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山丹[1]2004年在《冷战后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利益集团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寻求某种共同的利益目标，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国家政策的集团。美国叁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利益集团不能直接参与决策美国的对外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游说等方式间接参与政治，通过对对外政策的决策者——总统、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以及对对外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决策方式等施加影响，力图改变国会和政府做出的决策，从而实现本集团的目标利益。 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核心主要是总统，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冷战结束后，利益集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施加了全方位的影响，主要通过最惠国待遇、人权、台湾问题等反映出来。 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并非是决定性的，政策的决定者主要是国会和政府，而另一方面政策决定者由于受美国不同利益的牵制，有时又不得不向某些利益集团妥协。对华政策受制于美国不同利益集团所施加的影响，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经常出现波动、摇摆。 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中，美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促使中美双方减少摩擦，扩大共识，在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应在美国法律允许范围内加强与其国会议员的沟通、增进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民间的相互往来和沟通将会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赵国军[2]2007年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是美国议员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议员中国观会对美国国会对华决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过去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对华决策的角度，很少从形象认知的观念视角深入探悉决策的根源。至于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本身及其生成机制，更是付之阙如。1989年以来，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冲击，加上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国会议员那里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议员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在美国多元政治社会的现实之下，美国国会本身对中国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前后一贯的中国形象。不仅美国国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没有统一的中国观，就是同一个议员，在不同的议题领域，也会具有对中国形象的不同感知。因此，美国议员的中国观，应当从美国议员对中国的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和安全形象叁个议题领域分别加以探讨。本文基本结构分为导论、五章和结论部分。导论部分包括阐述论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国内外关于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章节安排、理论创新、分析模式与研究方法。第一章是对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历史考察。以1949年为界，分两个历史时期探讨美国议员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看法。历史考察表明，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理想和现实、浪漫和幻灭之间摇摆。同时，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也受到美国的价值观传统、种族主义、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的影响。这些历史上的现象，时至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可以从美国议员的对华态度中找到存在的痕迹。第二章分析美国议员对于中国政治形象的建构。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定位首先来自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知。总体而言，美国国会议员依凭自己对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制度的不满，通过对中国负面形象的塑造，建构出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他者”形象——政治上不“民主”、侵犯“人权”的共产党国家形象。同时一部分极端派议员倾向于把中国塑造成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严重威胁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对中国政治形象的负面建构构成了美国议员看待中国的其它问题的基础。不过，在对中国政治形象总体负面的情况下，美国议员之间在中国的社会是否进步，如何促进中国的民主以及如何评估中国政治改革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等方面有着程度不一的分歧，从而在总的负面建构的背景下形成了几种关于中国政治的具体镜像。第叁章探讨美国议员眼中的中国经济形象。美国国会议员在1990年代围绕最惠国待遇辩论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认知是分化的，主要在于对于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利。辩论的结果是主张正常贸易的一派占据上风。进入后PNTR时代之后，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美国议员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日渐强烈，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经济形象负面观感加重。不少议员利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大打“中国贸易牌”，抛出人民币汇率法案，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第四章是美国议员对中国安全形象的定位。美国国会对于中国军事安全的关注肇始于第叁次台海危机的触动。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把中国塑造为一个军事现代化正在取得迅速进步，将对台湾进而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国家，并为此作了应对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美国国会内部既有对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也有来自不少国会议员对这一论调的反制。近年来，国会“中国连线”和“美中工作小组”的成立，从非正式组织的视角，代表了美国国会内部两种对待中国崛起的不同声音。这表明，在军事安全等领域，美国议员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是分化的。第五章是对美国议员中国观生成机制的分析。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中国观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议员个人因素。国会议员中国观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而言，国际环境、选区利益、利益集团、媒体舆论、议员个人因素都会起到或大或小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因素朝着一个方向起作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在国会议员“观察中国”的时候有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些相互冲突的因素作用到国会议员的头脑中，就会形成一个支离破碎甚至相互矛盾的“中国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会议员头脑中的中国观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和具有多元性。