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若颖[1]2017年在《中英两国政府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比较研究（2000-201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是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也是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援助及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在对非洲的援助中发挥着越来重要的作用,引起了西方援助过的关注。在贫困、饥饿等全球性问题仍待解决的背景下,国家对受援国基础领域的援助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需要比较国际上其他国家开展的农业援助经验,明晰农业援助背后所蕴含的政策目标如何实现。自西方援助国对非洲进行援助以来,时而为其投入大量的农业援助,时而又任由对非洲的农业援助金额及占比下滑,直至21世纪才重新强调要加大对非洲农业的援助。中国自70年代开始对非洲进行农业援助,到21世纪深化与非洲的农业合作。中国和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农业援助在21世纪发生了什么变化,其背后的动因有何区别?本文将英国这个重要援助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和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进行比较,认为2000年以来,两国在对非洲农业援助管理机制、投入金额及结构、多边援助的参与几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驱动二者重视对非洲援助的动因不同,二者在国际援助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和政策目标不同,最后对中国援助非洲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王玉萍[2]2018年在《对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思考》文中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援助通过调整,既提升了受援国自主发展的能力,推动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一步落实,又促进了国内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对外援助政策有必要做进一步调整,使其更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具体讲,应加强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合作,以消除"中国对外援助威胁论";加强与受援国沟通,强化项目各个环节,达到互利共赢;逐步完善我国对外援助评估机制,在继续重视评估"学习"功能的同时,加强其"问责"功能;进一步公开对外援助信息,以获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对我国援外的理解与支持。
陈思贤[3]2009年在《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的中非关系发展史表明,基于真诚相待、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对非洲援助是推动中非关系不断发展的动力,维系中非友谊的重要纽带。综观中国50多年来的对非援助历程,以改革开放和1995年为分界线,大致可分为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中国援非政策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对非援助主要是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需要,带着浓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由原来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到更多地向经济层面倾斜,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构成了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核心内容。进入90年代以后,非洲资源战略地位的提高和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中国重新审视对非洲的政策。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将中非关系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2006年1月中国发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表明了中非在未来将以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目标。分析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讨这种变化的动因、条件和成效,制定更切合非洲发展需要的援助政策,对于推动中非关系在新世纪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在国际上建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白云真[4]2015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增长、政治、社会与道德四大目标,呈现出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日渐发生显着的变化,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由此,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满足其五大特点,从而更切实地力助向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迈进。对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并且借鉴美日等国家有益的政策及其实践、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叁方发展合作,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努力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冯喆颖[5]2010年在《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对非洲援助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初联合国发布千年发展目标,以此标志新一轮对外援助热潮在全球范围展开。作为世界范围内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非洲聚集了全世界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的35个,加之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价值,自然成为新世纪世界各主要大国竞相开展公共外交、进行对外援助的焦点。中国是援助非洲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历来重视同非洲关系,把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进一步提升,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对外援助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淡化,外援的经济发展目的进一步突出,外援的主体和形式均趋于多元,援助内容中加大了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关注。美国是援助非洲最多的发达国家之一,拥有50多年长期的援非历史。21世纪初期基于经济利益考虑和反恐需求,美国日益重视非洲的地缘战略地位和能源储量。尤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着力于“非洲之角”构筑反恐网络,全面加强了对非的关注力度,其对非援助政策也相应调整:对非援助目标获得了新的战略意义,援助重点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全球问题及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并对美国援助机构进行了改革。将中美两国的对外援助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就援助理念而言,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真诚援助在非洲更得民心,而美国外援的出发点基于其政治安全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就援助制度而言,中国援助的决策权较为集中,而美国决策体系则更为成熟,中国对非援助主要流向重债和赤贫国家,而美国对非援助的国家分布则偏重于其战略布局;就对非援助质量而言,中国近年来在对外援助方面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受到非洲国家肯定与赞誉,但中国参与多边援助机制和公开援助信息的程度都还有待提高。虽然两国在对非政策方面存在广泛的竞争,但探讨中美援非合作的可能对非洲发展意义重大,也对进一步加深中美互信影响深远。
张郁慧[6]2006年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历史久远的政治经济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外援助逐步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并成为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与对外援助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对外援助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援助始终是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对外援助在配合中国外交、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增进中国国内公众对援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并为今后的援外工作提供政策建议；在学术上也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外交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明显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国内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专着问世，这与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援助国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进一步深入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十分必要。 本论文在前人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政策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回顾建国50多年来中国对外援助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分析过去援外工作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今后的援外工作提供对策和建议。 论文除导论和结束语外，正文共有八章。 导论部分主要从选题的意义、海内外的研究现状等方面阐明了论文的研究价值。此外还就研究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作了介绍。 第一章，进行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本章内容由叁部分组成：第一，在分析总结国内外现有的关于对外援助概念，并指出其不足的基础上，对对外援助概念进行新的界定。第二，从国际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多维视角对对外援助现象进行解读。第叁，分别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角度，就对外援助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动机分析和效果评价作了深入剖析。 第二章，阐述中国对外援助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当代中国外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外交组成部分的对外援助也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获得了深厚的思想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对外援助必然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就使国际主义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新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
