.1 城市公用事业的网络性 |
2.1.2 垄断性与自然垄断理论 |
2.1.3 公用性与公用物品理论 |
2.2 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相关概念 |
2.2.1 PPP模式的合约本质 |
2.2.2 PPP模式的发展背景 |
2.2.3 PPP模式的类型划分 |
2.3 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2.3.1 合约理论 |
2.3.2 产权理论 |
2.3.3 交易费用理论 |
2.3.4 博弈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适用性及存在问题 |
3.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适用性分析 |
3.1.1 PPP合约与产业结构 |
3.1.2 PPP合约的效率边界 |
3.1.3 PPP合约的应用条件 |
3.2 PPP合约应用实例分析—以合肥王小郢污水处理项目为例 |
3.2.1 项目概况 |
3.2.2 合约分析 |
3.2.3 假说验证 |
3.3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现存问题 |
3.3.1 营建用途产生异化 |
3.3.2 社会资本参与困难 |
3.3.3 风险管理能力不足 |
3.3.4 监管效能有待提高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制约因素及风险分析 |
4.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设计中的制约因素 |
4.1.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设计 |
4.1.2 PPP合约的不完全性与风险 |
4.1.3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风险特征 |
4.2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风险识别 |
4.2.1 PPP项目合约的内部风险 |
4.2.2 PPP项目合约的外部风险 |
4.2.3 城市公用事业PPP风险的识别方法 |
4.3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风险清单 |
4.3.1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案例归纳 |
4.3.2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清单建立 |
4.3.3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的风险释义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风险管理 |
5.1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风险的预警机制 |
5.1.1 PPP项目的风险评估 |
5.1.2 PPP与模糊综合评判法 |
5.1.3 PPP合约风险评估的案例演绎 |
5.2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风险分担框架 |
5.2.1 PPP合约的风险分担 |
5.2.2 层级关联与责任归属 |
5.2.3 归责不明与仲裁机制 |
5.3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风险的社会共治 |
5.3.1 交易费用视角下的风险度量 |
5.3.2 礼仪规范下的PPP项目风险 |
5.3.3 PPP项目风险的社会性监管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优化设计 |
6.1 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合约的基本框架 |
6.1.1 PPP项目类型与收费机制 |
6.1.2 PPP项目合约的主要条款 |
6.1.3 PPP项目合约的设计准则 |
6.2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PPP合约分析 |
6.2.1 租值配置模型 |
6.2.2 政府管制约束 |
6.2.3 推理结果分析 |
6.3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PPP合约分析 |
6.3.1 租值配置模型 |
6.3.2 动态博弈分析 |
6.3.3 推理结果分析 |
6.4 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的优化设计 |
6.4.1 PPP合约的收益条款设计 |
6.4.2 PPP合约的风险条款设计 |
6.4.3 PPP合约的其它条款设计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发展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 |
7.1 优化城市公用事业PPP合约设计 |
7.1.1 完善模式匹配机制 |
7.1.2 合理配置项目租值 |
7.1.3 实现动态风险管理 |
7.2 完善PPP合约的法律保障 |
7.2.1 突出合约合法合规审查 |
7.2.2 厘清PPP合约法律关系 |
7.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
7.3 加强城市公用事业PPP政府监管 |
7.3.1 树立全新监管理念 |
7.3.2 完善政府监管体系 |
7.3.3 健全监管监督机制 |
7.4 推动城市公用事业PPP项目社会共治 |
7.4.1 突出社会规范作用 |
7.4.2 建立公众问责机制 |
7.4.3 塑造社会共治环境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PPP项目风险因素权重及其影响程度判断专家调查问卷 |
(8)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外综述 |
(二)国内综述 |
(三)简要述评 |
三、研究架构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架构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生成背景 |
一、时代印记:文森特所处社会环境 |
(一)社会变迁:治道变革的时代进程 |
(二)文化迷思:美国公共行政思想危机 |
(三)经济复兴:新古典自由主义复兴 |
(四)政治困境:大城市地区政府制度失败 |
二、理论思考:多中心体制的研究传统 |
(一)立足行政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关系 |
(二)立足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分析:市场与公共权力的相互关系 |
(三)立足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分析:信任与社群的相互关系 |
(四)立足法学视角的研究分析:民主与法制的相互关系 |
三、学术积淀: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渊源 |
(一)公共选择理论 |
(二)合作博弈理论 |
(三)官僚制理论 |
(四)主权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构建逻辑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生成的演进路径 |
(一)传统秩序理论:市场秩序和主权秩序 |
(二)创新多中心理论: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逻辑演绎 |
(一)多中心立宪秩序:立足美国宪法的实践经验 |
(二)多中心公共经济:立足大都市地区治理的特征 |
(三)多中心政府体制:立足美国西部资源管理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分析特色 |
一、明晰制度框架:以明晰制度分析框架为依托 |
二、实现自主治理:以自治为动力拓展价值 |
(一)自主治理的多中心理论背景 |
(二)自主治理的多中心框架分析 |
三、保障互惠信任:以信任架构实现持续发展 |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
(二)多中心下的信任超越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实践运用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警察服务研究 |
(一)警察服务研究的前提:突出权力分散 |
(二)警察服务研究的过程:注重交叠管辖 |
二、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 |
(一)非洲国家自然资源治理的现实前提:强调多元主体 |
(二)肯尼亚水资源多中心治理的过程:关注跨级统辖 |
三、多中心治理思想下的金融经济分析 |
(一)金融经济与多中心体制的结合:认同多边参与 |
(二)金融运行的实践方向:走向重叠监管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延伸 |
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价值审视 |