本文的结论是：一、美国议员的中国观是负面主导的多元复杂的中国观。在中美关系的不同议题领域，中国在美国议员的眼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形象。二、美国议员中国观与“议题政治”联系紧密。叁、美国议员中国观是国际一国内一个人多重复杂因素互动的产物。四、美国议员对中国的负面观念对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支继超[3]2016年在《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作为国际体系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国际体系的平稳转型需要成熟理性的大国关系作为支撑,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也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体系环境。摒弃“冷战思维”,打破“国强必霸”逻辑,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理性和现实选择,也是中美两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世界大国责任。本文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探讨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模式,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面临的时代选择,论述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条件、基本原则和建构路径。第一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搭建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关系互动的学理性分析框架。论文对国际体系、体系大国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总结了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要素和主要影响;分析了历史上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大国角色和大国互动关系模式;通过分析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转型时期的大国互动,为研究当代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与分析方法。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中美关系变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主要呈现出叁大基本态势,即世界权力的流散、系统效应的强化和体系混沌的出现。在此背景下,当代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挑战方面,体系结构的转型客观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体系规范的转型影响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竞合,体系文化的转型则凸显了中美两国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在机遇方面,国际体系转型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外部条件,国际秩序的重构需要中美两国重新调整双方的发展战略,国际体系的治理则要求中美共同担负国际责任,为大国的合法性提供新的来源。第叁章,运用国际体系理论与方法从利益、制度、共识叁个视角论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在利益基础方面,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密切相互依赖的利益格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呈现逐步拓展的趋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利益动因。在制度基础方面,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各种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中美两国政府间战略对话与合作机制,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对话机制。它们为中美两国开展对话和协商,消除分歧与争端,开展战略协调与合作,创造了广阔的制度平台。在战略共识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选择,自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后,两国元首和高级官员逐渐凝聚起了共同经营的战略共识,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强大的观念动因。第四章,深入论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原则与模式。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关系议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中美两国关照对方的国家利益,维护双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于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以及相互认同对方的大国地位。中美两国应当在新型国际关系框架的指导下,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不冲突、不对抗;深化合作共赢的利益格局,夯实两国和平发展的利益基础;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防止在安全问题上出现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应当秉持在国际体系中的“共生共荣”原则,通过维护中美关系的动态平衡为打造稳定优良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大国贡献。第五章,探讨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路径。首先,体系权力的全球性流散和系统效应的强化,要求摒弃传统的“国强必霸”理念,走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制度合作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搭设了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中美有条件实现大国协调与合作;第叁,通过思维创新超越“冷战思维”,在全球治理和合作共赢等理念上形成广泛的战略共识;第四,通过发展协同促进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共同进化”。在国际体系与体系大国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的时代,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时代课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美两个世界大国的共同责任。它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将造福于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
