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淑恒[1]2004年在《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预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巢湖流域是我国着名的五大淡水湖之一，因其自然条件优越，秀丽的景色，丰富的物产给巢湖流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因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影响，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流域水质恶化、水土流失加剧、面源污染严重、湖泊调蓄功能削弱等，这些已影响到巢湖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前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巢湖水域污染的研究，一些学者也从许多方面对巢湖流域的水质、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但结合全流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评价和预警研究，因此本论文进行的巢湖流域生态安全预警研究是基于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预警研究”，主要研究： 第一、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复杂系统的指标体系，结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省、市、县建设的指标体系，拓展建立生态安全预警指标体系。 第二、建立生态安全预警模型，利用巢湖流域的现有资料对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做出预警。 第叁、根据预警结果，对预警等级较高的地区，通过提出生态安全对策，对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经济活动等提出生态安全重构模式，为生态安全的维护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张安地[2]2008年在《湖库生态安全综合评估方法与案例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春夏之交,太湖大面积的蓝藻水华及随之而来的水质恶化和水源地污染,已使湖库的富营养化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湖库富营养化和水华灾变严重影响着湖库系统的生态安全,进而危及到人类水源地安全,威胁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系统而科学地评估湖库系统的生态安全状况势必成为保障湖库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目前,国内外对湖库生态安全评估的研究相当匮乏,其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及等级划分和评估方法基本沿用区域或流域生态安全评估的方法。如何准确而系统性地定量评估湖库的生态安全,迄今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尚未有突破性和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剖析坊间有关区(流)域生态安全和湖库生态安全评估研究进展及弊端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系统科学和生态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湖库生态系统这一主体,在对人类活动压力、湖库生态健康和湖库服务功能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胁迫指数(F_1)、需求服务指数(F_2)和湖库生态安全指数(F_3)及适用于水体生态安全评估的广义对比加权法;通过严谨的理论推导与模型构建得出了湖库生态安全综合评估的指标和方法体系,并以巢湖为例进行了验证评估。研究结论表明,该套评估指数和模型方法构建符合系统科学及生态学基本原理,能够较为科学地评判湖库系统的生态安全及其对区(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且为我国其他湖库的生态安全评估及横向比较研究提供了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技术支持。
易武英[3]2013年在《基于RS和IGS技术乌江流域生态安全预警研究》文中提出乌江流域（位于贵州省境内）是典型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同时乌江流域又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十八个国土资源重点综合开发区之一，水电资源及矿产资源丰富，是喀斯特地区工农业发展条件较优越的区域；也是贵州省人口和经济密度较大的地区之一。乌江梯级水电开发改变河流自然流态及河道两岸物种生境；流速减慢，河流自净能力降低，面源污染加剧；磷矿、煤矿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及煤、磷化工厂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目前上述生态环境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理，生态环境整体有恶化趋势，根据乌江流域目前生态环境发展现状，对其进行生态安全预警研究为其发展决策提供参考。本文基于RS和GIS技术技术手段，提取乌江流域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信息，分析乌江流域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和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特征。结合研究区区域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资料收集情况，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景观生态系统叁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熵权法与属性识别模型相耦合，进行乌江流域生态安全预警评价研究，将评价结果划分为巨警（Ⅰ）、重警（Ⅱ）、中警（Ⅲ）、轻警（Ⅳ）、无警（Ⅴ）五个级别。运用CA模型对花溪区土地利用进行模拟，提取景观指数，构建生态安全预警指数，进行花溪区生态安全预警模拟评价。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0年10年间，水田、旱地、灌木林及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分别减少了1952.7km~2、1438.9km~2、30.5km~2、2213.5km~2；有林地、水域及建设用地面积均增加，分别增加了3452.8km~2、472.8km~2、1676.1km~2。整个流域土地利用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增强的发展趋势，不同区县土地利用程度存在差异不同；2000年乌江流域巨警、重警、中警、轻警的面积分别为745.8km~2、15212.2km~2、40670.7km~2、9361.4km~2，所占比重分别为1.13%、23.05%、61.63%、14.19%。2010年乌江流域巨警、重警、中警、轻警占贵州省乌江流域的面积分别为4330.5km~2、12254.1km~2、42804.0km~2、6591.4km~2，所占比重分别为6.58%、18.57%、64.86%、9.99%。花溪区2010年、2020年及2030年生态安全预警指数模拟值分别为2.53、2.36、2.50，模拟结果显示花溪区生态安全状况呈波动的变化趋势。