(一)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审视 |
(二)民主行政思想的价值审视 |
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治理思想的价值拓展 |
三、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思想的局限审视 |
(一)理论层面 |
(二)实践层面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致谢 |
(9)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2 国内文献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3.1.3 新型城镇化 |
3.1.4 绿色发展 |
3.1.5 绿色城镇化 |
3.1.6 耦合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3.2.5 系统理论 |
3.2.6 PSR框架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4.3.7 其他原因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6.2.2 权重的确定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6.2.4 数据来源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1.1 德国埃朗根 |
7.1.2 瑞典马尔默 |
7.1.3 美国伯克利 |
7.1.4 日本北九州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2.1 北京 |
7.2.2 上海 |
7.2.3 贵阳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目的 |
一、研究问题与切入点 |
二、研究目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一、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 |
二、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评价体系 |
三、基于问卷调研和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方法 |
二、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研究述评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基础教育 |
二、空间均衡 |
三、教育均衡发展 |
四、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 |
第二节 基础理论综述 |
一、教育公平理论 |
二、资源配置理论 |
三、邻里单位理论 |
四、公共设施区位理论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一、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二、研究方法梳理 |
三、研究述评与启示 |
第三章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理论框架 |
第一节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内涵 |
一、空间均衡性的概念 |
二、空间均衡性的内容 |
三、空间均衡性的特点 |
四、空间均衡性的类型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的方法论 |
一、教育学视角下的方法探究 |
二、地理学视角下的方法探究 |
三、论文方法论体系 |
第三节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格局演变 |
一、空间异质性格局特征 |
二、空间均衡性的传导机制 |
三、空间均衡性的演变规律 |
第四节 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约束机制与发展路径 |
一、约束性因素 |
二、影响机制 |
三、路径选择 |
第四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
第一节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
一、研究区概况 |
二、研究区典型代表性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第二节 长春市基础教育的格局演变 |
一、长春市基础教育概况 |
二、基础教育的空间集聚与扩散 |
第三节 长春市优质基础教育的格局演变 |
一、优质基础教育发展概况 |
二、优质基础教育的集散与扩展方向 |
三、等级比例适宜度 |
第五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评价 |
第一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评价体系 |
一、空间均衡性评价目的 |
二、空间均衡性评价要素 |
三、空间均衡性评价方法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单要素分析 |
一、空间供需均衡性分析 |
二、空间区位均衡性分析 |
三、质量均衡性分析 |
第三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限制性要素分析 |
一、空间失衡范围与程度 |
二、限制性要素分析 |
三、多尺度下的限制性要素识别 |
第四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综合分析 |
一、市区尺度下的空间均衡性 |
二、城市分区尺度下的系统聚类 |
三、街道尺度下的空间聚类 |
第六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形成机制 |
第一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影响因素 |
一、空间均衡发展理念 |
二、教育自身发展特征 |
三、人口统计学特征 |
四、房地产开发 |
五、交通设施条件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形成机制 |
一、指标选取 |
二、结果分析 |
第七章 长春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的调控分析 |
第一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面临的问题 |
一、中心市区“名校”过饱和 |
二、郊区学校资源利用率低 |
三、郊区学校可达性差 |
四、资源配置校际分异严重 |
第二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治理靶区识别 |
一、街道尺度人口模拟 |
二、空间均衡治理靶区 |
第三节 基础教育空间均衡发展调控策略 |
一、学校布局调整与优化 |
二、构建质量均衡单元 |
三、关注弱势地区和学校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论文创新点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四、西部电力将获益良多(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生态承载力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研究[D]. 柴剑雪.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2]相对贫困视角下财政扶贫研究[D]. 宋颜群. 山东大学, 2021(11)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4]绿色金融发展对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D]. 熊邦娟.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5]中国居民电力消费特征及时空变化分析[D]. 李媛媛. 兰州大学, 2021(12)
- [6]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7]中国城市公用事业PPP模式研究 ——基于合约视角下的分析[D]. 张一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8]权力分散与交叠管辖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思想研究[D]. 王梦. 吉林大学, 2020(01)
- [9]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10]城市基础教育空间均衡性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D]. 闫晴.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