高顺祥[4]2012年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台湾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外交决策领域的影响逐渐彰显，其中台湾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影响。本文对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台湾利益集团的构成及其在美外交政策领域施加的影响进行了重点论述。冷战后，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方面的争权愈演愈烈。国会通过手中掌握的拨款权、人事任免权、监督听证权等权力深度介入外交事务，并与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国会成为利益集团最主要的“发声管”。台湾利益集团自出现时起，就与国会关系密切，部分国会议员实际充当了台湾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台湾利益集团构成复杂，大体可分为“台湾系”和“本土系”两大类：台湾系是指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派出机构及其利益的代理人，由台湾当局支配或暗中指使，是集团的核心力量；本土系则是由于经济利益驱使或出自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而支持台湾的美国利益集团、个人或组织，他们属于外围成员，但作用不容低估。台湾利益集团活动目标主要是为台湾谋利益，比如争取台湾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谋求独立国家地位等。为此，台湾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议员和行政官员、公关外交、感情投资、政治捐献等多种方式拉拢美国决策部门，离间中美关系，使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出现跌宕起伏局面。冷战后，台湾利益集团推动了台湾领导人访美、美国对台军售、台湾入联等多个破坏海峡两岸和平与中美关系稳定的事件，造成海峡局势的持续紧张，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诸多变数，也使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困难重重。基于其对中美关系和海峡稳定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最后提出必须对台湾利益集团施加给美国社会的影响加以“隔离”并予以修补。具体说来，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力度，改进工作方法——由原来的由上而下，重视美国上层而忽视美国民众的工作方法改为既重视中美上层社会的示范作用又充分发挥两国民间社会的联系纽带作用的上下结合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以此减少台湾利益集团等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卢潇[5]2015年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文中认为大体而言,人类国际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叁个有更替、也有迭加的阶段:古代以自然关系为主的阶段,近代以经济关系为主的阶段和现代以技术关系为主的阶段。而技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物,表现的也是某种关系。如果说,民用技术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军事技术反映的则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关系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科研立项,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研发进度,影响着军事技术的装备规模,影响着军事技术的作战应用。本文以中国核武器项目在1972年前的研发部署为案例,结合大量权威的官方文献、学术文本、口述史、回忆录及来自美国FRUS档案库、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有关单位的历史情报档案,对1949年到1972年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受国际关系的需求牵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全文内容分六章展开,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阐述了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命题,对于深化技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总结我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经验均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章聚焦于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上马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在经济落后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研究认为,核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战略视野,国际安全环境催生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需求,国家身份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心理动机,而技术的国际交流增强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技术可能。第叁章探讨当时的冷战形势对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度的影响,分析了美国的要挟与威胁、中苏核合作的中断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反应。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进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类型影响了核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国家间关系的转变延缓了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而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态成为了中国核武器项目推进的动力和约束力。从核武器的反向互动力的层面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核武器也成为了平衡叁国关系的一种工具。国际政治上的关键性决策和事件对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第四章从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的装备规模出发,探讨中国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选择发展“适度”、“足够”核武库的原因。本章首先从这一时期3次标志性的核试验出发来分析中国进行有限核试验原因,然后从这一时期中国核导弹力量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中国相对均势的威慑战略,最后探讨了中国的核装备对国际形态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武器的生产规模、装备类型、部署方式以及他国对中国核武库的认知与判断都受到国际政治互动以及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同样中国核武器本身也是影响国际体系的驱动力。第五章则着眼于中国核武器的作战原则也就是中国核战略问题,从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整体责任叁方面阐述自卫防御策略的产生、应用及其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战略的制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民族的战略传统、对国际政治形态的认识、国家身份的定位、国家形象的追求以及对本国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的核战略以防御和自卫为根本特征,也使得中国成为了维护国际核和平的积极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从来不是单一的决定论。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要素影响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关系。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动态发展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技术的立项、研发速度、装备规模以及作战应用都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时,这些军事技术也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元素,影响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安全态势和外交态度。正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升起的东方蘑菇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以一种不再沉睡的雄狮形象重新矗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