何琼[4]2004年在《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巢湖是中国着名的五大淡水湖泊之一，坐落于安徽省境内，其流域为国家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也是长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巢湖流域在流域大规模开发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导致了流域环境的生态调节和自我恢复能力大幅下降，引起了日趋严重的流域性生态安全。以前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巢湖水域污染的研究，一些学者也从许多方面对巢湖流域的水质、生态系统、生态经济等各方面进行研究，但结合全流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的综合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定量化评价更少。本文的研究课题属于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预警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有： 第一、根据“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巢湖流域生态系统的指标体系，并构建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标准体系。 第二、引进主成分投影法，对该方法提出改进后运用于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 第叁、引进灰色关联度法对巢湖流域生态安全进行综合评价。 第四、根据评价结果，分析其原因，并就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人类活动等方面提出对策，为生态安全的维护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李芬[5]2008年在《黄土丘陵区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评估》文中认为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生态安全,就需要对区域、流域等现实生态安全态势进行评估,提出相应策略。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尺度或个体和种群方面,对流域尺度生态安全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对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进展分析的基础上,以黄土丘陵区典型流域-纸坊沟流域为对象,利用其近70年生态经济系统演变及生态安全态势变化过程的调查和监测资料,运用多学科交叉的集成分析方法,探讨该流域农业生态安全态势变化的驱动力,并基于PSR模型和层次分析法构建黄土丘陵区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该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与预警分析,集成了维护黄土丘陵区流域农业生态安全的对策。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对纸坊沟流域近70年农业生态安全态势变化过程的分析,筛选了可能影响该流域农业生态安全态势变化的11个因子,利用1985～2006年调查和监测资料,运用主成分分析和通径分析方法,探讨了农业生态安全态势变化原因及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自然条件是影响黄土丘陵区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安全态势变化的基础,人文社会经济条件是其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具体可归纳为经济发展、人口压力、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进步这四类因子,此外,国家和区域的相关政策、农业产业链与资源量相关度对农业生态安全也有一定影响。(2)在驱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黄土丘陵区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综合功能叁方面17个具体指标,其中“群落演替阶段”指标,能够反映纸坊沟流域植被群落演替规律和影响植物群落演替的主要因子,与林草面积率结合起来,实现林草植被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统一。(3)将德尔菲法(Delphi)和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综合加权模型计算生态安全质量值,进行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生态安全评价结果表明: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安全状况发生了先降后升的过程,其中1938年处于较安全状况,1958年为极不安全状况,1975年和1985年都处于较不安全状况,1995年处于临界安全状况,2005年属于较安全状况。(4)运用黑色预警和黄色预警相结合的方法对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进行了预警分析,并预测了2015年的生态安全状况,结果表明:纸坊沟流域1938年处于蓝灯区,无需预警;1958年为黑灯区,需作生态安全恶化速度预警;1975、1985年处于红灯区,需作生态安全较差状态预警;1995年处于黄灯区,2005、2015年继续向良好方向演化,均不需预警。(5)根据纸坊沟流域评价与预警结果,在对其发展方向预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集成和探讨了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对策,包括生态安全监测、评价与预警系统;强化产业与资源的耦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发节水农业技术;生态安全法律法规配套系统;生态安全科技支撑与资金保障系统等。