周源[7]2017年在《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自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日本通过ODA不断加强与中亚五国关系。本文主要回答叁个问题:日本为何援助中亚?日本如何援助中亚?日本对中亚ODA对中国对外援助有何启示?首先,本文使用开发援助的“动因”来分析日本援助中亚的目的。日本对中亚的ODA一方面通过支援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为日本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以国际公共利益为志向的动因”;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响中亚国家的政策选择,使中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立场,这是“以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为志向的动因”。其次,本文考察了日本对中亚ODA的实施体制和过程。经过60多年的ODA实施历程,日本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援助实施体系,为ODA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日本对中亚ODA仍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上有效支援了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使日本在中亚赢得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最后,本文从战略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总结了日本对中亚ODA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在增强援助战略性方面,中国需要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决策与协调能力;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规划能力;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动员能力。在增强援助有效性方面,中国应尊重受援国的自主性,提高受援国的参与度;建立一套科学的对外援助评价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陈婕[8]2008年在《对外援助政策的国际比较》文中认为国际援助一直是在各界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虽然西方学者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主要的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由于经济实力、政治环境、社会性质以及追求的目的不同,各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它们的政策深刻影响了国际援助体系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近年来的国际援助,特别是其援助政策的制定、援助目的也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比较这叁个国家的对外援助体系,能使我们深刻把握发达国家国际援助的趋势,了解影响其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对外援助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供借鉴。本文从国际援助的概念以及当前的发展状况入手,以时间为主线,分阶段比较分析了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概况,并从政策目标、管理体系以及援助分布叁个方面阐述了这叁个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差异。美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史和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都充分显示了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冷战战略、全球战略、安全战略的需要,其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从日本的对外援助则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外援助目标是为了保障其资源的供应,扩大日本产品市场的范围,改善其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史和政策的调整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目标正逐步从政治目的转向经济目的,中国主张建立和平、公正的新国际秩序,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最后,借鉴美国、日本的对外援助的经验,本文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对外援助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维一[9]2013年在《二战后欧洲国家对外援助比较分析》文中提出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如何有效利用对外援助资源提升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为改革开放事业争取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已经成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二战后的欧洲国家作为主要的受援国和援助国,在外援事务上具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比较并总结欧洲国家的援助实践,对于我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以英国、丹麦、德国和法国四个欧洲国家为代表,以十个维度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四国在二战后的援助实践。具体来说,援助的战略目标是各国外援政策的核心价值,而法制基础可以引导并保障援助目标的实现,援助近况则可以理解为援助目标的另一种体现；同样,各国援助地理分布、部门分配、渠道分配的演变同样可以反映援助目标的变迁。组织机构和管理模式的改革是实现援助目标的机制保障,而在《巴黎宣言》的指导下对援助有效性的评价,则反映了各国实现援助目标的成本和效率。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了国际援助规范体系的概念,主要是由西方主流对外援助理论和中西方对外援助思想构成。在比较欧洲四国援助实践的同时,本文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视角,检验了国际援助规范体系对欧洲国家援助实践的指导作用。基于对欧洲四国援助实践的比较分析,本文分别总结了四国对外援助的经验教训,并试图从政党政治、利益集团、政治体制等方面,深入挖掘这些实践背后的内部动因,以及国际援助规范对它们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欧洲国家对外援助的一般规范,并对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想法。
谢铿[10]2012年在《中欧对非援助—在分歧中寻求合作》文中研究指明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内部政治经济的外延,是其维护政治经济利益,实现战略目标,树立道德形象的重要平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把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对非援助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欧盟是国际上最大的对外援助集团,其借助历史惯性,通过对非援助延续并扩大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对非援助问题是中欧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中欧在对非援助问题上的发展趋势对解决非洲的稳定与发展、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中欧全面战略性伙伴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以对外援助为视角,对中欧双方在对非援助问题上的分歧和合作进行了分析。着重分析了中欧双方在对非援助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动因和障碍,并对今后中欧双方在对非援助合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本文首先以对外援助作为切入点,分别针对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的援助以及各自模式做了历史梳理和简单比较。中欧双方援助非洲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分析了双方对非援助政策的起始,调整和发展阶段,并比较了双方在不同援助非洲政策指导下的对非援助的共性与分歧。其次,分析了中欧双方在对非援助的空间及局限。认为虽然中国和欧盟双方不太相同的援助模式,但是中欧双方在对非援助上能够开展合作主要得益于中欧双方在对非援助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并且受到了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和合作观念认同的推动以及实现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再次,本文以中欧双方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刚果金冲突的分歧与合作为例阐述了中欧双方在该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以及为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合作的实践。最后,从中欧双方对非洲援助的合作现状来看,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中国和欧盟在对非援助上不是“零和博弈”。虽然援非的“中国模式”和“欧盟模式”存在分歧,但是双方在非洲也存在广泛的利益交汇点,在援非问题上,双方应该超越彼此的分歧,建立一种更为开放的、合作的、共赢的方式达成利益的共享而不是冲突的持续,争取在推动非洲发展进程中实现各方利益的共赢。
参考文献：
[1]. 中英两国政府对非洲农业援助的比较研究（2000-2015）[D]. 于若颖.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2]. 对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调整的思考[J]. 王玉萍. 现代国际关系. 2018
[3]. 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研究[D]. 陈思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09
[4].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J]. 白云真.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
[5]. 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对非洲援助的比较研究[D]. 冯喆颖. 外交学院. 2010
[6]. 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 张郁慧.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7]. 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D]. 周源. 新疆师范大学. 2017
[8]. 对外援助政策的国际比较[D]. 陈婕. 厦门大学. 2008
[9]. 二战后欧洲国家对外援助比较分析[D]. 维一.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中欧对非援助—在分歧中寻求合作[D]. 谢铿.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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