彭韬[6]2016年在《海峡两岸关系视角下的《中华杂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台湾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古史记载到近代国际文件,都证实了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国共内战,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此后,海峡两岸由不同的政党控制,建立了不同的政权。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由国民党控制,开始实行在台“中华民国”的统治。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的联系由此被断开。台湾能否回归、以何种方式回归成为两岸关注的重点问题。自1949年至今,两岸围绕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发表了不同的主张：从军事对抗时期大陆的“解放台湾”与台湾的“反攻大陆”,但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到新时期大陆包容进取的“一国两制”与台湾“台独”的“两国论”,两岸关系在紧张中夹杂着希望,又在希望中隐含着倒退。在当前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台湾政局变幻的形势下,两岸关系将向何处、台湾问题怎样获致解决牵动着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弦。《中华杂志》自1963年创刊至1993年终刊,发行时间长达叁十余年,历经蒋介石、蒋经国与李登辉先后执政的时代,见证了台湾政治由高压到民主、经济从动荡到起飞,两岸关系从紧张到缓和、起伏转折的过程,对研究台湾社会与两岸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国际政治风起云涌与岛内政局变幻莫测的背景下,《中华杂志》紧跟台湾社会发展的步伐,紧握两岸关系变迁的脉搏,随时调整自己的认识。70年代,面对日本强行占领钓鱼岛的侵权行为,《中华杂志》学人笔耕不辍,引用各种中外资料,与日本学者展开论战,力证钓鱼岛属于中国,舆论谴责最后发展为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问题上,《中华杂志》对大陆外交关系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诸多批判。《中华杂志》将这一系列事件视为台湾变革的契机,号召当局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成为日后台湾经济崛起的思想因子。80年代,因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导致部分青少年对日本流行文化盲目模仿和学习,对抗战历史一无所知。《中华杂志》深感其危险性,秉持教育新一代青年的理念,号召全民纪念“七七”；针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中华杂志》专文剖析其低劣的动机与手段,毫不留情地批判日本掩耳盗铃式的行径,建议台湾当局采取策略加强对日本罪行的宣传。此一时期,伴随台湾“戒严”体制的解除,岛内分裂势力日益猖獗,《中华杂志》将反对岛内“台独”与外来势力作为中心工作,从“台独”理论与“台独”政党以及国际霸权主义等方面,与企图分裂国家的岛内分裂分子与妄图控制台湾的外来势力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中华杂志》把“台独”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国民党治理的失败,对国民党处理“台独”分子不力提出批评。为了整合统派力量,“中国统一联盟”成立,《中华杂志》的反独促统由理论发展到组织实践层面。胡秋原访问大陆,成为四十余年来“两岸破冰第一人”,是胡秋原对其统一主张的亲身践行。90年代,《中华杂志》继续反击“台独”,并注意到“文化台独”现象,在对其展开批判的同时提出“文化促统”这一远见卓识,建议两岸实现文化统一。《中华杂志》在反对“台独”时,未能有效整合统派力量,把国民党内部分反“台独”人士错误地视为“台独”帮凶,使自身陷于孤立。在国际环境与岛内分裂势力、岛内“独台”与“台独”的交相呼应,以及台湾社会、经济、思想变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中华杂志》以停刊落幕。由于作者群前后构成不同与岛内外政治环境的变迁,《中华杂志》对重大事件的论述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1987年以前《中华杂志》以维护“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为宗旨；“戒严”解除后针对“台独”的猖獗,《中华杂志》以维护中国统一为依归,倡导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中华杂志》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党派纠葛与国家利益之间,始终将中华民族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70年代《中华杂志》就对“台独”势力的各种论调与本质予以剖析,其论断与批判在今天看来亦不失精准。《中华杂志》是台湾社会内部回应“台独”的重要思想武器。
李喆[7]2018年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宗教因素探析》文中研究指明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中国和美国自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在前进过程中也有诸多曲折,这其中的影响因素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当今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政治、经济交往上,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美国国内宗教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影响,但在宗教领域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及政治、经济领域。中美关于宗教问题的冲突由来已久,宗教在美国社会中占据独特的地位,不真正了解美国的主流宗教,就没法真正认识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在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宗教——基督教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深远影响,基督教的理念及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中。所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宗教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宗教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外交关系中的高频词汇,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问题一样成为阻碍双方关系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所以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首先要研究宗教在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研究国家之间外交关系极其重要的着力点。本文通过研究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宗教因素,来分析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华方针,并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本文的主要内容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美国国民中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通过阐述基督教的文化渊源,影响着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出宗教对于美国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还对其外交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部分,论述宗教问题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表现。包括中美两国关于宗教认知的不同;活跃在其中的宗教利益集团及其活动;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宗教文化渗透,导致两国摩擦不断;美国打着民主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插手我国内政。其中涉及到我国新疆、西藏、台湾问题,不利于我国的国家稳定和统一,宗教问题在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地位愈加突出。第叁部分,分析在宗教因素之下,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美国对华外交中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特别是其奉行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中炸毁中国大使馆,无疑是对中国人权和主权的践踏,其实质不仅是为其统治阶级服务,谋求世界霸权,攫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对中国通过实施“和平演变”,达到控制中国之目的。第四部分,阐述中国的应对措施。由于中美两国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迥异,导致对宗教问题的立场观点差异很大。中方应贯彻落实中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信仰自由,大力宣传中国宗教的法规和方针,积极对外进行交流的同时,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构筑应对美国实施宗教渗透的防火墙,严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活动,抵御各种形式的宗教渗透,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上向好。综上所述,在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中,宗教问题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需要重视两国交往中的宗教因素,加强正常的宗教交流,同时必须警惕美国利用宗教因素插手中国内政的行为,构筑坚实的防护屏障。