聂磊[6]2004年在《区域生态安全的BP神经网络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巢湖流域为例》文中认为生态安全概念首次提出于1989年。目前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态势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本文探讨了生态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影响因素。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主要针对以人类行为为主导的区域复合生态系统，综合社会、经济、自然的整体状况，全面把握区域的生态安全状况及其演变规律。本文初步探讨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目的、意义、原则和一般方法。 BP神经网络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但是在应用中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BP网络的更深入的应用。本文在BP网络模型设计时构思了一些改进措施，以解决应用中的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即是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BP神经网络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主要流程为：区域生态安全态势的分析；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单元划分；评价等级区分；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标准的确定；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BP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模型应用计算结果分析；区域生态安全态势进入良性循环措施的制定。 文章最后以巢湖流域为实例进行方法的应用研究。
张风丽[7]2016年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新疆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跃进的目标。然而在新疆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之际,资源环境制约的“瓶颈效应”越来越突出。现阶段,新疆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粗放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能源效率低、环境承载力有限等资源环境矛盾较为突出,加之新疆地处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其生态环境系统具有独特的脆弱性,新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节能减排已成全球趋势,低碳生活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产业转型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对环境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当前新疆已被确定为我国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亚欧大陆桥”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国内外一些大企业正是看好了新疆巨大的发展潜力,纷纷向新疆转移相关产业,为此需要准备好承接转移的条件。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的内部挑战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外部环境,同时又迎来了对口援疆政策和“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新疆产业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和迫在眉睫。产业转型是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也已成为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其转型成败的关键是其路径的设计与选择,这是决定新疆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新疆传统的资源型、污染型产业发展已不合时宜,不利于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在面临资源环境新问题、新挑战、新要求的形势下,选择出适合产业转型路径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协调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对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进行系统研究,由此提出转型路径。文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一是资源环境与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一方面,资源环境约束引致产业转型,另一方面,产业转型有助于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二是新疆产业转型状况及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在分析了新疆资源环境状况与新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及其演变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新疆产业转型总体状况与区域状况两方面入手,分析新疆产业转型的演变态势及特点、转型路径现状;最后分析了新疆产业转型面临的水资源、能源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约束。叁是新疆产业转型的资源环境效应测度。从叁方面进行研究,(1)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进行了新疆生态足迹的总量与各产业足迹比较分析;然后对新疆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测度;(2)测算新疆产业转型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水平的分析;(3)通过DEA模型测度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的效率;四是根据前述新疆产业转型状况的分析,对当前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的缺陷进行剖析并找出影响产业转型的障碍因素。