李莉[8]2009年在《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提案及其表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声音”的增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会在美外交事务上权力呈现“复兴”的一种折射,亦是时代的典型反映。冷战的结束极大改变了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中美之间本已潜伏的矛盾凸显,中国经济的和平发展被看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国会在冷战后一改往日在美对华外交上相对“禁声”的局面,开始全面介入对华政策。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重要影响的国会行动,大都起始于国会议员的提案,而且,不容忽视的是,美国国会参与对外决策的具体方式虽然很多,但究其根本,关键还是靠国会议员们手中握有的投票权。主要通过对华提案的持续提出以及宪法所赋予的投票权,美国国会加大了干预与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力度。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提案关注的重心囊括政治、军事与安全、台湾问题、以及经贸等四大议题。本文运用国会研究的维度分析法,对冷战后经美国国会一院或两院大会表决过的对华政治提案、对华安全提案、台湾问题提案、以及对华经贸提案在各章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与分析。对华提案中压倒性多数是具有“反华”倾向和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提案,提案内容彰显了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不满、警惕与防范心态,即:在政治层面上,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民主”的政府,不断“侵犯”人权与“干涉”宗教自由;在军事与安全层面上,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夸大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指责中国军力发展不透明,认为大陆军力的发展“威胁”了“民主”台湾以及美国的安全;在台湾问题上,具有极大的倾台性,主要体现为政治体制与价值观念上的倾台性、对两岸军事力量发展认知上的倾台性、以及军售上的倾台性;在对华经贸领域,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国会对华的这一认知并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届国会的态度,而是国会这个美国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在冷战后始终秉承的立场。美国国会议员的投票决策是一种顺序性过程。国会议员在表决时奉行简单决策规则,即避免广泛的信息搜寻和决策程序简约化。在对议案的表决中,美国国会会出现大量的一致性投票现象。一致性投票模式应该被看作是国会议员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决策问题的反应,包括繁重的投票任务、时间和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对他们的决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评估。具体到对华提案的表决,一致性投票行为是美国国会在对华政治提案、安全提案、以及对台提案表决上最为鲜明的群决策规律,是一致性投票模式的典型体现。思想意识的高度一致性、消极的国内政治氛围以及对中国了解有限,是导致国会议员在对华政治提案、安全提案以及对台提案表决上产生一致性投票行为的特殊诱因。在对华投票上美国国会由于具备易于发生群体思维的一般前置因素和特殊前置因素,因而涉及对华政治、安全以及台湾问题,国会在表决时出现的一致性投票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群体思维现象,即个体议员现实而理性的投票选择对国会集体决策来说却是一种失误,造成了“一致反华”的假象。与此相反,涉及对华经贸议题,一致性投票模式没有较强的解释力。在对华经贸领域,影响国会议员投票决策的因素复杂而多元。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国会立法制度的影响、以及美国国内社会因素等的综合作用,造成了国会对华经贸负面议案虽然持续不断却较少获得国会的通过而在对华经贸正面议案的表决上却获得了通过这一看似极为矛盾的现象。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政策介入的加深,对以总统为首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对华决策形成了极大的牵制,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通过立法手段,国会将监督、评估与“推进”中国人权机制化,使国会的理想主义外交情结在美对华人权外交上得到了极大的宣泄,更为重要的是,国会对华政治形象的认知直接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又是通过立法手段,国会将监督、评估与牵制行政部门对华安全政策机制化。运用宪法赋予的外贸管制权,国会积极参与对华出口管制决策。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是推动对台持续军售与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的强大操手。与对华其他议题不同,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作用,它既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经常的“麻烦制造者”,在一定情况下又是两国经贸关系健康与稳定发展中的“助推器”。国会对华经贸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所具有的这种两面性,折射出美国国会对中美两国之间发展经贸关系的矛盾心态。总体而言,冷战后随着国会在美外交事务上权威的重新确立,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决策及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中美关系发展前途光明而道路曲折,会在不断颠簸中前进。
宋静[9]2009年在《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文中提出作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决策外脑，智者云集的思想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咨询作用，其政策主张在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其中，1992年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传统基金会、2003年推出《中国的军事力量报告》的兰德公司、积极推动对华“接触政策”主张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外交决策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沿革带来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在结构和内容上安排如下：除导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叁章是全文的理论部分，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以宏观、中观的角度考察了思想库在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角色，第六章至第十章以微观角度引入了5个案例对思想库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式、路径展开了具体分析。导论部分为全文的精髓所在。