五是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生态预警。运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新疆产业转型的警度进行测度,并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分析预警,最后发布景兆指示,进行警素调控。六是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选择。根据新疆产业特点及对产业转型的战略定位和转型思路探讨,构建适合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探索式提出了基于不同产业类型、基于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和基于不同区域的产业转型路径。七是新疆资源环境约束的产业转型具体保障措施。从制度保障体系建设、环保监督机制、绿色低碳环保意识宣传及援疆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为产业转型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新疆特有的资源禀赋,形成了资源型产业发展道路。新疆拥有丰富的农牧业、能源和矿产资源,围绕这些优势资源形成了一些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以资源开发为基础、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工业“重化”态势明显。第二,新疆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压力大。新疆产业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为主导逐渐向以资源依赖的工业为主导转型,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且利用效率较低,产业结构效益低下,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新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不断削弱,生态环境所受的压力进一步增强。第叁,新疆产业转型的效率较低,且与资源环境的约束效应大于协调效应。新疆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不够,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生态。由于脆弱敏感的生态环境,转型虽对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旧不能解决因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环保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形势,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生态保护任务艰巨,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较差。第四,新疆产业转型路径“唯资源拉动型”突出,发展方式依旧粗放。新疆产业依旧依赖于规模扩张的速度型发展,呈现结构不合理,高能耗,低效率、产业链短的特点,产业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的速度滞缓。新疆的资源消耗效应从时序变化特征来看,产业发展模式依旧是高碳型粗放式,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能源消耗加大、用水量递增是新疆产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且“叁废”的排放及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化导致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第五,新疆产业转型的生态安全度较低,建立预警系统对产业发展进行预警。目前新疆产业生态安全度处于巨警状态,未来五年内产业生态安全度有所缓解,但依旧处于巨警状态,也就是说目前的产业结构变动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干扰与影响,随着新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效应日渐凸显,为此根据预警系统找出警源、分析警情基础上发布警兆,以此对未来产业转型提出警示,确定产业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合理部署产业规划战略。第六,新疆区域差异大,产业间发展不均衡,产业转型选择不同的路径。根据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的原则和目标,坚持资源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抓住产业援疆、环保援疆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机遇,从不同的产业类型、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区域差异进行转型路径的选择,从而促使新疆产业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约束。
李春艳[8]2008年在《岷江流域生态安全及其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岷江流域生态安全变化入手,基于PS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判、时间序列预测、主成分分析等综合分析方法,评价岷江流域1995～2005年生态安全状况、动态变化过程及其驱动力因素;同时,从流域尺度预测2010～2020年生态安全发展状况,通过主要预警因子的分析与提取,建立生态安全预警模型,对岷江流域中长期生态安全进行预警。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1995、2000、2005年叁个时期岷江流域生态安全整体上逐步好转,其危险等级所占面积比例从1995年的81%下降为2005年的56%,较危险等级所占面积比例从1995年的8%下降为2005年的3%;与此相反,临界安全等级所占面积比例从1995年的0上升为2005年的11%,安全等级所占面积比例从1995年的11%上升为2005年的30%。就各评价单元的变化趋势而言,流域中游区段各区县在保持原安全水平的同时,非安全等级逐步向安全等级转化,且安全区域面积不断扩大。然而,汶川县、双流县、道孚县、马尔康县、小金县、九龙县、天全县、雨城区、石棉县、汉源县、美姑县等11区县在1995～2005年间,其生态安全状况出现显着的波动变化。从流域整体分析,干流中下游区段生态安全等级明显优于生态脆弱的干流上游及大渡河支流。