在这部分里，笔者提纲携领地阐析了本文的写作意图、国内外研究现状、核心观点、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运用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写作方法、创新之处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一章对本文所要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追溯了思想库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厘清思想库的不同划分类型，并开张明义地指出本文所涉及的思想库的范畴。第二章格物致知地阐析了美国思想库赖以生存、发达的政治条件，包括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思想、政治制度特点、外交决策机制以及美国国内的多元政治生态。第叁章探讨了学界在研究思想库时所采用的相关理论——精英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为下文进一步展开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建立了权力分层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从纵向、宏观的角度考察了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在美国对华战略迷茫期、形成期和确立期3个阶段的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章从横向、中观的角度对美国思想库在对华政策倾向上的政治分野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思想库按照其对华态度的光谱呈现出“红队”(接触派)、”蓝队”(遏制派)和“紫队”(接触加遏制派)的3种不同政策主张。随即，笔者对照当前美国主流思想库的对华政策立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详细阐述。第六章至第十章以微观、具体的5个案例的形式对思想库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式、路径展开了分析。其中，第六章以接触派思想库代表布鲁金斯学会与对华“接触”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七章对遏制派思想库代表传统基金会与盛行于美国政坛多年的“中国威胁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八章以兰德公司与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九章则考察了同一思想库内部不同对台政策主张兼容并蓄、各执一词的共生现象；第十章紧密联系当前，考察了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对其外交智囊团的组建与成员选择，从其智囊团成员的构成与对华政策主张上分析，对奥巴马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进行了预测性研判，提炼出3个关键词，即“持续、合作与摩擦”。在结论部分，笔者对思想库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进行了综合性评析，并解析出导致不同思想库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的相关因素，包括有美国政治文化传统、思想库成立时间、学术背景、与政府紧密程度、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冷战思维。最后，本文对我国思想库的建设提出若干政策性和技术性建议。
杨洋[10]2017年在《冷战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自双方建交以来,这种关系经受住了国际关系风云变换的考验,始终保持着密切与稳定。双方的安全合作是中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中巴关系的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地区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两国的安全合作在发挥自身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外因素变化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依然保持高度合作的关系,并不断地深化、拓展安全合作的内涵。不论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传统安全,还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引起人们重视的非传统安全,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国家安全。这对两国安全合作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阻碍了双方其他合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一时期中巴两国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梳理、分析了冷战后中国与巴基斯坦安全合作的深层次原因、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中巴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众多因素制约,它们使得中巴安全合作难以达到双方的期望。笔者建议中巴安全合作要积极拓展合作领域,进一步突破传统安全的范畴。特别要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深化方向,以此为基础探索出一套符合新国家安全观的对外安全合作模式。从而形成一个覆盖南亚、中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保证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并推动亚洲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对外安全合作,基本出发点就是认清国际关系定位、改善地缘政治环境,通过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来恢复自身在亚洲地区的传统影响力。中巴安全合作要为建立涵盖地区内有着共同安全和发展等利益诉求的国家的开放式多边机制合作平台提供借鉴和基础,从而以新的理念和方式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这也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必须进行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研究[D]. 宋山丹.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美国国会议员中国观研究（1989-2006）[D]. 赵国军. 复旦大学. 2007
[3]. 国际体系转型视阈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研究[D]. 支继超. 吉林大学. 2016
[4].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台湾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高顺祥.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5]. 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东方蘑菇云（1949-1972年）[D]. 卢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6]. 海峡两岸关系视角下的《中华杂志》研究[D]. 彭韬.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7]. 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宗教因素探析[D]. 李喆. 山东师范大学. 2018
[8].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提案及其表决研究[D]. 李莉. 复旦大学. 2009
[9]. 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D]. 宋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10]. 冷战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研究[D]. 杨洋. 兰州大学. 2017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美国宗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台湾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美国史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美国国会论文; 军事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中美集团论文; 台湾问题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