(2)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分析自然和人为多项指标表明,显着影响岷江流域生态安全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因素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路网密度)、农业面源污染源(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和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农业生产力水平(人均粮食量与农业人口比例)、自然景观格局要素(森林覆盖率和景观多样性指数)、农村能源及农村环境退化(水土流失)以及农业灾害等七大类。其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面源污染源是岷江流域生态安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3)岷江流域2010、2015、2020年叁个预测时期生态安全状态呈现以下特征:1)岷江流域生态安全等级变化显着,全流域生态安全逐步优变;2)流域内各区县单元生态安全等级变化较为复杂,大部分单元安全等级逐步提高,而局部单元安全等级趋于下降;3)部分居于生态安全状态的区县单元在整个研究时限内其生态安全等级变化不显着,这些单元涉及都江堰市、成都市区、龙泉驿区、郫县、温江县、冕宁县,而部分居于生态危险状态的井研县、沙湾区、阿坝县、色达县、壤塘县、峨边县、甘洛县,同样也维持相对较小的变化格局;4)从流域内不同区段分析,岷江流域干流中游区段的生态安全状态明显高于其他区段,其次为干流下游区段,再次为干流上游区段和大渡河支流。这一结论与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观点相符,即岷江上游以及大渡河支流是岷江流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并值得高度关注的区域。(4)岷江流域2010～2020年生态安全预警分为3类:安全区域、持续危险区域以及退化区域。安全区域包括红原县、都江堰市、峨眉山市等49个县区;持续危险区域包括干流上游的松潘县、干流中游的青神县、井研县,干流下游的沙湾区、荣县和大渡河支流的阿坝县、色达县、壤塘县、金川县、丹巴县、九龙县、汉源县、夹江县、峨边县、甘洛县等15县区;退化区域则仅包括干流上游的理县和大渡河支流的越西县。(5)岷江流域2010～2020年生态安全的主要预警因子可归纳为经济发展因子、农业灾害因子、土地承载力因子、人口结构因子、农村能源因子、景观格局因子等六大类。(6)结合生态安全预警分析结果,岷江流域生态安全的调控对策应包括:1)改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流域景观格局;2)开发农村替代能源;3)加强科技培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4)提倡生态移民,缓解资源承载压力;5)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6)大力发展可持续生计,加速农村经济发展。
刘莹[9]2012年在《巢湖蓝藻富营养化监测与预警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浅水型湖泊的富营化进程不断加快,呈现出蓝藻水华暴发现象是逐年增加的。巢湖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浅水型湖泊更因近年来蓝藻水华频发的态势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确保巢湖地区饮水安全,提高政府应对蓝藻水华的能力,对巢湖蓝藻水华进行预警监测是判断其发展趋势以及制定相应对策的重要手段。分析和总结了巢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工作的主要内容,从预警监测工作的统筹、预警监测体系的建立、技术分析、预警监测的启动、分级与评价、预警信息的发布、预警监测的终止到预警监测的保障机制等,以利于同行们更好地应对浅水型湖泊蓝藻水华的发生。根据近年来巢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期间的水质监测结果、水华暴发情况和MODIS蓝藻影像图，研究制定了巢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控方案，将巢湖划分为饮用水源地、河流入湖区和湖区3个蓝藻水华预警监控区域，设置蓝色、黄色和红色叁级预警响应级别，优化了巢湖蓝藻水华预警监测布点方案、监测时段、监测频次和监测项目，为今后巢湖蓝藻水华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叶汉雄[10]2011年在《基于跨域治理的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研究》文中提出当代社会是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的社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这些公共问题往往是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单靠某一个区域、部门、领域的努力,难以解决。跨域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为处理这类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和有效的治理方式。跨域治理,是指为了应对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综合运用法律规章、公共政策、行业规范、对话协商等治理工具,携手合作、协调配合,共同发挥治理作用的持续过程。湖泊水污染防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位于武汉城市圈腹地的梁子湖位列全国十大淡水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贮水量位居全省湖泊之首。梁子湖水面跨越鄂州市梁子湖区和武汉市江夏区,梁子湖流域涉及武汉、黄石、鄂州和咸宁四市17个乡镇、339个村。梁子湖水污染防治是典型的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近几年来,湖北省政府和流域四市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治理工作,梁子湖水污染防治取得初步成效。但是,梁子湖水环境仍然存在多方面隐忧,水污染防治任务十分艰巨。本文在系统梳理跨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阐述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的现实状况,剖析梁子湖水污染防治困难的原因,考察国内外相关湖泊水污染防治的情况,在借鉴国内外湖泊水污染防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梁子湖水污染跨域治理的对策建议。本文沿着“现状——原因——对策”的逻辑主线,通过对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的案例研究,剖析跨域公共事务在治理主体、治理信任度、治理合作等方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除绪论、结论外,本文共分五章,其逻辑结构如下：绪论的主要内容是指出选题的研究意义,介绍选题的研究现状并进行评价,确立试图达到的研究目标,介绍主要的研究方法,归纳论文的主要内容与可能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梁子湖水污染跨域治理的理论基础。首先总结归纳跨域治理这个理论工具,界定跨域治理的概念和主要内容,分析跨域治理的理论渊源,探讨跨域治理的作用。接着介绍研究对象即梁子湖水污染防治的情况,指出梁子湖水污染防治是一个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最后分析梁子湖水污染跨域治理的必要性,认为科层制治理和市场机制在水污染防治中虽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存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仅仅依靠它们的作用,还不能完全解决梁子湖水污染问题。需要借助跨域治理理论,让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综合运用多种治理工具,才能取得良好治理效果。第二章全面阐述梁子湖水污染治理的现实状况。首先,回顾梁子湖水污染治理的历程。从重视程度和防治效果看,梁子湖水污染防治大致经过分散治理、重点治理、全面防治叁个阶段。其次,总结梁子湖水污染治理的主要做法。流域四市政府工作各有重点；省直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制定实施相关地方性法规；新闻媒体追踪报道。最后,指出梁子湖水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沿湖基层政府认识不一致、统一管理职能难以落实、区域合作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第叁章剖析梁子湖水污染防治存在问题的原因。将梁子湖水污染防治问题置于现实社会大背景下,从跨域治理的视角剖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叁个方面。其一,治理主体不足。地方政府在梁子湖水污染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单纯依靠政府这个主体进行水污染治理,在短期内能够取得初步成效,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二,治理主体之间信任度不高。治理主体之间协力合作,基础在于彼此信任。在梁子湖水污染防治过程中,治理主体之间还缺乏充分的信任。其叁,治理主体合作机制不完善。在梁子湖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导致合作比较脆弱；缺乏合作的利益共享机制,导致合作动力不足。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近似于一种命令一服从的关系,双方的合作机制还处于萌芽状态。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之间的合作机制现在还很少。第四章总结归纳国内外湖泊水污染跨域治理的经验。首先,国内湖泊选择太湖、巢湖、滇池进行分析。为了治理太湖水污染,国务院两次召开会议作出重要部署；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江苏、浙江省政府多次安排布置,相关省直部门和市级政府积极行动；环太湖5市政协聚会,建言献策；江苏、浙江省和国务院出台法规,依法治理。为了治理巢湖水污染,安徽省制定实施《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合肥市确立工作思路,巢湖市编制实施规划,开展治理工作；合肥、巢湖两市领导举行会谈,合肥、巢湖、六安、桐城、淮南等五市政协聚会研讨。为了治理滇池水污染,云南省、昆明市制定实施《滇池管理条例》,成立滇池管理局,建立长效机制,注意发挥民间环保人士的作用。其次,国外湖泊选择日本琵琶湖、北美五大湖进行分析。琵琶湖水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制定执行系列法律、政策,实施湖泊水质保护计划；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的全部过程。美国与加拿大联合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协议；联合成立多个非营利组织,进行跨域协调。最后,归纳国内外湖泊水污染跨域治理的经验启示：第一,单纯依靠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不足以防治水污染,还要发挥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的作用。第二,非营利组织是湖泊水污染治理的重要主体。第叁,公众参与是湖泊水污染治理的重要保障。第四,合作协调机制直接影响湖泊水污染治理效果。第五章提出梁子湖水污染跨域治理的对策建议。一是树立多元治理理念。各治理主体首先是地方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多元治理理念,放弃单打独斗的惯性思维,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伙伴关系,综合运用多种治理工具,共同开展治理活动。二是培育跨域治理新主体。在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中,当务之急是培育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只有这些主体的数量增加、功能完善,才谈得上作用的发挥。叁是建立伙伴关系。地方政府要与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建立伙伴关系,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之间也要建立伙伴关系。四是综合运用多种治理工具。跨域治理有法律规章、公共政策、行业规范、对话协商等四种工具,综合运用这些治理工具,才可能达到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预期目的。结论与展望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展望。
参考文献：
[1]. 巢湖流域的生态安全预警研究[D]. 胡淑恒. 合肥工业大学. 2004
[2]. 湖库生态安全综合评估方法与案例研究[D]. 张安地. 北京大学. 2008
[3]. 基于RS和IGS技术乌江流域生态安全预警研究[D]. 易武英. 重庆师范大学. 2013
[4]. 巢湖流域生态安全的综合评价研究[D]. 何琼. 合肥工业大学. 2004
[5]. 黄土丘陵区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安全评估[D]. 李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6]. 区域生态安全的BP神经网络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巢湖流域为例[D]. 聂磊. 合肥工业大学. 2004
[7]. 资源环境约束下新疆产业转型路径研究[D]. 张风丽. 石河子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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